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抗日战争时期回忆资料目录

　　

　　

　　忆1936年初山大学潮之后的抗日救亡斗争 王 良

　　严冬过尽绽春蕾——忆七七事变前后青岛山东大学的

　　抗日救亡活动 李 欣

　　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回忆七七事变后青岛党组织

　　沿革及领导组建崂山抗日游击队的经过 李 欣

　　崂山烽火——回忆我党组建的崂山抗日游击队 王景瑞

　　抗战初期，崂山游击队在高密参加高密游击队的工作 李 欣

　　抗战初期曲华奉派回青岛的革命活动

　　方 勋 莫 易 窦郁山

　　青岛工委成立前后 谢明钦

　　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青岛党的工作回忆片断 王 台

　　抗战时期我到青岛开展工作的回忆 李研吾

　　中共青岛特支建立前后 董海山

　　关于青岛地下工运的回忆 耿 桥

　　1943年冬至日本投降前青岛工人秘密工作站的情况 谢尤宜

　　青岛工人抗日大队 谢尤宜

　　青岛工委的建立及其活动情况 丛烈光

　　对青岛地下工作的回忆 王 刚

　　抗战期间市内支部的建立和发展 沈原生

　　关于青岛等敌占城市工作的回忆 陈 超

　　有关青岛党组织的一点情况 王见新

　　青岛工委机关演变情况 刘特夫

　　1944—1945年青岛地下工作的情况 李立知

　　青岛工委工作回忆片断 陈炳毅

　　怀念陈振麓 李 欣

　　我与徐坦共同工作的片断回忆 王 刚

　　抗日战争期间青岛地下党领导工人对敌斗争片断 沈原生

　　“七一”感言——党领导人民反抗反动势力的斗争

　　激发我参加革命 袁 超

　　狱中斗争 袁 超

　　招莱边区党的历史 刘 坦

　　抗战时期我党对姜黎川部进行统战工作的概况 侯林翼

　　中共胶县工委的工作回顾 郭有邻

　　难忘的战斗历程——回忆胶县县委在抗战时期的活动 矫 枫

　　大泽烽火十二春 乔天华

　　平度工作回忆 李奎生

　　开辟即东进军崂山的回忆 崔 涛

　　胶莱平原的惊雷 王子阳

　　胶县第一支革命武装——胶济一支队 韩育民

　　众志成城——胶南铁镢山里人民的抗敌斗争 杨凌波

　　忆何建华 崔 介

　　回忆南海第一武工队的建立和活动情况 王海亭

　　战斗的烽火 王杰三

　　抗战初期平度的三次战斗 高锦纯

　　回忆扭转反顽斗争局势的大田战斗 吴克华

　　两目山伏击战 王 彬

　　抗战初期在平度经历的几次战斗 赵一萍

　　我对平度抗战工作的回忆 贾若瑜

　　打开南海大门的平原攻坚战

　　——忆平度东南李福庄的一次战斗 贾若瑜

　　对胶东日伪军最后一击的平度战役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作 贾若瑜

　　

　　

　　忆1936年初山大学潮之后的抗日救亡斗争

　　王良

　　【作者简介】王良（1914—）又名王艺。江苏省涟水县人。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后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上海、南京从事政治、军事工作。1948年回解放区。历任北京市公安局科长、分局局长、处长，北京市委政法部秘书长兼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委财贸部副部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书记处书记，最高法院司法教育行政厅副厅长、交通运输审判庭副庭长等职。　　

　　

　　1936年3月初，山东大学第二批被开除的廷荣懋、吴綪等9位同学已被校方收回成命，免于除名，学校开始复课。被开除的同学，除个别人，如李声簧已离青返平外，大部分如王广义、陈延熙等仍被软禁在市政府招待所内，待船赴沪。山大同学每天都有不少人去看望他们。他们临走的一天，去招待所和他们话别的、到大港码头送行的络绎不绝。人数约占全校半数，连当时接近“护校团”的人，也有不少人前往送行，不过他(她)们站在人群的后边。

　　我们就是利用人们的反日心理和上述学生对蒙冤受屈怀有不平和气愤的情绪，在送走被开除的同学以后的第二天，召集全校同学开会，出席人数达到全校80%以上。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选举王艺、周仲篪、陈××为常务负责人。当时我们需要办什么事，总是分头先找些正派的有威信的同学，如廷荣懋、郁少英、王瑭等商量，并决定由我通过吴綪去联系女同学，了解她们的意见。

　　一

　　根据当时形势，为了积蓄力量，不适宜组织大规模活动，就组织了时事座谈会、读书会、歌咏队、演剧队、学术研究会以及世界语学习班等等小型团体进行活动。除世界语每周学习一次外，其它都是穿插进行。大概复课以后两个月左右，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有舰艇百艘左右)到青岛“访问”，救国会就在校内下半旗，并派数名代表见沈鸿烈市长，要求全市下半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向我炫耀武力。

　　1936年5月下旬，救国会派廷荣懋同学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议。

　　同年秋冬之际，日侵犯绥远，救国会随即召开大会，抗议日寇侵略，声援抗敌将士，并建立“绥远抗敌后授会”。百灵庙战役我方获得胜利，又派吴綪同学和周学普老师等数人前往慰劳。

　　双十二事变时，时事座谈会的活动频繁，大家情绪高涨，要求枪口一致对外，反对内战。

　　1936年放寒假时，李欣(失掉关系的共青团员)、王艺去上海寻找党的关系，并参加上海各界抗议国民党逮捕七君子大示威。王艺并参加各界救亡人士代表团(负责人是胡子婴，共八九个人)去南京，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要求释放七君子。

　　1937年放暑假前，得知民先要在假期召开全国民先大会，吴綪、胡家珍、王冠仲、李欣等八、九个人去北平，准备参加大会，不料日寇在卢沟桥挑起战端，会议被迫停开，他们大多数先后返回青岛。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流亡同学经青岛转赴内地时，山大学生救国会向当时市政府社会局要求提供流亡同学住所，几经交涉，方将车站附近民教馆拨为流亡同学临时住所，山大歌咏队、演剧队多次为流亡同学演出。从这时起，山大救国会就走出校园，在街道上、公共场所进行抗日宣传，为使招待站有专人管理，就商请东北大学流亡同学邹鲁风负责，我们每天都派人轮流协助接待工作。

　　也是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市政府在李村中学开办宣传、救护训练班，救国会积极动员暑期在校同学参加，以便扩大同各方面的联系，进行抗日宣传。自此，山大救国会的活动就走出市区，效果比较显著的是陈振麓在崂山毕家村一带的活动。同时，我们还对驻在山大里面的海军陆战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送给我们一批大刀、手榴弹。我们就积极在郊区、特别是山区做发动抗日游击战的准备工作。

　　八九月间，东北军五十一军进驻胶东，三四二旅驻在青岛郊区，救国会派男女同学数人前往慰劳。去慰劳前，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工委书记就已经住到山大学舍内，派学生去慰劳军队，实际上是工委书记和三四二旅副旅长(贾国辅、工委委员)安排的。也是由于五十一军工委的关系，将邹鲁风、周持衡、单勣等人派到高密蔡晋康部队做政治工作和建党工作。

　　二

　　关于民先队的建立。1936年春天，王冠仲与民先队总队长李昌(他们是同济大学预科同学)就组建青岛民先队取得联系，暑假前仅发展三五人(在学潮中因王冠仲的亲属拖了王的后腿，在积极分子中对他有一定的不好印象，因而没有积极发展)，下半年成立了民先山大区队部，旋即扩展到礼贤、市立女中等学校。年底或1937年初，民先成立青岛地方队部，选举吴綪为民先队长，暑假前改选，由李欣当队长。七七事变以后，在各方面发展了民先，如护士聂士绣、警察张战戈(解放后他曾任空军保卫部长)等等。

　　三

　　党组织的建立。1937年八、九月间，东北军五十一军进驻胶东，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书记项遒光住到山大以后，建立了中共青岛特支，李欣任书记。10月间，工委派李欣到蔡晋康部队协助邹鲁风工作。李走前已发展我为中共正式党员，工委指定我当工委与特支的联系人，陈振麓、李明海、姜昧馥和我都是特支成员，不久，又恢复了王景瑞、王焕章的党籍。

　　10月下旬，工委书记派我去泰安给省委送信，信是由孙传文(外号孙大炮)转交的。第二天夜晚，一位省委同志领我到僻静的地方，问了一些有关青岛的情况，又交给我一封给工委的信。

　　我回青后不久，工委书记让我到诸城百尺河路家(地主、有枪支)，找他家在北平上大学的一位青年谈谈山大同学们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情况，希望他也在本乡做抗日的准备工作。在他家住了两三天，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去相州一趟，将信交给王××，交信时他的小女儿王成在场。后来蔡晋康部队转移到诸城时，赵志刚(诸城县委负责人)率领30人左右来参加蔡部，才知道王××是赵志刚的岳父。

　　大概是11月底，工委书记叫我到青岛特支(在毕家村)宣布：即日起撤销青岛特支，建立中共青岛市委，我担任秘书。

　　后来我们在崂山呆不住了，就全部到诸城蔡晋康部，和赵志刚带的人一同在诸城东南山里做群众工作，并建立了中共鲁东南游击区工委，由伍志刚任书记，赵志刚、邹鲁风、陈振麓、李欣等都是委员，我也是委员，管交通。

　　四

　　对外联系。山大学潮以后，大概六七月份，北平救亡组织有位董春裕(有时又叫王春裕)到山大联系，以后每学期他总要去上海两三次，每次总是路过青岛，互相交换有关救亡活动情况，最后一次是七七事变以后，他陪刘清扬去上海，我们组织一次座谈会，这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1936年下半年，从北平去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三位同志路经青岛，曾经找过我们。我们请他们介绍游击战争的经验。

　　另外，我们还不时收到北平、上海救亡组织出版的小报，也曾收到过党在法国出版的《巴黎时报》。

　　五

　　1937年9月份以后，救国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崂山毕家村小学一带，积极向失业工人、农民宣传，准备进行游击战争。海军陆战队送给我们的大刀、手榴弹也转移到该校收藏。11月间收缴过路人的一支枪，12月在即墨境内一地主家里搞到一两支枪，我们也有一名工人腹部受了重伤，不久我们就受到即墨保安队一再袭击，人员分散隐蔽，暂时还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但考虑到群众基础差，人员缺少训练，市委决定，派人与工委派在蔡晋康部队的同志联系，将人员转移到蔡部。

　　这时日寇已经登陆，占领了胶济线，蔡晋康部已从高密蔡家庄转移到诸城。附近几个县的地主武装都投奔蔡晋康，部队由原来几百人发展到两三千人，国民党委任蔡晋康为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山东第一支队队长。

　　青岛人员（约60人左右）到了诸城以后，就和赵志刚带来的人(约30人左右)，以及单勣从家乡带来的七八人，合编为第四中队，派到诸城东南山区做群众工作，这时大概是1938年初。

　　不久，日寇进犯诸城，蔡率所有部队撤离县城，来到山区，这些人恶习不改，不免侵犯群众利益，这就难免和四中队人员发生矛盾。

　　这些地主本来就认为四中队是群共产党，视为他们的眼中钉，一天深夜，他们武装包围四中队，要缴我们武器，并逼迫我们离开蔡部，为了顾全大局，中共鲁东南游击区工委决定，第四中队及以前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派在蔡部的人员共约百余人全部撤出，到徐州由五十一军分配工作。此后，第四中队的大部分人员由工委介绍到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那个团参加抗日斗争，其余由女同志、小孩儿和体弱的男同志组成一个宣传队，由邹鲁风率领到鲁西找沈鸿烈(当时山东省主席)。

　　这些同志都坚持在鲁南、苏北和鲁西北和日寇周旋，直至日本投降。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严冬过尽绽春蕾——忆七七事变前后青岛山东大学的抗日救亡活动

　　李欣

　　【作者简介】李欣（1917— ）福建省长汀县人。1933年开始参加进步活动。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是青岛救亡同学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岛地方队部、山东大学队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1937年转为党员。此后历任中共青岛特支书记、高密游击队工委委员、鲁东南工委委员、东北军112师工委委员、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政委、东北挺进纵队第1支队政委、第4野战军师政治部主任、人民解放军第38军113师政委等职。1950年到外交部工作，先后任住德、住英使馆参赞。1960年调军事科学院工作，任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历任解放军政治学院一系政委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1985年离休，享受副兵团待遇。

　　1935年的冬天，是一个不平凡的冬天。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则仍坚持其反共、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继续集中力量进攻红军，加紧与日寇妥协。

　　从该年6月份开始，日寇就由东北调集大批侵略军进侵入关内。蒋介石指派何应钦与日寇侵略军头子梅津美治郎秘密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11月，日寇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又指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侵略要求。冀察两省眼看就要成为变相的伪“满洲国”了。华北之大，已不能平静地放下一张书桌了!

　　该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在党的领导下，同年12月9日爆发了震动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首先由北平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主要城市。同学们在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中，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当局则指使军警用警棍、皮鞭、大刀、水龙头来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们。

　　一二九学生运动将全国的革命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镇压。一部分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同学们，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但这只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

　　青岛和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为响应一二九运动而爆发的山东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是由李声簧(党员)、陈延熙(党员)、王广义(党员)、顾德欢(党员)、熊德邵等倡议发起的，他们首先遭到反动的学校当局的开除。为了支援他们，反对学校当局开除爱国同学，廷荣懋(廷懋)、吴綪和沙霞英等同学站出来当代表，结果又有13位同学被开除，青岛市政当局还将他们拘留到公安局，激于义愤，胡家珍、黄天华等6位女同学站出来说：“爱国无罪，要拘留就把我们一起拘留吧!”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将吴綪等同学释放。

　　我原先在上海同济大学念书，也是在一二九运动中被反动学校当局开除的。那时我找到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并光荣地参加了组织。因为我的家庭比较富裕，团组织决定我继续报考大学，利用学校这块基地，继续搞学生运动。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破坏，白区的党团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据上海团组织学委负责人周南华告诉我，青岛从1934年—1935年期间，党、团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以来，出现了一片空白。就这样，决定让我报考山东大学，到青岛去重新建立组织。

　　1936年8月下旬，我乘船赴青岛。经过一昼夜的海上航行，当轮船一清早进入胶州湾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一座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青岛啊，青岛！我终于看到你了，码头上早已有几位同学在那里迎接了。

　　由于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一切救亡活动陷于停滞状态。那时反动气焰非常嚣张，公开打出学生救国会的旗号是不允许的。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地下活动。那时一些热心救亡活动的同学包括老生和新生，只有十来个人，首先得把这些同学组织起来。我们就借用一位同学家里的空房子召开了一个青岛救亡同学会的成立会，会上通过了青岛救亡同学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章程。以后，还记得秘密召开了一个青岛各界学生救国会的筹备会。

　　我从上海带来了一些秘密刊物，其中有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有毛主席和斯诺的谈话，是个油印小册子，封面的标题是《从午夜十二点到两点钟》，有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关文件，其中有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以及我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等。这些刊物暗中在一部分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中间传阅，同学们都非常珍贵这些报刊，曾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我们还和北平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取得了联系，我们能够及时地得到了民先队的队刊《队的生活》，通过《队的生活》，我们可以及时获悉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救亡运动的动态并得到工作上的指导。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听到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临潼活捉蒋介石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同学们兴奋地大放鞭炮，通宵不眠，往后又得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西安说服了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放蒋回宁时，大家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而欢欣鼓舞。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准备召开三中全会。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们为了敦促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约见了沈鸿烈，代表同学们强烈要求他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上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

　　1937年春天，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在救亡同学会的基础上，在青岛的海滨公园成立了民先队的山大队部，选举了吴綪担任队长。参加这次会的有20余人。

　　校外活动也有所开展，和我们有过接触的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人外，还有市女中的朱良玉和一位姓秦的女同志。

　　有许多同学虽然没有参加民先队，但我们经常向他们介绍进步书刊，和他们交换政治观点，吸引他们参加救亡歌曲合唱团、世界语学习班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广泛联系了群众，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

　　8月份，正值暑假，留校同学很少。加之平津沦陷，华北危急，许多已回家的同学，对时局还要看一看，所以返校的也寥寥可数，没有多少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做了下面几件事：

　　第一件是开展对青岛市民群众的宣传工作。我们临时拼凑了一个话剧团，专演《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当时这出戏对动员人们起来抗战曾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二件是配合接待过经青岛的平津流亡同学。当时有一位东北大学的同学邹鲁风负责此事。我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时我们曾请路过青岛的知名进步教授刘清扬和我们一起座谈形势。为了准备迎接抗日游击战争，我们请曾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邹作华给我们讲授游击战术。

　　第三件是利用青岛国民党当局组织的防护训练班为掩护，在青岛市内和郊区毕家村一带发展民先，向市民和农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第四件是和由平津的流亡同学组成的山东民先队省队部保持密切联系。我到济南向他们汇报了青岛救亡活动情况，从他们那里取得指示，并带回了一些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游击战术方面的材料。为打通青岛与毗邻地区的关系，曾一度和武衡一起到潍坊一带进行活动。

　　第五件是说服动员在校同学反对学校内迁，争取他们留在敌后打游击战。

　　第六件是慰问当时驻进青岛担负保卫青岛任务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中共中央华北局还发出了“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的号召。我们在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的具体领导下，一方面到毕家村去同中共青岛毕家村支部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一方面遵照工委的安排组成高密抗日游击队工委，到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开展工作。

　　1938年1月间，日寇在青岛登陆，并打通胶济线，高密游击队转移到诸城。2月间，高密游击队内部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为驱逐我们而挑衅，对我第四中队发动突然袭击，我们108人被迫撤出该部，沿台潍路转移到当时中日双方会战中心的徐州。

　　在我们从诸城到徐州数百里的长途进军中，大家阔步前进丝毫没有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感到气馁。我们中间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有十五、六岁的小孩；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大学生也有中小学生；有学生也有教员。大家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大家有一个共同信念：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将是无敌的。当时我们的工委书记伍志钢(抗战中牺牲)为大家谱写了一首进行曲，歌中写道：

　　我们的队伍多么广大强壮，

　　他有优秀的工农和学生。

　　我们共有一百零八个同伴

　　向着一个目标前进。

　　我们欢笑踏起一串歌声，

　　歌声惊醒天上的星星。

　　我们心胸好象蓝天的彩云，

　　充满抗战救亡的热情。

　　山大一部分内迁的或当时不在青岛的同学，由于受到党的影响，有的上了延安，有的在各个地方参加了革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

　　——回忆七七事变后青岛党组织沿革及领导组建崂山抗日游击队的经过

　　李欣

　　1935年青岛党团组织被破坏后，长时间没有重建起来，直到1937年7月，仍然没有市级党团组织。

　　1935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原校开除。就在此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团组织决定让我报考山东大学，到青岛去建立组织。

　　1936年，我考上了山东大学，8月下旬来到青岛，来青后联系了一些进步同学，酝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久，我们召开了青岛救亡同学会成立会，除山大一些同学外，还有一些中学的学生参加，会上通过了我起草的青岛救亡同学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章程。我们还和北平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总队部取得联系，及时得到民先的队刊《队中的生活》，籍以及时获悉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救亡运动的动态，得到工作上的指导。

　　1937年2月，我因出席“全国学联”的执委会（山大是全国学联执委）来到上海，找到上海共青团的联系人袁汝镛。他告诉我，1936年11月党中央已宣布解散共青团组织，规定团员可以立即转为党员。他也找不到党组织，叫我回到北方找党。不久，我就回到青岛，在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只好自己主动地进行革命工作，继续团结同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4月，我们在青岛的中山公园后山召开了民先山大队部成立会，我和王艺、陈振麓等许多同学参加，会上选举吴綪担任山大民先区队长。7月初，我和王冠仲、吴綪等人去北平，准备参加民先全国代表大会。去后，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气氛十分紧张，代表会没开成。8月8日，我随北平南下的学生返回青岛。回青后正值暑假，在校同学很少，我和民先骨干分子，团结在校同学及社会上一些人，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主要做了以下事情：

　　一、开展对市民群众的宣传工作。我们组织了一个剧团，专演“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鼓动人民起来抗日。

　　二、积极参加接待过往青岛的平津流亡学生。当时东北大学的学生邹鲁风负责此事，我们和他互相配合，密切联系。

　　三、利用国民党当局组织的防护训练班，在青岛市内和郊区毕家村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发展民先。

　　四、和民先山东省队部取得联系。我到济南向他们汇报了青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带回一些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材料。

　　五、说服动员在校同学反对学校内迁，争取他们留在敌后打游击。

　　六、慰问进驻青岛的东北军五十一军官兵。

　　七、为了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们请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邹作华同志讲授游击战术。

　　我在接待平津流亡学生的过程中，多次和邹鲁风接触，我们政治观点一致，工作关系密切，我得知他是我党党员，便也向他透露了我在上海参加了共青团的经过。9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迺光，带着邹鲁风写给我的信，到山东大学来找我接关系。项迺光告诉我，组织上承认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我赶紧发展建立党的组织，以便更好地在青岛地区开展工作。项迺光还和我具体研究了如何首先在山大发展建立党组织。

　　我接上组织关系转为中共党员后，根据东北军工委的指示，立即着手进行建党工作。我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看到陈振麓、王艺两位同学政治表现很好。同时我了解到，陈振麓1933年在察北抗日同盟军时加入了共青团，因此，我便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我又发展王艺入党，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经东北军工委批准，我和陈振麓、王艺3人组成中共青岛特支，我任支书，陈振麓任组织，王艺任宣传。特支成立后，不仅在山东大学里面开展工作，发展了周璇、王翀、吴綪等入党，而且面向全市，也在青岛市的别的地方开展工作。由于山东大学老早就已经成为青岛市进行抗日活动的中心，一些失掉关系的老党员和热心抗日的群众，纷纷来山大和我们联系。

　　早在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的新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议召开全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共中央北方局还及时地提出了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

　　青岛特支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分析了青岛地区的形势，研究确立青岛特支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各界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准备在日本占领青岛后开展游击战争。

　　西安事变后，青岛地区的一些老党员先后获释出狱，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找党，通过各种方法与我们联系。先后找到青岛特支的有：青岛郊区毕家村的李西山，兰家庄的王焕章、王景瑞，十梅庵的李明海，大枣园的姜明吾，以及住在市区的高嵩等。经过考察了解，报请东北军工委批准，先后给李西山、王景瑞、王焕章、李明海、姜明吾等恢复了组织关系。

　　在和郊区的老党员接上关系之后，根据他们的建议，青岛特支研究确定，集中力量到郊区去，以毕家村、兰家庄为中心，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于是，陈振麓、王艺带领的山大学生章茂桐、王儒林、王桂荣（女）等人到毕家村住下，和李西山、王景瑞、王焕章等一起，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游击队。陈振麓到毕家村后，建立了毕家村党支部，陈振麓任支部书记。李明海、姜明吾30年代初入党，是沧口区委的成员，后被捕入狱。西安事变前被释放回家，他们找不到上级党组织，就自行重建了沧口区委。他们和我们接上关系后，也受青岛特支领导。

　　青岛特支决定到郊区建立抗日游击队后，我曾几次到毕家村去，和同志们一起研究组建抗日游击队的事情。不久，东北军工委决定派我到高密去工作。当时高密县一个绅士叫蔡晋康，打着抗日的旗号拉起一支队伍，起名叫高密抗日游击队。东北军工委的王再天和蔡晋康取得联系，并向项迺光报告了这一情况，决定帮助争取蔡晋康建立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为此，决定建立中共高密抗日游击队工委，由伍志钢（原东北军工委宣传部长、工委书记）、邹鲁风和我3人组成，伍志钢任书记。于是，伍志钢、邹鲁风和我带领山大部分民先队员，前往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开展工作。

　　1937年11月我到高密蔡部后，东北军工委决定，撤销中共青岛特支，成立中共青岛市委，由陈振麓、王景瑞、李西山、王焕章、李明海5人组成，陈振麓任书记。东北军工委派王艺去泰安报告了山东省委。市委成立后，驻在毕家村，继续发动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

　　1938年1月10日，日寇在青岛的崂山山东头强行登陆，占了青岛胶济路另一端后，济南于1937年的12月25日也被日军侵占。在日寇即将占领高密之前，高密游击队转移到了诸城。在青岛地区形势急剧恶化之际，国民党的反动武装不去积极抗击日寇，反倒乘机袭击我崂山游击队，企图消灭我党领导的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工委决定，青岛市委率领崂山抗日游击队前来诸城，与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在一起，扩大我党在蔡部的力量，以更有利于蔡部的争取和改造。

　　1938年1月底，青岛市委带领崂山抗日游击队60余人，先后到达诸城，与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在一起，共110多人，组成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名义上属于蔡晋康部，实际上是我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队伍。汇合后，中共青岛市委和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合并，组成中共鲁东南工委，伍志钢任书记，委员有邹鲁风、赵志刚、董坤一、王景瑞、李明海、李西山、王焕章、王艺、陈振麓和我。当时打算在诸城以南的五莲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工委会上，通过了伍志钢提出的《为建立鲁东南抗日游击根据地而斗争》的文件。会后，将我第四中队全部人员分散到各个民运点上去开展群众工作。

　　1938年2月，蔡部的反动分子制造事端，说我们在蔡部发展民先是破坏和瓦解他们的队伍，突然将我第四中队分别包围起来，胁迫我们离开该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迫撤出蔡部，鲁东南工委带领第四中队108名同志，向徐州转移。途中，大雪纷飞，同志们斗志昂扬，不断唱起伍志钢利用苏联《祖国进行曲》的谱子编写的进行曲，高歌猛进。

　　我们到达徐州后，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了联系。根据长江局的指示，由伍志钢带领80余人到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部工作，邹鲁风带领20余人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工作，另外一些同志则分配到了别的地方。

　　回顾这段历史，我认为，抗日战争初期，青岛党组织及其建立的崂山抗日游击队，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发展的规模不大，但它在青岛地区高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发扬了青岛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领导作用这一伟大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当时青岛市委及其领导的这支队伍，如果不是远离青岛，而是在青岛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就有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远离了青岛，但仍然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的洪流，谱写了为革命一页又一页的光辉篇章；奏出了一曲又一曲的凯歌，许多同志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为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有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没有辜负青岛人民的期望与重托，因而这段光荣历史将永远值得人民怀念。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崂山烽火——回忆我党组建的崂山抗日游击队

　　王景瑞

　　【作者简介】王景瑞（1905—2001）又名王义成。山东青岛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青岛市委职工运动部部长、青岛市委书记、青岛市委组织部长、确山县委书记、竹沟地委书记、汝南地委书记、信罗边工委书记、鄂东第一地委委员、陂安南中心县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郑州、武汉工作，任中原、中南和武汉市总工会劳保部长兼武汉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1954年11月任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推销局代局长，后任中共工艺美术学院党委书记。1958年冬任邯郸市纺管局党委副书记、书记。1961年任第二轻工业部小农具局局长、部直属机关党委委员、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等。2001年9月病逝。

　　

　　

　　崂山人民抗日游击队是在七七事变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组建的，是青岛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它在青岛地区最早举起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旗，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仅就个人亲身经历的和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回忆一下崂山抗日游击队组建和转移的经过。

　　一

　　中国共产党从1923年起就在青岛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统治和残酷镇压，加上王复元等叛徒的出卖，青岛市共产党的组织多次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以后，直到七七事变以前，青岛没有重建起市一级党的组织，只有失掉关系的少数党员，分散隐蔽在崂山郊区和市内。

　　我出生于青岛市崂山郊区兰家庄(现属崂山县北宅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自1922年起在青岛市内做工，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和职工运动部长。1929年5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兼淄博特派员，到淄博后不久就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济南第一监狱，直到1934年7月才因病保释出狱，隐蔽在兰家庄西山养病。这期间虽经过劫后沧桑的变化，但我仍然实践着入党时的誓言，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而是利用各种机会，传播革命思想，培养教育青少年，朝思暮想寻找党的领导。1935年冬天，因贫困所迫，我又去济南成大纱厂做工。

　　1937年春节期间，押在济南第一监狱的共产党员李西山(我的入党介绍人)和王焕章(我的五弟)获释出狱，回到崂山家中。数月后成大纱厂因黄河泛滥而停工，我也回到崂山。当时我们找不到党组织，就商定自行组织起来，李西山、王焕章和我在毕家村北河柳树林里组成了党的小组，在找不到党的领导之前，我们3人小组就是临时党组织。小组会上确定，要积极慎重地分头找党。不久，成大纱厂复工，我又回到济南，但没有找到党，只鼓动工人组织了互助会。李西山在青岛市内宣传七君子的著作，找到了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王守璞、王云九、王功哲(3人都是崂山郊区王家泊子村人)。王焕章结识了埠落小学(在毕家村前)教师王武修。那时，国难深重，战云密布，山东大学的进步学生向青岛市长沈鸿烈要求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沈不但不允许，反而把山大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集中起来进行所谓防护训练，以防“轨外”活动。王武修也参加了集训。集训期间，山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通过教唱国际歌和抗日救亡歌曲(王武修爱唱歌)，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教育了王武修，发展他为民先队员。集训结束后，王焕章和李西山通过王武修与山大民先队部取得联系，终于在山东大学找到了党组织。他们立即写信告诉我，找到了朝思暮想的党。我接信后高兴异常，急急忙忙返回青岛。

　　1937年9月，我从济南回到兰家庄，李西山立即领我到山东大学，见到了山东大学特别支部书记李欣和组织委员陈振麓，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在陈振麓的宿舍里住了一夜，陈振麓送给我一支派克自来水笔。李西山、王焕章和我先后加入了民先 。按照特支的布置，我们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发展民先，酝酿组建抗日游击队。经过特支的考察，报请中共东北军工委批准，李西山、王焕章和我于11月初正式接上组织关系，恢复了党籍。

　　在我们找到党组织之后，鉴于青岛党组织几次遭受大破坏的沉痛教训，我和王焕章向特支建议，把青岛党的活动中心由市内转向农村，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农村建立抗日游击队。特支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派陈振麓、王艺带领山大学生章茂桐、王儒林、王桂荣，还有高嵩，来到毕家村，住在埠落小学校。陈振麓来毕家村常住后，成立了中共毕家村支部，陈振麓任支部书记，李西山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王艺在毕家村住的时间不长，又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李欣起初来过几次毕家村，没有常住，以后上了高密。毕家村支部建立以后，党员同志分头到各处联络老党员老熟人，扩大党的组织，发展民先和游击队员。我到市内联系了曲学尧，在李村找到1928年入党、后失掉关系的钟振先，发展了李村医院护士长聂士秀和另一名护士，以及林振铎老先生的孙女等人加入了民先 ，建立了民先支部。我到十梅庵找老工友臧作厚，动员他出来组织游击队，他说他不行，给我找个能行的人，就领我去找李明海。李明海和王焕章认识，我们谈起来后更加亲切。李明海说，他们多次寻找党组织，没能找到。我便领着李明海、姜明吾到毕家村，与陈振麓见了面，接上了组织关系。

　　1937年11月，李欣去了高密，陈振麓早已来毕家村常住，和李明海、姜明吾等也接上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工委决定，撤销特支，成立青岛市委，由陈振麓、李西山、王焕章、李明海和我5人组成，陈振麓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李西山任宣传部长，王焕章任职工运动部长，李明海任武装部长。市委机关设在埠落小学校。市委成员不是按部门分工，而是分片负责，集中力量发展游击队。陈振麓坐镇埠落小学，管全面工作。王焕章分管东南沿海浮山后、登瀛、王哥庄一带。李西山分管市内。我分管西北方向杨家村、桃林、北疃、大北曲一带。

　　市委在建立游击队的过程中，放手发展民先，入伍的游击队员都是民先队员。因时间短，需要经过一段革命工作考验，所以只发展了数量不多的共产党员。1937年底至1938年初，市委先后发展聂士秀、兰孝永、王景秘、王武修、王守璞、王功哲等入党。王守璞、王功哲都是1934年入党，后失掉关系，当时市委来不及查清其这段历史，就决定先让他们重新入党，以后查明情况，再决定是否恢复他们1934年至1937年的党龄。

　　二

　　1937年下半年青岛重建起党组织之后，集中力量进行抗日宣传，发展建立游击队，因而崂山抗日游击队发展很快。毕家村党支部建立后，当地的同志和山大来的同志紧密结合，一齐努力，运用开演讲会、座谈会等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贯彻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放手发展民先和游击队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毕家村、兰家庄、枣行的群众就发动起来了。埠落小学校长李崇汉老先生(李西山的父亲)，在当地威信很高，他积极支持我们，对各阶层都有很大影响，连地主毕序周等人也动了起来。毕家村的国术教师宋中堂，带领他的一些徒弟参加了游击队，积极地向参加和支持游击队的青少年教授拳术。有时反动势力想阻止我们的活动，我们就拉起队伍到拳房列开阵势，叫王述朴等青少年下场打拳，向反动势力示威。群众发动起来后，抗日救亡活动热火朝天，以埠落小学为活动中心，唱歌、演戏、练操、学武术，讲游击战术，十分活跃。有时还到附近村庄进行抗日宣传。住在埠落小学的山大学生和其他外地人，吃饭都是毕家村的群众自愿提供。当地人的食宿及其它费用都是自己解决。

　　在郊区许多地方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之后，市委领导下的崂山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中心和司令部设在埠落小学，打算成立四、五个中队。第一中队在浮山后、沙子口、登瀛等沿海地带（包括李村在内），由王焕章分片负责(登瀛村孙明烈士的父亲表示要拉起一个中队)。第二中队在桃林、北疃、大北曲一带，由我分片负责，这里的村庄大，党的影响好，群众热情高，一个中队已初具规模，正热火朝天待命集合。在这一地区计划成立两个中队，很遗憾，我们离开崂山太急促了。第三中队在沧口附近十梅庵、楼山后、大枣园等村，由李明海分片负责。这里党员多，基础好，有斗争经验，工厂停工后回到农村的工人觉悟高，李明海、姜明吾等早已发动了一些失业工人和农民。第四中队在毕家村、兰家庄一带加上外来的人。由于我们的游击队在崂山待的时间不长就转移到诸城了，所以只成立了第四中队，其它中队都没来得及建立。第四中队由陈振麓担任中队长，宋中堂任中队副，王儒林任指导员，高嵩负责讲游击战术。四中队发到六、七十名队员，除从市里、李村来的人集中吃住外，当地的队员都在自己家里吃住，必要时集中起来。

　　游击队组织起来后，缺乏武器，第四中队只有王儒林带着一支手枪，其他人都是两手空空。于是，我们就一齐动手，千方百计收集武器和军需物品。邹铎和王翀等从阎家山水源地弄来4颗地雷；王守璞从市里弄来4颗手榴弹和两把大刀；我从市里日本中学弄来1把指挥刀和1大箱电子管，又从杨家村矫恒成家弄来1支鸡捣食土枪；陈振麓弄来两个玻璃灭火球；兰孝永弄来两颗手榴弹和1把大刀；王功哲和聂士秀从市立医院和李村医院弄来一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香里村李信吉从青岛弄了1支日本三八式步枪，从我们司令部门前过，我们动员他把枪交给了崂山抗日游击队。还有哪些同志搞到什么武器，我就记不得了。

　　1937年12月，崂山抗日游击队曾经到惜福镇和国民党的游击队搞过一次合作。那时，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孙殿斌(后来听说他是我党的叛徒)拉起一支队伍，驻在惜福镇。他们枪多人少，我曾亲眼看见国民党用汽车往惜福镇运枪，但他们在崂山地区人民群众中没有基础，招不起人来，有枪没有人。他们了解到驻在毕家村的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深得群众拥护，组织起来的人不少，就妄想以合作为名，以武器为诱饵将我们的游击队吃掉。孙殿斌多次派代表到埠落小学和我们谈判，要我们去惜福镇联合，去后发给武器。我和王焕章对国民党存有戒心，不同意前去合作。陈振麓、李西山等力主合作，上级党组织也同意合作。经过研究决定，同意前去联合，但要坚持独立自主，不和国民党游击队合编。市委分工陈振麓、王焕章、李明海带领四中队和十梅庵等村的一些人前去惜福镇，保持警惕，见机行事。我和李西山留在外面，掌握一部分力量，策应他们，做他们的后盾。我们认为，只要外面有人，而且是力量较大的后盾，孙殿斌就不敢轻举妄动。

　　在市委做出决定后，陈振麓等带领队伍，带着一些武器，用大车拉着医药用品，前往惜福镇。部队在沙沟小学宿营，把药品存放在沙沟小学里。夜间，我和李西山领人到沙沟村，按照王云九调查的有枪人名单，本着“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精神，指名说服动员把枪交给我们抗日队伍。有几户很痛快地把枪交了出来，记得有三、四支手枪。反动地主李代华等人则怀恨在心。

　　第二天我们的队伍到了惜福镇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单独住在一个院里。孙殿斌推翻了与我们达成的协议，不但不发给我们枪支，而且要把我们的队伍散编。我们坚持不合编，几番交涉无效，竟然把我们的队伍困在那里。

　　我们的队伍进了惜福镇后，我和李西山常到惜福镇附近打听消息。一天傍晚，我和高嵩到小庄(距惜福镇2里路)李淑静(李西山的妹妹)家，李淑静对我们说：“四哥，你快跑吧!国民党把我们队伍的领导人都枪杀了!”我一时弄不清这消息是否准确，但感到斗争是很剧烈的。我和高嵩立即离开小庄，当夜宿在杨家村矫恒成家，第二天清早回到兰家庄西山，把兰孝感、兰孝烈等青少年动员起来站岗放哨。经过商量，派兰信洛(兰孝永的父亲)去惜福镇探听消息。兰信洛化装成赶集的，进了惜福镇，见到陈振麓、王焕章、兰考永等同志安然无恙，就把我建议的和国民党斗争的计划告诉他们。于是，王焕章、宋中堂等同志就磨大刀，摆弄手榴弹，扬言要“拼啦”。国民党见此情景，有点害怕，就发给我们几颗手榴弹，企图敷衍一下。之后，王武修从惜福镇回到兰家庄，我们交谈了情况，商量了对策。我用麻袋包着鸡捣食土抢和洋刀，到桃林、北疃找到我游击队骨干纪家成、于良坤，做了安排。他俩马上带人骑着4辆自行车，带着伪装得鼓鼓的麻袋，把鸡捣食土枪把子和洋刀把子故意露在外边，一齐进了惜福镇。国民党中了计，以为我们送进去很多武器，就向我们说好话，发给十几支破抢。我们继续斗争，他们又发给一些手榴弹。

　　一天黄昏时分，我在桃林得到情报，即墨县韩炳臣的常备队要打惜福镇。我打算把我们的队伍拉到桃林来汇合，就叫于良坤等人煮地瓜、烧稀饭等着，我一个人去拉队伍。当我赶到惜福镇时，恰巧遇上孙殿斌的队伍在前头，我们的队伍在后面行军，都刚从惜福镇出发，向流亭方向开去。我在行军路上把紧急情况向陈振麓、王焕章说了几句，就领着我们的队伍拉向东南方，和孙殿斌部脱离开了。王焕章殿后，被国民党打了一响暗枪，没有打中。我们的队伍来到沙沟小学住下。孙殿斌的队伍往西走到桃林，被即墨县公安局常备队打垮。我游击队员肖维成等人，在沙沟西河崖截住孙殿斌部的两个散兵，缴了他们的两支盒子枪。

　　我们的队伍在沙沟小学住下后，我惦记着于良坤等人还在桃林等着，但我这时肚子疼得厉害，不能动弹，遂商量确定由王焕章和宋中堂代我前去。二人连夜赶到桃林，不幸被即墨常备队抓去。于良坤误接国民党的队伍，被砍了两刀，幸其武术高超，只是腿部受了伤。第二天清早我赶到桃林，得知王焕章、宋中堂被捕，押解即墨城。我就叫纪家成等10个人骑5辆自行车，跟随我返回沙沟小学。回来后，只见许多东西放在屋里，留肖维成一人看守，陈振麓带队伍出操到山上去了。这时，我见沙沟村西头有人在鬼鬼祟祟窥伺，往小学送开水的人表现很紧张。我感到有问题，就立即和肖维成去找队伍。沙沟反动地主李代华等人埋伏在村西头墙后面，向我和肖维成开了枪，打中了肖维成的肚子。以后，聂士秀给肖维成上药包扎，李景召(李西山的哥哥)送他到市里的医院，因耽误动手术，伤口恶化，没能抢救过来，1个月后，牺牲了。全国解放后追认为烈士。

　　我们在沙沟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后，队伍在杨家村康公寺集合起来，我外甥矫恒成发动杨家村的群众慰劳我们，吃了顿大豆腐和热地瓜。随后，队伍回到毕家村，外地人继续住在毕家村和兰家庄，当地人又回家吃住。

　　沙沟地主袭击我们并抢去药品之后，害怕报复，便托人求王云九出面调停，表示愿意赔偿1200块银元，向我们赔礼道歉。王云九来到兰家庄西山，与陈振麓等商量怎么办。为此，市委召开了扩大干部会，群情激愤，大家提出，要人不要钱，要他们交出凶手。沙沟地主不肯交出凶手，结果没有谈成。李代华等人狗急跳墙，出钱贿赂了即墨县常备队。几天后，韩炳臣的常备队开来3卡车人，用迫击炮把埠落小学轰坍了。我们在埠落小学的人都跑上了蝎子山，没有伤亡。

　　我们游击队的四名骨干王焕章、宋中堂、于良坤、肖维成被捕或受伤，这是一次不小的挫折。李西山和我为了营救王焕章和宋中堂，千方百计到处奔波求援。多亏一贯同情革命的李景召(李西山的哥哥)急人之所急，他找到青岛市的商务会长王政庭，王先给即墨打了电话，又给即墨县长写了信，使王焕章和宋中堂得救了。这时我正在灰牛石小学校找李修清，到峪去找亲戚，想法保释王焕章和宋中堂。正当着急的时候，喜出望外，李景召从青岛租乘小汽车给我们送来了王焕章和宋中堂获释的证明。三九严寒时节，王焕章和宋中堂坐卧在监狱里的洋灰地上，饥寒交迫，将近10天才得出狱，可以说是艰苦的锻炼。就在我和章茂桐去即墨城监狱迎接王焕章和宋中堂出狱的那天，反革命的即墨常备队把我们的司令部轰坍了。夕阳晚霞时分，我和章茂桐两人骑自行车返回，行至兰家庄附近兰公塔山陡坡处，冷不防遇上3卡车反革命常备队。前头的敌人把枪栓一推，大声嚎叫：“站住!”我在前面大声回答：“站不住!”自行车下陡坡比汽车还快，敌人的汽车上陡坡好比乌龟爬行，也难以回头。我们越过了敌人，弃车奔上高山，恰巧遇上卖馍馍的外甥矫恒成路过，遂叫他把自行车推回家。这是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战斗，又遇到的一次危险。

　　三

　　1938年1月，崂山人民抗日游击队奉命向诸城转移。

　　当时的形势是：1937年12月中旬，日本侵略军由齐河、济阳分两路渡过黄河，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日军于12月27日侵占济南，并在12月25日占领周村后沿胶济路东犯。日本飞机不断在青岛上空炫耀武力，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逃往徐州，驻防于胶济路东段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也仓惶向徐州地区撤退。1938年1月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青岛。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共东北军工委决定：青岛市委立即带领崂山抗日游击队转移到诸城县，先到高密柴沟镇去，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为此，市委在兰家庄西山王景秘(我三哥)家院内召开了干部大会(市委成员都参加了)，传达了上述决定。邹鲁风代表东北军工委特地从高密前来崂山，在市委召开的干部会上做了动员。会后立即分头行动。当时市委和游击队的不少同志(包括我在内)，不愿意远离青岛，认为在青岛地区收集枪支、发展队伍条件比较好，在青岛附近开展游击战比较有利。但市委全体成员和大多数游击队员都遵守组织纪律，服从组织决定，坚定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辞别亲友离开家乡，毅然决然走上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战场。上级还指示，不要带武器，要化装成老百姓，分批出发，避免途中遇到日寇时易遭损失。我们将所有的武器就地藏匿起来，连夜为一些同志赶制便衣，我弟兄们结婚时穿的衣服也拿出来用于化装。我们撤离崂山时是分3批出发的。第一批是先遣队，由王焕章、王儒林、张茂桐带领，由兰孝永、王翀等，约十几人。第二批由我和王守璞带领，有聂士秀、王武修、王功哲等，约40人。第三批殿后，由陈振麓、李西山带领，约十几人。

　　第二批是主力，也可称为中路。这一路的行军经过是，1938年1月25日，即旧历腊月二十四那天，我们第二批出发的同志告别了亲人，在埠落小学集合起来，排列成整齐的队伍，高唱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满怀革命激情，昂首阔步前进。队伍穿过华阴集时，适逢赶集，路两旁的群众对我们流露出敬佩和惜别之情。队伍行至桃林，纪家成、于良坤等数十人拦着我们不让走，要我们就地抗日。我们只好说：“去去就回。”当天，队伍过了城阳宿营。第二天行至胶县铁路边，遇上日本侵略军，我们立即夹杂在老百姓中间，随着遍地跑反的人群，越过日寇的部队，在雪花飘飘中继续前进。走到离柴沟几十里的村庄时，看见到处是跑反的群众，得知柴沟镇已被日寇侵占了，我们就地宿营。夜间听群众反映说，胶县的汉奸大开城门迎接日寇，日寇进城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有的青年妇女跳车、投井自杀。日寇的暴行，成了我们抗日宣传的生动材料。

　　我们又冒雪走了两天，才到达诸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书记伍志刚以及王焕章等先遣队的同志，热烈欢迎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第十三中学。我们第一次登上诸城县的城楼，联想起清朝时期诸城人刘墉的诗句：“飞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更加激发起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豪情。

　　我们到诸城后，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在一起，独立自主地单独编队，没有和蔡晋康的队伍混编。不久，蔡部的反动分子制造事端，排挤驱赶我们。我们一百零八名同志被迫离开蔡部，转移到徐州，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联系。长江局安排我们分别前往国民党五十七军万毅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及其它地方，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崂山抗日游击队的大多数同志，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出色的贡献，许多同志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有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5年5月16日于北京（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战初期，崂山游击队在高密参加高密游击队的工作

　　李欣

　　我是福建长汀人，1935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在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经团的领导派我去青岛做学运工作而进了山东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了，当时我正在北平，眼看中华民族有亡国的危险，这时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人们纷纷起来组织武装力量，好打败日本鬼子。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号召下，各阶层、各党派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北方局针对知识分子发出了响亮的号召：“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这样我就回到山东，想法联合同志搞游击队。但学生们赤手空拳，从哪里去弄枪？谁有枪？国民党的军队里枪，地主豪绅有枪，穷人是没有枪的，我们大学生也没有一个人有枪。所以要弄到枪，就要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到地主武装里去。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批斗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你却跑去和地主豪绅坐在一条板凳上？”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我们当时都非常想参加八路军，但是八路军那时刚刚从陕北进到山西，离山东还远着呢，共产党员要发动群众，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来创造抗日人民武装，还要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到地主豪绅的军队里去，去进行统战和争取他们的工作。高密地处胶济铁路东段，是胶东和滨海地区的枢纽，战略地位很重要。那时高密有个绅士叫蔡晋康，是高密县第五区的区长，又是蔡家庄中心小学的校长，一个小学校长有了多少力量？你们不晓得，这个人还有点来头，他曾在东北大军阀张作霖办的讲武堂学过军事，又是个大地主，在高密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虽说是个小小的区长，但他是个地头蛇，别的区长还都听他的。我们在青岛怎会认得他的呢？不仅我这福建人不认识他，就连高密籍的山大学生王翀（单勣）也不认识他。事也凑巧，当时驻在高密到青岛一线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有个地下党员廉耀东和蔡晋康有特殊关系，这才使我们和蔡晋康打起交道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山东人民的抗日起义风起云涌。当时我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项廼光具体领导五十一军党的工作，他得知地下党员廉耀东（公开身份是中校团副）和蔡晋康既是讲武堂同学，又是拜把兄弟，五十一军进至青岛高密一线后，廉在去青岛途中路过高密，就顺便去看看老同学蔡晋康，话说到抗日，蔡就告诉他自己正准备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廉耀东一到青岛就向项廼光汇报了，项说：“我们可以支持帮助他抗日。”廉再次带着任务找蔡商谈，说：“你真要拉起队伍，我可以找一些人来帮助你，这些人都是大学生。”蔡欣然同意。廉回来向项廼光汇报后，项即确定建立以伍志钢为为书记的蔡部工作委员会，邹鲁风和李欣为工委委员。带领几位山东大学的民先队员去该部开展工作。王翀是高密当地人，人地两熟，由他先回去发动当地青年来充实我们的工作力量，首先将他们发展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接着我们山大的一共11位\[我们于1938年2月撤出蔡部后，山东大学有一位女同学叫万家蕊（民先队员）从青岛来到蔡部找我们，听说被他们活埋了，如加上她就是13位\]也先后来到该部，其中有周璇（周持衡）、王艺（王良）、程恒诗（程咏陶、陈汉）、唐棣华（胡家珍）、李凤（李风）、吴綪、王桂荣（王继川、王坚）、章茂桐、陈振麓和王儒林。最初我们先去的一批有伍志钢、邹鲁风、周璇、王翀和我，是由廉耀东引见蔡晋康的。蔡当时带着一副银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儒雅，见面的地方又是蔡家庄小学，根本不像个武夫，倒有点像个教书先生。但他的参谋长邵魁五却像个凶神一样丑陋，只差不是个白脸，看上去和舞台的曹操差不多。他原是胶济铁路线上的一个段长，有一批护路警察作为入伙的资本，还当上了蔡的参谋长。他的政治部主任叫任子中，他任高密县中的训育主任、教务主任、校长等职，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

　　不久，王翀从高密城里及县中也动员了十几个人参加这支队伍。这些同志有穆忠信、郭存杰、郑星瑞、王平、庄明箴、黎明（李瑞宝）、单中和（单岗）、毛健民等。

　　开头我们进去的同志都做宣传工作，贴标语、画壁画（我们从五十一军来的一位地下党负责干部张岗能画大型壁画）、印传单，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郑星瑞演老汉，唐棣华演姑娘，在蔡家庄周围各村宣传演出，影响不小。

　　蔡这支队伍开头称做“高密抗日游击队”，不多时间凑集起了上千人。随后又向国民党请了一个番号叫“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山东第一支队”（蔡晋康有个族兄在国民党那里任立法委员）。山东的老百姓后来最恨这种“别动队”，都骂他“鳖种队”。这支队伍成员很复杂，形形色色，派系林立，有各区区丁，有以邵魁五为首的复兴社派，以任子中为首的CC派，有以蔡的族弟蔡省三（外号蔡五猴子）为首的本地土匪，还有“乡建派”、“学行社”、“齐鲁文化研究社”等名目繁多的大小派别。此外据说还暗藏有个曾任过山东省委常委的叛徒曹克明。

　　我们的同志大都集中在政治部，邹鲁风当政治部副主任，我和周璇等分任科长，部分同志如赵书扬、杨战韬、陈汉等则在连队里做政治工作，称为政治战士。还有做联络工作，叫联络参谋，主要在大队一级，我本人就做过。蔡晋康给了廉耀东一个副司令的头衔，但廉在他的部队里没有人，是个空架子，有位姓曹的参谋主任就不听他的，实际毫无权力。我们党代表着工农大众的利益，国民党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在领导权的问题上开始就有斗争。在高密阶段暴露的还不那么明显，1938年1月，也就是在我们进入该部的1个多月时间，日寇进占高密之前，我们的队伍向诸城转移，随之即占领了诸城。

　　诸城那时地下党有赵志刚为首的诸城县委，发展了一些党员和民先队员，其主要成份是教员和学生，一共有30多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后来青岛方面以陈振麓为首的青岛市委发动的崂山游击队遭到当地反动武装的袭击站不住脚，先后分批转移来蔡部，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员、警察等60多人，加上最初从高密参军的一、二十人共一百多人，组成了一支名义上属于蔡晋康，实际由我党领导的第四中队。这时的蔡部工委改称鲁东南工委，仍由伍志钢任书记，委员有邹鲁风、赵志刚、王景瑞、董坤一和我。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伍志钢起草的《为建设鲁东南抗日游击根据地而斗争》的文件，会后并分派人员到各民运点上进行发动群众工作。

　　到1938年2月份，我们和蔡部的关系越来越僵，其中不仅有原来高密那帮反动势力的破坏，还要加上诸城反动势力的因素。因为那时蔡部也成了诸城反动势力的一个集合点。诸城这地方党派纷纭还要胜过高密，据说中国有多少党派，诸城就有多少党派。赵志钢是诸城著名老党员王翔千的女婿，赵的爱人王辩是早期的共产党女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我们在蔡部的政治面目是昭然若揭的。诸城的反动派和高密的反动派串通一气，他们勾结在一起，决心把我们挤走，这是或迟或早要发生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廉耀东首先被迫离去，廉去后蔡部更处处刁难我们，不久他们就借口我们在他们中间发展民先队员是破坏和瓦解他们的队伍而把我们在各民运点上的第四中队分袭包围，胁迫我们离开蔡部，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撤了出来；我们集中起了108位同志沿台潍路向南转移，虽然我们曾派去找山东省委，但直到我们到达徐州也没有找到上级组织。

　　在我们撤出蔡部之前，有一个所谓的缴枪投降问题。这是文革期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的产物，过去从没有被当成一件什么事。这是1978年反革命分子吴法宪为了陷害那时的空军保卫部长张战戈首先制造出来的一桩大冤案，为此株连了一大批曾在蔡部工作过的同志。正如我在前面谈到过的，我们最初进入蔡部的同志，谁也没有枪，试问谁还带上枪去上大学呢？崂山游击队本来搞到了几支枪，后来他们奉调来蔡部时，敌人已占了青岛、胶县和高密，他们是打扮成难民，通过敌区，分批来到蔡部的，当然不能带枪。据说后来参加到蔡部的个别诸城同志有手枪，再则是蔡晋康给过几支枪。文革期间，大搞逼供信，弄出了很多笑话，有的被迫说：“我交了一支没有枪托的枪”，有的说工委下令“集体交枪”等等，全都是无稽之谈，即使有个别同志有枪的把枪交了，以便摆脱当时的困境，那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列宁说过的：“我给”你钱、武器、汽车、“你让”我安全脱险，这当然是一种妥协，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会上汽车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见《列宁选集》第四卷193页\]

　　在徐州会战风云紧急之际我们来到了徐州，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了联系，经决定，由邹鲁风带领20余人在山东省政府做沈鸿烈部的统战工作，由伍志钢、李欣率领其余的80余人去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所在部队开展友军工作。

　　我们在蔡部工作虽遭到挫折，但我们团结了青岛、高密、诸城一批优秀青年在我党的旗帜之下，有的同志风趣地把他们称做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百单八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批同志的大多数都成了党的骨干，有的同志还在革命战争中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在诸城的青年中就有郭虹隽、刘灰拣、王培义等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在许多同志因为曾在蔡部工作过，蒙受了种种冤屈，有的人被打成了国民党员和缴枪投降的大叛徒，成为专政对象，有的人如张战戈（空军政治部保卫部长）还被弄到边远地方进行劳改，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这段历史才得到了正确的评价。

　　毛主席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蔡晋康部队后来坚持与人民为敌，成为胶东著名的投降派，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迫于形势才向人民投降，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选自《诸城党史资料》1987年第6期）

　　

　　

　　抗战初期曲华奉派回青岛的革命活动

　　方勋 莫易 窦郁山

　　【作者简介】方勋（1922—）原名李继伟，又名李和庭。山东省青岛市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任中共崇德中学支部书记。1941年6月调胶东区党委，先后在抗大分校、胶东党校学习。1943年任即东工委宣传部负责人。同年冬被秘密派回青岛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岛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青岛工人日报》社社长，山东省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等职。

　　莫易（1923—2002）原名宋秉海。山东省青岛市人。1923年生。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青岛市内特支书记、《大众报》社记者、中共青岛市委社会组南村情报站站长兼书记、青岛准备接管委员会干部大队宣传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青岛市公安局一处匪特股股长、帝国主义侦察科科长兼内勤科科长。1951年调上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联络部（后改名为中央调查部，即现国家安全部）征募科长。1955年调北京公安局天津清河农场工作，任生产科工业组组长。“文革”中受冲击。1978年平反，同年在国家安全部离休。

　　窦郁山（1925—）原名窦好文，化名于山。山东省诸城市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东镇支部书记，青岛市内特支委员，青岛市总工会秘书，青岛市电信局工会主席，青岛市总工会秘书科副科长，青岛市委组织部干事、副科长，青岛市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青岛市卫生局副局长，青岛市爱国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青岛市精神文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5年离休。

　　抗战之初，青岛地区党组织于1937年冬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郊区崂山建立起一支武装力量，领导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市内不少党员骨干都参加了这支队伍，扩大了党在青岛地区的政治影响，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这支武装于1938年初就奉命撤离青岛地区，市内已没有党的组织，郊区农村的武装力量又撤走，青岛地区党的组织和活动处于青黄不接的不利形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以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胶东区党委决定派遣得力干部回青岛，以重建党的组织，开辟党的地下工作，并拟选择有利时机派遣武装力量到青岛郊区崂山开展武装斗争，配合掩护地方工作。为此胶东区党委确定由统战部长林一山具体领导进行这项工作。林一山约见曾长期在青岛从事过秘密工作的王云九（当时任胶东军区五旅供给部长），商量物色派往青岛的人选。要求是：政治思想坚定，有独立工作能力，并熟悉青岛的情况。根据这些要求，王云九建议并经区党委同意，选定了胶东兵工厂厂长兼指导员曲华，令曲华尽快返回青岛敌占区领导开展党的地下革命工作。

　　曲华原名李继仁，1910年生于青岛市郊区惜福镇李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时读了几年书，由于家境贫寒不能继续上学，就跟随家庭来到城市谋生。16岁就到一家私营小工厂（东益铁工厂）当学徒。他一面起早贪黑干苦力活，一面刻苦学习技艺，3年学徒期满即转到青岛兵工厂（现海军造船厂）做工。他历经磨练，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关心国家大事，对资本家压迫剥削阶级兄弟极为愤慨，对当时青岛纱厂和四方机厂的工人反对压迫和剥削而举行的罢工深表同情和支持。

　　1936年他通过家庭的关系，结识了王云九，王是早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后来虽因青岛市党组织受破坏暂时失掉联系，但一直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对曲华经常讲解国家大事，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和社会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曲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其从思想上理论上有了很大转变和提高。他对国民党在国内推行攘外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屈膝退让、丧权辱国的行径极为不满。再加他长期失业，生活非常困难，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和社会的黑暗无比愤恨，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深向往。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亡之际，青岛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忙着向大后方撤退逃跑，根本不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安危。而曲华的爱国思想进一步激发起来。他满腔热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到处寻找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救国组织。1938年春，王云九介绍到崂山参加了抗战革命活动，成为崂山抗日队伍的骨干。并于1938年秋由王云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曲华被党组织派往胶东军校学习，他刻苦学习政治、军事，结业后分配到胶东五支队六十五团任特务连指导员，曾先后参加过多次战斗，带领部队英勇作战，受到表扬。胶东军区领导机关为了加强后勤兵工厂工作，调曲华到胶东兵工厂任厂长兼指导员，他以出色工作，为我军的军工生产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选派曲华做青岛城市地下工作是比较合适的。

　　胶东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坦向曲华部署了在市内建党的具体要求：重点是在工人，青年学生以及其他劳苦群众中发展党员，首先是在影响较大的工厂企业和学校单位中建立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区党委又责成统战部科长崔涛和组织部科长王台协助曲华研究了工作方法、制度以及交通联系等具体工作。区党委又指示青岛所在地区南海地委给予协助。在做好有关准备工作之后，曲华到达南海地区，地委书记刘宿贤亲自接谈，并责成有关部门对化装、交通等作了妥善安排。地委又通知青岛外围的胶县、即墨等县协助青岛开展工作。曲华在几年中来往到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又先后派出许多同志到上级机关学习或开会联系工作，这些县委的负责同志都以高度的革命友爱和责任感亲自接待安排食宿，或派人护送转移，这在当时开展青岛工作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是宝贵而又热情的支持。

　　1939年冬，曲华由南海地委经即墨县委到达青岛郊区，他利用自己是当地人的有利条件，隐蔽在可靠的亲友家里，通过各种途径初步了解青岛市内和郊区的情况，全面分析了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当时青岛地区斗争形势非常严酷，日军把青岛作为“大东亚圣战”基地，加紧了残酷的统治，敌军警特宪和汉奸横行；正在全面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施行“东亚共存共荣”奴化教育，腐蚀麻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学生采取各种花样的活动，消磨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对抗日言论和活动，特别是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活动疯狂镇压，对普通老百姓以“保甲”组织加紧管制。在青岛郊区日寇建立了大量敌伪军据点，经常出动“讨伐”，乡村伪政权普遍建立，以严密控制农村，打击抗日活动。当时在青岛和郊区群众中抗战活动正处于低潮。

　　另一方面，青岛地区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也非常复杂而激烈。国民党长期统治青岛，其组织较有基础，不仅市内各机关、学校、团体有国民党组织，在青岛郊区乡村也有国民党组织，国民党市长沈鸿烈统治青岛十几年，采取几项所谓“利民”措施，修建了几项工程项目。在政治上有影响。群众中的“正统”观念，沈鸿烈虽然不战而逃跑到鲁南地区，但原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李先良又窜回来拉起部分人员在郊区崂山建立了“青岛保安总队”。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也拉起了许多股游击队。这些国民党的势力不抗战，却打着抗战的旗号，极力煽动反共，把持着郊区地方政权，对人民严密监视统治。当时我党在市内只有少数党员在分散的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曲华派入市内倒有点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滋味。

　　曲华进入青岛市内前隐蔽在郊区时就开始了工作，他先后选定两个村物色对象发展建立党的组织。一个是兰家庄村，这个村在抗战开始时中共青岛工委曾秘密驻在这里，并在这里发起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党在群众中较有影响。他在这个村发展了兰义山、兰义藻，兰莲芬，兰佩芬等为党员，还发展了兰成杰等几名党的赤色群众关系。兰义山后来打进村政权，兰义藻任小学教员，掩护开展工作。另一个在李辛村，他发展了宋良玉为党员，以小学教员的身份掩护开展工作，又发展青年李继俭为交通联络员，在联络员的家里建立秘密联络点，这俩个村坐落在由郊区通向市内的东西两条公路要道上，地理位置很重要。后来这两条村成为地下党组织从市内到根据地的一个中间联络站。1942年市内工作受到破坏时，许多同志临时隐蔽在这里，继续工作，或从里再转移到解放区。

　　1939年底，曲华由方勋掩护从即墨城秘密进入青岛市内，立即着手在产业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展开工作，1940年3月首先发展崇德中学（现十一中）高中学生方勋为党员。接着又在该校发展尹华、莫易、张辽为党员。这第一批4名青年学生党员，曲华分别谈话，进行教育培养成为骨干。5月底、6月初建立了党支部。由3名成员组成，方勋为书记，张辽为组织委员，尹华为宣传委员。曲华交待在当时青岛市地下党未建立市级统一领导组织时，这个支部全面领导各方面的工作。当时支部成员都在崇德中学，重点先把崇德中学的工作开展起来，根据条件逐步向外单位发展。经过一段工作，崇德中学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先后又有余华、陈翼、武光、高永成、徐文洵、庄毅、周群、王文成、王文仁、聂希文等十几名学生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同时又在农林事务所发展谭国梓（唐飞）为党员。

　　不久，曲华根据上级的指示，为了同国民党争夺青年，使他们团结在我党的周围，决定建立“青岛市青年抗战先锋团”组织，这是我党直接领导的进步青年群众组织，由张辽任团长，方勋任政委，具体领导这个组织的活动。首先在崇德中学发展了一批团员，经过教育和锻炼，不少团员先后发展为党员。

　　党支部在崇德中学的组织发展活动，该校反动当局有所察觉，便采取压制措施，于1940年秋无故开除了方勋、尹华、莫易、张辽等党员。曲华立即让这些党员转移到市立中学去，党支部继续向校外开展工作。1940年下半年，市内崇德、文德、市立等学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

　　曲华在开展青年学生工作的同时，就着手在工厂企业中展开工作。1940年5月在崇德中学建立党支部时，他决定莫易不在校内活动，主要开展工厂企业的工人工作和女校工作。不久，莫易在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发展工人宋秀卿、张奇、薛隐为党员，又以他们为骨干继续发展马文、闻伯玉、李凤鸣、雷受銮、赵美香等一批女工为党员。1940年底，颐中烟草公司建立了党支部，薛隐为书记，马文、闻伯玉为委员，通过颐中烟草公司党支部的党员。又开展了该厂周围一部分工厂企业的工作，在染厂、火柴厂以及铁路、四方机厂、电信局、发电厂、码头等单位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其中有刘琪、窦郁山、李金锡等。这些工人党员团结了一大批赤色群众在自己的周围，经常开展学习宣传等进步活动。女校工作于1940年10月也相继展开，在文德女中发展杨真、李敏等入党。

　　从1940年秋开始，又在工业集中的四方、沧口区选择较大的一些单位，深入群众，物色对象，进行教育，发展党的组织。先在日本经营的大企业丰田式铁厂发展工人李继佩为党员，在台东区太东铁厂（自行车厂前身）发展工人黄佳伦、朱敬善等为党员。他亲自培养教育，以这些党员为骨干，在四方、沧口工业区的橡胶厂、四方机厂、纺织厂等大企业又先后发展高日九、李景雨、曲盛贵等工人为党员，滕文锷、单际春等赤色群众。并分别在这些厂建立了党支部或小组。1941年秋，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中共四沧分区委李继佩为书记，高日九、曲盛贵为委员。1941年底又将四沧分区委划分为四方、沧口两个分区委。高日九为沧口分区区委书记，李继佩为四方分区委书记，分别领导各区的工人工作。台东、四方、沧口等主要工业区的工人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从1939年底开始到1941年全市先后发展40余名党员，主要成份是产业工人和青年学生，还有一批抗战先锋团团员，全市一批较大的工厂企业和重点中学都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为党组织在全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为工作需要也相应地形成建立起党的秘密联络点，一个在苏州路33号，曲华秘密在这里同党支部主要领导成员开会，研究部署工作；一个在无棣二路7号，以莫易为主，领导颐中烟草公司以及台东区一些工厂企业的工作；在四方区嘉禾路21号，以李继佩为主联系四方、沧口区工厂企业的工作。

　　1941年秋，胶东区党委鉴于青岛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为适应工作的需要，决定建立中共青岛市工作委员会，增派谢明钦为市工委书记，曲华任组织委员，杨真任宣传委员。市工委决定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领导成员适当分工，继续工作。谢明钦、杨真抓学校的学生工作；曲华抓工厂企业的工人工作。根据分工需要，并便于加强同工人群众的联系，经工委同意，曲华搬进四方区工人宿舍同工人住在一起。

