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军侵占青岛和青岛抗战热潮的掀起

　　一 日军侵占青岛

　　1937年7月7日夜，经过长期战争准备的日本侵略军突然向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发动进攻，该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7月底，日军攻占北平、天津。接着，以30万兵力分3路在华北地区展开战略进攻。8月13日，日军又悍然进攻上海，并制定了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机。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15日，中共中央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一条全面抗战路线，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确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实行团结抗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的命令。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不久，又将活动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及时召开会议研究形势和工作。7月中旬，在省委会议上，省委书记黎玉传达了苏区党的代表会议、白区工作会议精神，研究了如何领导山东人民进行抗战的问题，决定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展抗日救国民众团体，加强抗日宣传。

　　9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召开会议，黎玉在会上向北方局报告了山东的情况，并要求派军政干部到山东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等项工作，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并同意派干部到山东工作。

　　北方局会议后，山东省委决定加快恢复、发展山东各地党组织，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并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十大纲领和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山东各地，恢复、建立党组织，扩大党的力量，发动武装起义。

　　省委与中央派遣的代表张经武、北方局派遣的代表张友渔一起，开展对韩复榘的统战工作，并于9月与韩复榘达成了3项协议：释放在押政治犯；成立第三路军政训处；开办第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动员民众的干部。建立了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大大促进了山东的抗日救亡运动。

　　10月初，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犯侵入山东，占领德州、恩县、平原、陵县等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1937年10月由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沈鸿烈的青岛守备队和第三舰队合编而成）总司令韩复榘率部在鲁北地区稍作抵抗后，旋即命令部队及地方官员撤往黄河以南，并炸毁济南铁路大桥，与敌隔河相持达月余。

　　在日军侵略计划中，青岛被列为首选目标之一。这是因为：一、青岛是华北的重要军港和商港，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二、日本在青岛拥有多种政治特权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以纺织业为中心的投资超过9亿日元，在关内仅次于上海，在青岛日侨人数近2万；三、青岛无重兵设防，且距日本甚近。因此，日军久蓄谋取青岛之心。游弋于台湾附近的日军第三舰队第十战队7月10日即驶达青岛港外，其第十六驱逐舰队亦匆匆赶到。日本航空队一部及新编特别陆战队也在大连集结待命。在青岛日侨则由其总领事馆编成“青年义勇队”，连同“在乡军人”，总数4500人，不时在市内巡游。日本在青岛的各厂、各学校也连夜赶修防御工事。侵略者海陆空遥相呼应，大肆对青岛当局和市民进行示威、恫吓。

　　7月11日，日本海陆军之间签订了《关于华北作战的海陆军协定》，确定作战地区限于平津，但在不得已时，要“对青岛、上海附近的日侨加以保护”，其方法是“由海陆军所必需之兵力协同承当”。7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在“击溃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后，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大概以一个师为基干，占领青岛附近”。[ 《日本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张篷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页。]8月初，日本海军军令部提出对上海、青岛作战计划的申诉和派兵计划，要求内阁批准。同时，陆军参谋部作战科制订的《华北作战要领》中决定，“如果青岛附近事态恶化，先派遣第十一师团的一个旅团在青岛敌前登陆，接着第十四师团登陆，占领青岛附近要点，协同海军保护侨民”。

　　面对日军的日益进逼，以市长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青岛当局，既不愿投降，又缺乏对抗的实力和勇气。抗战爆发后，青岛防卫的全部兵力只有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的五六艘陈旧的舰船和海军陆战队两个大队，加上市属两个保安大队，兵员不过数千。此外尚有驻扎在郊区盐田的税警团。面对如此虚弱的防卫力量，沈鸿烈一面期望中日战场不再扩大，青岛无战事；一面迫于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不得不作出抗日姿态，作出一定保卫青岛的承诺。暗地里又力图避开战火。卢沟桥事变后，沈鸿烈不敢公开发表抗战言论，对市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力压制，并通告全市，佯言青岛不会发生战事，严禁传播“谣言”，要工人照常上班，劝市民不要外迁等等。沈鸿烈不断造访日本驻青岛总领事、海军武官，试探日方对青岛的意图。同时，又密切注视平津前线的战况，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频频请示对策。当察知日方蓄意扩大战事，国民党政府决意抗战后，沈鸿烈由观望转向备战，并屡次电请政府速向青岛派兵，又去济南参加韩复榘召开的军事会议。韩复榘派七十四师张汶旅到胶县、即墨一带设防，并拨给一批炸药，以在必要时实行“焦土政策”。8月12日，国民党驻海州的税警团抵达青岛，进入市内驻防。9月以后，蒋介石调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进驻潍县以东，其一个师进驻青岛市郊，于学忠任青岛市警备区司令，负责青岛、胶东的防务，张汶旅调往鲁北，税警团调回海州。至此，青岛防卫力量方有所加强。

