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牺牲最大、波及人口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中国人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场战争也给中国历史带来巨大转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大历史视角观察，日本1931年之后对中国的侵略，是继1894年甲午战争后第二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如此坎坷曲折的外部因素。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不义之战，其最后结果，不仅让日本吐出通过《马关条约》所获取的利益，让日本成为被遏制、被改造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这场战争，迅速完成现代国家再造，开启中国历史新篇章。

　　近代之前，中国是“东亚秩序”的盟主，也是工业革命发生前世界经济最富庶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工业革命给中国既有发展轨道带来极大冲击，但中国没有放下身段介入全球化竞争，没有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从一盘散沙、混沌状态向现代国家建构迈出了很大一步，构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国家，在世界观上，中国不仅要从“天朝上国”走出，而且必须要以平和心态融入世界，积极介入世界事务，积极履行一个大国应承担的责任。从这个视角观察，不论是1931年前，还是1937年前，中国做得显然很不够。直至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个大国携手合作，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僵持格局被打破，中国内部也因此发生巨大改变；过去100多年与世界的别扭迅速消解，中国迅速重回世界中心，成为战后秩序的安排者、协调者、受益者。这是巨大的历史变化，也是抗战留给中国的伟大精神财富。

　　在抗战爆发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多种选择，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在器物层面，中国人向西方已经学得不少了，但是在制度、文化层面，尤其在政治方面，中国人在战前几十年一直处于激烈争论中，特别是蒋介石领导完成北伐，重建统一，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又陷入空前困惑、争议中。主流看法以为中国无法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建构一个相互制衡的政治架构，中国面临复杂的建设任务，因而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回望战前中国思想界，为了塑造强有力的领导人，不惜崇拜法西斯，以为法西斯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思想武器。假如不是战争爆发，中国极可能沿着威权政治道路继续狂奔，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很可能成为中国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

　　抗战爆发，打乱了国民党、蒋介石的“顶层设计”，威权、极权、法西斯主义政治诉求渐渐被历史抛弃，“抗战建国”不期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诉求。

　　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各党派积极参与下，中国在抗战如此艰难的间隙，达成民主宪政的目标诉求，通过国民参政会创设“宪政期成会”，最大限度容纳各党派、无党派，凝聚共识，修改宪法，促成宪政。那时的中国，不论重庆，还是延安，在政治改革、宪政建设上，国共两党处于竞赛状态，两党宪政路径有不少差异，但两党在那个时代确确实实在进行宪政尝试，中国从来没有像抗战时期那样充分认同全人类的共有价值，愿意为抗战建国、民主宪政存小异求大同。

　　抗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通过抗战，中国一举扭转过往100多年边缘化趋势，重回世界中心。中国从来没有像1945年那样，与世界如此紧密、契合，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