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夏天，重庆酷暑难耐。那个烈日当顶的中午，国民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突然把周振强叫到办公室。周振强曾经当过孙中山的卫士，以后孙中山保送他进了黄埔一期。毕业后，先后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副官。
周振强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副教育长。该团由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教育长是桂永清。桂永清调任驻德国使馆主任武官后，周振强出任代理教育长。
张治中问的是发生在战干团的一桩惨案。
1938年秋，武汉被日寇侵占前，该团由武昌撤至湖南沅陵。1939年春，该团又由沅陵迁到綦江。迁移途中，有些进步的职员和学生组织了一个忠诚剧团，沿途宣传抗日。不料驻该团的特务密报给桂永清，说此剧在宣传共产主义，该剧团中有共产党组织。桂永清得报后大怒，要求严惩，上报给当时的政治部部长陈诚，得到批准，于是，桂永清以国民党组织部颁发的《惩治异党条例》为依据，秘密屠杀了战干团二百多名爱国青年学生。
张治中逼问周振强事件的真假，周振强不敢隐瞒，张治中急忙命令周振强速回綦江彻查此案，并将有关人员先行扣押具报。
根据战犯管理所的规定，每个在押人员都必须写交罪材料。在周振强的交罪材料里，他揭发了这件国民党特务屠杀爱国青年的罪行。
获赦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以后，周振强再度写下了那件发生在綦江的惨案，内容增加了他奉张治中之命彻查的详细结果：“我在彻查中发现有一个十六岁的姓李的学生写了一篇《力行哲学》的稿子，约有二三万字，只因其中一句‘这样乱杀人’的话，就被认为是共产党而遭到活埋。”周振强继续写到，“又如我在彻查中调了一个因受酷刑而成残废的胡姓学生来问，他说当时大队长硬说他是共产党，并说他是负责通信的，因为他不承认，就用电刑逼他，他因受刑不过，屈打成招，只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而且是负责通信的。大队长问他用什么方法通信，他说用无线电，又问他无线电机藏在哪里，他胡乱说是埋在后面山上，后来逼他交出无线电机时，迫于无奈，于夜间将自己的挂表拆散，当作无线电机零件缴了去，才捡了一条命回来……”
周振强的处女作约有二三万字，标题叫做《四川綦江战干团惨案回忆》，副标题叫做“记抗战期间一件蒋帮特务屠杀爱国青年的罪行”，发表在《文史资料特辑》第五辑。
周振强的文章，很快被邱行湘看到了。他第一个感觉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二个感觉是不相信自己的大脑，百思不解当中，他觉得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步伐有所迟滞。
迟滞的原因是邱行湘遇到了渴望中的爱情。那日，他与南京梅院街道办事处机绣组的一位女工见面了，女工叫张玉珍，三十挂零，虽然有过两个孩子，依旧眉清目秀，楚楚动人。牵线的是原国民党74军军长、现在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邱维达。“邱行湘，你给她打多少分？”张玉珍上厕所的时候，邱维达赶紧问邱行湘，“十分、十分!”邱行湘喜出望外，“正好她也姓张，不，她简直就是十年后的张小倩本人!”
继1959年全国各地战犯管理所首批释放33人之后，1960年，又有50名在押战犯第二批获赦。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了溥仪之弟溥杰，功德林则释放了原国民党将领范汉杰、李仙洲、庞镜塘、宋瑞珂以及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和董益三。如同首批获赦人员在生活地点的自由选择一样，范汉杰、李仙洲、庞镜塘、宋瑞珂返回原籍，沈醉、董益三选留北京。
国民党战犯中，年龄最大的是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当李仙洲回到山东老家，站在济南街头感叹泉城新貌美不胜收时，忽听得身后一片大叫，“李仙洲，大战犯，打倒军阀李仙洲!”回首看时，李仙洲才发现吼叫声来自一群孩子，小学生抑或中学生。李仙洲之妻见状，不觉勃然大怒，冲着孩子对骂。李仙洲慌忙走到妻子和孩子中间，面朝妻子说，“你在胡闹什么？孩子们没有错嘛。第一，我过去确实是国民党军阀；第二，我现在虽然获赦，成为公民，但是孩子们提醒我不要翘尾巴。”事后，李仙洲颇有感触地对山东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的同事说，“新旧社会的最大差别，莫过于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变化了……”
庞镜塘也回到济南，这位当年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在离京前夕，特意前去拜访首批获赦的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庞镜塘还给王耀武带来了他在功德林改造时期写的一副对联：先解放后解放，先后都得到解放；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得出去。不料王耀武接过早已发黄的对联，顺手撕得粉碎，“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要知道，那是俺心烦意乱的时候写的……”
王耀武的心烦意乱，来自他济南战役被俘后，在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的广播演讲。演讲中，王耀武劝蒋介石早日无条件投降，使中国恢复和平，让民族保存元气。后来在功德林中，他从文强口中得知，广播演讲发表后，自己被蒋介石骂作软骨头和伪君子。旧事重提，王耀武在庞镜塘面前好一阵长吁短叹，神色凝重地感叹道，“你可以不认识俺，但是不可以不认识这个世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这是国父孙中山的至理名言呵!”