　　8月14日，日本侵略军仿效在上海制造的“虹桥事件”[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驱车闯进上海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中国哨兵击毙。此一事件成为日军进攻上海的借口。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青岛制造了“德县路事件”。

　　14日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小队士兵擅自下地，在青岛市区乱窜，行至德县路圣功女中（现青岛市第七中学）门口时，突然有两个身穿短衣短裤的男子，从背后向日本士兵连开数枪，然后迅速急驶而去，日本士兵猝不及防，当场有两名士兵应声倒地。送入医院后，一名叫服部的日本士兵伤势太重，不治身亡，另一名士兵经抢救苏醒过来。

　　事件发生后，停泊在青岛“前海后海的十余艘日本军舰即开近青岛海岸，卸下了炮衣，要以四舰进入大港，准备全部武装登陆”[李先良《抗战回忆录》第6页，乾坤出版社，1948年。]。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也向青岛市长沈鸿烈提出了无理要求，颐指气使地向沈鸿烈提出“严重抗议”，一口咬定此事件系中国便衣队所为，日本海军要登陆“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受国民党政府开始“积极抵抗”的抗战政策的影响，沈鸿烈对日本的施压采取了强硬态度，进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策。他明确拒绝日军登陆要求，但答应负责保护在青岛日侨的生命财产。同时秘密成立青岛防卫指挥部，自任总指挥，统一指挥海军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青岛市保安队和中央税警五、六团（刚刚调防青岛）及警察等7000余人。在沿海山头设置炮位，构筑工事，并声言，如果战事爆发，对日侨日厂将不负保护之责，不惜实行“焦土政策”，与之同归于尽。

　　此时，青岛新闻界纷纷披露“德县路事件”乃日本浪人所为。遭袭击受伤的日本士兵表露出反战情绪。从现场捡到的子弹壳为日本制造。日本惯用的栽赃伎俩又一次昭然若揭。鉴于上海战事日益吃紧，日军主力难以抽调，仅凭在青岛的日本海军和武装侨民，难与严阵以待的中国军队相匹敌。在此情况下，日本驻青总领事大鹰正次郎不得不改变策略，表示“愿以外交谈判”处理“德县路事件”。

　　中国军队在上海英勇顽强的抵抗，加上华北战场日益扩大，日军兵力不敷分配，无力在青岛新辟战场。同时，青岛战事一开，日侨日厂在战火中也必遭报复。因此，日军统帅部下令海军暂停行动，德县路事件“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先谋求日侨的安全撤离。

　　8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了统帅部的意见，认为“目前华北及上海出兵之时，再向青岛方面出兵，于大局不利，暂时放弃在青岛方面的作战方针”，并决定，青岛方面由外务省同韩复榘、沈鸿烈交涉撤侨及遗留财产的保护问题。次日，大鹰总领事开始与沈鸿烈谈判，保证和平解决“德县路事件”，不以武力进攻青岛。沈鸿烈则表示可以派军警保护日本侨民和工厂安全，但对“日军进攻青岛所产生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8月31日，日本侨民两万多人撤离青岛。日本工厂和商店也关闭封存。日本海军主力亦随后调往上海作战。9月4日，最后一批滞留青岛的日本人在大鹰正次郎带领下乘船回国，沈鸿烈率部分官员至码头送行。