　　1942年初，工委书记谢明钦提出要到沧口盐滩村开个磨房作为职业掩护，同时抓沧口区的工人工作。1月5日晚，谢明钦到达盐滩村工人宿舍，正当与两个党员商量开办磨房问题时，3人突然被日寇逮捕。与此同时，上海纱厂1名党员也被逮捕。当夜敌人进行刑讯，第二天日寇特务继续到橡胶厂、丰田纱厂继续逮捕，并到苏州路33号搜捕一名姓李的工人。当时曲华住在四方区工人宿舍，得悉敌人曾到苏州路33号搜捕姓李的工人，怀疑可能发生问题，便迅速赶往盐滩村向谢明钦汇报，才发现工委书记谢明钦等人被敌人逮捕。据事后了解，谢明钦等人是由叛徒尹常安告密，由自首分子李克柱带领日寇特务前往盐滩村逮捕的。当夜押在沧口飞机场日寇海军警备队，敌人连夜刑讯，至2月上旬，先后被捕的有谢明钦、高日九、曲盛贵、吴世训、周永智、纪家登、刘洪祥共7名党员，后押在常州大日本海军囚禁场。

　　1942年3月31日，日寇第三遣支舰队军罚处分会议作出判决，宣称：高日九诱劝李子斌（谢明钦的化名）、曲盛贵、吴世训及周永智加入共产党，扰乱帝国占领地之治安，判处死刑；曲盛贵判刑5年；吴世训判监刑3年6个月；李子斌判监刑3年6个月；周永智判监禁2年。纪家登，刘洪祥因无口供后被释放。

　　在青岛工委书记谢明钦被捕和部分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后，曲华立即采取应变措施，连夜派人与杨真商量后，通知有关党组织人员转移隐蔽，对遭到破坏的沧口区部分党组织情况分别作了处理。同时，设法弄清组织破坏的原因，了解被捕人员的下落情况，然后前往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途经即墨县委，见到袁超（当时已调南海地委工作），袁通报说：“日寇正在向胶东地区扫荡，我机关部队大转移，无法联系，让曲华暂回青岛隐蔽工作。曲华返回青岛郊区后，暂时隐蔽在大北曲村，5月4日日伪军出动讨伐经过该村，曲华和薛隐转移到村外，与敌人遭遇而被逮捕。敌人未得到任何证据，经简单审讯后，薛隐交保释放，曲华与其他被捕的群众一起押往警察局。在押期间，曲华买通伪警察送出信来，告知组织他被判发往东北煤矿当劳工，请组织放心。他决心设法迅速回来。狱中关心党组织，充满斗争信心，据说1942年6月（阴历端午节之后），在被敌人押往东北途径济南车站换车时，曲华组织鼓动同车的劳工一起暴动。不幸被敌人枪杀，英勇牺牲，年仅32岁。

　　曲华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一定胜利，正因为他这种坚定的信念，不论环境如何艰苦困难，总是信心百倍地为党工作。1939年秋，他奉命到敌占区进行秘密工作，明知任务艰险，但组织作出决定，他无条件服从，只身一人来到敌人严密统治的青岛，毫无顾虑地投入战斗，从不畏难叫苦，他执行党的任务有坚强的毅力，较高的水平；善于接近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论工人、学生或农民，不论老年、青年或妇女，都能分别对象进行工作。他是抗战初期胶东党组织最早派到青岛敌占区开展工作的干部。在2年多的时间里，为重建和发展青岛地下党组织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许多曾接受过他的教诲帮助而参加党，走上革命道路的同志，都为他的大智大勇，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所感动。他临危不惧，处事果断。1940年底，他到上级汇报工作，同时带领女学生党员杨真到根据地学习。到达平度县准备出城北门到城北我联络站，敌人盘查很严，杨真一身城市学生打扮，曲华深恐岗卡出不去，当机立断把她托给汽车公司一位售票员，将杨真安全带出城外。

　　曲华的妻子1940年病逝，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看，他托付老人，自己单独住在工人宿舍中，全力投入革命事业，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长期不准孩子前去看望。曲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1983年青岛市政府正式批准曲华为革命烈士，以褒扬他对革命的贡献。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青岛工委成立前后

　　谢明钦

　　【作者简介】谢明钦（1902—1988），原名谢纯熙。化名李文德、李子斌。山东省莱阳县（今莱西市）人。1932年春加入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莱阳县委委员、县委秘书、莱阳第五区委书记、莱阳中心县委委员等职。七七事变后，参加“民先”组织，任莱阳《民先周刊》主编。1937年后历任中共莱阳县委委员、组织部长、书记等职。1939年4月任中共南海特委书记。1941年秋任中共青岛工委书记。1942年1月因叛徒告密被日本特务逮捕。抗战胜利后获释。1947年任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1949年任胶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任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青岛市保密委员会副书记、副主任。1957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委员。1959年任青岛市委党校校长、党委书记。1963年任青岛博物馆馆长。1965年离休。

　　1941年，胶东区党委派我到青岛领导敌占区的地下工作。因那里已经有些工作基础，我去的任务是整顿组织，进一步开展工作。临走时，区党委书记林浩对我说：“到青岛后，一方面治治耳朵(那时我的耳朵开始聋了)，一方而建立起青岛工委来，你任书记，其他一切干部由你根据情况决定。”

　　我离开区党委之前，区党委部分同志开了个会，参加会议的有：组织部长刘坦、副部长兼城工科长王台、社会部长于克。林浩因在前方指挥与蔡晋康作战，未能参加。会上，大家根据青岛学生工作较为活跃等情况，认为应先抓学生工作，并在工作方法上提出一些意见。

　　我先到了南海地委，因为打入青岛非由南海地委想办法不可。到南海地委不久，王台视察工作也到了那里。由于我要打入市内，已改变了身份，所以和王台是秘密见面的。当时青岛的曲华(本名李继仁)也在场。曲华说，他的弟弟李继伟被捕了，他在青岛不能住了。王台说：“正好要派他(指我)去担任书记，你回去把工作交给他就回区党委来吧”。曲华告诉我他青岛的住址，要我与他联系。王台让我去胶县县委找李奎生(县委书记)想办法把我送进去。还说，胶东区党委有个女同志，是青岛人，调她回去吧。我很高兴，对王台说，你回去让她到胶县县委找我吧。以后知道，那女同志叫杨真(原名刘文卿)，是青岛文德女中学生。

　　那时候胶县也是敌占区。我在胶县被掩护在一个同志家里。不久，扬真由区党委来到胶县县委。我们商定，她先回青岛作些安排之后，我到她家去找她。

　　我在胶县县委时，县委介绍了一个青岛的关系，名叫韩大珉(化名张辽)。张在青岛上中学，已参加了党，后因有了色彩，退学在家，但仍来往于胶县与青岛之间进行工作。他向我介绍了一些青岛学生工作情况，并向我介绍了两个关系。一个是掖县路8号孙金昌(化名左毅)，是崇德中学学生、地下党发展的对象；一个是西太平村房子和，原也是学生，开了个小织布厂，是赤色群众关系。左毅和房子和不仅在经济和物资方面对党有支援，还知道一些工作关系。这样我心中比较踏实了。1941年6月便打入了市内。

　　进入市内后，我先到了东光路13号杨真家里，杨真家有母亲，姊妹7个。大姐在大英烟厂，大姐夫在四方机厂，二姐和三姐也都是烟厂的工人，扬真的妹妹刘文毅(梅山)是女中的学生，已是党员，还有个妹妹是“抗先”。她家是独院，院子外面是耶稣教堂。她母亲原是基督教徒，她们姊妹也都以信教为掩护，邻居关系也不错，作为秘密工作机关条件是很理想的。杨真、梅山对家里人说我是她们的老师。因日本人抓我，所以出来躲躲。她家托人给我报了个户口。那是只要派出所有认识的人，找个“铺保”，报户口还是可以的。但是办“良民证”可就很不容易了。有了户口，我便在那里住下，并开始工作，首先建起了青岛地下党工作委员会，我任工委书记，曲华任组织委员，杨真任宣传委员。工委机关就设在东光路13号，扬真的六妹担任政治交通。

　　当时青岛地下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神秘化、关门主义和乱发生横的关系，这是违犯秘密工作纪律的。但学生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组织关系比较清楚，活动也比较正规。根据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城市工作方针，我从整顿几个女中的学生工作入手，健全了市立女中支部，支部书记梅山，组、宣委员徐燕和徐建春，工作开展很快。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作，坚决割断横的关系，纠正神秘化、关门主义，在工作方法上提倡灵活多样，特别要很好地利用保护色，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那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弄不好，就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去，有去无回。所以能把自己“灰色”起来，站住脚跟不暴露，就是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那时沦陷区广大劳动人民都受日本人的气，人们都很仇恨日本人，所以群众又比较好团结。只要我们不把自己搞得特殊化，并善于用各种方式去团结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还是能够隐蔽起来很好地开展工作的。在妇女工作方面，进行秘密工作原则和气节教育，纠正了神秘化、关门主义之后，工作发展很快。我们的党员和骨干，原来因参加了革命都退出了基督教，后来又参加进去做教徒，以此掩去了政治色彩。杨真就让她家人去作礼拜，与一牧师接近。牧师是中国人，大学生，也受日本人的气，容易接受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他后来就给我们工作上提供了一些方便。如杨真她们办了两处妇女夜校，其中一处就是借了东光路13号“神召会”的教堂。妇女夜校名义上收学费，实际上不收学费，来上学的都是接受过教育的群众。在学生工作方面，酝酿办了一个半公开的刊物，但在筹备期间我就被捕了。

　　为了开展私立学校的工作，1941年9月又让梅山、徐燕转到私立文德女中去，这里原来有个党员牛琴芳，她们3人组成了支部，梅山兼任书记，牛琴芳、徐燕分任组、宣委员。同时，为了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同年底建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杨真兼书记，梅山、牛琴芳分任组、宣委员。

　　1941年9月间，我也与张辽介绍的关系左毅取得了联系，这时左毅已是党员，他汇报了所联系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工作的情况，介绍两个学生党员姜宪法、岳振鸿和我见了面，谈了话。他们搞了一个地下图书馆，在极度缺乏精神食粮的日军统治下，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到青岛后的3个月，建立和整顿了妇女和青年组织，使工作有了发展。工人工作方面，我见过薛隐和马文，但工作情况不了解。

　　后来，我与房子和接上了头。房子和以他织布厂帐房先生的名义给办了“良民证”，我便离开东光路13号到西太平村房子和处去了。这时大约是1月份。

　　西太平村离嘉禾路曲华的住处很近，我常到曲华那里去。在曲处我见到了和他同住的一个工人高文旭，曲华说他是党员，但没作介绍，我只说是曲华的朋友。我看高文旭还不错，便常和他谈谈，但他不知道我的身份。这时区党委汇了一些钱给我，让我在青岛作个小买卖，作为掩护。我向高文旭打听做小买卖在哪里好。高文旭说，盐滩最好，那里是工人区。我没到过盐滩，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工人情况，年底回区党委汇报，另作开辟工作的打算。

　　在这期间，因为考虑到以后我要亲自去了解工人情况，开展工人工作，以及应付突然变故，便与杨真研究了青年学生工作，我将左毅的情况和地址向杨真作了介绍，准备无特殊情况，等我从盐滩回来之后一块见见面，正式介绍给杨真。对房子和的情况也是这样。

　　1942年1月5日(或6日)早晨约4点多钟，高文旭用脚踏车带我到盐滩村一个叫张仲美(纺织工人)的家中。高文旭说，你在这里住一住，可以和他们谈谈，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傍晚我再带你回去，说完他就到橡胶厂上工去了。我和张仲美一谈话，感觉此人不实在，不象个工人，问他做买卖的事倒懂一些，但他说他没有钱，不能入股。傍晚张仲美上工去了，高文旭回来了，还带了一个工人叫周永智，接着又来了两三个工人，他们都在张仲美家代饭(就是代做饭)，吃完了饭走了几个人，只有高文旭、周永智和我，还有个工人叫李克柱。这时忽然外面打门，进来了3个特务(日特)，二话没说，把我、高文旭和周永智都绑了起来。那个叫李克柱的给他们打着灯笼，把我们送到盐滩村公所去了。李克柱打着灯笼看着我们，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不知道。特务们都到炕上喝酒吃饭去了。不久来了一辆大板汽车，把我们送到沧口飞机场特务机关，这里看管我们的都是日军。我对高文旭和周永智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无论什么事也不能咬别人，一供出别人来就坏了。过了不久就提问，一个一个地问，最后问我，我说去盐滩要钱碰上这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日本兵把我放倒，用自来水管子、钻条从背上到大腿来回地抽打，打得我眼里出血奄奄一息了，他们才把我拖回看守室。天明(即被捕第二天早晨)又捕来2个人，以后知道他们是曲盛桂和吴世训，都是工人党员，这天下午四、五点钟，把我们全都装上大板汽车送到市内“海军囚禁场”(附在伪法院看守所)

　　到海军囚禁场后，每人1间屋，隔离关押。这一天的时间，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别说吃饭了。天正下大雪，在飞机场时，敌人把我的新棉袍剥去，我只穿一件小棉袄，寒气逼人，不能入睡。这里全是日军看守，经常用棍子打人，有时要我跪下，把蘸上凉水的地板擦子放在头上用力往下揾，凉水从头流到全身。白天只许坐着，不许睡觉。

　　过了七八天又提问，问我是否认识这些人，我说都不认识，最后问到张仲美，我仍说不认识。敌人什么也没说把我绑在凳子上，向嘴里灌凉水，这个刑罚虽不伤筋动骨，却是最残酷的了。

　　大概过了3个月，宣布判决：高文旭判了死刑，曲盛佳、吴世训和我都是3年半徒刑，周永智2年徒刑。

　　宣判后，把我们转到伪法院看守所关押，看守们全是中国人(汉奸)，没有日本人，是替日本人代管。

　　多半年以后，我觉得外边工作都安定了，就以试探方式从侧面写出一封信，由胶县县委转区党委，结果目的达到了。不久，来了1人，送了一部分钱和两套裤褂，我十分感动。以后组织又派我弟弟(谢谦，那时他已参加了工作)来照顾我。我以交朋友的方式托一看守送出一封信给我弟弟，让他给王台，信中建议领导机关不应该设在市内，应设在市外。我的建议后被采纳实行了。以后，我又把被捕情况简要地作了汇报。我还告诉组织不要花钱运动我出去，我的身体能够挨到服刑期满的，但党组织还是花钱进行了营救。

　　1945年9、10月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监狱，以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到了青岛宣布大赦，狱中囚犯一律释放，但狱中的看守和头头却和从前一样对待犯人。他们放出风说，谁先拿钱就先释放谁，有的人拿钱先放了。我极力反对，劝说大家不要拿钱。我说：他们放几个人就得放全体，晚放几天有什么关系，不久全体都释放了，什么手续也没有，只有一个汉奸说了几句话，大家一轰而散。

　　出狱后即回区党委，去机关见林浩(仍任书记)未见到，我住进招待所。一天晚上，林浩和秘书去看我，他说：“你不要着急工作，先看看文件，到医院去治治病，再把被捕经过写给我看看。”第二天我就简略写出送给他。

　　1945年冬，我自己要求到胶东党校整风半年。我出狱后就恢复了组织生活。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青岛党的工作回忆片断

　　王台

　　【作者简介】王台（1910—1986）山东省文登县人。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文登县委第一区委书记、文登县临委书记，中共胶东特委巡视团团长、城工科科长、组织部副部长，青岛市委代理书记，胶东区党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处长、副主任，工业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科学出版社党的领导小组组长等职。

　　我是在胶东区党委领导下，于1941年6月至1946年10月管理青岛地下党的具体工作的。其中有16个月（1944年4月至1945年8月）奉调至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并留校工作。此时，青岛的工作由其他同志管理，时至今日，距40年之久，现在手头上又无文字资料，全凭回忆，很难将当时情况全面反映出来，谨将能够回忆起来的点滴情况叙述如下，望知情同志予以指正和补充。

　　一、向青岛派遣干部，建立党的组织

　　从1939年开始，胶东区党委就决定，烟台、青岛、东北、胶济路及潍坊等地为区党委在敌占区建党的重点地区，但当时没有设立机构，由组织部代理部长刘坦（莱阳人，1932年入党后，长期做党务领导工作，1979年3月在北京逝世）直接领导。

　　1941年6月，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区党委在组织部设立了“敌占区工作科”，地委、县委也相应建立了专门机构。但地、县两级的工作主要是在广大的农村敌占区（当然也不妨碍向大城市开展工作），大城市党的工作，主要由区党委的“敌占区工作科”负责管理。

　　1942年上半年，胶东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关于开展大城市建党活动的有关指示，将敌占区工作科改名为“城市工作科”（各地委都改了，县一级没有改），并充实了人员，进一步明确了任务。

　　我是1940年9月，由原东海地委调到区党委工作的。当时任区党委巡视团团长。1941年春，我在南海地委检查工作约两个月。临去南海地委以前，刘坦对我说，1940年，经王云九推荐，区党委把五支队六十五团的曲华（原名李继仁，青岛市人）调出来，派进青岛。当时没有给他建立机构的任务，只是单线领导，也未任命他什么职务。1941年3、4月间，曲华回区党委汇报工作，说发展了一批党员，由于他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横的关系发生过多，保密也注意的不够，很使人担心，因而向区党委请示，又把莱阳县委书记谢明钦派往青岛，整顿组织，成立市委，由谢明钦任书记。刘坦还说，谢明钦已去南海地委了，你去南海地委后，可能见着他，请南海地委协助其去青岛。我遵照办理了此事。

　　1941年6月上旬，我从南海地委回胶东区党委后，刘坦对我说，为了开展敌占区工作，区党委决定成立敌占区工作科，你任科长（以后改为城市工作科，也是我任科长）。1941年10月间，谢明钦回到区党委，向刘坦汇报工作。我是敌工科长，也一起听了汇报。谢明钦汇报的主要问题是：（一）曲华在青岛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都发展了党员，工作有了进展（当时他提到了几个人名，我记得有杨真、张辽等）；（二）谈了曲华的工作方法很危险，党员相互之间都认识，横的关系太多，不注意保密；（三）他发展几个同志有培养前途。一个是杨真（原名刘文卿），一个是张辽（原名韩大珉）。此外，谢明钦还说，曲华发展的这些党员，应逐步切断横的关系，不要经常在一起活动。刘坦听完汇报后说：你就改个名字吧。谢明钦同意说：“就叫李子斌”。

　　随后，刘坦向区党委书记林浩做了汇报。林浩说：总共那么几个党员，搞什么市委，那么个大架子？叫工委吧！由谢明钦任书记，其余的委员由他在当地吸收。林浩接着强调中央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一定要贯彻，现在不要急于发展党员，要先找到公开职业，要在社会上广泛地交朋友，并利用合法身份、合法的社会团体开展工作，这样才能隐蔽得住。我们讲隐蔽，不是在哪一个同志的家里躲起来，不见风、不见阳光，这不行，这样隐蔽不住，必须隐蔽在群众里面。要告诉老谢，一定要这么办！中央指示的这十六字方针很正确，不要用根据地的那一套工作方法。

　　第二天，刘坦（在区党委组织部他的房间里）向谢明钦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林浩的意见。定下青岛成立工委，由谢明钦任书记；还定下曲华、杨真也可以参加工委工作，曲华任组织委员，杨真任宣传委员。同时，又嘱咐谢明钦：以后发展的党员，不要和以前发展的党员发生横的关系。不久，谢明钦带着区党委的指示和决定回青岛了。

　　1942年5月份，杨真来到区党委，向组织部报告了谢明钦被捕的情况。同时，她还说，一起来的还有曲华。出发前，他们一起商量走的路线，杨真坚持走西路，经平度（那里有我们的联络站、交通站），曲华坚持走东路，经崂山。结果，意见不一致，各人走各人的，所以杨真先到了，曲华未到（后来得知，曲华在崂山遇到敌人的讨伐队，被捕了）。接着，杨真汇报了谢明钦的被捕经过。1942年1月4日晚上，谢明钦住在杨真家里，第二天（即1月5日）转到盐滩后，被特务发现，逮捕了。谢明钦被捕后，杨真通过各种关系到监狱了解情况，得知谢明钦一直咬定是来青做买卖的，敌人也没抓到别的证据，动了些刑事，审讯了三、五次，判了5年徒刑，再没审讯他。杨真还说，去年谢明钦回青后，根据中央指示和区党委的意见，工作方法转变了。传达贯彻了中央的十六字方针，利用社会关系，广泛开展交朋友活动，不急于发展党员，不轻易写标语，更不搞飞行集会，叫敌人不知道青岛还有共产党。在学校里则利用公开的学生会，打进去，掌握领导权，发动学生和敌人作斗争。

　　当时，青岛市内凡是已暴露身份的人，都分批分期地调出来，送到区党委党校学习。当时除学习中央有关指示和根据地的一般常识外，还定期由组织部讲敌占区工作方针、政策，以及工作方式和方法，进行纪律教育和气节教育，组织他们总结正反面经验。我现在记起的，当时陆续由青岛来区党委学习的有武光、杨真、张辽、李继伟、宋海、聂希文、莫易、李敏、梅山、于山、左毅、尹华、薛隐、刘琪等（可能还有其他同志，记不清了），以后，除李继伟留在党校教育科工作外，其他同志陆续派回青岛，开展工作。

　　谢明钦被捕后，青岛工委改为“特支”。特支书记是杨真，张辽、莫易为委员。莫易分管工人方面的工作，张辽负责学生、青年工作。就3个人，短小精悍，一直保持到1943年。

　　1943年春节后，分局派李林来胶东区党委检查工作，同时来的还有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不几天，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山东4年来的工作。林浩去分局开会，分局指示由李林代理区党委书记。有一次，我们讨论青岛的工作，决定将青岛特支再一分为三，按职业分为3个独立的支部。一个由杨真负责，分管妇女工作；一个由莫易负责，分管工人工作；一个由张辽负责，分管青年工作。当时认为，这样虽然领导起来头绪多，但工作的独立性大，保密性强，在敌占区城市开展工作方便。虽然组织上独立，但工作方针、活动方式、工作方法都是一致的。

　　谢明钦的被捕，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1942年春天，刘坦找我商量决定，再向青岛派一名干部。随后便把李晨调来，派往青岛。李晨会做鞋，有这个手艺很容易掩护。我们布置让李晨和其爱人秦光一起去，开个“夫妻店”，不和谢明钦发生关系，单线和区党委联系。我们找来南海地委书记刘宿贤（1978年于武汉大学逝世）交待了此事，让他通过关系派进去。大约是5月份，刘宿贤来区党委组织部汇报，说李晨被捕牺牲了，秦光跑了出来，据秦光说，李晨在根据地拉队伍，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经常参加群众集会并讲话，很多人都认识他。莱阳的一个坏蛋跑到了青岛，在马路上认出了他，向敌人告密，将他逮捕，让狼狗活活地给撕了。刘坦听完后，很难过地对我说：“李晨牺牲得真惨啊！”当即拨了钱作抚恤金，让刘宿贤回南海地委安排秦光的生活和工作。

　　1944年秋后，根据中央关于各区党委都要建立城市工作部，以加强敌占大城市的工作，准备反攻的指示，胶东区党委向山东分局提议，将在分局学校学习的于克调回（此时我也在山东分局学校学习）任区党委城工部长。经山东分局同意后，于克回到区党委，即在组织部城工科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城市工作部”，工作的重点放在东北的各大城市。接着（1945年初或1944年冬），区党委又成立了设在根据地的专门管理青岛市的地下工作机构——青岛市工作委员会，任命丛烈光为工委书记，耿桥为组织部长。

　　二、日本投降后准备接管青岛

　　日本投降前后，我正在分局党校工作，任胶东大队支部书记。8月9日以后的一、二天，党校总支开会（每一大队的支部书记都是总支委员），那天我去的早，一进门，李培南（党校副校长兼总支书记）的爱人戴鹏就大声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一出兵东北，日本就投降了，中央电告全国各极领导机关，准备迎接新的形势。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研究加快党校各大队的结尾工作，干部回原单位，准备接受新任务。

　　8月15日左右，党校总支又开会，传达分局的正式决定：党校解散，学员回原单位，准备迎接日本投降的工作；各大队的主要军事干部要提前回到各军区。

　　20号左右，分局组织部长李林把我找去说：“许世友、曹漫之带着一批军事干部已从山东军区回胶东了，胶东大队由你带回去。”他还说：“青岛市的班子已经定了，林一山任书记兼市长，你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史甄任市政府秘书长，宋子成任市政府公安局长，王建功任青岛市总工会主席；分局机关已准备了一批干部，你回胶东让区党委再配上一部分。现在，胶东的部队正在即墨一带包围着青岛，市内的党员，已在准备搞里应外合。”

　　20号后，我们步行从莒南县向胶东出发，到9月上旬，就到了离莱阳城3至5里的一个小村庄。当时军区驻在莱阳城里，我们先让徐子明（大队长）进城联系，第二天上午，我们即进了莱阳城。军区副司令员袁仲贤在城南门里的一间房子里接见了我们，表示对学习胜利归来的祝贺，并开了欢迎会，举行了简单的会餐。会上，袁仲贤说，中央来电报指示，中央的方针是：占领小县城和农村中的大集镇，以便将农村根据地连成一片；中等以上的城市暂不以兵力解放。现在，我军正在对青岛市进行包围，完成扫清外围据点的任务。会后，同志们都回单位了。我先回到组织部，把干部关系交待给组织部长赵明新（1944年秋从延安直接派来的）后，便去见林浩，他对我具体讲一下方针问题。他说：分局指示，即使不进青岛市，3个牌子也要保留，以便今后和敌人进行斗争。这3个牌子，一个是“青岛市政府”，一个是“青岛市公安局”，一个是“青岛市总工会”。对青岛的工作要作长期打算，主要是做地下的秘密工作。在郊区准备扩大武工队，派胡岩任副政委。在崂山已建立了政权，配备了区长和区委书记。后来他又告诉我，分局又来了电报，调林一山去东北，快走了。

　　我到组织部后，赵明新告诉我，准备接收青岛，搞里应外合，已派李砚吾去青岛了，等他回来后再决定下一步工作。不久，李砚吾从青岛回来了，他说：“青岛的里应外合工作组织的比较周密，如果我们的队伍进攻青岛，成功的希望很大。有一点不足，就是没有做两手准备。要解放青岛了，党员和群众都很高兴，所以不注意隐蔽了，暴露了不少。为了保存力量，我（李砚吾）将这些同志都撤出来了。现在到了灵山，不几天就到了。”

　　两三天后，从青岛撤出来的党员到了莱阳城，我记得有莫易、张辽、李敏、梅山、窦郁山、左毅等10多人。组织部长赵明新和李砚吾同我一起商量，搞了一个学习班，由李砚吾、方菊珍（城工科干事，李砚吾的爱人）主持。我因组织部有别的工作，没有全部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中心任务就是总结里应外合的经验教训，同志们都结合具体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我们认为，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盼望早点解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工作中的失误，不能责怪他们。由于没有做暂不解放中等以上城市的思想准备（也不可能做这种准备），因而在工作部署上，也就不大注意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了，暴露了一些党员的身份。这是在工作顺利时，没有想到还有困难的一面的经验教训。

　　在此前后，谢明钦从青岛监狱释放出来（日本投降时，释放了在押的犯人），来到区党委组织部，向赵明新和我汇报了他被捕和被审讯时的情况，说的和杨真在1942年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赵明新鉴于他坐了几年牢，身体虚弱，决定他去医院休养。

　　三、青岛市委重新建立，学生运动进入高潮

　　1945年9月下旬，林浩召集我和宋子成、丛烈光开了一个小会。他着重讲了蒋介石要撕毁停战协定，把伪军改编为中央军，准备进攻解放区等形势；讲了青岛市的工作方针仍以秘密工作为重点；并宣布，调丛烈光回区党委重新分配工作，将青岛工委改为市委，王台任市委书记。

　　我临行时，林浩又对我说，你走时带着胶东军区政治部的介绍信，任命你兼武工大队的政委，胡岩为副政委，邹德普任大队长。还说，停止向青岛进军后，本来不打算派你去了，宋子成完全可以干下去，可他一再要求你去，去就去吧！今后青岛工作由山东分局领导，胶东区党委只负责三件事，一是管你们吃、穿和花钱；二是为你们提供所需干部；三是区党委召开的重要会议，通知你们参加。

　　10月中旬以后，我到达当时青岛工委的驻地——孙家沟，见到丛烈光，交接了工作。以后，宋子成和我一起到了崂山郊区，见到了市委机关的衣吉民，行政办事处的李芸生、高子明，武工大队的邹德普、胡岩。还见到了3个行政区的负责同志，即夏庄区委书记梁玉华、区长刘维臣，流亭区委书记宋达、区长王岚，王哥庄区委书记徐谦、区长张蓬山，均分别听取了汇报。

　　1945年12月，分局城工部副部长王见欣来到孙家沟，带来了华东局的书面指示。我记得内容有3条：第一，停止向青岛进军后，重新组织青岛市委，由王台任代书记，史甄、宋子成任副书记，王建功、刘特夫为委员；第二，市委组成后，由原山东分局直接领导改为归胶东区党委领导；第三，市内工作，仍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郊区工作，要发动群众，开展反霸肃奸斗争。市委根据分局的指示精神，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当时史甄、刘特夫等还在海西，未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我和宋子成、王建功、王见欣等4位同志。会上，着重研究了如何贯彻分局指示，开展今后工作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张辽（韩大珉）来了，汇报了青岛学生自发组织反“甄审”的斗争情况。当时，国民党市政府强迫学生、教员登记，交待谁上过汉奸学、教过汉奸课，然后给戴上伪学生、伪教员的帽子。全体学生和部分教师拒绝登记，向国民党政府开展了斗争。市委听到了汇报后，经讨论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打破对国民党存在幻想的好时机。在学生的自发斗争中，一定要取得党的领导权，市内在学生中建立的支部，一定要直接领导这一斗争。当时提出的具体意见是：第一，要扩大革命阵营，广泛地动员和吸收教师参加斗争，扩大“学生联谊会”为“教师学生联谊会”。第二，进一步争取全市各界、各阶层的支持和同情。首先要发动工人支持学生运动，要在运动中发展壮大革命知识分子队伍，要联合一切反“甄审”的力量，大造舆论和声势。当时，市委分工宋子成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拟定了几个标语口号，由张辽带了回去。

　　我记得，在费筱芝事件发生以后，张辽又来市委汇报，他说，文德女中教师费筱芝被无辜枪杀后，群众的斗争情绪高涨。运动在发展中，但学生内部的国民党分子起哄、叫嚷：“只参加反对甄审斗争，不要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搞政治运动”，“不上共产党宣传的当……”分裂学生内部的团结，破坏运动的发展。市委决定，把敌人非法打死费筱芝作为我们开展斗争的一个策略手段，利用这一事件，将运动推向高潮。在运动中要把握主动权，注意策略，适可而止，不把时间拖的太长，不搞疲劳战。可以开追悼会，利用这一事件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最后迫使国民党政策取消甄审命令。

　　在运动期间，市内学生中间的党支部，推动师生联谊会，发表了《告青岛市民书》、《告全国学生书》。《大众报》（胶东区党委的党报）也发表了揭露国民党罪行、支援学生运动的消息；市委机关也在驻地举行了支持学生反甄审运动的游行示威。

　　在广大师生游行示威时，交通公司、电业局、四方机厂、颐中烟草公司等单位的广大工人，也纷纷走上街头，参加了学生的游行队伍。在运动中，国民党几次施展阴谋，进行分化瓦解，但均未得逞。最后，李先良终于慑于群众的威势，被迫停止了青岛的甄审。我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运动中涌现出了不少积极分子，扩大了革命队伍。支部和其所属党员也得到了锻炼，发挥了战斗堡垒和模范作用。

　　四、在市郊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活动

　　1946年初，我和武工队大队长邹德普一起，参加了区党委召开的地、县两级书记、专员（县长）会议，学习了中央关于在新解放地区普遍发动群众、开展诉苦反霸斗争的指示。会议结束返回后，我们在市委扩大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会议精神。当时，我们商定，宋子成去华东局汇报工作，王建功和我带领市委的全体人员到崂山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

　　到达崂山后，我们立即进行了部署，发动群众开展了诉苦反霸斗争。2月中旬，开了两天群众斗争恶霸李代华的大会，迫使他低头认罪，分了他霸占的一部分田地和财物。事后，又召开了9个村的联合大会，斗争了伪连长、伪保长等数人。我们在郊区进行肃清汉奸、反霸诉苦的斗争，对青岛市内群众的政治影响也很大。因为郊区农民中有许多亲属在市内做工，郊区革命斗争的情况，很快就传给了他们。所以市内的工人也积极拥护共产党、八路军、人民政府，提高了市内群众的觉悟和斗争热情，推动了市内各项工作的开展。

　　从这次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郊区（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相配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配合，这是提高群众觉悟，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有效方法。例如，国民党占领青岛市后，工人普遍失业，没有饭吃，我们便把组织工人反失业、反饥饿作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工作。国民党不给饭吃，我们就想方设法让工人吃上饭。我们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发救济粮，当时胶东总工会向行署要的救济粮约数千斤；一是组织失业工人，办小工厂，我们拨给资金。这样，我们在市内工人群众中影响越来越大，发展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建立了许多零散的独立的秘密工会组织，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五、孙家沟会议及其以后

　　1946年2、3月份，我去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当时金明（副书记）正在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争取和平的指示。他对我说了两点：第一，通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青岛和平解放。现在中央已决定由黎玉任市长。第二，要准备干部，把基层干部配备起来。最后，他还提醒我，因为蒋介石没有和谈的诚意，所以思想上要做两手准备，要积极练兵。第二天，林浩又对我说，中央在发表关于和平谈判的指示的同时，又连续发了3个加强练兵的指示，这就是说，打仗的因素还存在，不要存在和平的幻想。

　　1946年1月13日，虽然我党中央和蒋介石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把它撕毁了，一方面局部向解放区进攻；另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积极运兵，准备全面发动内战。孙家沟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举行的。

　　3月25日左右，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王尧山和史甄、刘特夫两同志一起到崂山傅家埠村，并带来了一架电台和几名干部。宋子成也一起回来了。25日以后，在王尧山的指导下，在傅家埠召开了市委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宋子成、王建功、史甄、刘特夫和我。第二天拂晓，国民党进攻，我武工部队奋起迎击，在白沙河以北打了起来。为此，市委决定向北转移，当天到了孙家沟，在那里继续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会议回顾了前一段的工作，认为自中央决定暂停解放青岛后，市委没有立即集中起来，利用有利时机，进一步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第二，分析了形势，明确了方针。关于形势，会议一致认为，和平没有多大希望，只能说是争取和平。蒋介石积极备战，打，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方针问题，进一步肯定了今后党的工作仍以秘密工作为主，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同时，还研究讨论了市委撤退以后的工作部署，决定组成在市委领导下的崂山工委，由胡岩任书记，衣吉民、高子明任委员。3个人在武工队的掩护下，留在崂山地区继续工作。崂山3个区也要建立秘密工作。

　　第三，研究了青岛市内党组织的建立问题。为了统一行动，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市内的党组织，不管是海西的，还是胶东的，要统一起来，建立支部和区委，以便统一部署工作，统一指挥，向敌人斗争。工人斗争、学生斗争，都要以合法斗争为主，广泛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和斗争。

　　第四，会议还研究了关于加强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的问题。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对敌占城市的反动统治势必更严，在此形势下，加强情报、保卫工作尤其重要。要千方百计搞到敌人的情报；要搞好除奸工作，保卫党组织，保卫每一名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生命安全。在此以前，就派遣了若干不同身份的人员进入市内，开展工作。以后，这项工作还要继续加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派去的人员，摸清了敌人的假造我们解放区货币——“北海票子”的机关，就把它咂了，干得很漂亮。

　　总之，孙家沟会议很重要，会议前后开了7、8天，因为四·八烈士遇难，表示致哀，中间休会一天。

　　会后，王尧山提出，工作方针已定了，既然市委又属于胶东区党委领导了，应该将会议精神向区党委汇报，听取区党委的意见。第二天，他就去莱阳，见到了林浩，把情况汇报了。林浩说，别的没有什么意见，只有一条，就是市内的党员都统一起来，按照地域、工作单位组成支部、区委。这样，以前互不认识的，这回全认识了，一旦一个党员被捕，气节不好，其他党员就有危险，党的组织就可能遭受破坏。因此，今后市外的领导机构可以统一，但市内各点、线不能搞统一。他还说，今后还是在市委领导下胶东管胶东的，海西管海西的，两下分开，各搞各的，这样还比较安全些。王尧山又返回来，向我们传达了，并表示同意林浩的意见，说，今后市委在方针上可以统一，也可定期开会，市内的党组织还是分开，不搞统一组织。这时，史甄、刘特夫等已回海西了，王尧山表示回华东局路过海西时，把此指示向他们两位同志做传达。

　　此后，青岛市的领导机构，名义上是一个，实际上仍是两个。一是市委，主要有我、宋子成、王建功3人；一是青岛工委，主要有史甄、刘特夫等。由于战争形势紧张，交通阻塞，后来市委没有再开会。

　　孙家沟会议是在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王尧山的指导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今后的方针、任务，是我管理青岛市工作以来，第一次召开的专门讨论青岛市工作的市委全体会议。

　　1946年6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我们在崂山的机构全部撤退。崂山3个区的机关工作人员。还有许多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都撤出去了，我们市委也从孙家沟撤到当时的五龙县最南面的一个村庄——马家泊子。

　　当时，胶东区党委召开了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传达了中央的《五四指示》，即土改指示。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我临返回青岛市委时，林浩对我说，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了，你们青岛市委一定要精干，有些工作可交南海负责，如武工队可交南海军分区领导，小工厂可交给南海行署管理，一句话，要尽量缩小机构。我回到市委，向宋子成、王建功、胡岩等传达了会议精神和林浩的指示；商量了机构缩小和武工队、小工厂划归南海的问题；还商量了撤退市委机关中的一些干部和在反奸反霸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问题。并决定将公安局缩编为社会组，市委一些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和市工会合编为民运工作组。后来，撤出的干部和群众（约200余人）已转请区党委分别安置在莱阳、海阳各县和青岛。市内来往的秘密交通线就不走崂山那条线了，而是仍经南海地委布置的联络交通站。

　　10月份，市委机关紧缩后，区党委决定：调我回区党委分配工作；重新组成市委，由宋子成为书记，衣吉民、王建功委员；撤销原崂山工委，崂山的工作由南海地委领导，继续在崂山地区开展敌后工作。

　　六、结束语

　　在我管理和主持青岛工作的几年中，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呢？现在我试图探讨如下几个问题：

　　（一）青岛是帝国主义长期统治的战略要地之一，又是山东的重要工业城市，产业工人比较集中，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最重，因而阶级觉悟、民族觉悟也较高。自1923年，由革命老前辈王尽美、邓恩铭在这里播撒革命火种，建立党组织以来，青岛党几经破坏，几经恢复和发展，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青岛党的组织根据中央“关于敌后各级党的组织，都要发动武装抗日”的指示，组织了崂山游击队，分别奔赴诸城和高密。此时，原青岛市委已撤销。原胶东区党委鉴于这种情况，不失时机地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根据中央的指示向青岛派遣干部，建立党的组织，是很及时的、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当时，胶东区党委针对青岛的特点，确定在建党工作上首先而且必须在工人阶级中打下党的基础，同时，也不放弃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所以在1940年初，派遣曲华打入青岛，一年多的时间，在工人、学生中各发展了一批党员，后经谢明钦进行初步整顿，开始奠定了以后党发展的基础。党员人数虽不多，但起着星火燎原的作用。

　　在1937年前后，国内阶级形势起了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根据这一形势，胶东区党委指示，要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民族觉悟，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同时，也要看到阶级矛盾，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样就使工人、学生明确了斗争目标：反帝反封建。他们深切感到在实际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很容易接受党的教育。

　　（二）在敌人占领的城市中，敌人的力量占优势，我们党的力量则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党？如何活动和发展？如何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党的方针正确与否，是关系到党在敌占城市生死存亡的关键。中央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总结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白区党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的血的教训，肯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开展敌占城市工作的方针，在活动方式上，采用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力戒一切“左”的行动。实践证明，中央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在白区工作上，胶东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的这一方针和指示，除向胶东各级党的组织、城市工作者及敌占城市的党员普遍传达、进行教育外，并经常检查执行情况，解决执行中的问题。如果说我在党组织领导下管理主持青岛工作的几年中有一定成绩的话，首先应当归功于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从几年的工作实践里使我深刻体会到，在工作中，只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方针，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而犯错误，使工作遭受损失。我也联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要求我们纠正各种“左”的倾向，这是在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是非常重要的。不这样，就不能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向敌占区派遣干部作为地下秘密工作的领导或骨干是必要的，但在选择干部时，要作慎重周密的考虑，要想到他们进入敌占城市后，能否取得合法身份及社会职业，能否站得住，并长期待下去？在根据地工作时，是否公开接近各阶层的群众，是否都认识他？这些都是我们从谢明钦被捕、李晨牺牲的血的教训中才总结出来选择秘密工作干部的条件。谢明钦来青岛既无合法身份，也无社会职业，东藏西躲，最后在盐滩开会，研究开设豆腐坊时被捕。在1941年10月间回胶东区党委时，已说过杨真、张辽等有培养前途，当时完全可以考虑把谢明钦和曲华调回，放手让土生土长的党员同志工作，使其锻炼提高，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但没有这样做，终于使谢明钦被捕了。李晨则是因为在根据地时，认识他的人太多，打入青岛后被坏人告密而惨遭杀害。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痛心。

　　（四）1946年春，在市郊发动农民开展肃奸反霸诉苦斗争，虽然时间不长我们就撤退了，但这一斗争促进了农村工作同城市工作的结合，既提高了农民的觉悟，又使工人受到了教育。从而扩大了革命力量，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后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五）在敌占城市里开展工作，不能孤立地进行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同时还必须搞好党的情报、保卫和统战等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知己知彼”，免遭敌人破坏而做出较大的成绩。在这方面，宋子成、衣吉民及其他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我在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原胶东区党委领导下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今天加以回顾，尽管是片断的，我也愿意把它再传下去。如能对不了解青岛党的斗争历史的青年党员，起到点“不要忘记过去”的启示作用，那我就感到满意了，也算是我晚年又为党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吧！

　　（由张绍麟访问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战时期我到青岛开展工作的回忆

　　李研吾

　　【作者简介】李研吾（1916—1987）山东省莱阳县（今莱西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任中共莱阳特支宣传委员。七七事变后，先后担任中共掖县县委书记，中共胶东区北海地委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中共胶东金矿工委书记，胶东财经学校政治处主任，中共胶东区南海地委副书记，中共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城工科长、城工部党务组长，中共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中共潍坊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秘书长、中共沪南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市政建设工委副书记、上海市委财贸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委员和常委、上海市革委财贸组负责人、上海市委复查办公室主任等职。1978年7月调天津工作，历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纪检筹备组组长、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清查办领导小组负责人、市委临时纪委书记等职。

　　抗战初期，青岛就被日军占领。青岛市内的大部分党员都撤了出来，是否留下种子我不清楚。因此，市内地下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加上党主要精力放在根据地建设上，对敌占区，特别是敌占城市注意不够。直到1941年中央发出了开展大城市工作的指示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山东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胶东的城市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各级党组织都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要求把城市中松散的地下组织加以改造和缩小，以适合于隐蔽精干的政策，要加强城工教育，对派往城市从事地下斗争的党员干部，一定要精干，政治上要有绝对保证。胶东区党委、胶东军区及各地县委较好地贯彻了城工方针，采取多头单线的领导方式，或选派干部进城去，或动员城市中进步分子到根据地来接受训练，再派回去的办法，建立起不少工作关系，取得一定的成绩。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自1942年到1945年的4年里，在胶东区委机关工作期间，断断续续的管过青岛的城市工作，并几次进出青岛，这段过程大约可以分为3段：

　　第一段是在1942年的10月份。这年初，设在市内的中共青岛工委遭到破坏。工委书记谢明钦、组织委员曲华先后被捕。市内地下组织状况比较混乱。为迅速整顿恢复组织关系，防止敌人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也打算从根本上解决市内党组织的扎根问题，胶东区党委派我到青岛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出发前，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城工科长王台嘱咐我：“组织决定从长远计，让你一个人先打入市内，想办法以合法身份长期住下，先不要忙于工作。”这个任务看起来不重，其实很难。青岛的敌人十分疯狂，特务便衣多如牛毛，市内岗卡哨警戒备森严。我在市内又没有亲戚朋友可利用，进来就不易，还得要扎下去。幸亏南海地委的葛冲晓提供他有一个舅舅在青岛市中山路、即墨路一带搞运输做买卖，经过他的支持帮助，才得以从南海顺利进入市区，住在了沧口翁头村纪富章的家里。纪的岳父在我胶县游击队，所以纪家对革命尚无反感。但他是以做点心小买卖为生，社会地位很低微，经济也不宽裕。家里突然添了我这样的一位不土不洋的外来客，大有诸多难言之隐。我每天帮他做点心，早出晚归帮他操持点心挑子，收入倒也够解决糊口问题，相处的也很和睦。但我要扎根在市内，当务之急是要安排一个合法职业。这个忙无论如何他也帮不了。1943年的春节前，我返回区党委组织部作了汇报。组织同意解决不了合法职业，也不宜久住纪家。在纪家这段，只对市内的情况作了一般的调查了解。最大的收获是纪富章帮我搞到了一张“良民证”，我用的李炳宇这个化名。这张良民证为我以后再次进入青岛，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趟，还碰上件小麻烦。回走到四方桥上公共汽车时，被一个警察盯上，他喊我过去，我假装没看见，他用警棒子狠狠敲了我一下，要检查我拿的什么东西，结果他把鲁迅全集端详了好一会，又没好气的撂给我走了。

　　第二段是从1943年到1944年底。这一年我多数时间住在南海地委机关，统一掌管青岛的地下力量，领导城市斗争。南海地委驻在平度县，这里属于游击区，是连接青岛和区党委之间的安全地带。我们的交通都是从这里出发上下联络。我来这之前，王台和耿桥都在这里掌握着一批青岛市内的地下关系，我来后就陆陆续续地交给我管。主要力量在学校，学生多，或一家子，或亲戚、朋友、同学关系。少数是颐中烟草公司、纱厂中的工人。直到日本投降前，市内地下关系常来往南海机关，关系密切也很正常。1944年秋天，区党委办过一个敌占区城市青年训练班，胶东几个城市100多名青年参加，青岛市参加了几十人。一面学习党的长期隐蔽的城工方针，一面讨论各地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的措施。青岛市的主要问题是市内地下党员、地下关系相当暴露，市内横的关系太多，连家属之间彼此都熟悉，少数人在群众中也有所暴露，很危险，容易出问题。一旦遭敌人破坏，一抓就是一大片。这些问题通过学习讨论得到了纠正，但也不是完全的割断了、解决了。后来决定在青岛市内成立3个特别支部，就是首先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酝酿的。

　　我在南海时，地委书记由刘中华兼任，刘宿贤任副书记。后来刘宿贤到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我奉命代理副书记工作。这样对青岛的全面工作，接触的就更多更广泛一些。

　　1944年冬天，胶东区党委成立城工部，我调到城工部任城工科长，主要抓了青岛、烟台、威海、大连等城市，贯彻落实中央《六五指示》精神，准备里应外合武装起义，解放大中城市的发动工作。区党委同时作出决定，成立了青岛、烟台两个工委，分别由丛烈光、滕景禄任工委书记。青岛工委委员有耿桥。我把已经掌握的敌占城市中的地下关系又分别移交给这两个工委。有时青岛工委开会，我一同参加研究。但我不再直接负责了。青岛工委成立不久，对青岛市内地下组织进行了思想组织上的整顿，按原来的酝酿正式成立了3个特别支部，分别有杨真、莫易、张辽任支部书记，仍由在南海地委时的政治交通刘琪，负责市内与青岛工委的联络工作。我和王台参加了这件事的决定。要求3个特支成立以后直接由青岛工委领导起来，彼此间不横向来往，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团结群众，扩大力量，待机而动。实际上青岛工委那时住在五龙县（现属莱西），仍是在根据地里指挥市内斗争。市内3个特支只能独立作战，他们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组织纪律较过去加强了。特支物色不少青岛市内工人、学生、商人等集中在根据地学习党的政策，教授密工方法，重新派回市内执行任务，有些还送到胶东党校去深造，成了党的干部。

　　第三阶段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形势急剧变化。胶东区党委城工部抓紧对烟台、青岛等城市的派遣。区党委决定我再次到青岛，继续抓里应外合武装起义解放青岛的准备工作。山东分局已经在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青岛市委，林一山任书记。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部署，刘中华的一个团进驻了崂山，聂凤智率六十三团开到即墨灵山。目标都指向青岛市。区党委于克向我交代的任务很紧急，要我迅速打入青岛，向地下党传达上级里应外合准备解放青岛的指示，凡有条件的力量都要迅速组织起来。这件事按理说要由青岛工委的干部去干。但区党委考虑来考虑去，青岛工委书记丛烈光、耿桥两位已经在青岛市郊坐镇，丛烈光身体不是太好，口音也不方便，还是我进去合适。8月23日，日本投降后第二周，我就从海阳县胶东区党委机关驻地，赶到了崂山。与丛烈光简单地碰了一下情况，随即跟着刘中华的部队开到青岛近郊前沿阵地，来不及休息，简单地化了装，从当地陈庄找到了一位向导，拿着李炳宇的良民证便向市区进发。我军兵临城下，赵保原、李先良的部队已有所闻。他们在郊区层层封锁，沿途盘查很严。多亏我有良民证，才得以混过岗卡。谁知一过沧口卡子，向导突然不见。我是又气又急，束手无策。猛然间想起了窦郁山的家在仲家洼，便不顾一切的坐上车，直奔仲家洼，好歹找到那个门，与市内地下党接上联系。由马文负责把我安顿下，又经与杨真研究，我搬到了东镇杨真家里去住，进市以后，为了保密和安全，我采取只同几个特支负责人见面谈工作的方法，不开全体会。对他们也不是全体召集，而是分别交谈逐一传达上级指示。讲形势听汇报也都岔开时间，避免横向暴露。必要的时候由杨真、张辽、莫易传递情报。还有个左毅的妹妹、窦郁山的小姑送信看门。向市内地下党传达完里应外合的要求，他们便分头行动。我粗略地算了算帐，市内只3个特支这条线，约有党员50多个，几百名骨干群众。崇德中学、颐中烟草公司、四方中学、几个纱厂工人中也有几十个党员，如果这些力量统统组织起来将非常可观。大家对武装内应的安排非常积极，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当然，这些活动仍然是秘密的，并不是大张旗鼓地干，只是悄悄地进行，暗暗地使劲。我看得出来，他们心里都很激动，因此反复强调，这只是备而不是行，要等有令才能动。外边打响了，里边做内应，你们这些地下军藏在敌人心脏里，其威力难以估量。外边不动，只里边这点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强大的敌人硬拼的，很快，地下军已经按系统、按片组织就绪。向他们规定了集合方式、集合地点、进攻方向、联络暗号等，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我记得邮电局一个党员接受了行动的联络任务，他很负责，事先画了地图，标了记号。在接到上级行动命令之前，我让他们先做护厂护校、收集情报、保护要害部门等公开工作。这段时间不太长，我从市内报上看到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为国为民计，真心实意争取和平的诚意。但是，国民党对谈判完全是玩的鬼把戏。这一点我在市内看的很清楚。先是奉蒋介石之命下山摘桃子的接收大员从天上地下蜂拥而至，接着蒋敌伪合流，国民党青岛保安总队头目李先良9月13日抢先接管了青岛。与驻青日军勾结起来，阻止我军进城，拒绝日军向我军投降。形势变了，我们对青岛的工作方针也已跟着改变，但是胶东区党委没法及时通知我。正在这时又发生了颐中烟草公司地下党支部遭破坏的事。支部书记马文被捕，继而又抓去了交通刘琪和窦郁山。我看情况不妙，立即从杨真家搬到西镇一个小学教师家隐蔽起来。马文和窦郁山被捕后，没有牵连到其他同志，如果被捕的同志在里边有问题，那首先得抓我。我住过杨真家和西镇隐蔽点都很安全。据说敌人抓押马文的路上，遇见了李敏，李敏也一点事没有。敌人押着马文去莫易家找人，郑刚正在莫易家，马文并不认识郑刚，郑是从解放区学习后才进市内（很年轻的学生）。敌人走出以后，二次返回追问郑刚，产生怀疑，便把郑带走，不几天就放了。这一些情况说明马文并没有向敌人告密。至于马文被捕的原因，组织上曾在她获释后进行过审查有结论，具体是什么我讲不清楚。

　　9月下旬，市委派交通进来告诉我，形势不允许我们立即解放大中城市，胶东区党委按此精神已放弃了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的计划，让我马上撤回解放区，并指示我在离开青岛前组织好一件事：鉴于市内地下党几人被捕，要把已经暴露的党员同时带回解放区，没有暴露的也要隐蔽得更深一些。我想着特支书记只有张辽留下来，具体党员谁留谁去由3个特支决定。安排好这件事，已经是9月底了，进来不容易，这么多人安全撤出去也挺难。市内到解放区必须经过即墨西关卡子。我们精心策划研究后分几路同时行动。我仍拿着那张良民证，闯过几道关口。在西关最后一个卡子，我出示证后，走过来一个带班的小头头，非说我不是个店员，左查右问找毛病不让通过。我担心再追下去非露陷不可，说也巧，这时屋里忽有人催他进去打牌，小头头答应着，把证还给站岗的火急走了。站岗的心眼不坏，使个眼色叫我快溜，我一口气跑出十几里，身上大汗淋漓，回到即墨灵山，驻在聂凤智那个团里。团部住在镇上一间大院子的门口高挂着青岛市政府的大牌子。我记得市长是林一山。撤退的同志也陆陆续续到齐。这时，胶东区党委已后撤至莱阳城，城工部机关也没有了。干部化整为零，大部分去了东北，有的去了烟台。我因在青岛市内撤回来晚，向区党委汇报了市内地下武装发动情况后，上级指示，里应外合工作已经结束。1945年10月，调我到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以后，党校副校长王卓青会英文，被调去做翻译工作。组织让我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接任王卓青党校副校长的职务。此后，再没分管青岛的城市工作。

　　（本文根据1960年、1984年访问录音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

　　党史研究室）

　　

　　

　　中共青岛特支建立前后

　　董海山

　　【作者简介】董海山（1922—1986），又名邓志荣、邓志营。山东省昌邑县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青岛特支宣传委员、大康纱厂特支书记、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青岛市文联主席等职。

　　1942年9月，中共青岛特支成立。特支书记是张华斋（又名张华林），组织委员是别云秋，我是宣传委员（又名邓志营），归胶东区党委直接领导。丛烈光、李研吾、耿桥具体掌握，直接布置任务。

　　特支成立后，到1943年，先后发展的党员有邓志松、迟暖春、迟宣春、高秀兰（交通）、王丕成、党金诚。到1943年9月，特支内出了叛徒许子祥（原在抗大学习，结业后分配去南海他不去，回青后分配到我们特支，不久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叛变），为了安全，组织决定要我们赶快撤出。我是第一个撤出的（我撤出时许还未叛变），第二个撤出的是别云秋，时间约在1944年初。第三个是张华斋，约于1944年6月，他最后撤出。张华斋撤出不久，得知我地下党员党金诚被敌人杀害。

　　1944年9月，组织决定要我回青继续开展地下工作，担任特支书记，没有委员，由我领导6名党员。这时我才得知党金诚被杀害。随后，我又发展了朱启慧、藉国锦两名党员。

　　日本投降前，约于1945年7月底，上级决定，组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准备解放青岛，成立八路军青岛先遣军，共4个中队，我担任第二中队中队长。中队成员左手佩带白毛巾，右裤足挽起来，口令等上级传达。武器装备由上级送一部分（后因情况变化，停止执行）。关于成立工人大队的情况，可访问谢尤宜。

　　再，我们这个特支的基础，是在1940年1月，中共平莱即边区工委书记于永禄、组织部长张华斋来青岛后在丰田纱厂试验室发展起来的。1939年底1940年初有几个青年，张华斋、我、李天祥等，抗日爱国，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议论抗日救亡活动，学唱抗日流行歌曲，开始我们酝酿成立同志会，后来觉得这样太暴露了，就改成同心会，以育民兴邦、健体报国为目的。为了抗日救国，我们以超人的毅力，学习文化知识。同心会组成后，张华斋取名超生，我取名育生，李天祥取名健生。后来有些暴露，分别离开丰田纱厂，我改邓志荣为邓志营，上了大康纱厂，张华斋改名张超生，上了上海纱厂。以后又发展了邓志方、许子祥。许子祥1942年去抗大学习，回青岛后叛变。

　　别云秋1942年去党校学习后回来任特支组织委员。别季三1942年去胶东公学，后派青岛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南下。

　　（韩嘉邦、罗焕章1985年11月访问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

　　党史研究室）

　　

　　

　　关于青岛地下工运的回忆

　　耿桥

　　【作者简介】耿桥（1916—），山东省莱阳县（今莱西市）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山东省总工会劳保部部长、中共东北局计划委员会副局长、辽宁省建工局副局长等职。1982年离休。

　　我是1939年秋，从胶东区党委秘书处调到胶东总工会工作的。胶东总工会是抗战爆发后，我党在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建立的，全名叫胶东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由胶东区党委直接领导。我去时，苏继光任会长（也叫主任），苏调走后，张进继任。我到胶东总工会后，先担任组织干事，后任组织部长。1941年夏，中央城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下达后，胶东区党委和胶东总工会决定贯彻中央指示，开展敌占区工人运动，重点是烟台、青岛、大连。首先要选择适当的人员，派进这些城市去。这个工作是组织部门的事，即由我负责。经过慎重研究，找到一名鞋匠和一名印刷工人，分别派去了烟台和大连。再想挑选去青岛的人，都物色不到适当的人选，青岛是很重要的城市，必须派人进去。为此，组织决定我南下平东（原平度东部新设县）去物色，那里离青岛市近些。

　　1941年冬，我到了平东县。我是莱阳县人，莱阳与平度相邻，情况比较熟悉。我开始深入仁兆、王家埠、钟楼埠一带找关系。随后又去胶县，在这些地方找到了几个关系。

　　我回胶东总工会机关作了汇报。领导决定：抓紧组织力量开展工作。当时确定了5人：我、于克本、姜更以及谢尤宜和冯德欣。委派我为南海地区总工会会长兼南海地委委员，于克本任即墨县工会会长，姜更为胶县工会会长，均兼该县县委委员。主要任务都是开展青岛地下工人运动。

　　即墨、胶县离青岛最近，在青岛做工的人很多，不少人逢年过节从青岛回老家来。我们就利用这种机会找上门访问，或者召集他们开小型座谈会，热情关心他们，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介绍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启发他们的觉悟；同时也发动党内外同志都多多关心和协助我们开展工作。这样，我们3人就在平东、即墨、胶县、高密等县向青岛市内发展了一批地下关系。

　　最初，我们发展的是青岛火柴厂工人，有栾新盛、阎德山、谭立瑞等，继而在纱厂、烟厂、码头、铁路、鞋厂等，发展了杨寿山（隆兴）、杨凤临（大康）、孙同份、孙同松、臧平山（均鞋厂工人）。他们个个苦大仇深，都自愿参加抗日工作，先后进入了根据地，有的又派回青岛市内搞地下工作。派回青岛的同志，通过亲戚朋友，宣传抗日和我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了群众，扩大了我党的影响。他们在市内的任务除了宣传外，主要是带领大伙实行怠工，破坏、偷窃敌人物品，并运进我军急需的医药物品和化工原料等。群众中都认为“偷鬼子的不算偷，犯了鬼子的（法）不算丢”，此外特别注意搜集敌人的情报。

　　1943年秋，谢尤宜从西海工会来到南海，他曾被派往长山岛搞秘密工作，原拟打入青岛市内，未走通。南海地委决定他改搞秘密工作站，地点选在蓝村火车站西北的小高村\[大沽河西岸，靠蓝（村）平（度）公路\]，交通便利，商旅不绝，容易隐蔽。秘工站建立后，完成了大量的接待来往干部任务，并领导了市内的一部分秘密工作。

　　秘工站建立半年后，南海地委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又决定建立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抗日武装，定名叫“青岛工人抗日大队”，由谢尤宜（王太和）任队长，我任指导员，武器由南海军分区发，由南海军分区与南海工会领导。这支武装的建立，实际上也是因有些市内的秘工同志工作暴露后，被迫撤出，来到根据地秘工站转过来的。

　　工人抗日大队名字叫大队，实是一个排，只有20来人，分成了3个班，谭立瑞、王福堂（均原火柴厂工人）、潘述泉（原大康纱厂工人）各带一个班。主要任务是掩护进出青岛的地下同志，并向敌占区进行政治宣传。活动范围是即墨、胶县以及平度、莱阳各县。当时这些地区除我方外，到处有日伪据点，还有国民党游击队，如即墨的隋部、胶县的姜部、平度的田部等，他们往往对我方人员滥捉滥杀，处境十分危险。但抗日大队战士个个勇敢机智，任务胜利完成，从未出过事。工人大队初期没有作战任务，遇上了敌人一般打上两枪，能走就走，不纠缠。

　　1944年底，工人抗日大队奉命改编为青岛工人武工队，人数增加了一倍，由张绍鹏任队长兼指导员，谢尤宜专搞秘工站，我改任新成立的青岛工委组织部长。从此，青岛工人武工队除掩护政治交通外，也经常积极配合地方工作，如保护生产，打击国民党游击队和日伪军抢粮军。有一次在即墨南七区同国民党隋部抢粮队发生激战，工人武工队干部谭立瑞和王福堂还有几个战士都挂了彩。也有经不起严重斗争考验的。李述孔（原大康工人）、李天增（小高村人）、胡殿森、王某（名忘）4个撂枪逃跑了。李述孔回到青岛立即投降了敌人，告殷传才的密，并领人将殷抓走了，殷后来终于被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青岛工人武工队并入了新建的青岛武工队，全队有一个营的规模，胡岩（胡乃佳）为队长，相××（名忘）任指导员，仍在崂山一带活动，同国民党进行斗争，改由青岛市委领导。同年夏，在战斗中，老战士小五（名忘，原大康工人）牺牲，他老家是平、胶交界的吴家屯，不过在并入青岛武工大队时，原工人抗日大队的老战士大部已被派往市内，专搞地下工作了，这支青岛工人唯一的武装完成了自己的抗日任务，在青岛工人运动史和青岛革命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在此期间，我们工会的工作并未停止，例如组织敌占区工人下乡参军，救济失业工人，进行抗日宣传等。除了工会，其他部门如工商等都在青岛有工作，对工运也起了配合作用。

　　1944年底或1945年初，我到胶东区党委开会，这时区党委驻昆俞山下的乔家，区党委城工会议决定重建青岛工委，青岛工委实际上只有两人：工委书记丛烈光和组织部长我。丛烈光主要在青岛市东面活动，他手中掌握有一支武装；我主要在青岛市西面活动，就是平、即、胶一带。青岛工委成立后，所领导的地下关系更多了，由我两人分别领导，同时滨海区党委也有一个青岛工委，也掌握不少地下关系。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我正在区党委开会，大家听到消息后莫不高兴异常，晚上也睡不着觉。我们是搞城市工作的，对青岛市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接到向青岛进军的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组织力量，打入到市内去，以便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攻城，收复青岛。李研吾最早入市，正在市内秘密发动、组织力量，我们就在市外围做好准备，把凡是能够进入青岛的地下关系要尽可能多地派进去。山东分局又及时指示将青岛工委扩大为青岛市委，把胶东与滨海两个区党委分别领导的两个青岛工委及其掌握的全部地工关系都统统合进去，由分局直接领导，林一山任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接着成立青岛市职工总会，王建功任会长，也叫主任。总工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宋子成任青岛市公安局长，我任市委组织部长。

　　崂山里的国民党李先良在日军掩护下抢先进了青岛，接着美国海空军和国民党第八军蜂拥而至，蒋、美、日合流，斗争形势发生剧变，党中央及时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我军停止进攻大城市。山东军区的胶东、滨海两路大军执行上级命令，撤离青岛外围，市内的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计划也相应地改变，停止实行了。

　　1946年，华东局城工部王尧山、唐彬、陈坤全等一批人也来到南海地区，协助青岛市内工作。林一山已去了东北，青岛市委改组，仍由胶东区党委领导，市委书记为宋子成，下设民运、生活、社会3个组，我为民运组长，市委对外称“经济调查大队”。青岛市职工总会仍保存，先把青岛的一些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办了几期短期训练班。学习结束，有的派回市内，有的留下配合搞土改复查，有的作交通联络。

　　派回市内的，主要是积蓄力量，为将来解放青岛做准备，并大力支援保卫解放区的斗争，如反征兵、征税，反对物价飞涨，要求增加工资等。我军反攻后，主要是组织护厂护校，反南迁，反破坏，保护公共财物，迎接解放。为完成这些任务，对国民党的工会我们的方针是能打入就打入，能利用就利用。如利用国民党工会反对征兵，反对解雇，反对物价上涨，要求提高工资，保障生活，不失业等，对其反动头头，则坚决孤立打击之。国民党越来越腐败，我党的威信越来越高，在市内的地下工作者队伍也越来越扩大。胶东来的，滨海来的，华东来的，单是原胶东总工会、青岛工委发展的力量，已成倍的增加。到1949年夏青岛解放前夕，市内各大工厂以及其他重要单位，都有我们地下党员或地下关系。青岛工人运动完全在我党领导之下，力量从来没有如此强大。青岛工人阶级为保卫人民财产，迎接解放军进城和接管工厂，做出了巨大贡献。具体事实太多，谈不完，只提几个例子：

　　如在青岛日本大康纱厂和隆兴纱厂，国民党改为中纺一厂和三厂的，我们最早就是在那里建立起地下工作的。隆兴纱厂以杨寿山为首，全厂地下关系有10多人，他原籍胶县，工作相当积极，大康纱厂有董海山、朱启慧、杨凤临等，力量也不少，杨凤临曾被叛徒出卖，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当劳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归国，经受了严重的考验。陈坤全在铁路和四方机厂也发展了10多人，成立了党支部，国民党黄安舰起义，主要是他们的功绩，码头工作不止一条线，其中之一是魏辉，装卸工人，他争取了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王明斋，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工贼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国民党镇压，王明斋被害，魏辉失踪。其他事迹说也说不完。总之，我党的地下工作可以说在市内无处不有。由于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下同志的努力，广大人民的拥护，当解放军入城时，市内护厂工作做得好，水电一分钟也没有停，绝大部分工厂企业设备资财完好无损，这是党的工人运动与城市工作的历史性胜利。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1943年冬至日本投降前青岛工人秘密工作站的情况