国父孙中山的至理名言，沈醉八岁就知道了。教他的不是私塾先生，而是他的母亲罗裙。罗裙是湖南的才女，曾与柳亚子先生共同筹建南社。沈醉也有些艺术天赋，何况又就读于长沙文学中学，毕业未久，却被表哥引荐去上海参加了国民党特务机构。自此，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务处组长、军统特务训练班教官、湖南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拾级而上，28岁便当了国民党少将。1949年11月，35岁的沈醉甚至被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中将当了一个月，1949年12月沈醉随卢汉参加云南起义，发表了《告云南军统特务放下武器号召书》。然而，不知为何，起义后的沈醉却被逮捕，作为战犯，押送到重庆战犯管理所。
1956年他和徐远举、周养浩等战犯押至北京功德林后，宽松的改造环境，让他的心境也宽松起来。心宽体胖，三十多岁的沈醉健壮得像一条牛，在动物属性的自然支配下，他每天都要产生晨勃，以致那日深夜发展到了梦遗。趁天色未亮，他赶紧起床，跑进厕所冲洗内裤。由于行动诡密，神色慌张，反被昔时的国民党军统同僚董益三发现了。董益三向战犯自己的权力机构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宋希濂报告后，宋希濂决定召开一次针对沈醉的批斗大会。大会发言踊跃，有批判沈醉“不集中精力接受改造”的，有批判沈醉“下流无耻荒淫无度”的，最具思想高度的批判是“你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居然还想恢复国民党已经失去的天堂。”沈醉欲哭无泪，声嘶力竭地解释说，“那天我梦见的确实是我妻子，如若不然，天打五雷轰!”
沈醉的妻子叫粟燕萍，小名雪雪，湖南长沙人。当年沈醉在临澧军统特训班任行动术教官时，她是这个特训班的学生，年方二八，艳若桃花。某日沈醉驾车去长沙游玩，出发之际，粟燕萍跑步上前，立正敬礼，“报告教官，我父病危。”沈醉接过她手中的电报，签字准假。“请问教官开车去哪里？”“长沙”，“我家在长沙，随教官走行吗？”“那就上车吧。”车到长沙，直抵粟寓。粟请沈进屋坐歇，沈醉应允。粟燕萍进屋只顾与粟母抱哭，沈醉只有独自前往病榻。粟父拉住沈醉的手说，“我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沈醉大惊，明知粟父误会，又不便解释，于是点头道，“你老人家尽可放心。”沈醉将床头姻缘回禀其母，沈母罗氏说，“一个人临终的托付，是不能拒绝的。”沈醉以为然，待粟燕萍结业，遂与她结婚。
沈醉有写日记的习惯，而在功德林的全部日记中，每隔三日必有一个“雪”字。进入功德林不久，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当局宣布犯人可以自由通信的当天，沈醉给旧友唐生明写信打听粟燕萍的下落。唐生明回信说，“香港见过一面，未留地址，再无联系。”回信虽然令沈醉失望，但同时给他带来希望，那就是妻子处境安全，别来无恙，与他相见之日，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现在，时间到了，沈醉获赦的第二天，他给唐生明拍去电报，然后乘车南下，直奔广州，准备迎候“雪雪”的归来，可是，罗湖桥上，他没有看见粟燕萍的身影，甚至没有收到唐生明的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