　　此后，青岛当局履行了保护日本人在青岛财产的协议，在有关地段派警巡逻，克尽厥职。直到1937年底，日军没有对青岛实行进攻。

　　日军没有立即进攻青岛，并非信守诺言。其进攻青岛的计划并未取消，而且有过几次行动的准备。只是在每次行动前，因兵力临时调作它用，并鉴于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的一个师进驻青岛市郊，青岛的防守力量有所加强而推迟。在此期间，日军的主攻目标是上海、南京和太原。

　　华北日军10月初占领德州后，在山东放慢了南侵速度，采取所谓“策反”和羁縻政策，力图以不战而得山东。11月5日，日军再度向山东大举进犯。韩复榘为保存实力，命令黄河以北的部队和地方官员向黄河以南撤退，鲁北地区沦入敌手。12月23日，日军兵分两路，渡过黄河。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虽不肯降，但为保存实力，竟率领第三集团军和省政府南撤逃跑，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政府官员竟相仿效。27日，日军占领济南。

　　日军大举进犯山东后，国民党政府又将东北军第五十一军调往徐州，沈鸿烈无力坚守，决定不战而退，并实行“焦土政策”。12月18日晚8时，他下令将市区日商9大纱厂以及四方发电厂、两个自来水水源地和青岛港码头设备予以爆破，并将被困在胶州湾内的中国海军第三舰队以及其它船只共20余艘凿沉于主航道上。爆炸和大火一连数日，震动全市。日本纱厂彻底被毁。自27日开始至月底，升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的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保安队、警察队及党政官员、眷属弃城撤离，南去徐州。青岛日商纱厂爆炸后的第二天，一架日机窜来青岛上空侦察。26日，日本海军封锁了青岛海上交通。

　　1938年1月2日，日本海军编成用于侵青作战的B部队，由新建的第四舰队司令长官丰田指挥向青岛进攻。陆军方面则由第五师团一部组成鲤城支队，沿胶济线东进，与海军从海陆两面夹击青岛。后又从华中战场抽调国崎支队，从海上入侵青岛。10日凌晨，日本海军第四舰队出动40余艘军舰及部分海军陆战队，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别从山东头、沙子口、浮山湾和汇泉湾等处登陆，兵不血刃进入市区。日本陆军鲤城支队东进途中，在潍县境内与向西撤退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一部发生激战。1月9日侵占潍县，14日侵占高密，15日侵占胶县，18日抵达青岛市郊，次日侵占青岛市区。

　　青岛沦陷之后 ，日本将青岛作为主要兵站基地，海、陆、空、宪、特、警各武装力量并存，番号杂乱，调防频繁。其主要军事机关有：[ 此处主要列举1943年日本驻青各部队军事机关。]

　　1.海军根据地队司令部:

　　内部机构:参谋处、经理处、军医处、外事局、港务局、报道部、情报班、海军训练所，还有顾问、参议、秘书、嘱托若干人。

　　管辖范围：青岛市区及山东半岛周围海面及沿海50海里以内之陆地。

　　2.陆军旅团司令部

　　内部机构：参谋处、经理处、军医处、副官处、情报班等。

　　管辖范围：青岛市郊及鲁东各据点。

　　3.青岛宪兵队

　　内部机构：副官、情报班、灭共班、人事秘战班、经济调查班。

　　编制及职能：青岛宪兵队辖若干区县宪兵队。如水上宪兵队（管辖胶州湾水

　　域）、沧口宪兵队及诸城、潍县、坊子、张店宪兵队等。青岛宪兵队有日本宪兵150人，另有若干汉奸充当密探、便衣、情报员、调查员等。宪兵以侦缉、搜捕抗日组织人员为主要任务，同时搜集情报，实施经济统制。

　　青岛市作为日军侵华的桥头堡和兵站基地，1939年10月30日起日本盘据青岛侵略军，除以上各部队外，还有青岛陆军特务机关、青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海军第四舰队、仁部队、晓部队、今村部队、井出部队、兵站司令部、海军航空队、陆军病院及海军学校等。

　　二 日伪统治机构的建立

　　青岛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除在青岛驻有海军、陆军各部队外，还设立若干政治机构，拼凑伪政权，组建各种伪民间团体，对青岛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控制。

