大佛山顶白云悠悠，座落在山脚下的大连市烈士陵园安葬着一位为实践救国救民理想而奔波、斗争了几十年的令人崇敬的人物——于会川烈士。

　　于会川原名于百恩，辽宁省黑山县人。1899年生，1921年毕业于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任奉天省立第三小学教务主任期间，曾支持省城学生举行游行抗议，反对日本无理扩大鞍山矿山。事后，由于日本方面的胁迫，于会川被省教育厅撤职。由此，他感到要想抗日，赤手空拳是不行的。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于1922年3月考入东北陆军第八混成旅当兵，历任司务长、排长、连长。1927年2月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步兵科。在校一年半的学习时间里，于会川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军事技术，立志为东北民众干一番事业。1928年10月毕业后，被派往东北军第六教导队任少校中队长。翌年1月调任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十一期战术教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入关内，拱手让出富饶的家乡。于会川满腔悲愤，随军入关，他鄙视那些苟且偷生的官僚们，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乡亲们焦虑不安。到北平后，他很快与东北民众救国会取得联系，并接受了救国会返回东北组织义勇军的委托。受命后，他将弱妻幼子留在北平，以赴汤蹈火之决心秘密奔赴已经沦陷了的家乡。在北镇、义县等地组织并领导抗日义勇军的斗争。

　　他先任辽西抗日义勇军独立第一支队司令，1932年4月该部改为第一军区第三路军，仍任司令；1932年12月改任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路军司令，与东北各地兴起的义勇军活动互相呼应。曾在北镇县闾山及盘山、义县各地活动，对日伪作战，打了不少胜仗。这些胜仗被当地人民传诵为“十大战功”，激发了人民的抗敌意志，使目无中国人民的日军受到很大打击。

　　义勇军第十二路军是北镇县境内最大的、也是群众纪律较好的一支抗日力量。他们的军旗上写着“不扰民，真爱民，时时教国”十个大字。该军在辽西作战近一年时间，后因日寇进攻热河，于部奉第一军团命令转移到热河，配合友军在河北石匣镇歼灭伪满军一个旅，击毙伪司令朱家泳。后因部署在正面的国民党正规军各保实力，不战自退，致使十二路军腹背受敌，在喜峰口被日寇铃木旅团包围而溃散。

　　于会川不仅是一位驰骋疆场杀敌制胜的指挥官，而且是一位善于总结、长于思索的军事家。对于义勇军之战略思想，他曾著有专论，题为《义勇军之苦斗对于倭奴侵略东北之影响》。他当时尚没有接触马列主义、毛泽东战略思想，但在此文中他对于救国之道及战胜敌人的方略却提出了很有胆识的见解。他指出：1、只要民众动员起来，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不要有恐日心理。每县动员起来一万人，则仅辽宁一省即可动员起五十九万人。日寇欲防止这样的义勇军活动至少需一百一十八万人，即使日本武器精良至少也需五十九万人，日本哪里出得起这么多兵源和军费呢，若果真这样，将使日本民穷财尽自取灭亡。2 、相信义勇军激于义愤而为自己行动，故能任侠尚义，吃苦耐劳，团结战斗，不易摧毁。3、义勇军皆当地土著，熟悉地形、地物，善于用不规则的战术（即游击战术），出没无常，聚散不定，敌人在明处，义勇军在暗处，敌新式武器不能发挥作用。据此，他认为中国抗日的前途很光明，同时，很有信心地用事实论证了中国抗日必胜的道理。他还对义勇军的爱国行动作了充分肯定。这都是当时许多人不敢想，更不敢说的。他的文章，一扫恐日论之谬说，确有振聋发聩之功。

　　和整个义勇军一样，于部义勇军虽然给日寇以相当打击，盛极一时，但终因缺乏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指导及战略上的失误而失败。

