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晓塘与夫人张露(摄于１９６５年９月)

１９６０年５月１日，万晓塘(左一)陪同毛泽东主席在海河广场主席台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

１９６０年５月１日，万晓塘(左一)陪同毛泽东主席在海河广场主席台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

１９６１年５月１日，万晓塘(右二)陪同毛泽东主席参观河北省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革命展览会。

　　父亲逝世已经整整４０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父亲的思念愈加深切，父亲的许多往事如在眼前。 ——万新平
　　父亲出生于山东鲁西平原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１０岁时才念上私塾，后就读于齐河县立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父亲一心继续求学，在亲友们的资助下，离开家乡，考入惠民乡村师范学校。１９３６年，父亲在学校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七七事变后不久，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１０月，父亲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到山东阳信、长清县一带建立党组织，发展抗日武装，袭击日伪军，创建了鲁西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父亲先后担任长清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长清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不久又担任八路军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１９３９年初，陈光、罗荣桓率１１５师主力进入鲁西，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父亲被调到泰西特委任组织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同年秋，父亲被选调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学习保卫工作。１９４０年春天，他回到鲁西区党委，就一直担任公安保卫部门的领导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巩固和发展冀鲁豫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父亲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是一个坚定忠诚的公安战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保护领导和同志们。１９４２年，他担任冀鲁豫行署公安局局长。有一次，日寇进行大“扫荡”，突然包围了行署公安机关所在的村庄。当时行署主任段君毅也住在这个村子里，刚一发现敌情，父亲就跑到段君毅的住处，让他赶紧骑上自己的马突围。这时日寇已经冲到村边，父亲便和侦察科的一位同志步行突围。父亲有心脏病，跑不快，那个干部便架着父亲跑。没走多远，碰见机关一个伙夫也走不动，父亲立即让那个干部架起伙夫跑，自己吃力地在后面跟着，直到脱险。那时日寇“扫荡”频繁，机关经常转移，父亲虽然身体不好，却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有病的同志骑。
　　天津解放前夕，中央调父亲参加接管天津的工作。从此，父亲从黄河边的解放区来到海河边的大城市，在天津工作了１７年，与天津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为建设天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父亲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即使在父亲担任市委主要领导职务以后，虽然工作很忙，仍经常热情接待来访的干部和群众，并一再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不要阻挡来访的同志。因此，有些同志遇事都愿意直接找父亲谈。父亲有时也主动邀请一些同志到家中谈心，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听母亲讲，１９６３年春节时，父亲把一位干部请到家里，亲切地和她促膝谈心，说到她爱人在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事，父亲诚恳地表示，当时工作忙，没有过问这件事，关心不够，接着谈了对重新安排她爱人的工作的想法。父亲还直爽地谈了当年自己在听到传达批判彭德怀时那种难以理解的复杂心情。父亲以诚相待，推心置腹的谈话，使这位干部深受感动。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环境，父亲都注意严以律己，不搞特殊化。１９４２年，在日寇不断“扫荡”的艰苦环境中，父亲虽然患有严重的胃病，但仍同战士们一起吃高粱面饼，由于胃疼，吃得很少。一次，有位同志给父亲买了一些白面烧饼，父亲没有要，并且把这位同志的领导找来批评。解放以后，无论是担任公安局局长，还是担任市委书记，父亲都严禁别人给他送礼。他特别嘱咐秘书，所有送来的东西一概不许收。三年困难时期，机关、部队送来一些自己生产的食品，都被坚决退回。有时工厂送来一些让领导同志试用的新产品，也都及时退回。父亲不收礼，也从不请客送礼，即使多年不见的老战友来了，也不过是在家里亲亲热热地吃一顿便饭。
　　父亲对亲属子女也是严格要求的。我叔叔有个独生女，１９６２年因生活困难从农村老家来天津，要父亲在天津给找个工作。父亲没有答应，耐心劝导她安心在农村劳动。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要求更加严格。他常教育我们：不要因为是领导干部子女就高人一等，摆架子，耍威风；要有礼貌，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他还常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你们要珍惜今天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努力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将来才能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你们长大以后，都要凭自己的本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１９６１年，大姐由于有头疼病，高中未毕业就中途辍学，有的同志想把大姐安排在机关工作，父亲不同意，而是让她到工厂当了工人。１９６６年初，大姐所在的工厂抽调一批人支援内地建设。她找父亲商量，父亲说：市委书记的女儿更应该带头到艰苦的地方去。结果大姐报名去了兰州，此后就一直留在兰州工作。
　　这几年，我曾经拜访过许多父亲的老同事、老战友，听他们回忆父亲的工作往事，我也参与整理父亲的部分文稿，从中直接感受了父亲崇高的品格。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和作风，这种工作品格的形成，一方面源于父亲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勤于思考，注意吸取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源于父亲为人正派、刚直不阿的性格。
　　父亲在解放区长期担任公安保卫领导工作。由于当时敌我斗争十分复杂，加之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时有肃反扩大化的错案发生。１９３９年，父亲的入党介绍人马霄鹏在担任苏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时，被诬为托派分子，在“肃托”运动中不幸被处死。血的教训，使父亲深知公安工作责任重大，政策上略一疏忽，就是人头落地的大事。他反复强调：公安工作一定要注重证据，严格掌握政策，千万不能轻易杀人。因此，父亲在公安工作中从不赶宁“左”勿右的风头。１９４１年，冀鲁豫边区也发生“肃托”扩大化的错误，抓捕了一大批人准备处决。当时父亲刚刚就任鲁西区行署公安局局长，在负责甄别工作时，他坚持对抓捕的人重新进行调查，结果证明绝大多数人都是革命同志。１９５１年镇反运动中，父亲担任天津市清理积案委员会主任，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对每个案件的处理都坚持五级审核制，对涉及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大案要案都要亲自审阅处理，工作细致，量刑准确，确保了镇反任务的顺利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对天津的镇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公安部曾将天津的经验批转全国参照执行。
　　１９５８年４月，父亲担任了市委第一书记，工作更加繁重。父亲从不满足于听汇报来指导工作。为了掌握下情，他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厂下乡，进行调查研究。父亲常讲，当领导一要头脑清醒，二是腿脚勤快。他把毛主席讲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作为座右铭，身体力行。调查研究不仅是他深入了解实际，掌握下情的工作方法，而且是他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渠道。当时天津辖有１４个县，一千多万人。为了尽快熟悉各县的情况，父亲经常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那时下乡条件比较艰苦，公路多为石子路、土路，父亲下乡都轻车简从，带上一两个工作人员，坐上吉普车，一跑就是十几天。父亲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胃病和神经衰弱症，但他不管多累，每到一地，都要先找县、社的干部座谈，详细了解当地的情况。１９６０年３月，父亲曾带着工作人员骑自行车，深入到吴桥县等地的重灾区检查工作，看到了农村受灾的真实情况，调查了瞎指挥、浮夸风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破坏，然后立刻召集县委书记会议，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及时解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困难。有时，父亲在节假日下乡时，也带我们孩子们一起去。到了田间地头，他总是找老农交谈或到田地里仔细察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