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博物馆收藏着一本1920年8月出版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这是一本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革命文物。今年（注：1986年）2月，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昌安曾对东营市政协文史委员余世诚副教授关于加强对该文物的保护和研究的建议作出批示：“建议很好，望组织落实。”5月，在东营市政协的组织下，由华东石油学院余世诚、中共中央编译局胡永钦、东营市政协文史办贾林志和广饶县博物馆颜华组成联合考察组，对该书进行了认真考察。

　　一、版本情况

　　许久以来，人们多认为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4月或春出版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曾多次讲到他在1920年春第二次旅居北京期间，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本人也曾回忆说，该书是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但是，至今没有发现这样的版本。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的中文译本是浅蓝色封面的1920年9月的“再版”本，中共中央编译局保存的也是9月本。北京图书馆保存一本1920年8月版本，且为残本，没有封面。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则是1924年6月的“第三版”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共产党宣言》早期版本的发现情况，大致就是如此。后来上海发现了1920年8月“出版”的全本，在上海档案馆保存。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刊载了该版本的照片和介绍文章。上海本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宣言》的中文全译本最初出版的时间不是1920年4月或春，而是同年的8月。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光明日报》对此曾作过报道。但是，由于上海本是一个孤本、孤证，仍有人认为《宣言》中文译本最初出版时间是1920年5月或4月。

　　广饶藏本提出了新的情况并作出了新的说明。广饶藏本，是平装本，长十八厘米，宽十二厘米，比现在的三十二开略小一点。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上端从右至左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著者署名为“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全书用五号铅字竖排，共五十六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经调查和研究，我们认为：第一，广饶藏本纠正了过去在上海藏本报道中的不确之处。广饶藏本的封面标题是“共党产宣言”，而不是“共产党宣言”。《党史资料丛刊》所刊载的上海八月藏本的照片和介绍文章，都标明上海本的封面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广饶本和上海本报道的这一不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曾推测它们不是一个版本。但是，当我们亲赴上海档案馆查阅原件时，发现上海的八月版本封面标题也是“共党产宣言”。经过对照，广饶本和上海本完全是一个版本。第二，广饶本打破了“孤本”和“孤证”。过去，认为《宣言》全译本在我国出版是1920年8月份，只有上海档案馆一本实物作证，被称为“孤本”、“孤证”。现在我们有了广饶藏本，更可喜的是我们在上海图书馆还查到了同样的一本。这样，再加上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残本，至少是有了四本8月的版本。现在可以证明《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三，进一步弄清楚了出版情况。我们从广饶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的收藏本封面标题都是“共党产宣言”这一情况说明，八月版本封面标题之误并不是发生在个别印本之上。这个封面标题错误，显然是因排印和校对疏忽所造成的，并非什么译法不同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因为，翻开封面，正文第一页竖排的标题则清楚地印着“共产党宣言”。我们分析，正是因为发生和发现了这一版封面标题的明显错误，又加之很快赠售一空，故在九月纠正封面标题错误，进行了“再版”。我们把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九月“再版”本与广饶的八月“出版”本作了仔细对照，发现九月再版本除了纠正八月出版本的标题错误和封面印色改为蓝色外，其他一切都相同。从现有已发现的各版本分析，1920年8月版本，就是最早的版本。从八月版本封底印着“出版”，九月版本印着“再版”，中央档案馆收藏的1924年6月版本印着“第三版”来看，也足可说明。如果8月版本之前还有一个版本的话，则8月本就应为“再版”，9月本为“三版”，1924年6月本成了“四版”。

　　二、传播情况

　　据我们调查，广饶收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先是在济南共产主义者手中，其后又传到广饶，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情况。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山东问题。因此，“五四”时期山东的爱国反帝斗争特别高涨、非常广泛。高涨和广泛的政治斗争促进着马克思著作《共产党宣言》在山东的传播，《每周评论》在几个学校寄售。同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文献也是《共产党宣言》。会员马馥堂回忆说：“当时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我把《共产党宣言》、《向导》带回家去，我父亲看了，极为称赞，说马克思是圣人。”广饶收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最初就是在济南共产主义者中流传、学习的许多本中的一本。

　　在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首页右下角盖有一方“葆臣”朱红印痕，这说明此书曾为“葆臣”所使用、所保存。而这位“葆臣”是谁呢？我们经初步调查，他是济南的早期团员和党员张葆臣。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3年12月15日《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表明，张葆臣是江苏无锡人，1922年1月1日入团，后到济南工作，从事青年运动。中央档案馆还有材料说明他是济南团的负责人之一，主管“教育兼发行”工作。据1922年曾任济南党的代理书记的马克先回忆，张葆臣是当时在济南的七名党员之一。据王辩、刘子久等济南地区的早期党员回忆，张葆臣当时在“道生”银行做职员，在党内管党、团刊物的发行工作。“道生”银行是沙俄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开办。张葆臣是该行济南分行的职员，常来往于上海、济南，又在党内负责党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因此，他能收存这个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这本盖有“葆臣”印痕的马恩原著，曾在济南共产主义者中流传，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它又怎样传到广饶县刘集村的呢？是通过另一名早期女党员刘雨辉。