　　（一）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

　　1938年12月，日本内阁为避免在中国占领区内各系统间发生争权夺利的矛盾，协调各方面军的侵华策略和方法，议决成立“兴亚院”，统一处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外交事务除外)。“兴亚院”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外务、大藏(财务)、陆军、海军四相为副，成为统治中国占领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亦即日本对华殖民部。“兴亚院”在中国各占领区分设联络部、出张所等机构。

　　青岛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除在青岛驻有海军、陆军各部队外，还设立若干政治机构，迫不及待地拼凑伪政权，组建各种伪民间团体，对青岛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控制。

　　青岛沦陷初期，由青岛日本海军特务部长、陆军特务机关长和日本驻青岛总领事组成的联合小组，行使除军事以外的各项管理职能。1939年3月，为新成立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取代，该“出张所”仍由占领青岛的日本海军、陆军和总领事馆三方面人员组成，受日本内阁“大东亚省”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领导。

　　“兴亚院青岛出张所”除军事外，统管青岛乃至山东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宜，为日本侵占青岛之最高政治机构。凡日本侵华政策在青岛的发布实施，经济之策划设计、统制管理，物资之掠夺、运输、调节、分配，伪政权之建立及监督指导，日本侵占青岛各团体之协调，皆由该“出张所”负责计划，其中有些方面由“出张所”设计后，转交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实施。

　　“兴亚院青岛出张所”内设官房、政务班、经济班、文化班。官房掌管人事、秘书、财务、翻译、调查及其它所内事务；政务班掌管华北政策之确立，伪市公署之监督指导，各种团体之协调，搜集情报，引导舆论宣传，计划城市建设等；经济班掌管经济产业政策之制订、实施，青岛港湾水运、海陆联络交通之管理，航运、码头、邮政、航空、气象、贸易、金融、财政、币制、税务之监督等；文化班掌管青岛市文化、教育、卫生、宗教、学术等政策规划及对伪市公署（1943年改称市政府）文化方面的监督指导。可见，“出张所”是地地道道的青岛最高行政当局，完全凌驾于伪市公署之上，只是为粉饰其侵略面目，避免由日本人直接组成市政府，而退居幕后操纵。尽管如此，为了严密操纵伪政权，“出张所”还要派人直接充任伪市公署的顾问、辅佐官、市政委员等，并委派日人充当各局的名为“次席”，实为首席的角色。“出张所”定期下达“行政方针”、“指导要领”给伪市公署，伪市公署则绝对言听计从，不得有丝毫走样，并且每月向“出张所”汇报一次工作，“不得延误”。

　　1943年日本侵华形势急转直下，“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撤销，其职能并入日本驻青岛领事馆。

　　（二）日本驻青岛领事馆

　　日本驻青岛领事馆成立于1922年12月10日,直属日本外务省驻华使馆领导。“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侨民全部撤离青岛，日本驻青领事馆也于1937年9月4日随日侨撤离。1938年1月10日又随日寇再度侵占而复设于太平路29号，并附设警察署于太平路27号。1943年兴亚院改称为“日本大东亚省中国事务局”，青岛出张所并入日本驻青领事馆改为“日本大东亚省青岛总领事馆”。从此，青岛总领事馆成为统治青岛的“太上皇”。

　　青岛总领事馆设总领事和副总领事各1人，内设总务课、政治课、经济课、文化课、侨民课、情报课、企业课及书记官、武官、参事官、调查官、法官等。日本青岛总领事馆原以管理日侨事务及搜集情报为主要业务，1943年日本“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撤销以后，日本领事馆实际上取代了“兴亚院”的职能，成为控制青岛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后台，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

　　（三）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市公署——市政府

　　1938年1月青岛沦陷后，1月17日，在日本侵略军的操纵下，青岛市治安维持会成立，会长为原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维持会以“维持青岛及其附近治安”为名，行使行政机构的职能。

　　治安维持会在行政上受伪华北临时政府指导监督，并延请“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任顾问。实际上，治安维持会完全受日军控制。仅起“橡皮图章”作用而已。治安维持会内设秘书处、总务部和警察部。秘书处掌管机要文书，撰拟法令文件等事项；总务部掌管计划、财务、工务、经济、外事、教育等事项；警察部掌管保安、户籍、卫生、司法、侦缉、训练等事项。两部皆有日人担任次长、顾问等职。