　　义勇军运动消沉了，但是于会川抗日救国的宿愿并未稍减，只是失败的教训使他不得不另外寻找救亡图存的的道路。当时国内不少政治派别都标榜救国，以“抗日”为口号，吸引迷惑爱国青年加入其组织，借以扩充力量，于会川也曾试图从中寻找真理。1931年1月于在东北军中奉令集体加入国民党（仅举行过仪式，后无党的关系），1932年1月加入青年党，但又于同年2月脱离青年党，加入国社党。结果都使他深感失望，遂于1933年6月与国社党断绝关系，开始了新的探求。从1933年起，他认识了进步青年苏西林和杨雨民，在思想上得到指引。他们向于会川介绍进步书刊，从此于会川经常出入北平图书馆，有时还去朝阳大学旁听，攻读法律。在将近二年的时间内，于只在东北军中挂个名（任闲差——北平军分会差遣队少校队员），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阅读进步书刊上。读书使于会川懂得许多革命道理，从义勇军失败的惨痛教训中，他感到要抗日非跟共产党走不可，只有走共产党的道路才能实现抗日救国的愿望。因此他诚恳地向共产党靠拢。在北平期间，他把更多时间用于学习和从事救亡活动。在此期间，他担任过北平难民子弟学校（后并入东北中学）的军事教官，传授军事技术，培养家乡子弟。

　　1935年夏，大部分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入陕甘，参加剿共战争，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自兼）职务。于会川也随之于1936年调到西安，在剿总任上校咨议，仍是闲职，还兼任过长安县保甲训练所军事教官。此时正是华北事变前后，日本对华侵略步步紧逼，国内各阶层人民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东北军不去抗日反到西北来剿共，又在涝山、榆林桥、直罗镇连遭三次重创，因此广大官兵厌倦内战，军心涣散，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于和大家一样，不愿意参加剿共内战，思想十分苦闷，便常与散在军中各处的老同学、老朋友一起议论时势，同时将他在北平得到的新思想、新知识广泛传播，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他知道军中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官兵很多，日益感到自己以往所学的一点革命知识太少了，不足以应付实际斗争的需要，特别是感到需要有党的领导。因此，他于1936年8、9月间专程赴北平，寻找党组织。通过苏西林、杨雨民，终于同中共北平西区区委联系上了。于要求党组织派人去西安指导马列主义学习和领导抗日工作。西区区委决定派杨西光赴西安工作。杨西光接到区委史洛文通知后，去北海公园与于会川会面后，即一同赴西安。

　　到西安后，于会川将杨西光安排到东北军张炳南团长的家中掩护起来，并在杨的指导下开始革命活动。他首先组织起读书会。参加者有张炳南等七、八位军官，杨西光亲自给他们开了进步书籍的目录，指导学习马列主义。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在东北军内部的联络工作，扩大抗日宣传，结识了不少东北军的军官，并和东北军内地下党的同志们一起，以炽热的救国热情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为推动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6年12日12月“西安事变”爆发，于会川被调到西安军警督察处任西安火车站检查所主任。事变期间，蒋系警察局和宪兵二团被缴械。军警督察处，是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属下总管各方面的专政机关。车站检查所则是承担管制交通枢纽任务，并负责解除过往车站的蒋军武装的工作，因此责任重大。

　　1937年2月，总部人员撤到邠州，于会川随之到邠州。这时，经刘玉新介绍，于会川与梁成功一起人党。不久，东北军东开。针对蒋介石分化瓦解消灭东北军的阴谋，党组织提出“保住番号、团结东北军、坚持抗日”的口号。按照党组织要求，于会川继续留在东北军中，随总部调到淮阴。他的工作由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后来，还在东北军五十一军中开展过工作。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于会川在济南、徐州参加“东北救亡总会”工作，曾任山东爱国英雄范筑先的高级参谋并兼该部政治干部学校副训育长，积极影响和推动范部的抗日斗争。后党组织派他到已经成为敌后的鲁西地区开展工作。他来到之前，我党在鲁西地区已经有了相当的工作基础，而且已经有了地方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1938年的泰西地区，城市被日伪占据着，在乡村与我抗敌自卫团同时存在的还有国民党山东省第一特派区专员公署专员郁仁治的武装力量。我自卫团同郁是统战关系。于会川到鲁西后即经老同学宁春霖介绍，通过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曾任东北军海军司令）打入郁仁治的特派区当了军事科长。当时，郁仁治还不大了解我自卫团的底细，以为仅仅是地方群众武装，希望将该组织变成他的一个旅。当时中共泰西特委书记段君毅打算利用郁的野心，使他同意建立我们的地方政权，派张维之代表自卫团与郁谈判。郁要抓部队，我则要求推荐肥城等五县的县长。郁自以为既改编了部队，又扩大了政权地盘，一举两得，便同意了。我方推荐的五个县长中有国民党山东省府宣传队的邹鲁风、周持衡，有在第一特派区任军事科长的于会川。从表面看这些人都是国民党政府的人，而于会川又是郁直接管辖的军事科长，实质这些人都是秘密共产党员。于是，于会川以民主人士身份当了肥城第一任抗日县长。