　　刘雨辉是广饶县刘集村人，曾在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学习，后到苏州女子产业学校就读，1925年夏毕业后回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在济南期间，她结识了济南女师的王辩、侯玉兰、于佩贞、刘淑琴、王兰英等许多女共产党员，同年由于佩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们常和延伯真、刘子久、李耘生、张葆臣等男同志一起学习和活动。这样那本盖有“葆臣”印痕的《共产党宣言》就辗转到了刘雨辉的手中。1926年春节，她和同乡延伯真、刘俊才(即刘子久)一同回家省亲时，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党的宣传材料带回了广饶县刘集村。从此，这本革命文献，便在这个偏僻的农村经历了不平凡的五十个春秋。

　　广饶刘集党支部，是在1925年春建立的。刘子久在帮助组建刘集党支部时，曾从外地带回过《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党的宣传文件。

　　这本《共产党宣言》由支部书记刘良才保存。其后，1926年春节期间，刘雨辉又给刘集支部带来了那本盖有“葆臣”印痕的《共产党宣言》。这样，刘集支部六七个党员，就拥有了两本《共产党宣言》。这在当时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党支部来说，是罕见可贵的。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在晚上召集党员们，在他家的三间北屋里，于煤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文件。入冬农闲时节，党支部还举办农民夜校，由刘良才或其他党员宣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共产党宣言》又成了刘良才等同志备课的好材料。我们在考察现在广饶收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时注意到，由于这本书当年被经常翻阅，以至于在书的左下角留下了明显的黑污痕迹和破损。

　　农民出身的刘良才，只读过几年私塾，文化不高。但他勤学好问，眼界开阔，加之他对农村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有很深的体会，所以能很快地理解马列著作的基本原理，并能深入浅出地宣传给农民兄弟们。他从《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所阐明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道理中，认识到只有进行革命才能摆脱贫困，才有出头之日。他经常给穷哥们讲道：“现在世道不改个样子，穷人家就难以改变贫困的命运。穷人家是走得慢了穷撵上，走得快了撵上穷，不紧不慢朝前走，扑通掉进穷窟窿，永无出头之日。穷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奔共产主义。”他说：“共产党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将来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要实现共产主义。”他常拿出《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马克思像给大家说，这些道理都是他讲的。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被深深感动了。大家说，“大胡子”(指马克思)说到我们心上了，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没错。

　　于是，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由刘集、延集燃烧到全县。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1929年初刘良才担任县委书记，下辖八个支部，党员发展到七十人。党领导的贫民会会员达五百人，能影响五六千农民。此外，还成立了青年团、少先队、工会等组织。党领导群众进行了“觅汉增资”、“吃坡掐谷穗”、改造“红枪会”、“砸木行”等斗争，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

　　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得最早、最广泛的一部。它在大城市，在知识分子中，在领袖人物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方面已有许多资料作出了说明。但是像广饶藏本这样的传播情况，则是不多见的。它在当时山东这样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省，在广饶这样偏僻的县，在刘集这样只有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在贫苦农民当中传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这对我们认识“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

　　三、保存情况

　　作为革命文物来说，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它不是被束之高阁存于某图书馆或某个角落静静躺了几十年的一本书，而是同革命的风雨相联系，历经战火的磨难，饱浸着烈士的鲜血，经过几代革命者的保存，终于传给后世的珍贵文献。它有一番可歌可泣的经历。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逐步控制了山东，广饶形势越来越严重。1930年11月，县委领导几百名党、团员和群众，在韩桥庙会上“砸木行”，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和仇视。随后，他们加紧了对共产党员的大搜捕。在白色恐怖下，刘良才和刘集党支部不得不销毁党的机密文件和学习材料。但是他们却把印有红色马克思头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包裹好，密藏起来。过了几个月，形势更加恶化，敌人多次搜捕刘良才未遂。1931年2月，山东省委调刘良才离开广饶，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刘集支部委员刘考文保存。刘考文把它藏在粮食囤底下，有时又封进灶头，有时转移到屋顶脊瓦下面，一直没有暴露过。1932年8月，广饶邻县的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党组织也受到严重损失。刘考文估计到自己有可能被敌人逮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忠厚老实、不太引起敌人注意的老党员刘世厚保存。不久，刘考文等一批党员被捕，刘良才在潍县也遭杀害，广饶党的活动转入低潮。但是，刘世厚和刘集的许多觉悟农民，都坚信“大胡子”《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敌人灭亡和革命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刘世厚把这本宣言，作为对过去斗争岁月的念想，对未来革命胜利的憧憬、希望和寄托，精心收藏起来，因而未落入敌手。