　　治安维持会还有咨询机构——复兴委员会和土地整理委员会，中日委员各半。青岛市复兴委员会成立于1月19日，研究通过有关青岛各项事业专案，提交治安维持会照案执行。青岛市土地整理委员会成立于3月，重新登记青岛市公私所辖各种土地台账。对于事变前青岛市政当局的不动产登记一概不予承认。

　　此外，青岛市治安维持会代管原国民党行政院所属的青岛盐务管理局、山东省统税局、青岛商品检验局、青岛临时法院等机构。

　　1939年1月10日，伪青岛特别市公署成立，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结束。隶属关系不变。设市长1人，由原伪治安维持会会长赵琪充任，设顾问、辅佐官各1人，由日本人充任。实际上市公署仍完全受日本人控制。伪市公署设总务、警察、社会、财政、教育、建设、卫生和海务局。1939年6月，为实施“大都市计划”将胶县、即墨划入青岛。两县公署分别改为乡政办事处（1940年2月15日改为区办事处），市公署增设乡政筹备事务局统一指导两区行政。1940年3月，“临时政府”并入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青岛市仍直隶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1940年2月，成立伪警备总队、由伪市长直辖。1940年3月，伪中央财政部、实业部收回由伪市公署代管的统税、盐务和商品检验各局。1942年6月，增设崂山办事处、宣传处、裁撤卫生局、乡政筹备事务局。1943年3月，姚作宾接任伪青岛特别市市长，原市长赵琪专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43年11月13日，伪特别市公署改称伪特别市政府，其组织职能不变。1944年6月设立经济局，实施经济统制。1945年4月又恢复卫生处和青岛农林事务所等。

　　（四）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华北各沦陷区普遍设立“新民会”，充当日寇侵华思想文化帮凶。“新民会”由日本特务部文化组长小泽创办。中央总会成立于1937年12月24日，由伪华北临时政府（后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首脑兼会长。另设副会长2人。内设中央事务部、组织部、监察部、人事局、主计局、联络局、全体联合协议会事务局、中央训练处等，并在华北各省、市、县设新民指导部、各区设办事处等，后各省、市、县改设总会。其纲领概略有四点：一是“新民精神”，即要中国人民甘当日本的亡国奴，不要反抗；二是以复兴“东方文化道德”为幌子，灌输奴化思想；三是在经济上搞“中日提携”，侵占中国的广大市场，掠夺中国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扩充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四是建立日本统治下的“东亚新秩序”。

　　1938年2月，“新民会北平总会”向青岛派出联络员。1939年5月15日，“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指导部”成立。次年4月25日，“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成立，赵琪兼任会长，内设事务局、训练处、联络处等，并统辖各乡（区）总会及各民间团体。194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控制“新民会”，由日人八太茂出任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次长”，下设“企划委员会”和“问事事项处理委员会”。“企划委员会”委员长由日人担任，为“新民会”的核心，一切工作计划皆由该会设计提出，交各科局实行。1942年企划委员会又改组名为事务总部，以掩盖其汉奸性质、欺骗社会舆论，由汉奸出任事务部长，日人改任首席或次席参事，在幕后操纵“新民会”。

　　“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自成立以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组织了一系列具体活动。如在政治上，定期组织“中日善邻旬间”，鼓吹“中日一体，亲睦敦和”，定期与日方召开联络会，统一行动方针，交换情报资料，辅佐伪政权实施统治；在军事上，组织“治安强化运动”，防空训练等；在经济上，组织“献金”运动，搜括民财，支援日本侵华战争；在文化上，控制新闻舆论工具，日伪创办“青岛广播电台”和“青岛新民报”（1942年4月3日改为“青岛大新民报”），实行新闻检查，严禁一切有抗日言论的报刊发行，各中小学使用“新民教科书”，充斥奴化内容，普及日语，搞“亲日”演讲和作文竞赛，还经常组织祭孔、“新国民运动”等等，灌输奴化思想。