　　谢尤宜

　　【作者简介】谢尤宜（1921—）又名王太和。山东省昌邑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胶东区委西海区工会宣传部部长、南海区工会青岛工人密工站站长兼青岛工人大队大队长、胶东区党委宣传部干事、青岛市公安局宣传教育科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青岛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山东分局办公厅秘书，济南机床厂、钢铁厂党委书记，莱芜钢铁厂指挥部副指挥，中国冶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84年离休。

　　1942年春，我到长山列岛做秘密工作。1943年春调青岛工作。当时根据指示，西海区调二人，冯欣德（时任北掖工会主席）和我。

　　我由大泽山出发，穿过几道封锁线和顽占区，到达南海地委所在地——平度东边、大沽河西岸。当时负责青岛工作的是南海地委组织部长李研吾和工会主席兼各救会会长耿桥。他通知我准备打入青岛。当时选择了几个青岛地下组织，都不适当。因为我没有合法的居民证明，后找到一个在青岛郊区的农村枣园，一个叫胡х森的同志来领我，由他带我秘密的插进去。他说他是当地人，路熟，已选好了路线。当夜我俩便随即墨武工队进到马山前，第二夜进入即墨城东舞旗埠村，武工队同村长交待后离去。我与老胡打听一下，情况有变化，即墨至青岛间，敌伪重新布防，增加不少兵力，而且崂山的土顽部队也窜到惜福镇一带活动。老胡已离青岛1个多月，他设想的路线行不通，于是他要先回青岛侦察一下，叫我不要动，在此等候。结果，他去月余，人信皆无。我焦急万分，加之天气冷起来，没有棉衣，身上还带着文件和两枚手榴弹，一急之下感冒了。在病中，不知道武工队如何得知消息，政委崔涛带着武工队，将我接了回去。

　　回南海地委后，耿桥传达领导的意见，（当时我直接受耿桥领导），叫我不要再打入青岛了，建立一个工作站，在市外接洽青岛地下工作人员。地点选在蓝村火车站西北6公里处，胶县东陲大沽河西岸小高村。该村是个大村，工作基础好，河东一片密林，树林东边是蓝平公路，平、掖等地的行商去青岛必经此路，来往车马行人很多，便于掩护。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接送青岛密工人员去南海和区党委汇报工作，同时直接作一部分青岛地下工作。

　　1942年青岛地下党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没有再建立市内的统一领导机构，青岛工作由胶东区党委领导，区党委委托南海地委做具体工作，南海负责这一工作的就是李研吾和耿桥。

　　工作站建立时，组织派来3个人，一是徐德祥，小高村人，在青岛做过工，后回小高村，但去青岛市的证明还有，可以随时进入青岛。我就住在他家。再就是薛述松和王新才，都是大康纱厂工人，作为跑市内的政治交通。工作站刚成立时，接待任务多。1944年和1945年上半年，接待的主要对象有两部分。一是原青岛党组织的同志，这时都已恢复起来了，加上形势逐步好转，群众中要求抗日、要求参加革命工作的多起来，有的直接就送到解放区来。他们经常路过工作站，常来的有张辽、杨真，随时可以来，有时在工作站住下。其他来工作站的有左毅、梅山、尹华、高相等。另一部分是做工人运动的人员。这部分人头绪很多，人数多的是纱厂，再就是烟厂、火柴厂、铁路、码头及手工工人。原市委领导的张敏、张洪、宋海、于山、刘琪、马文、薛隐等，经常到工作站来。另外纱厂有好几支，也不断来此，如大康薛述松；银月陶寄云、董海山、王大嫂；隆兴的杨守山。当时是互不相联的各个组织。在火柴厂有谭立瑞、王福堂；在台东镇有张子祥、孙月伦；还有小高村人栾某某；铁路上的尹传才。其他来的次数较少的人就记不清了。工作站有一条纪律，凡是过往人员不准与他们谈工作情况，只做好接待工作就行了。但委托工作站接谈的例外。

　　除接待以外，工作站本身也做一部分市内地下工作，由工作站直接领导。工作站的薛述松和王新才，当时在大康纱厂做工，是党员。薛述松家在胶县县城附近的村庄，单身住在厂里，40岁左右。参加工作后对党忠诚，有胆识，工作积极，不怕危险。他几乎每月来工作站汇报工作，有时来二三趟。从青岛带工人来接头，去时带些宣传品和报纸（当时不让他带，他坚持要带）。他介绍了很多人出来参加工作，如潘述泉、杨风林、陈立茂、杨风鸣、王文元、尹传才，还有几个青年等。潘述泉是银月纱厂工人，老家是邹县，会爬火车，从家中来青无钱买票，即偷爬火车来青，参加工作后留在工作站。陈立茂也留在工作站工作。陈还将他的弟弟陈立盛送出来参加了工作，他的母亲也帮我们送信。日本投降前后，陈立茂被敌人杀害了。杨风林介绍了他的好友张子祥，张子祥很快发展了孙同伦、孙同松、李新吉、臧品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们地下工作的骨干。他们不仅发展组织，还积极收集情报，并做了不少宣传工作。他们把日本特务机关“梅公馆”和警察局的内部情况搞了出来。解放区对敌宣传材料和传单，用条帚把绑在内，或用青菜捆在内运来青岛。张子祥负责分发，指挥张贴。有些宣传品还扔在敌人的机关院内。这些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一部分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内专作情报工作。张子祥年龄较大（40岁左右），社会经验丰富，有能力，办法多，大胆，积极肯干，作了不少工作。孙同伦的母亲是俄国人，住在汇泉，和外国人有交往，便于掩护。他与张子祥合作，带领其他同志，工作很有生气。

　　根据上级指示，地下工作的任务是：宣传抗日，多交朋友，发展组织；长期隐蔽，聚集力量，准备反攻。主要做扎实工作，不搞一些激烈行动，防止因小失大，暴露自己。以群众面目出现，积极参加有利群众利益的群众性运动。如在工厂中反对敌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反对敌人的侮辱、打骂，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的同志积极参加，加以适当领导；在发展组织上，做个别的、细致的工作，先从自己熟悉的人和朋友中进行考察，看其政治态度。那时工人的政治态度十分明显，大多数人家在解放区或游击区，对党的政策或多或少地了解，工人在敌人的压迫下，只能靠工人自己的团结，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他们长期在一起，相互间比较了解，所以政治倾向容易摸清楚。薛述松、张子祥和一些工人本身就是拜把兄弟，或者是同乡，他们之间无须多言，一说即透。有的工人一经动员，即来到工作站，由工作站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讲形势，讲前途，讲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所以在1944年一年多时间内，工作发展很快。

　　工作站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不设支部，实行单线领导，但必须定期汇报工作，有重要的情况要向工作站汇报。工作站也派交通定期同党员接头，布置和通知有关事项。对新联络的人，只作一般的工作联系，考察他的表现，够条件的发展为党员，不够条件的，保持一定的联系，作一般的事情，所以当时地下工作有两种，一是党员，一是联系对象，没有其他名称，也没有外围组织。

　　工作站还在附近的各县，找了一些在青岛作工、经商的人，做他们的工作，有的个别找，有的集体开会，向他们进行宣传，讲党的政策，号召他们都要做有利抗日的事，请他们对亲属、朋友宣传抗日，帮助八路军解放青岛。这些工作效果很好。

　　日本投降后，工作站撤销，成立了青岛市委（后改为工委），工作站的工作并入工委民运组。工委为到青岛联络方便，又设立了好几个联络站。有南村、金口、石岛、平度城等。我还在惜福镇设了一个站，时间不长即撤销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如反甄审、反饥饿、费筱芝事件、反黄色工会等，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我解放区连成一片，军事上也节节胜利，政治影响深入人心，青岛市的群众，特别是学生、青年，大批出城找共产党，走向革命道路。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1947年大反攻后，青岛工作有了大发展。党的各个系统，如统战部、敌工部等，都有自己的工作。在解放区也发展了一部分住在青岛的人。胶东、滨海地区各县也联络一部分青岛的青年学生，为解放青岛准备了力量。

　　1985年9月10日（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青岛工人抗日大队

　　谢尤宜

　　1944年春节前后，耿桥来工作站，传达上级决定，成立武工队，接送和保护来往交通的工作人员，任命我兼队长，耿桥任政委。武工队对外称青岛工人抗日大队。一开始就有两个名字。

　　青岛地下工作人员，在日伪严密的统治下，由于工作经验不够，有些人员已经暴露，有些怕暴露，从青岛退出一些人来，有的去胶东区党委学习，有的就留在青岛秘密工人工作站。我们就以这几个同志为骨干，当即把队伍成立起来。我记得有谭立瑞（火柴厂工人）、王福堂（火柴厂工人）、潘述泉（银月纱厂工人）、陈立茂（大康纱厂工人）、小王（此人很勇敢，后牺牲，是纱厂工人王大嫂的儿子）、初光福（纱厂工人），后来又有杨守山（隆兴纱厂工人）、杨风林（大康纱厂工人）、王新才（大康纱厂工人）。以上除小王外都是共产党员，也是我地下工作骨干。又从当地吸收3个青年。开始有10余人，后来也不到20人。从南海军分区领了枪支和手榴弹，即开始活动。

　　主要任务是负责交通，接送、保护工作人员。当时蓝村以及南村一带，敌人活动猖獗。南村以西就是土顽部队。从蓝村去平东，要经过封锁线，转过大弯。再是到铁路沿线活动，到沿线村庄了解情况，做村（保）长的工作。密工站驻地小高村河东即是伪政权。蓝村附近情况很复杂，为了保护过往人员安全，武工队经常到蓝村去，开展工作。敌人的铁路常出现护路队和护路车，武工队也经常到铁路线侦察，了解情况，进行扰袭。小高村河东树林内有土匪，有时以八路军的名义为非作歹，武工队就在树林里住下。从此，该处成为武工队的场所。

　　武工队成立到撤销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使命。但也出了个问题，一个新队员叫李述孔，是大康纱厂工人，他弟弟李树茂也来参加了武工队，但不久即要回去。因他来的时间短，年龄小，就叫他回去了。不久李述孔也持枪逃走。大康纱厂有很多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有的他知道，因此党组织就派交通通知有关人员，正在布置期间，被敌人捕去两人，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经过多方面营救，一个被救出，另一个被送到日本北海道做劳工，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放回来。

　　1944年冬或者1945年春，奉命将武工队交南海军分区，张少朋任队长。他们在南泉一带活动时，曾遇到敌人的袭击，牺牲了两名同志，重伤一名。日本投降后成立较大规模的青岛武工队，队长胡岩。青岛工人抗日大队编入大的武工队，我们又将曾做过青岛工作的同志都要回来，为解放青岛准备力量。

　　南海地区，敌情复杂。从1942年后建立了好几支武工队，即墨武工队，力量很强，武器也好，队长是田世兴。这支队伍后来主要开展即墨东部和崂山的工作。胶县有3支武工队。第一武工队成立较早，是铁路武工队，大概是学枣庄铁路武工队而建的，队长滕某某，政委张某某，他们常住在胶县城北河套一带。第二武工队是做胶南工作的，成立、存在的时间都不长，队长是王述三（胶县工委宣传部长）。第三武工队即是我们青岛工人抗日大队。因为都住在胶县，所以排了编号一二三。

　　以上因年久，已记不清了，只能做梗概的介绍。

　　1985年9月10日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青岛工委的建立及其活动情况

　　丛烈光

　　【作者简介】丛烈光(1909— )山东省荣城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中共胶东西海地委书记。1941年任胶东公安局局长。1944年任中共青岛工委书记。1947年任中共华东局海防委员会党委副书记。1949年任山东公安干校教育长。1954年任中央第三中级党校教研室主任。1957年任上海司法局副局长。1960年任上海财贸学校副校长。1978年任上海工商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83年离休。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这年秋天，胶东区党委调我接替李研吾的工作。当时，李研吾在区党委组织部分管青岛工作，他要去参加分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我到组织部不几天，李研吾与于克（当时在分局党校学习，就地参加了城工会议）一起回来。山东分局决定胶东区党委城工部长由于克担任，他回来后便筹备并主持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我现在能记得起有：李研吾、滕景禄、耿桥和我，以及各海区、各县的有关负责同志。这次会议主要学习贯彻1944年6月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和分局城工会议精神，重点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抗日战争进入反攻的形势下，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应与根据地工作并重。

　　第二，为了便于掌握市内情况，及时领导斗争，领导机关应尽量设在靠近城市的边沿地区，多头领导，分散隐蔽，建立健全交通联系。

　　第三，不单纯举行城市内的武装起义，而是配合我军进攻，搞里应外合，最后夺取城市。

　　第四，城市内的地下工作人员要职业化，要深入敌人的机关、工厂、学校和各种群众团体，广泛开展交朋友活动。

　　第五，各海区、各县要有计划地物色有条件的党员、群众向敌占城市派遣。

　　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区党委城市工作部，成立烟台市委和青岛工委。

　　1945年初，青岛工委正式成立，我任书记，委员只有耿桥；另有几名具体工作干部和随我行动的一个武工队（加强连）。工委开会一般都请李研吾参加。

　　1945年初，我带领武工队到了海阳县邢村东面的南丁村（工委机关以后就设在这里）。海阳县委为我们调配了几名基层干部，并介绍了几个联络点的情况，工作开始有所发展。当时工委主要工作是：第一，整顿市内党组织。我接手青岛工作后，市内仍然是3个支部，书记分别是张辽、杨真、莫易，由于党员之间横的关系太多，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因此着手整顿，力求切断横的关系。但是，当时机关在市外，情况掌握的少，只靠政治交通转达，再加上市内的一些同志互相熟悉，一下很难割断。结果在日本投降后不久，颐中烟草公司党组织遭到破坏，不少同志被捕或撤出。第二，建立政治交通线。由于领导机关在市外，市内各方面的情况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只有靠政治交通传达，所以建立交通线是开展工作的重要一环。当时耿桥负责西面的工作，已建立了一条交通线；我在东面由海阳县委协助抽调了3只渔船，在邢村南面的海头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小组，由水路经王村岛（敌占区）到即墨、青岛；随后又建立了一条陆路交通线，经店集到即墨城再到青岛；还建立了几个联络站。市内地下党员张辽、杨真、于山、刘琦、宋海、左毅、梅山等，都通过这两条交通线来工委汇报过工作。第三，派遣打入。当时区党委要求各个海区、各个县都要物色人员，向敌占区打入，向青岛打入。我记得工委派出的有邢树桂（现名邢振风）、毕相臣（已牺牲）、于文卿等，他们都在市内开展了一些工作；特别是邢树桂，在青岛学生、教员反“甄审”运动中表现很突出。

　　在我们的工作刚刚打开了一些局面的这年春天，日寇害怕美军在青岛登陆和飞机轰炸，到处捉人挖防空洞，加紧蚕食我根据地；邢村地区也遭到了日寇的疯狂进攻。这时我们是集中力量对付敌人的进攻，采取的是罗荣桓提出的“反边战术”、“敌进我进”；同时也加强了敌占区的工作。

　　1945年8月，我参加了城工部召集的各海区及青岛、烟台工委负责同志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如何加强敌占区的工作问题，但会议没开完，上级传达：日寇无条件投降了，要求同志们立即赶回去，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在我动身前，区党委书记林浩向我部署了青岛的工作及任务，并指示我立即赶回前线。我记得在日寇投降后的第二天，我便和耿桥一起动身到达崂山，住在傅家埠东面的小山村；随即见到五师政委刘仲华，他告诉我已接到区党委的指示，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他任主任，我任副主任，负责做准备解放青岛的工作。不久，刘仲华率领部队到后方休整，便把前线的工作全部交待给我。以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准备里应外合，解放青岛。

　　为了把青岛市内各方面的地下力量统一起来，我建议区党委派李研吾进入市内，统一指挥。在市外，我们主要是完成包围和监视青岛外围敌人以及和市内党组织取得联系。当时，五师留下的一个团主要监视即墨城内敌人和保护后方联系的交通线；我带着4个武工队布防在白沙河一线，监视河南的敌人。河南有李先良、赵保原的游击队，经常过河来抢粮；我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敌人过河，我们就打，经常一天有好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晚上我们就派出武工队，渡过白沙河，逐村逐村的把情况摸清、查实，在每个村庄建立一个或两个联络站，以便和市内同志联系，运送手榴弹和手枪。同时，还利用解放烟台时缴获的敌人的“准备票”，支援市内党组织就地购买武器。当时日本人正疯狂地抛售物资，回拢准备票子，并加以销毁。因为留下准备票子，国民党来了后，要按照准备票子的准备金如数偿还；留下物资，就要被国民党全部没收，所以，对日本人来说，用物资换取准备票子丝毫不损害自己的利益。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把准备票子大量运入市内，通过关系从日本人和汉奸手里购买枪支弹药和“洋布”、白布等军需品。这项经济工作，主要是青岛办事处搞的。这个机构是日寇投降后，胶东行署在崂山惜福镇设立的，派李润生任主任。他是当地人，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通过上述工作，市内和市外不仅保持了经常的联系，而且市内地下党还组织了一部分地下武装，为里应外合解放青岛做了一定的准备。

　　为了准备接管青岛，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原属胶东区党委和滨海区党委分别领导的两个工委合并，组成了青岛市委和市一级行政机构，由林一山任书记（兼市长），委员有史甄（兼市府秘书长）、刘特夫、宋子成（兼公安局长）和我。市委驻在即墨灵山以北的一个村内。市委成立后，要求各工委向市委集中，以便统一领导。记得大约是8月底9月初，我从前线回去参加了市委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林一山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宋子成和我（其它委员没到会），王建功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林一山传达了山东分局关于青岛市委成立的决定，讨论了青岛工作的有关问题。

　　会后不久，形势便发生了变化，中央确定先抢占东北，山东的主力部队都到东北去了；青岛暂不用武力解放，仍要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搞好秘密工作。1945年底，区党委调我去华东局党校学习，我的工作交待给了王台和耿桥。

　　这就是我主持青岛工委工作的一些情况，希望有关老同志提出补充和修正。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我对青岛地下工作的回忆

　　王刚

　　【作者简介】王刚（1921—）原名王原生，又名王泽勋。山东省日照县（今日照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日照县委第八区委书记，中共青岛支部书记，襄城县城关区区长，武汉市公安局七分局侦保股股长，武汉市公安局户口科科长、交通大队政委、副处长，武汉市检察院副处长、处长、办公室主任，武汉市江岸区法院院长。1984年离休。

　　1939年夏，我在日照老回区(安岚区)任分区宣传委员时，县委组织部长孙汉卿调我去抗大山东分校(岸提干校)学习，因当时日照党组织未公开，假称去青岛找表兄沈光先(沈原生)谋生，绕道青岛沈处，同他说明来意。这是我去抗大前第一次去青岛。

　　沈光先自幼失去父亲，同母亲、几个姊妹过着贫困的生活，在日照地下党员、其表兄徐子良的帮助下，上了3年小学。七七事变后失学，他去敌占青岛找其姐夫徐仲义谋生，在一家日本人开的洗衣店(吉林路23号)当店员。他吃透了贫困的亡国奴生活的困苦，因此，当他听说我要到中共的抗日大学去学习作抗日救国的工作时，他表示愿到解放区工作。我离开青岛返回日照后，向孙汉卿汇报了在青他的情况。县委组织部开了组织介绍信，经五地委、鲁中党委和当时驻在沂南青驼寺的山东分局，介绍我去岸堤干校学习。我学习时，由于日军在沂蒙进行大扫荡，干校随山东分局备战反扫荡，3个月的学习半年才结业回到日照。

　　之后，经已任五地委组织部部长孙汉卿决定，我回日照，任新开辟的碑廓区分区委书记，开辟新区的党政、抗日救国工作。工作期间，我因患重病大吐血，县委决定我回安东卫家中治病，待病治愈，县委决定成立安东卫直属县领导的特别镇委会，任镇委书记，我以安东卫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安东卫的工作。

　　不久，孙汉卿亲笔介绍信介绍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敌工参谋秘密与我联系，叫我以镇政府名义出面，通过安东卫邮政所，检查往返青岛的邮包、信件，在边沿地区开展对青岛市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开展青岛市的工作，一一五师参谋要我去青岛，打入敌伪军内部，搜集情报，作伪军工作。因无此关系，孙汉卿让我进青岛后，先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这样，我第二次进入青岛，在沈光先处落脚。

　　据《中共青岛党史大事记》记载：1940年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五地委组织部派王刚进入市内，首先在吉林路23号日本洗衣局发展了工人沈原生为地下关系，并带回鲁中根据地培训。经培训，沈原生被发展为党员。后鲁中区党委五地委将他2人派回青岛，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团结教育群众，进行抗日活动。

　　当时，我同沈原生离青到五地委组织部，首先决定我同孙汉卿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举行了入党仪式。秘密培训时，除组织部的李克锐负责学习、照料生活外，不与任何人接触。我们学习苏共党史，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教育，并交待深入敌占区工作，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要隐蔽住，工作不要急于求成，要七分职业三分工作，要自己取得合法身份，站稳脚跟。以后领导机关才提出了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我和沈原生回到青岛后，沈仍以原职业作掩护。我一时找不到职业，就在洗衣店中国工人食堂给他们做饭以作掩护，利用工人休息吃饭之余，向他们讲述八路军的抗日救国的故事，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从中选择有阶级觉悟、民族感情的工人，重点接触，发展为地下关系。

　　在未进青岛时，组织向我交待，地下党的工作要自谋生活，既不发生活费，也不发活动经费。而我在洗衣店既不是正式职业，也不挣工资，只是跟着工人们吃，不算有什么职业掩护。这样，沈原生便叫我到其姐夫徐仲义大港大车把头处帮助工作，给拉大车的临时工开工资。因他们的流动性较大，不便于交朋友。1940年冬，组织来信叫我回解放区的指定地点与徐坦接头。我回解放区时，因穿着异样，当地民兵就把我给绑了起来，押至民兵队部。徐坦看见我，便向我使了眼色，我即明白了。当民兵把我移交给他时，民兵走后就把我松绑了。我向他汇报了青岛的工作情况，他代表孙汉卿向我布置了新的工作，交给我一床新棉被，藏有缩小的新党员名单和学习材料。

　　两天后，我先返回石臼所，不料大风五六天不止，船不能开，待走时，我回青岛的敌方通行证已过期，我就将过期的通行证改为有效期以内。因怕出事，我就对我所住的店老板说出实情。他说我胡闹。我离开店，买了船票，要到码头检查通行证上船，伪警察查出我的通行证是改了的，就把我扣押了。这时，我想抓起来只要不把我被子里藏的东西搜出来就是一般的问题，反之就是政治问题。这时，我看见已检查过的与我邻近的一个农民，带有一床旧被子，我对他说，我是青岛回家结婚的，带了新被子回青岛，因为改了通行证而被抓，看样子是要坐牢，所带新被子不会给我盖，这冬天是受不了的，你做个好事，把你的旧被给我，新被给你，破旧被他们不会要，我就可以盖旧被子了。农民就与我换了被子，巧的是店老板去派出所检查站送店符走到检查队前，我看见刘老板说：“出事了，怎么办?”

　　他说：“年轻人不守规矩，有什么办法。”

　　我说：“老板，我住在你店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是好人坏人，你是知道的，如果说我是坏人，那你不就是窝藏坏人吗?”我又说：“我住在你店就到了家，你是会长(商会副会长)，我住在你店出了事你能袖手旁观不管吗？”

　　他说“怎么管?”

　　我说：“总得想个办法。”

　　他伸出一个大指一个小指，大指含在口里说：“办什么事没有这行吗?”

　　我会意是吸大烟，就问：“要多少?”

　　他又把5个指头同时伸出，一反一正重复了一次。

　　我又会意一反5两，一正又是5两，重复了一遍是4个5两，共计20两。我说少些行吗?我现在没有，不过我爸爸在青岛是买办，我回青岛向他要10两20两烟土没有问题，放心去办吧。

　　他去检查室，不多会伪警察将我放行了。我到了船上，那个农民见我没事上船了，就主动把新被调换了给我，顺利回到青岛。

　　这时，我还没找到职业。为扩大工作范围，我到同乡邻居关系张守一，他在大港搞搬运工作，我又住在他那，开始在搬运工人中交朋友。在这些工人中，我的同乡很多，所以能说上话，更好交朋友。过了一个阶段，我因无户口，无身份证，在他们之中不便久住，改住在海关日照岚山人，沈的同村胡乃修处。这里相对比较安全，晚上住在海关宿舍，白天就在西镇、大小港口一带找熟人或老乡交朋友。通过交朋友，党员也发展了一些，如老乡苏启通、王宝来。苏启通的舅父是日照邻县的江苏赣榆石桥子庄人，原在安东就掌握了他的外甥苏启通是青岛沧口一个橡胶厂的工人，苏的爱人要去青岛找丈夫，经徐坦介绍给我，在青岛找苏拉关系作工作。我到沧口后，在沧口沧台下路找到了苏的家，经过初步与苏接触，了解到苏的爱国热情很高，有抗日救国的要求，经我进一步进行教育启发，苏提出在沧口有很要好的几个人，可以组织秘密抗日救国的团体，他们的活动通过苏的舅父以跑行商为名往返解放区同徐坦联系，并接受根据地的领导。

　　他们有的互相之间原来就有一定的人际关系，可以编成党小组。根据秘密工作单线领导的原则，我发展的归我领导，沈发展的归他领导。他们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时，就以我和沈为主成立了这一时期五地委在青岛成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并报徐坦转报五地委组织部孙汉卿。

　　据《中共青岛党史大事记》记载：“1940年冬，苏启通等爱国青年秘密成立抗日救国小组。为探求真理，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住沧口区苏启通等4名青年，秘密成立了抗日救国小组。后与中共鲁中区委五地委组织部取得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

　　据《中共青岛党史大事记》记载：“1941年4月，中共鲁中区委五地委领导的青岛党支都建立，经沈原生培养教育，发展在海关工作的李怀远为中共党员，成立了青岛党支部，王刚任书记，沈原生任组织委员，李怀远任宣传委员。”支部决定：一要广泛地团结教育群众，扩大骨干队伍；二制订规划面向全市，重点做好产业工人的工作。

　　职业问题一直是我在做地下工作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那是工作、生活的基本问题，没有正式的职业不仅给开展工作增加难度，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以至破坏整个的地下组织。所以找到了固定的职业，就找到了在青岛的立足点。因此，1941年春，青岛成立党支部时，孙汉卿又一次指示要最快地觅到固定的职业，取得合法身份。我又走向新的征途。

　　1941年春，根据孙部长的指示，我和沈原生商量，由沈重点抓党支部的工作，我的首要任务是尽快觅到合法的职业。

　　沈了解到汇泉东方市场附近(记不清是龙江路还是龙口路)一家日本职员宿舍需要一保役(家庭雇工)，就介绍我去看看，经过一番面试，就留用了，留用后日人职员们为考验我是否忠于他们，有意识将纸币丢在地上，我识破其用心所在，就拣起来放在他们的桌上；第二次，他们又将贵重物品象金戒指等物丢到地上，我都一一地拣起放在他们的桌上。此后，他们对我就不再作戒备了，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在他们上班了，室内只剩我一人，有时口中哼哼几声抗日歌曲解闷，一次一日人职员问我，唱的什么，我在纸上写出答复他：我唱的中国歌曲《苏武牧羊》，并写明歌曲的内容和大意，把他们应付了过去。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虽然掩护安全，但只能利用星期天和假日同沈原生碰个头，并和我单线领导的产业工人党员苏启通、何玉福联系工作，但无法接近群众，开展交朋友发展党的工作。不觉到了1941年的冬季。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珍珠港。这天一早日宪兵队就把汇泉一带的美侨公寓看管起来了，美国成年人在家，外出都戴有白袖章。我所在的日人职员宿舍也忙乱起来了，他们打破了上下班的常规，不几天这些日人职员迁走不见了，据说被抽去当兵了。我也就离开了该日人职员宿舍，回到沈原生的住处登州路2号。

　　沈原住在吉林路洗衣店内，成立支部后，工作活动很不方便，为便于工作和联系，经研究决定，将沈的妻子接到青岛安家。经与徐坦联系，叫沈的岳父将沈妻送来，在东镇的登州路2号(青岛啤酒厂附近)的一处房子里安了家。从那以后，沈单线领导的地下党员或我同沈碰头时，大多在沈家，同时发展沈的岳父为其单线交通员，往返沈与徐坦之间的联系，工作很顺利。

　　珍珠港事件不几天，伪警校招生，我考入警校，学习3个月后，分配当了伪警，这一职业使我取得了合法身份，在工作上更加方便。在警校学习时，我就开始了交朋友，发展党员的工作。警校以中队为单位操练、学习，我在学员中利用一切时间和有利条件广交朋友，其中交往较深的有李思温、孙清奎、王昌运等，我同他们为了进一步联络感情，就无话不说。其中的李思温是一产业工人。七七事变前他在上海，后因工厂被炸而失业来到青岛，他们一家都住在沧口宝来纱厂(现国棉九厂附近)宿舍。工厂开工，他们有权力回厂就业，他的家族的人、亲友多是上海、青岛纱厂的工人，他的阶级感情、民族感情都很强，不愿当亡国奴，更不愿当汉奸，此次参加伪警完全是同乡帮助解决吃饭问题。经我进一步的培养教育和学习上的帮助，说明我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进一步地加强其阶级、民族意识，就在警校学习期间，李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李入党后感到无限光荣，认识到这才是自己要走的道路，我告之这是绝对秘密，他由我单线领导。

　　伪警校学习3个月毕业后，除个别的“皇亲国戚”分配到青岛市区(市外工作有危险)外，绝大多数学员分配到青岛周围任治安警或交通警。王治才分配到盐滩警察所，孙清奎分配到李村，李思温分配到娄山后，我和王昌运分配到沧口。王昌运因沧口分局特高股副股长是他表姐夫，所以他留在分局，我被分配到沧口沧台路警察分驻所。在警校时我们几人拜了把兄弟，这样都分散了，为了做到相互沟通，我们决定每星期天放假都到沧口李思温家或沧口其他地方聚会一次。

　　自从入伪警校和分配到沧口伪警察局，与沈原生接触很不方便，为了安全起见，也不与沈多见面。我在沧口与苏启通联系很方便，后来经上级同意，我就脱离了青岛市区支部，成立了沧口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苏启通任组织宣传委员，党员有王宝来、王伦甫等。这个支部成立后，我再不同市区支部发生横的联系，伪警局的李思温仍由我单线领导(其他人员外围关系，另写)。两个支部分别通过交通员(市区支部是沈原生的岳父，沧口支部是苏启通的岳父)往返根据地与徐坦联系，分别接受地委领导。

　　随着我在沧口工作的逐步发展，我工作的地区扩大了，工作面随之也扩大了，广交了朋友，群众力量也壮大了，我本身的工作再领导沧口支部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因之通过徐坦向孙汉卿部长汇报请示，决定沧口支部书记由苏启通担任，支部工作直接接受根据地的领导。我同苏切断横的联系，只单线领导李思温，同时在伪警局及管辖地广交朋友，发展外围关系。

　　从警校拜的把兄弟逐渐明确到不做亡国奴，不当走狗，要利用合法身份给中国人多做好事，要在自己工作中所接触的中国人中交朋友。我是发起人，要他人做到首先要自己做到。我一开始分配为交通警，交通岗位就在沧台路、沧台下路和沧口南北大道(四流路干道)的交叉口，我利用这一阵地，首先同大道旁居住的修表工人和在沧台下路头上住的理发工人交上了朋友。

　　当时我不论在警校还是在警察局都注意搞好同上级的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方便自己。不久所长调我搞内勤，办户口移动，办理良民证，这就给我开展地下工作创造了更加合法更加便利的条件。我有选择的接近产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任何能够接触的机会都不放过。例如沧台下路一家劳动人民因办不到良民证买不到配给粮(就是计划供给粮)，在市场上买黑面粉吃，一次他们买的黑面粉掺有大量的观音土，吃的全家肚子痛，但他们没有别的吃，接连吃了两餐，结果全家都拉不出屎来，全家5口人两个最小的孩子死了一个，另一个奄奄待毙，3个大人也都病倒了。事情惊动了左右邻居，报告了分驻所，所长叫我去处理此事。我接近群众的工作机会来了。我去后，首先发动群众掩埋了死去的孩子，请医生抢救，治愈了小孩和3个大人，不到3天，全家恢复了健康。从此我可以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接近他家开展工作，对他家进行阶级和民族教育。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他家仍无粮可吃，家中3口大人没有良民证，买不到计划粮。我就公开的发给他家3人良民证。就这3个良民证1个月也买不到1袋面粉，买1袋面粉要5个良民证。为此我就把死去的孩子和活着的孩子改为成人年龄，又秘密的发给两个良民证，他家就有了5个良民证，每月可买到1袋面粉。这件事受到他家和他家亲友的好评。这一带的群众关系密切了，也和该地某些人建立了坚固的朋友关系。一家居民（姓名已记不清了），他的妻子和大女儿都是纱厂产业工人，后来他家为了答谢我把他女儿唯一的一块手表送给我，我死活不要，他全家跑在我面前非叫我接纳不可，无奈我收下了。这块表后来交给了组织。

　　另一件是沧口火车站“红帽子”的事(当时车站搬运工人戴的帽子是红的)。我查户口时发现沧口车站搬运站有一个一二十人的“红帽子”搬运班，他们的家乡是离我家仅有十几余里路的稍坡村。查户口时我主动向他们认了老乡，从一接触他们就很亲近我，愿和我交朋友，他们无非是利用我给他们一些方便。我有意识的公开或非公开的多接近他们，对他们进行阶级和民族教育。在他们之中也有非正式搬运工，我给他上了户口，发了良民证，使他成了青岛的长住市民。在他们之中我开展政治工作，直至把其中一人发展为政治交通员，在我单线领导下往根据地与徐坦接头。从此青岛的工作在伪警局成立特别支部后就形成了三条线，互相不发生横的联系，各自接受根据地的领导。

　　我的身份和新担负的工作大有可为。我依靠在警校形成的5兄弟组成一个爱国救国小团体，除李思温发展成党员，其他三兄弟都是在正统的抗日救国，不作亡国奴不甘当汉奸走狗，给自己留条后路。王治才是老大，兄弟们都尊崇他，听他的，我们就推他牵头。我和李思温党员的身份并不公开，各自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好事。后来由四弟兄发展到五弟兄，确实为国为民作了不少好事，不能一一叙述。

　　李思温、王治才两人有家眷，兄弟们碰头活动多在他俩家。李思温有个伯父60多岁，原也是产业工人，因年老失业，住在沧口飞机场附近一个道观(他并未出家做道人)，给道观管理财务。这位老人阶级仇民族恨较深，他同意他的侄儿李思温作救国救民的抗日救国活动。就在1941年冬、1942年春，青岛日伪军不断地乘军用汽车去胶东扫荡，早出晚归，进出都要经过沧口四流干道大路，道观靠大路东边在沧口街外，地处较偏僻。此处有个上坡，日、伪军扫荡汽车走到此都要减速。日军扫荡回来的汽车，装满了被抓的解放区人民。天已黑了，车上被俘的解放区人民在车减速的霎那间，有的便跳车逃跑，日军在车上开枪射击，有的被当场打死躺在路上，有的未被打死或跳车时摔伤，也躺在路上，待车开走后他们带伤爬到暗处道观附近，李伯将他们藏起来，包扎伤口，半夜将他们送出沧口叫他们逃走。在这种情况下，李思温告诉了他伯父，说我是解放区来青岛的八路军。

　　王昌运是五兄弟中的老五，很年轻，不过20岁，与李思温是同乡，都是山东金乡县人，王昌运有个姐夫在沧口伪警察分局特高股当副股长(姓李，名字忘了)，正股长是日本人。王昌运去伪警校学习是其姐夫保送的，所以学习结束后留在沧口分局。李知王昌运等5人是金兰之交(把兄弟)，因此对我的工作多给予方便。王昌运原吃住在表姐家(李处)，到分局工作后住在分局集体宿舍，但在假日仍到其表姐家吃玩。假日李也多时在家，有时在特高股有什么公务，李在家中常常谈出。王昌运听到后便对我说。有一次特高股股长(日本人)指示特警逮捕日照在沧口火车站干活的搬运工(红帽子)。日本特高股股长得到的情报，说这搬运工团体是共产党组织，至于哪天行动连李副股长也不知。李向妻说日本人对他也不是完全信任。王昌运听说是日照人，就着急的告诉我。我在当日的下午抱上户口册到车站一带以查户口为名，叫他们当晚就要逃出火车站。其实他们并不是什么共产党组织，因为他们家乡是在抗日解放区的接近敌占区的边沿区，家乡常有人来往，他们毫不避嫌经常谈论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一些故事。不知什么人到警察分局密报，因而引起这一横祸。因为他们行动快，伪特警并未捉到一个人。我的交通员也逃回了日照，并把此事向徐坦作了汇报。我估计根据地机关可能开始怀疑我出事了。

　　正在这个时候，李思温的弟弟 (我叫他小李，名字记不清了)因无法糊口，去当了伪军，吃不了苦不几天就跑回来了，藏在道观他大伯那里。他大伯同李思温和我商量，将他送到解放区参军，加入我军抗日或者到解放区学习。因为交通员回日照再未来沧口，这一事在没有事先同徐坦、地委联系的情况下，我就给小李写了一个密条叫他直接到我家找徐坦，徐坦将小李转送到李仲林处。小李到李仲林处，更证明我出事了，因之经徐坦以我家名义给我发了一份加级(甲级)电报，电报中言到我父亲病故，叫我回家为父安葬。我心中明白是组织来的电报，父亲病故不会是真的。但我仍作悲痛表现，写了葬假报告，有的同事给我送葬品，我都一一收下，准备返回日照。我找沈原生说明石臼还欠刘老板大烟一事，沈又找到伪警局的一位警官，叫他想个办法，这位警官说石臼港归青岛管，石臼警察所长是我天津老乡，给你一张名片找这位所长，刘老板他不敢要什么烟土。

　　我拿着他的名片，到石臼直接到了伪警所，我见到那位所长，把名片交给他，没有提刘家店那件事。我说某某你的老乡叫我路过此拜望你，所长并不热情，我有意识的看时间，看了手表又看衣袋里的怀表。该所长开口了：你还带了两块表。我问所长有表吗？他说穷的很，哪来的表。我说啊呀，你要哪一块，他说那怎么好意思呢，我说我们是一家，我的也就是你的，手表怀表随你要，我又说手表好些，把手表送你吧。所长拿了表后90度的特大转弯，态度骤然好起来。我说我去旅店住吧!所长说，现在形势很紧张，你身着警服怎么能住旅店，就住在所里的碉堡上是安全的，先住下有什么事再说。我说你看不是着孝吗?(带有黑纱袖章)我父亲病故，我是请假回家给我父亲安葬的。他问你家是什么地方的，我说是涛洛南的一个小村庄，在安东卫附近。他说那一带是八路军管治区，你怎么去的了，先吃饭休息，走时再说吧!吃中午饭休息了一会，我说要到我经常住的刘老板处看看，不去住了同他说声。所长说我同你一起，我来说那件烟土的事情。到了刘家后，刘见我身着警服又是同所长一起，不等我说话，刘说不提那些了。这件事就如此了结了。

　　第二天我要走，该所长说好，把警服脱下穿我的便衣，（实际我手提包里有便衣）我给找一辆车派几个弟兄送你上路，送到涛洛岭(凤凰山有敌炮台) 附近再往南你自己走，叫弟兄们回来。途中带队的伪小队长(副所长)别兴泉说，我家是别家村的，我到村里找保长(走的早未吃早饭)派饭吃。饭后别兴泉要回自己家看看，我买了两包点心去看他的父母，我称他父母伯父母，他父母弄不清我是谁，热情的接待我，我认识了他全家的人。他家开弹棉房，在村中是势力人家。就这次同伪小队长别兴泉交上了朋友，事后叫我二哥和姓张的交通员以贩棉布往返石臼所，他家成了我的秘密交通站，往返石臼所的必经之路。后来介绍给徐坦，我离开青岛徐坦牺牲后再无人去。

　　到了涛洛岭，他们荷枪骑车转身往北走，我骑上邮车往南走，很象个邮差(解放后叫邮递员)，为了晚些时进村，多走些路到安东卫家，在家晚间说话被后院邻居听见，报告了村长童明斋，童当晚转报了住在小王坊村的区政府。拂晓区中队包围了我家，说王老三(我父亲)的儿子当小汉奸回来了，便把我捆绑起来连我骑的绿色车子带到区公所，捆在院子的树上，不多会区公所开饭，与我接头的徐坦也来吃早饭，徐看见向我会意。饭后徐向区长张静震说：将王某交我送县吧。（徐坦、张静震和我都是安东卫人，都是同一个时期入党的）张说王某叛党当了汉奸，这不能说我们无情，你带到县处理吧!途中徐坦将我放开，一直带到李仲林住处。(当时李仲林并不领导青岛地下工作，李是什么机关以什么身份接待的我，至今还是个谜!）

　　见到李仲林之后，未到任何地方，未接触任何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李安排时间要我向李汇报青岛的工作，根据李的提示整整汇报了3天(这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是对我进行审查)。

　　在第三天安排我与在解放区的小李(李思温的弟弟)见了面。这时李仲林说在你介绍李来时，他是干伪军的，组织怀疑你在青出事了，所以把他关起来了，现调你回来，问题搞清了，就可以放他了。李见了我冤屈地哭了一通，我劝他，为了组织的安全，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李执意要到青岛。经研究李抱有成见，回青岛不利，决定留根据地青岛办事处在徐坦的领导下工作。我也再未进青岛。青岛党的工作交组织科，我到青岛工委社会科工作。不久徐坦派交通员将小李派回青岛。后来据其哥李思温说，小李在某地被害。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战期间市内支部的建立和发展

　　沈原生

　　【作者简介】沈原生（1918—）原名沈光先。山东省日照县（今日照市）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青岛支部组织委员，中共青岛市内支部书记，中共青岛纺织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等职。

　　1940年下半年，鲁中区党委五地委派我同王泽勋(王刚)回青岛做地下工作。临行时，地委组织部长孙汉卿找我谈话，具体交待工作方针、任务和方法：第一，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扩大队伍；第二，团结教育群众，进行反日斗争；第三，开展社会调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群众思想、市民生活状况等。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建党工作也要按照这个方针，广泛团结教育发展党员，做到积极慎重，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工作方法：贯彻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搞好“保护色”，干什么像什么，在生活作风上，要社会习俗化、群众化，和青岛人一模一样，不能有半点特殊、两样。工作要一个星期报告一次，综合报告半月一次。八路军一一五师杨忠民参谋也接见了我，提出了搜集军事情报等任务和具体要求。

　　来青时，仅我一个党员，怎么干?首先要有职业。我决定回到吉林路23号日本洗衣局去，以前我曾在那里干过，日本老板对我很信任；在30多个店员中，不管谁有什么困难，我都尽力帮助，因此，在大伙中有威信。

　　1940年底，王刚来到青岛，我们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由王刚任党小组长。我为他找了职业，在一家日本饭馆当跑堂，干了约二三个月，他考上了青岛市伪警察学校，学习3个月毕业，分配在沧口区一个派出所当户籍警，有了一个掩护开展工作的职业。

　　1941年正月，我发展了在海关工作的李怀远入党。4月，在登州路和威海路交界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宣布支部正式成立，由王刚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李怀远任宣传委员。支部成立后，就建党、搞工人运动、收集军事情报等工作进行了研究，具体决定了两条：第一，要更广泛地团结教育群众，扩大骨干队伍，打好工作的基础；第二，制订规划，面向全市，重点是工厂。当时设想，要在每一个区域设立活动中心，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要面向工厂、码头劳动群众，以产业工人为主要对象，下设4个点：四方区以四方大庙为重点(现海云街一带)，由马立田负责；东镇区以东镇、仲家洼为重点，由刘崇旭负责；大港区以大港码头、辽宁路一带为重点，由我负责；市内以馆陶路、冠县路、西镇一带为重点，由李怀运负责。王刚已在沧口区的一个派出所当户籍警，因此又增加了沧口区工作点，由他负责。他在沧口先后发展了李思温、苏启通、王伦甫入党。

　　到1942年1、2月，根据斗争需要和较长时间的考察教育，我们先后发展了小港理发员马立田，埠头会社修械所铆工刘崇旭，海关宿舍袁相永，码头修械所工人袁志清，青岛印刷厂工人袁相福、徐光耀，日本造船厂工人周相尧等入党。党员增加了，我们又将原来的工作安排作了调整。码头由刘崇旭、袁志清负责；市内由袁相永、周相尧负责；四方由马立田负责；东镇仍由刘崇旭负责；王刚、苏启通、李思温都在沧口，沧口区由他们负责。吉林路日本洗衣局楼下一间工人宿舍，实际上是我们支部所在地，从1940年到1943年，支部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在这里秘密进行。

　　1942年春，王刚从鲁南根据地汇报工作回来，传达了上级指示：支部太大，党员多了，不便领导和开展工作，也不利于隐蔽和安全。决定分成两个支部:一个是市内支部，一个是沧口支部。由于我俩分管的区域不同，支部很自然就分开了。沧口支部由王刚任书记，李思温、苏启通为委员；市内支部由我任书记，李怀远任组织委员、刘崇旭任宣传委员。后来，李怀远病故，由刘崇旭任组织委员，袁相永任宣传委员。1942年夏，王刚调回滨海地委(原鲁中区党委五地委)，上级指示要我帮助把沧口支部成立起来，市内支部和沧口支部要切断联系。沧口支部成立后，直接受地委组织部徐坦具体领导，委员苏启通、李思温、高吉和、王伦甫。刘汉东进入青岛后沧口支部的工作，就由他负责。

　　市内支部从1942年夏正式成立，到日本投降，一直按照党的十六字方针，坚持长期隐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广泛团结教育群众，通过实际斗争，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我们在团结宣传教育群众活动中，通过举办读书会、说书、讲故事、学武术、拜把兄弟(虽有封建色彩，但在当时很起作用)等多种方式，培养骨干，选择其中最有觉悟的分子，再进行重点培养教育，到条件成熟时个别吸收入党。我们支部发展党员的具体做法是：对发展对象先不提及参加共产党，主要围绕参加八路军、愿离开青岛去抗日根据地，反复教育，反复动员，反复做工作，多次考验，直到发展对象确有参加八路军的强烈愿望和表示，并已整装待命，一旦通知即能毅然离开青岛，前往指定的地点碰头时，支部才由指定同志公开亮相，讲明组织意图，履行入党手续，正式发展为党员。这样发展的党员一般靠得住、安全、保险。现在我能记忆起的，除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外，先后发展的党员还有：张序伦、徐兆、王子荚、陈相密、王中一、董明(李安炜)、徐忠义、胡乃秀(胡育民)、于振悦、孙绍功、李敬伦、周登启、曲学江、崔叔诚、蒋文鑫等将近30人。这些党员每个人都紧密团结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增强了党的向心力。

　　几年来，市内支部的工作，除以主要精力抓党的建设、积聚革命力量外，还经常讨论研究对敌斗争的方法。这为开展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为后来开展工作，开展对美蒋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关于青岛等敌占城市工作的回忆

　　陈超

　　【作者简介】陈超（1915— ）福建省永泰县人。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滨海“整支”巡视团团长、青岛工委宣传委员、华东局城工部宣传科副科长、青岛工委书记、青岛准备接管委员会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青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工业部部长、市委财贸部部长等职。1964年调化工部工作。先后任化工部北京化工研究院党委书记、四川晨光化工研究院代理书记。“文革”中受冲击。1972年起任北京化工研究院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革委会主任等。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担任北京化工研究院领导职务。1979年起任北京化工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我在山东做敌占城市工作，从1943年6月到1949年6月，整整6年。6年间，多数时间在山东分局城工科、城工部和华东局城工部工作，其中有两段在青岛工委工作。过去零零星星的分别写过一些材料，现在我想按时间顺序回忆这段工作情况。由于时间很久了，可能会有不准和遗漏的地方，请知情的老同志核实、补充。

　　一

　　我是1941年从延安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的。8月22日从延安出发，路上走了近半年的时间，到1942年二、三月间，由铁道游击队护送到达山东分局的驻地——赣榆。不久，我便参加分局组织部滨海区“整支”巡视团工作。秋天，调到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任敌伪研究股股长。这期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经常跟随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兼山东分局组织城工科科长王见欣（现名王见新）一起行动。1943年5月，调到山东分局城工科工作。

　　到山东分局城工科后得知，分局对敌占城市工作机构是1938年底建立的，当时叫“敌占区工作科”，由统战部领导；1940年秋，改为“点线工作科”，由社会部领导；1942年夏，又改为“城市工作科”，由组织部领导；1943年夏，分局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由黎玉兼任书记，王见欣任副书记，成员有分局组织部长李林、青委会负责人苏展等，统一领导山东地区城市工作。城工科实际成为“城委会”的办事机构。

　　不久，我就参加了分局在山东抗大一分校办的“抗大青年队”的训练工作。当时，杨一辰代表分局城工科辅导抗大一分校办青年队，并任辅导员，徐昕（女）是青年队的副指导员，我和王若望任教员。青年队每期训练3个月。第一期约六、七十人，学员多数是由青岛、济南、徐州、北京、天津等敌占城市来的青年学生，少数是由根据地抽调的区青救会长。课程主要有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3门课，此外，还有讲革命故事、教唱革命歌曲等活动。党的有关政策、城市工作原则是由领导讲。王见欣、杨一辰都讲过。

　　1943年9月，第一期抗大青年队结业后，我又调回城工科。

　　二

　　1943年10月，山东分局决定成立青岛工委，由王建功（现名王长工）、黄在（女）和我组成委员会，王建功任书记，黄在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由分局城工科直接领导。不久，又成立了青岛办事处，王见欣兼任主任，邱焕文任副主任，工委和办事处均设在日照县壮岗区稻草峪一带。

　　青岛工委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整顿、加强对市内地下工作的领导。第一，我们对地下党和地下关系逐一进行审查，看是否隐蔽？是否有社会关系和合法职业作掩护？是否立稳了脚跟？如果不是这样，就研究对策，加以解决。第二，要求地下工作者广泛地开展交朋友活动，团结群众越广泛，就越有利于长期隐蔽。第三，发展壮大组织，一是从根据地物色在青岛市内有社会关系的人打入市内工作；二是从市内物色有进步倾向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送到解放区训练教育后，再派回市内工作。第四，注意做青岛回乡探亲的市民及家属的工作，宣传我党的政策，扩大我党我军在市民中的影响。我记得在1944年春节期间，在日照的坪上村，召开过回乡过春节的青岛市民大会。省参议长马保三在会场作报告，青岛办事处主任王见欣也讲了话，还散发了我党我军和政府对敌占城市政策的传单。会后，召开了座谈会，并宴请了他们。通过这些人回市内的宣传，不仅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而且也为开展城市工作争取了基本群众。

　　1944年中央发出《六五指示》后不久，王建功、黄在和我又调回城工科，青岛工委由山东分局组织科科长杨一辰兼任书记，重新组成工委，归山东分局领导。

　　三

　　1944年，我回城工科仍然担任宣传干事，7月间，山东分局为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工作，准备武装起义，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夺取敌占城市的指示（即《六五指示》），召开了各区党委负责人会议。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作了贯彻指示的报告，主要精神是要求在敌占城市准备武装起义，等待时机，配合我军里应外合，接管城市。会议还决定各区党委成立城工部。会后，为了尽快向各工委传达会议精神，领导让我将黎玉的报告缩写成5000字，经黎玉审阅后，用电报发出。

　　1944年9月，为贯彻《六五指示》，山东分局成立了城市工作部，决定杨一辰任城工部长，王见欣任副部长。下设组织组，黄在负责；统战组，赵鼎夫负责；接待组（即交通组），王建功负责；宣调组，由我负责。城工部成立后，主要是协助配备各级城工部门和各工委的干部，组织准备里应外合，武装接管敌占城市。

　　1945年10月，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华中局转移到山东，与山东分局合并成立了华东局。随后重新组成城工部，杨一辰仍任部长，王见欣、王尧山任副部长。下设两个科：组织科由赵先（女）、黄在二人任正副科长；宣传科由周翔和我任正副科长。大约是1946年初，王尧山去青岛市委检查工作，并在即墨县孙家沟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示：由于日寇投降后，我党曾打算发动各敌占城市的地下党配合我军里应外合接管城市；又由于国民党军队抢先占领了许多城市，使我里应外合未成，地下力量也有些暴露甚至被破坏。因此必须转变作风，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次会议的精神不但对巩固和发展青岛地下党，而且对全山东敌占城市的地下工作起了重要作用。4月下旬，王尧山回到华东局后，立即向领导作了汇报，随后结合上海地下党的经验教训，为华东局起草了《九一指示》（1946年9月1日正式发出），重新强调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长期打算方针；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过去搞里应外合时的地下组织坚决地隐蔽下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要求每一名地下工作者必须善于利用社会关系，找到合法职业，当工人、当店员、当学生、当教员的都要做好本职工作，并广泛地开展交朋友活动，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要求发展地下党组织，一般人员着重在市内发展，打入人员着重是打入骨干人员等等。《九一指示》对于山东各城市的地下党的稳定、巩固和发展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四

　　1948年5月，王尧山找我谈，现在青岛工委全体领导成员都来华东局城工部参加“三查三整”学习，让我暂时去主持青岛工委工作。5月，我带着组织介绍信，到达胶南县灵山卫青岛工委所在地，先后见到工委干部李农、李仲升和3个工作组的负责同志，并分别听取了汇报。秋后，由于原工委的全体领导成员都重新分配了工作，滨北地委决定由我和李农、李仲升3人重新组成工委，由我任书记。工委下设：党群科，由李农兼任科长，徐信任副科长；社会科，由李仲升兼任科长；交通科，由严维璈任科长。另设有3个工作组：薛家岛组，负责人郭文治、张世忠；红石崖组，负责人唐国瑞、王泽纪；胶县组，负责人严维璈（兼）。当时的形势是处在解放战争的反攻阶段，青岛工委这时期的主要工作有如下几项：

　　（一）整顿市内党组织，贯彻《九一指示》。在我来青岛工委前，王尧山特别向我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十六字方针，将市内组织隐蔽好，并交给我一份《九一指示》。我到达工委后，将《九一指示》作了传达，要求根据指示精神分别汇报市内地下党的活动情况，检查隐蔽程序，以避免大好形势下，忘乎所以，过早暴露自己的力量。由于及时检查贯彻《九一指示》精神，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在国民党陆续南逃的行动中，市内党组织不但没有暴露和破坏，而且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二）及时掌握敌情。为了确切掌握国民党军队撤逃动态和把握解放青岛的时机，华东军区情报处长胡立教将一部电台设在工委机关，让我们将青岛守敌的动态随时报告。我记得1948年冬，谣传青岛国民党有撤逃之说，胡立教电示我们迅速弄清青岛守敌是否有撤逃的意图。我们分别通过打入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葛覃老婆开设的银行和沧口敌人飞机场的人员提供的情报，分析判断1948年底和1949年初没有明显撤逃迹象。

　　这期间，我们还广泛收集各方面情报，抓紧利用青岛地下工作人员来工委汇报工作之机，整理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和工厂、学校的情况，江编成有关青岛的调查材料，并绘制出标记敌党、政、军、特机关及工厂、学校的方位图，提供上级参考；我记得地下党员陆地为此做了很多工作。这些资料对1949年2月以后，“教研会”培训干部，介绍青岛市内情况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护送民主人士。1948年底至1949年初，我们党在东北解放区筹备召开政协会议，邀请许多在香港和上海的民主知名人士参加会议。当时陆路交通不便，多数是由海路去的。青岛工委也接到上级通知，护送一批民主人士路经青岛、烟台去东北。我记得当时这些工作多数是由打入到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葛覃老婆开设的银行工作人员郭梦家负责安排转送的。

　　五

　　1949年2月，胶东区党委通知我到即墨的前大埠开会。会议由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薛尚实主持，传达了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指示成立准备接管青岛的工作机构——“青岛教育研究会”（简称：“教研会”）的决定。教研会由薛尚实、宋子成、王卓青、王云九、曲及先、李佐长和我7人组成。薛尚实负总责。

　　教研会主要工作是：

　　第一，抽调人员培训学习。我记得当时从各地抽调了300多人，主要是学习接管城市的政策和了解调查青岛情况。

　　第二，研究接管城市政策。主要是根据东北地区接管城市的政策和经验，研究接管青岛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三，掌握青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根据抽调人员的特点，分配接管工作队的人员。

　　教研会成立后，青岛工委和市委仍然分别独立工作，我和宋子成虽然在教研会工作，但工委和市委的工作仍由我们俩人分别主持。

　　1949年5月底（大约是28、29日），向明由山东分局来到教研会的驻地——前大埠，召开了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宣布山东分局决定成立以下机构：

　　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向明、赖可可、谭希林任正副主任。

　　中共青岛市委员会，由薛尚实、宋子成、李佐长、马保三、滕景禄等5同志组成，薛尚实任书记。

　　青岛市人民政府，马保三任市长。

　　青岛市总工会，滕景禄任主席。

　　会后二、三天内，青岛军管会研究了机构的设置，并任命了如下负责人：

　　青岛市委设组织部，由宋子成（兼）、陈超任正副部长；宣传部由李佐长兼任部长；秘书处由曲及先任秘书长，王君益任主任；统战部由张铁民、林一夫任正副部长。青岛市人民政府设：民政局，由王锡三任副局长；教育局，由王卓青任局长；建设局，由王云九任局长；财政局，由李慕任局长；公安局，由周鸿恩、葛申任正副局长；卫生局，由江一斋任局长；秘书处，由王绍洛任主任；交际处，由张铁民、林一夫兼任正副处长。青岛市总工会设：组织部，耿桥任部长；宣传部，李光远、张林平任正副部长；女工部，李汝佩任部长；秘书处，徐伯玉任主任。

　　同时，对各主要工厂、学校还配备了接管工作队的队长和工作人员。

　　1949年6月1日下午接到通知，军管会、市委、市府等机关人员随军向青岛进军，6月2日进入市区，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下午五、六时左右，市委机关进驻国民党市党部（现太平路37号）。至此，青岛全部解放。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有关青岛党组织的一点情况

　　王见新

　　【作者简介】王见新（1911—）又名孙俊才。山东省宁津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任中共滕县特支书记。同年5月，任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政治部主任。是滕县抗日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团主任、山东分局敌工科科长、济南工委书记、山东分局城工科科长、青岛办事处主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敌工部副部长、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渤海行署副主任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郑州铁路分局局长、中国交通学院教育长、政务院第三办公厅铁道组长、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华北局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北方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职。

　　抗战之初，山东城市地下党都转入农村进行武装斗争。1938年12月，山东分局为开展敌占城市工作，成立了敌占区工作科，设于统战部，我任科长。经过3个月的时间，派不出合适人选进城。最后，分局决定由我和黄在、韩夕一3人组成济南市工委，我任书记，黄、韩二人分任组织和宣传委员。我们于1939年3月进了济南，到1940年9月，济南党组织发展到30人左右，由于我们暴露了，引起敌人的缉捕，于9月份撤离济南回到分局。当即到社会部任组织科长兼做城市工作。敌占区工作科改为点线工作科。1941年1月，我和黄在到党校学习，同时兼管着城市工作。9月结业，把城市工作移到组织部，成立了城市工作科，我任科长，干部有黄在、于荣光、王若望。在敌人搞蚕食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的情况下，山东分局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我任书记。1942年把城工科合并到一一五师敌工部，我任副部长兼城工科长。1943年7月，因城市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放在一起不宜，于是城工科又从敌工部移到组织部，我仍任组织科长。同年8月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黎玉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委员有李林、苏展等，城工科作为城委会的工作机关。1942年济南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为了更有力地开展城市工作，山东分局决定在济南、青岛、徐州3大城市的附近郊区接敌区建立党委和市政府办事处。1943年10月，成立了青岛工委（在滨海区），书记由王建功担任，委员有黄在、陈超，我兼任办事处主任，邱焕文任副主任，受城工科领导。

　　1944年3月，我到党校学习、整风，杨一辰接任我的工作。

　　1944年夏，为贯彻《六五指示》，分局召开了各区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城工会议，我从党校回来参加了会议，发了言，决定各区成立城工部。据陈超记忆，山东分局是1944年9月成立城工部，由杨一辰任部长，我任副部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党校结束，我回到城工部，杨一辰去济南市委工作，我在城工部主持工作。

　　1946年初，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王尧山到城工部任副部长，此间，我曾去胶东崂山地区的青岛工委检查工作，在青岛工委住了一段时间，和王台、宋子成共同指导了青岛市内由于费筱芝事件所引起的学生运动和反甄审斗争。我和宋子成回到城工部对青岛的学生运动写了一个总结。

　　（1984年7月张绍麟访问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

　　党史研究室）

　　

　　

　　青岛工委机关演变情况

　　刘特夫

　　【作者简介】刘特夫（1910—1990）原名卢冠洲。山东省德州市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共青团济南市委主要负责人。1933年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1938年参加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历任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指导员、组织干事兼总支部书记、教导员、卫生处政治委员，中共莒北工委书记。1944年任中共青岛工委书记兼滨北城工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纺公司青岛军代表、党委副书记，青岛纺织管理局党委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3月任中共青岛市委代理第一书记，同年5月任青岛市政协主席。1960年6月任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同年11月去职。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1990年在济南病逝。

　　1942年底或1943年初，我由部队转到地方工作。由滨海地委分配到莒北县任工委书记。1943年4月间，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在滨海地委的基础上，成立了滨海区党委。区党委先后又成立了滨北、滨南、滨中3个地委。

　　1944年，中央《六五指示》下达后，滨海区党委决定成立城工科。我调任城工科科长，时间不长，约有1个月的时间，没有开展什么工作，只办了一个城工工作人员训练班。傅大同就是当时的学员之一。约在1944年8月间，属山东分局领导的青岛工委书记杨一辰调分局任城工部长。同时，滨海区党委亦决定成立城工部，单诚一任部长。这时，我又调青岛工委任书记，当时由杨一辰和我交接的工作，单诚一也在场。从此工委由山东分局领导划归滨海区党委领导。

　　青岛工委的成员，由我任工委书记，于荣光仍任工委的副书记，工委的黄在、王建功等人，和杨一辰一起调山东分局。留下来的工委委员有徐坦、丁兆燧。徐坦是日照安东卫人，他是1944年我去工委后才牺牲的，不是1943年牺牲的。丁兆燧也是日照县人，他打入市内工作后，因病回家，转到地方工作。约在1944年冬，李立知调来任工委委员和青岛办事处主任。李立知是天津大沽口人，现已病故，据说他老伴韩亮还在上海，当时日本船的船员起义，运来一船白布，就是李接待处理的。陈炳毅来工委，他原是胶南的宣传部长，因兼作胶南地区的地工工作，所以就划归工委领导，亦是工委委员。工委的干部还有傅仲华、陈军、李子明、李思毅等人。记得当时工委有分工，没有成立部门。

　　1945年8月，日本刚投降不久，山东分局决定将两个工委合并，成立青岛市委，林一山任书记兼市长，王台任副书记，委员有宋子成、史甄、丛烈光、王建功和我。12月间，林一山正式调走，其实林并未到职，由王台代理书记，工委委员还是原来的同志。记得宋子成任公安局长，史甄任秘书长，我任组织部长，王建功为工会主席。

　　1945年8月底或9月初，为配合接管青岛，组织里应外合武装起义，记得当时正开城工会议，会议尚未结束，我就匆匆打入市内，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接管青岛。在一星期以前，徐信已打入市内，当时，他打入市内是通过工委的介绍，从此，徐也是工委的人了。我到市内，与徐曾研究过工作，印过一些宣传材料，我住在茂昌冷藏厂对面一个姓徐的地下党员家里，当我了解到市内党组织的情况后，不但没有作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相反作了许多不能举行武装起义的说服工作。春节前才回根据地的，在青约住了四、五个月的时间。

　　青岛市委成立后，从组织领导上讲，是统一起来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合起来。1946年4月间，将胶南的薛家岛、灵山卫、辛安3个区，成立了海西工委和一个海西大队。工委书记赵清如，大队长可能是孙善堂。这时，青岛办事处主任是赵功德。海西工委归青岛市委领导。和胶东的崂山工委是一样的情况。海西工委存在约半年的时间，一直到工委重新建立，才撤销的。

　　1946年3、4月间，孙家沟会议，原先在李村的傅家埠召开，会议只开了1天，就遇上敌人的进攻，又转移，两天后到孙家沟才正式开的会。这次会议是重要的，有成绩的，应当肯定的。参加会议的有王台、宋子成、史甄和我。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王尧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还定了一个总结。

　　1946年秋，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队打通了胶济线，领导关系上发生了困难，不易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华东局电报指示，在原工委的基础上，重新成立了青岛工委，我任书记，委员有于荣光、樊作楷、陈炳毅、刘汉东。刘已打入市内，没有直接参加工委的领导。工委下设：组织科，科长于荣光；社会科，科长陈炳毅；情报科，科长樊作楷；城工科，科长李仲华；保卫科，科长何泽美；社会科下边有一个工作队，约20多人。这时，滨海区党委已撤销。青岛工委划归滨北地委领导。当时地委书记张彦，副书记李仲林。工委有些事情如人事安排等问题，我也曾与张彦商谈过，但是，工委的工作，还是靠我们自己来开展。地委只是供给我们食宿，不过问工委的工作。工委的工作，是由华东局城工部（或山东分局）来管理的。

　　1948年4、5月间，我们工委的同志调华东局城工部学习，同年7月间，陈超来工委任书记，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有些具体情况，组织发展，社会工作，等等，我记忆不清楚，可访问一下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

　　（臧淼根据1983年5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

　　党史研究室。）

　　

　　

　　1944—1945年青岛地下工作的情况

　　李立知

　　我是1944年秋到青岛办事处任主任，1945年2月离开青岛办事处，调华东局工作的。我到青岛办事处工作的时间比刘特夫晚几天。刘特夫任工委书记，于荣光任副书记，我任办事处主任。当时的工作分工是：工委领导党支部、小组和单放出去的地下党员；办事处主要掌握党的一些外围组织，发展群众关系。当时我们的领导关系是：山东分局委托滨海区党委城工部直接具体领导（城工部部长是华诚一），同时也受山东分局的领导。我的前一任办事处主任是王见欣。那时于云光、陈超都在办事处工作，还有邱焕文（可能是秘书），是鲁南一带人。