　　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地、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围剿”。从三十年代起，他们颁布了许多法令把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非法”和“禁书”，《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禁书之首。他们对保存或阅读马列著作者，加上“危害中华民国”等罪名。或判刑监禁，或处死，这样的事例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山东广饶刘集村的一座破旧民舍里，却保存着一本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刘世厚用油纸把它严实包好，再装进竹筒里，有时埋在床铺下面，有时藏在屋山墙上的雀眼里，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眼睛。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一带，斗争更加激烈残酷。在那艰苦的年月里，日本鬼子和伪军三次“扫荡”刘集村，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了，但在刘世厚的保存下，这本《宣言》安然无恙。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41年1月18日，日、伪军一千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全村立时成为血河火海。在敌人的暴行下，我八十三位同志被杀害，五百多间房屋被烧，酿成了闻名的刘集惨案。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心里总惦记着这本书，又潜回村里，硬是在火海中，从屋山墙的雀眼里抢救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使之又度过了一次浩劫。

　　在解放战争时期，广饶刘集一带虽然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仍然很不安定，时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侵扰。刘世厚还不得不到处藏匿这本书。全国解放后，天下太平了，刘世厚才放心地把它从藏匿的地方拿了出来。

　　正像《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我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用革命暴力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试看这本《共产党宣言》，虽然经过几十年战争风云和数十载的峥嵘岁月，纸张焦脆了，装订开裂了，边角也破损了，但那水红色的马克思头像还那样清晰、坚毅，他在这本书中宣告的真理，在我们中国已经和正在成为现实。近七十岁的老人刘世厚，端详着这本书，不由想起当年学习这位“大胡子”书的情景，想起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同村战友刘良才、刘奎文、刘良、刘岱东、刘居信等烈士，想起日本鬼子制造的刘集惨案和国民党的残暴罪行，想起新中国的成立和胜利来之不易……老人心情激动，感慨万千。他穿针引线，仔细地把这本快散架的书装订好。还在首页的左上角盖上了一枚“刘世厚印”，与最早收藏此书的“葆臣”印痕相映。然后，用一块老蓝包袱包起来，放进小漆匣里，再放进大箱子里。老人常常拿出这个小匣子，打开包细细端详一番。这成了老人的一种享受，小匣子也成了他的“宝匣”，家里别人都不能动。一直到他八十四岁高龄时，才把这本宝贵文物献给了国家。

　　四、捐献情况

　　1975年秋天，广饶县文管会颜华同志到刘集村，召集老同志座谈革命历史和征集革命文物。参加会议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她)们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刘集党支部的创建情况和党员群众的学习、斗争生活。兴奋时，这些老人甚至手舞足蹈，唱起了当年的革命歌曲。有的献出了当年用过的梭镖，有的送来了当年开会学习用过的煤油灯，刘世厚则提到他还保存着当年大伙儿学过的那本“大胡子”的书。刘老所谈此情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和文管会的注意。大家都希望刘老拿出来献给国家。可是，刘老此时倒有些犹豫了。他一是舍不得，二是不放心。这本书在刘集村经历了半个世纪，自己保存了四十多年，度过了多少艰难险阻，确实是舍不得。再说，献出去后能保管得好吗？能像自己那样精心吗？确实有点不放心。但是，经过大家的劝说和动员，他还是献给了国家。大家在几十年后又看到了这本《共产党宣言》，心情都很激动。刘集发现了这本“大胡子”马克思写的“宝书”的消息不翼而飞，很快传遍了全乡、全县。县文管会也为能征集到这份珍贵文物而高兴。

　　不久，这本《共产党宣言》原本奉命调省城参加展览。或许是出于好心，主办展览的同志拆去了刘老精心装订的黑线，并把它陈列在展览室内阳光最充足、光线最明亮的地方。殊不知，这样做却大大损害了文物本身。由于常常受到阳光的直射，六个月的展期完后，该书的面目大变了。本来还很清晰的封面字迹和马克思头像，由于褪色而模糊不清了；纸张更加焦脆了，一动就掉渣，拆去了原装订线，全书几乎散了架。

　　1985年，东营市政协在编纂文史资料时，注意到了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价值。一些文史委员查阅了此书，并在文史委员会上进行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有深刻的传统教育的意义，还对我们的文物征集、文物保护工作有许多启示。它是我们东营市的一“宝”，又是我们全国的一份珍贵文物，一定要加强研究和妥善保管。

　　1986年省长李昌安批示后，东营市委和市政府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落实这一批示。5月8日，市委宣传部和市府文化局在广饶召开授奖大会，向刘世厚的家属颁发了奖金。目前，县博物馆正采取技术措施，加强对该书的保护和管理。

　　我们在考察中深深地感触到，东营市政协对此事抓得很紧，确实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东营市是新建市，市政协一成立就非常重视文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他们对广饶藏有《共产党宣言》一事反应很机敏，立即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抢救资料，搞清楚来龙去脉。他们还及时向党政部门通报情况，征得党政领导的重视，解决具体问题。在我们这次联合考查的过程中，市政协副主席王军同志就亲自作出具体安排，提出明确要求，还和我们一起到广饶对《宣言》进行考证。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被认识和被重视，是与东营市政协的工作分不开的。

　　我们的调查工作，受到了东营市委、市府、市政协、华东石油学院和广饶县、大王镇的各级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联合考察组余世诚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