　　青岛伪政权、伪组织成立之始，即被日本侵略军严密控制。侵略军除委任死心塌地的汉奸外，还特别委派精干的日本“中国通”充当顾问、辅佐官、参事，以至实职首领。如“市公署”最高顾问为柴田弥一郎，辅佐官为中村忠允，8名市政委员中有4名日本人。这些日本人，无论名义、职位为何，均手握实权，颐指气使，汉奸们只能俯首贴耳。

　　三 青岛民先组织的发展及其抗日活动

　　（一）青岛民先组织的发展

　　一二九运动后不久，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号召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 共青团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1935年12月20日。]根据党的指示，为了将一二九运动引向深入，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宣传团的基础上，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民先成立后发表了宣言。宣言提出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铲除汉奸卖国贼；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等纲领。后来它很快发展成为拥有2万余人的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青岛党组织尚未恢复，仅存的少数党员在失掉组织联系的情况下，自行开展抗日活动。此时，以山东大学为中心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岛地方组织，自觉地担负起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的重任。

　　1937年7月初，民先山大队部的主要负责人李欣、吴綪等赴北平，准备参加民先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大会未能如期召开。李欣等就地参加支援第二十九军抗战。

　　日军占领北平后，民先全国总队部、北平队部以及北平学联于7月29日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学生向后方撤退，到内地发动抗日救亡运动。8月，大批流亡学生撤到天津，因津浦铁路不通车，纷纷从海路到达山东，在掖县、烟台、青岛等地下船，再改乘火车、汽车前往济南。流亡学生在济南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和平津流亡学生办事处。接着，平津流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发起组织了山东省救亡促进会。在山东省委的领导下，救亡促进会进行公开的抗日活动。

　　8月，李欣等随北平南下的学生返回青岛，立即和山大的民先队员一起，团结在校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开展救亡运动。他们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组织话剧团，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鼓动群众起来抗日。同时，组织歌咏队，教唱流亡歌曲，并抓住国民党青岛当局组织防护训练班的时机，在市内和郊区毕家村一带向市民和农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发展民先队员。在流亡学生大量过往青岛的时候，民先山大队部积极参加接待工作。

　　9月，民先总队负责人李昌到济南传达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决定正式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省队部，统一领导山东省和平津流亡学生中的民先组织。为加强同民先山东省队部的联系，李欣等赴济南向省队部汇报了青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并带回关于游击战争和游击战术等方面的资料，在同学中传阅。同时说服动员在校学生反对学校内迁，争取留在敌后打游击。李欣等还请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邹作华讲授游击战术。9月以后，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进驻青岛，民先山大队部组织学生对部队将士进行慰问。

　　（二）青岛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青岛民先组织的活动，极大地激发了青岛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首先行动起来的是日商纱厂工人。他们认为前方将士舍命抗日，自己决不能昧着良心给日本资本家干活。于是一场“不给他干啦”的自发性怠工、停工、旷工现象在日商各纱厂迅速蔓延，规模越来越大。厂内工人不干活，厂外工人不进厂，外县工人纷纷离厂回老家。“德县路事件”后，日本海军威胁要登陆，市内日侨耀武扬威，气势汹汹。工人们更加愤怒。日商9大纱厂几乎无人上班，外县工人也陆续走光。日本厂主无奈只得商议歇业。8月23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领事大鹰正次郎致函青岛市长沈鸿烈云：“本市日人各纱厂因为时局影响，以致工人锐减，毕竟难以维持作业，自本月23日起，暂时一律休业。”国内外闻名的青岛日商9大纱厂在中国工人的抵制下，被迫关门。瑞丰染厂（原铃木丝厂）等所有日商工厂以及日商商店的中国工人和店员群起响应仿效，日本资本家被迫宣布全部“闭锁” 。

　　从1937年夏季开始，大批军队和军需物资通过胶济铁路过往青岛。入秋后，胶济路局又奉令将机车、车辆和器材物资迅速向内地转移，以供它路急需，并防落入敌手。其中大部分调往陇海、粤汉两线，到11月基本转移完毕。12月中旬，连最后专作军用运输的少数车辆也过轨南下。全线107台机车、213辆客车、1858辆货车，除残破者外，全部转移。四方机厂亦将主要机械设备和物资拆装南运，大部分安装于新建的湖南株州机车工厂。大批职工毅然随车随厂随机器南下。四方机厂有360多名技术工人去了洛阳、西安、汉口、株州，其余工人则离厂回家。