　　我记得有两件事最引人注意，值得一提。一件是，1944年秋冬，我们机关在滨北马儿山一带与滨北专员公署、军分区住在一起，曾由青岛办事处和滨北专员公署联名出过布告，除在滨北地区和小珠山、薛家岛等处张贴外，还通过地下党员和一些群众关系带进青岛市内一部分。布告的目的是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斗争，发展群众关系，掩护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我记得布告发出不多日，从青岛市内出来好几个群众与我们接联系（详情已记不清了）。另一件是，1944年冬，青岛发生了一次机帆船起义事件。那时日本人可能有消息知道苏联要出兵，所以有好东西都想运回日本。这只船装的全部是龙头细布，船上有4名日本人，5名中国人（都是我的同村，天津大沽口人），在开往日本的途中，5名中国人就起义了，把4名日本人打死，将船开到日照县南边的柘汪口。这船细布有几百吨重，给我们解决了军队冬季的全部服装问题。起义的人员过去与我们没有联系。当时对起义人员都进行了奖励，奖品全是金条，最多者一人奖金子18两。5名起义人员中有两人觉悟不高，起义后不愿在我们这里。所以当时就让他俩人又回青岛，另3人留下进行短期训练后派回青岛作国民党的军舰工作。其中有一个最积极，也是当时起义的支持者——田均，后吸收入党（该人于1957年打成右派，后在上海附近某农村劳动改造）。田均等3人回青岛后，很快与国民党的军舰接上联系。不久有二三只船基本被我们控制了。我们叫他什么时候起义都可以。正在这时，又遇到一国民党特务李华（也与我是同村人），表面假装给我们工作，与田均已接上联系，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我们发现后即以研究工作为名把他调出来枪毙了。

　　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们的工作任务是根据中央指示，向市内布置里应外合，在市外发展游击队活动。这时我兼任胶县县长，负责搞游击队活动（在小珠山一带），刚组织好日本就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中央的指示，要积极搞里应外合，组织武装起义。因此，当时曾把青岛市里的地下关系和群众关系的骨干等几十个人，调出市外进行训练布置。那时我们内定的青岛市市长是林一山。当时我们对市内的自来水公司基本控制了，随时都可以破坏。

　　武装起义工作刚布置了2个月后，就发生了蒋敌伪合流，美帝在青岛登陆，这时中央的指示是长期隐蔽的方针，所以曾把市内的关系又调出市外，重新进行训练和布置。我在青岛工作期间时局变化很大，我们在市内的活动人员也很多，但从未遭受过敌人的破坏。

　　（1960年7月张云汉、崔永文访问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

　　党史研究室）

　　

　　

　　青岛工委工作回忆片断

　　陈炳毅

　　【作者简介】陈炳毅（1915—2002）曾用名陈济志。山东省胶县（今属胶南市）人。1939年7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中共莒南县汀水分区委书记、沭水县县委组织部部长。1943年后历任中共胶县特区委书记、诸胶工委宣传委员、诸胶县委宣传部部长、青岛工委委员、青岛工委社会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市公安保卫科科长、副处长，济南市第五、第三十一中学校长、副书记等职。2002年病逝。

　　我于1945年1月到青岛工委工作，1948年7月离开，前后共3年多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委社会科工作。现根据回忆整理如下片断情况：

　　一

　　我原在诸胶县委宣传部工作。1945年1月，滨海区党委决定将诸胶县敌占区工作划归青岛工委领导，同时将我调到青岛工委任副书记，委员有李立知、丁兆燧和我。分工情况是：刘特夫掌握全面工作，于荣光分管日照地区和青岛市内工作，李立知负责青岛办事处（驻在日照县）工作，丁兆燧直接打入市内工作，我驻杨家山里一带，分管工委交通、诸胶县敌占区和市内部分工作。

　　1945年春节后，刘特夫来到杨家山里，我们住在上沟村，相互交谈了情况，决定就地开个会，把工作研究部署下去。参加会议的有我，李子明、李一平（工委干部）和小珠山区委的孙化南等。刘特夫主持会议，会上学习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即“六五”指示）精神，明确了工作重点已由开辟建设根据地转向立足根据地，面向青岛市。刘特夫分析了形势，向大家提出了要求。会议确定先从三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第一，利用解放区优势，发动群众通过青岛市内社会关系广交朋友；第二，以小珠山地区为中心，小珠山东麓为重点，开辟一块就近开展青岛市内工作的隐蔽基地；第三，加强地下交通建设，新开辟一条由杨家山里经小珠山北麓通往市内的秘密交通复线。会后，刘特夫住下来，分别办了几个在市内工作同志的学习班，前后近3个月时间。刘特夫走后，这边工委的工作由我具体负责。

　　根据会议确定的任务，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各项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诸胶县敌占区一带，东与青岛隔海相望，东南面与薛家岛相毗邻。滨海区党委把这一地区划归工委领导，对于就近开展青岛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开始，我们以小珠山为中心开展工作。小珠山区委于1943年建立（由胶县特区委建），划归青岛工委领导后由孙化南任区委书记，管韶翔任组织委员兼管交通工作，李络川（后赵清华）任宣传委员。区委下设8个党支部，并有部分单线领导的党员，共有90余名，分布在小珠山西面和西北面的10余个自然村中。根据当时青岛地区形势和工委工作任务，工委要求区委，在巩固和发展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动员全体党员，凡在小珠山东面沿海地区有社会关系的，都要有亲探亲，有友访友，增进友谊，加深感情，巩固老关系，结交新朋友，同时宣传我党我军抗战主张，鼓舞群众，以扩大党的影响，扩大隐蔽基地，进而把工作向青岛市内推进。根据这一要求，区委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群众工作关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孙化南通过亲戚关系，先后到于家河、顾家岛等地，和几个跑青岛做买卖的人建立了关系，并通过这些人，了解到青岛敌占区不少情况，还从青岛买回炸药、报纸等物资送往解放区。管韶翔曾多次到薛家岛、饮牛湾等地活动，通过老熟人建立了一些新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了解掌握辛安、薛家岛敌据点的情况。通过这些社交活动，我们很快在这一带立住了脚，为青岛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诸胶县王戈庄、张仓、尚庄一带地处敌我边沿，为了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工委于1945年3月下旬，派李子明、李一平、时德万等组成青岛办事处工作组（李子明任组长）。工作组一方面与当地党组织配合开展地方工作，一方面调查了解与青岛有社会关系的党员群众和在青岛做工、经商的人，通过他们了解掌握青岛市内情况，搜集情报，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扩大党在市内的影响，从中发展新的工作关系。与此同时，工作组还利用靠近解放区的优势，以活动在该地区的我滨海支队二十五团为后盾，深入伪军李伯泉、相铭忱部展开政治攻势。他们常常夜间潜入敌据点附近，向敌人喊话，还经常白天化装利用赶大集的日子深入敌区举行短时集会，散发传单，宣传鼓舞人民，动摇敌人的军心。在此期间发生了殷子祥与李伯泉的矛盾。殷子祥对李伯泉存有不满情绪。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利用敌人矛盾，对殷子祥开展工作。工作组一方面利用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提供情报，通过工作关系孟士舟、丁再生对敌伪进行分化瓦解，一方面找到殷的哥哥殷仁斋，一起做殷子祥的工作。在我们强有力的政治攻势面前，殷子祥最后下了决心，于4月底率全中队起义。工委派杨金月、孟士舟到高峪（原殷中队驻地）将队伍带到杨家山里东南崖村，我以青岛办事处的名义接见了他们。殷子祥的起义投诚，在敌伪内部引起较大震动，大小头目惊恐不已，各伪乡村人员也惶惶不安，再不敢轻易骚扰老百姓了。

　　1945年五六月间，工委在滨海支队支持下，以原青岛办事处工作组为骨干，组成了一支小武装队伍，即小珠山武工队。李子明、宋焕文任正、副队长，有孙化南、赵清华、殷起等10余人，到小珠山东部沿海地区开展工作，武工队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分散为主的活动方式，与小珠山地下党组织密切结合，先在大、小兰东，店头，赵家河，崮上，陡崖子一带活动。不久，活动范围扩大到小珠山以东的杨七岭、赵家庄、纪家林、于家河一带山村，并建立起了一条由杨家山里经薛家岭、陡崖子、赵家庄、于家河通往青岛的秘密交通复线，同时，在小兰东、赵家河、崮上、赵家庄、赵家岭等村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和情报站。至此小珠山东麓一带开展青岛工作的隐蔽基地基本形成。

　　在开辟该地区工作中，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5名武工队员在此期间献出了宝贵生命。8月6日晚，我武工队8名同志到纪家林一带执行任务。7日下午3点钟左右，突然遭到伪军包围，武工队被迫反击。经激战，终因力量悬殊，弹尽无援，除宋焕文、李子明、傅修德突围脱险外，傅振献、阮玉斋、王吉祥、刘玉亮、刘文德被敌俘去。事后工委多方面设法营救，但未能成功。他们顽强不屈，被敌人装进麻袋投入黄岛后湾大海，壮烈牺牲。

　　地下秘密交通建设工作也进展较快。到8月15日日军投降之前，除建立了由杨家山里经小珠山北麓地区通往青岛市内的交通复线外，我们还在原来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完备和新建了三条交通线：一条由杨家山里经宋家庄、石桥子、灵山卫、薛家岛通往青岛；一条由杨家山里经大邓淘、水城、冯家滩、灵山卫、濠北头通往青岛；另一条由杨家山里经李家店子、大王家庄、红石崖通青岛，或从大王家庄经关王庙到胶县城再通往青岛。这些秘密交通线，对于青岛市内干部的派进派出，工作人员的来往，情报的搜集传递，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

　　日军投降后，斗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45年8月中旬，滨海区党委发出《关于目前城市工作紧急指示》，要求动员根据地内与青岛、新浦、连云港以及各县城有关系的党员、干部到城市工作，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占领城市。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工委立即进行研究部署。首先于9月初在杨家山里黄泥港召开了工委会议。除刘特夫去青岛检查工作和丁兆遂未到会外，于荣光、李立知和我以及工委的其他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于荣光主持，传达学习了区党委的“紧急指示”，确定迅速做好三件事：第一，抓紧向市内派遣一批干部；第二，普遍与市内同志取得联系，传达部署工作任务，迎接我党接管青岛；第三，搜集情报，了解掌握市内敌人动态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动向和反应，为解放接收青岛作好准备。

　　会后，李立知和我立即赶往沿海的薛家岛、濠北头一带，组织张贴青岛市人民政府布告，散发宣传材料，以振奋民心。我当时主要负责干部派遣。根据地广大党员、群众对于打入市内、直接参加解放青岛的积极性很高。对于各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介绍来的人员，我们根据其本人的具体情况和准备落脚地的情况，帮助其整备行装，提供一定的生活费用，安排可靠船只送到市内。临行前，我们对这些同志提出3点要求：一是初到要先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和亲友态度，随机行事，不要马上暴露身份；二是要力争报上户口，取得合法身份。三是尽快谋取公开职业，以便站住脚跟。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就有李子敏、傅子英等一批同志进入市内。但多数同志不久又从市内撤了出来。这是由于多方面情况造成的。一方面国民党占据青岛后，不少地主、还乡团分子逃亡青岛，我们进去的同志不易隐蔽。傅子英就是被本村一地主发现后而被捕的（后保出，留在市内）。另一方面，我们当时只想解放青岛，未作两手打算，认为派遣干部越多越好，存有一定的盲目性，对他们进入青岛后的安排部署考虑不太周密。由于我们及时撤出，保存了革命力量，市内党的组织没有暴露和被破坏，并且由于部分新进入同志的留下而得到一定加强。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工委机构曾作过变动和调整。我记得主要有4次：第一次是在1945年下半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我党我军准备解放接管青岛，在此形势下，山东分局决定，将原滨海区党委和胶东区党委分别领导的两个青岛工委合并，组建青岛市委，由胶东区党委领导。王台任代理市委书记，史甄、宋子成、刘特夫、丛烈光、王建功为委员。市委把原滨海区青岛工委组建为两个科，一是组织科，于荣光任科长；二是社会科，我任科长。第二次是市委建立海西工委和海西办事处，时间在两工委合并不久。陈定一任海西工委书记，董笏山任办事处主任。辖营海、洋河、辛安、薛家岛、隐珠5个区和王台、王戈庄、灵山卫3个镇。第三次是在1946年3月。市委撤销海西工委、海西办事处，原青岛工委鉴于薛家岛区原为青岛特别市的一个区，沿海各村在市内从业人员较多的情况，另组建了青岛海西工委，对外称青岛海西办事处，赵功德任办事处主任，辖薛家岛、辛安2区，其余3区3镇回归胶县领导。第四次是1946年10月。当时蒋介石发兵全面进攻解放区，胶济铁路被国民党重新占领。在此形势下，华东局指示，撤销青岛市委，重新组建青岛工委。华东局并向青岛工委充实了一批能力强、城市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从而加强了工委的力量。新工委由华东局和滨北地委双重领导，刘特夫任书记，于荣光、陈炳毅、刘汉东为委员。下设组织科，科长于荣光；社会科，科长陈炳毅，副科长杨德真；保卫科，科长李仲升。后樊作楷来，任工委委员，情报科科长。不久情报科与社会科合并，樊作楷任社会科科长，陈炳毅任副科长。总之，不论哪次变化，都保持了工作的连续性，促进了青岛工作的开展。

　　三

　　1945年12月，史甄和刘特夫参加山东分局会议后回到诸胶县大卢家滩（现胶南县隐珠镇驻地），召开了原滨海区党委所属青岛工委会议。史甄代表青岛市委主持会议，传达了山东分局指示精神，主要是：合并工委，建立市委；市内工作继续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郊区开展反奸诉苦斗争。会议还指示，工委合并后整个青岛工作由市委统一领导，但具体工作仍分头进行。会议决定，把原滨海区党委青岛工委组建成2个科：一是组织科，专门负责党的建设工作；另一个是社会科，除党的建设工作外，负责敌工、情报、统战、群众等方面工作。后来又增设了保卫科，负责机关安全，科长是李仲升。从此工委按工作性质有了初步的专业分工。

　　社会科刚成立时，只有我、黎平和秦元青3同志，当时青岛市内工作基础很薄弱，工作关系不多。因此，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了工作：

　　1、尽快开辟和不断扩大市内工作。我们首先与市内工作的同志普遍取得联系，了解掌握工作情况，部署发展新的工作关系，对存在的问题，帮助研究对策加以解决，从而巩固了原有工作基础。其次，选派人员打入市内开辟工作。这是当时的工作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从开辟和扩大市内工作的需要考虑，派的人越多越好，进度越快越好，但从隐蔽、长期等要求考虑，还要尽可能做到慎重、稳妥，在此基础上争取多派、快派。除认真选择人选外，对派遣人员进行短期培训。当时，安凤鸣有个本家哥哥名叫安凤锦，在青岛“摆台”，即在外国人家里做家务活，联系较广，人也可靠，我们通过考察，便派安凤鸣以投靠其兄长谋生为由进入市内，在“摆台”行业开展工作。安凤锦曾打入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家里当厨师，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并发展了几个“摆台”同行成为我们的工作关系。为了加强这个行业的工作，后来我们又派干部杨凤群打入，建立了一个小组，杨凤群任组长，称为“外侨组”。第三，通过我解放区与市内的社会联系，在市内直接建立新工作关系。如在交易所工作为我们搜集敌人经济方面情报的王志浩，就是通过其在解放区工商局工作的弟弟建立起的新关系。第四，建立组织，加强对工作点、组的领导。如青岛西岭棚户区一带，居住的人员成份复杂，各个行业的人都有。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1946年2月左右，派唐国瑞进入，建立了西岭棚户区党支部（书记唐国瑞，组织委员赵志海，宣传委员杨殿即）。通过多种渠道方式方法，社会科在市内工作的基础力量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有活动在工人、船员群众中间的；也有面向敌人高层机关的；有做学生、知识分子工作的；也有打入敌特内部逐渐延伸到多个行业和不同层次的；有搞军事情报的；也有打入经济部门的，等等。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如下同志：

　　黄川，当时系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其叔父的关系在市内一个加油站取得了公开职业。他当时发展领导一个小组，主要搞美海军方面的情报。其中有位姓高的同志借美军驻青特务机关“美国海军第四十四海外观测队青岛分队”招收懂英语工作人员的机会，打入了该组织，了解美特在青岛的情况，并发现美特在其他城市的活动线索，取得了很重要的情报（该同志1947年秋，曾到社会科汇报过情况）。同时，该小组也在国民党内部打入了力量，及时搜集国民党和美国海军的情报。

　　崔次玉，在伪市警察局内部开展了工作。

　　刘寄平（该同志为当时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要负责人葛覃之内弟）、臧符九、王励忱3人，在市内面向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开展工作。党部机关内另有2名勤杂工是我们的工作关系。

　　张志明，当时任美国美加利银行总会计，是我们的工作关系，为我们提供青岛金融界特别是外国银行方面的情况。

　　王洪真，是个女同志，在“山大”成立了历史研究会，宣传我党我军主张，经常通过一位姓张的交通员与社会科联系。田钧、金大牛、孙宝及其弟弟4人，原系船员，派入市内，主要活动在大港船员中间。

　　以上仅是当时在市内工作的一部分同志，还有些同志分别活动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层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2、逐步加强工作基地建设。主要是成立工作组，以开办商行（店）为掩护，面向市内开展工作。工作组成立过2次，第一次是在1946年1月。当时市委集中原工委以及从市内撤出的部分同志，组成了20人左右的市委工作队，委托社会科领导，徐亚民任队长，我任指导员，下分4个工作组：灵山卫工作组，由高维屏任组长；薛家岛工作组，由陈军（后孙然浩）任组长；黄岛工作组，由朱文成（该同志于1946年5月下旬，在黄岛后湾遭敌特偷袭，英勇牺牲）任组长；扒山工作组，由李子明任组长。另有胡讯、禇云彩分别住在辛安和红石崖。工作组的任务，一是物色培养打入市内的工作对象，二是搜集市内情报，三是做当地在市内从业人员家属的工作。第二次是在1946年秋天，当时，市委工作队撤销，大部分同志留社会科工作。根据市委指示精神，社会科成立了3个工作组，并以对外开办商行为掩护。薛家岛工作组，由孙然浩、于治平负责，对外开设华来商行，孙然浩、于治平任正、副经理；红石崖工作组，由杨金月、禇云彩负责，对外开设恒昌商行，杨金月、禇云彩任正、副经理；洋河工作组（亦称麻湾工作组），李子明（该同志于1947年秋天，在曹汶坟遭胶县还乡团袭击时，英勇牺牲）任组长，未开设商行。此外，社会科于1946年春天，在灵山西门里开设小酒铺（是我们的一个工作联络点）的基础上，对外开设了利昶商店，张清池任经理。商行（店）的资金、盈亏等业务方面的事情，由市委专门机构（市委设的利民商店）直接管理。商行的作用一是掩护市内来往的工作人员；二是从商人中物色与发展工作关系；三是开辟海上交通渠道；四是搜集情报。同时，还为解放区买进了大量急需物资。如杨金月、禇云彩负责的红石崖工作组，利用恒昌商行，发展工作关系和一般关系达60多人，其中，有交通船10余只，船员20余人（如逄焕荣、殷瑞芬、张文彬、殷瑞田、邹长善等）。该工作组通过商人中的一个工作关系，为华东局购买了几批急需的军用物资。工作基地的加强，为开展市内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不断开辟出新的渠道。

　　3、抓海上交通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和扩大，社会科机关驻地逐步向东部沿海迁移（在大卢家滩成立后，于1946年夏即移驻灵山卫），这样与市内就只有一海之隔了。因此，我们当时十分重视海上交通工作。首先是抓船。通过各工作组（商行）联系发展商业运输船为我所用，并设了秘密交通船，以便随时接送往返工作人员。当时社会科直接控制的交通船约10余只，再加上各工作组掌握的交通船，总共不下30多只。其次是建立政治交通小组。1946年春天，社会科通过市委，抽调了4名在青岛市内做过事，比较熟悉市内地形、交通经验较丰富、年龄在50岁左右的同志，组成一个政治交通小组，专门往返青岛，进行各种重要联络。同时，还在灵山卫十字大街路北建立了一个隐蔽交通点，由于盛武、张振等3人以开小酒铺为掩护，经常以小商贩身份来往于青岛和灵山卫之间，传递情报和进行联络。

　　经过1年多的努力，社会科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1947年冬，工委组织全体干部开展“三查三整”运动。1948年5月，接华东局城工部指示，工委全体成员到华东局进行“三查三整”学习，学习结束后，我即调华东局社会部工作。

　　1960年7月25日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怀 念 陈 振 麓

　　李欣

　　陈振麓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青岛和我并肩战斗过的一位老同志。他由于积劳成疾，1938年病倒在山东日照抗日前线。那时我们在万毅所在的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六六七团做友军工作，正和日本的别动队、刘桂堂的伪军作战。因为在部队行动不便，组织上把他托付给日照巨峰村一位进步医生叶强民。陈振麓害的是肺结核病，有他的照料，本想可以放心。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当地又缺少药品，就只好将他送回济南老家去治疗和休养，谁知竟一病不起。他临终前呼吸都很困难，仍挣扎着歌唱：“起来……”。他以24岁风华正茂之年赍志而殁，使人深深感到痛惜。

　　陈振麓和我都是1936年9月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的。我在新生录取榜上看到他的名字，他上的是理学院生物系，我是工学院机械系，虽院系不同，但却住在同一座宿舍里，有了彼此亲近和相互了解的机会。1933年，陈振麓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察北，参加了冯玉祥和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不久，同盟军在日军和蒋军的夹击下失败了，他又重新上学。在同盟军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陈振麓虽然出生在山东平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看起来却像个庄户人。他个儿不高，身体结实，疙疙瘩瘩的一副黑脸儿，待人非常诚挚、热情、朴实。那时我们理工两个学院有些基础课，比如说大学普通物理，是在一块上的，课外我们都参加了世界语研究班。我们常常在一起学习，一起倾谈。不久我们便成立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大区队，陈振麓是我们中一个积极活跃的队员。

　　1937年5月，全国大学生集中军训，集训点之一在济南附近的辛庄。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没有忘记辛庄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

　　那时参加集训的大中学生编为一个总队，总队下面是中队、区队和班。我和陈振麓编在一个班里。班长、副班长以上的人员都是经过西北军的严格训练的，对学生要求很严。每日三操两讲非常紧张，还要唱许多歌，什么站岗放哨歌、射击军纪歌以及饭前唱的开饭歌等等不下十来首。相比之下，我是个新兵，而陈振麓由于参加过察北抗日同盟军的关系，则是一个老兵了，所有劈刺、拳击、单双杠、快慢步以及整理内务等等，样样他都在行。我们班有了他这个老兵，事事都走在前面，成了我们中队的模范班，人们来参观我们的内务，我们还受到表扬。

　　那时距离七七全面抗战已经不远了，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感，因而不管那个军训是谁办的，我们都认真地学，刻苦地练。因为我们知道，抗日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是要刺刀见红，是要流血的，不认真对待行吗？陈振麓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老团员，起到了他应起的模范作用。我向他学习了很多，他的军事技能，还有他吃苦耐劳，争胜要强的精神，曾使我受到鼓舞。

　　军训结束后，我和王冠仲、吴綪、王艺、李凤、胡家珍几位同学作为青岛民先队出席即将在北平召开的全国民先代表大会的代表，于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到达北平。卢沟桥隆隆的炮声告诉我们：全面抗战已经开始了！我拖到8月8日才离开那已经沦陷的北平，回到了青岛。原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迺光（后叛党）来找我接组织关系。我接上组织关系后，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了陈振麓的组织关系，按照中央规定，当时所有的共青团员一律转成正式党员，陈振麓也就成了中共正式党员。接着我们又介绍王艺入党。于是我们3人组成了青岛市的一个特别支部，面向全市开展党的工作。

　　当时有些从监狱或反省院出来的同志到山大来找组织关系，我们先后恢复了王景瑞、王焕章、李明海、姜尚文（即李西山）、姜明吾等的关系。陈振麓在特支内的分工是组织委员，他和他们一个个地谈话，了解了每个人的情况，使组织上能据此做出正确的决定。在这方面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时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工作重心从市里转到了农村。我们先后几次到毕家村等地去活动。以后就索性让陈振麓留在了那里，依靠王景瑞、李明海等当地同志，并和他们一起进行武装发动工作。而我和伍志刚、邹鲁风3人组成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去着力争取高密蔡晋康部队，崂山方面的事则委托陈振麓来全盘负责。后来他把当地的一些老同志捏在一起，组成了中共青岛市委，经项迺光同意派王艺去泰安向中共山东省委作了汇报。陈振麓担任了抗战爆发后中共青岛市委的第一任书记，他在青岛党的建设和崂山抗日游击队的建立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8年1月，根据组织决定，让陈振麓等带领崂山抗日游击队约五、六十人（多数是当地农民）到诸城来和蔡部汇合。这时以赵志刚为首的中共诸城临时县委发动了数十名学生和崂山游击队编在一起，共有100多人，成为在我党绝对领导下的一支武装——第四中队。工委委派陈振麓担任中队长，并任中共鲁东南工作委员会的委员。

　　2月间，正当我第四中队分散在诸城五莲山区发动群众起来抗日的时候，蔡部中的顽固派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迫使我四中队不得不离开蔡部。陈振麓作为转移中的具体组织指挥者，在管理方式上表现有些急躁。为照顾群众情绪，便找了另外一位同志去接替他的工作。陈振麓并未因此而灰心，后来和我们一起到了万毅的部队，被分配到一个连队去做党的工作。本来他尽可以有机会调到另一处去工作或者学习一下再工作，但他从未提过这类要求，而是老老实实地服从组织的分配，这也是他的党性的表现。还因为他认定了他的工作岗位应该是在抗日的最前线，在斗争最需要他的地方。

　　可惜的是，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的才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未能为党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他忠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和他的革命激情，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鼓舞我们前进。

　　1986年1月于北京国防大学

　　（选自《寸草丹心》——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专辑）

　　

　　

　　我与徐坦共同工作的片断回忆

　　王刚

　　【作者简介】王刚（1921—）原名王原生，又名王泽勋，山东省日照县（今日照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日照县委第八区委书记，中共青岛支部书记，襄城县城关区区长，武汉市公安局七分局侦保股股长，武汉市公安局户口科科长、交通大队政委、副处长，武汉市检察院副处长、处长、办公室主任，武汉市江岸区法院院长。1984年离休。

　　徐坦，原名徐孟吉，山东日照人。1919年生，1939年入党，1945年，他作为滨海区委青岛工委委员的身份来青检查工作，途经江苏赣榆县兴庄，被捕牺牲，时年26岁。

　　我是和徐坦同年同月，可以说是一齐参加革命的。徐坦比我大3岁，他幼年在安东卫上完小学高年级，我还在初年级读书。我们的革命领路人都是我们的老师范景蘧，他的革命思想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革命的火种就是在那时期开始萌芽。

　　1933年2月底，共产党员范景蘧在安东卫小学被国民党日照县当局逮捕，致使日照县绝大部分党员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直到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派红军将领张经武到济南开展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的统战工作，他才于同年10月获释出狱。

　　范景蘧获释后，因未能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便遵照狱中党组织负责人张晔的指示，回到家乡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参加抗战队伍。1939年1月，范景蘧在安东卫利用师生关系介绍徐坦等10余人入党，月底，徐坦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我和徐坦从同乡到同学，从同学到战友，同在一个党支部战斗、生活，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感情。

　　早在我俩还未参加革命之前，徐坦高小毕业后，曾经去过日照县城、青岛等地读初、高中。抗战爆发后，徐坦和他的同学们都返回了安东卫。当时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五十七军在日照沿海一带驻防，徐坦等在抗日救国的热情下，参加了国民党五十七军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本来，我要求与徐坦同去，后因我年龄太小未去成。不久，沿海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五十七军南下，徐坦等同学也随军南下，学生们在军队里，因是南方，又是夏天，多数患疟疾，徐坦等同学只好又返回了安东卫。各人回到自己家中，这样，我又和徐坦常来常往了。

　　在与徐坦的交往中，他所给我的革命影响最大，帮助也最大，所以，印象最深。他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而加入了共产党。可惜在革命初期就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因家境贫寒，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徐坦知我心勤好学，就无私地帮助我，用他念过的四五年级的课本辅导我，使我由三年级上升到了四五年级的文化程度。我入党后，徐坦给我小报和革命理论的小册子看，从政治上辅导我，教育我，尤其是用他革命的一言一行影响我，使我很快的成熟，走向革命道路。在他的帮助下，我在安东卫西村发展的党员有车永昌(车秀敏)、胡宪若(胡凯)、李宪相(李梦辅)、李其德，成立了安东卫西村第一个党小组。这个党小组，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除李宪相一人脱党外，其他同志都成熟地走向了革命道路。我同徐坦一起工作，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因为他家条件好，吃住都在他家，所以说，回顾我这一生的革命道路，是徐坦一手培养起来的。徐坦的革命思想，早在学生时期就已经形成，其革命精神之强烈，革命意志之坚定，革命行动之坚决，在那种出生入死的危险年代里，徐坦表现得最坚定，最坚强。在安东卫，甚至在安岚区，徐坦在党内外的影响都很大，没有不知道徐坦这个同志的，可以说徐坦在这一地区是党的化身。他变卖自己的房屋土地作为区委及安东卫党的活动经费。他的母亲不了解内情，哭诉徐坦是个败家子。徐坦是牺牲了家庭和个人的利益来干革命工作的。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在徐坦家，徐坦将其母亲收藏的一小盒土地契约取出，在其家中院内点火烧掉，徐母着急地哭闹，徐坦就劝其母说，时局不同了，我们不能耕种土地，土地再也不应是我们的，应该是种田种地的农民的。还有一次，我与徐坦同去种徐家菜园的佃户家里，徐坦指着门外的大片菜园说，这些菜园以后就是你家的了。佃户听了既惊又喜，不解其意。当时，我党在当地尚未公开，处于秘密状态，一般人对共产党不了解。

　　1939年夏，我调山东抗大分校学习，回日照后我在八区任区委书记，徐坦由日照调临沭县任县委宣传部长，这段时间我与徐坦第一次分手，各自投入到新的岗位。

　　1940年夏，我经山东分局五地委组织部长孙汉卿批准，打入敌占城市青岛作地下建党工作，并要每个季度或半年回解放区机关汇报一次工作。

　　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我打入伪警察局内部，以伪警公开身份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工作也很顺利，但是，回解放区机关汇报工作就不方便了。后来，建立了政治交通，用密写的方法由交通员携带回解放区机关。

　　有一年伪军大扫荡，在临沭县晏子崖一次战斗中，徐坦负重伤，伤愈后，地委组织部孙汉卿决定徐坦离职，回安东卫老家休养。这时，徐坦通知我青岛的人员回解放区再不去机关，徐坦就以在安东卫家中休养为掩护作青岛的联络工作。从此，我又和徐坦在革命工作中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为了研究交通员的工作，我回到安东卫，又见到了徐坦，他的健康状况尚好。当时，青岛发展了3个党支部，设3名政治交通员，互不发生横的关系，我经与徐坦研究决定，青岛市内支部由沈原生负责，交通员是沈原生的岳父苏某，他是安东卫东街人，交通员回解放区就在苏某家与徐坦接头。四方、沧口工业支部是我扶助苏启通建立的，政治交通员是苏启通的岳父，是江苏赣榆县秦家沙子人。安东卫三、八赶集，以赶集作掩护，交通员到安东卫北街徐坦家与徐坦接头。伪警察局的党员成立了特别党支部，由我负责，政治交通员是日照人张某，他到安东卫西街我家与徐坦接头。

　　1942年夏，我调回根据地。是年2月，延安整风，同年秋冬之间，山东分局也开始了整风运动，我回山东分局城工部参加了整风。城工部副部长王见欣，其夫人黄在，王建功，丁兆遂和我等数人同为一小组。整风后，城工部人员组成若干城市工作组在根据地开展城市工作，有济南工作组，青岛工作组等。以丁兆遂为组长，李士毅和我组成青岛工作组，开展青岛工作。

　　1943年10月，山东分局青岛工委和青岛办事处同时成立，青岛工作归青岛工委领导。这时的徐坦，还在安东卫默默地领导着我移交给他的青岛支部工作。

　　1944年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所属青岛工委调整领导成员，杨一辰(城工部长)兼任书记，于荣光任副书记，徐坦、丁兆遂等为委员，工委由山东分局与滨海区党委双重领寻。青岛工作组组长丁兆遂回工委，由我接任组长。

　　1944年12月中旬，日本隆华3号商船由青岛装满白布、白糖起航，驶往日本。爱国船员滑宝发等6人，在船行至后海后起义，打死了随船押运的5名日本人，把船开至抗日根据地柘汪港（现连云港市赣榆县)，受到当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并向他们颁发起义证书和奖金。

　　青岛工委、青岛办事处全力投入这一工作，船上物资的装卸装运，是组织力量的关键工作，组织了近几个县的人力、畜力和搬运车辆，将货物运往内地，整整3天3夜，才将物资搬运完毕。后来被日军发现，日军派飞机将停在港口的空船给炸毁了。

　　这项工作我和徐坦都参加了。我把6名起义船员集中在安东卫，负责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生活管理和代表青岛办事处给他们起义证书和奖金。因为工作不发生横的关系，就再没和徐坦联系了。

　　1945年春，徐坦以中共滨海区委青岛工委委员的身份来青岛检查工作，途经赣榆县兴庄，被捕牺牲。

　　徐坦牺牲后，徐母悲痛万分，哭着要见到儿子的尸体。当时青岛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工作的于荣光在安东卫作徐母的思想工作。当时，我在工作组驻巨峰区，于荣光就通知我连夜赶到安东卫。见到于荣光，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徐坦为去青岛检查工作被捕牺牲的过程。徐坦第一次进青岛时，他已经在一次反扫荡中身负重伤，连中7弹，左臂或右臂已经致残。工委领导不愿他进青岛市去，可他为不使青岛工作受损失，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而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进青岛的路线是从北路胶县路线去青岛的，徐坦从青岛返回，丁兆遂复又从这条路线进青岛，途中出了问题，未能进去。因此，徐坦第二次又进青岛，避开北路，从南路连云港进青岛。徐坦这次进青岛是由苏启通的岳父，政治交通员带路的，途经赣榆县的土城子(兴庄)伪据点时，被该据点伪军扣押，交通员放回，向工委作了汇报。滨海驻军为营救徐坦，连夜攻打该据点，伪军在撤退据点时，将徐坦活活勒死在据点外的荒郊。于荣光向我提出务必想方设法将徐坦的遗体弄回。

　　我接受了任务，同刘士连化装成邮差，即日赴赣榆兴庄据点附近，经了解，伪军又返回了据点。我同刘士连俩人隐蔽下来，等夜深人静时，赶赴现场，寻找徐坦的遗体。找到徐坦的遗体，我俩连夜赶回安东卫，途中买了棺材、寿衣入棺，雇人抬至徐坦家，将徐坦安葬在安东卫的东山下。

　　我完成了任务，才离开了安东卫。

　　至此，徐坦结束了他短暂而伟大的一生，我党失去一位好干部，我再也不能见到我的好战友徐坦。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念您——徐坦同志。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日战争期间青岛地下党领导工人对敌斗争片断

　　沈原生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祖国的大好河山相继沦陷，青岛也于1938年1月再次被日寇侵占。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就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形势下，我受鲁中区党委五地委的派遣，于1940年10月来青岛展开工作。

　　一、市内党支部的建立和发展

　　1940年秋，五地委指示，青岛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是敌人的军事要地，我们要潜伏敌人心脏，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的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并决定派我同王泽勋（王刚）先后进青岛做地下工作。临行时，地委组织部长孙汉卿找我谈话，具体交代任务、工作方针和方法：第一、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扩大队伍；第二、团结教育群众，进行反日斗争；第三、开展社会调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群众思想、市民生活状况等。工作总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建党的方针和路线，也应在这个总的方针指导下，广泛团结教育群众，主要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积极慎重，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工作方法：贯彻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搞好“保护色”，干什么，象什么；在生活作风上要社会习俗化、群众化，和青岛人一模一样，不能有半点特殊、两样。一个星期一次报告，半月一次综合报告。八路军一一五师杨忠民参谋也接见了我，提出了搜集军事情报等任务和具体要求。

　　来青时，只我一个党员，怎么干？首先要有职业。我决定回到我以前在那里干过的吉林路23号日本洗衣局。日本老板对我很信任，在30多个店员中，我也有威信，不管谁有什么困难，我都尽力相助，是大家信得过的。因而我也就扎下了根，获得了“保护色”。

　　到1940年年底，王刚来到青岛，这时有我们两个党员，就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由王刚任小组长。我为他找了职业，在一家日本饭店当跑堂，干了约二、三个月，他考上了青岛市伪警察学校，学习3个月毕业，分配在沧口区一个派出所当户籍警。

　　1941年正月，我发展了在海关工作的李怀远入党。我们有了3个党员，可以成立支部。1941年4月，在登州路和威海路交界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宣布支部正式成立。支部初步作了分工，由王刚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李怀远任宣传委员。

　　支部成立后，研究了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包括建党、搞工人运动、搜集军事情报等。具体决定了两条：第一、要更广泛地团结教育群众，扩大骨干队伍，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基础；第二、制订规划。面向全市，重点是工厂。当时设想，要一个区为一个活动中心，每个区有党的组织。发展党员面向工厂、码头劳动群众，以产业工人为重要发展对象。下设四个点：四方区以四方大庙为重点（现海云街一带），由马力田负责；东镇区以东镇、仲家洼为重点，由刘崇旭负责；大港区以大港码头、辽宁路一带为重点，由我负责；市内以馆陶路、冠县路、西镇一带为重点，由李怀远负责。王刚警校毕业后，分配在沧口区工作，又增加了沧口区，由他负责。他到沧口先后发展了李思温、苏启通、王伦甫等入党。

　　1942年一、二月，根据斗争需要和较长时间的考察教育，我们先后发展了小港理发员马立田，埠头会社修械所铆工刘崇旭，海关宿舍袁相永，码头修械所工人袁志清，青岛印刷厂工人袁相福、徐光耀，日本造船厂工人周相尧等入党。党员发展多了，按照原来规划，又作了调整。码头由刘崇旭、袁志清负责；市内由袁相永、周相尧负责；四方由马立田负责；东镇仍由刘崇旭负责；王刚、苏启通、李思温都在沧口，沧口区由他们负责。吉林路日本洗衣局楼下一间工人宿舍，实际上是我们支部所在地，从1940年到1943年，支部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在这里秘密进行。

　　1942年春，王刚从鲁东南根据地汇报工作回来，传达上级指示，支部太大，党员多了，不便领导和开展工作，也不利于隐蔽和安全。决定分成两个支部；一个是市内支部，一个是沧口支部。由于我俩分管区域的不同，支部很自然的就分开了。沧口支部由王刚任书记，李思温、苏启通为委员。市内支部由我担任书记，李怀远任组织委员，刘崇旭任宣传委员。1942年夏，王刚调回滨海地委（原鲁中区党委五地委），上级指示要我帮助把沧口支部成立起来，市内支部和沧口支部要切断联系。从1943年开始，沧口支部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市内支部从1941年夏正式成立，到日本投降，一直坚持长期隐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按照党的“十六字”方针，广泛团结教育群众，广泛开展交朋友活动，通过实际斗争，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我们在团结宣传教育群众活动中，通过举办读书会、说书、讲故事、学武术、拜把兄弟（虽有封建色彩，但在当时很起作用）等多种形式，逐步深入教育，培养骨干，选择其中最有觉悟的分子，再进行重点培养教育，到条件成熟时，个别吸收入党。我们支部发展党员的具体作法是：对发展对象一般不提及参加共产党，主要动员参加八路军、抗日，是否愿意离开青岛去抗日根据地干革命。围绕参加八路军，反复教育，反复考察，反复做工作，多次考验，直到发展对象表示确有参加八路军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并已整装待命，一旦通知前往指定的地点碰头时，果然能毅然决然离开青岛，支部才由指定同志公开亮相，明白了组织意图，然后履行入党手续，正式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发展的党员一般靠得住、安全、保险。现在我能记忆起来的，除前面提到的以外，先后发展的党员还有：张序伦、徐兆珊、王子英、陈相密、王中一、董明（李安炜）、徐忠义、胡乃秀（胡育民）、于振悦、孙绍功、李敬伦、周登启、曲学江、崔叔诚、蒋文鑫等将近30人。这些党员每个人都紧密团结了一大批群众积极分子，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几年来，市内支部的工作，除以主要精力抓党的建设，积蓄革命力量外，还先后讨论研究达六、七十次的对敌斗争方法，搜集发出过无数次的军事情报，为开展反日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为后来开辟工作，开展对美蒋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二、青岛工人的反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次占领青岛后，采取种种军事恐怖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高压政策，但是并未使青岛人民，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屈服。相反，更加激发了反抗侵略的斗争决心，为地下党组织领导反日斗争准备了群众基础。

　　1、“打鬼子”“揍把头”。

　　1944年春，日本三菱油槽所一个管质量检查的日本人，多年来在工厂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早被工人恨之入骨。而这个日本人与另一个管生产的日本人一直有矛盾。一天晚上，这个质量检查员看见一个工人打瞌睡，就用脚猛踢这个工人的头。地下党员徐忠义看见了，实在压抑不住心头之恨，朝这个日本人上去就是一拳，其他工人也一拥而上，狠狠地将鬼子痛打了一顿，真是大快人心。打了之后，工人就利用这两个日本人之间的矛盾，去报告另一个管生产的，提出质问：“他为什么要打我们的工人？”这个管生产的鬼子，一听工人告状，求之不得，火上加油，马上就去报告老板，老板听了很生气。结果当这个挨揍的鬼子去报告时，反而被老板辱骂训斥了一顿。这个鬼子挨了工人的揍又挨老板的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从此以后，他老实多了，再也不感欺侮工人了。

　　1945年2月，大港埠头站工人往外带铁圈，被翻译姓章的看见了，他要工人把卖的钱分给他一份。地下党员刘崇旭领导工人反抗他，不买他的帐，这个翻译就报告了上司。刘崇旭便领着工人在青城路附近，将姓章的翻译狠揍了一顿。报告老板，说翻译要我们偷东西卖了分钱给他，我们工人不干。并声言这个姓章的在车间胡闹，只要姓章的干，我们工人就不干，随之罢了工。两三天后，日本人看没有办法，只好把姓章的翻译开除了，工人才复了工。

　　2、组织工人“上货”。

　　“上货”是工人们“偷拿”日本人东西的代称。在当时，日寇经济掠夺猖獗，多方压榨残酷剥削，工人阶级极苦。小拿小摸是工人阶级解决生活困难的一种被迫现象。支部研究认为，要利用这种现象，加以引导，使其成为有组织、有目的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1941年冬，有一次，从日本运来一船军用白糖，卸在码头上，上面用篷布盖着。我们的积极分子徐忠义（后发展为党员）发现后，找支部研究商量办法。经过支部研究慎重决定，组织工人开展“偷运”活动，由徐忠义统一指挥。我们利用工人拉煤的地排车，下面装糖，上面装煤，把成批的糖往外拉，抬盐的工人也参加，连干了两个晚上，到了第三天晚上，日本人发现少了白糖，四处搜查，也没查出，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这次工人“偷拿”的白糖，每两个人一包，每包一百多斤。我们运用这个办法，工人得到好处，很快把码头工人组织起来了。工人的行动口号是：“偷日本人的不算偷，这是抗日救国的行动！”“苦难的弟兄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又有一次码头保管仓库的提供情况，仓库有军用白布。徐忠义组织码头100多名工人参加，买通码头仓库职员、警察，他们站岗放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没看见。工人搬运，畅行无阻，一个晚上就拉走500匹，每人分得两匹布。职员、警察也分得一份。通过这些活动，码头工人联合形成一大帮力量。此后，“偷拿”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方法越来越巧妙，规模越来越庞大。由开始单人活动发展到合伙大规模活动；由“偷拿”日常用品发展到“偷拿”军需战略物资，破坏战略物资；由小量的发展到成批成车的公开向外搬运。不仅如此，工人经常破坏港口搬运的机械设备，毁坏港内的运输车辆，有意制造停车事故。装卸子弹、水泥时，趁监工不在，大批大批地向海里丢。

　　3、反压榨，争温饱。

　　1943年春天，支部派地下党员袁志清到丰田机械厂（现纺织机械厂）开展工作。发现这个厂的工人生活特别苦。厂方用橡子面掺和部分坏豆饼、坏玉米面，每月发一袋给工人当工资，用这些面子做窝窝头不成个，又苦又涩，工人苦不堪言。老袁在这里抓紧进行工作，组织工人学识字，学文化，学技术，还领导工人起来斗争，受到工人的拥护。这个厂有400多名工人，其中有骨干积极分子30多人，刚开始，工人要求发加班费，老袁说，大伙整天这样劳累，生活这样艰苦，光发加班费不行，解决不了生活之难，要增加半袋面粉。要向厂方交涉，若不答应就罢工。于是很自然地形成罢工领导小组，袁志清为核心骨干。为防止厂方对罢工的破坏（逮捕罢工领袖，开除工人代表），决定不选派代表，大家一起去。厂方提出派代表谈，大家说：“我们都是代表，”并提出具体条件。厂方说：“先复工，后谈判。”工人们说：“先谈判，后复工，”并立即举行罢工。事前袁志清对厂方可能采取镇压措施作了安排，组织工人晚上不在家睡觉，骨干积极分子都躲起来。第二天，果然不出所料，日本宪兵队去工人宿舍抓人，全扑了空。到了第三天，宪兵队去也没有抓着。厂方被迫答应工人的条件，每次加班，增加8分钱（可买2斤粮食），每人增加半袋面粉，罢工斗争取得圆满胜利。

　　这年夏天，水产公司修船厂地下党员周相尧领导修船工人进行罢工斗争。时值鱼汛季节，检修鱼船任务很重，要求很急。活既脏又累，一天没白没黑干，就这样厂方还经常加班。当时青岛市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紧张，工人终日不得温饱。支部研究决定，让老周借此机会组织罢工斗争。日方厂长下令期限完成修船任务，工人们回答，我们饿着肚子不能干，就同厂方大闹起来，同时宣布“不干了”，实际上是罢工了，连工头也跟着不干了。口号是：“要干活先得吃饱饭”，“不吃饱饭我们就不干”。口号简单但鼓动性很大，很有号召力。全厂300多人罢工了，连工头也跟着不干了。厂方叫派出代表，工人们就派工头去。最后厂方迫于任务紧急，怕误了捕鱼汛期，很快答应工人条件。每人每月增加半袋面粉，罢工期间工资照发。支部决定结束罢工。通过这次斗争，工人生活有了一定改善，培养了一批骨干，锻炼了一大批积极分子，还发展了1名党员。

　　1945年一、二月，三菱油槽所的工人为反对物价上涨（平均一天上涨百分之五十），要求增发实物。通过说理斗争，后来老板答应每人每月增加40斤地瓜干，补发了1个半月的粮食。已经解雇的工人得知后，又串联了160多人，集体回所要工资，要饭吃，在办公楼，集体喊闹，日本人要工人派代表谈判，工人齐喊：“我们都是代表！”迫使老板答应已解雇工人每人发两袋玉米和一袋地瓜干。

　　4、反对打骂开除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

　　这里我主要回忆3件事。

　　一件事：日本铃木丝织厂（现青岛丝织厂）工人反对殴打女工和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

　　1941年下半年，我们在这个厂打进去一个积极分子，他姓岳，在厂里很活跃。这个厂一天工作12小时，工人实在劳累。有一次，一个女工在上班时间打瞌睡，被日本监工打休克了，大家就憋了一肚子气。这一次老岳就抓住这件事不放，一吆喝“打死人了”，很快就围满了人，工人都自动停工了。全厂600多人，众目所视，众手所指，大骂日本鬼子。由于事情发生突然，日本人手忙脚乱。支部得知后，及时通知老岳，要利用这件事引导大家进行一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支部研究3条意见：第一、工人停工一定要引导到有组织的罢工；第二、罢工条件不要太高；第三、速战速决，不拖延时间，以免工人吃亏。开始厂方要求马上复工，工人们讲要答复条件才能复工。第一、包赔受伤女工医药费，伤假期间照发工资；第二、不许打骂工人；第三、缩短工作时间，加班要给加班费。在工人的一致斗争下，厂方被迫答应了工人的条件：保证以后不再打骂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为10小时，比原来缩短两小时；必须加班的工种，另付加班费；受伤女工医药费用全部包赔，工资照发。这次斗争在政治上对厂方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每天减少两小时工作，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从此老岳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很有号召力。很快把全厂的印花、漂丝、调浆这3个车间控制起来了，直接领导这个厂的工人斗争。

　　第二件事：是码头盐帮工人反对打骂工人的抗议示威。在1941年冬，码头盐帮（抬盐工人）有一个工人无故被日本监工打得半死，还想开除他，再加工人没有开水喝，大家很气愤。一个姓崔的地下党员找支部汇报。支部决定利用这两件事组织一次“合法”的游行示威，并研究了具体对策：第一、趁热打铁，发动全体工人停止工作，形成罢工；第二、乘机将事态扩大，组织工人将被打伤的工人抬往医院形成示威；第三、如遇日军干涉，就选派口才好有胆量的工人与之说理斗争；第四、如有汉奸、把头阻挠、捣乱，就以拳头对付。支部的意见，很快变成了码头工人的行动。80多名盐工停止了工作，其中有60多人手持扁担去见日本人松田，松田不接见。于是工人们抬着被打伤的工人出五号码头，以送医院为名，实际上是罢了工，也是一次抗议示威，守卫卡子门的日本港警持枪举刀，不让通行，部分工人据理力争，大批工人冲破了层层障碍，将受伤工人送进医院。盐码头工人停了工，当时急待抬盐装船没有人了，迫使日本当局赔偿了医药费和伤假期间的工资，保证不再打骂工人，答应一个星期内安装茶炉，保证工人喝上热开水，码头盐工的反日示威斗争取得了胜利。

　　第三件事：青岛印刷厂工人反对开除一名青年工人的斗争。1943年春，这个厂一个姓梁的青年工人因排错了版被日本人开除了。小梁开除后没有饭吃，生活很困难，大家七凑八凑帮助他维持生活。地下党员徐光耀同另一名地下党员袁相福商量并取得支部同意，决定利用开除工人这件事搞一次斗争。本来对开除小梁大家就很气愤，这把火一点就着了。配色的、排版的、校对的……等几个比较关键性的技术工种和技术工人停工不去上班了。理由是有病、有事，假条一大叠。一天、两天老板沉住气，据不答复工人的条件，对开除的工人也表示已开除了不能再收回。到了第三天，工人还没有去上班，老板着急了，表示愿意考虑工人的条件，还请老徐帮助做工人的工作。老徐表示可以，但得答复工人的条件，开除的小梁要收回来，今后不能随便开除工人。老板说好。有病的每天上半天班，加班要给加班费，每人发两角钱，每天管一餐饭，老板都一一答应了。因为工厂任务急，长时间停产停不起，迫使厂方非答应工人的条件不可。

　　5、破坏生产和军事生产，削弱敌人战争力量。

　　破坏敌人正常生产，我记得光在日本铃木丝织厂就发生两次。一次是，1942年下半年，有一批军用白绸子在漂白过程中，工人有意偷着把火碱多加了，结果把一批白绸子烧坏了，价值十几万元。另一次，有一批阴丹士林的染色材料，因下雨厂房漏，滴进雨水，工人害怕追查责任，干脆就加些自来水倒入下水道冲走了。另外两桶好的也全倒了，老板很恼火，组织人检查，也未查个水落石出。因为没有了染料，停产很长一段时间，使该厂生产受到很大损失。

　　破坏敌人军事生产，比较重大的有：

　　1943年春，日本青岛埠头株式会社机械修配所，掀起罢工浪潮。罢工的起因是日本厂长命令工人限期完成防空壕铁门的任务。特别是在1944年秋，日本当局命令，限3个月内打5000把指挥刀，还要突击抢修小型坦克，否则，全部杀头。地下党员刘崇旭向支部汇报后，支部研究认为，这个任务非同一般，生产这些武器，是直接用来杀中国人民的，当即决定3条：一是不干；二是干就干坏；三是借故拖延时间。当时还没有提出罢工。因为执行军事任务，如公开违抗，真要杀头。不几天，日本工头打了一个工人，大家想打回来。支部认为，不能这样，我们要利用这件事做文章。决定派赤色群众郝明盘、张明周等为代表，向厂方提出质问，并提出条件：一是不许打骂工人；二是不许随便开除工人；三是要求增加工资。如不答应这些条件，工人就不干啦。他们还采取相应措施，把一部分得力的、能干的关键性技术工人都藏起来不去上班。日本厂长大发雷霆，当场拒绝工人的条件，而且威胁工人说：“你们不干的好，我们工人大大的有。”支部作了认真分析：第一、这纯粹是威胁，不是真的要全部开除工人；第二、厂方随便打人，向上司讲也缺理；第三、因军事任务紧急，没有人干，完不成任务，没法向主子交代。根据这三条分析，决定只有坚持斗争，就能胜利。对罢工后可能发生的意外也作了充分准备。罢工第一天，全所300多工人，没有一人去上班，生产全瘫痪。这可急坏了鬼子，没办法，就采取强硬手段，派上宪兵队，拿着工人的名册，开着汽车，挨家挨户抓人。因为事前有了准备，抓了一天，只抓了几个零杂辅助工。罢工的第二天，工人还是没有上班的，鬼子就把抓的人放了，要工人派出代表去谈。到第三天，大家都自动当代表，一拥而去，公开向厂方表示：“你不用开除，我们都不干了。”鬼子一听慌了，以为工人真的不干了，态度才软下来，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第一、保证复工后不再打骂工人，不开除工人；第二、增发10元工资作为加班费；第三、每月增加半袋面粉。并向被打工人赔礼道歉，赔偿医药费。罢工斗争胜利后，工人们提高了思想觉悟，看到自己团结的力量。党支部及时指导把斗争的锋芒转向破坏和拖延日本军事生产。利用一些巧妙的办法，以“技术不高” 、“操作不熟练” 、“掌握不住淬火”等为借口，有意干坏了活。消极怠工、拖磨时间，原定3个月完成的任务，根本没有实现。防空壕铁门到1944年夏天才搞好，5000把指挥刀到1945日本投降时，也只打了几百把。

　　1944年春，日本三菱油槽所的工人破坏日军石油能源，借以打击敌人。这个所有四、五百人，是青岛海军航空兵的后勤油库。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各国和苏联对日本封锁主要的是石油。因此，石油来源非常困难。鬼子就想办法用酒精代替石油。在农村大量抢地瓜干、玉米、高粱制造酒精。我和地下党员徐忠义商量，认为汽油是军用战略物资，是直接用于侵略战争最主要的能源，我们要想办法破坏，减少它的战斗力。工人生活差，就组织大家拿蒸馏车间的熟地瓜吃，拿酒喝。最主要的是破坏生产。研究破坏的办法：第一、把地瓜干煮成浆流走；第二、蒸煮时间有意拖长，出酒量少，质量差；第三、把制造好的酒精成桶地倒入下水道或渗入自来水。我们这样一搞，酒精数量大减，质量明显下降，起到了破坏敌人战争力量的作用。

　　以上回忆，仅是我们市内支部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领导抗日活动的若干片断，内容极不全面，而且也只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它回忆出来，以资纪念。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七一”感言——党领导人民反抗反动势力的斗争激发我参加革命

　　袁超

　　【作者简介】袁超（1919— ）原名袁淑耀。山东省即墨县（今即墨市）人。193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高昌平三县边区工委书记，中共南海特委常委、民运部长，南海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中共东海地委副书记，胶东军区独立第五师政治部主任，华东海军学校第一大队政委等职。建国后曾任华东海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海军后勤学校政委，炮兵学校副政委，上海市打捞局副局长，上海工交党校副校长等职。

　　我今年71岁了，原籍即墨普东乡袁家屯，少年时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压迫的30年代初期。青岛市区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郊区农民反抗盐税，同“盐狗子”和渔霸开展斗争，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大家争相传闻，广为赞颂，给我以深刻的影响和鼓舞，感到劳动人民有了希望，很想能投身于解除人民痛苦的斗争中去。当时，每听到人民群众组织斗争的宣传，就倾心向往，极想参加。这就是我接受党的教育的思想基础。

　　1934年1月，我在家乡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又转为中共党员。入党后，由于党的教育，对人民革命的道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懂得了反抗中国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除人民的痛苦，建立人民政权，提高人民的政治地位，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这样的认识，更加激发起对各项工作都是人民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

　　在夺取政权的年代里，通过革命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在革命事业的进程中难免有曲折，不论处于什么样的险恶环境，只要紧密依靠群众，随时宣传党的理论、政策，努力工作，困难总是会逐渐克服，革命事业总会向前发展，胜利总是有希望的。工作中遇到复杂的难题，只要注意对其细致研究，同时多考虑问题解决中可能出现的迂回曲折，耐心钻研解决方法，抓紧探索，坚持下去，常常可能找到解决办法，即使不十分令人满意，但终究是在前进。这是我回顾以往在各系统工作的体会，也是学习理论、政策，指导行动的心得，特写出向建设崂山的同志们与家乡人民汇报。我还体会到，在工作中要重视学习，多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才能针对有据，及时总结经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果。一个深刻的印象，迄今仍在脑际中盘旋。1934年至1935年间，几次到青岛开会，看到一些披着麻袋的吸毒者，在马路上要饭，严冬的夜间，蜷缩在人力运输工人用的地板车下过夜，这一悲惨恶果，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操纵其贩毒浪人造成的，是其侵华策略中的毒计之一。还有，帝国主义的水兵们，头戴白色船形帽，喝得醉醺醺的，坐在人力拉的黄包车上，耀武扬威的招摇过市，有时竟然不给车钱，还肆意打骂拉车的苦力工人。这些有损我国尊严的痛苦情景，使我深受刺激，感到爱国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内心愤怒，难以遏制，决心多方设法组织人民力量，推翻国民党卖国的反动统治，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而誓死奋斗。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国民党军政机关不战而逃，青岛市及胶东各县相继沦陷，人心惶惶，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工人、农民与真诚爱国的明智之士，都盼望得到共产党人的领导，抵抗日寇的侵略，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1937年冬，我奉中共胶东特委之命，在即墨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队，于1938年3月间曾游击于崂山中部青云岭等村庄（村庄名字已记不准了），看到当地人民生活异常贫困，招待我军的饭食只是地瓜。当时我想到如此美丽山河，竟这样贫困，一定要组织群众夺取抗战胜利，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美丽富裕的崂山而努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2年里，我们崂山党政军领导机关在上级党领导下，艰苦努力不怕牺牲，誓死与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拼搏，带领人民群众，配合解放大军，最终获得胜利，解放了全区人民。那些为抗击日寇保卫祖国和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以及因积劳成疾而光荣献身的同志们，有的是我的同事和战友，如曲华（李继仁）、夏侯苏民等，还有建国后去世的张超、李润生、崔涛等。每当想到与他们一起战斗和开辟工作时的艰难情景，深厚的革命斗争的友谊之情，时常围绕脑际，深感我们今天能过着较前丰裕的安适生活，是与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不顾个人安危，拼命流血的不朽功勋分不开的，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由于党中央路线方针的正确和各项措施得当，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各项建设事业大有进展。一些老战友和老工人欢欣地告知我，市郊崂山区域人民的生活相当部分已达小康水平。有的形象地说，毗近郊区的公路上，每日来往的汽车，比解放前日伪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过往的行人还多。这反映了人民的喜悦心情，说明我们当地党与政府工作的成绩，受到了人民的赞扬。我们英勇的烈士们抛弃个人一切为之奋斗流血，务求实现的初步愿望达到了。

　　我相信全区的同志在市委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发扬优良传统，勤俭节约，洁己奉公，处处关心人民，激发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奋发有为，向第二个宏伟目标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竞进，为使我国跻身于现代化强国之林做出贡献，我们全体人民的生活定会日益上升更加富裕。

　　青岛是世界良港之一，风景优美，早就是有整洁卫生荣誉的著名城市。崂山旅游胜地，山水清秀，空气宜人，中外共仰，崂山区的青年儿女秀气英俊，凡是到过青岛与崂山的人，都是同声称赞的。回顾往昔夺取政权的战斗历程，我们崂山区党政军民在当年极为艰难的环境和险恶的条件下，组织力量发挥群众的作用，在监视、抵制、打击华北日伪和国民党反对派盘踞的最大据点之一的青岛市的重要任务上发挥了力量，起了相当的作用。今后会在已往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运用更为提高了的才智，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迈出更大的一步。

　　我怀念家乡的建设，相信在中央提出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经过奋斗实现之后，美丽的崂山会建设得更好，大家会用勤劳和毅力做出明显成绩，来拱卫世界东方这个有名的良港青岛市。这就是在纪念馆的诞生七十周年的光荣节日时，我的感言和诚挚的祝愿。

　　1991年6月26日于上海

　　（选自《寸草丹心》——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专辑）

　　狱中斗争

　　袁超

　　193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派共产党员徐达三（今即墨袁家屯人）、魏思文（原名王振兴、山西人），来到即墨七区（现普东镇），以行医、探家为掩护，进行秘密建党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袁家屯、普东2个党支部和七区区委。当时，我担任区委书记。这年12月，徐达三、魏思文奉命返回河北，区委的工作通过信函与魏思文保持单线联系。1935年秋，为了配合即将在胶东地区发动的武装大暴动，魏思文指示我，区委的工作要密切配合革命形势，加强对各群众组织的发动教育，把骨干集中起来加以训练，同时尽力筹集武器，待机而动，建立革命武装。接到指示后，我便和区委的其他几名成员分头活动，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不几天，就组织了一所拳房，带领一批青年，学操练拳，舞刀弄棒，并公开地打造红缨枪。这年11月，党组织发动的“一一·四”暴动失败，敌人残酷进行镇压，即墨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区委便停止了组建武装的准备工作。不久，魏思文由外地匆忙赶来，约我与他同去青岛开展活动，在青岛活动未及一个月，即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将近2年，我与被难同志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严守党的机密，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一

　　我与魏思文来到青岛后，同住寿张路51号，一切活动都有他安排，一面学习革命理论，一面根据形势变化研究新的工作方法。这样，白天我到图书馆去看书看报，晚上，他就召集我和孙丕生等三、四人一起开会，或是给我们讲政治课，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魏思文给我买了一些书刊、画报，准备让我带上回即墨进一步学习，坚持工作。12月24日晚7时许，我们正在准备吃饭，特务、警察突然破门而入，将我们堵在屋内，两警察枪上刺刀站于门口，七、八个便衣特务向着桌上的书刊扑去，电灯被碰得来回摇摆。接着他们捆绑了王振兴，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室内室外被糟蹋得一片狼籍，一些用具也被摔碎砸烂。他们搜去了一些书刊，搜身时从我贴身小褂内搜去一个小本，上面有我与即墨同志的一个通信地址及收信人的化名。又拿着王振兴的一些物品等，即把我们架上汽车，送进公安局。

　　敌人连夜对我进行了审讯，问我的姓名、年龄、籍贯，我回答姓赵名平吉（后在拘留所、感化所均用此名），十四岁，即墨长直村人。因审讯者是个外地人，问其他事时，我都听不懂，审讯便暂时停顿下来。不长时间，又换来了一个本地口音者继续审问。他问我来青岛干什么，谁介绍加入的共产党，徐达三到那里去了等。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来青岛是找徐先生找事情干，但没有找到，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他们反反复复地问来问去就这么几个问题，但我心里明白，他们主要是追问徐达三的下落。他见问不出什么，就一会儿引诱说，只要我说出来，就可以官费送我去上学，一会儿又恐吓说，如不讲实话，就加重处罚。最后虚张声势地说：“别人都已经说了，就剩下你了，再不说就要自找苦吃，再给你半个钟头时间，好好想一想。”其实，这时他们已被拖得疲惫不堪，想休息一下罢了。我断定他们只不过是瞎咋唬，没有掌握多少真实情况。因为全面了解情况的只有王振兴，可他是很坚强的，什么也不会说的。至此，我心中有了主见，思想平静下来，已不再象刚受审时那样觉得有些恐慌。

　　半小时后再审，我仍坚持原来的口供，其他什么也不说。审讯者开始脑羞成怒了，他们凶狠地拳打脚踢，打得我口鼻流血，满身带伤。又用铁棍夹我的手指，我咬紧牙关，始终未改口。最后，他们又是一顿毒打，打得我昏头涨脑，未等站稳身子，又突然发问：你十几了?属什么的?我回答14岁，属狗的，说的年龄与属相吻合。他们以为在措不及防的情况下，闪电式地一问，使我露出破绽，结果仍是枉费心机。时已深夜12点光景，便大骂我捣蛋，带上拷子，押送拘留所。

　　二

　　在拘留所里，我们都被关押在楼上，我押16号，王振兴押13号，孙丕生押10号，还有同时被捕的孙丕颂等几人，我都不认识。进入押房后，又发现，押在这里的还有为共产党案被捕的吕吟声、于维忱、夏九惠、韩育民等。他们见我的牌子上是共产党案，都对我非常热情，从门上的小窗口与我说话，告诉我不要承认，不要害怕。并向我打听外面情况，问我是不是青岛市委的，我没有告诉他们。

　　他们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舞，感到周围有自己的同志，好象有了依靠，增添了力量，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和难过。但身上的伤痛得厉害，无法入睡，在这静静的深夜，我坐在囚室里，思想激烈地翻腾起来，想起在徐达三、王振兴领导下工作过的两年多时间，如果一旦暴露，就无法收拾，必将导致更多的同志被捕，想到这里心里很着急，但也暗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设法保住党的机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要不泄露党的机密，最重要的一环是不让敌人发觉我和王振兴的关系，使他们摸不到线索，这样，既可减轻王振兴的“罪状”，又不暴露即墨的党组织。必要时，我可讲出我与徐达三的一些关系，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我和徐的身上，保住王振兴，反正徐在外地，他们捉不到，我反复思考着，居然忘记了疼痛，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次日早晨8时许，又提我到公安局侦辑队过堂。一开始，便问徐达三在什么地方活动，是去了济南还是在本地，这一问，我心里顿时轻松多了，看来他们还不知道我和王振兴的关系。我便立即答道：“我以前认识徐先生，听说他在青岛才来找他的，他到那里去了我不知道。”这时，一便衣和审讯者小声说，无论如何要捕到徐。接着他们反复地追问徐的情况及下落，我则利用他们追徐急迫的心情，故意说徐曾答应找职业等无关紧要的话予以搪塞。这样，惹得他们大为恼火，厉声喝道：你已经17岁了，为什么要说14岁！我不承认。他们又开始严刑拷打，打得我一时迷糊，竟忘了是瞒岁，当他们再次问我属相时，随口说是属羊的。他们终于抓住了这一点把柄，又是一顿毒打，边打边骂：你已经小学毕业了，证书在这里，还敢撒谎瞒岁！一听这话，才想起毕业证书已落在敌手。因过去王振兴曾数次向我透露，准备调我到北平或平绥路沿线工作。这次来青岛，事先不知来干什么，以为可能调外地工作。走前，将区里的工作及负责人都作了安排，又带上毕业证书备用，被王振兴发现，拿去放在他人柳条箱内。