　　到任后，于会川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县政府，并以各区原有武装力量为基础建立了县保安大队，自己兼任队长。县政权负担双方面的供给任务，一方是自卫团，一方是郁仁治。开始，县政府还给郁仁治送一点钱粮，但很快郁仁治发觉，肥城县的钱粮总是首先满足共产党领导下的自卫团的需要，而且郁想改编自卫团的打算总是实现不了，觉得上当了。到了1938年9月郁仁治就将于会川的县长之职撤了。我方即以县工、农、青、妇联合会以及各区区长名义给郁仁治打报告，要求留于会川继续当县长。郁不同意，我们就民选县长，总之县长是当定了，并将我方手中的武装力量改用十七支队的番号（原是1938年范筑先给的番号），于会川为司令，张维之为副司令，受泰西特委领导。肥城县的武装脱离了郁仁治的控制。

　　1938年1月1日，泰西党组织在泰安夏张镇组织抗日武装起义。11月肥城县武装（即十七支队）改编为山东纵队六支队（归八路军一一五师指挥）三团，于会川任团长，率部转战敌后，同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游击战争。1939年2月部队整编后，于会川调任六支队参谋长。1940年1月调任我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即泰西专署的前称），后任鲁西支队司令员。1940年底调延安学习。

　　于会川在鲁西工作二年多，对自己要求严格，生活朴素，善于团结同志，平易近人，毫不特殊。肥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每时每刻都有与敌遭遇的可能。因此他警惕性高，除短枪之外，还自带一支三八马枪，随时准备参加战斗。打起仗来，总是奋勇当先，那里最危急，他就出现在那里。

　　于会川于1941年到延安军政学院学习。后学院撤销，于1942年2月又转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参加整风，直到1944年12月调晋西调查局工作。

　　于会川到晋西北后，即在邹大鹏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组织调于会川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并通知他随时接受重要任务。同年11月，经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邹大鹏向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推荐，于会川奉调大连，任中共大连市委社会部部长。自开港以来，旅大一直处在十分特殊紧要的地位。于会川对外兼任大连市法院院长和公安总局副局长，集情报、治安、肃反三项任务于一身。1945年日寇投降后，苏军驻守大连。我建立了民主政权，但中共大连市委还未公开，大连所在的辽东半岛除旅大外都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社会秩序混乱，敌人时时破坏，暗杀、放火等案件频频发生，形势十分险峻，肃反任务十分艰巨。担任肃反重任的于会川这时已患重病，但他没有按医嘱卧床休息，而是挺身战斗。他把党的任务放在第一位，将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灵活地运用到新形势下的斗争中，率领公安战士与各种暗藏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在广大群众配合下相继破获了许多重大案件。1946年1月初，以大汉奸隋云封为首的一伙国民党特务分子和日伪残匪帮，纠集地痞、流氓，秘密策划组织三千人的大暴动，阴谋颠覆民主政府、杀害革命干部……，企图使全市陷入混乱。会川闻报后，亲自指挥，经周密侦察，探清敌巢，将匪徒一网打尽，使大连市人民避免了一场浩劫。

　　1946年2月，于会川肝癌恶化，接连吐血，两次卧床不起。但他没有离开岗位，起不来就在床上指挥、听汇报，把革命工作，党的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活着就要战斗下去！”这是他经常督促自己、勉励别人的话。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谛，他从东北军走到共产党的队伍中，历尽艰辛，奋斗不息，亲自实践了这句话，为了人民的利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5月2日，于会川因肝癌去世。大连市人民同声哀悼，大市政府批准于会川为革命烈士。他的生平事迹将为后人世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