　　这一来，使我吃惊非小，一是担心他们到学校调查，发现我的活动踪迹；二是担心他们把我和王振兴联系起来，使党组织遭受损失。可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承认自己瞒岁。于是说，我是来青岛找徐先生的，但没找着，因王先生住在他这里，就拿出毕业证书托王先生谋个职业。王先生答应设法给我谋一个到报社排字的事情干。接着他们又问我到哪里去过，是否到过青年会？我回答，只去过前海崖，到过图书馆看报，未到青年会。之后，他们一直追问徐达三的去向以及我来青岛有什么活动，不说就打，我怕把事情扩大，就装做受刑不过的模样，承认徐达三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没说共产主义青年团），说是听说加入青年团后就可以谋一个职业，也不知道青年团是干什么的。那几个审讯的人都点了点头。其中一个说，行了，就这么回事，便结束了这次审讯。

　　此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又提我到公安局第三科审讯。问我为什么要改名字？来青岛后生活由谁供给？住的房子是谁的等。我说，自己是瞒着家里出来的，因怕父亲不允许我回去，才改名字；走时我从家里偷偷拿了几元钱当生活费；住的房子及里面的东西是王先生的。问后，即押我下去，又审讯王振兴。不一会，又传我去对质，一进门王振兴向我看了一眼，暗暗示意，并问我道，那些东西是我的吗？一见这情形，就意识到刚才说错了话，遂立即应道，不是你的。审讯者问，你刚才为什么说是他的呢？我说，我也弄不清那些东西是谁的，只是想他住在那里，东西就一定会是他的，如果不是他也会知道是谁的。审者点了点头，叫我退下。

　　这次审讯，没有打骂，也不再追问徐达三。我猜他们已相信了我的口供，可根据我为谋职业加入青年团这一供词给我定“罪”了，这样虽是作出了一些自我牺牲，但却掩护了我的真正身份，掩护了王振兴，保住了党的机密。我为自己能采取这一对策骗过敌人而暗自高兴。

　　三

　　几个月后，拘留所中的政治犯有的取保开释，有的被送往监狱，吕吟声、于维忱、夏九惠等相继离去，只剩下了我们及韩育民等几人。他们一走，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波动。自被捕以来，始终为应付敌人的审讯而不停地思谋对策，其他的事无暇顾及。这时，案子已将临终判阶段，紧张的心情松驰下来，便开始想家想念父亲。我母亲去世早，我又是弟兄三人中最小的一个，父亲对我非常宠爱，早早地给我订了亲事。这次离家时，结婚才一个礼拜，怎能不使父亲忧心呢？记得有一次我去开了几天会，父亲在家一直吃不下饭，现在不知他又要难过成什么样子。

　　在放风时，王振兴了解到我的思想情况，便关照韩育民等，要他们对我多加关心和照顾，担心我年龄小经受不了监禁之苦。同时告诉我，要组织大家团结起来，开展斗争，要我作些宣传联络工作。同志之间的深情厚谊使我深受鼓舞，我不愿大家因为我操心而分散精力，再次放风时，我有意将手上的铐子高高举过头顶，做出无所畏惧的样子说：“这是我们的光荣”。同志们看我挺胸腆肚的滑稽象，被逗得笑了起来。

　　王振兴考虑了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以及开展斗争的计划，并通过传递纸条和打“电话”（敲墙壁和在门上小窗口说话）等形式告诉了每个人。五四节那天，王振兴趁上厕所的机会通知我要立即开始行动。当时我个子长得很矮，看上去象个十三四岁的小孩，警察不太注意。放风时，我以闹玩的方式发出了行动信号。我们几个人立即将巡长围了起来，提出条件要求谈判（所提条件已记不清），巡长答应一定把我们的要求向上司转达，但说今天是节日放假半天，下午不办公，须等到明天。由于大家还没有这方面的斗争经验，经巡长这么一说，即各自离去。王振兴对这次行动不很满意，说过早地放走巡长，目的难以达到。果然我们一直等到次日上午9时多，也不见动静，同志们一齐动作，敲门打窗地闹起来，要求答复条件吵闹不休，看守便把我与韩育民送往楼下关押，使我们5人分隔开来。企图以此把斗争压下去。为此我们便按预定计划开始绝食。开饭时，隐约地听到巡官在劝孙丕生进食，知道楼上同志都已绝食了，心里一阵高兴，认为只要大家行动一致，就能取得胜利。因此，当巡官到楼下劝食时，我们也故意高声拒绝，好让楼上的同志听到。绝食坚持了3天，敌人被迫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摘去了铐子，增加了放风、晒太阳的时间，我与韩育民提出楼下潮湿要重回楼上的条件，也一并应允。

　　斗争的胜利，更加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但敌方也加强了控制，看守对我们这几个特别注意，严密地监视着，不使相互之间有接触的机会。于是我们便利用在这里打土匪官司的吕子敬父子给传递信息。吕子敬年纪较大，我们称他吕老先生，他是即墨八区小吕戈庄村人，富有正义感，经过王振兴的争取对我们深表同情。后来，韩育民在出狱组建胶济一支队时，便为其做交通站工作。

　　吕老先生很乐于帮助我们，替我代写过家信，把外面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们，如孙丕生家正在设法营救等。他数次把王振兴的信传给我，这些信的次序和内容已记不太全，其中一信中王振兴告嘱我，再过堂时要把口供改为：到青岛来找徐先生是先到南村路101号孙丕生柜上，因柜上过窄，孙才送我到王先生处暂住，此前与王先生并不认识。另一信中，是对我进行鼓励，且嘱之要谨慎言行，不要与不熟悉的人谈话，以防奸细钻入。

　　后来，韩育民上了感化所。我们则被押去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部（代高二分院）过堂（政治犯归属军委会判决），我和王振兴同押一车，孙丕生与其他人同车。审讯时，我将来青岛转移住址的口供照王振兴的意思说了，还把改名字的原因说成果因家中弟兄不知，不改名字怕被家中发觉找回去。同时，否认参加青年团一事，审问者说在公安局已承认，到这里不承认不行。我说是被迫承认的，审者再不作声，叫我印手模。我靠近案桌，见他写的口供一般都照我所说，唯参加青年团一事不予改写。

　　这是最后一次审讯，敌人对我们如何判决的没有告诉，住一、二个月，我被送往团岛感化所，王振兴、孙丕生转李村监狱。

　　四

　　我到感化所的时间大约是1936年的5、6月间。一到感化所就病了，病得较厉害。白天，别人都去做工，屋里只剩我一人，很苦闷，有时，韩育民来看我，劝我去做工，活动活动，无论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觉得给统治阶级干活，为他们效力是耻辱的。

　　过了些日子，认识了一些人，对情况逐渐熟悉起来。这里虽然生活不好，但比起在拘留所时要自由一些。所方要我去做工，我仍说有病拒而不去。这样，一些难友则对我刮目相看，连几个大组长（每人管一室）、值班者（组长亲信）也不敢小视我，常送点东西来表示亲近。这可能是因为我竟敢抗命不去做工，给他们以“不好惹”的印象之故。稍后，他们知道了我是一政治犯，转而对我尊重起来，愈加提高了我的身份，我便开始活动。

　　我首先把几个上过中学和高小的青年团结起来，尽自己所有在生活上给他们以帮助，并在一起研究学习，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继之，又团结了几名青年，教他们读书识字，自己取名为“识字班”。不久，所方办平民学校，“识字班”的人都要求进了课堂。于是，我又发动“识字班”的人集体去团结教员，对教员表示尊敬，帮他抄写耶稣教讲义稿等，当教员对我们有好感时，则请求他们向所方提“改善生活待遇与扩大行动自由范围”的要求，该教员未加可否。

　　由于我团结了一些人，内外消息比较灵通，常听说有逃跑者，因而使我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但经过长时间地监禁和这场病，搞的身体很虚弱，又怎么能跑得动呢？于是就想去做工，以增强体质，寻找逃跑机会。

　　我被送到毛巾厂里，这厂最有权势的一个班长叫裴庆汉，我数次请他的客，买了东西都给他一部分。不久即被我所掌握，处处给我以方便和照顾。该厂的机师张立斋（抗战时即墨维持会长张子安之侄），有时叫我给他记帐写信，对我也另眼看待，故较重的活不让我干。因这两人的关系，我有了更多的活动自由。从而，得以在难友中搞到了一套衣服，一个叫黑廷桂的胶县人又给我准备了一顶帽子，做好了逃跑准备。

　　一天，院内晒着一批漂洗后的毛巾，叫我去看管，趁他们进屋吃饭时，我迅速将一染缸滚到墙根，踏着缸跳出墙去，墙外一是片海石，因我身体虚弱，墙又太高，跳下时跌坏了手脚（手部迄今仍有伤痕）。我顾不上疼痛，迅即拿出藏在身上的衣帽化了装。时值大海退潮，落出了一大片海滩，我顺海水边沿疾走，远远地绕过了岗警，奔上了一条大路，决意往石村路去找一朋友，借钱坐车走之。心里急但跑不动，一会儿，海崖上布满了人，各处追查。我因走的慢，被赶上抓回，一顿毒打之后，又被带上铐子，看押起来。

　　我团结的那部分人有乘隙来看我者，我即让他们动员教员去找所长说情。那教员写纸条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回答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知道社会制度不良政治黑暗，国家受帝国主义侵略已不成样子，青年都应起来爱国等，他再未回信。

　　靠教员说情无望，但事有凑巧，看押我的是一个组长，因出去买海洛因，被特务队捕去打了个半死。我趁此时机，鼓动群众声扬这件事，并利用刘雨亭（平度人，在中央军校受过训）、姜天会（牟平人）动员全体难友罢工。事情闹大，所方被迫让步，答复了所提条件，其中包括对受押者解除拘禁。于是我又恢复了去工厂做工和到课堂学习的那些自由。

　　1936年秋，韩育民被姜黎川保出去。他一走，有些知心话也找不到人说了，这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曾想：如能要求到监狱或是反省院去就好了，可以跟自己的同志在一起，学点东西。更思念王振兴，也不知道他在那个监狱，情形怎样。有时也想到自己，不知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1937年春，我大哥来感化所看我，说托友人到海军司令部查知我被判了7年徒刑，加1年感化。听后，我做了长期坐牢的打算，常问所长：我来这都快一年了，为什么还不放我？所长只唯唯敷衍。其实我也知他无权放人，只是为了使其模糊政治犯与一般犯人的区别，以便逐渐放松对我的监视，以利以后的活动。

　　出乎意料之外，这年古历七月初三，我重获自由。这天，一穿白大褂的先生去领我出所，他是我大哥辗转求到的即墨二虎岭村的一名基督教徒，是否具保或花钱等事都是我大哥一手经办（大哥现已牺牲，我说不清楚）。当时所长楚瀛洲把我叫去说：委座宽大，回家要老实干活。还说他自己前几年到过天津、汉口，打过革命，但没杀过革命等。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些话，也不明白为什么能对我提前开释，出狱后方知国共已第二次合作，抗日烽火燃遍全国，是革命形势发展所致。这样，未办任何手续就离开了感化所，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海，急急地踏上了归路。

　　（原件存中共即墨市委党史研究室）

　　

　　

　　招莱边区党的历史

　　刘坦

　　【作者简介】刘坦（1910—1979）原名刘振庆。山东省莱阳县（今莱西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招（远）莱（阳）特支委员、莱阳县西北部边区委组织委员、招远特支书记。1935年被捕。1937年10月获释后，回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任民先县队部驻莱阳城办事处主任。4月，任中共莱阳县委书记。6月再次被捕，获释后到胶东区党委工作。历任胶东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代理组织部长兼牙前县委书记，胶东行署工商局监委书记，南海地委副书记，北海地委书记兼北海军分区政委、胶东区党委常委、胶东行署主任、党组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人委监委副主任，华东工业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国家一机部党组成员、基建司司长、电器局局长等职。

　　我于1910年出生在莱阳县顾家村(现莱西县)一个下中农家庭。9岁上学读书，因生活穷困，时读时辍。1929年小学毕业后，教了3年半小学。1933年在埠后教学时参加共产党。我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从上学、踏入社会到入党的几十年，走过的是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一、招（远）莱（阳）边区的背景

　　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正是国家多难，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混战的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相继又侵占热河省，在冀东成立伪政权。在这以前，日本帝国主义还占领青岛，以及制造上海五卅惨案，济南五三惨案……。奇耻大辱，一个接着一个。与此同时，就是军阀混战，连年不断。什么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山东省就有张宗昌、韩复榘，胶东有刘珍年、张骧五和施中诚等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到处蹂躏骚扰百姓。仅就苛捐杂税而言，记得当时是民国十几年，可是银粮（即田赋）已经征收到民国30几年了。还有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更是欺压百姓，敲骨吸髓。一般的地租占农民收入的30%——50%，高的占70%——100%，放高利贷，驴打滚利息。很多老百姓被逼得卖房卖地、卖儿卖女，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官逼民反，老百姓走投无路，便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招远县毕郭集有个张德勤的（据说是个雇工），发起组织“乌鸡道”，抗捐抗税，很快遍及全县。接着黄县、蓬莱、栖霞和牟平等各个县也都组织起“乌鸡道”。他们声势浩大，一时间官府确实不敢再随便征税了。

　　在当时，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也影响到胶东，各地纷纷废私塾，兴学堂，讲民主讲科学，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学校里念的是白话文。我念完初小后，1926年便到田家高等小学继续求学。这个小学是李厚生、田绰永等人创办的，李厚生任校长。学校宣传的是五四运动精神。可惜学校只办了一年，就被地主恶霸搞垮了。

　　1927年我与顾丹秋转学到崖后县立第七小学读书。当时，正值北伐革命时期，学校的英语教员庄国瑞（即庄扶吾）思想进步，他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他经常向我讲些新东西，启发我的革命觉悟。这年冬天，我离开“七小”回到本村，与顾丹秋一起办农民学校，教农民识字，宣传三民主义，组织农民协会。这段时间，我们受到陶行知的影响，幻想教育救国。于是，我们让王德庵先去南京晓庄学校，寻求救国道路，秋天再成批地去。谁知这时，蒋介石封闭了晓庄学校，我们的幻想破灭了。1930年经田绰永、董瑞生等介绍，我当了初小教员，教了三年半小学。这期间，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伐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在胶东仍有很大影响，到处都在宣传三民主义，废私塾、办学堂，妇女放足，男女剪发，破除迷信，组织农民协会等等，确有一种革命气氛。

　　原来受李厚生影响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如董瑞生、臧商彝、王德庵、田绰永等，以马连庄为基点，组织成立起乡村教员联合会（也称乡村教育研究会）。我们按时集会，分析研究时局，活动很积极。当时我们都是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的。但是，形势的发展，使莱阳国民党感到革命已经革到自己头上，他们就不再革命，反而同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照旧剥削压迫老百姓了。

　　二、招莱边区党组织的建立

　　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寻找革命道路，通过研究国民党的报纸，发现他们宣传的在苏区“剿共胜利”的结果，却是越围剿共产党越多，苏区越扩大，这就使我们认识了一条真理，人民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这时又弄到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苏联第一五年计划》等书，从而我们知道了苏联的一些情况。这样，我们就逐渐从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从拥护国民党转而拥护共产党，积极寻找共产党了。

　　李厚生自田家小学关闭后，就到南方寻找共产党，但没有找到，又回到家乡，任教于招远道头小学。董瑞生、田绰永和我酝酿再在马连庄办个小学，由李厚生为校长。这样北有道头，南有马连庄，进行革命活动就更方便了。结果，莱阳县政府不仅没有批准，反而说我们这批人是共产党，千方百计地进行限制和打击。同时我们这些活动，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

　　1933年夏初，以张静源为首的莱阳中心县委派王之风（外号“大老黑”）到道头小学（校长是王檐屿）找到李厚生、董瑞生、臧商彝、王德庵等，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讲了革命道理，还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我们正在到处寻找共产党，当然愿意。李、董、臧、王四人就这样参加了共产党。李厚生又向王之风汇报了我和顾丹秋、田绰永的情况，也介绍了我们参加了共产党。从此，我们的革命活动就揭开了新一页。

　　组织发展得很快，不久莱阳的马连庄、田家、顾家、河崖、洼子、军寨等村和招远的道头、四大涧、柳仙庄、 马家、于夼等村都建起支部，并根据莱阳中心县委的决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招（远）莱（阳）边区特别支部，李厚生任书记，委员有董瑞生、王德庵、臧商彝、刘坦、马章誉（记得不准）等。特支下设两个区委：莱阳区委书记刘兰芳，组织委员刘坦，宣传委员田绰永；招远区委书记臧商彝，组织委员马章誉，宣传委员王德庵。

　　这年秋冬，招莱边区的工作进展很快，继续发展党员，扩大了党的组织。在招远相继建立大庄子支部（书记刘戴庭）、岭上村支部（书记李铭山）、方家支部（书记方在田）、小疃支部（书记刘育英）。在莱阳崔格庄、邹家埠后、王屋庄等村也发展了党员。

　　我们还领导群众开展了各种经济斗争，如破坏地主恶霸地里的庄稼，用药毒死地主的牲口等等。还有的偷地主的花生，卖了钱作互济费救济贫苦党员。中心县委要我们筹集党的活动经费，特支直接领导道头支部绑架了大殷格庄大地主温子宣；莱阳区委领导顾家支部绑架了邹家埠后的大地主。搞到的银元都交给了上级。我们还撒传单，贴标语，从政治上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腐败和地主恶霸的敲诈勒索等，号召群众起来干革命。1934年春节前夕，中心县委派组织部长刘松山（于寿康）带着几名游击队员，到莱阳区委传达县委关于搜集枪支准备暴动的决定。区委经过讨论认为，招远马家乡公所和马家地主的两挺手提式机枪容易缴获，并决定由我负责组织执行。我亲自把情况侦察清楚，同刘松山带着游击小组一起，迅速顺利地缴下了这两挺手提式机枪。后来才知道，1935年“一一四”暴动时，这两挺手提式机枪曾发挥过作用。现在看来，这些斗争，都是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它过早的暴露了党的力量，使党受到损害。

　　三、党组织破坏的经过

　　招莱边区党组织从建党以来形势大好，革命日趋高潮，整个边区曾有“小苏区”之称。因此特支决定，1934年要大干一场，并且做了具体部署。经县委研究，还把李厚生、刘兰芳、刘坦、王德庵等人的工作作了变动，为工作方便起见，他们不再以固定的职业做掩护。正在这个时候，莱阳中心县委的游击大队长贾佩钦被捕叛变，带着莱阳的敌人，破坏了中心县委，迫使刘松山、王之风等离开了家乡。孙明瑞、宋海秋、孙杰三等被捕（可能也是这次）。1934年2月，阴历大年初一，敌人到莱阳城北苇夼村捕捉左武堂等。正月初九又兵分两路，一路到顾家去逮捕刘坦、顾丹秋、顾万言，他们3人不在家未捕着。一路到洼子逮捕了刘兰芳。刘当时公开身份是洼子镇镇长，被捕后他表现很坚强，没有暴露组织，壮烈牺牲。“小苏区”顿时变成白色恐怖世界，革命出现了低潮。群众猜测我们是共产党，不敢再接近我们。党内也有人怕死不干了，有的自动脱党，有的逃跑了。

　　刘兰芳被捕后，我找到了顾万言，经过和李厚生、王德庵研究，最后决定李厚生、顾万言和我，转移到黄县、蓬莱等地去工作。田绰永、王德庵、马章誉、臧商彝等暂留招莱边区，观察形势的发展情况再决定去留。

　　在蓬莱，李厚生带着我去司家庄、潘王沟、城南关木铺、城东门外面铺等处，接上了党的关系。同时还与在莱阳乡师被开除的学生党员慕湘和蓬莱东南乡于家夼王克义，以及栖霞栾家沟郝文江等接上了关系。李厚生指定这些关系由我负责联系后，就离开这里寻找上级去了。我以短工身份，住在杏花村佃户李家。不久，王德庵、田绰永也来到这里，我们分头在雇工和海员中开展工作。

　　快到麦收的时候，李厚生第二次回来了，他说已经找到胶东特委接上关系，书记姓韩。他要我去黄县巡视工作，相机回到招莱边区恢复组织。于是，我便到黄县大陈家找到李秉忠、顾万言、梁歧山（李春荣）等检查工作。有一次晚上在高梁地里开会，被地主告发。第二天梁歧山和李秉忠被敌人当成土匪逮捕，押送招远监狱。我因一早就走了，免遭逮捕。

　　麦收前后，我曾两次回招莱边区恢复组织，先后与顾家顾云生（王建明）、河崖刘兰芳的哥哥和侄子、马连庄董华民、南马庄孙殿栋、毕郭医院于仁衡、道头小学董瑞生、臧商彝、留仙庄王德庵、大庄子刘戴庭、马家马章誉等取得联系。这时局势虽已有所稳定，但群众仍然心有余悸，我们只得晚上行动，白天隐蔽。

　　这期间，我还曾到蓬莱大辛店一带，与于家夼王克义、栾家沟郝文江联系，在于家夼发展了党员王克仁（李青山）。在兰儿李家发展党员，教育雇工，并帮助栾家沟、沙沟支部和转山张家等支部开展工作。我用做月工的钱，帮助刘学美在蓬莱城东关开了个绳子铺，以掩护他进行工作。

　　约在10月或11月，李厚生通知我去青岛受训。他还说，他8月份在牟平被捕过，一起被捕的3人，其中有特委刘经三，都被押送济南。李厚生以耶稣教传教士的身份被释放，回到青岛找到省委。我到青岛后，刘学美也去了，省委派宋竹庭接待我们，住在东镇。几天后，宋说训练班不办了，要我回招远任特支书记，李厚生还向我布置了工作。

　　这回到招远后，便同原有的同志一起积极地筹备组织特支。我和董瑞生、王德庵、田绰永、臧商彝等共同研究，认为过去积极活动的同志都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宜再动，因此决定由毕郭前方家村方春畦（方在田）任组织委员，道头镇隋德玉为宣传委员。为了活动方便，田绰永和王德庵帮助我在夏甸集开设了一个西医药房做掩护，由马连庄王中奎当医生。1935年2月药房开业后，通过到各村行医，施种牛痘，逐渐结识了不少人。工作刚刚展开，不料隋德玉又发生动摇，擅自去军阀队伍当了兵。方春畦因教学活动范围有限，实际特支只我一个人了。这时上级又把李厚生派了回来，由他领导掖、黄、蓬、栖、招等地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也可以及时得到指示和帮助。关于莱阳的党员移交工作，我指定由李树芬负责，待机交给莱阳县委。

　　1935年4月间，青岛组织遭到破坏，团省委书记小刘叛变后出卖了李厚生和我。他们以省委的名义写信骗我们去青岛汇报工作。李厚生因有些情况需要了解，晚去几天。我带着李树芬按规定时间到达青岛时，叛徒小刘就亲自带着特务来将我们逮捕。在敌人审讯时，我掩护了组织和李厚生。由于我坚持证明李树芬不是党员，使他获得释放，回去找李厚生继续坚持工作。我被判刑五年入狱，在狱中经组织审查后，编入党的组织。在监狱党组织的领导下，我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主要是绝食，有次绝食竟达五天半之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共中央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释放政治犯。10月间正当日军炮轰洛口黄河桥的时候，经过山东省委的努力，济南反省院全体政治犯奋起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把我们释放出狱。

　　四、抗战初期的招莱边区党组织

　　出狱后，我首先找到李树芬、田绰永和王建明等，从他们那里了解到：1936年春董瑞生被捕牺牲了，同时被捕的还有马章誉和于仁衡，冬天李厚生也被捕。总之，招莱边区党组织从1934年遭破坏后，工作一直没有进展。由于我刚出狱，还没有找到党的关系，因此决定，一面立即恢复党组织，一面去找党的关系。经过短时间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中共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委员会，由田绰永任书记，王建明为组织委员，李维真（当时叫李世忠）为宣传委员。我和李树芬暂不参加，好去找上级党的领导。

　　约于1938年1月时间，莱阳民先在孙受小学召开代表大会，成立民先大队部。就在这个会上我找到了吴青光，和他接上了党的关系。我把出狱后的工作情况向吴作了汇报。平招莱掖边区委员会也撤销了，统一于县委领导。后来，县委以民先名义与莱阳国民党统战，派我任民先大队部驻莱阳城办事处主任，和国民党县政府谈判，我们出人，他们出枪，共同成立部队，没成功。在这期间，我们县委组织成立了三军第九大队，庄扶吾为大队长。

　　即墨县袁超、周居宾、孙培生等成立了三军第七大队，因成份复杂，纪律不好，向莱阳县委要工作组帮助整顿。吴青光派我参加了工作组。1938年3、4月间，七大队接到三军司令部的命令，调往三军总部（驻牟平）整训，路经大河头村，遭到国民党韩炳宸部袭击，除了一个中队冲出外其余全部被俘了。我和周居宾、崔子范逃出来向莱阳县委和民先大队部作了汇报。吴要我赶快去向胶东特委、三军司令部汇报。

　　向胶东特委汇报七大队被歼之后，特委组织部长吕志恒指示我说，特委决定调吴青光另有重任，莱阳县委书记由我接任，说莱阳在胶东很重要，要好好地把莱阳党组织建设起来。我回来就和吴青光交接了工作。因吴还没有离开莱阳，因此有些重大问题仍由他决定。我们研究县委不应和民先大队部混在一起，应分开。当时吴青光、李云生、宫维桢等都在民先大队部，他们仍留在那里，另外组织县委，耿仁谦为组织委员，李成士为宣传委员，我任书记。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成立了三个区委：莱西北区委（原平招莱掖边区委撤销后改为区委的）田绰永为书记，莱西南区委王子阳为书记，莱东南区委宋桂生为书记。莱阳党组织正在走向正常建设的时候，发生了南岚事件。

　　当时，莱阳党的工作和抗日活动的中心地区在莱西南花园头、孙受等地，被国民党挤掉了。因此，县的领导中心就移到莱西北马连庄一带，以马连庄小学为基点。这个小学是我们掌握的，区委书记田绰永就是这个小学的骨干教员。国民党为了限制和反对我们抗日，企图把这个基地也夺去。借口小学应由国民党县政府办，要委派他们的校长，撤换教员，被我们拒绝了。于是，6月21号南岚乡校派部队来逮捕了田绰永和田文广，封闭了小学。县委和民先大队部分析了形势，认为再不进行斗争就有被挤出莱阳的可能。因此，发动了比较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口号是抗日自由，小学由我们办，释放田绰永和田文广。采取了群众请愿的斗争方式，第一天派人带领群众，去了几百人与乡校进行谈判，没有结果；第二天去1000多人，还没有结果；第三天组织发动了几千人，包括两个区的群众。县委和民先大队部认为，今天（24号）是胜败的关键，也估计到敌人可能开枪镇压，决定加强领导，由徐维新、王培英带队，他们两个是党员，是民先积极分子，并由我负总责。为了商讨问题方便，县委和民先大队部吴青光等也移到南埠后办公。群众队伍行进到南岚村北头，被乡校派兵阻止住了，谈判无效，就向前冲，冲过一部分去，敌人就开了枪，后边群众队伍被阻止在大路上。敌人开始是向空中开枪，而后向群众开枪。我当即挺身而出向敌人喊话：“我们是抗日的，周蜀西（乡校校长）不抗日也不准我们抗日，你们不能上周蜀西的当，我们里边有你们的父亲，有你们的弟兄和亲戚朋友，不能自己打自己。”这时，敌人开枪打倒了两个民先队员，看到我喊话就瞄准向我射击。我就喊一句移动一下，终究中弹而倒。顿时，群众队伍向回逃跑，接着天下起大雨，敌人追了不远就回来了，看到我们两个民先队员还活着，就命令士兵用大刀砍死了，把我用小车推回乡校，关押在一个药铺里。第二天县委邀请了民主人士李德生（倾向抗日）来看我，说是民先大队部要他来的，说要降低斗争条件，换我出去，征求我的意见。我要李德生告诉民先大队部的同志们，我不同意这个意见，应按计划进行斗争，不要受我的影响，我自己会对付敌人的。第三天，乡校就派人把我押送到国民党县政府，关在监狱里。田绰永、田文广也被押来了。天热，我伤口生蛆了，咬得我整天整夜睡不着。我要看守找他们县长来谈判。县长派个代表来，我说：“抗日有没有罪，如有罪就枪毙我，如没有罪就该放我出去抗日，不能用蛆来咬死我。”这个代表不敢表态，回去请示了县长，回来说要我自己先找医院治伤。我说：“你回去告诉你们县长，他们不抗日，也不准我们抗日，打伤了我还要我自己治，不行！”正好县委派人和我父亲来看我，就把我抬走了，到民先队员贾善堂的小医院里，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伤势有好转，我就写信给县委派人把我接走，直至胶东区党委。后来敌人结案时找不到我，判了田绰永一年徒刑。以后在赵保原统治莱阳时期，由八路军办事处把田绰永要出来了。南岚事件之后，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统治就更严了，许多党员和民先队员呆不住跑出来了。

　　南岚事件后，吴青光又继任县委书记。在南岚事件中我们虽然失败了，但对招莱边区的党员和群众是个很现实的教育，使人们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是不抗日的，共产党是抗日的。

　　（原件存中共莱西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战时期我党对姜黎川部进行统战工作的概况

　　侯林翼

　　抗日战争时期，姜黎川部队（以下简称姜部）是山东胶县、即墨、青岛外围的一支较大的地方抗日武装（有五个团两个营的建制）。我党为组织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曾对姜部进行了不懈的工作，历时7年之久，经多次反复和曲折，有数十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此献身。

　　现将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概述如下：

　　姜黎川是山东胶县陈村店人，抗战前寓居青岛，曾任过《青岛时报》编辑。因他同国民党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素有来往，还在市府任过科长职。姜黎川颇具爱国思想，七七事变后，他在胶（县）、即（墨）一带举起抗日旗帜，组织游击武装。其部队构成多为淳朴的爱国工农青年，而领导层则多系姜之亲朋和抱有各种不同目的而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绅商，有政客，有特务，有国民党员，还有少数的共产党员。姜部番号为“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游击队”，与当时我党以理琪为首的胶东特委在胶东地区发展的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名称略有所似，是与我党在胶、即一带工作的袁超、韩育民、姜谔生、姜北海、宁子孚等推动有关。

　　1938年6月间，因姜部在胶、即边界沙岭一带与日伪作战，颇有缴获，威震青岛。中共胶东特委派统战部柳运光、交际处侯林翼前去鼓励、慰问，并商讨联合抗日行动问题。姜黎川甚表欢迎，当即提出愿接受我党政治工作指导，并要求派政治工作人员帮助进行部队建设。我党遂派张逸民等20余人去姜部任政治工作人员，发展民先组织，建树政治体制。

　　1938年9月，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我“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姜本人来我军掖县防地，与我司令员高锦纯协商去山东省政府谒见省主席沈鸿烈。我军派交际处陈迈千为八路军五支队代表与其同行。我们的代表向沈鸿烈汇报了我军开展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等工作情况，并要求对蓬、黄、掖三县的民选县长正式加委。几经申辩，沈鸿烈勉强同意由省府委任孙端夫为蓬莱县县长、曹漫之为黄县县长、于烺为掖县县长。同时授予姜部“山东省保安第七旅”番号，并委任其军需处长张渐九为海阳县县长，其副旅长徐名山为胶县县长。至此，我军与姜部正式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友好关系，信使往来，联系加强。

　　1939年秋，姜部移居海阳县境。时值武汉失守，日军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则不断制造反共事件，胶东地区顽固派部队亦时有密谋投降活动，姜部又奉沈鸿烈之命改称“山东省保安第一旅”。我党为团结姜部共同坚持抗战，特派交际处朱慕陶到姜部转告目前形势，加强联系，但不幸朱慕陶完成任务后遭国民党特务暗算，于1940年春在海阳郭城土堆村英勇就义。同时姜部被胶东投降派头子牟中珩委任的“暂编第十二师”师长赵保原围困，逼出海阳，西退胶县。

　　按照中共山东分局黎玉前来胶东时提出的“要忠实地执行开展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彻底打击投降派的投降活动”的指示，1941年春，胶东八路军在反投降指挥部领导下，驱逐了盘踞牙山的蔡晋康部、横扫海莱边赵保原的爪牙余孽，取得了5个月反投降战役的基本胜利。我胶东形势大好，东起昆嵛，中联牙山，西抵大泽山区，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抗日武装蓬勃发展。投降派赵保原则被迫龟缩于莱阳万第一带。

　　姜黎川部自撤出海阳后，其一团隋永諝部被赵保原诱降，叛姜投赵，使用“山东省保安第一旅”的番号，设据点于即墨三都河（今莱西市李权庄镇东、西、中三都河村）；其胶济路南所属地方武装徐名山等各存异心，不听调动；而青岛日寇为讨还其被俘数名日军，对姜部尾追不舍。姜黎川率队西逃，直至沂蒙山区苏鲁战区总部向于学忠求援。该部不但不敢接收其所俘日军，反斥责其不能坚守阵地，逼其还防。后撤销其番号及旅长职务，因而形成防地缩小，四面楚歌。这时姜黎川脚踩两只船，企图左右逢源，既听从特务、反共分子孙秀峰一伙的反共鼓吹，又希望我军救其燃眉之急。在此形势下，我党为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打击投降派的疯狂投降活动，同时也为了开展青岛外围工作及打通胶济铁路东段的南北交通与鲁南兄弟部队取得密切联系，决定及时进行争取姜部的工作，乃于1941年秋成立胶东八路军驻西、南海办事处，由侯林翼任主任，组成人员中有马少波、姜谔生、俞维忱、杨德之（杨贵象）等二十几位同志，重点负责对姜部的统战工作。

　　办事处在南海军分区保护下加强了与姜部的联络，姜谔生常驻姜部任联络员，马少波曾两次出使与姜黎川会谈，工作大有进展，归途中在平度大杨家村遭敌袭击，身负轻伤。由于我方对姜推心置腹，救急扶危，得到姜的信任，姜决定来我根据地参观，亲自与我党、政、军负责人商谈联合行动问题，乃先派其军需处长、代理胶县县长张渐九为代表，由姜谔生引导，来到我胶东根据地，会见了中共胶东区党委林一山和胶东行政公署曹漫之，举行了会谈。胶东行政公署聘请张渐九为参议，并配备电台及工作人员滕民生等4人随张返回胶县，以加强联系。不幸路经即墨境内被隋永諝截击，电台丢失，姜谔生、滕民生被扣押在枯井之中，上压大石。姜、滕两同志英勇果敢，于深夜趁岗哨疏忽，顶开了大石逃脱。争取姜部联合抗战的斗争艰险而又复杂，我们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俞维忱于1941年秋由姜部回根据地时，在平度仁兆我联络站驻地被赵保原部特务截捕，慷慨就义；杨德之等3同志，于1941年冬被平度投降派张瀛洲部杀害。

　　在我党不懈的统战工作和对日寇、投降派艰苦卓绝斗争的基础上，1942年春，姜黎川由侯林翼陪同率队来我海阳根据地参观，商讨联合抗日大计。中共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书记兼政委林浩与姜黎川举行了会谈，议定：双方团结合作，反对赵保原部投降；打击地方顽固势力葛子明、李德元等部，促其抗日；支持协助保安一旅抗战到底；我方派军、政工作人员朱开印、李培之等10余名同志协助其整顿部队，建设政治体制；我对姜部接济军服1000套，装备其战士每人手榴弹6枚；并按姜的申请，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同意接受姜黎川为中共特别党员；胶东行政公署推荐姜黎川为胶东参议会参议长。姜黎川还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胶东支校。当他回到胶县原防地后，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和支持，迎接、慰问者不绝于途，有的并称姜部为“七路半”。从此，其队伍恢复元气，较前扩大。

　　但姜黎川居心叵测。1943年，在九十二军李仙洲“入鲁”时，国民党授予姜部“苏鲁战区独立挺进第二纵队”番号。姜黎川虽秘而不宣，但其内部反共分子“反共反八”疯狂嚎叫已甚嚣尘上。姜始而犹豫，两面应付，继而趋炎附势，决意背叛人民。他虽召开过两次军政干部会议，商讨今后去向问题，但终于以姜为首否定张渐九、王景宋和姜北海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到底的主张。接着，不幸的事件相继发生。姜黎川先阴谋逼死二团团长姜北海，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了营长姜致和。同时在地方组织反共武装谍报队，专门镇压抗日团体和抗日群众，最后如疯似狂地捕抓地方上的共产党员并遣送了我军派去的军政人员朱开印等10余名同志。为此，抗日群众怒不可遏，激起反姜怒潮。我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对姜部实行武装反击，姜黎川连夜退出胶北，张渐九、王景宋（后均为中共党员）、宁子孚等毅然反姜投奔我军，坚决抗战。

　　1943年，姜部进驻胶县南部大、小珠山一带，由于与李仙洲部失掉联系，又被于学忠部排斥，在无奈情况下，又到我八路军山东军区求援，谎报前段与胶东部队发生“误会”。我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对其仁至义尽，表示欢迎其抗日行动，在沂水县大店一带召开了欢迎姜黎川部抗日慰问大会，并接济其棉军装和其他后勤物资。之后，姜部去青岛外围阴岛一带。

　　抗日战争胜利后，姜部归国民党军缩编，他以此换得了国民党青岛市参议会副参议长之职。

　　1949年，我军兵临青岛，其原一团团长韩福德、二团团长方本庄等，基于对解放军早有认识，并经张渐九联络，均先后率部起义。姜黎川则潜逃香港，转走海外。

　　我党对姜黎川部的统战工作，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末，是一场无声的战斗，有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可取。而先后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常出没于紧张斗争和杀机四伏的环境中，其险恶情景令人惊心动魄。而同志们均立场坚定、忠于职守，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使命。特别是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同志：俞维忱、朱慕陶、杨德之、姜北海、姜致和等，更值得表彰和深沉悼念。

　　（原件存中共莱西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战时期我党对姜黎川部进行统战工作的概况

　　侯林翼

　　抗日战争时期，姜黎川部队（以下简称姜部）是山东胶县、即墨、青岛外围的一支较大的地方抗日武装（有五个团两个营的建制）。我党为组织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曾对姜部进行了不懈的工作，历时7年之久，经多次反复和曲折，有数十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此献身。

　　现将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概述如下：

　　姜黎川是山东胶县陈村店人，抗战前寓居青岛，曾任过《青岛时报》编辑。因他同国民党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素有来往，还在市府任过科长职。姜黎川颇具爱国思想，七七事变后，他在胶（县）、即（墨）一带举起抗日旗帜，组织游击武装。其部队构成多为淳朴的爱国工农青年，而领导层则多系姜之亲朋和抱有各种不同目的而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绅商，有政客，有特务，有国民党员，还有少数的共产党员。姜部番号为“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游击队”，与当时我党以理琪为首的胶东特委在胶东地区发展的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名称略有所似，是与我党在胶、即一带工作的袁超、韩育民、姜谔生、姜北海、宁子孚等推动有关。

　　1938年6月间，因姜部在胶、即边界沙岭一带与日伪作战，颇有缴获，威震青岛。中共胶东特委派统战部柳运光、交际处侯林翼前去鼓励、慰问，并商讨联合抗日行动问题。姜黎川甚表欢迎，当即提出愿接受我党政治工作指导，并要求派政治工作人员帮助进行部队建设。我党遂派张逸民等20余人去姜部任政治工作人员，发展民先组织，建树政治体制。

　　1938年9月，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我“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姜本人来我军掖县防地，与我司令员高锦纯协商去山东省政府谒见省主席沈鸿烈。我军派交际处陈迈千为八路军五支队代表与其同行。我们的代表向沈鸿烈汇报了我军开展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等工作情况，并要求对蓬、黄、掖三县的民选县长正式加委。几经申辩，沈鸿烈勉强同意由省府委任孙端夫为蓬莱县县长、曹漫之为黄县县长、于烺为掖县县长。同时授予姜部“山东省保安第七旅”番号，并委任其军需处长张渐九为海阳县县长，其副旅长徐名山为胶县县长。至此，我军与姜部正式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友好关系，信使往来，联系加强。

　　1939年秋，姜部移居海阳县境。时值武汉失守，日军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则不断制造反共事件，胶东地区顽固派部队亦时有密谋投降活动，姜部又奉沈鸿烈之命改称“山东省保安第一旅”。我党为团结姜部共同坚持抗战，特派交际处朱慕陶到姜部转告目前形势，加强联系，但不幸朱慕陶完成任务后遭国民党特务暗算，于1940年春在海阳郭城土堆村英勇就义。同时姜部被胶东投降派头子牟中珩委任的“暂编第十二师”师长赵保原围困，逼出海阳，西退胶县。

　　按照中共山东分局黎玉前来胶东时提出的“要忠实地执行开展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彻底打击投降派的投降活动”的指示，1941年春，胶东八路军在反投降指挥部领导下，驱逐了盘踞牙山的蔡晋康部、横扫海莱边赵保原的爪牙余孽，取得了5个月反投降战役的基本胜利。我胶东形势大好，东起昆嵛，中联牙山，西抵大泽山区，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抗日武装蓬勃发展。投降派赵保原则被迫龟缩于莱阳万第一带。

　　姜黎川部自撤出海阳后，其一团隋永諝部被赵保原诱降，叛姜投赵，使用“山东省保安第一旅”的番号，设据点于即墨三都河（今莱西市李权庄镇东、西、中三都河村）；其胶济路南所属地方武装徐名山等各存异心，不听调动；而青岛日寇为讨还其被俘数名日军，对姜部尾追不舍。姜黎川率队西逃，直至沂蒙山区苏鲁战区总部向于学忠求援。该部不但不敢接收其所俘日军，反斥责其不能坚守阵地，逼其还防。后撤销其番号及旅长职务，因而形成防地缩小，四面楚歌。这时姜黎川脚踩两只船，企图左右逢源，既听从特务、反共分子孙秀峰一伙的反共鼓吹，又希望我军救其燃眉之急。在此形势下，我党为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打击投降派的疯狂投降活动，同时也为了开展青岛外围工作及打通胶济铁路东段的南北交通与鲁南兄弟部队取得密切联系，决定及时进行争取姜部的工作，乃于1941年秋成立胶东八路军驻西、南海办事处，由侯林翼任主任，组成人员中有马少波、姜谔生、俞维忱、杨德之（杨贵象）等二十几位同志，重点负责对姜部的统战工作。

　　办事处在南海军分区保护下加强了与姜部的联络，姜谔生常驻姜部任联络员，马少波曾两次出使与姜黎川会谈，工作大有进展，归途中在平度大杨家村遭敌袭击，身负轻伤。由于我方对姜推心置腹，救急扶危，得到姜的信任，姜决定来我根据地参观，亲自与我党、政、军负责人商谈联合行动问题，乃先派其军需处长、代理胶县县长张渐九为代表，由姜谔生引导，来到我胶东根据地，会见了中共胶东区党委林一山和胶东行政公署曹漫之，举行了会谈。胶东行政公署聘请张渐九为参议，并配备电台及工作人员滕民生等4人随张返回胶县，以加强联系。不幸路经即墨境内被隋永諝截击，电台丢失，姜谔生、滕民生被扣押在枯井之中，上压大石。姜、滕两同志英勇果敢，于深夜趁岗哨疏忽，顶开了大石逃脱。争取姜部联合抗战的斗争艰险而又复杂，我们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俞维忱于1941年秋由姜部回根据地时，在平度仁兆我联络站驻地被赵保原部特务截捕，慷慨就义；杨德之等3同志，于1941年冬被平度投降派张瀛洲部杀害。

　　在我党不懈的统战工作和对日寇、投降派艰苦卓绝斗争的基础上，1942年春，姜黎川由侯林翼陪同率队来我海阳根据地参观，商讨联合抗日大计。中共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书记兼政委林浩与姜黎川举行了会谈，议定：双方团结合作，反对赵保原部投降；打击地方顽固势力葛子明、李德元等部，促其抗日；支持协助保安一旅抗战到底；我方派军、政工作人员朱开印、李培之等10余名同志协助其整顿部队，建设政治体制；我对姜部接济军服1000套，装备其战士每人手榴弹6枚；并按姜的申请，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同意接受姜黎川为中共特别党员；胶东行政公署推荐姜黎川为胶东参议会参议长。姜黎川还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胶东支校。当他回到胶县原防地后，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和支持，迎接、慰问者不绝于途，有的并称姜部为“七路半”。从此，其队伍恢复元气，较前扩大。

　　但姜黎川居心叵测。1943年，在九十二军李仙洲“入鲁”时，国民党授予姜部“苏鲁战区独立挺进第二纵队”番号。姜黎川虽秘而不宣，但其内部反共分子“反共反八”疯狂嚎叫已甚嚣尘上。姜始而犹豫，两面应付，继而趋炎附势，决意背叛人民。他虽召开过两次军政干部会议，商讨今后去向问题，但终于以姜为首否定张渐九、王景宋和姜北海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到底的主张。接着，不幸的事件相继发生。姜黎川先阴谋逼死二团团长姜北海，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了营长姜致和。同时在地方组织反共武装谍报队，专门镇压抗日团体和抗日群众，最后如疯似狂地捕抓地方上的共产党员并遣送了我军派去的军政人员朱开印等10余名同志。为此，抗日群众怒不可遏，激起反姜怒潮。我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对姜部实行武装反击，姜黎川连夜退出胶北，张渐九、王景宋（后均为中共党员）、宁子孚等毅然反姜投奔我军，坚决抗战。

　　1943年，姜部进驻胶县南部大、小珠山一带，由于与李仙洲部失掉联系，又被于学忠部排斥，在无奈情况下，又到我八路军山东军区求援，谎报前段与胶东部队发生“误会”。我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对其仁至义尽，表示欢迎其抗日行动，在沂水县大店一带召开了欢迎姜黎川部抗日慰问大会，并接济其棉军装和其他后勤物资。之后，姜部去青岛外围阴岛一带。

　　抗日战争胜利后，姜部归国民党军缩编，他以此换得了国民党青岛市参议会副参议长之职。

　　1949年，我军兵临青岛，其原一团团长韩福德、二团团长方本庄等，基于对解放军早有认识，并经张渐九联络，均先后率部起义。姜黎川则潜逃香港，转走海外。

　　我党对姜黎川部的统战工作，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末，是一场无声的战斗，有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可取。而先后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常出没于紧张斗争和杀机四伏的环境中，其险恶情景令人惊心动魄。而同志们均立场坚定、忠于职守，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使命。特别是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同志：俞维忱、朱慕陶、杨德之、姜北海、姜致和等，更值得表彰和深沉悼念。

　　（原件存中共莱西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胶县工委的工作回顾

　　郭有邻

　　【作者简介】郭有邻（1912—1983），又名郭树桂、李安、王锡华，山东省莒县人。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莒县特支书记、县委书记兼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办事处主任，中共鲁东南特委胶县工委（对外称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驻胶办事处）书记，中共诸（城）胶（县）边工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电力工业部教育司副司长，济南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山东省教育厅领导小组组长，烟台地革委政治部副主任，山东省农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等职。

　　根据鲁东南特委的决定，我和邱也民、彭特夫3人组成胶县工委，于1939年上半年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驻胶办事处”的名义进入胶县。不到1年的时间，县工委在胶县西南部山区，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抗日力量，推进了统战工作，扩大了党的影响。

　　组建胶县工委发展党的组织

　　1938年11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二军（后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遵照八路军总部关于“开辟铁山一带的工作，打通鲁东南地区与胶东地区的通道”的指示精神，在司令员刘涌、政委景晓村的带领下，进驻泊里镇。

　　1939年3月，鲁东南特委书记高克亭在莒县桑园召开了重要会议，宣布成立中共胶县工作委员会。会上确定郭有邻任中共胶县工委书记，邱也民任组织部长，彭特夫任宣传部长。

　　在桑园会议上，分析了当时胶县的形势。敌人占据了铁路沿线和沿海重要城镇；西部和西南部以及诸胶边则有国民党的保安部队盘踞。杨家山里及台头一带有群众自己的自卫武装，也叫地方“团练”。这些地方武装组织并没有鲜明的政治旗帜，主要是维护地方利益，抗捐抗税，不论是国民党的，还是日伪的，他们都抵制。因此，当时确定工委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的名义与国民党胶县县政府联络，推进与姜黎川部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深入群众宣传抗日，组织抗日群众团体，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所谓宣传，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主张，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争取和改造地方上的自卫武装，推动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统战工作，作为胶县工委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当时，胶县城及其附近地区敌伪顽势力猖獗，不易进入，所以，工委3名成员就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驻胶办事处”的名义，先随二支队到达泊里镇，后利用普济佛教会的关系，随同高子明的200多人的队伍于1939年5月到达胶县的良乡、高家庄一带。主要活动于原胶县六区、七区的良乡、高家庄、栾家庄、东台头、苗家、藤家、赵家、杨家山里、东南崖、李家石桥等一些村庄。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县工委的领导力量也不断充实和加强，工委委员先后有郭有邻、邱也民、彭特夫、刘夏峰、夏谷冰、李仲华、毛洪和耿诚等。组织工作先后有邱也民、刘夏峰负责，宣传工作先后有彭特夫、李仲华负责，民运、军事由彭特夫负责，青年工作有耿诚、刘瑞新负责，妇女工作由毛洪、庄鸣辇负责。至1939年8月，我们这个工委班子就全部配齐了。

　　为了开展工作，邱也民通过关系认识了杨家山里墩上村的私塾先生杨风池。经他介绍，邱也民又到东南崖村找到杨凌波，先将其发展为党员。经杨凌波介绍，又发展李家石桥陈炳毅入党。我和其他同志在胶县六区的良乡、高家庄一带发展了高家庄的高福堂等一批人入党。到7月份，在六区、七区不少的村庄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党的力量不断扩大。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扩大党的影响，便于组织抗日力量和推进统战工作，我们工委研究决定，由我和邱也民分别在六区的良家乡，七区的杨家山里、东南崖，组建了中共胶县六区、七区分区委员会。六区区委书记高福堂，委员有高福堂、张永臣、赵清滨，负责良乡、高家庄、柏乡、六旺一带的工作。七区区委书记赵子善，委员有赵子善、陈炳毅、杨凌波、苗在祯，负责铁橛山、大珠山、小珠山周围村庄的工作。六、七区委建立后，都先后在周围村庄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几个党支部或党小组。

　　争取伪军起义 扩大抗日武装

　　在组建抗日武装方面，我们除了帮助“团练”训练骨干以增强地方自卫抗战力量外，主要是整编李竹亭起义部队的工作。李竹亭是高密县梁家屯人，他在杭州医学院专科学校毕业后，在诸城开了个竹亭医院。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在民族危难之际，激发了他的抗战热情，便和王爱中一起组织了抗日武装。当地没有八路军，又找不到共产党，就接受了姜黎川保安第七旅第十团的番号。1939年5月日寇大“扫荡”时，姜黎川部四处奔逃，其十团被打得只剩下100多人，李竹亭为保存力量，便将部队疏散了，自己也回到家乡梁家屯。谁料这事被伪军大队长孙铭斋知道了，便派人与李谈判，条件很简单，只要听从指挥，李的原班人马可以不动，给养也可就地筹集，否则就立即向日军报告，将其歼灭。为了保存力量，李竹亭不得已答应了这个条件，把部队集中到姜家屯，李竹亭接受伪军番号后，全队人员都不愿意挂上汉奸这个名，遭群众唾骂，有的直接质问李竹亭：“你说领俺出来抗日，怎么当了汉奸？”有的要不干了。队伍中怀疑、不满、丢枪不干的现象时有发生，思想极其混乱。李竹亭、王爱中两人也很苦闷，到处寻找出路，迫切需要和一个抗日的部队取得联系。

　　1939年麦收季节，王爱中和李维廉回到原胶县六区，找在敌人“扫荡”时匿藏的物资。他俩一到高家庄，群众就对他们说，这里住着八路军，意思是想叫他们快走，别在这里派饭吃。靠近我们的群众，就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我们。李维廉和王爱中听说这里住着八路军，就要求去见八路军的负责人。工委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和他们谈谈。我和彭特夫就去接见了他们。通过谈话，了解了他们的心情和队伍情况。我们见这两个人对八路军和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抗日要求很坚决，他们也很恳切地表示，愿意找到一个抗日队伍一起抗日。从此，我们就建立了联系。为了争取团结这部分抗日力量，工委又派彭特夫亲自去该部进一步了解情况，根据他们的要求，经领导批准，把他们改编为八路军，留在伪军内部，对士兵加强抗日救国的教育，对伪军进行瓦解工作，在地方上通过各种关系，进行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执行这些任务时，表现的很忠诚、很坚决。

　　1939年6月底，鲁东南特委常委崔介来到胶县工委驻地，我向他作了汇报，他同意我们的看法。一天晚上，我和崔介及其他同志一起到了梁家屯李竹亭家。见面之后，李痛哭流涕，连声请求说：“汉奸皮无论如何不能再披下去了。”并提出起义要求。我们听了汇报后，对李作了些指示。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我们就发展李竹亭、王爱中、李丹钧（即李维廉）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在士兵中也开始了建党工作。

　　这3个同志入党后，彭特夫继续留在该部帮助他们开展工作。工委其他同志也经常去了解情况，布置工作，进一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士兵加强思想教育，对其他伪军进一步做瓦解、争取工作。以上这些工作，都取得很好的效果。

　　1939年农历八月，形势发生了变化，敌伪为了巩固其法西斯统治，准备改编伪军部队。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考虑到如果李竹亭的部队被改编，不仅丧失了一支抗日部队，而且还可能暴露党的活动情况。于是就请示特委同意，组织了在诸、胶、高一带最早的一次伪军起义。

　　按照事先约定的方案，在1939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晚上，趁敌人大吃大喝疏于防范的机会，全队轻装顺利拉出。翌日晨，当敌人发觉时，部队已经走远了。

　　当这支起义部队经过高密南乡土顽游击队刘文斋的防区时，由于一时大意，遭到刘部的扣留。李竹亭及其他同志都被扣押起来。工委得知消息后，一面派人到特委报告；一面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驻胶办事处”的名义，由我和另一同志亲去刘部交涉。接着地委又派崔介到胶县工委，以滨海部队的名义给刘文斋一封信，信的意思是说李竹亭部是我们八路军的一部分。经过公函说明和口头抗议，当天下午，刘就将武器全部交还。我亲自去看了李竹亭，慰问了被扣押的同志。刘文斋将部队交还后，李竹亭按计划带领部队开往诸胶边根据地——琅琊古窑。1939年10月，这支起义部队被编为特务营一个连，王爱中任连长，李竹亭改名李鄂任特务营营长，蓝瑞生任指导员，后该营改编为山纵二旅建制。

　　推进统战工作扩大党的影响

　　当时胶县统战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姜黎川的独立第七旅。这个旅的副旅长徐明山兼任国民党胶县县长，是济南省立乡师的一级学生，他和赵健民、姚仲明都认识。我是乡师四级学生，1932年级的，和徐不认识（因徐是1929年级的）。去胶县前，姚仲明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持信找徐明山联系。

　　这样，我就以两个身份和徐明山联系。一是同学关系；另一个是山纵二支队司令部和他的七旅司令部，从这两个方面打交道。当然，比较密切的还是同学关系，是姚仲明的亲笔介绍信起了作用。

　　再一个统战对象，就是地方“团练”，和地方自卫武装搞关系。

　　这两个统战对象开始搞得都比较好。我们的给养、服装和款项都是徐明山直接拨给。我直接和徐明山打交道，随时都可以得到他委任的官衔。所提出的问题，一般都能顺利解决，和他下边的团级负责人及士兵群众也有了一定的关系。和地方自卫武装——“团练”的统战工作就更好了。我们工委、地委机关经常住在山里“团练”头目杨焕林的家里。后来发生了东台头事件，还多亏了“团练”头目杨焕林、陈仪亭的帮助，工委成员才免于遇难。

　　胶县统战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关系比较好，一个原因是办事处对外开放，在群众中有个好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广大人民群众非常痛恨土匪，他们要借八路军的声威在地方上站住脚。正是由于那一阶段统战工作开展得好，所以在敌伪顽第一次反共大“扫荡”时，别的县损失很大，胶县工委基本未遭大的破坏，从而保证了党的革命力量。

　　东台头遭袭击工委撤离胶县

　　胶县工委和基层党组织建立以后，开始阶段工作比较顺利，党员队伍逐渐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统战工作开展顺利；群众工作也搞得很好，不少村庄举办夜校，宣传抗日救国；还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等。但是，到1940年，由于国民党采取反共限共的政策，形势急剧恶化。3月9日，国民党胶县县长徐明山公然破坏统一战线，调集部队（一个连队）进攻麦德水（当时，我们住在东台头），由于自卫武装——“团练”陈仪亭部的抵抗，没有得逞。10日晚，徐明山又调集部队突然偷袭县工委驻地东台头，妄图逮捕工委成员。事先，同情共产党、热心保护我党的抗日民主人士、六旺镇镇长陈仪亭得悉敌人这一阴谋，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将这一情报告诉了当时的工委组织部长刘夏峰，使刘夏峰、毛洪、耿诚、庄明辇等工委成员于10日下午安全转移（我已于10日上午去麦德水看望陈仪亭，离开东台头到了臧家奋），11日天亮前到达杨家山里东南崖杨凌波家中，使工委全体成员幸免遇难。在这次事件中，和工委关系甚密的进步青年刘金友不幸肩部中弹负伤。

　　敌人没有抓到我驻东台头的工委成员，更加气急败坏，于3月14日夜，将我党派往国民党胶县县政府任动委会副主任的夏谷冰杀害。夏谷冰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员，曾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1938年被派往山东，先后任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日照独立营政委。1939年秋，应国民党胶县县长徐明山的要求，夏谷冰受党的派遣来到胶县，党内职务是工委委员，公开身份是县动委会副主任。动委会本应是国共合作的动员群众抗日的群众团体。但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督导团”来胶县，胶县县长徐明山、警察局长高柏廉竟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夏谷冰杀害。

　　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使我党的革命活动暂时转入隐蔽。但是，共产党人是吓不倒、杀不绝的。东台头事件后，我曾回到孙家奋、鲁山沟一带活动。组织部长刘夏峰和耿诚在杨家山里杨凌波家住，以教学等职业为掩护，继续坚持党的工作。妇女部长毛洪和庄明辇转移到李家石桥陈炳毅家。为了掩护这两位女同志，陈炳毅的父亲陈锡九开办了一所小学，招收了20余名学生，使她们得以利用教员的公开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40年6月，因形势进一步恶化，根据五地委指示，我到山东分局党校研究班工作，工委其他同志也先后离开胶县，撤回五地委。

　　1941年6月，杨凌波、王东来根据五地委的指示在卢家滩成立了胶县特区委。特区委书记杨凌波、组织委员王东来、宣传委员鲁健。这个特区委代行原胶县工委职能。其任务：一是整顿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二是开展党的外围组织和群众工作；三是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培训；四是建立与后方联系交通线。胶县特区委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广泛了解基层党支部的组织情况和党员的思想情况，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在整顿的基础上，开展党员教育，发展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队伍。与此同时，特区委还抓了杨家山里“团练”的整顿和地下交通线的建立等工作。

　　（原件存中共胶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难忘的战斗历程——回忆胶县县委在抗战时期的活动

　　矫枫

　　【作者简介】矫枫（1915—2000），又名张炳岩。山东省牟平县人。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参加胶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黄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中共黄县县委军事部部长、黄县行署主任、黄县县委书记、南海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部长、胶县县委书记、胶高县委书记、胶东区党委组织科科长、胶东区党委党校副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岛干校校长，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校长，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山东省电子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山东省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我于1930年10月在莱阳乡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毅然参加了胶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翌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领导下，我先后在黄县、即墨、胶县、高密一带，领导开展了为期八年的抗日活动。特别是在胶县的几年（1942年2月—1946年9月），顶风寒，履艰险，深入敌区，深入群众，发展壮大党的队伍，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建立地方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直至战争胜利后，在解放战争的初期，我才离开胶县。现将我主持胶县县委工作期间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做如下的回忆。

　　一、留任胶县县委书记

　　1941年9月，胶东区党委调我到南海地委任地委委员、民运部长（我原是中共黄县县委书记）。当时，南海地区的斗争形势异常严峻。我到地委工作不久，地委为缩小机关目标，决定地委委员各带一批干部分散活动。1942年2月，我带领一批干部来到了平度、即墨、胶县、高密一带，代表地委视察并指导帮助各县开辟地方工作。

　　1942年2月中旬，我和十几名干部在韩温澄（胶县县委的秘密交通员）的引导下，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于当日拂晓来到了即墨的王家庄，与南海地委委员、即墨中心县委书记袁超取得了联系。当时，因为即墨县的党组织中有人叛变，敌人到处搜捕我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县委组织部长也不幸被捕。即墨县的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斗争环境异常险恶。在此情况下，县委原准备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但由于形势日益恶化，县委决定会议暂停，所有干部分散隐蔽。袁超带我涉过大沽河，来到了胶县东北乡的小高村，与中共胶县县委书记李奎生接上了头。

　　胶县县委建立于1940年4月，县委书记李奎生。县委委员有李奎生、郑子扬、戚宝农、刘希端、王石民等，我与袁超到达胶县县委后，李奎生汇报了工作情况。两天后，袁超回即墨，我留在胶县检查帮助工作。当时胶县党组织的发展，不仅在二、三区数十个基点村建立了党的组织，而且在胶县南部一些村庄也发展了党的组织。那时候党组织活动都是秘密的。我在胶县经过1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基本上熟悉了胶县的一些党员干部及组织活动情况。

　　1942年6月的一个夜晚，胶县县委在小高村召开了有各分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前段工作，布置今后任务，直到拂晓时才结束会议。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分散在小高村边的群众家里休息。我住在村东北角徐德正的家里。睡下不久，老徐就把我晃醒了，焦急地说：“矫同志，鬼子进村了，赶紧跑吧！”我一听立即收拾好文件，由老徐带路跑到了村东北角大沽河坝下的树林里。过了一会儿，老徐便趁着群众上坡干活的机会回到了村里。待老徐回来以后我才知道：李奎生、李华令（三区路北分区委书记）和于询（县委秘书）3位同志被日伪军抓走了。事后得知，李奎生散会后住在戚宝农（县委组织部长）的嫂子家，当日伪军四五十人突然涌进村子里的时候，李奎生穿着一件线背心正在院子里刷牙。因为戚家的院墙很矮，日伪军一进村就发现他与当地农民穿着不同，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以至使他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日伪军抓去，并当场遭受了敌人的毒打。

　　在李奎生被捕后，我便带领一班人继续开展工作。一方面向南海地委汇报李奎生等被捕的经过，请示胶县县委今后工作的方针；一方面研究营救李奎生等的对策。县委秘书于询曾任河容庄村保长，有“身份证”，由小高村群众保释；唯有李奎生被捕不是敌人有既定目标，仅从衣着上有怀疑。因李有“良民证”，职业是小高村教师。所以决定积极利用他的公开身份，让当地的伪镇长、伪区长等人到胶城与伪警察进行通融，并通过姜谔生利用与日伪警察科职员的同学关系，买通日本人，于1943年11月被释放出狱。

　　1942年6月，在李奎生被捕不久，胶东区党委和南海地委决定我留在胶县任县委书记，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

　　二、经受严峻考验

　　我留任胶县县委书记之初，正是胶县县委对敌斗争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李奎生的不幸被捕，已给胶县县委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年7月，县委委员、宣传部长王石民和妇救会干部马金波也相继被捕。与此同时，与我党我军联合抗日的国民党保安第一旅姜黎川部，其政治态度急剧逆转，并开始搜捕杀害我党地方干部和进步人士。因此，县委所面临的局势愈加艰难了。

　　王石民是战前的老党员，1940年经李奎生报请胶东区党委批准恢复了组织关系，于12月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并在小麻湾开设“拯民药房”，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成为胶县三区路南党的活动中心。帮助三区路南分区委展开争取伪政权和学校领导权的斗争，工作十分热诚，所以王石民在胶县东乡享有很高的威望，以至引起了日伪地方势力的注意和不安。1942年7月，南海地委考虑到王石民的身份已基本暴露，便下达了调其去南海军分区工作的命令。正在办理交接手续期间，突然遭日伪特务的逮捕，押往青岛，遭日本宪兵队残害。

　　王石民的壮烈牺牲，使胶县县委又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导干部，是胶县党组织的一个重大损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石民被捕后，胶县妇救会干部马金波由于误中叛徒周惠义的奸计，也被捕入狱。

　　周惠义这个叛徒，原是姜谔生在姜黎川部搞统战工作时的警卫员。1942年春，姜谔生经过艰苦工作，争取姜黎川北上胶东抗日根据地。临行前曾把他使用的一部电台交县委放在石门子口村，并留下周惠义代为看管。县委军事部接受电台之后，认为周惠义比较可靠，经常让他做一些一般性情报工作，使周惠义有机会认识了胶县县委的一些同志。实际上，周惠义在高密宪兵队里有个表哥，他经常借回家的机会到那里去，在他表哥的酒色利禄引诱之下，周惠义很快就出卖了我们党的一些秘密，并阴谋捕抓我党干部，从日本人那里请功。1942年7月的一天，周惠义从高密回来，找到了胶县县委委员、军事部长刘涛（刘希瑞），编造了一个伪军“反正”的假情报。谎报在胶县城北有一个伪军据点，内有3挺机枪，四、五十条步枪；那里的伪军跟城里的日军矛盾很大，因此想起义向八路军投诚，现在把家属全部集中到朱家寨村了，请派个女同志把这些家属接往南海根据地，他们随后就起义。刘涛将这一消息转告县委社会部部长戚耕民。经过研究，同意派人去做好这一工作。派妇救会长陈少竹去接领这些伪军家属，由于陈少竹当时在后屯乡一带，一时没有找到，于是，刘涛就派人向我汇报。在当时的斗争条件下，县委还无法从其他方面调查周惠义所提供的情报的真伪，所以就轻信了周惠义的谎言。恰在这时，妇救会干部马金波从外面进来，主动请求派她去完成这项任务。在行至朱家寨的路上，于马店村前不幸遭高密宪兵队的逮捕（敌已设下的埋伏），随即押往高密日伪警察队的监狱。马金波被捕后，县委曾想了各种办法进行营救。由于马金波被捕系叛徒告密，所以敌人非但不能释放她，反而使用重刑逼供，企图让她供出胶县党组织的活动机密。而马金波坚贞不屈，始终如一的咬定自己是青岛纱厂的工人，回家乡西门子口村探亲后准备返厂上班，在路上碰见了周惠义，与他根本不认识。敌人虽多次用刑，马金波从不改口。她严守党的机密，从而使胶县县委没有因此遭到敌人的破坏。1942年9月，马金波趁日伪军放松看守的机会，挖开土坯墙，双手都磨出了血，拼命钻出狭窄的小洞，不顾一切地连夜跑到县委的基点村河荣庄。

　　马金波越狱后，我在五里候子村会见了她。经检查，她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两天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县委派人护送她到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

　　1942年春，与我军合作抗日的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一旅旅长姜黎川，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感召下，曾率部北上胶东抗日根据地，参加了胶东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并接受了胶东区党委保荐的山东军区特别旅旅长和胶东临时参议会参议长之职。但是，姜黎川率部返回胶县之后，就对我党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动摇。后经在李仙洲部的参议员丁德先、张金铭利用与姜黎川的个人关系进行拉拢，姜一反常态，决定投李反共。由于胶县党组织的活动范围完全处在日伪和姜部所控制的防区内，受到日伪和姜黎川的双重威胁。面对这一严重的局势，县委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县委总结了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建立我党自己领导的地方武装，才能保卫自己，进而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战争。

　　三、组建抗日武装

　　1942年，胶东军区决定将胶即大队拨归即墨县，改编成即墨县大队，并在胶县建立地方武装。县委紧急动员县、区干部深入各村，在短时间内将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要求参加八路军的进步群众200余人集中到五里候子村，报请南海地委和南海军分区批准，正式建立了胶县独立营。任命阎学顺为营长，徐学忠为副营长；任命我兼任独立营政委，调原胶即大队政委王海亭任副政委。胶县独立营是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由坚持抗日的进步群众组成的有觉悟的队伍。设有3个连队和1个便衣侦察班，连排干部大都是军分区从主力部队调来的富有战斗经验的军事干部，并配备了100多支枪，每个战士有几枚手榴弹。虽然武器比较低劣，但指战员的士气很旺盛，成为胶县县委自己领导的抗日队伍，得到胶县北部人民的支持和爱戴。胶县独立营建立初期，因考虑到当时的斗争形势，经与姜黎川部二团团长共产党员姜北海协商同意，独立营对外使用姜黎川部二团新兵十一连的番号。为掩护胶县独立营的活动，姜北海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他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建设有着特殊的贡献。但不久因姜黎川投李（仙洲）反共，姜北海被姜黎川撤销了二团团长职务，独立营的处境更加困难。

　　1943年1月，胶县独立营由胶北转移到了胶（县）平（度）边的吴家屯驻防，并准备了在这一带度过1943年春节。县委机关也随军来到了吴家屯，并在该村召开了县委会议。由于独立营初建时期的情报系统尚不健全，一时还难以掌握敌人活动的情报。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早饭时，独立营便衣侦察员赶来报告：从马店据点方向开来了大股日伪军，其前锋已达杜家庙子河西，军情万分火急！阎营长立即带领有关人员到村外察看。据当地群众报告，北面兰底据点的日伪军也大批出动了。于是，阎营长飞快返回村中，和我作了分析之后决定：县委的同志立即分散隐蔽。敌人的骑兵队已经追上来了，在此紧急情况下，通讯员徐德正因我身体不好跑不动，立即把我送到灵神庙围墙里的一家农户的草园里隐蔽了起来。这时，独立营大部撤至村南与敌遭遇，在阎、徐二营长指挥下，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到中午战斗结束后，通讯员才把我接了出来，迅速赶到灵神庙村前独立营与日伪军激战的现场，分散隐蔽的后勤人员也都赶到了。在清理战场中查明，独立营有20余人牺牲、10余人受伤。为防日伪军的再次突袭，我们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用最快的速度护送受伤的同志到平南姜家村野战卫生所治疗；把牺牲了的战士用棺材装殓起来就地掩埋好；突围脱险后归队的战士集中到夏家庄休整待命。在这次战斗中，独立营的武器低劣，枪弹很少，加之初战缺乏战斗经验，所以灵神庙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战斗中阎营长和徐副营长都负了伤。连长向水海身中三枪，仍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向敌人抛去；曹排长在身负重伤不能走动的最后时刻，为了不被敌人俘虏，拉响了自己身上的手榴弹……

　　1943年1月29日，胶县县委在夏家庄召开了紧急会议，专门研究独立营受损失后的恢复、整顿问题，决定县委所有干部分头到各村动员在战斗中失散回家的战士归队，并动员党员和进步群众参军参战，要求在短期内把部队恢复起来。之后，我又派人将灵神庙战斗的情况和下步的打算，向南海地委作了汇报。南海地委得悉后，马上派军分区参谋长张怀忠来胶慰问并和县委的同志在一起过了春节。

　　春节刚过，在战斗中失散的同志陆续归队，并有许多进步青年参加到部队中来，一个月后，独立营又恢复起来了。

　　1943年3月，胶县独立营开往平南县。随南海独立团和平南县大队一起活动，参加一些战斗，在战斗中锻炼自己的实际能力。独立营又发展到150多人，经过近半年的战斗锻炼，独立营的实战能力确有较大的提高，在配合南海军分区部队进行讨伐姜黎川战斗中，做出了相当成绩，至1943年底，独立营发展到300多人。

　　四、讨伐姜黎川

　　姜黎川是胶县大店村人，国民党员，曾任《青岛日报》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回乡组织抗日游击队，得到共产党员韩育民、姜谔生等人的支持，于1938年3月，正式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游击队”。创建初期，中共胶东特委曾派柳运光等帮助部队建立政治体制。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姜黎川曾与我党建立了联合抗战的友好关系，成为胶东地区一支影响较大的抗日武装，其鼎盛时期曾有十个大队四五千人的队伍。同年8月，姜黎川的政治态度逆转，这支游击队被编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七旅”，姜黎川任旅长，开往胶南山区。在这个部队的共产党员韩育民、姜谔生等将我党在这个部队的力量撤出，建立了“八路军胶济一支队”。1942年，因沈鸿烈离开山东，姜黎川部受到排斥，而且内部日趋分裂。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胶东区党委派侯林翼、姜谔生等加强其统战工作，促使姜黎川北上抗日根据地，接受胶东区党委保荐的胶东特别旅的编制，并被推为胶东临时参议会参议长。给予补充了服装弹药，部队士气大振，重返胶北。但姜黎川竟背信弃义，至8月，他听说李仙洲将率领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由皖北入鲁，其政治态度急剧逆转，辞去了特别旅旅长职务，遣送了胶东区党委派驻姜部的政工人员，撤销了主张联共抗战的二团团长姜北海的职务，杀害了姜北海的胞弟、共产党员姜致和，在内部迫害、打击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3年接受了李仙洲授予的“苏鲁战区独立挺进第二纵队”的番号，同时还在其控制的地域内建立了反共武装谍报队，到处搜捕地方上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

　　1943年秋，南海军分区决定对姜黎川部进行武装讨伐，责成胶县县委对姜黎川部的驻防情况进行侦察，重点是兵力分布及其活动规律等。此时，胶县独立营尚在平南一带活动。县委就从地方上挑选了一部分可靠群众侦察姜部的军情。因为姜黎川的倒行逆施已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所以一听说我们要讨伐姜黎川，群众都很高兴，都乐意帮助我们。

　　当时，紧随姜黎川左右的部队有一个旅，这个旅仅有两个团，其中韩福德控制的一团为其精锐，因此姜的司令部随一团驻扎。侦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姜黎川这个家伙很狡猾，其部队的军事情况反复无常，一般在一个地方驻扎不到两天就开走了。后来由县委派人查明姜黎川在王益庄一带的布防情况，报送南海军分区讨姜指挥部。由南海军分区司令员卜才任指挥，刘仲华任政委，决定部队隐蔽胶平边区。此时，独立营也调回待命。8月11日夜，讨伐姜黎川的战斗打响了。经过激战，翌日拂晓，姜黎川率部仓皇逃往胶南山区。这次战斗虽没有消灭姜黎川部的有生力量，但其意义重大，胶北地区为我控制，县委和县独立营再不受姜黎川部队的威胁了，胶北抗日游击区同南海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五、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姜黎川部被逐出胶北，为我党在胶北抗日游击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11月，经南海专员公署批准，在胶北大杜戈庄正式成立了胶县抗日民主政府，由姜谔生任县长兼县大队长（县独立营改称县大队），驻地在赵家茔一带。

　　胶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办了10件大事： 以县长姜谔生的名义，发布了胶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布告； 建立健全政府机构，设秘书、民政、财粮、司法、教育、公安等6个科、局；设立了区级政权机构，任命区长； 建立区级地方武装，成立区中队； 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扩大县级武装力量，胶县独立营改称胶县县大队，加强游击区的军事斗争； 坚持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成立胶县临时参议会，实行民主建政； 发布减租减息布告，征收公粮，建立战时仓库，保证党、政、军、学的供给； 优待烈、军及从政人员的家属，实行社会救济； 恢复学校，选聘校长，对各小学学生进行抗日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游击区区村级政权建设，巩固发展游击区根据地。胶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和民主施政方针的实施，鼓舞了胶北抗日游击队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胶县县大队以顽强的战斗精神保卫着胶北游击区根据地。

　　六、姜谔生被捕牺牲

　　1944年春，日伪军加紧对胶北抗日游击区根据地的“扫荡”。2月，胶县县委在大赵家村召开县委会议，县长姜谔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始不久，在外了望敌情的便衣战士跑来报告说，从王珠和五里候子方面开来了大股日伪军。县委闻讯立即停止开会，并布置各委员迅速分散隐蔽。姜谔生带着警卫员从大赵家村向东南方向跑去。由于对敌情估计有误，和敌人跑了个正对面。因为时值残冬，天气尚冷，姜谔生还穿着大毡鞋，所以，在日军的大股骑兵围追下，姜谔生和他的警卫员不幸被捕，在押往即墨县城后不久惨遭日军杀害。

　　姜谔生被捕后，胶县县委、县政府立即采取多种办法进行营救。但由于他的县长身份很快被日军查明，营救终未奏效。

　　关于姜谔生烈士的党籍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诸多争论，实际如何我虽不很清楚，但有一点无可非议，就是在他任胶县县长期间，是中共正式党员，而且还是胶县县委委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姜谔生不是中共正式党员的话，上级主管部门是根本不可能委派他担任胶县党、政、军等部门要职的。所以我认为姜谔生在这段时间里的组织关系是不容怀疑的。至于他在之前的组织情况，我在1951年听烟台市委统战部部长滕民生说了这样一件事：1941年冬，姜谔生受胶东区党委的派遣，带领滕民生、宋民、李振东等到姜黎川部搞统战工作，在即墨境内遭到反动地方武装隋永谞部的扣押，在关押的地瓜井内达49天之多。为使滕民生等免遭杀害，经4人商讨设法逃跑。决定让姜谔生先跑，因为他是本地人，对家乡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容易得到群众的保护，待逃出后再设法营救其他3同志。但是，姜谔生逃出之后却又悄悄跑了回来。他说，隋永谞知道我跑了以后，非把你们3个杀了不可，所以我们要跑就一块跑，跑不了就死在一起。于是，在姜谔生的领导下，4人都逃出了隋永谞的魔掌。滕民生通过这件事绝口称赞姜谔生是个好同志。这件事，说明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的牺牲，是胶县党组织的一个重大损失。

　　姜谔生牺牲后，南海专员公署派韩育民返胶县继任县长，同时兼任胶县县大队的大队长。

　　七、抗日游击区根据地的形成与扩大

　　1942年8月以前，党在胶县的活动基本处于秘密工作状态，胶县独立营一建立，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胶县、平度边区建立游击区，以南海抗日根据地为依托，与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七旅姜黎川部联合抗日。1942年底，由于姜黎川投李（仙洲）反共，胶县独立营在灵身庙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胶北抗日游击区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不利局面。1943年8月，南海抗日军分区发起讨姜战斗，将姜黎川部赶出胶北。11月建立了胶县抗日民主政府，标志着胶北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在胶北军区南海军分区的支持下，胶县的地方武装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胶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

　　胶县地方是胶东和滨海两大战略区的结合部，也是胶东滨海两大军区部队对日伪军作战的前哨阵地。加强胶济铁路沿线军事斗争，开辟胶东与海滨的战略交通线成为胶县各级党组织的中心任务。1943年冬，南海军分区在胶平边区驻有一个营的兵力，主要是担负南北交通的护送任务，进一步开辟这条交通线，加强铁路沿线的军事斗争。11月，南海军分区根据胶东军区的指示，在胶北建立了胶济铁路武工队，由滕少锋、姜世良担任正、副队长，孙民夫任政委。这支武工队创建初期，仅有40人的队伍，十几支枪，但武工队员都是胶东抗日根据地有觉悟的区级干部和连、排级干部，战斗力很强。他们采用游击战术，打击胶高北部地区的日伪军，奇袭夺枪，武装自己，使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胶高地区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与胶州独立营并肩战斗，为巩固和发展胶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胶北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胶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44年春，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在胶县铁路以北地区建立了胶莱、联屯、北都、丰隆、沽河5个新区，配备了党政领导干部，并在原有两个区中队的基础上，建立了5个区中队，各有三、五十人不等，由分区委书记兼任区中队指导员，区长兼任区中队长，配合县大队保卫县、区政权，打击日伪地方势力。这些区中队多为本籍人，熟悉当地的地形和民情，也熟悉敌伪地方势力的情况，对于打击和瓦解敌伪军，保护人民群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进一步开辟从胶东到滨海、鲁中的战略交通线，以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1944年3月，县委根据南海军分区的决定，从县大队和铁路武工队及部分区中队中抽调部分干部、战士，成立了南海第一武工队。南海军分区任命王海亭为武工队长，于洪通为副队长，胶南工委书记王杰三兼任政委。这支不到百人的武工队，由王海亭、王杰三带领挺进到胶县南部地区。经过艰苦努力，创建了以九龙山一带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抗击着胶城及胶城以南的日伪7000余人。他们在据点林立的胶县南部山区，宣传发动群众，建立了数十个基点村，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法，改造伪政权和瓦解伪军。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日伪称为治安模范区的南部山区，不断的扩大抗日游击区。在开辟地方工作，改造日伪乡村政权，瓦解和打击日伪军及配合主力作战，完成交通护送任务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1945年1月，在省军区政治部召开的武工队长会议上，被评为全省5个模范武工队之一，受到通令嘉奖。

　　1944年，党领导的胶县人民抗日武装，在铁路南、北两块抗日游击区，不断粉碎日伪的多次“扫荡”。在铁路以北的抗日游击区，县委及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对日伪军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实行经济封锁，迁移日伪据点所在地的集市，以断绝敌人的生活供应。南海军分区部队，胶县县大队、铁路武工队、各区中队配合作战。保卫集市，保卫麦收，打击抢粮的日伪军，胶县北部的伪军据点处于十分孤立的处境。在铁路以南的抗日游击区，南海第一武工队发展到3个连队、300余人，不断与日伪军作战，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不断取得胜利。 武装斗争的发展，使胶县南北两块抗日根据地不断的巩固和扩大，胶县党、政、军、民为迎接战略反攻，打败日本侵略军，做出了很大贡献。1944年12月，我奉命去胶东区。1945年春，胶县独立营、铁路武工队在南海军分区的支援下，在麦丘战斗中，一次消灭日军11人，伪军40人。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19日，我滨海军区部队攻下胶城。不久，根据上级指示，胶县南部地区划归滨海区，设立胶县，胶县北部和高密县北部合并建立了胶高县。原胶县的党政机构与高密工委合并，建立了胶高县县委、县政府，我仍任胶高县县委书记，韩育民仍任胶高县县长。党政机构更加充实加强，胶高县大队、铁路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1946年1月，这两支队伍合并，升编为胶高支队，我兼任支队政委。到9月，正当国民党撕毁和平协定、挑起内战之际，解放战争开始，我因身体状况不佳，组织上调我到胶东区党委工作， 从此离开了战斗4年的胶高地区。

　　（原件存中共胶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大泽烽火十二春

　　乔天华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乔天华（1902—1989）原名乔永祥。山东省平度县（今平度市）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到青岛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7月任中共潍县县委书记。1934年秋被捕。1937年8月出狱。1938年初，组建平度抗日武装。同年2月，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锄奸委员兼八大队政委。10月，组建平度抗日救国会，任会长。1939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警卫二营营长。5月调任胶、即、平工委军事部长。1941年后，历任南海大队大队长、南海独立团团长、平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农林厅办公室主任、特产处处长等职。1989年病逝。

　　青岛匆匆

　　1931年10月，我在烟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夏，烟台市委书记孙殿宾到省委开会，路过青岛被捕自首，省委指令我代理市委书记。孙殿宾虽自首未全破坏组织，只供出早已被秘密开除出党的姜贯一(益文学校的庶务)。到10月，福山国民党县党部迫姜贯一自首，姜将我供出，与校训育主任到校图书馆去找我，要我自首，我乃借口有要事须办，办完马上回来，回来我们再商量。我即通知凡姜认识的同志马上逃离烟台。我即逃到青岛，这时青岛的党组织也刚被破坏，幸而靠着我一位学生(党员)介绍，得与刚从上海派来的党组织负责人老王见面。老王留我在青岛工作，我问老王如何恢复青岛的工作。他说他来青岛即遇到青岛党组织被破坏，至今他的生活问题尚未解决，要我先给他解决好生活问题。我也是在流亡中，真为难，无奈我只好写信给烟台的王相仁，寄了30元交给老王，使老王吃上饭，解决了生活问题。老王方召开了一个成立青岛市委的会，只有我们3人。老王自云是市委书记兼组织委员，我任青年委员兼左联党代表，俞启威(黄敬)任宣传委员，我们即开始了恢复青岛市的工作。1932年2月左右，李大章从济南反省院出来，我与老王开了一个小会欢迎他。李谈了反省院中的概况，老王说了几句鼓励他的话，会即结束。王即送李走了几步，并分配了他的工作。具体分配他干什么，因为保密，我不了解。我出狱后找老王，写信给李，问老王何在？李回信说他也不了解，并说当时王分配他任市委书记。过了三四个月，李即离青分配到天津去了。当年我们的那个市委是什么性质的，老王究竟是谁，何处去了，至今也不得了解。

　　我们那时候工作很热情、积极，不到半年工夫，搞得满城风雨。每到节日，传单、标语，全市普遍出现。各项工作开展得很好。我工作干得正得劲时，一天在街上走过一汽车站时，忽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一看，是已自首的孙殿宾。我以为他要逮捕我。他首先开口问我有工夫没有，他想跟我谈淡。我说我正急着去办点要事，改日谈如何?他说好。我说星期天上午在第三公园，但只限你一人，有第二人和你一起，我便不会你了，如何?他应道好。我即于晚上和老王接头时谈了这事，请示如何办。王说：“你机警些，到时与他会谈，看他说啥。如不和他谈，必惹得他恼羞成怒，招致组织受损失。”届时我即与孙在第三公园会谈。他很难受，表示他自首是不得已，希望红军过来后，要我给他作证明。我说：“只要你不破坏组织，不捉共产党，红军过来我一定给你作证明，但最有力的证明还是靠你自己的行为。”

　　与孙会谈的情况向老王汇报。老王决定我离开青岛，到潍县任中心县委书记。说潍县一带的党组织也全被敌人破坏了，到那里初步要做好恢复工作，暂名曰工作委员会。详情老王也不了解。

　　潍县被捕

　　我到了潍县，社会职业是广文学校的美术教员兼校图书馆主任。我初到潍县，对原有的情况毫不了解，旧组织没法恢复。其实那时学校及各地尚有不少我们的同志(这是以后了解的情况)，但人人恐怖，没人敢承认是共产党员。无奈，我只好从学生中找到朱文叔、于贞渝(过去在烟台入党)及罗训书(过去在青岛入党)，督促他们积极工作。工作尚较顺利。约在两月后即新发展了吴善昌、李嘉玉等四五名党员。我们即正式成立了潍县县委，我任书记，吴善昌任组织委员，朱文叔任青年兼宣传委员，于贞瑜任妇女委员(于有肺病，精神有点萎靡，工作不很积极)。到1934年我被捕前，共发展党员十几人(多已忘记名字)，有昌邑两位，过了不久为生活所迫，都到蓬莱去了；有青州一位，以后不知何往。此外于1934年二三月，我的老乡窦宇由老王介绍，要我分配他工作，他在博兴教学，我即分配他任博兴县委书记。由朱文叔介绍了一位潍北固堤一带姓李的青年农民每集期与我接头，对他进行教育，丁明也是教育对象之一，此外尚有一些教育对象已记不清了。

　　除了组织的发展工作外，我拟将广文图书馆建设成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书库。那时青岛荒岛书店就是专为我们采购进步书刊的机构，中文进步书刊基本已建设齐备，只尚缺马列的原著，定购单已写好，刚要寄款去定购，不幸我被捕，致图书馆的建设功亏一篑，真是可惜!为了启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我曾在青岛《晨报》副刊上出了一种10日1期的《春笋》。至于我们那时候尽做些什么工作，现已记不很清了，只记得我那时忙得很，真有点废寝忘食了，夜十二点才睡，早四时即起。校门一开，我即跑到野外去，在隐蔽的场合开接头会，上级有了指示即进行传达，有了任务进行布置，有了文件安排学习。每到革命节日，研究印发宣言，写贴标语。工作虽忙，但大家的工作很热情、很积极。

　　1934年七八月间，博兴窦宇来汇报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他拉伕式地发展了30多个党员，并竟与博兴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窦某(因同姓，即认为本家)交朋友。我一听感到十分危险，那时国民党十分反动，对我党组织被坏十分频繁。我当即对窦指出，你这种拉伕式的发展方式，良莠混杂，又与敌首交朋友，怎能保证安全呢，我估计你不久即会被捕的，回去务须提高警惕。

　　1933年，我到广文不久，即有同事孙坚不时找我闲谈。谈话间我看出他思想进步，可能是党员，但我未曾问过他，我也丝毫不暴露我的组织情况，只请他帮我写文章在《春笋》上刊登。1934年夏，他对我说他要离开广文到别处去教书，为了秘密关系，我没有问他到何处去，只托他在走前介绍一位能写文章的人给我，以供《春笋》出刊。他即介绍了王博昌给我，并详细介绍了王的情况。王的社会职业是全国七大报的特派记者，党内是省委渤海巡视员。我当即对王交待，不管今后发生了什么问题，绝不准牵涉到组织问题。王同意了。我始终也未暴露我的组织情况。孙走后，我到王处回访了一次，他领我到潍县城阅报室去看报，并趁机对我说：“小曹来潍县了。”我问：“小曹是干什么的?”王说：“小曹名叫曹福广，是我的交通员，省委被破坏，他已自首叛变了，现是捕共队员。”我说：“不好，你应马上离开潍县。”王应：“是。”不几天王又领着王省九到我处相见，并介绍了王省九简单情况，说他们都是博兴暴动的要人。王省九是军事负责人，遭通缉跑去上海，在上海被捕，送苏州反省院。出院后到北平，由北平找到王博昌的下落，故来潍县，介绍给做青年工作。我感到王省九是经过考验的同志，可以让他做青年工作，使朱文叔专搞宣传工作。这时已到10月。

　　一天，崔洪泽校长到我家找我，说博兴共产党被捕，有一个姓窦的供认他受潍县广文一位姓肖的领导，他通信都是广文图书馆转。崔问：“姓肖的是你吧?你在图书馆负责。”我说：“这是哪里的事，我姓乔，从来没姓过肖。他的信虽由图书馆转，可是全校的信有几封是不由图书馆转的呢?何况我任何党派也未参加过。你看我还有什么活动吗?”崔说：“没见你有什么活动。”“我就没什么活动嘛，那姓肖的可能真有此人，但决不是我。”崔说：“不是你，你就安心教书吧，不要紧，我与县党部书记石道源是朋友，说说就行了， 放心吧。”我说：“当然安心教书。”其实姓肖的就是我，我嘴说放心，可真不放心的。不过我有个特点，即使天塌下来，我也是脸上不会惊慌失色的。

　　不久是双十节，我趁节日急赴青岛，找到组织负责人汇报这些情况。老王一听，说：“不好，很危险，你须马上离开潍县。回去将工作交待别的同志暂且代理，即速回来，将你的家眷租房子在青岛住下，派你去上海工作。万一不幸被捕，要沉着地应付敌人的审讯，要严守党的机密，敌人如何逼问，尽以不知道应之，如敌人注意当地组织情况要编假情况将敌人注意力引开。任敌人如何用刑，说的情况不再变更，更不要敌人一用刑即供出点情况来，敌人是贪得无厌的，你越供他越逼问，没有知足的时候。任怎样供都行，既要使敌人半信半疑，又须严守组织的真实情况不泄漏，不连累其他同志。在狱中要与敌人作合法的斗争，设法改善难友们的生活。反省院是敌人消灭共产党的特设机关，不是自由天地，在那里比在监狱更需提高警惕，要严守党的机密，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情况。至于依手续签字出院，为了工作是可以的。”

　　我回潍县后，本拟马上就离去，可我召集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老王的指示后，即令各组汇报最近的工作情况。一汇报，各组在最近都找到了过去的组织线索，有工厂的，铁路的，学校的。大家的共同意见要我在潍县再住些日子，将找到的旧关系整顿一下再走。我也同意了。我来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恢复原有的旧关系，以便开展工作，今既找到了旧关系，不见见面，不加以整顿即离去，认为不太合适，决定暂且住下，于晚上写了份报告，派朱文叔到青岛送给老王，令他早5时上车，因当时老王派一同志到青岛站接我，规定了暗号，过时难以接上关系。

　　不幸我于当夜12时即被敌包围捕去，当时我误认为是校长出卖。把我绑到潍县县党部即进行残酷刑讯。由石道源主审，崔校长和伪县长厉文礼陪审。具体刑讯的是叛徒曹福广。逼问我是否共产党员，党的组织情况。我坚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曹说：你不承认，但有很多指证你是共产党员的。我叫他们来对质。曹即喝出姓王的来证明，出来的是王博昌，王吓得抖擞着打战颤，说：“你是否共产党员我不知道，咱俩是朋友，我劝你有什么都说了吧。”我喝了王一声：“你真是个混蛋，要我一个教学的说什么?”曹继续用刑逼问：“你不承认，还有一个姓王的证明。”即叫出来一个姓王的。一看是王省九，这个人很有经验，他一看是我，不等曹问，先自声明我不认得他。曹只得再用刑逼问说还有一位姓朱的能证明我。这一说，我心里有点慌，误认为是朱文叔被捕了。我需马上编造假情况来做赖理，在曹用刑间，我已编成了。准备把自己编造为在青岛时在民报馆门外的报栏上看宋庆龄、蔡元培的反帝大同盟宣言时，我长吁短叹，旁边一位南方人问我为什么叹吁，我说愁救国没办法。那个人即自我介绍说他是江苏人，现住山大，是宋、蔡派他来青岛负责反帝同盟分会的。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反帝同盟。我答应了。即吸收我入了盟，并要我进行宣传，吸收新会员。因我虽大力宣传，但听者无兴趣，未有成绩，因此没脸去信便失掉了联系。曹听了半信半疑。表面上可将我骂了一顿，说：“妈的，你欺骗老子。”即将手枪推上火，指着我的脑袋威胁说：“我毙了你!”又令朱出来作证。

　　原来朱是一个老法警，年约50余岁，吓得一味地哭泣，什么也不会说。姓朱的既不是朱文叔，我编的假情况也就只生麻烦，不会起任何作用。但我也不便否认这种假情况。审讯时，朱法警虽未说什么，可是由于他姓朱，引起当时记录员(白净子，细高条，年约二十几岁，也有点象叛徒之类的人)怀疑。他提起朱文叔与王振伦来，说他俩经常一起，颇有嫌疑，问我是否认识他俩。我说认识朱文叔，不认识谁是王振伦。这时叛徒曹福广可又来了精神，问我如何认识朱文叔。我说：“他是我的学生，我怎会不认识他呢?”又问：“他与王振伦常在一起，你为什么不认识王振伦?”我说：“我未见过王振伦，怎么认识他呢?”又问：“朱文叔是不是共产党?”我答：“不知道。”就又用刑逼问，且逼问起来不住下。这时已是下午5时左右了，刑讯已超过十六七小时，负责审讯的石、厉、崔等又饥又困，确已忍受不了了。3人本是牌位，始终无人说话，最后只有厉文礼发言了：“对一位教育界人，不知道就不知道吧，别尽管逼问了。”这才结束了对我的刑讯。

　　济南狱中

　　被捕不久，我被押到济南韩复榘的军法处。自此，高等法院、伪省党部捕共队多次对我进行审讯，我的供词重点就是我编造的反帝同盟。逼问我是共产党员等，我答以不是，不知道。这样敌人虽怀疑我可能是共产党员，但毫无人证物证，使敌人没法判断实情。故伪省党部书记张苇村做审讯总结时下了3种结论：一、看样你也不像是共产党，问你什么尽不知道。二、你就是个共产党员，也很幼稚，说的尽不合理(指我编造的反帝同盟)。三、不然你老奸巨滑，我们没办法，你在法律上无罪，但可不能放你。于是，把我重送回高等法院，判了5年徒刑，下了大狱。

　　在狱中，我不断领导难友们与敌人作合法的斗争，得到若干胜利，改善了同志们的生活。即在反省院中，我也发动两次斗争，要求挖防空洞发工资，反对敌人扣发洗衣费。这种情况了解的人不很多，潍县于传家知道情况，反对反省院扣发洗衣费的斗争就是由他带头哄起的，全得到胜利，使大家改善了生活。只因在斗争中，有刘某违犯斗争纪律， 擅自吃饭，影响斗争胜利，且有的在绝食中途擅自吃东西，致牺牲了3个同志。因刘某是我的助手，他带头违犯纪律，他又是领导者之一，我脾性又有点暴烈，对他批责过甚。出狱后，他向组织谗谤我在狱中不革命了。影响组织对我的信任，屡受冤枉打击直至1979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政策宣布之后，方蒙组织给我平了反，可惜我已年老，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回忆起来使我十分痛心!但党终究给我平了反，使我得以重新为人，党的这种恩情我是永记不忘的。

　　组织抗日小组

　　我一出狱，首先在我本村平度县乔家秘密开展了工作，将愿意革命的青年，尽以5人为一小组，名曰抗日小组，普遍组织起来，定期开会进行阶级和爱国主义教育。在这里打下基础，我即到昌潍一带找到朱文叔、庞廷熙等，在昌邑饮马邮局秘密开会，研究发动群众与组织党的抗日武装。讨论研究有了眉目，即派朱文叔到潍县联系厉文礼。厉文礼同意我们组织抗日队伍，但是不准我们发展枪。派邓仁居去高密联系蔡晋康，蔡也同意我们组织抗日队伍，但须他派政工人员来领导。我当即指明，我所成立的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决不让任何其他党派来做领导，我们组织的抗日武装必须发展枪，没有武器，部队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也是不会存在的。布置好了，我即回到平度，以我村为中心，向东在山东各村发动了刘文卿、刘炳章、臧宝堂等几位小学教员，即通过起义农民(所谓土匪)张永智、李俊卿等为骨干扩大发展。向东以罗竹风为骨干，在一些知识青年及开明人士中进行发展工作。向北以正涧村的杨文秀、崔建勋为骨干开展工作。以后正涧村成了我整训部队的基地。因此村形势好，便于警戒。向西我远去掖西沙河镇，以开药房的张华政为关系，以王侯山、王寅东、侯景清等为骨干，发展抗日组织，工作进展得很快。

　　不久，日寇即侵占了各县，致与昌潍的同志们失掉联系。

　　我们趁国民党慌乱之际，将各抗日小组集合了200余人，借到3支枪，其余的人即持大刀、矛枪、棍棒为武器，于春节夜五更，即开向原国民党一区队部去起枪。因初次没经验，百余支枪只起到十多支，但这十几支枪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勇气。于是，我又带着这个十几支枪的队伍于夜间去夺取城南李戈庄的枪。这个村约三四百户，家家有枪，出名的土匪村。国民党平、高、胶、即4县的部队联合去剿过几次也未攻破。这次我仅带了这十几支枪即于夜间攻进去了，战斗了大半夜，仅攻克了10余户就夺得20余支，手提冲锋式两挺，子弹数千发。趁拂晓前迅速撤回乔家，以后转到正涧。有了这点武装即可恃为势力，下条子跟有枪户要枪。不几天武装起300余人来。

　　成立三支队

　　当我正在正涧整训部队时，顽军张金铭曾连下8次委任状委我为支队长，尽被我辞了。我不接收他的委任，他必设法解决我们。所以我断定不便在平度久住，便派王侯山与掖县郑耀南(掖县县委书记)联系，约定联合攻取掖城。郑因无作战经验，不敢攻城。我二次派王侯山去联系，让我的部队打前锋，掖县部队在后面配合，郑同意了。就决定联合攻取掖城。我们的部队派了张永智等30余人，依我指示的办法，通过掖城内线关系，把掖城攻克了。我们于是正式成立了三支队。

　　平度的部队被编为八大队。我任三支队锄奸委员兼八大队政委。八大队英勇善战，闻名一时。八大队既成了作战的正式部队，我又在掖县杨家坡子成立了第二支部队。可是趁我外出工作之机，被支队长解散了。我得信前去责问支队长，为什么要解散部队?郑说国民党方面不同意，不解散，有碍统战。我认为与国民党统战必须有自己的部队，否则我们便无资格来讲统战。三支队共10个队，只有3个大队是共产党的，且这3个大队除八大队外尽已被国民党以整训部队为由全瓦解过去了。他这种做法是自灭，并不是统战。但郑老强调统战，无奈我只好与政治部主任张加洛、统战部长王仁斋商量，秘密在海南寺再成立第三个部队，这就是小七支队。但这样就不得公开筹给养，只张、王2人向部队收集些剩饭给这个部队吃，这简直不济事。幸有黄县不少爱国人士同情抗日，不时寄款支援，我便买火烧给战士吃。但仍供给不足，有时三两天不得吃的，战士们很苦。我只得天天去上政治课，拿我在狱中绝食一连8天不吃东西为例鼓励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挨点饿算什么。幸亏以后马部东上，我即将海南寺的部队托马部代为管理，随七支队筹备给养，方解除了困难。

　　与张金铬谈判

　　不久，高锦纯司令命令我与刘文卿带小七支队深入张金铭占领区，搞武装宣传。我提出，正在掖平战争之后，我与刘均被张金铭悬赏通缉，小七支队又未武装起来，万一遇敌如何作战?高有点发怒地说：“你须听从命令，你的任务不是去打仗，是要你借着宣传活动以试探张金铭能否与我合作!”我说：“命令我一定执行，但既名为武装，总得有几支枪啊。”高即批了一个条子给军需处，见条发给乔天华没有大栓的破枪10支，旧而窄的小大刀10把。我说：“这简直是开玩笑!我领回这样的破烂武器，万一部队在敌占区遭敌围攻，你让我怎样应付?”高说：“这有什么!如被敌人包围，敌人要枪即给他枪，要人即给他人。只要你能将任务完成即行，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准任何人知道。”

　　我和刘文卿带队出发了。到河崖村时已有李奎生带着宣传队等着，配合进行宣传，我们共约300人。

　　进入平度县，在掖平边区及我村附近受到热烈欢迎。再往南往东，深入敌区，群众不敢表示欢迎了。在第三天夜里，队伍开到龙虎山前村，群众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而且有人到徐里十八旅一团一营据点报信，不多时，我们被包围了。我们总共只有3支好枪，我和副队长各一支匣枪，通讯员一支钢枪，其余同志或持破枪或徒手。敌人包围后向空中鸣枪，通讯员要反击，被我喝住，这样作战必吃大亏。我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意见可以谈判。”敌人将我们全俘虏了，将枪全下了去。顽军一团长李德元是我副队长的同学，其一营长王洪章与我父亲是朋友，走过来对我俩说：“我们缺人，你们的人全留下，枪虽破烂了，也不嫌，我们有兵工厂，可以修理，咱们是乡里乡亲，非亲即友，张司令通缉您俩，让司令知道了，性命难保，放您俩回去吧。”我说：“我们不回去，革命是不怕死的，我们要去找你们张司令讲理。我们来作抗日宣传，并未找你们作战，你们解决我们抗日部队是无理的。如你们张司令不讲理把我们杀了，我们为革命牺牲，你们要留骂名于万世的。”李、王说：“我们是好意，如您去遭不幸可别埋怨我们。”他们借了两辆自行车给我俩。

　　我们奔向平度城，由刘文卿联系住在文兴书店。不多时，李、王二人也骑马追进城来，也住在文兴书店。我对李说：“请报告你司令，我们找他讲理。”李应允，即去了。不多时，李回来说：“晚上只让你一人到司令部见张司令”。晚上我单独见了张金铭，通过谈判，他同意和我军搞统战，并将人、枪如数发还了。我们胜利完成了任务。事后得知，白天张召集会议研究对我俩的处理，大多数同意将我俩杀掉，只有孙殿宾和王省九不同意。由于孙任一纵队司令，王任参谋主任，两人权力最大，故我俩未被杀害。

　　抗日救国会

　　回来后，接到高锦纯命令，要我去五支队司令部任参谋，令我带骑兵连袭扰平度城日寇，一连扰敌10余次。任务完成后，前方司令部由掖县夏邱堡迁到平度高望山。

　　一天，高司令和宋澄政委传我去，开一个组织抗救会的会。会刚开完，忽报平度城日寇攻来了。这次战斗未及防备，损失很大，死伤百余人。这次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相信群众，这一带群众是拥护共产党的。可高司令仍严格保密，无人知道司令部设在那里。其实，敌人一出城，乔家即知道情况，便火速到高望山送情报。我在司令部开会，送情报的人找不到我，也找不到司令部，等找到时，敌人已攻到跟前，枪炮齐鸣了。

　　战后，司令部退回夏邱堡，又退回掖城。我即到平度黄戈庄村组织抗日救国会。高司令并派了乔明志给我，不几天时间，发展了三四百人，成立了特务队，由乔明志带领；青年学生组成了宣传队，其余人员编为作战部队。

　　一天，乔明志对我说，城里汉奸参谋长带七八人来到店子据点，是否可以将他们捉出来?我说：你带人将他们捉出，但不准乱抢东西，乱杀人。乔遵命前去，第二天拂晓前将8个汉奸捉了出来，经我审讯后，命乔将参谋长等较重要的俘虏押送司令部，其他的经教育释放了。

　　就在这天，城里汉奸张步云部约千人北犯。我得消息即带60余人赶到窝洛子村。敌人向东进犯乔家，我们转到乔家北山，向在乔家北崖集合之敌突然开火，将敌人打下崖去。敌人将我家点上火即向崮山后逃窜，时已天黑。第二天拂晓前，我带队伍追到崮山后，将西南西北山头占领，将敌包围，这时我村及附近各村的群众也扛着鸟枪参加了战斗。敌人炮火十分猛烈，在山上枪弹好防，炮弹难防，我恐过大伤亡，仅留10余人，其余人退到便于掩护的地方，等敌人炮弹打光后，我才命令退避的部队速回原地。

　　下午2时左右，乔明志从掖县返回也参加了战斗，并说二十一旅也要来参战。同时，刘文卿带小七支队于东北方包上了黄山，十八旅李德元部于东南包上了洪山(统战时期)，敌人陷入四面包围。郑耀南率二十一旅于天快黑时也赶来了， 准备于第二天发起攻击。但由于守南山的乔明志部麻痹大意，被敌人趁夜深时偷着逃跑了。

　　抗救会发展很快，不久发展到50余人，而且不少地方群众自发成立抗救会，踊跃参加抗日运动，真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拿枪，形势发展很好。

　　1939年2月，抗救会和十四团奉命讨逆。抗救会设埋伏于旧店西部山区，将杀死鲁东行署主任的厉文礼部之胡团打得狼狈逃窜，这一仗，缴获枪300余支，款约几十万之多。

　　之后，抗救会和小七支队合编为警卫二营。

　　组织莱平大队

　　我离开二营，到平莱边区的涧里、孙家去组建莱平大队。不到1月，队伍扩展到300来人。莱平大队在这时间还打退过马场据点敌人的一次进攻。

　　莱平大队在小官亭驻防，得到驻大官亭曹克明部情报，说日寇30辆汽车满载兵力前来“扫荡”。我们做好战斗准备，但日寇却将曹部姚士武营包围了。为了扩大统一战线，争取姚营，我们前去给他解了围。没想到我们把鬼子打退，姚营竟向我们打着枪跑了。这次战斗打死日寇十余人，但没得到枪，气的战士们割下一个鬼子头来挂在小官亭北门外的柳树上。

　　第二天，曹团又开回大官亭，集合队伍对其士兵训话，指着鬼子头说，你们看，人家八路仅200来人即将鬼子打跑，我们千余人竟叫鬼子吓跑了。鬼子如再来，我们能勇敢起来打鬼子嘛?战士们没精打彩地应道：能。

　　3天后，青岛之敌前来报复，曹部商量我打不打，我说：“敌报复扫荡，其锐气难当，我们不想打了。”于是曹部随同我们转移到乔家一带驻防。

　　警卫南海地委

　　住了几天，曹部向西开去。这时，胶东区党委成立南海地委工作委员会，刘宿贤任书记，我任军事部长，袁超、韩育民任民运和职工部长，以三泊侯家庄一带为基地进行活动，我带部队担任警戒。

　　约六七月份，战士大多得了痢疾，我也犯了脚气病，工委即撤回乔家休养。住了一个月，高司令指示要我们迅速抢占沙河。战士们顾不得身体尚未康复，在我简单动员后，跑步出发了，从午饭后到天未黑，跑了60余里，赶到沙河东门，将围墙守敌击退，搭上梯子、长绳，爬上围墙。高部急从西门仓皇逃走，满街撇下行李物资，尽为我所得。

　　驻灰埠的十八旅陈泽渥营也去抢占沙河，但落后一步。陈营派人要我们让出沙河。我们不让，他即将营部及两个连驻郑村，离沙河很近，等于沙河南门。他不敢和我们作战，却扣留我们工作人员，使我们工作极为不便。他有二个连驻沙河东北方之徐家，将情况了解好，我即令郭孟泽带一个连于夜间把这个连全捉了来。陈派人来要他们的人，我说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保证不再扣留我们的人员，我们即将全连放回，且枪支弹药也如数归还，如仍扣留我们的人，必将你们全营捉来。后来陈营再未扣留我方人员，反以茶饭相待。

　　沙河之战

　　约10月份，前方部队在乔村(沙河北10多里)，叫我去开会，说敌人可能要“扫荡”，掖西这里需要作好防御，即以莱平大队、南掖县大队、十四团徐营组成联合防御部队，任我为指挥，如顽军进攻要守两三天，日寇进犯，起码守半天，以掩护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转移。

　　第二天拂晓，日寇约2000人进攻沙河，徐营及南掖县大队闻警撤走，我只好指挥莱平大队坚决抵抗，向敌人开了火。敌人据坐探报告得知我部是土八路、小游击队，基本就无存心戒备，如入无人之境，放心向沙河开进，我方一个排埋伏于前沿战壕内，当敌之尖兵排接近时，突然开火，敌人尖兵排30余人被全歼。敌人用炮猛烈轰击，打得烟雾遮天，我方战士则隐蔽于战壕内瞄准敌人射击。时近中午，我派通讯员通知部队撤退，可通讯员好打枪，到了前面却参加了战斗，前队未撤下来，太阳已平西了，我又派人下令撤退，并派特务队掩护。又派出少先队(每人一支小马枪)护送南海各部的工作人员向掖县西北方向转移。我即带部队抢占了大路东面的一个土埠子。这时我们子弹不多了，只剩下一部分手榴弹，准备与敌人拚了。但敌人未敢进沙河，绕圈子转上大路，径向掖县城开去，我们在土埠子上，敌我双方再未交战。后来知道敌人本拟“扫荡”胶东，但因子弹打光，也就无办法“扫荡”，而由龙口、蓬莱等海口开回日本、南朝鲜去了。敌人去后，我们转到掖县东乡石岘一带，找到司令部汇报了沙河之战情况，此战日寇伤亡百余人，我方伤亡37人。高司令为了鼓励我们，拨了1万元钱，要我们迅速做好部队的恢复工作，开回平度去活动。

　　特务二营夜战柳行

　　我部开回平度，在乔家、正涧一带休整了几天，即开到平西龙王头、许家一带活动，在那里发展了百余人，几十条枪。因为枪毙了刘景川部5个抢劫群众财物的匪兵，与刘部发生磨擦，我们转到了上下洄、杨家一带活动，这时与李肇岐、刘文卿的部队会合。在双十节那天，我们演戏庆贺，借以宣传抗战，忽被李德元团包围。李请我们到上洄去谈，我与刘去了，李当面下了逐客令，限刘文卿带队马上离开平度地，我队可暂时在此活动。回来与李肇岐商量了一下，李提议马上转移，我说莫慌，继续演戏，等晚饭后再转移，现在要布好警戒，敌来即坚决打击。

　　日落后，我们顺着通所里头南山的大涧转移，使敌人在各山口设下的伏兵落空。在所里头住了一日，又绕过顽军沈官忱驻地高家，转到南掖郭家店一带活动。年底在阮令王家，莱平大队改编为特务二营，于春节夜间奉命打尧山后顽军蔡部获胜，缴获枪百余支。接着又奉命配合攻打黑豆坡、观里等顽军，顽军大败，徐叔明部南逃，我奉命带一、二、三营追击，直打到莱阳旌旗山。战斗结束后，又开回阮令王家一带，一营警卫司令部，三营转往东海，我带二营在葛城一带活动。

　　不久，顽军赵保原、秦毓堂等联军数万人，对我张戈庄、周官庄、古台口一带进行“扫荡”。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向招、黄一带转移，王司令命我守崮山牵扯顽军南路。我即抢占崮山，急修防御工事，留一个排于原驻村韩家伏击来犯之敌，敌至，伏兵猛烈开火，将敌人打了一个蒙头，伤亡10余人，营级军官1名。这个排急速撤上崮山，我占崮山后，牵住顽军2个团2000余人。我通知附近我八路军的其他队伍派代表上山，研究如何对敌，决定于夜12时，各部队分工袭击各村驻敌，我与刘文卿部共同袭击柳行的李顽敢死队。届时，10余村同时开火，枪炮齐鸣，大刀片飞舞，敢死队伤亡数十人，其余溃散，带队的曾团副仅带数人逃回平度祝沟去。山北黄顽闻讯吓得向东南逃回莱阳去了。

　　曾团副逃回，李德元大为不满，责曾“也真熊”，曾笑着说：“是，我也真熊，还是请李团长去才行。”住了两天，散兵回去，李将部队略加整顿，于一天夜间兵分两路向掖南崮山开去，至半路两路相遇，各误以为遭遇了八路，便开了火，死伤数十人。各自惊慌地逃回祝沟去，曾团副见了李团长，开玩笑说：“还是李团长行，可我虽熊还到了崮山根，你不熊怎的隔着崮山20里就跑回来了?”羞得李面红耳赤，无话可说。

　　顽军的“扫荡”约半月结束，我主力部队及领导机关自黄、招一带转了回来。王司令传我去司令部开会，问我：“此间转移到哪里去来?”我说：“守崮山来。”王问：“你老是在崮山，也未转移？”我说：“是，不但未动，南北两路敌人全吓跑了。”王说：“你们真好样的。”会上总结了反“扫荡”情况。

　　痛击沈官忱

　　约四五月间，司令部又传我去开会，研究打北寺口据点。先令特务一营进攻，不利，又改令二营，经2小时激烈战斗，敌人伤亡50余，余敌突围逃往大泽山，我方无一伤亡。晚上，司令部设宴召开祝捷大会。

　　战后，王彬司令为壮大二营，将莱阳县大队拨了来，编为二营六连，这时二营有800余人，并派穆世祺任教导员，还有林乔支书，鞠廷杨副营长，加强了党的领导。

　　二营驻北寺口时，当地群众对八路军、国民党双方负担供应抗不了，我写了一个命令，交他们送给了驻大泽山前高家的顽军沈官忱部，不得来山后要供应。他不听，强过山来数次，都被我们打了回去。我又带队伍进驻山前南、北台一带，又通知沈顽不准其过河北，他还是要过，又被打退了几次，便全团来犯了。我将队伍埋伏于北台前各个山头后面，等敌人开到山顶之前时，伏兵齐起，猛烈开火，打了一个冷不防，敌当即死亡100余人，哭叫着拖尸背伤狼狈退了回去，从此再不敢过河北犯了。我部即于夜间直袭其巢穴高家，敌闻警逃到西南梧桐涧去了，我们只得了些日用品和一只“狠虎鸟”。顽军曾借这只“狠虎鸟”对高家一带群众施行残酷剥削，逼着群众捉青蛙喂鸟，交不上青蛙就罚款，交不上款就扣押人，有的人竞被逼死。所以鲁迅剧团即排演了《狠虎鸟》这个话报剧。

　　又住了10来天，我请北隋盛德君当向导，去八甲解决沈顽。日暮盛到，夜12时出发，约2点路过上甲，忽遇村头岗问口令。我尖兵哼了一声，扑了上来，敌哨兵逃进村子，我命五连随尖兵冲进村，又命令七连将村子包围。不多时，战斗结束，将敌50余人全部捕俘，其司令孙海峰于一倒扣的大瓷缸内捉得。第二天鲁迅剧团编演了话报剧《瓮中捉鳖》。我们开到五甲住下，进行审讯，了解到这个系蒋介石刚派来的曾在日本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少将司令孙海峰，来胶东占据二、五、八甲有利地势，成立“抗八联军司令部”，指挥赵保原、秦毓堂、王尚志等所有的顽军进行剿共。他没想到刚到这里即遭歼灭。

　　教训陈泽渥

　　下午，我部返回北寺口，刚到上甲村北，忽前面和左右三面，枪声大作，原来是顽军陈泽渥营打我们的埋伏。我与徐子明参谋主任商量将孙海峰枪毙了，组织反击。命令五连打前山上的敌人，七连打东山的敌人，西面大沟内葡萄架下的敌人，六连长要求去打。六连长带领战士不顾崖头高险(约丈余)，全连跳下去，将西沟伏敌直赶至高望山，打死敌10余名，缴获枪10余支，胜利而归，北、东山之敌也被击退，战斗结束，我方无伤亡。

　　八甲沈顽闻讯，吓得逃往张金铭的驻地去了，大泽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此后无仗可打，部队便开始整训，训练得不但善于作战，群众纪律也好，真正做到不擅自取用群众一针一线。例如岗位在杏树底下，杏子落在哨兵跟前也不能去拾吃的。正因为如此，群众拥护我们，支持我们，使我们得到迅速成长、壮大。

　　转战平南

　　1942年秋，我任南海独立团副团长，带部队坚持蓼兰、兰底间的小块根据地，当时周围敌据点林立，一顿饭之间竟作战3次。那时南海地委书记刘宿贤来信，曾指示要不惜任何牺牲，坚守这块根据地。一天，顽军四纵队联合其他顽军约万人，进攻我根据地，我军英勇作战，敌虽万人，但毕竟是乌合之众，被我打得大败 ，溃不成军，各自争相逃命。此后一段时间，敌人再未敢向我南海独立团进犯。

　　1982年于济南

　　（原件存中共平度市委党史研究室，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平度工作回忆

　　李奎生

　　【作者简介】李奎生（1917—），又名王瑞亭、李永辉。山东省莱阳县（今莱西市）人。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第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中共平度工委军事部部长、胶县县委书记、高密工委书记兼武工大队政委、高昌工委书记、即墨县委书记、南海地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莱阳地委副书记、中央煤炭总部办公室副主任、煤炭部教育司副司长、黑龙江鸡西矿务局局长、牡丹江专署经委副主任、黑龙江省煤炭管理局党组书记兼局长等职。1977年调任中央煤炭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离休。

　　我是1938年来到平度工委工作的。当时工委委员有李辰之、战均平、王兰田、崔涛和我5人组成。具体分工是李辰之任书记，专做张金铭统战工作，公开身份任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组织部长战均平，宣传长王兰田，青年部长崔涛，我任军事部长，其余工作人员还有妇救会长张巨川，妇女干事王六、慕恩慈，儿童团长李文耀，民运干事梁振安等。

　　平度工委对外称平度工作团，王蓝田任工作团主任。

　　工委的主要工作是秘密发展党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在友军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底，我和崔涛曾到二、五、八甲和上下洄一带开展工作，住在五甲小学。这所小学的校长是张某某，高潮珠在这个学校当教员，对我们党有些认识，也较热情。翌年3月，崔涛偕梁振安等就在这所小学办了新文字学习班，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很得群众拥护。五甲村一个姓张的商人全家都参加了。在此基础上开始在这几个村秘密发展党员，二甲、五甲都发展了，只记得二甲村的党员叫王志贵。1939年初，战均平、崔涛和我曾到古岘北面的山上村张金铭的政治部去向李辰之汇报请示工作，主要请示如何应付日寇的大扫荡，在那里见到了白筱易。我们共住了二、三天，张金铭就慌了，亲自来“欢送”我们，实际是下逐客令。在我们离开的欢送会上，张金铭政治部的人提议唱了《国际歌》，我们提议唱了《国民党党歌》。这样国共两党的歌都唱了，气氛也算可以。但当时就使人感到张金铭对团结抗日缺乏诚意。

　　1939年3月，李砚农到平度任县委书记，这届县委委员由李砚农、战均平、崔涛、王熙、余超和我6人组成。具体分工是组织部长战均平，宣传部长王熙，统战部长崔涛，民运部长余超，我任军事部长。其他工作人员有妇救会长张立慧，儿童团长于成风，还有宣传干事华光等。

　　这时县委的工作重点，仍是秘密发展党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对友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但开始工作范围只限在石桥、罗头、三个河头、九里夼、马疃、旧店、上庄、下庄、庙东、王汉庄一带。1939年的三、四月份，县委决定成立四五六区分区委，由郭孟泽任书记，王战平任组织。县委对总的工作也做了明确分工：崔涛分工二区；我分工四五六区。在这一段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崔涛在二区的古岘一带发展了赵千里、陈民显，在崮山发展了臧宝堂等一批党员。我在四区通过焦家庄子的王战平和坦坡村的刘维之等先后发展了焦家庄子的王战胜，吕家集的吕尹波、吕向农和一位农民党员吕忠洲，坦坡村的孙振志，邹家村的邹鹏飞，穆家村的穆锡寿等一批党员。其中吕尹波、孙振志、穆锡寿等都是在坦坡村举行入党仪式的。入党仪式很简单，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用纸写好挂在墙上，入党介绍人和入党人对着伟人的名字，举起右手领读誓词，对党宣誓。誓词：“余誓以至诚，参加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分配，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939年5月，我和王战平、刘维之到了五区的矫戈庄，又秘密发展了矫恒渭、矫福成、矫恒益等几个党员，在平度西部又建立了党的一个基点。

　　上述同志入党后，表现都很积极，对抗战事业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吕家集村的农民党员吕忠洲，工作积极热情，斗争大胆泼辣，党组织安排他为昌潍交通站吕家集站的负责人，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离开平度时，这个交通站交给了胶东区党委交通科，后来这个同志牺牲了。与此同时，我在湾头通过郭孟泽发展了3个党员，现在我只记得一个叫郭星福，其余2个名字忘记了。

　　1939年七八月份，胶即平工委成立，书记刘宿贤，组织部长姜子敬，宣传部长宫肇基，民运部长袁超等也在湾头一带通过党员郭士先、郭孟泽等关系，在前孙家、后禚家、杨召、大迟家、亭口、娘娘庙等村发展了李成义、李大海、李国和、荆乃迟、荆乃旭、张民安等一批党员，使平度西南部党组织得到了扩大和发展。

　　这一阶段工作发展较快，党组织有了一定发展，群众运动也较活跃。因此，当县委书记李砚农向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对平度西部工作汇报后，区党委表示满意。

　　1939年7月，胶东区党委指示平度县委组织抗日武装，在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建立抗日游击队第十一大队。根据区党委指示精神，县委决定，余超在掖平边界的河南村拉起了同义抗日游击队，20来人，作为第一中队，队长宋振邦(掖县人)；战均平在三区傅家庄通过傅某某（名字已忘记了）拉起了20多人的小部队，由傅任中队长；我在黄山东头村动员中兴煤矿在他岳父家赋闲的一个姓李的小职员，也拉起一支20多人的小队伍，由李任队长。这3支小队伍合并成为第十一大队，我任大队长，徐超任教导员。同年11月，余超调走，由我任教导员，刘文卿任副大队长，这支队伍经常活动在掖平边区西部的沙河、灰卜、三堤和东部的郭家店以西地区。1939年底，我调到南海地委社会部工作，部队全交给刘文卿负责。这支队伍收归了南海军分区(对外称五大队，队长李肇岐，政委梁辑卿)。

　　1940年，过了古历正月初三，地委分工我和袁超巡视检查平度西南部和胶县即墨的工作，曾到湾头、岑李家、前孙家及禚家、高戈庄、大迟家、杨家一带看望了那些党员，再以后就未得机会回平度了。 1985年5月18日于北京（原件存中共平度市委党史研究室）

　　

　　

　　开辟即东进军崂山的回忆

　　崔涛

　　【作者简介】崔涛（1916—）又名崔琳甫、崔贡九。山东省莱阳县（今莱西市）人。1938年2月参加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三军第九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三军第四路第二十四大队政委、胶东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统战科长、中共平度县委统战部长、南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胶东农救总会组织部长、南海地委民运部长、即东县委书记、即墨县委书记、南海地委宣传部长等职。

　　1949年3月随军南下，历任南下干部大队大队长、江苏溧阳县委书记兼县总队政委、常州市委书记、南京511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四川国营143厂筹建厂长、西安机械厂厂长、庆安公司第一副经理、红原锻铸厂党委书记、航空飞行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1982年6月离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回忆起1943年开辟即东、进军崂山的艰苦斗争，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一

　　1942年，胶东军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粉碎了日寇几次分进合击和拉网大“扫荡”，抗击了日伪顽的联合进攻，发展了人民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昆嵛山、牙山、大泽山抗日根据地。

　　1943年，胶东区党委遵照山东分局向崂山进军的指示，决定将即墨县以烟青公路为界，划为两个县，路西为即墨县，路东为即东县。成立中共即东县工作委员会、即东县行政公署，任命我为工委书记，李润生为行署主任。同时，胶东军区从主力部队抽干部、战士，压半级使用(即排长任副排长、副排长任班长等等)，配备短枪，组成精干的特务二连(亦称崂山武工队)，任命田世兴为连长，王培礼为协理员，并决定由南海军分区参谋长夏侯苏民率七连护送。

　　8月初，我从保卫平、招、莱、掖麦收工作队调回区党委接受任务，区党委书记林浩让我学习有关文件并专门对我谈了话。组织部长刘坦向我交待了任务，他说：你们到即东后，要以即墨为依托，先求得在即东站住脚，再逐步向崂山进展；要积蓄和保存力量，可采取小股活动，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要发动群众摧毁伪政权，建立我们的政权和两面政权；要注意敌伪军工作，在伪军中开展“留后路”活动，搞好上层的统战工作；要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组织。为加强与区党委的联系，给你们一部电台，另外，你到南海地委后，地委会有具体安排。

　　9月，我到了南海地委，负责同志告诉我，军分区参谋长夏侯苏民已率七连、特务二连到了马山一带，让我找到夏侯苏民后，按照区党委指示办就行了。9月14日晚，我到了马山，与夏侯苏民、田世兴、李润生等领导人见了面，当夜便开会研究了执行任务的措施。

　　二

　　崂山地区，犹如青岛的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青岛市区驻有日寇一个旅团的兵力，崂山地区驻有顽固派李先良的青岛保安队，各村还建立了反共保甲 、反共保卫团等组织，这些顽固派与日伪相互勾结，控制着崂山大大小小的村庄。即墨城以东有窝洛子、温泉等日伪据点，这些据点与即墨城、崂山地区的据点遥相呼应。在这敌强我弱、活动区域狭窄的地区，我们这200多人的队伍要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坚信广大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一定能够胜利。

　　8月中旬，趁有青纱帐的时候，夏侯苏民率两个连首先插到崂山山色峪一带，准备秘密住下并以此为突破点。结果，当天下午就遇到青岛保安队一个中队从东北方向，向这个村来，不暴露也不行了，就先下手为强，夏侯苏民命令特务二连三个排分别到村东南、西北、东头3个制高点隐蔽，其余部队警戒西南，作为第二梯队。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枪声骤响，杀声震天，因敌人毫无思想准备，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里出现八路军的大部队，只好束手被擒，战斗迅速结束。俘虏中有一队长，与李润生认识，为拉关系搞统战，我们便在场园上置酒饭招待，并向他们交待了政策，愿留下的就在我们队伍干；愿回家的就发给路费。这个队长很受感动，表示以后多联系。

　　这次遭遇战，缴获了部分武器弹药，还有5万元伪钞，是个胜仗。但我们的部队暴露了，只好迅速撤回路西马山区的安全地带。第二天，青岛出动日伪军800多人，直扑山色峪一带进行军事“围剿”，敌人爬山越岭，大呼小叫地瞎撞了一天，结果一无所得。

　　9月初的一天凌晨两点，我们又率部队插到即墨城东北的盟旺山，恰遇敌人“扫荡”，躲过后又急行军到了青山。当天晚上，移防到温泉北十几里路的一个村子(名子记不清了)，下午两点左右，温泉据点的伪军向我驻地包围过来，我们打了个反击战，把敌人顶了回去。我们的部队又暴露了，便迅速向西南方向的大荒村转移。当天晚上，来了个阎小鬼(绰号)部下的人，要找领导谈点机密事情，我与夏侯苏民接待了他。原来，阎小鬼是赵保原部的一个伪军营长，有一个营的兵力驻在金口。因赵保原对他不好，他准备把全营500多人、400多条枪拉过来，条件是：让我们给每一个士兵一套新军装和一个月的饷，再给阎小鬼5万伪钞，拿到这笔款之后阎小鬼即离开部队。当时，我们不晓得这是敌人玩弄的假投降，就答应了这个人所提的条件，并规定3天后接头的具体时间、地点。他走后，天将亮了，我们的便衣报告，烟青公路上一队伪军跑步向北，可能迂回包围我们。当时，我们的处境很危险，西边是烟青公路，西南离即墨城30多里，南是温泉、窝洛子据点，北边是赵保原的防区，如果周围据点一出动，会很快形成包围圈。正在我们研究突围方向时，枪声响了，我们快速转移，直到穴坊庄西南一带才甩掉了敌人。为了分散目标，我们兵分两路：夏侯苏民带七连西去南海地委驻地平度古岘以南、仁兆一带，我和田世兴带特务二连回头向南，到即墨城东南一带。

　　这次，我们险中敌人诡计，被迫又一次离开即东。几天后夏侯苏民又把两个连集合起来，第三次返回即东，在三标山、青岗岭、白庙一带山区活动。根据上两次的教训，我们开始化整为零，分散活动。12中旬，接到区党委来电，命夏侯苏民率七连回南海，田世兴带的特务二连改编成即东县大队，继续在即东坚持斗争。

　　三

　　夏侯苏民率部队三进三出崂山、即东，扩大了影响，鼓舞了群众，摧垮了部分伪政权，为即东县大队的活动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即东县大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后，使日伪大部队“围剿”失去了作用，即东局面初步打开。

　　首先，我们在群众中建立了3个落脚点。城东北十几里的盟旺山上住着一户看山的人家，两口子不到50岁，有十几岁的一男一女，家境清贫，我们经常到他家落脚。时间长了便给他讲些抗日道理，启发他的觉悟，帮助他解决一些生活困难。在我们的教育和帮助下，他很乐意为我们工作。晚上，我们一到他家，他便生火做饭、站岗放哨，还将收集的情报告诉我们。后来，我们征收的粮也存放他家，南海过往的便衣吃住都在他家，他家成了我们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城东南的周家茔，住着一户看茔的。全家30多口人，也是我们的一个落脚点。平日，我们从小周村过烟青公路后，再走三、四里就到了他家，站脚休息、侦察敌情、联络人员。一旦遇到危急情况，这家也能竭尽全力地保护我们。还有城西南高家洼村一户贫农，也是我们的落脚点。这3个落脚点都起到了站脚、联系、隐蔽的作用。

　　站稳脚跟后，各小分队立即展开了摧毁伪政权的斗争。当时，我们对伪乡保人员采取教育争取为主、打击镇压为辅的方针，对顽固不化的则杀一儆百。我们利用登门“拜访”、送警告信或集中训话等方式，对他们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并向他们指出，日本鬼子的命运不会很长了，希望他们不要昧着中国人的良心办事。通过这些方式的教育，不少村的伪政权不敢明目张胆地干坏事，都采取阴阴阳阳，两面应付的态度。如西城汇、李家西城、小周村、烟霞、大小留村等，特别是小周村，虽有伪军据点，并筑有炮楼警戒公路两侧，但我们可以路东路西往来，从没发生危险。烟霞村的伪政权做得更巧妙，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进村，老保长一把扯住我的手说，你们今晚上一定要听我的，千万不要乱动。这样，出了问题我负责；否则，出了事我负不起责任。说着就把我们领到街北一家住下，酒饭招待。过后方知，那天晚上，烟霞村去了三部分，有伪军，有顽固派，我们是最后去的，老保长暗将酒饭及筹办的给养分送三家，使三部分互不知晓，平安无事。

　　为扩大我们的影响，控制伪乡保政权，进一步向他们斗争，我们以即东行署名义颁布了每亩土地征收两角钱田赋税的决定，以留村为中心方圆20多个村子大都如数收齐上缴了。

　　为了巩固新开辟的地区，我们成立了两个区队。一个在城东四区，由柳元隆负责，带领20余人活动留村、舞旗埠一带；一个在城西马山一带，当时称马山区队，有30余人，担负保卫马山区(我们的后方基地)和护送我方人员过烟青路的任务。这个区队统战工作搞得比较好，他们专门打击坏中坏，周围村的乡保队不敢惹他们，他们控制着马山以南、铁路以北地区。后来，这个区队发展成为即墨的一支坚强部队。

　　四

　　1944年春节前后，日伪加紧了对城周围十里左右的村庄的日夜“清剿”，我们的小分队也不同程度地遭到损失，为使目标再小些，我们又编成二、三人的战斗小组，跟敌人“捉迷藏”，扰袭敌人。敌人前头离村，我们后面进疃，使敌人处处扑空。要过春节了，我们也买了些年货，准备选一个可靠的村子过节。腊月二十八日，我在盟旺山上住了2天，指挥和联系各战斗小组，故意暴露目标，给敌人造成错觉，我们要在盟旺山上过春节。二十九日晚上，又插到烟台山西坡一个三、四户的小村住下，准备下午再暴露一下，就立即到选好的村子过春节。下午3点多钟，两个隐蔽哨回来了，他俩以为已经下午3点了，又是除夕，不会有什么情况。谁知“青保”一个中队早就盯上了我们这两个便衣，他们偷偷地跟着来到村前，被我们在村头草垛边站岗的哨兵发现，来不及报告，立即呜枪报警，但已被敌人包围。在分散突围中，我和警卫员沿山沟向西撤，一个班的敌人专门追我和警卫员，被一排长一梭子枪顶了回去。同志们基本上都突围了，只有在后面掩护的老赵班长被敌人包围了，他打光子弹后就与敌人肉搏，敌人想活捉他，他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当晚，我们在小留村南一个村集合时，还缺三分之一的人，再加上老赵牺牲，同志们心情都很沉重，这个年也没过好。正月初四，又传来柳元隆牺牲的消息。柳元隆区队在舞旗埠村活动，遭到即墨城日军包围，战斗到最后，弹尽无援，他们砸碎枪支，五、六个人围在一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的引芯……。

　　这时期，即东的敌人非常猖狂。白天，伪军“扫荡”；晚上，顽固派“清剿” 。他们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共同对我。一些村的伪政权也日趋反动，对我们也明顶暗抗。有些群众也不敢接近我们。为了打击这股嚣张气焰，坚持在即东的斗争。晚上，我和田世兴又各带一个小分队到我们活动过的村，找保长、“关系”和熟悉的人谈情况，找不到本人的，就在墙外或门外向他的家属打个招呼，目的是叫他知道，我们还没有离开即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他们壮胆，不要轻易动摇、做坏事。

　　即东出现这种情况，即墨形势也很紧张，特别是即墨县大队在七级受挫后，反动势力很嚣张，他们联合一起，想把我们挤出即墨，如果失去即墨，即东也存在不住。为了保卫即墨，1944年4月，南海地委报请区党委批准决定“两即”合并，取消即东工委、行署的番号。五一节前合并完毕，我到即墨任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田世兴任独立营营长。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胶莱平原的惊雷

　　王子阳

　　【作者简介】王子阳（1912—），原名王荣春。山东省莱阳县（今莱西市）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莱阳县委第九区委书记、莱阳民先区队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锄奸股长、五旅锄奸副科长，南海军分区联络科长，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联络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80师政治部主任，上海警备区干部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6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转业到上海任工业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等职。1984年离休。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自1937年底，周村、济南相继沦陷后，日寇沿胶济铁路沿线东犯，布防在胶济铁路东段的国民党五十一军撤到徐州地区。到1938年1月，日寇侵占了整个胶济铁路线。1月10日，青岛陷落。2月上旬，日军沿青(岛)烟(台)公路进占烟台、福山后，又分兵两路，一路东犯威海、牟平，一路西犯蓬莱、黄县、掖县诸县。3月中旬，日寇一部300余人从平度出动，沿平(度)莱(阳)公路东犯，企图侵占胶东地区的中心——莱阳城，打通烟(台)青(岛)公路，进一步控制整个胶东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以实现其侵占山东全境的狂妄计划，形势极为严重。这时的莱阳，由于日寇入侵，国民党莱阳县长梁秉琨弃官逃跑，县政府处于瘫痪状态，地方乡农学校混乱，而民先组织得以进一步发展。我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民先队)发展迅速，遍布全县。莱阳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九大队)已经成立，有的区还组织了武装游击队。又由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莱阳县一些国民党左派倾向抗日，一度出现国共趋向合作的局面。总之，经过我党的抗日宣传、组织和发动，全县基本形成了抗日救国的局面。

　　1938年3月16日，中共莱阳县委得悉东犯之日寇已占领平度县东部重镇古岘，便指示我们民先九区指挥部发动当地群众，利用小沽河东岸的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当时县委负责人之一王军光也被派来亲自指挥。在这同时，国民党莱阳保安团和当时在我村花园头任小学校长的莱阳县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王葆忱，也通知武备、店埠、岚峰等乡校采取积极防御措施，阻止敌人东进。我们根据县委指示，立即组织花园头、永丰庄、兴隆屯、黄王地、上泊、葛家埠、蔡家庄等村民先和群众在七岌河口东岸修整战壕加固工事，战壕北自老君庄，南到葛家埠，全长达5华里。同时，我们还将小沽河东段的大桥拆毁，断绝日寇东犯之通路。当天下午，我和王军光组织我村民先队员王炳岩、李德顺、王泮林、王福勋、王福林、王清远、王谦林、王树谟、王清香、王海康、王淑兴、王香林等30余人，把5支“二人抬”土炮(民国十七年本村买的)，一圆斗土药抬到小沽河东岸阵地。晚上8点左右，又组织民先队员和农民群众王兴玉、王树恩、王安林、王炳青、王同材等十五、六人，用我家的马和王炳青家的牛套上拖车把2000多斤重的大炮拉到预定地点。之后，我又带领我村民先队员和群众四、五十人开到河东岸，严阵以待，准备战斗。王军光则留在村里组织后勤供应，烙了许多大饼于深夜12点派人送到前沿阵地。这天晚上，武备、店埠乡农学校校长也分别率30余名乡校士兵在我们南、北两边占领河东岸有利地形。我们整整守了一夜，敌人却毫无动静。

　　3月17日拂晓，日寇的汽车从小沽河西岸向我们阵地驶来。当到达桥的东段时，他们发现东段桥已被拆除，他们迅速从车上跳下，进入到齐腰深的河水里，徐徐挪进。“打!”随着我的喊声，在胶莱平原上惊雷般地响起了抗战的枪声。我们的“二人抬”土炸弹首先射向敌群，按着土枪土炮土炸弹一齐猛打，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停止了前进。有的退了回去，有的仍在河里顽抗。狡猾的敌人看到从正面强攻有困难(因为地形对我们阻击太有利了)，就采取了正面佯攻、两翼包抄的战术，企图从我们的两侧合围过来，吃掉我们。在这紧急关头，南北两翼的乡校士兵乱作一团，纷纷逃走，其它村的群众也撤出阵地。为了完成阻击任务，我们的民先队和一些积极分子仍在坚守阵地，并点响两门大土炮把敌人炸回西岸。敌人退到河西岸，占据有利地势，重新组织了火力，配合两翼包抄的小分队猛烈向我阵地及阵地的纵深处射击和炮轰。龙西乡乡长王岳西被击中牺牲在永丰庄村西面的田野里。这时，我们队伍中已有人挂彩负伤。在这十分紧急情况下，我们机动灵活地利用浓雾作掩护撤出了阵地。但在撤退中，我们的民先小队长王炳岩却为掩护大家而献出了生命，王香林也负了伤。

　　当我们撤出阵地时，蔡家庄的民先队员和群众蔡人广、蔡早立等人抬一门土炮，扛六、七支土枪，背一篓子土炸药赶到阵地助战，但因寡不敌众，武器又差，不得不撤下来，吃早饭的时候，日寇全部过了河，在永丰庄村集合休息，有几辆汽车开到葛家埠村。上午8点多，日寇从永丰庄分三路向我村花园头进攻。

　　花园头地处莱西县西部，距小沽河只有3公里，全村约200多户人家。这里是一片平原。村西南面不远处有一大片坟地，松柏茂密，碑石林立，有利于隐蔽作战；我村又在民国十七年修了护村的土围子，这都是与敌人作战的好条件。于是我们决定在这里反击敌人的进攻，与日寇决一死战。我们撤回村子后，为应付日寇报复，我和王军光、王泮林、李德顺等人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商定将村里妇孺老幼向村北转移，青壮年守围子打日寇，并作了简单的分工。会后我们立即组织青壮年登上围子，守住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小门。这时，应王葆忱电话求援赶来的刘东阳，带领20多个乡校士兵也登上围子，大家肩并肩共守围子。战斗打响不多时，乡校有一个士兵负伤，他们就借故撤走了。

　　日寇分三路，其右路奔向村东沟，左路奔向村西南荷花沟和坟地，其中路正面攻击。围子上的民先队员和农民群众，有的用“二人抬”，有的用土枪、土炸弹向敌人开火，有的手拿红缨枪、铁锨、铡刀片、粪钩与敌人拼杀。正南的日寇首先占领村南围子外的几户人家，捅开民房的后窗向北射击，汽车上的日寇向村里打炮，村里已有几处着火，这对我们守围子十分不利。10点左右，日寇在枪炮的掩护下，向南面、西南、东南面的围子猛攻，我们也集中火力猛烈还击，敌人已死伤约几十人。突然，西南面一股敌人爬上围子外的屋顶，架起机枪向我们直扫过来，守卫西南门的王培勋、王永勋在反击中先后阵亡和负伤。南门两旁守围子的王金彩、王恒林等数十人，用一门土炮、四支“二人抬” 、十几支土枪反击敌人，当一股敌人即将接近围子时，他点响土炮，打退了敌人。东南门守围子的王兴玉、王焕文等20余人，把两支“二人抬”隐蔽在围墙洞口打击敌人，十五、六支土枪向敌人还击。将近中午，我们的弹药越来越少，伤员增多。正在这时，敌人突然在村西南乘机打开缺口，蜂涌进来，登上围子。爱国人士王葆忱逐个向围子门洞宣传，他高喊着：“老少爷们不要怕，拿起铁锹、粪钩与鬼子拼，守住围子!”一场巷内肉搏血战开始了!我民先队员和农民群众，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手拿铁锹、铡刀片、粪钩、棍棒与敌人格斗。这时，敌中有我，我中有敌。霎时间，粪钩、棍棒飞舞，铁锹、铡刀片横飞，喊杀声、惨叫声响成一片，大地上洒满了烈士的鲜血，土被染红了，烽烟蔽日，尘土弥漫，天地也为之变色。格斗中，我们的共产党员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卫国保家。有的将几个手榴弹包成一束甩向敌群，有的用牙咬松敌人的手夺下枪支还击敌人，有的用小碌碡砸日寇，有的抡起铡刀片向日寇头上砍去，直杀得敌人朦头转向，乱喊乱叫。

　　激战到午后，敌人进了村子，我和王军光便指挥民先队员和农民群众向村北撤。敌人在南门架起机枪向北顺街扫射，数十名群众倒在血泊中。从西南门进村的敌人冲进王海峰家，烧了油坊、住宅，王海峰、王海屿、王海岳兄弟3人在围墙上砍杀敌人，最后兄弟3人都阵亡在围墙上。他们的家属(妇孺小孩)共11口，因没来得及撤退而躲在地瓜窖里，敌人发现后，用油坊的油点着火把塞入窖内，同时又用机枪向窖里扫射，11口人也都惨死在地瓜窖里。日寇闯入王葆忱家，王葆忱的母亲和妻子用菜刀劈鬼子，被鬼子杀害，王葆忱也在撤退时中弹身亡。

　　约下午两点多钟，敌人完全占领了村子。他们进村后，施展了最残酷、毒辣的手段，见人就杀，并放火烧了半个村子。在将近黄昏时，夜的降临也给敌人带来了恐惧，日寇不敢恋战，便拖着40多具尸首，经院上与孙受之敌会合，窜回青岛。

　　这次战斗，我虽被害66人，但敌人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受到了惩罚。更重要的是，它粉碎了日寇妄想不战而取莱阳、进而侵占整个胶东地区的迷梦，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一场战斗，象一个春天的讯号，真理的火星，唤起更多的人走上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为以后胶莱地区抗日战争的发展与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王守志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胶县第一支革命武装——胶济一支队

　　韩育民

　　【作者简介】韩育民（1905—1988）又名韩良智、韩嘉周，字子明。山东省胶县（今胶州市）人。1929年8月参加了青岛纱厂工人联合大罢工。193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胶济一支队队长。1940年7月，任中共南海地委委员、社会部部长。1944年2月，任中共胶县县委委员、胶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胶县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青岛四沧区区委书记、区长，青岛市总工会主席、劳保部部长，铁道部第五工程局政治部主任，青岛市民政局副局长等职。1988年病逝。

　　抗日战争初期，在大沽河两岸活跃着一支革命武装，打鬼子，除汉奸，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挫败了日寇的锐气，这就是胶县第一支革命武装——胶济一支队。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向我华北腹地进犯，国民党军队不战自溃，节节败退，日失几城。整个华北沉沦敌手，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7年冬，日寇即将在青岛登陆。国民党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携眷带属，逃之夭夭，恐惧和慌乱笼罩着青岛。这时姜黎川见其顶头上司闻风逃匿，也趁机从青岛跑回老家——胶县大店。

　　姜黎川，原名姜汉铮，系国民党员，中统特务。他见人民抗日心切，便以抗战名义拉起武装，火并了店口的汉奸组织，名声大震，队伍壮大。于是号称“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军”，自任司令。

　　豺狼入室，国难当头，抗日救亡，匹夫有责。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各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开始了。为了团结抗战，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我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当时党的统战方针是：支持帮助进步力量，争取团结中间力量，分化瓦解打击顽固派。据此，胶东区党委认为，姜黎川部可以作为中间力量团结争取，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于是派我和王军光、张怀忠、姜谔生等来到胶北，同姜黎川接头谈判。那时姜黎川部正是军事不得利的时候，因此表示愿意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合作抗日。我党随即把姜部接到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休整，补充了枪支弹药，更换了服装，并通过协商，我们在姜部配备了副职干部，我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刘云生、梁纪卿、于可范为我军代表。柳运光为政治部主任。从此，姜黎川的部队在我党的支持下、合作下发展很快。

　　我们这些被派驻姜部的同志，主要工作是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抗日宣传，注意培养骨干，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力发展民先队员，对象主要是下层士兵。很快，各连、排就都有了民先队员。随着民先组织的扩大，民先活动的公开，我们又向各大队派去了指导员，使姜黎川部的基层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不料到了1938年夏季，姜黎川又接纳了国民党的代表谭明华。谭在姜部发展三青团员，做瓦解统一战线的工作。姜黎川便开始向右转，先是限制民先队员的活动，继而排挤我党工作人员。其反共面目逐渐暴露。我胶东区委派驻的代表不得不开始有计划地撤走，事态的发展日趋严重。

　　在这关键时刻，胶东区党委派袁超于8月份在平度县南村附近的沙窝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我和王云九（当时任姜黎川部第四纵队指导员）二人参加。会议认为，前段我们打入姜部，扩大政治宣传，发展民先队员，促使姜部抗日，做了一些工作，但却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在这支队伍里有我们的政治活动权，却没有掌握武装领导权。因而当姜黎川开始向右转，限制排斥我们的活动，走向反共反人民的时候，我们就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这个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武装斗争是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武装。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把姜部的民先队员、基本群众拉出来，建立一支抗日的武装力量。

　　沙窝会议后，我们开始了准备工作，秘密通知骨干，将较好的武器谨慎地逐步地集中到民先队员手里。对此姜黎川可能有所察觉，想加害于我，派贾宝善部将我扣押，我反复向姜宣传抗日道理，晓以大义，方化险为夷。后姜派胡清元为大队长，我被降为副大队长。姜黎川看到我们的政治宣传已深入人心，不敢在胶县久留，便决定秋收一结束，将部队拉往诸城一带。我们认为时机已到，约定途中鸣枪为号，脱离姜部。青纱帐一倒，姜黎川便率部移防，当部队路过蛤蟆屯（现属后屯乡）欲越铁路时，正值夜晚，我们对空放了两枪，顿时，民先队员、基本群众应声而返。我们立即将这支队伍拉回胶北，正式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武装——胶济一支队。

　　胶济一支队所辖3个大队、9个中队、1个特务队、1个支队部、1个后勤部。王军光任政治委员，我任支队长，丁希三任副支队长，姜谔生任参谋长。胶东区党委派人送来印鉴和旗帜，并带来部分开办经费。区党委指示我们：要正确贯彻党的政策，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为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树立武装自己、消灭敌人的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交给支队的战斗任务，打开胶北的抗日新局面。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们一方面武装自己，扩充队伍（当时的经济来源是向地方上的有钱户募捐，枪支也是在地方上购买和征用，不向老百姓要钱，不增加群众负担，因此很得群众的拥护），队伍很快发展到500多人；另一方面伺机打击敌人，部队主要活动在平南、高密、即墨马戈庄一带和胶县铁路以北，先后在马店姜家街、五里候子、河西店前等多次与敌交战，粉碎敌人的抢粮计划，骚扰敌人的军事据点，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鉴于这支队伍建立不久，成份复杂，胶东区党委派胶东警卫一营一个连，到莱阳边界接我们到莱阳河里套东华园口抗日根据地进行短期整训。经过休整，胶济一支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9年春，日寇外出“扫荡”。我们立即动员部队，做好伏击敌人的战斗准备。战士们听说打鬼子，一个个摩拳擦掌，荷枪待命。我们派出的情报人员报告，鬼子兵由平度南下，已近胶莱，要从韩戈庄渡大沽河东去兰村车站。不多一会儿，我们又接到报告：鬼子兵正在小高开饭，12点后从韩戈庄河口东渡。我们做了短暂的战前动员，立即率领部队前往埋伏。

　　大店村和韩戈庄之间的沽河西堤岸，有一片茂密的腊树林，是理想的埋伏地点。战士们根据指定的方位，很快隐蔽起来，同志们心中充满战斗前的激情，都静悄悄地一遍又一遍地拉动枪栓，检查枪膛里的子弹。不一会儿，敌人来了，只见一群伪军挑着膏药旗，乱糟糟地出了韩戈庄村东，顺堤走向河滩，内中几个鬼子兵，嗷嗷叫着，不知说些什么。同志们见到鬼子兵，个个横眉怒目，虎视眈眈，手指紧紧扣住扳机。等前面的伪军走到河心，后面的鬼子也都拥到河滩，正是好打的时候，一声令下，“啪、啪、啪”，排枪射向敌人，眼瞅着鬼子和伪军纷纷倒下，有的死于水中，有的倒在河滩，没死的鬼子就地卧倒，寻找地势，组织反击，时间不长，鬼子的机枪响了，敌人开始向我阵地蠕动。同时，鬼子的小炮也开始向我阵地轰击，参谋长姜谔生挺身指挥，越战越勇，反扑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了回去，姜谔生的脖子上挂了彩，鲜血直流，战士黑廷成打得兴起，跃起身来端枪射击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这位年轻的战士，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士们看到自己的战友倒在血泊里，更加怒火中烧，含着仇恨的子弹纷纷射向敌群。在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之后，我们带领部队迅速地转移了。

　　沽河伏击战严惩了敌人，打破了鬼子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人民。乡亲们涌向街头，迎接凯旋的亲人，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我忍不住大声说：“乡亲们，我们这一仗，虽然教训了日本鬼子，但因为我们作战经验不多，这一耳光子打得还不够狠呦！”我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祝捷大会上，王军光转达了胶东区党委对这次大沽河伏击战的表彰，并传达了区党委对胶济一支队提出的新任务，要部队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开往胶东，听候分配。不久，即整编为胶东区党委警卫二营。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众志成城——胶南铁镢山里人民的抗敌斗争

　　杨凌波

　　【作者简介】杨凌波（1919— ）山东省胶县（今属胶南市）人。1938年5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胶县第七区委宣传委员，中共胶县特区委书记，中共诸胶边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诸胶县县长，珠山县县长，胶县县长，山东支前委员会科长，山东运粮指挥部参谋主任，华东兵站部科长、辎重团副政委等。1949年2月任华东军工汽车一团副政委、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军委总干部副处长、海司装备部修理部副部长、海司政治部副主任、海司防化部政委等职。1983年7月离休。

　　俺的家乡——山东省胶南县铁镢山里，因姓杨的居多，当地群众习惯称它是杨家山里。这里地处原诸城、胶县的边缘，境内丛峦叠嶂，峭壁悬崖。有七、八个山庄散布在各个山坳间。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富有不畏强暴的“山杠子”性格。

　　在日寇逞凶、伪顽横行、民不聊生的1938年，胶南人民揭竿而起，组织了“团练”，实行全民武装，进行抗敌剿匪的斗争。他们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从1938年1月到1944年4月，先后粉碎了几十次小股敌人的骚扰，打退了敌人3个团近2000人的围困强攻，用武装斗争的手段，胜利地保卫了家乡。

　　1944年4月，山里被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一旅姜黎川部从内部攻破，我党带领山里团练的部分骨干，毅然奔赴抗日根据地，组成了铁镢山里游击队，配合我主力部队，又杀回了山里。

　　作为曾经参加过山里人民抗敌斗争的一员，每当回忆起这段斗争历史，总是不能忘怀山里人民那种崇高的革命精神。

　　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遍了山东。盘踞在胶南地区的一些敌伪官员、地主恶霸、土顽股匪，纷纷假抗日之名，争相扩展自己的反动势力，拉起了若干污七八糟的队伍。1938年，日寇“引地警备队”进犯铁镢山下的韩家庄时，这些“三支破枪就称王，结成一伙害四方”的乌合之众，有的摇身一变成了汉奸；有的到处流窜，扰害人民，千灾百难沉重地压在庄户人的身上。当时，围绕铁镢山（原胶县六、七区）这块方圆不到60华里的地方，就有自称国民党正统的姜黎川，当过伪区长的刘质斋，地主兵痞出身的相名臣，自封为团长的李伯全，还有张帝臣、刘德全、路经韶、周考三等大小20股土匪队伍。他们今日捐款，天天要民夫修据点，夜夜出动绑“肉票”，山里人民被折腾的到了难以存活的地步。

　　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散居在铁镢山里的东南崖、大夏庄、西北庄、上沟和墩上、劝里、山周等7个村庄的群众，满腔激愤化成反抗的烈火，先后自发的拉起了团练，收集起大家小户为抗匪而购置的几支钢枪、几百支土枪和一些土炮，封锁山口，抗捐抗粮，保卫家乡，和敌伪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当时，盘踞在这一带的敌伪队伍，都在挖空心思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但是，面对易守难攻的铁镢山里和强悍的山里人民，他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当然，也有一些不知趣的匪徒冒然来同山里人民较量，但每次都被山里团练击溃而狼狈逃窜。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敌人只能望山兴叹。这给山里团练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间，提供了条件。

　　山里团练的抗敌斗争，威震敌伪反动势力，鼓舞了山内外的人民，引起了地下党的重视。中共胶县工委（对外名义是八路军住胶办事处），为开展山里团练的工作，于1939年3月间，由靠近伪流亡县政府的峦家庄，进驻到紧靠铁镢山里的东抬头。县工委一面继续争取当时还没投敌的国民党游击队姜黎川部、伪胶县流亡县长徐明山合作抗日，一面派县工委组织部长邱也民进入铁镢山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扶持这支土生土长的人民武装，开辟这一地区的工作。

　　邱也民进入山里后，广泛地接触群众，结识了墩上村的私塾先生杨风池。在和他的交谈中，了解到我胶东区党委曾派姜润生来这里开展革命工作，建立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的组织。邱也民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建党工作。他首先吸收了民先的成员之一杨凌波入党，并通过杨凌波选拔吸收了团练的几个骨干及山外的几个民先成员陈炳毅等到党内来。不久，我胶东区党委也派于光在西北庄等地建立了党的组织。到六、七月间，铁镢山里的党组织初步形成了领导山里人民抗敌自卫的核心力量。

　　由于山里党的组织刚刚建立，还处于秘密状态。党对团练的领导，一般都以团练成员身份，进行宣传鼓动，从中因势利导。党积极促进各村团练的联合，把各自为练，发展到7村联防，并推举了在群众中威望较高的杨凌波的父亲杨焕林，推举他为7村团练的负责人。同时，我们又发动群众，通过多种途径添置枪支弹药，增强抗敌武装。那时候，群众普遍认识到枪的重要作用，添置枪支弹药的热情很高。他们向四乡的亲朋借枪，节衣缩食买枪，请来几个能工巧匠，从敌占区搞来钢材弹簧，用土办法，仿造出手枪、长枪、盒子枪。此外还从散兵游勇手里缴获了一部分枪。1940年4月，伪军相名臣部3个逃兵躲藏在大下庄北的石楼。团练发现后，立即把山围了个水泄不通，迫使3个逃兵举手投降。一次就缴获了600发子弹和3支呱呱叫的三八大盖枪。山里团练，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到1940年底，团练拥有长短枪700余支，还有大量的土炮火枪。情况紧急时，凡到山上、地里干活的人都要带上自己的武器。全练上下呈现出一派全民皆兵、劳武结合的动人景象。

　　当时，铁镢山周围的敌伪势力也是有增无减。山东面，汉奸刘质斋、李伯全、张化南、张帝臣等，仗着日寇的淫威，建立共荣圈，拼凑维持会，遍设敌伪据点。山西面，国民党游击队姜黎川部，盘踞着从市美庄到良乡方圆四、五十里的地区，与日伪暗中勾结，名为抗日，实为亲日。两股敌人，表面上虽处于对峙状态，但对付山里人民武装力量却是一致的。山里人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准备随时回击来犯之敌。同时，我们党在这里还建立起交通联络的枢纽、传递情报的中心。同志们风趣地称这里是我们“浅红色”的根据地。当时，整个胶南地区，南到泊里，东到兰东，东北到红石崖的情报（其中有来自青岛、胶东方面往山东分局转的），大都通过这里秘密地往来根据地。

　　由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日益疯狂，胶南地区的敌伪势力也更加嚣张。国民党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他们一面与敌伪勾结，为投降日寇做准备，一面疯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1939年春天，他们公然撕去了抗日的面具，破坏与我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派出武装部队，包围我胶县工委所在地——东抬头，妄图捕获我工委的同志。但是，由于事前得到国民党东抬头乡长陈翰卿的密告，因此我工委机关提前一天撤至铁镢山里，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这时，反动透顶的姜黎川，似乎觉察到我党已在铁镢山里播下了种子，就暗中筹划，妄图拔掉团练这颗棘手的钉子。1940年10月，他们终于向山里人民进攻了。由伪县长徐明山率领，3个团近2000人的兵力倾巢出动，配备着机关枪、迫击炮，分3路向我铁镢山最北面的劝里逼近。虽然敌人来势凶猛，敌强我弱，但劝里人民毫不畏惧，奋力迎战，人民凭着有利地形，时而据山固守，时而迂回出击，和不识山路的敌人进行周旋，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各村的团练闻讯后，都按照统一的指挥行动。团练负责人杨焕林，首先选派了一队勇敢善战的骨干，边打边冲，突破敌人的重围，插入劝里，增强村内的守卫力量。另派人带领一批长枪队迂回前进，抢占了劝里东面的钉子山，控制劝里制高点，把敌人压倒在山下。团练的其他各队，也都行动起来，占据山头，封锁沟涧，互为犄角，共同对敌，给进犯的敌人以很大打击。自恃兵强马壮的伪县长徐明山，火冒三丈，几次悬赏，重新组织敢死队冲击，多次用督战队逼战，但次次都像鸡蛋碰南墙，以伤亡惨重而撤退。我团练却越打士气越高涨。敌人一被击退，团练立即转入休整，磨刀擦枪。后勤工作也热火朝天，不用谁吩咐，来自各家各户的好饭好菜，按时送到阵地上，大家同吃百家饭。战斗的第三天，敌人拼命挣扎组织了最后一次反扑，又被团练狠狠地打了回去，只好无可奈何地拖着死尸，抬着伤兵，狼狈逃窜了。这次劝里保卫战，山里团练共打死打伤敌人90多名，山里的人只有2名轻伤，显示了山里人民抗敌斗争的坚强力量。

　　劝里大捷，敌伪丧胆，人民高兴。团练的声威大振。一些不堪敌伪祸害的人民也振作精神，以团练为榜样，进行抗敌斗争。围绕铁镢山，又有40多个村庄先后组成团练。他们有的对大股敌人应付，对小股敌人反抗。有的只向一方敌人缴捐纳粮，抗拒其他敌人的横征暴敛。有几个紧靠山里的村庄，则像山里团练一样，对任何敌伪一律对抗。不管采取什么斗争形式，都对为非作歹的敌人起到了威慑作用。山里团练对这些新起的团练总是见危就救，热心帮助那些力量薄弱的村庄。这时的山里团练已经具有退可以守备，进可以出击，具有主动打击敌人的能力。1942年8月间，住在辛屯的顽匪殷夫荣部，经常四处祸害人民。山里团练决定伺机消灭这股土匪。古历八月十五，匪徒们狂度中秋节，个个烂醉如泥。山里团练抓住了这一有利战机，由我地下党支部书记杨秀梅带领，先摸掉敌人的岗哨，然后直捣敌巢，把匪徒全部堵在屋里。土匪头子殷夫荣妄想冲出重围，刚一露头，就被我击毙了。秃头连长单小福，知道自己作恶多端，群众不会轻饶他，想垂死挣扎，用枪逼着匪徒们进行抵抗。共产党员杨希滋带领几个突击队员，选择了敌人射击的死角，奋勇登上屋顶，一气投下3颗炸弹，把敌人炸得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也乖乖地举起双手投降了。这一仗，打得干净漂亮，击毙敌人4名，俘虏了全部敌人，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和2支盒子枪，团练却无一人伤亡。

　　面对日益强大的山里团练，一些横行霸道的敌伪势力，欲攻不敢，欲罢不甘，只好望着铁镢山哀叹。受尽苦难的山里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用武装斗争的手段，过上了一段不纳粮、不缴捐、不出夫、没匪患、自种自食、扬眉吐气的好光景。

　　到了1944年，胶南地区的敌伪犹作垂死挣扎，继泊里一带我地下党组织被汉奸李永平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残害后，王龙庄、王台、市美一带的敌人，也加强了特务活动。特别是国民党游击队司令姜黎川肆意地反共反人民，始终把山里团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意欲拔除。于是，他暗中收买山里的杨金范、杨希忱等几个国民党员和汉奸兵痞，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1944年10月，姜黎川调集了他的全部人马，乘夜向铁镢山里发起了强攻。由于敌人几年没来进攻，团练中的部分人产生了麻痹情绪，特别是对内部敌人缺乏足够的警惕性。杨金范之流以亲友名义接近了敌人充内应，甚至把一部分土枪、土炮里灌上水，我们也没发现。战斗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此时适值诸胶县工委负责人之一杨凌波在此检查工作，为避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硬拼，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在坚持了一天的争夺战后，我地下党员带领群众分两路突围，以便重整旗鼓，再与敌人周旋。残暴的敌人闯进山里，实行了日寇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无所不为，一片凄惨悲凉的景象。

　　纯朴英勇的山里人民，在挫折面前没有低头，突围出来的群众很快就在党员的带领下，汇集到一起，告别了家乡，奔赴八路军驻地，把八路军作为他们战斗和生存的依靠。“要想见太阳，跟着共产党，穷人要翻身，投奔八路军”的信念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不久，我滨海主力部队，一举拔除了伪姜黎川的老巢市美据点，打通了我根据地通往山里的大路。此时，山里突围的党员群众根据上级的指示组成山里大队，由杨凤池、杨德选、杨秀民分任大队与中队领导，趁势铁镢山里大队又杀回山里，巍峨的铁镢山又回到人民的怀抱。山里团练又拿起了武器，和山内外的人民一道，向敌伪讨还血债，迎接新的胜利。在1944年夏季的“讨李（永平）战役”中又有新的贡献。

　　这时的铁镢山里还是解放区的“插花地”，敌我处于交叉、拉锯的态势。我山里游击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武装斗争的经验，以人民武装的英姿，转战于铁镢山内外。有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有时单独向敌伪进攻，不断取得胜利。1945年春天，盘踞在小石岑的伪军还在增设碉堡、加高围墙，妄图垂死挣扎。山里大队决定教训他们一番。通过侦察，我们发现据点通道口的岗楼里，站岗的敌人夜间都缩回据点内，第二天早上才有3个敌人出来站岗，并且天天如此。于是，山里大队配合民兵，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夜间，把三枚连发的石雷，埋在敌岗楼里。第二天清早，两个伪军和一个值日官，像往常一样，吊儿郎当地从据点里走出来，刚一踏进岗楼，三枚石雷连续开花，两个伪军坐了“飞机”，跟在后面的值日官也被炸去了半截腿。吓得敌人惊慌不安，预感到末日来临，不久就撤出了这一据点。铁镢山东的小溧水村，伪团长殷德三的一个连住在这里。我山里大队曾多次向他们展开政治攻势，敌人以为我山里大队不是主力部队，竟然自不量力，继续与我为敌。山里大队决心先拔除这个敌伪据点，在征得区委的同意后，立即组织了侦察班，摸清敌情，待机歼敌。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制定出“神兵摸敌哨，飞兵捣敌巢”的打法，这天晚上，山里大队协同山里民兵，悄悄地运动到小溧水村北的土岗下埋伏起来。担负摸敌哨的任务的民兵杨成三，巧妙地逼近敌哨兵，一枪托就把敌哨兵砸倒，顺利的摸掉了敌哨。埋伏待命突击的战士和民兵，翻墙越街，破门冲入敌兵室内。50多个沉睡的敌人，被我们用枪口戳醒，才知道已经当了俘虏。山里大队和民兵，没费一枪一弹，拔除了这个敌据点。

　　在以后巩固抗日根据地，扩大解放区，直至把敌伪赶出胶南全境的斗争中，铁镢山里游击大队，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与群众鱼水相处，血肉相连，立下了不少战功。

　　铁镢山里的斗争，是在我党领导下，以人民众志成城的革命精神发展壮大，而取得最后的胜利。今天，铁镢山里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将鼓舞我们在四化的征途上奋勇前进。

　　（原件存中共胶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忆何建华

　　崔介

　　【作者简介】崔介（1910—1997），河南省濮县（今范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三团参谋长，中共鲁东南特委统战部部长，滨海专员公署副专员兼日照县县长，山东省政府秘书处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市政府秘书长、常务副市长、青岛市政协副主席。是山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我同何建华初期认识是1939年初，他从临郯农抗团撤出，转到鲁东南特委。那时特委驻在莒北桑园。何建华分配什么工作，地委研究，他是延安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二十五、六岁，头脑清楚，又干过一段农抗团的政治部主任，既有社会经历，又有理论和工作经验。这时日照独立营缺政委，没有相当人选，何建华的到来，正是适逢其时，便决定他去日照独立营任政委了。

　　日照独立营，是日照西北乡两山口老土匪朱信斋一手搞起来的地方武装。他依仗这支武装，控制了黄墩乡48个村庄，已发展到300多人枪，同国民党地方势力派有矛盾，急需有个抗日部队的名义，来支撑他的局面。1938年秋， 我八路军二支队开到莒县大店，他派人同我们接洽，要求参加我军。二支队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争取朱信斋抗日，便委任他为二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以红军干部杨昆为政治委员。后又改为日照独立营。在1938年冬，杨昆调任特委组织部长后，政委一职，一直悬着。独立营受特委直接领导。何建华到职后，日照县委也驻在黄墩。何建华的工作，受到了县委的大力支持。一开始就建立了工作制度，连队派了指导员。1939年4月间，我去日照县委了解情况时，他的工作已经有了进展。连队出现了歌声，驻地工作也活跃了起来，他的情绪是高涨的。这次接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不但思想开朗，知识丰富，有理论水平，而且工作认真，团结群众，是一位忠诚干练的好同志。同时我在和朱信斋的谈话中，发现朱阴阴阳阳，半吞半吐，表情很不自然。觉得这个人物，是很难对付的。

　　1939年秋，地委机关到莒北后，何建华和连长王云五，先后来到地委，汇报情况，要求从独立营调出。王云五原在东北军任排长，1938年春从黄河北撤到日照，流落到朱部。他为人坦率勇敢，抗日积极性很高。这时他已提为连长，发展为共产党员。正因为连队政治工作的开展，朱信斋唯恐继续发展下去，部队不为他个人所有，便加紧了对部队的控制和对进步分子的排斥。此时，何建华的工作更无法进行，如果再僵持下去，将产生不良后果。高克亭考虑了他们的意见，经地委讨论认为：工作愈发展，斗争愈尖锐，我党要改造这支部队，朱就进行反改造，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愈来愈尖锐。经过“大扫荡”，朱信斋在我二支队西调沂蒙的情况下，无所顾忌，排斥打击部队中的进步力量，其面目日益暴露。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的干部又无法进行工作，便决定将何建华、王云五两同志调出，用在急需的岗位上。王云五到地委警卫部队特务营任副营长，何建华去胶县作统战工作。

　　国民党胶县县长兼保安第七旅二团团长徐明山，抗战前曾与姚仲明一起，在济南省立一乡师附小任教，日本侵略军第一次鲁东大扫荡前，向我山东纵队统战部要过干部，扫荡后徐又向我八路军胶县办事处主任郭有邻提出建议。因何建华在各方面都具备条件，即派去胶县，并参加了胶县工委，由郭介绍给徐明山。徐兼任胶县动委会主任，何建华为动委会副主任，处理日常工作。

　　何建华在出发前，同我交换意见，提出曾在日照独立营任过政委，不好再以何建华的名字出现，要我给他改个化名。我因为他是知识分子，顺便提供了“夏谷冰”三字，他接受了。他到动委会后，不便经常出面与胶县工委联系，便通过胶县政府所在地良乡村的党员张应臣与工委取得联系，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对县工委开展地方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也引起了反动派的嫉恨。

　　1940年春，山东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共高潮。莒、日、诸3县的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张步云、梁仲亭、李延修、张希贤等部反动武装万余人，向我莒、日边区猖狂进攻，地委与胶县工委的联系中断，何建华未能及时撤出，即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何建华在被捕前，通过张应臣向胶县工委通报紧急情况，胶县工委在墨得水民团团长陈仪亭的帮助下，得以安全转入杨家山里。何建华被捕后，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折磨，坚贞不屈，于良乡慷慨就义，年仅26岁。他从日照带去的15岁通讯员申伯诚，也被同时逮捕。

　　何建华不愧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藐视困难，不怕牺性，在阶级敌人面前，大义凛然。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何建华牺性已经45年了，多年来对他的事迹就打算写出来，并想关照一下他的后裔。他究竞是哪里人?本名叫什么?什么学校毕业?有无遗属?当时并未注意，也无档案可查。遍询同他相处的同志，也都同我一样的约而言之。我记得是东平人，还有一说是东阿人。原姓侯，是师范毕业。但查遍了战前济南师范同学录，也查不到有个姓侯的东阿学生，只有一位东平的侯家兰，查询结果已于1942年在东平牺牲。据鞍山市委范梅圃说：是原东阿县东关人。据此情况，原东阿县城已属平阴，向平阴查询也无结果。前年去京观礼，了解司鹤峰的下落，他们一起从西安办事处来山东，从农抗团到鲁东南特委，相处时间较长，是应了解的。不幸司鹤峰也于1973年逝世了。这些情况至今无法弄清，令人浩叹。但比之更多的没有留下任何姓名的英雄人物，战友们也可以稍以自慰了。

　　1986年1月8日

　　（原件存中共胶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回忆南海第一武工队的建立和活动情况

　　王海亭

　　【作者简介】王海亭（1918—1991），原名张道源。山东省胶县（今胶州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民众抗日救国军游击队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南海军分区胶即大队副政委、中共胶县县委委员、胶县独立营副政委、南海第一武工队队长、胶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胶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等职。青岛解放后，任青岛军政委员会台东分会书记兼中共台东区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岛市总工会秘书长，青岛市建筑公司工程局副局长，沈阳市国家111厂实习车间主任，永红机械厂总工程师、顾问等。1991年病逝。

　　1944年3月间，我参加胶东军区军工会议刚回来不久，根据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胶东军区和南海军分区指示在胶县铁路以南建立一支武装工作队，以打通胶东与滨海两大战略区的交通联系。县委决定从胶县县大队（独立营）、铁路武工队（后改为南海第二武工队）及部分区中队中抽调部分优秀干部战士，成立南海第一武装工作队（又称胶南武工队）。由铁路南工委书记王杰三任政委，我任队长。我带领新组成的南海第一武工队与王杰三、于洪通等一起，跨过胶济铁路，挺进胶县南部山区。活动范围：

　　南至杨家山里，东南到薛家岛、黄岛、红石崖，西南到里岔、铺集以西，高密东南部，青岛外围。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敌人称胶南为反共治安模范区）开展工作，打击敌人，建立基础。一方面作为胶东区与滨海区（省机关所在地）的交通枢纽；另一方面作为在全国战略反攻时，解放青岛的进攻基地。因此胶东军区很重视这支武工队的建设。不久，就派来一个较老的富有战斗经验的侦察班，共10多人，加强了武工队的骨干力量。开始时，这支不到百人的武工队，在胶县南部、高密十区、青岛外围薛家岛、红石崖一带，抗击着日伪军数千人，其中，高柏廉伪军团千余人（驻大行、小行一带）；迟耀东伪军团千余人（驻里岔一带）；张鸿飞伪军团1500余人（驻铺集、娄敬庵一带）；相铭忱伪军联队1000多人（驻王台、东营、洋河、冷家村一带）；薛小七伪军团500多人（驻辛安一带）；高密十区伪军团600余人（驻横沟一带）；还有胶县城、红石崖、薛家岛、王台一带约共有两个中队以上日本兵230多人。

　　南海第一武工队在初建时期，在伪军据点林立、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要是采取隐蔽活动方式，以熟悉当地民情和地形为主要任务，以利于在群众中扎根，坚持长期斗争。首先，秘密开展群众工作。每住一家一户，强调每个队员都要做好房东的工作，广交朋友，搞好宣传，以消除敌人污蔑我八路军共产党是“毒蛇化装的美女”、“洪水猛兽”、“共产共妻”之无耻谰言（当时 在群众中对我们有疑惧之心）。继续以忌赌会、戒酒会、学校里学习小组等形式暗中秘密组织，发动群众帮助抗日工作，广泛宣传我党我军各项政策和坚决抗战到底的主张。同时，强调以武工队每个队员的实际模范行动教育影响当地群众，以树立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光辉形象。当时，有不少老百姓说，开天辟地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不但不打骂老百姓，还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了东西按时还，坏了东西还赔偿。这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我们经常宣传抗日战争的胜利形势和胶东抗日根据地自由民主情形，以鼓舞敌占区人民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当老百姓认识到我们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是解放全国人民的代表者，都高兴地说，抗战6年多了，我们从来还没有听到这样多抗战胜利的消息，人人心里都非常高兴，觉得中国胜利有希望。有的老人感慨地说，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中国人就不会再当亡国奴了！这样，我们在群众中初步扎下了根，打下了基础。胶县南部地区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当地老百姓中当伪军的多，伪属也就多。开始，我们的一切活动，敌伪军据点里知道得很快，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威胁。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就广泛地开展了做伪军家属的工作，许多据点里的伪军是当地人，主要是向他们经常宣传抗日胜利形势，叫他们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大讲“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并通过伪属做伪军的工作，以瓦解伪军。武工队还经常给各据点的伪军中队长、大队长和团长写信宣传胜利消息，做瓦解敌军的工作。有时还直接把伪军据点包围起来用喊话形式开展政治攻势。如对关王庙、尹家店等据点，活捉了冷家村伪中队长尹宝元，叫他到南海军分区参观我们主力部队攻打平度古岘据点的情况，再放回来叫他做工作。再如，打王家滩伪自卫团，抓到了自卫团的中队长，经过一夜教育后，很快释放，让其做工作。在胶诸公路和胶王公路上，经常派人对伪军随抓 随教育释放，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我们还通过工委直接领导地下党员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如扩大兵源，收集情报，发展组织等。对过去的烈属进行联系，叫他们暗中起作用。杜村李笃生烈士（1939年在胶济一支队五里候子战斗中牺牲）的弟弟李天一，是杜村中学教师，四区分区委员姜圣斋与其接头联系后，叫他与伪军大队李介之联系做工作。他们是一家子弟兄，大反攻时起了较大作用。李劝高柏廉全团投降，张万福同志经常化装搞情报，打王家滩据点是他侦察的。当时老五区有党的组织，刘锡山同志任五区党总支书记，五区的党组织给武工队以很大支持。在群众工作中，除紧紧依靠贫苦农民外，还积极争取团结中、小学教师。通过他们做青年学生的工作。斜庄的殷老师就做了很多工作。在武工队活动的游击区，我们还个别积极争取教育伪乡、保长，让他们做革命的“两面派”，暗中帮助抗日工作。还逐渐采取较大规模的教育活动。有一次，我们派小部队请来三、四十名保甲长，用了一夜的时间宣传抗战形势和进行政策教育，叫他们暗中帮助抗日工作。在教育方式上，对大多数人进行一般的教育；对表现坏的进行严厉警告；对表现好的进行谈话，给以表扬鼓励。为了巩固游击区，我们还分批组织伪保长到胶县北部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六、七天时间参观学习（每次20人左右）。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我们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把敌伪的基层组织给瓦解了。有一些伪保甲长开始暗中帮助抗日，不敢再干坏事了。对艾山庙中的道士也进行了教育和争取工作。在起初的两个月，先在迟家庄、王家屯、卜落林、肖家庄、董家屯、张家艾泊、孙家艾泊、永安屯、打连沟屯、车家河、臧家屯、高密十区、南凤凰屯、九层岭、辛集、姚家屯、大小郐家沟、柳沟、柘沟、（接）斜庄等地形好和群众基础较好的三、四十个基点村活动，开展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斜庄等地形好和群众基础较好的三、四十个基点村活动，开展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再是西宋家茔也是个地形较好的村，是王台伪军中队长崔学功的家。我们为熟悉这个村，除了住在一些贫苦农民家里外，第一次就首先住在他家里，对其全家进行宣传教育。对各伪乡长和乡公所人员也经常作争取教育工作。伪乡长比保甲长官大一级，我们的策略是“有打有拉，打拉结合”。有些伪乡公所虽住在城里，还经常给我们送情报，有些是应付，多数是形势所逼。有些情报很一般，这在当时敌占区也是好的，也是难得的。

　　当时敌人也发现我们这个武工队在他们心脏里威胁它。1944年6月间，在胶南九龙山地区，敌人连续3天派飞机低空侦察，这是敌人要进行扫荡的前期预兆，我们想跳出九龙山的圈子，同时也为了到四区伪联队长相铭忱的腹地去察看地形。在一天拂晓前，我们就从大王邑上了艾山顶上的大庙里，观察这里的地形，上午严密做好隐蔽，封锁消息。同时，对庙中几个老道作了抗战形势与我党我军各项政策宣传教育工作。下午2时许，被放牛的小孩子泄露了消息，暴露了目标。王台据点20多个日本鬼子和一个伪中队，从东山口向我们开枪，我们原决定上艾山顶坚持到晚上再组织突围，经过观察发现敌人并没有包围的意图，正北方向有个缺口，我们便快速行动，突围出去，无一伤亡。这实际等于我们到敌人门口逛了一趟，逗引日伪军放了几阵“礼炮”，送我们下山。下山后，战家村、李子行村的伪自卫团鸣钟敲锣，召集人马想阻击我们，我便叫三小队长杨孝先率一个班朝该村上空开枪警告，才得以安全撤走。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这一带的地形熟悉了，伪乡保甲组织逐一被摧跨或被利用，伪属中也起了变化。过去他们认为这里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现在许多人捎信传言嘱咐他们的亲人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千万不要干欺侮百姓的坏事。因为黑夜是武工队活动的天下，许多伪军军官也害怕起来了。有时伪军出来活动，也不敢到当地参加我军的战士家中捣乱。他们怕武工队夜间去收拾他们。这样，群众高兴起来了，有些青年人陆续大胆地参加武工队，队伍日益壮大起来。这就在敌人所谓“治安模范区”三、四十个村庄中打下了基础，有了依托。虽然如此，但我们没有忘记，武工队既是工作队，也是战斗队。我们初步站稳脚根后，随时准备寻找战机打击敌人，选择群众最痛恨的小股伪军打击之，以便进一步鼓舞群众的斗志，增强必胜的信心。

　　下面，将我所记忆的战斗分述如下：

　　（一）智歼抢粮队，大快人心

　　当时，伪二区有50余人，经常出来抢粮催捐，打骂群众，民愤极大，为了消灭这个伪区队，我们从敌人内部了解到他们的活动规律，便在麦收后初夏的一天中午，当他们出来在张家庄抢粮催捐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袭击。前头几个队员化装成伪军，隐蔽接近张家庄，战斗打响后，在不到半小时内就消灭了这股伪军，缴获了大部武器。除一个班溃逃和死亡外，大部被俘。战斗中我一小队长张卿云负伤（荣城人）。这一胜仗在墨河区的鲁戈庄、大小行一带的群众中影响很大，大快人心。

　　（二）活捉尹宝元，伪军恐慌

　　1944年8月间，武工队为了开展四区艾山后的工作，在一天夜间，县大队一个连配合我们包围了战家村、李子行，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战胜利形势，号召群众起来参加抗战，到深夜才结束。连夜返回靠近杜村据点的南匡家茔住宿。当夜驻冷家村、王台的伪军通过电话向城里日军报告我武工队的活动情况。第二天拂晓前，敌人组织突击奔袭扫荡。日本鬼子200多人、伪军3000人左右，直奔我中心基点村——迟家屯。敌人这一行动被我岗哨发现后，我们组织队伍（还有县大队一个连）从孝源店子南河间向杜村方向突围。敌伪军在迟家屯扑空后，冷家村伪中队长即率伪军40余人从董家屯西北沟中企图封锁我突围道路，被我侦察尖兵组发现，我们立即组织武工队一个小队和县大队一个排，用猛虎捕食的迅速动作，在敌人尚没发觉时，彻底消灭该伪军中队于沟中，并活捉了伪中队长尹宝元，缴获机枪1挺，子弹2箱，长短枪20余支。此时，从尹宝元嘴里得知，日伪军这次扫荡的规模很大，来势凶猛，我们马上决定从杜村直接向北突围。走到赵家庄西岭时，娄敬庵据点张鸿飞部的伪军百余人向我们开枪追击，我们用新缴获的机枪向敌人扫了两梭子子弹后，敌人停止追击。我们继续前进，绕过雅会村（伪据点），越过东南岭，直插县城近郊的卜落林、徐家园，计划夜间押着俘虏越过铁路到胶北去。这次胜利突围，不仅给当地群众激励很大，而且对胶南的伪军震动很大。因为尹宝元是相铭忱伪军中一个主力中队。

　　（三）击毙伪乡长，歼灭伪自卫团

　　王家滩伪乡长王某看到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为了巩固他的政权，极力镇压群众，因而得到日军赏识，被任命为乡长兼警防团长，成立了一个有40多人的中队，并修筑了炮楼。因离我们活动地区稍远，又在海边，离红石崖、东营日伪军较近，敌人十分麻痹。为了开辟王台以东、小珠山一带的工作，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我们决定干掉他。先由地下党员张万福（北柳圈人）几次化装侦察后，于1944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们以远距离突然奔袭的战术，不到一小时，便彻底消灭了该据点的伪军。打死伪乡长兼警防团长王某，活捉了伪中队长。消息传开后，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四）炸毁歼灭伪区署，为民除害

　　伪区署主任薛南国手下有30多人，白天在据点外敲诈勒索，夜间就躲进小行据点里（驻有高柏廉团部及所属两个伪军大队）。我们通过马虎沟一个姓林的老百姓，利用亲戚关系到小行据点为我们做了详细侦察。在1944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们秘密用小部队爬进据点围墙里，用炸药炸的办法袭击敌人。据点内放炸药，据点外派上3个游动小组放手雷，以牵制扰乱敌人。爆炸声一响，敲响了伪区署的丧钟，区署主任当了俘虏。在战斗中，共产党员王书基（海阳县人，1945年1月被评为全省的模范武工队员，1946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非常勇敢，他自告奋勇，爬进院内，在敌人的房门上安放了炸药包，起了重大作用。这次战斗我无一人伤亡，缴获短枪9支、长枪20余支，还有做冬衣的布匹若干，战后当地群众都争相传说：“八路军真是天兵天将，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敌人的老窝给端了。真是大快人心！”

　　（五）巧布疑兵，击溃伪军

　　1945年3月间，尹家店伪军两个中队200多人出来抢粮催捐，被我武工队30余人在城南卜落林、徐家园一带击溃，一直追到尹家店伪军据点附近。因我人员太少，就动员柳沟老百姓几十人出来配合，巧布疑兵。他们在村西头高崖上来回走动作疑兵，伪军看到东岭上很多人，再加上我武工队突然袭击，勇敢无比，200多伪军惊慌而逃。我奋勇追击而胜。值得一提的是柳沟有个高老头，60岁上下，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义务交通员、情报员。他热心帮助抗日工作，这次他带领老百姓配合战斗，表现勇敢。他的几个儿子、侄子都参加武工队，很受群众赞誉。

　　（六）勇炸敌车，痛歼日寇

　　1945年6、7月间，日军一个小队约13个鬼子和少数伪军，开着两辆卡车，架着两挺机枪，每天来往于胶城与王台镇的公路上，进行示威性巡逻，以炫耀武力。我武工队经过多次侦察，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用埋伏拉地雷的方法，炸毁敌人的两辆卡车，消灭了8个日本鬼子和四五个伪军。我牺牲了一名新战士。我们以极小的代价一举消灭了8名武装精良的日本鬼子，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在战斗中，三小队长共产党员杨孝先和宋文正等许多同志表现得十分沉着勇敢，以大无畏的精神准确拉雷，猛冲猛打，一举取胜。

　　这支几百人的武工队，打了不少胜仗，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历次战斗中不少同志流血牺牲，至今我深深怀念他们。

　　1944年1月，在高密十区辛集、姚家屯撤退时，我武工队八班长共产党员乔立顺（文登人）率领全班掩护撤退时，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用手榴弹、刺刀歼灭日寇10余人，最后全班大部牺牲。乔立顺身受重伤被俘，押送到胶城，受尽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被敌人活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品质。

　　当我得知乔立顺被敌人活埋后，又听到孙崇彬副连长在南沙岭与日寇遭遇拼刺刀而壮烈牺牲时，心情非常沉痛，当夜即草诗一首，以示追悼之意，寄托哀思：

　　悼孙崇彬、乔立顺同志

　　英勇奋战胆气豪， 誓与日寇拼刺刀。

　　狂风怒卷南沙岭， 沽河汹涌浪滔滔。

　　热血洒尽为人民， 头颅抛地志不摇。

　　工农阶级真本色， 英雄气概冲云霄。

　　珠山泉水常流泪， 黄海波涛为君悼。

　　1944年冬夜

　　1944年12月，武工队在赵家小庄隐蔽驻防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部队文书（海阳人）牺牲。同年，四区中队20多人在打连沟屯时，拂晓被敌人偷袭包围，中队许多同志伤亡。胶县路南工委委员、四区分区委书记兼中队指导员郑子扬壮烈牺牲。在二十五里夼秘密活动的干部于某（牟平人），被伪装成我武工队的敌人骗出，活埋在该村南河中。

　　1945年4月，我交通队在挪庄被日伪军千余人奔袭包围，突围中壮烈牺牲8人，伤10余人。其中，武工队副队长兼交通队长于洪通（胶南工委委员，海阳人）负重伤；卫生员黄相兰（共产党员，黄县人）在战斗中非常勇敢，壮烈牺牲。同年8月，在攻打杜村据点时，有一名战士牺牲。在配合主力解放胶县城时，我四中队长在胶高边界催粮时牺牲。

　　1946年春，一中队副队长于国培（共产党人，海阳人）在追击双岭逃敌时，不幸中弹牺牲。

　　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牺牲的烈士不仅有胶县本地的，也有胶东十几个县的，还有全国各地的。他们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或革命战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是我们胶县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

　　还应该说明的，就是武工队在胶县南部地区，与日伪军进行游击战，建立游击根据地，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战略交通任务。在南海第一武工队建立前，从胶东到滨海的省委所在地，是通过秘密交通完成护送任务的。当时有县委副书记郑子扬和十几名政治交通员，一站一站地秘密转送，这种秘密交通方式，远不能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因此，武工队一建立，就以武装护送代替了秘密转送，把秘密交通线变成武装交通线。因为武工队熟悉地形和敌情，凡是主力部队过铁路，都由武工队担负侦察、联络和向导。护送干部、传递文件、输送弹药武器是经常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护送胶东区送交省委的黄金，分别带在护送干部的身上，都是由武工队接送过路的。还有一次是护送胶东为省委和中央印刷的全国军用地图，是十几头牲口驮着过路的。过路后因遭雨淋地图都湿了，武工队一直护送至龙山一带的王家屯，在地方干部高金绪家里，卸下驮子于僻静处开箱凉晒。凉干后才装箱送走，据说这些地图是中央分发各根据地的。1945年1月，为适应战略反攻形势的需要，武工队选拔优秀干部、战士成立了交通队。由武工队副队长于洪通兼队长，中共路南工委委员徐均任政治指导员，设有3个排，近百人的的队伍，配备的武器较好，有小炮、机枪等，这样更有利于武工队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开辟地方工作，以保证这条交通线的安全。在抗战后期一年多的时间里，凡经我武工队担负的上百起护送任务，没有受到一次损失，确实称得上是一条“钢铁交通线”。

　　总之，南海第一武工队在党和上级的领导下，全体队员以艰苦奋斗、不怕牺牲、顽强战斗的精神，在敌占区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发动和依靠群众，团结各阶层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争取和瓦解敌军，分化伪区、乡、保甲组织等方面均取得显著的成绩。对个别坏的伪乡长予以镇压；对地痞流氓冒充我武工队敲诈群众的坏人、土匪都予以严惩。在不到一年半时间里，开辟出胶县南部、高密十区一带较大范围的抗日根据地，多次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交通护送任务，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到1945年6月，建立了县级政权机构——胶南行署，并陆续建起了10个区级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支武工队改编为胶县县大队，发展壮大了武装力量，成为具有3个连队400多人的县级武装。同时，扩大了城南、龙山、墨河、洋河、艾山、营海、麻湾、王台等十几个区中队武装，各三、五十人不等，多的如营海、王台区中队发展到六、七十人。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抗日救国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都纷纷建立起来，有力地配合了武装斗争。

　　在1944年12月到1945年1月山东军区政治部召开的各地武工队代表会议上，南海第一武工队因开辟敌占区工作、摧毁敌伪组织、打击日伪军、多次完成交通护送任务，成绩显著，被评为全省5个模范武工队之一，受到大会表扬。

　　（原件存中共胶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战斗的烽火

　　王杰三

　　【作者简介】王杰三（1919—），原名赵辉。山东省平度县（今平度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平度县委第四分区委书记、平度县县大队副大队长、胶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胶县路南工委书记、南海第一武工队政委、高北工委书记、滨北军分区联络科副科长、胶东第十三纵队三十九师联络科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野战军某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后勤部副参谋长、企业办公室主任等职。1983年离休。

　　1938年，日寇侵华的魔爪伸进了平度大地，大好河山惨遭蹂躏，平度人民惨遭杀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挺身而出，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走上抗日战场，处处燃起抗日的烽火。我也毫不犹豫地离开生我养我的爹娘和可爱的故乡，毅然迈进革命的队伍——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那时，三支队在掖县，郑耀南任支队长。9月份三支队改编为二十一旅，郑耀南任旅长，李耀文任政委，张加洛任政治部主任，张少虹任组织股长，傅健吾任民运股长。当时，我在宣传队工作，经常运用文艺阵地进行战斗，鼓舞士气。宣传队的队员有虞棘(现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顾问）、刘动(牺牲)、刘玲(沈阳军区文化部长)、姜芭(牺牲）、吴莹(牺牲)、于仁(牺牲)、王志媛(陈士渠的爱人)、谢剑峰等20多人。

　　10月初，伪赵保原率部起义，投靠了国民党厉文礼部。当时二十一旅驻扎在夏丘堡。我们宣传队为争取赵部共同抗日，便带了慰问品和灰色军装，去夏丘堡东约10里远的一个村子里慰问赵部。晚上，我们宣传队为赵部演出节目——《放下你的鞭子》。虞棘扮演老艺人，谢剑峰扮演女儿，我扮演工人。晚会对争取赵部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8月10月16日，伪军张步云、刘黑七(刘桂堂)部由平度北犯。我胶东五支队六十一团(团长赵一萍)、二十一旅与敌在大青杨一带展开激战。西线还有刚起义不久的赵保原部参加了战斗。二十一旅旅部由夏丘堡南开至高望山，旅部驻扎在一制高点上。宣传队住在村东面一个姓姜的家里，这是我参军第一次回到家乡。战斗的前一天，我就住在家里，第二天部队开进，我们宣传队在高望山、赵家、盘古庄一带发动群众抬担架、写标语。当时一线部队六十一团驻大小青杨以南的棘子嶂、黄戈庄、寨里，赵保原部驻店子东于家村，我二十一旅从盛家、苏村以北开到官道姜家。上午8时许，战斗打响了。枪炮声震耳欲聋，村子里烟火冲天，我驻青杨一线部队打得英勇顽强。赵保原部是原伪军起义的，与张步云、刘黑七刚接火，有的就跑到伪军那边去了，毫无战斗力。当天早晨，我在赵家，郑旅长和赵保原带一些参谋人员、卫兵，从我们赵家村中由东向西走，赵还不住地说：“打晚了，打晚了!”结果，战斗打响不到2小时，约上午10点左右，官道姜家以西我部队和赵保原一线退了下来，撤到国家埠以南。大小青杨一线正打得紧张，战士们奋不顾身，勇敢作战，一个个战士倒下去，一个个伤员抬下来，共抬下伤员60余。我来到了盘古庄，我父亲箪食壶浆，挎着盛满馒头的篮子，眼含热泪，把馒头分给每个伤员，并打听我是否负了伤。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我虽使用的是最低劣的武器，但指战员奋勇杀敌，终杀伤敌伪军200余。这是我胶东部队第一次与伪顽交战获胜。

　　当天晚上，部队北上，刘黑七占领了高望山，我随担架队到了谭家夼，回来后，因部队北上了，找不到部队。刘黑七随即北犯，不久占领了掖县，尔后又占领黄县。

　　1937年秋，为了发展党的组织，根据刘少奇同志开展点线工作的指示，我四区开展了点线工作。即先建立点，后连成线。到处点起星星之火，以形成燎原之势，故称点线工作。四区的二五八甲、谭家夼、北隋、赵家、大疃、所里头诸村皆为点。如二甲的王重九，北隋的盛德君、盛之香、盛增科都是早期的党员。到1940年春，平度县委宣传部长刘维之，在赵家先后发展了12名党员，他们是赵希科(王杰三之兄)、赵希泰、赵希乾、赵希初、赵希民、赵云汉、赵庭江、赵希田、唐云山、王吉业和张某(昌里东史家人)。另外，还有国家埠的刘书棋，高望山的刘洪翱等党员。`这些党员在对敌斗争中英勇顽强，带头支援前线。在以后的于埠战斗中，北隋、二甲、赵家等村担架队的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在极艰苦困难的情况下，长途跋涉几十里，一直把伤员抬到大泽山下的四甲村。

　　1940年6月，根掂斗争的需要，四区区委成立。赵辉（王杰三）任区委书记，盛之香任组织委员，盛增科任民运委员，赵云汉任军事委员，盛德君为拟定区长，未公布。8月，四区参议会成立，民主选举盛德君为区长，赵辉为参议长。

　　12月，伪顽高玉璞、陈泽握等进犯二、五、八甲一带。晚上，他们龟缩在赵家村，并想在赵家村设立据点。我抗大分校由校长贾若瑜、政委廖海光率领，突然包围了赵家村。激战中，敌发觉是我主力部队，即突围逃窜，我歼敌一小部分。翌日，我部队撤走，敌人又回赵家，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将我家邻居的50多间房子烧毁，其惨状目不忍睹。此后，我区中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袭扰敌人，敌被迫狼狈逃窜。

　　1941年8月，我胶东五旅十四团东进时，团长于得水和政委雨晴曾指示：待主力回来后再打于埠。后来县委接到了地方组织的情报，即决定由十四团一营营长王子衡和教导员聂鸣九率部急奔60华里，夜袭于埠顽军刘景川据点。平度县大队在副大队长赵辉和副政委孙林瑞的率领下，配合主力参加了战斗。刘顽系一个团的兵力，约400人，我方兵力约300人。当时党组织派在刘团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控制了敌人的一个连，从连长到班长均是我地下党员，他们作内应。此日，恰好这个连防守。战斗一打响，这些同志立即把围子门打开，我们冲了进去。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先打军需处，未先打团部。结果，刘景川听到部队冲进围子，便慌忙钻入地洞。部队未捉到刘景川，又去打特务连。这时已是早晨8 点多了，刘顽爬出地洞组织反击，还狂吠什么：“谁扔了一颗手榴弹赏一块大洋!”霎时间，整个街道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由于敌强我弱，四面又是敌据点，形势对我不利，故终未攻克，即撤出战斗。我部虽伤亡不大，但内应连的干部连同家属20余人皆被刘匪惨无人道地用铡刀铡死了。我干部战士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县大队孙林瑞、赵辉等和十四团一营三连长李炳负伤。

　　我因小腹和腿部两处负伤，由我村的担架队抬着，敌人在后面追。我怕连累同志们，叫盛德君把我打死算了，盛说：“有我在，就有你在!”接着他朝敌人“啪、啪”打了两枪，就乘机抱着我跑进庄稼地里，得以脱险。

　　此次战斗，所以未克，主要原因是地方组织报告不实，所以县委决定组织少于敌军的部队去冒险奔袭，又缺乏战斗经验，未能取胜。

　　战斗的烽火，考验了战斗的人民，使我们坚定了信心，增长了才干，终于冲破了千难万险，迎来了胜利的今天。

　　1983年8月20日于广州

　　（原件存中共平度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战初期平度的三次战斗

　　高锦纯

　　【作者简介】高锦纯（1913—）陕西省米脂县人。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红军，任陕北游击队二大队政治处干事。同年12月在红二十六军任骑兵连指导员、支部书记。1934年任骑兵团政委。1937年到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3月到山东工作。同年5月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司令员。1940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政委。1943年3月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1945年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七大后历任关中地委书记、关中军区司令员、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四军政委。1949年12月任新疆省第一副主席。1956年到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1979年后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平度位于胶东半岛西部，是胶东半岛的西大门。由于大泽山的主峰——瑞云峰屹立于该县的北部，东向蜿蜒而至牙山、昆嵛山，所以平度的地理位置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控制平度可以北依大泽山，开辟平(度)招(远)莱(阳)掖(县)根据地；南牵胶济路，保持与中央、山东分局的联系；东延昆嵛山，控制胶东腹地；西制渤海湾，保证渤海走廊畅通。正因地理位置重要，平度成了敌我必争之地。

　　为了先敌之前控制这一地区，1939年底1940年初，中央派黎玉到胶东区党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开辟胶东根据地的三项战略任务：第一步，先控制大泽山、昆嵛山，掌握东海、西海地区；第二步，夺取牙山，掌握胶东中心的战略要点；第三步，以牙山为依托，南下海阳、莱阳，与顽军主力作战。根据这个指示精神，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机关逐渐从蓬莱、黄县西移，集中力量开辟大泽山区。1940年6月，胶东区党委机关迁到了大泽山东麓的葛家，并组成了200余人的平(度)招(远)莱(阳)掖(县)工作团，专力开辟这一地区。在当时的情况下，地方抽出200余名干部是很不容易的，这说明了胶东区党委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和对完成中央这一战略部署的决心。

　　区党委的战略部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挤走我们，吃掉我们，于是大泽山区，特别是平招莱掖四县边界处，在1940年左右，即发生了多次争夺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次，就是大青杨之战，消灭十八旅之战，马戈庄之战。

　　震惊胶东的大青杨之战

　　1938年秋，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同年12月，又改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整编完成，部队士气很高。我们凭着热情提出了“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保卫家乡，主动打击敌人”的口号，并由我亲自带领六十一、六十二两个团，进到平度县北边的山区夏丘堡，开辟新的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积极深入群众，热情教唱革命歌曲，召开座谈会和村民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说明八路军是抗日寇保家乡的人民军队，深得人民拥护和欢迎。

　　此时，平度北部高望山一带，驻有厉文礼部一个团。此人抗日战争前是国民党山东第八区专员，是复兴社成员，与学兴社矛盾极深。正当我军驻潍县城整编的时候，他率部东进占领了高望山一带。他的野心是，向南吃掉学兴社头子张金铭部，控制平度县；向西赶走我军，控制掖县。我军拒不接受厉文礼的无理要求，与他对峙着。

　　平度的张全铭则十分恐慌。他以平度危急求救于大汉奸张步云，并让他部下的刘机智、高玉璞、王泮亭先后投降日寇，以取得敌人的援助。张步云原是张金铭的老上级、老朋友，他勾结皇协军赵保原部及汉奸、土匪刘桂堂(绰号刘黑七)部跟随日寇张宗援(中国名)进驻平度，以示支援。此后，张金铭曾致函我军，说他投降日寇是为了打厉文礼，并非真心。我们没有理睬他那一套，并斥责了他叛国投日的可耻行径，要求其“反正自赎” 。

　　张金铭恼羞成怒，让赵保原部北犯。我率六十一团于10月15日晚进入大青杨一带，准备截击来敌。我们把司令部、六十一团团部设在大青杨的小学校里，警卫营驻在该村。其余大部驻北盛家村，棘子嶂村驻了一个连。那天部队天黑才进村，为了不惊动群众，当晚没有做饭，有些部队就住在街道上。

　　次日黎明，我们正在司令部开会研究阻敌计划，东边从棘子嶂村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我来不及做详细的部署，立即命令准备战斗，全线出击敌人。

　　来敌是伪满皇协军赵保原部，约400余人，另有小股马队。该赵是胶东人，原是军阀张宗昌的部下，后在东北受日寇改编，随日寇回到胶东，为害乡里。他虽人马不多，但很有作战经验，武器极好，配有迫击炮数门，机枪数十挺。这天一大早，他便率部从平度县城出发，经小河口来到李家村，逼问村民，察看军情。当他发现棘子嶂村有少数部队正在操练时，即下令包围该村，并用迫击炮轰击。我驻该村的一个连仓促应战。连长王中不幸在战斗中牺牲，余部突围后分两路撤退，东路由棘子嶂东沟撤到北盛家村，西路撤到大青杨村西。敌人见我军撤退，气焰更加嚣张，凭借压倒优势的火力向我军展开全面进攻。战斗在盛家大庙、大青杨村东、村西近十来里的战线上激烈进行着。我军很多战士第一次参加战斗，手中仅有步枪、手榴弹或大刀，见敌人火力极强，攻势迅猛，退了下来。党员们、干部们，特别是过去参加过暴动的同志们，在团长赵一萍的亲自指挥下，带头奋勇反击。几门土炮喷着愤怒的火舌，向敌人吼叫着。有的土炮因装药过多，炸了膛，周围的战士有的遍体鳞伤，有的熏黑了脸，仍然相互鼓舞，不下火线。某营子弹打光了，营长对大家说：“宁可用大刀和敌人拼，也决不投降!”赵一萍团长身上几处负伤，仍在镇定自若地指挥战斗，最激烈的战场是从盛家到大青杨一线，那里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敌人在迫击炮、机关枪的配合下，3次向我军阵地冲锋。我部战士凭借低劣的装备，把敌人反击回去。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钟左右，敌人死伤200余人，再也无力进攻，全部撤退回平度城。

　　我军仅有一挺破旧的玛克沁重机枪，是从蓬莱城吴佩孚的老家挖来的，大家叫它“老黄牛”，在这次战役中立了战功。现在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

　　这次战役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有力支持。在战斗危急时，大青杨村的群众张连岐，动员左邻右舍，掩护了20多名战士。战斗结束时，群众又纷纷腾房子，送饭送水，救护伤员，打扫战场。从战略上看，这次战役虽有欠妥之处，也有一定的损失，但这是胶东抗战史上的第一次大战，是以敌人的失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侵占整个胶东的狂妄野心，严厉地惩罚了张步云、赵保原之流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并促使赵保原向我“反正”投降。它震动了整个胶东，大长了我军的志气，坚定了胶东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保卫了我平(度)掖(县)抗日根据地，在胶东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消灭十八旅的祝沟之战

　　胶东的国民党投降派，张金铭是最顽固的一个。

　　他是山东定陶人，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曾任平度县中学校长。七七事变后，他利用学兴社的关系，领得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六支队司令的军衔，又利用何思源、刘守元等人的关系，取得平度县长的职务。1938年1月，他回平度拉起一支人马，在十六支队的番号下，设置了十一个纵队，成了得势一时的“胶东王”。1938年10月，日寇侵犯平度，张金铭弃城东逃，避战于县城东北部与莱西交界的祝沟村(今属两目乡)一带。其部队改番号为山东保安第十八旅，张金铭自任旅长。赵保原与我决裂后，张金铭步其后尘，先是驱逐我住十八旅办事处工作人员，继之捕杀我党政干部，侵扰我抗日根据地。

　　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我党曾多次派人对张进行劝告，要其以抗日大局为重，团结抗战。但张仍执迷不悟，继续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为了打击张金铭这种出尔反尔，认敌为友的罪恶活动，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决定消灭张金铭，以巩固大泽山抗日根据地。

　　张金铭不懂军事，他手下的几个团长，有的是兵痞，还多少懂一点军事常识。张全铭的兵力部署是以路上村为中心，形成一个内外线多层次的军事保卫圈。路上村并不大，只有200多户人家，但地势条件良好，三面环山，只有南面是平原，象一个簸箕口朝南敞着。路上村居中，是十八旅司令部驻地。驻有旅部机关八大处和特务营，共计600人，司令部设在一个小地主李长寿房子里。东南五华里是祝沟村，驻有十八旅一团李德元部和国民党平度县流亡政府，团部和县政府设在西门里路北地主张云光的房子里，李德元既是一团团长，又是平度县长。曾九如是副团长兼县政府秘书，当时没有副县长，曾实际上是主持政府日常事务的要员。这里连部队加机关，总共约有200人。东南3华里处是刘家庄，驻有十八旅保安团王西源部，约300人。西面一河之隔，不足1华里的前后刘家，分别驻有执法队和五团沈官臣部，共约500人。北面5华里处的岔道口、店子两村，分别驻有侦察排、训练班，共一百六、七十人。

　　外线部队，主要是三个点：南10华里处的刘河甲村驻有一个连，西北边20华里处的徐里驻有一个营，后寨驻有一个连。

　　内外线部队总数约2500人。从部署重点看，一是路上，这里是敌人的司令部；二是祝沟，这里是敌人的南大门，一片平原，无险可据；三是徐里和后寨，这里靠近崮山和龙山，敌人知道我们多在山里活动，他们犯下了罪恶，怕我们去惩罚他们。

　　敌人既然有防，我们就得有备，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为了打好这一仗，胶东军区司令部，对敌我双方力量作了认真分析，认为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得民拥护；张金铭反共投降，是逆潮流而动，人心所背，为民唾弃；我军系正义之师，讨伐叛逆，目的明确，士气高涨；张金铭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士气低沉，这是主流，是我们取胜的先决条件。但从另一方面看，敌人武器装备优厚于我，且占据村庄较多，要一次解决问题，也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我们在作战时间、兵力部署、战前准备等方面都认真地作了研究。作战时间，选在古历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会的这一传统节日的夜里；兵力部署，重点是攻克祝沟、路上，消灭十八旅的主力，摧垮国民党地方政权；战前准备，重点搞好侦察工作，察明敌情，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战斗；投入作战的部队，主要是胶东军区主力十三团、胶东军区司令部警卫营、西海独立营和平度县地方武装，共约2000人。

　　8月10日前，我方继续向敌十八旅所占之各据点派出潜伏人员，侦察敌情，里应外合。

　　古历七月七日(阳历8月10日)是传统的牛郎织女节，当地群众要买一些瓜果之类的东西，供奉牛郎织女。借此风俗，节日之前，我军的侦察、潜伏人员，化装成卖瓜果的，挑担上市，串乡走户叫卖，有的提着篮子到敌人营房去叫卖，有的则借机潜到群众家里，亮出身份，全家封锁，不准外出。如祝沟村的张友君家就住了五、六个，张德忠家的场园子也住了两个。战斗打响之后，他们立即行动，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8月9日，我参战部队向掖平边界集结，黄昏时分分路向十八旅所占之各据点进发，胶东军区司令部所属之警卫营的骑兵连、工兵连和机枪连，按作战计划，分别进攻驻路上村的第十八旅的司令部和前后刘家的沈官臣部和执法队。他们当晚开到大洪埠和小洪埠，晚饭后稍稍休息，于11时许进入预定阵地。主攻祝沟的五旅十三团，也按预定时间进入阵地。对其外围据点刘家庄、店子、岔道口、后寨、徐里等地实施包围。

　　当夜3时许，设在祝沟村后高地上的我前线指挥部打响3枪，发出总攻信号，顷刻间，方圆十几华里火把齐举，枪声大作。进入战斗阵地的工兵连，首先将张金铭司令部通往各据点的电话掐断，敌指挥顿时失灵，敌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攻打祝沟的五旅十三团进展很快，约半个小时，即从村东头突破敌防线，攻入街心，开始了激烈的巷战。敌团长李德元已在两天前去刘河甲，副团长兼县政府秘书曾九如任前线总指挥。他凭借复杂坚固的街垒，集中优势的火力，向我发动了三次反击，均被我打退。战斗进行到5时许，我军已从东、南、北三面向敌指挥部压缩过去，曾九如见形势不妙，再次拼死突围，他刚从街北指挥部冲到街南，即被我军击毙。敌失去指挥，成了无王的马蜂，四散逃命，大部做了俘虏，只有少数骑兵狼奔豚突地夺路向南而逃。我胶东军区司令部骑兵连奉命追歼，当赶到祝沟南山时，发现残敌远去，追歼不及，战斗胜利结束。

　　我胶东军区司令部警卫营，集中火力攻击敌之指挥部机关——驻在路上村的十八旅司令部。敌凭借坚固的围墙和优势的武器装备同我顽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几次摧拉，敌守部队被我打得焦头烂额，战斗已近胜利。不料，从刘家村败逃的沈官臣部，此时又窜到该村，与敌特务营合力据守，我军虽发起多次冲锋，直到拂晓仍未攻克。鉴于战略目的已经达到，遂主动撤出战斗。

　　攻打刘家庄的十三团某连，总攻发起之后，火把高举，杀声震天，四面向敌发起了围攻。守敌由于失去指挥，又慑于我军威力，不打自溃，大部做了俘虏，少数向莱西方向逃去。战斗不到两小时就胜利结束。 其它几个据点如店子、岔道口、前刘家村的外围小股部队，在总攻发起之后，纷纷缴械投降，十八旅的内线部队就这样被击溃了。

　　十八旅的外线部队，重点放在西北面离其司令部20华里处的徐里和后寨，这两个村距我根据地较近。后寨是一个200多户的村子，位于十八旅司令部驻地路上村西北约20多华里，驻有国民党三区崔召镇镇公所，镇长王华龄以下四、五人，1940年4月份，张金铭派驻了彭书香营的五连，约一百六、七十人枪。

　　攻打后寨的部队是我南海五大队刘文卿部，部队在古历七月六日傍晚，从大泽山的秦姑庵出发，10点左右赶到后寨，从北面将村子包围。总攻开始后，我部队集中力量攻打敌之连部。敌连部设在村东头街北面一个老百姓的闲房子里，连长从睡梦中惊醒，惊慌应战，部队也乱无头绪，一片混乱。及至我部队冲入街心，敌连长只身逃跑了。约两小时战斗结束，敌人大部分被俘，只有少数人脱逃。这次战斗，彭书香营的卫队连被彻底打垮，镇长王华龄被击毙。自此，国民党崔召镇政权被彻底摧垮。

　　攻打徐里的部队是我警卫营乔天华部。古历七月六日黄昏，部队从大后寨方向开到徐里东北的马家沟(沟名)，就兵分两路，一路向村东南，一路向村西北包抄，很快完成了包围任务。

　　当时驻守徐里的是李德元团彭书香营的两个连，战前几天彭书香率一个连去了古岘，只余下一个连的兵力。

　　总攻信号枪打响后，我部队先从东南方向猛攻敌之连部，以防敌南逃，继之从村西崖制高点向街里猛冲，为防止敌人向山上逃窜，小股骑兵在南北两面巡逻，敌人从混乱中向西南方向突围，正入我火力集中阵地，伤亡很大，大部被俘，只有30来人突出，又被我从后寨返回的部队截击，反转向东南逃去，其余110余人全部被俘。拂晓时战斗结束，至此，十八旅的外围部队，除刘河甲外，全部被歼。

　　8月10日上午8时左右，祝沟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总计俘敌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300余支，其它物资一宗。自此，我根据地自石桥、旧店扩大到大田、崔召和祝沟一带，整个平度的东北部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宣告结束。9月12日，平度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就在东大田诞生了。

　　下马戈庄遭袭

　　下马戈庄是一个近200户的山村，位于大泽山的东麓，崮山的西北角，四面环山，形势险要。抗战头几年，胶东军区司令部机关、胶东区党委机关、西海地委机关、西海军区机关、平度县政府、平度地方部队常在这里驻防。

　　1941年1月26日(古历腊月二十九日早晨)，我五旅旅部和警卫营驻进该村，骑兵正在喂马，步兵正在打铺，文职人员正在收拾办公地方，忽然农民张明善家的柴禾垛起火了，同志们丢下手头的工作，赶紧跑去帮助群众救火，正在忙乱中，平度城的鬼子和小庙后的鬼子从村东的长岭方向来了!敌人分成两股，一股自东而南，一股自北向西，将下马戈庄包围。我五旅旅部和警卫营凭着熟悉的地形，在敌人未合围时，用机枪掩护，从鞍子口向上下洄方向撤去。

　　这次战斗，虽然仓促应战，但由于指挥得力，部队没有什么伤亡，只牺牲了一名旅部军医主任。

　　事隔3天后，也就是正月初三日(1941年1月29日)，时在拂晓，当地老百姓按旧俗正在坡里上坟送年，我五旅旅部和警卫营从山西崖刘家，开到了下马戈庄，军队正在安排住房，村西北角的一户农民董照普家的草垛又起火了。不大时间，平度城的鬼子和小庙后的鬼子，分别从南边的西李戈庄和东北边的大田方向将该村包围了。这次战斗不同上次，敌人一开始火力就很猛，打得非常激烈，我军从村西头的齐顶汪突围，这是一道上窄下宽的狭谷，冲到尽头往上时，正好进入鬼子在柞栏沟设的重机枪射程，结果伤亡了30多人。五旅政治部副主任张铎和除奸科长孟林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事后掩埋于该村奶儿沟路北一棵柿子树旁。

　　通过两次遭袭，部队感到事有蹊跷，集中在郑家、方家一带整训，但没有发现部队内部有什么泄密的现象。

　　事隔月余，我驻兰家侦察连的林队长和谢队副，接到下马戈庄情报站张修刚送来的情报说：“平度城最近增加鬼子千余，汉奸无数”的情报，立即派人与城里地下侦察员窦盛三等联系核对，证明完全是假的，便立即对这个情报员进行审查，他们发现此人属旅司令部二科参谋处领导的下马戈庄情报站的情报员，后被鬼子秘密收买。这两次情报都是他送的，火也是他放的。为了防止内部出叛徒，以教育其他情报员，古历二月下旬，在方家召开附近情报员大会，在历数了张修刚的罪恶之后，将其处决。

　　上述三次战斗，各具特点，各有千秋。大青杨战斗，打响了胶东战史上对敌伪第一个大战，枪声击破了敌伪不可战胜的神话；消灭张金铭的战斗，打出了军威，推迟平莱地带顽军向敌人投降的时间，扫平了平莱边界顽军，开创了平度——胶东西大门的新局面；下马戈庄遭袭，说明内部敌人对自己的危害极大，要求战时的情报人员要绝对可靠，同时也说明了不管战机如何突然，只要沉着果断地指挥,同样是可以取胜的。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回忆扭转反顽斗争局势的大田战斗

　　吴克华

　　【作者简介】吴克华（1923—）江西省弋阳县人。1929年9月参加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班、排、连、营、团长，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教员等职。1938年来山东工作。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副司令员、二支队司令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教导五旅旅长、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5年后历任人民解放军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是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年逾古稀，回忆往事，特别是回忆年青时的战斗历程，心情显得格外激动!大泽山东麓的大田，更在我的记忆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1940年我还不满27岁，奉山东纵队之命，我第二次到胶东任山东纵队五支队司令员。后改为五旅，我又任旅长。五旅的成立大会，就是在大田南河滩举行的。

　　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发起的反共高潮，胶东的斗争形势格外艰苦和复杂，以赵保原为首组成的反八联军，号称十万余众，疯狂地对我大泽山等抗日根据地举行进攻，致使我军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

　　1940年7月2日夜晚，我率领十三、十四团从大田向东北方向转移，先头部队到达陶家寨时，突闻南边狗吠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侦察员和群众都来报告，说赵保原的部队正向大田前进，企图偷袭我们。从表面看，我们倒该松一口气，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大田，敌人只能扑空，但从整个局势考虑，我的心情却骤然沉重起来。

　　我未到胶东前，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首长就曾交待过，要扭转胶东的反顽斗争局势，从军事上讲，要抓住三个山：即西面 (平、招、掖边界)要抓住大泽山；东面(文、牟边界)要抓住昆嵛山。把大泽山和昆嵛山抓住了，然后夺取中心地区的牙山，以牙山为战略依托，就可以巩固地发展胶东的抗日根据地了。当时五旅主要活动在大泽山地区，控制胶东与渤海军区战略通道，因此，它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大田又是大泽山根据地在平度边界的重要支撑点，不仅五旅在大田召开成立大会，平度县参议会和县政府也都是在大田召开和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赵保原和张金铭才疯狂地向这一带偷袭和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把主力撤走，固可使敌人扑空，但在政治上损失会很大。第一，大田一带的人民群众要遭受涂炭；第二，敌人可以大吹大擂地说“八路军逃跑了”!这样就助长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从军事角度上看，撤走对我军影响也不好，对大泽山根据地建设更不利，敌人即便扑空，也会重整旗鼓，追寻你挑衅，这岂不助长了他的气焰，灭了自己的威风？所以我决定给予敌人重大的打击，粉碎敌人的疯狂挑衅，扭转被动局势，达到反顽斗争之有理、有利、有节，掌握主动权。

　　面对这种情况，唯一正确的方案，应该是将计就计，针锋相对。当时我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马上把部队带回大田，主动与敌应战，是我脑子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但我又深知，敌人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据确凿情报，赵保原和张金铭，总共集结了9个团的兵力，且有他们的主力邓学良团在内。因赵保原本是日寇在伪满时组织的部队，邓团武器装备优良，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他既然兴师动众向大田进犯，必是作了一番缜密的准备。我方除了五旅的十三、十四两个团和一个警卫营而外，就只有贾若瑜、廖海光率领的教导团(只是两个营，实为抗大胶东分校)，这样以少抵多，打起来是否有把握?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又是避强击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何况我们已经走出来了呢!但仔细分析，我们又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我军数量虽少，质量却高；第二，大田一带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有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援，我们就能如虎添翼，以一当十；第三，我们这一带的地形熟悉，且又是主动回防，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有此三条，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因此，我充满信心和决心，当即作出决定，迅速回到大田以北，以岐山为依托，荫蔽让出大田，布成口袋，诱敌深入，聚而痛击，以大灭敌人的反动气焰。部队接到命令以后，马上回头，按照指定位置，迅速、荫蔽地布置妥当。

　　骄傲的敌军，果然愚蠢地钻进了我们为他布好的口袋，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敌人被打得丢盔卸甲，狼狈溃逃。自此以后，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赵保原退居莱阳境内，张金铭龟缩于老巢祝沟。为发展这一大好形势，8月，我们乘胜打下祝沟，张金铭逃出了平度。随后部队向莱阳推进，打击赵保原的顽军，进一步扩大抗日根据地。从此，敌人再不敢发动大的进攻，扭转了被动的局面，使我胶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9月18日，我们又在大田南河滩召开军民大会，一是欢迎林浩到胶东任区党委书记；二是宣布五旅正式成立，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动员大家进一步打击敌人……。

　　45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往事，依然心潮澎湃，尤其感到动心的是“自信”二字，如果失去自信，也就没有当年大田的战斗胜利。当然胜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综合，重要的乃是自信，自信又产生于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的忠诚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战争年代如此，今天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更是如此。当时我还不到30岁，就身负旅长的重任，其知识和文化，难道就比今天的年青人多吗？未必!说老实话，今天青年同志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大胜于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所以能在战争年代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除了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斗之外，就是相信和热爱我们的事业，因而自觉自愿地投入学习和实践，不断从成功和失败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继往开来，我十二万分的相信，今天的青年同志们，会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更加精神焕发，奋力拼搏，为伟大祖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新的功勋。

　　（原件存中共平度市委党史研究室）

　　两目山伏击战

　　王彬

　　【作者简介】王彬(1908—1995)曾用名王致中、李彬。河南省范县人。1933年毕业于黄埔军校高级班第二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历任延安中央党校教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参谋长、山东纵队参谋长、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司令员、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司令员兼教导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副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参谋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干部司司长和部长助理、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南京市副市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等职。1988年被授予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40年，我正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军区（胶东军区）任司令员。7月的一天，情报科长胡铁城报告：根据确切的消息，有一支伪军从掖县出来，经郭家店一带向南扫荡，一边抓壮丁，一边安据点；并在近一两天要通过青山和两目山之间一条通道。

　　这可是我们打鬼子的好机会。说实在的，我们第三军区成立半年多来，还没有真正和鬼子交过锋呢。但是我们的兵力也实在有限，1939年底我到职时，除各县有些游击队外，军区指挥机关不健全，作战部队连一个营也凑不齐。我们一边开展反对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斗争，一边组建扩充武装力量。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解放了招远南部地区，使东部我蓬、黄（县）根据地和西部我掖县根据地连成一片，组建了军区第一营和第二营；攻打北寺口，收复大泽山，袭击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张金铭，使我们控制了从掖县到平度的整个山区，部队发展为3个营。夏季，军区第一团宣告成立。山东纵队任命周光为团长，张环旭为政委，萧平为副团长。周光、萧平都是山东纵队一一五师调来的骨干。这时，军区机关也比较健全了，政委王文到职，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人员也都配齐，作战部队除一团外，还配有警卫连、骑兵连、机炮连。

　　翅膀硬了一点，就产生了打鬼子的念头。胡铁城关于鬼子要经过两目山的情报，促使我和王文下决心打一次埋伏。事实证明，情报很准确。日军和伪军约三四百人，混合编队，沿青山和两目山之间的通道走来。

　　青山在西，两目山在东，都是高四五百米的山，相距不过两三里，中间有丘陵连在一起。两山之间有一条通道，看样子敌人是从两山北的方家村到两山南的九山后（村名）去，这是必经之路，因为通道靠近两目山一侧，我们便把主力埋伏在两目山上。

　　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前边是伪军开路，跟着是一队鬼子兵，接着又是伪军，后边又是一些鬼子，最后还有一点伪军作尾巴。等到三分之一的敌人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时，我们一个新兵走火了。一声枪响，吓得敌人都卧倒了。于是，我当机立断：提前下达开火命令。几个营一齐开火射击，当场打死打伤几十个敌人。

　　战斗打响后，狡猾的日军发现我们占领的两目山西北的山包对他们威胁最大，便集中火力向这个高地发起进攻。这个高地上有我的指挥所。日军遭到阻击后，立即匍匐前进，迂回到我们这个高地的西南方，一步一步向高地攻了上来，由于是梯田形山坡，人员可以隐蔽，再加上敌人火力比我们强得多，又是机枪扫射，又是迫击炮弹，还有掷弹筒，结果我们的部队吃不住了。

　　为了减少伤亡，我命令部队收缩一下，这时，在指挥所我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用望远镜一看：不好，敌人正在利用西南风向我们施放毒气，我们的新兵根本没有应付毒气的经验。好在平时训练时我给他们讲过，于是我下令：把毛巾浸湿，捂在口和鼻子上，撤出阵地。但是有些战士水壶里没有水了，我急中生智：在毛巾上撒点尿代水，不要嫌脏，执行命令！结果，凡是这样做了的，都没有中毒，安全撤出了阵地。只有一两个嫌脏的小战士，没有把嘴和鼻子捂起来，结果轻微中毒，几天呕吐、发烧、抽筋，后来经治疗也好了。据我们所知，这是我们八路军纵队最早对付日伪军的毒气。

　　敌人占领了制高地，火力更猛了。另外两个营还在侧翼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我军失去了制高地，眼看敌人把他们的伤亡者抬走了。虽然我军伤亡不大，但这一仗没有打好，我心里很生气。眼睁睁地看着敌人跑掉，这对一个军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当然，作为新成立的一个团，首次和鬼子交锋，武器装备相差甚远，又缺乏实战经验，能给敌人以创伤，自己又没有什么伤亡，在当时也算不容易。事实上，这一仗打乱了敌人抓壮丁、安据点的战略部署，迫使敌人尽快逃离我们的根据地，不敢轻举妄动了。

　　在几位营的领导干部汇报作战情况时，还谈了许多杀伤日伪军的战绩。特别是黄振东（曾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田石兴（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所在的那个营，打得比较顽强。该营从凌晨埋伏到上午战斗打响，一直到下午3点钟，打退敌人3次进攻，有两顿饭都没吃。最后，在青山上碰上我五支队（五旅的前身）的两个营，才吃了一顿饱饭。不少干部战士还高兴地谈论着自己埋伏的地方距离日本鬼子有多么近，争论着哪个鬼子是自己开枪后倒下的。总之，一次并不理想的对日伪军作战，激发了干部战士极大的抗战热忱。

　　为了把这种抗战热情变成练兵的行动，我把部队集合起来进行讲评，接着要大家回去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最后，我又把参战部队拉到青山和两目山之间原来打阻击的地方，搞了一次演习，两个连伪装成“敌人”前进，其余的打伏击。通过这次演习，把教训变成了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实战本领。

　　1985年6月2日

　　（原件存中共平度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战初期在平度经历的几次战斗

　　赵一萍

　　【作者简介】赵一萍（1905—）原名马香蒲、马秀生，山东省寿光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蓬莱等地任教师。1938年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一大队大队长，5月任二营营长。此后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团长、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司令员、滨海军区参谋长、鲁南军区参谋长、徐州警备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参谋长、青岛警备区司令员兼胶东军区司令员、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海军工程部部长、海军副参谋长等职。

　　抗战爆发后，胶东各县在党的领导下，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组织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开辟了蓬黄掖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马保三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八大队东上黄县，与三军会师。当时我任三军二路一大队大队长，我到黄县丁家花园见了马保三。武装整编三军二路后，我任二营营长，驻防在黄县、龙口一带。住了一段时间，原掖县三支队改编的六十二团与我部换防，我带全营到达掖县，高锦纯司令员命我营攻打沙河镇，敌闻讯不战而逃。9月，胶东三军与三支队奉上级命令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我任六十一团团长，辖三个营。不久，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又命我团攻打沙河西北杜家围子土顽杜广乾。战后，高司令员根据日伪军赵保原等部有从平度进犯掖县根据地的动向，命我团去平度阻击敌人，团部安排参谋长刘国柱留守杜家围子，由我和团政委刘中华率一、二营奔赴平度阻击敌人。10月15日晚，我军到达平度城北大青杨一带，团部驻大青杨村，一、二营分别驻在上、下洄，棘子嶂，盛家等村。三营随五支队司令部活动。

　　16日早饭后，忽闻南面枪声大作，我与政委刘中华立即到前沿二营阵地视察，在从二营去一营阵地途中，我和刘政委同时受伤，立即被送往后方医院。这次战斗，我部虽然参战兵力少，武器装备差，而且战斗开始团首长负伤，失去指挥。但由于部队刚经过整编，指战员素质好，士气旺，与敌人打得很顽强。战斗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直打到下午4点左右，双方均有较大伤亡。战后不久，赵保原被迫“反正”。这时我们才得知北犯掖县根据地主要是赵保原的邓团三个营，并且有日军秋山旅团和伪军张步云等部配合，共千余敌人。他们在大青杨一带受到我军痛击后返回平度。

　　我的伤势治愈后，即到五支队任参谋长，随军战斗在平招莱掖一带，开辟大泽山根据地。1940年9月，五支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旅长吴克华，政委高锦纯，我任参谋长。同年底，春节前后，我五旅旅部在平度崮山区下马戈庄驻防时，曾两次遭到日伪军袭击。1941年古历正月初三日夜，平度城、马场等据点日伪军第二次偷袭我部，在突围时，旅政治部副主任张泽、锄奸科长孟林和20余名战士不幸牺牲。事后查明，该村我地下情报员张修刚为平度城敌军收买，当我旅部进驻该村则以纵火为号，引敌偷袭。张犯被查获后即行严惩，消除了内部这一隐患。

　　1940年成立西海地委，1941年下半年我调至西海军分区接替王侯山任分区司令员。这时正值敌伪集中兵力对我解放区不断进行“扫荡”、“蚕食”，我根据地不断缩小，进入最困难阶段。当时分区的主要工作是动员各界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组织民兵参军参战。分区成立了独立团，各县建立县大队，区有区中队。各级地方武装，向主力部队输送兵员，扩大我军抗日力量。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日寇推行“三光”政策，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我军民对敌斗争处于最艰难的阶段。10月下旬，日寇2万余人在投降派赵保原等部的配合下，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拉网合围扫荡”，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之后又向我西海地区合击。那时西海党政军机关、部队大都驻在平度大泽山周围。敌军封锁了大泽山区西部的公路，国民党土顽四纵队王尚志部在平西配合敌人待机与我战斗。为冲破敌人包围，经与驻招莱边境的五旅联系，获悉东面没有敌情，随决定向东转移，靠近五旅主力。当行至莱阳西北部山吴家一带，五旅已经移防外地，日寇突然包围了我们。在紧急情况下，我们研究由领导各带一个排掩护首脑机关分散突围。我率司令部机关携带电台一部，由一个排掩护突围后，发现政委于己午率领的地委机关被敌军包围在一个小山上。空中有敌机轮番扫射，地委书记于己午和胶东区党委来西海帮助工作的青年部长林江都英勇牺牲在这里。分区参谋长于一心率部也没能突出包围，壮烈牺牲在招远边境。这次敌军“扫荡”使我西海军民遭受巨大损失，充分暴露了日寇侵华的罪行。

　　八年抗日战争，根据地人民群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终将嚣张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党和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王效炳、杨学进1985年5月访问整理。原件存中共平度市委

　　党史研究室)

　　

　　

　　我对平度抗战工作的回忆

　　贾若瑜

　　【作者简介】贾若瑜(1915— )四川省合江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红六军团司令部参谋，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支队长和胶东支校校长、八路军山东纵队教导五旅参谋长、胶东军区参谋长、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军区参谋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副部长、军事博物馆馆长、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教育长、军事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0年4月，我抗大一分校第一大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冲破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开赴胶东，与胶东军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抗大胶东支校。对外称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教导团，我任团长（副校长），刘汉调走后，我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我们与山东纵队五支队会合，活动在招远下洼和掖县桑园等地。6月1日，日寇“大扫荡”开始了，敌人从四面八方对我招莱根据地实行分进合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或分散隐蔽，或秘密突围，抓住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这年夏秋之交，我们转移到平度大泽山区，驻扎在满家、杨家一带。

　　8月，我们配合五旅在祝家沟等地给张金铭部队以歼灭性打击，根据斗争需要，我们奉命留在大泽山区，发动群众，巩固建设根据地。我们除做好驻地群众工作外，还组织10多人的工作小组，专门开展群众工作，并在建设根据地的斗争中进行教学工作。

　　大泽山峰峦叠嶂，林木丛生，是胶东西部的屏障和向平原发展游击战的依托。建设好这块根据地，就可以控制胶东西部。南部平原是向南海地区发展的战略要点，胶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长李肇岐，政委梁辑卿曾带领部队在这里开展过游击战争。

　　我们每到一地，首先与群众搞好关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群众，开展助民劳动，为民治病，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人民就拥护我们，把最好的房子让我们住，把最好的粮食（苞米）送给我们吃。他们常常把煮熟的鸡蛋，炒好的花生，新鲜的水果，包好的饺子送给我们吃。他们亲自送子女当兵，抬担架，押俘虏，站岗放哨，送情报，掩护伤兵员。军民情意深，共同打击敌人。

　　1940年夏，平度城的日伪军200多人，到铁矿寺“扫荡”，袭击我抗大支校，我们给敌人以有力的还击。锻炼了学员，坚定了信心，日寇并不可怕。

　　9月，我们在满家、杨家驻防训练，国民党暂编第十二师、山东第十三专区保安司令赵保原，为夺占被我军控制的大泽山区，率几团的兵力进攻我大泽山根据地。我五支队（后改五旅）主力隐蔽在大田以北山岭待机，抗大支校在时风涧抗击赵保原部的进攻。赵保原的主力邓学良团，原是伪满皇帝的警卫团，全是日本装备，并经日本关东军亲自训练过的，吹嘘他们是“无敌”的。但我们的学员具有高度的军事、政治素质，在有作战经验的干部指挥下，地形较熟，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具备了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战前我和廖海光研究，决定派出侦察分队查明敌人的兵力、动向；又以警卫连在大田西山构筑野战工事；令两个学生营埋伏在时风涧附近，待命出击。我和廖政委到警卫连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上午8时许，战斗打响，敌人分路向大田西山发起进攻。敌人为了抢占大田西山有利地形，向我警卫连发起猛烈冲击。我军居高临下，当敌人进入我手榴弹有效距离时，我军突然开火，敌人仓惶溃退，他们又重新组织火力，轮番向我冲锋，都被打得落花流水。上午11时许，敌军精疲力尽，窜回大田枪杀猪羊，忙做午饭。13时左右，我们两个学生营趁敌松懈散乱之机，从敌侧翼突然发起进攻，敌措手不及，丢枪弃械，向东逃跑。我五支队十三团，已从北向大田以北和东面敌侧包围过来，打得赵保原的所谓“王牌团”溃不成军，伤亡惨重，邓团“不可战胜”的神化彻底破产了。

　　1940年秋冬，日寇对大泽山进行过两次扫荡。这年深冬时节，胶东区党委机关、行署机关和党校1000多人同我校一起转移到所里头山区。平度掖城的鬼子将所里头团团围住。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势，封闭了我们的通路。我们无坚守防御的条件，必须组织力量迅速突围，或者设法巧妙摆脱敌人。我们依靠群众，找到了一个放羊的“羊倌”，给我们作向导，沿着一条在地图上没有的荒僻的山路胜利突围。突围中留在所里头山顶钳制敌人，掩护机关转移的通信排长郭永刚（同浦铁路工人）和班长胡文奎（山西青年学生）光荣牺牲。我们先转移到胡家顶以后又转移到黄山馆附近的灵山一带。

　　1941年3月15日，我胶东主力进行牙山反投降战役。我和廖海光奉命指挥西海军分区等部，坚守大泽山区，巩固后方，保障主力在东线作战，当东线反击战开始后，顽军高玉璞、阎珂卿、董希瞻部，妄图破坏我后方，牵扯和分散我兵力，配合赵保原在东线作战，并妄图夺占我大泽山区。我支校等部在大泽山区，同高、阎、董顽军进行了几昼夜的战斗，胜利完成了保卫大泽山的任务。战斗中红军战士，一营教导员余兴华英勇牺牲。不久，我们开赴牙山。但是大泽山区的群众还是念念不忘我们，每逢过年过节，还派代表，跋山涉水，通过敌人封锁线，冒着风险专程到牙山探望我们。

　　1941年7月，我调任五旅参谋长职务，1942年4月又回到平度。

　　1942年3月，“反扫荡”刚结束，五旅驻招远一带，山东军区电令高锦纯带一个团去平南接友军姜黎川旅到我中心区修整。当时高锦纯因身体有病，由我代他执行这项任务。我率十四团特务营（少一个连）和骑兵营首先来到平北的水磨涧山区，南海有一个独立营约200多人。那时平南多是敌伪敌占区，丈岭、李傅庄、南村、蓼兰、兰底、古岘、芝兰庄、胶县、高密都有据点。在蓼兰附近还有赵保原的冷仙洲支队。从水磨涧到胶济路约100公里，有50多公里为敌占领，南海的同志纷纷要求回到南面去，姜黎川部（国民党山东保安一旅）因被分化，也迫切需要与我们会合。我军要到平南去，必须扫清路上的障碍，不打仗就不能完成任务，但一打就是攻坚战。我们部队的作战积极性很高，也要求打仗。李傅庄据点是一个位于胶济路北侧平南地区，并有顽军一个团坚守的大据点，是我们去平南迎接姜黎川旅过胶济铁路的必经之路和严重障碍。于是，我召开十四团干部会议，决定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拔掉这个钉子。

　　4月18日晚，部队来到了刘河甲，大张旗鼓宣传打丈岭李德元据点。动员群众抬担架支援战争。命十四团参谋长卜才（刘静海）指挥十四团第二营围困和佯攻丈岭。我率十四团一、三营，五旅特务营（少一个连），骑兵营奔袭李傅庄据点。19日晚，部队以强行军直指李傅庄。20日2时半开始攻击，十四团一营从东门、东北方向进攻，三营从南门、东南方向进攻，特务营从北面佯攻，骑兵营埋伏在李傅庄以西的一个村庄，南海独立营担任对平度城的警戒，由于敌人毫无准备，一营三连首先从东门夺占敌人东门的碉堡，部队随即突入街心，并沿围墙和街道发展进攻，三营也从南门夺占敌人碉堡，并与一营会师，敌企图从北面突围，被我特务营顶了回去，我们从东向西压缩，不久，敌人也退守西门和西北一隅，并组织突围，遭到我骑兵营痛击。这时，一营从东面，二营从南面，特务营从北面，四面围歼逃敌，将其全部歼灭。此役毙伤700余人（其中生俘五、六百人），我19名战士受伤。

　　李傅庄一战，把南海机关送回南海，为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和迎接姜旅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后来打通胶东区与滨海区联系创造了条件。

　　5月初，赵保原率其第一、三团，特务一团，莱阳和平度保安团等来平南，企图将我赶出平原，恢复其原阵地。当他进到平度东南部的仁兆一带，我拟向他反击时，区党委指示我：（一）不要轻敌，不要轻易打仗；（二）要千方百计拖住敌人，以配合东线我主力打大夼和五龙河畔歼灭敌人。根据区党委指示，我以小部队袭击西仁兆之敌，我主力部队转移至麻兰的云台山待命；修筑工事抗击赵保原主力的进攻，拖住敌人，保证东线主力作战。5月13日，五支队十六团袭击住在莱阳大夼的赵保原第四团（新兵团），并将其后方抄掉，赵保原立即从平南率部回援，我部即跟踪追击，我率十四团在荆山后与赵匪打了一仗，赵匪逃进莱阳城关。当晚，我部夺占了昌山（赵保原莱阳第一区区大队部）。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在运动中把赵保原主力打乱，给以沉重打击。

　　胶东讨逆战役于1945年2月中旬，经万第战役，歼灭赵保原主力后，我到南海军分区任司令员，活动在莱西南、平东、平南、即墨一带。开展平原游击战和交通战，并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攻势和游击战。

　　1945年6月，胶东军区组织平西战役，南海独立团和西海独立团等部，配合主力十三团先后攻克古庄、台头、小河子等顽匪据点，平西解放。

　　9月7日，平度城战斗开始。五旅十三团攻西关和南关，警五旅九团（原十五团）、十团（原西海独立团）攻东关（我那时任南海军分区司令员兼警五旅旅长）。守敌伪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王铁相等伪军约7000人，拒不投降。十三团首先突破西门，进入平度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东门尚未突破。许世友司令员为加强十三团后续力量，令警五旅所属九团从西关十三团突破进入与十三团并肩作战。当时已天明，平度城西南隅敌一个连守备的碉堡对我西门交通威胁很大，于是我命令特务营一连夺取这个碉堡，他们在敌人火力下，组织爆破队将敌碉堡炸毁，战斗英雄该连连长王道廉壮烈牺牲。进攻南关的二营营长高子亭光荣牺牲。10日全歼守敌，平度城获得解放。

　　1946年夏秋间，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在即墨遭我打击后，窜到平南，被我胶东军区主力在南海地方部队配合下将其围困。

　　1946年秋冬间，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在青岛登陆后，又窜到平南。该军派一个连外出抢粮，被我南海大队包围，将其尖兵排全部歼灭。不久，我华东军区派人去做该军军长韩练成的工作，卓有效果，在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中起了作用。

　　（原件存中共平度市委党史研究室）

　　

　　

　　打开南海大门的平原攻坚战——忆平度东南李福庄的一次战斗

　　贾若瑜

　　1942年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极其艰苦的时期，也是胶东抗日军民受到严峻考验和取得反“扫荡” 、反投降斗争重大胜利的一年。这年，日寇对胶东先后进行了3次“扫荡”，特别是冬季由敌酋冈村宁次亲自组织的所谓“拉网大扫荡”，给胶东抗日军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这年，我军不仅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并且取得了反投降的重大胜利，先后进行了讨伐赵保原部的平度东南李福庄战斗和五龙河战役，讨伐秦毓堂部的战役，都取得了预期的胜利。同年7月成立了胶东军区。

　　当时胶东有4个军分区。但南海军分区被日寇和投降派赵保原部联合夹击，被迫撤出南海地区。在1942年4月以前，住在西海军分区的平(度)北山区——大泽山区。在南海分区所属各县\[平度(南部)、胶县、高密、即墨、莱阳(南部)\]内只有一些地下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人们迫切要求八路军重返南海。

　　我们胶东地区，地理上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南面有胶济铁路横贯东西，西面有胶莱运河和烟潍公路纵通南北，沿海城市工商业发达，内地交通比较便利，文化也较发达，日、伪和顽军、投降派对胶东都很重视，他们互相勾结，对付我抗日军民。日寇依托胶东区的铁路、公路，修筑据点，实行所谓“囚笼政策”；投降派军和顽军则与日寇勾结，共同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把胶东和鲁中、滨海、清河(渤海)军区分割开来。因此，罗荣桓曾说：“胶东是一把没有上在枪上的刺刀” 。由于胶东的战略地位和它具体的地理条件，因此要坚持抗战，发展壮大抗日力量，扩大我战区，缩小敌占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就既要控制牙山及腹地的山区，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又要巩固大泽山区，向西发展，同清河(渤海)打通联系，更要向南发展，同滨海打通，与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取得联系，“把刺刀上在枪上” 。而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就必须依托大泽山区，恢复和发展南海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3月20、22日，日寇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次郎(中将)指挥日伪军1万余人，在胶东投降派的密切配合下，分别由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地出发，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青(岛)烟(台)路东和路西进行分区“扫荡”，并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 。同时又扩大投降派军队的伪化。如蔡晋康、郑维屏等部和赵保原一部成为伪军。我军进行了坚决的反“扫荡”，到3月底止，我军歼灭日、伪军2511名、俘伪军734名，缴获各种炮4门、轻重机枪21挺、长短枪812支，攻克据点15处，炸毁敌汽车15辆，从而胜利地结束了这次反“扫荡”战役。

　　4月初，我们山纵第五旅在招(远) 掖(县)进行整训和总结反“扫荡”经验。一天上午，吴克华旅长、高锦纯政委和我在作战室听取作战科长刘云鹏、侦察科长孙季尘汇报了当前日、伪军动态和各有关情况后，高政委从身上取出一份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给他亲阅的电报给我。电文大意是友军姜黎川旅(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一旅)因其内部分化和受外部的压力在胶(县)南处境困难，要求到我胶东区腹部地区休整，分局和纵队已同意姜的要求，要高锦纯亲率一个主力团去胶济路北侧接姜旅北上。高政委当时身体有病，情况又紧迫，他要我率5个主力营(十四团、旅特务营欠一个连、骑兵营)去执行这个任务。并指示；由于胶济路北侧的平(度)胶(县)高(密)地区是平原，是青岛日寇最敏感的地区，青纱帐又没有起来，而且敌情严重，斗争复杂，因此，要尽量避免战斗，完成迎接姜旅北上的任务。从当时南海军分区的平(度)胶(县)高(密)平原地区和胶济路北侧敌、伪和投降派军部署情况来看，我们要到这个地区迎按姜旅北上，不打仗是不可能的。对此，我提出建议，如果大部队要在敌占区和它的交通线上活动，不用战斗就不能完成迎接姜旅的任务。特别是姜旅北上，敌、伪和顽军、投降派都要对它截击、阻击和追击，我们要保证它安全通过胶济路和日伪、投降派的重重封锁线，就要准备打仗。吴克华旅长同意我的看法，要我机断行事，并指挥西海和南海的地方部队。高锦纯政委也没有不同意见，这样，我要作战科立即通知十四团、特务营、骑兵营的首长来旅部接受任务，部队准备行动。并电告西海和南海军分区，我将率十四团西去，请军分区领导和司令部准备谈谈各分区情况。

　　经过一天的准备，我率十四团等部队由招远出发，进驻平度的水磨涧山区。这里靠近大沽河，东岸东北方向莱阳的南墅有日寇据点。南面丈岭就是赵保原的平度保安团李德元的据点。这两个据点与水磨涧距离均只有约半日的行程。因此，我们一进驻地就封锁消息，隐蔽待机，同时加强对南墅和丈岭的侦察、警戒。

　　这时已是4月10日左右了，西海和南海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和西海、南海两个地委的领导同志都到水磨涧分别自我介绍了当前的情况。南海地委书记刘宿贤、分区副指挥王侯山代表南海的抗日军民，要求主力把南海党、政、军、民领导机关送回南海。从姜旅派来的代表(他们几个人是通过敌占区“爱护村”伪保长的关系越过胶济路的)张某也将他们所知道的姜旅北上路线上的敌军部署的情况作了介绍，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当时我们将去执行任务地区的比较全面、准确的情况。在胶济铁路大沽河西从胶县到高密之间，除胶、高两城是日、伪军大据点外(如日寇第五混成旅团第十八大队大队部就驻高密)，沿铁路车站都是日、伪军据点，并且夜间还有巡逻分队；胶济路北侧的南村、古砚和兰底都有日、伪军据点；李福庄驻有赵保原部特务第二团(任子风部700余人)，蓼兰一带还有赵保原的冷银洲游击支队。平度又是日、伪大据点，丈岭又有赵保原的平度保安团李德元部1000余人。这样，我们进入平度至古岘公路以南，高密至胶县的胶济路北的平原地区，敌人占有优势，而且它们各个据点之间又互为犄角，可以相互支援。我军虽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敌占区活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反动政权还没有被摧毁，这就增加了我军活动的困难，特别是李福庄据点，既控制了姜旅北上的道路咽喉，又是赵保原同于学忠东西连接的枢纽，也是我军进入平、胶、高地区的最大障碍和决定能否顺利完成迎按姜旅北上任务和恢复南海向南发展的门户。因此，敌伪和顽军、投降派对这个敏感地区，都派出重兵控制，并在李福庄修建了一个可供一个团守备的深沟高垒的据点。对这样一个据点，如果没有较长时间的充分准备，是难以速决取胜的。但是，姜旅又急迫要求北上越胶济铁路进到我根据地休整，这就不能给我们以较长时间进行攻坚准备，也同避免打仗而要完成任务的要求发生了矛盾。如果从战争全局和长远利益着眼，必须迅速以主力部队协助南海军分区恢复和开辟南海抗日根据地。于是我要南海分区把平南、胶北地区的敌、伪、投降派和顽军的各种情况，以及当地的各种社会情况，进一步查清楚。要十四团派出干部和侦察人员协同南海分区把李福庄赵保原部特务第二团的防御工事设施、作战能力和特点，以及他们同周围日、伪军互相配合和支援的程度，我军拟通过的地形、道路、村庄的情况迅速准确的查明，于4月17日前回部报告；部队在现地进行突袭围堡的战术训练和长途奔袭的训练，并进行作战准备。4月15日，南海和十四团已基本弄清了李福庄守敌的各种情况，于是部队转入有针对性的模拟突袭李福庄的临战训练，要求在4月18日前完成作战准备。

　　4月18日(星期六，农历三月初三) 黄昏，我率十四团和旅特务营(欠一个连)、骑兵营进驻丈岭西约5华里的刘河家一带，并对丈岭李德元部进行包围，公开提出“打开丈岭，活捉李德元”的口号，同时动员民工、担架队和民兵参战，造成进攻丈岭声势和态势，派十四团参谋长卜才(刘兢海)指挥十四团二营(加强一个迫击炮排)，西海分区部分地方部队和民兵在十四团主力配合下，摆出进攻丈岭的架势，旅骑兵营则在丈岭北侧一带出没活动，显示五旅主力已到丈岭周围。有意地通过李德元在丈岭附近村庄的情报人员把我军“围攻丈岭”的情报送到李德元手中。于是李德元以假当真，立即向赵保原和平度城的日、伪军求援。同时要求在其附近驻防的莱阳保安团葛子明部、驻李福庄的特务第二团任子风部迅速增援丈岭，以图“内外配合解围和夹击八路军”。可是葛子明、任子风的回答则是丈岭据点坚固，守备兵力又强，是可以守得住的。他们还传来赵保原的命令：“不得擅自离开据点，防止八路军‘围点打援’”，并说明“八路军围攻丈岭的目的是在打援”，要求李德元坚守待命。

　　4月19日(星期日)黄昏，我军开始佯攻丈岭，一时炮声隆隆，枪声不绝，喊声动天。敌人围堡上的照明灯、围墙下的照明柴，统统点燃起来了，向外求援的电话(我有意保留的)、电报不断发出。我们佯攻部队，“假戏真唱”，仿佛真要拿下丈岭，使李德元更加惊恐、焦急，向任子风团紧急求援，而任子风都以“无命不敢行动”为由，婉言谢绝了。我们得知任子风部仍在李福庄，随即以十四团(欠第二营)、特务营(欠一个连)、骑兵营， 利用夜暗隐蔽，在十四团二营和西海地方部队、民兵佯攻丈岭的掩护下，迅速按原计划奔袭李福庄。

　　李福庄位于平(度)古(岘)路南，距丈岭50华里左右，驻有赵保原的特务第二团任子风部700余人，修筑有围墙、碉堡等工事。任子风刚到任不久，同部属关系不甚密切，他在李福庄附近一个村子找了一个姘头，4月19日正是星期天，他照例要去“安乐窝”胡混的。当他得知我军主力围攻丈岭时，自以为李福庄靠近胶济铁路和平度城日伪军大据点，并且在平原地区，距丈岭又远，八路军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心腹地区突袭过象李福庄这样大据点的先例。而且认为，在青纱帐未起前，八路军大部队不可能进入日本人最敏感的胶济铁路沿线平原活动的。他们的据点是设在“保险箱”内的。任子风拒绝了李德元的求援后，即要副团长指挥部队坚守李福庄，自己带一个手枪班去姘头家胡混了。围堡内的投降派官兵见到团长都很“放心”，他们也更“放心”了，于是有的赌钱，有的到围堡内有些人家胡混，戒备非常松懈。

　　我十四团一营是前卫营，二连是尖兵连，我同十四团首长(李华政委、官俊亭副团长)就在尖兵连后跟进。约在19日24时，部队到达李福庄北5华里的付家丘，在严密的侦察、警戒下，从当地居民中进一步查证了李福庄的情况。同时又派出侦察人员对李福庄进行侦察。部队在距李福庄约1公里的地方，按照在刘河家研究的作战方案和部署开始了行动。第一营担负主攻部队，从正东、东北方向对李福庄实施进攻，在夺占敌东门碉堡后，除向纵深发展外，即沿围墙向北、向南发展进攻，配合三营向西、向西北压追敌人；第三营在李福庄正南和东南角对敌发起进攻，协同第一营消灭村内守敌，并向西压迫敌人。战斗分界线为李福庄东西大街。以南归第三营，以北归第一营。特务营为预备队，以一部兵力控制李福庄北门，并进行佯攻，配合一营作战。骑兵营配置在李福庄以西约3华里的张格庄东侧，隐蔽待机，配合十四团消灭向西、西南和西北方向突围的敌人。我随十四团部在李福庄以北约1华里的坟地，我们采取了“围三缺一”的部署和“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法，这是为了保持战斗的突然性和减少巷战时间，发挥骑兵和步兵的特长，速决歼敌。南海独立营担任对平度城方向的警戒和保障后方交通线。

　　当我们部队接近李福庄围堡时，敌人还在碉堡内“呼么唱六”，赌兴正浓，围外一片静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八路军从天而降，覆灭就在眼前。李福庄围墙上四个方向和围墙四角各修筑了可容一个排守备的排碉，平时门碉有一个排，角碉有一个班驻守，另有可供一个班守备的班碉8座(平时无人驻守)，围墙有6米多高，并有外壕等附防御工事，但是它的4个门的门楼外壕都有固定的木桥可以通行马车，这就便于我攻坚部队能够迅速架好云梯，静悄悄地登上围墙。当我一营第二连已登上围墙一个多排的兵力，占领一段围墙和一个班碉时，已近20日凌晨2时了。东门碉堡守敌赌兴方酣，一个士兵外出小便，发现围墙上有人影，刚喊“口令”，话音未落，就被干掉了，二连部队随即用手榴弹投入敌人东门碉堡将其攻占，同时打开了东门，一营部队迅速突入围内，夺占了一部民房和围墙、碉堡，控制了东门。这时敌人一片慌乱，村内枪声四起，盲目射击，登上围堡的敌人，无目标地向围外打枪、投弹，我军的掷弹筒、手榴弹和机关抢从围墙上向敌人驻地的院落、街道投掷和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他们组织了几次反扑，都一一被我击退。三营攻破南门，夺占了南围墙的一些围堡，向纵深发展。两个营在村内会合了，以各自的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发展胜利。敌人被我们压迫到正西和西北角，我们控制了李福庄居民地的大部和围堡一半，有一股敌人向北突围，被我特务营打回去了。天快拂晓，敌人发现正西方向和西北、西南角却十分平静，误以为这是八路军的疏忽，也是他们突围逃生的好方向和绝好时机，于是守敌决定以少部兵力顽强防御，扼守西门、西北角和西南角围堡，掩护主力突围。

　　4月20日4时左右，敌人打开西门蜂拥而出，没命向西、向平度方向逃命，村内我进攻部队发出了敌人逃跑的信号弹，十四团第一、第三营除以一部兵力肃清村内残敌外，以大部兵力和特务营一部对逃敌进行平行追击和尾追。这时我预伏的骑兵营，几百匹战马，突然从西向东，以雷霆万钧之势，飞驰而来。这时逃出的投降派军队，以为是平度城的日伪军增援来了，他们惊喜交集，急急忙忙向这支骑兵部队靠近，大呼乱叫，谁知一到眼前才发现是我们八路军。在这一望无垠的平原里，前有骑兵，左右和后面又有追兵，这些丧魂落魄、筋疲力尽的投降派官兵，纷纷放下武器，乖乖地当了俘虏，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我们攻克李福庄据点，歼灭了赵保原部特务第二团(除任子风和他的一个手枪班外)全部700余人，缴枪500多支。我军仅牺牲3人，伤18人。

　　这一战斗是我军恢复和开辟南海地区的一次关键性战斗，不仅为迎接友军姜黎川旅北上整训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切断了赵保原与山东顽固派的交通线，而且为我军主力5月在东线夺占大夼、进行五龙河战役创造了条件；更为恢复和建立南海抗日根据地和后来使胶东区与滨海区连接起来，把胶东这把刺刀“上在枪上”奠定了基础。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对胶东日伪军最后一击的平度战役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作

　　贾若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坚持敌后抗战的幸存者有责任把蒋介石纵容、包庇和指使投靠日寇的一批汉奸部队，并且把他们变成他的反共反人民的鹰犬，给抗日军民进行抗日大反攻设置障碍，造成了在日寇已经宣布投降后，我抗日军民继续流血牺牲的罪行。现就我1945年9月参加的胶东军区对日伪军最后一击的平度战役作一历史的回顾。

　　1945年，日寇鉴于其败局已定，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巩固其华北与华中联系的战略枢纽和防止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便在山东增加了新组建的相当于旅团的4个警备队，使其防御力量得到加强；同时更加依靠伪军和顽伪兼祧的国民党军负隅顽抗。

　　1945年2月，我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讨伐叛军赵保原部(剿共第七路军，后改为伪国民自卫军第二军)，将其主力歼灭后，又于6、7月对其残部李得元、阎珂卿和王豫民部进行讨伐，剪除了日寇的羽翼，从而改善了胶东抗日大反攻的条件。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向我国东北进攻日本的关东军。8月9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同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评论，严正指出：“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军民才有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权利”。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连续发出七道反攻进军命令，命令我军向其附近的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投降，如不投降，即予消灭。于是，我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立即向尚未投降的敌伪军展开了全面的大反攻。

　　8月11日到15日，蒋介石连续发出三道反人民的命令，要我八路军在原地“驻防待命”，让他指挥的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积极挺进解放区“接收”。同时他还授权日伪军就地维护治安，阻止我八路军的抗日大反攻。在敌后的伪军都被改编为国民党的军队，如山东伪国民自卫军第二军赵保原部，仍被改编为暂编第十二师，伪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王铁相，被任命为鲁东警备司令。

　　我山东抗日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立即组织了全面的大反攻。山东军区决定编组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共编8个师另12个警备旅。同时，编成五路反攻大军，分路向山东敌伪反攻。胶东军区被编为第三路大军，辖第五、第六师和警备第四、第五旅，向青岛外围、胶济路东段沿线及沿海各城市之敌进攻。我被任命为警备第五旅旅长，根据军区首长命令，以第五师、警备第五旅向胶济路东段和青岛进军。其余部队向烟台、威海等沿海港口城市和内地城市进军。军区于 8月13日、15日分别向胶东地区的日伪军和伪政权发出通牒，令其限期投降，否则即予消灭，当我北线各部队解放烟台、威海等港口和内地一批城市时，南线我军警五旅则占领青岛的流亭机场、李村水源地、城阳车站和崂山区的棉花山、抱虎山等要点。此时，美军第七舰队一部已在青岛登陆。在美、蒋支持下，青岛日伪军拒不投降，与我军对峙于青岛外围。8月26日，我五师全歼拒不投降的即墨伪军3000余人。27日，在日军的配合下，日伪军重占即墨。 胶东军区首长鉴于美军已在青岛登陆，而且日军猬集，导致青岛短期难以攻克，于是决心以五师和警备第五旅挥师向西，合围和歼灭胶东除青岛以外的最大的也是胶东内地最后的一个反动堡垒——平度，歼灭驻守平度的伪华北绥靖军(又叫伪治安军)第八集团军。

　　平度是胶东西部门户，也是青岛和胶济铁路东段的屏障，还是青岛与潍县联接的中间站，又是日寇进攻我大泽山抗日根据地的屯兵要地。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原驻招远、掖县、莱阳等地的日伪军都猬集平度，利用或加固原有的工事，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日军600余人以城东南郊的日军原来的据点作为一个独立防区。伪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全日械装备的三个团)王铁相部，伪十二师张松山部等共约7000人，以城区为核心与城西南郊据点组成一个防御体系。他们既可互相支援，也可各自独立作战，其防御工程都是围堡或城堡与附防御工程设施相结合，并有比较充足的弹药和粮食等作战物资的储备。

　　9月4日，我警五旅和五师十三团从青岛转向平度附近后，即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其在48小时内答复，如果敌军拒不投降，即予消灭。当时，五师十三团在六师代师长聂凤智指挥下，部署在平度西侧，警五旅部署在平度东侧和南侧，由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林浩政委统一指挥。这时，我敌工人员向军区首长报告和对部队通报说：伪军头目王铁相及其参谋长于雷，经过我们的工作，他们均愿意反正立功赎罪。实际上，王铁相早已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为鲁东中将警备司令了。这样，他们以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对我进行欺骗，妄图拖延时间，统一和稳定内部，以便据城顽抗，等待时机，为蒋介石在我胶东腹地建立一个最大的反动堡垒。此时，他们一面对我声言，他们要认真研究我军发出的最后通牒，希望多给一点时间，以便做其部属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急电蒋介石，请示机宜；同时要求聚集在平度城东南日军据点的日军对其策应。他们还错误地判断：平度有600多名日军驻守，伪军也有7000来人，而且其中一部是经过日军严格训练的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一部又是双手沾满抗日军民鲜血，血债累累的杀人凶手，他们是会拼死顽抗的，而且还有相当的弹药、粮食储备，又有平度城防工事的依托，美军已在青岛登陆，我军又要在全胶东受降，不可能轻易定下进攻平度的决心，故尔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我军，以拖待变。胶东军区首长洞察其奸，决定以五师第十三团和警五旅组成两个梯队，攻取平度。要我旅除以一部兵力监视日军据点并切断高(密)平（度）公路，主力准备攻城。

　　9月6日，日军向我军表示，他们奉命到高密集结，统一解除武装，要求我军开放高平公路，使他们能按时到达高密。伪军头目王铁相则多方拖延，不明确表示投降。

　　军区首长考虑如果我军对日伪军据点同时发起进攻，势必分散兵力，难以达到作战目的，必须首先集中兵力，解决拒不投降的大股伪军，消除隐患，然后日军据点则不攻自破，易于解决。于是决心以五师十三团抢占平度城西关，警五旅主力抢占平度东关，东西对进，直接攻城，同时以一部兵力监视日军据点，切断高平公路，只要日军不向我进攻，我暂不予进击，首先解决平度伪军。

　　9月7日，我五师十三团和警五旅分别夺占了平度城除西南郊伪军据点以外的四个城关，重兵直指城下。此时，王铁相一面要求日军出援，一面又向我军表示准备投降，要求暂缓攻城。

　　9月8日上午，日军趁我主力部署进攻平度之际，逃往高密。

　　9月9日晚8时30分，我军向平度城发起进攻，我五师十三团从西关首先攻入城内，但因突破口小，并遭守敌顽抗和城西南郊伪军据点的火力阻扰，从而影响进攻速度。9日24时，十三团完全控制西城，与敌逐屋争夺，因后续兵力不足影响进攻速度，又遭敌西南郊据点火力的威胁，严重妨碍我突破口的进出通路，从而向军区首长要求增加后续兵力，并拔除西南郊伪军据点。于是军区首长指示，警五旅九团从十三团突破口加入战斗，并由警五旅于10日上午8时半前攻占平度城西南郊伪军据点，保障攻城部队进出通路的安全。我同政委廖海光接到军区命令后，立即向九团干部盖仲民、陶庸、田世兴等下达任务，令其立即率部转向城西关从十三团突破口加入战斗，加速向纵深发展进攻。命令旅特务营第一连连长王道廉(胶东战斗英雄)率领该连于10日8时半前攻占平度城西南郊伪军据点，确保攻城部队后方进出通路的安全。九团调整部署后，立即从十三团的战斗队形加入战斗。此时六师的一个营由营长高子亭率领来到平度城南关，加入战斗队形，发展纵深战斗。伪军也在不断调整部署，并且组织“敢死队”、“军官督战队”进行反扑，力求稳定战线，这样，敌我双方进行了异常剧烈的逐屋争夺战。我营长高子亭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在我生力军加入战斗之后，加快了进攻的速度，逐步把敌人压缩到城东和城北的街区.进行分割包围歼灭。

　　10日上午7时许，天已大亮，平度城内枪炮震天动地，巷战十分激烈。平度城西南郊的伪军据点的守敌，利用其俯瞰平度城西、南的有利条件，以机关枪，掷弹筒和步枪不断向我进出通路射击。此时，王道廉已率领一连到达平度西关，他带领各班、排长们在一处民房的围墙内隐蔽地观察地形、布置任务，只见敌据点是建筑在一块平地上，四面高杆作物均被割光，地势开阔平坦，没有任何地形、地物可供利用，也没有烟幕弹作掩护，而且敌人的火力又十分猛烈，白天要在敌火力下通过这300米的开阔地，不仅伤亡很大，而且难以完成作战任务，但时间就是命令，决不能让敌人这个据点继续妨害我们进攻部队的通路，于是他果断地分配了各排的战斗任务后，迅即组织几名战士，沿着部队向敌据点进攻的道路投掷小包炸药，把平地的尘土炸起，利用它迷盲敌人火力，掩护部队迅速接近敌人碉堡。在隆隆的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中，平原地上，卷起了团团的尘土，笼罩着地面的景物，敌人的火力被迷盲了，我爆破组迅速通过这块致人死亡的平坦开阔地，把还在盲目射击的敌人巨型碉堡炸掉了，突击队随即冲上前去，把那些被炸得惊魂落魄、拒不投降而顽抗的伪军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剩下活着的纷纷地向我一连的战士们举手投降。时间还不到上午8时，可是身先士卒的胶东战斗英雄王道廉，也在冲向敌人碉堡时中弹牺牲，年仅21岁。平度城西南伪军据点的消灭，大大地改善了我军后方进出通路的条件，我把这个消息向许世友司令员报告后，他十分高兴地说：特务营第一连应给予表扬。后来，我们根据特务营第一连一贯的战斗作风和它的战绩，授予它“无坚不摧”奖旗一面，并命名为“钢八连”，因它的前身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第十四团的第八连，后为十五团的第八连，编到特务营为第一连的，所以也称呼为“钢八连”。 经过激烈的逐屋争夺战后，我十三团攻占了伪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的司令部，它的中将司令王铁相，少将参谋长于雷正在指挥作战中双双被我俘获，八路军战士的突然出现使他们大吃一惊。王一面举起双手，一面狡辩说，他是有功的敌工人员，抗议对他的逮捕。由于敌司令部被摧毁，10日拂晓前敌人的抵抗已形减弱，有的缴械投降，到天亮时，伪绥靖军有一个多营的兵力(700余人)向东突围，当他们刚刚出城闯入东关时，即被警五旅全部俘获。10日10时30分，平度战役全部结束，守敌伪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伪第十二师等部约7000人全部被歼，俘伪华北绥靖军中将司令王铁相、少将参谋长于雷以下官兵5000余人，毙伤伪官兵700余人，缴获了敌人全部武器装备，弹药库、军需物资。我军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中共伤亡700余人，营长高子亭，连长、战斗英雄王道廉等壮烈殉国。

　　平度战役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正义的人民战争，必然会取得胜利，恃强凌弱的非正义战争必然遭到失败这样一条历史规律。也证明了保家卫国而光荣献身的人民英雄、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留芳千古；凡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汉奸卖国贼，他们就要受到人民唾弃和审判而遗臭万年。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资料来源：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亲历者忆——青岛革命回忆录》（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