　　日本领事、日侨撤走后，青岛港日轮日货完全绝迹。9月底，英商怡和洋行代理的远洋货轮“泽生号”（载重量5847吨）从香港驶来青岛，又准备驶往大连，为日本侵略者装运物资。中国船员闻讯，群情激愤，坚决拒绝开船为侵略者服务。10月2日，该轮被迫改驶天津。

　　卢沟桥事变后，青岛中外报纸近20家，绝大多数站在反侵略立场，呼吁抗战救国，或主持正义，同情中国。英文《青岛泰晤士报》主笔李威廉，素与日人往来密切，并发表袒日言论。9月30日，该报全体中国职工“实行总罢工，并发表宣言，表示不为袒日分子所利用。”《中央日报》1937年10月1日。该报不得不长期停刊。

　　在慰劳前线将士的募捐活动中，全市市民节衣缩食，献金献物。1937年9月24日《青岛时报》载，昨日“送交本报转汇者即有6起：长江轮船行的同春、迎春、江春、长春四轮职工捐献70元，崂山汽水公司职工27元，恒大煤号同人10元，新泰皮鞋厂1元，王志亭等五人5元，石文举（小港舢板夫）5角，全天合计代收114.5元，连前共收2095.62元，另有发饰22件”。该年夏天还发动过捐献废铜废铁支援抗战的活动，当时从市内到四方、沧口各火车站上物资堆积如山，统由胶济铁路西运。

　　日军侵入山东后，青岛百姓不少人拿起武器奔赴前线。青岛海军工厂大部分工人随海军陆战队参加了台儿庄战役，不少铁路工人西去组成破路队，炸毁胶济铁路的桥梁，袭击日军的运输，也有不少工人回乡参加了游击队。

　　四 青岛党组织的重建和崂山抗日游击队的建立

　　(一)中共青岛特支的建立

　　中共青岛市级党组织自1935年遭破坏后，由于环境恶劣，一直未能重建。1937年2月，李欣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执委会议（山东大学是全国学联执委），找到上海共青团的联系人袁汝镛。袁汝镛按中央文件精神， 通知李欣立即转为党员，并指示他回北方继续寻找党组织。李欣回青岛后在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团结同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接待平津流亡学生的过程中，李欣经常与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共产党员邹鲁风联系，在相互了解了各自的政治面貌后，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此时中共东北军工委已随东北军第五十一军进驻青岛。通过邹鲁风的介绍，李欣与东北军工委接上了组织关系。东北军工委书记项迺光指示李欣，尽快发展党员，建立青岛党组织，在青岛地区领导开展抗日斗争。

　　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李欣观察到陈振麓、王艺（王良）表现突出。经了解，陈振麓在1933年参加察北抗日同盟军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因抗日同盟军失败而失掉组织关系。经东北军工委批准，首先恢复了陈振麓的组织关系并转为党员。李欣、陈振麓又发展了王艺入党。

　　1937年9月，经东北军工委批准，中共青岛特别支部成立，李欣任书记，陈振麓任组织委员，王艺任宣传委员。特支受东北军工委直接领导，任务是动员各界群众，组织武装起义，准备在日军侵占青岛后开展游击战争。

　　中共青岛特支的建立，不但使被破坏2年有余的中共青岛组织恢复了勃勃生机，也为日后组建崂山抗日游击队确立了领导核心，在青岛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特支建立后，积极在山大学生中开展工作，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入党，同时将工作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阶层。一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后失掉组织关系的老党员和热心抗日的群众，纷纷前来山大，和特支取得联系，党的力量迅速壮大。

　　

　　

　　（二）中共青岛市委的建立

　　中共青岛特支成立后，一批从国民党监狱获释、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党员，如家住崂山北宅乡蓝家村的王景瑞、王焕章，毕家村的李西山，沧口娄山乡十梅庵的李明海，大枣园的姜明吾，以及住在市区的高嵩等，纷纷前来与特支取得联系，并参加了山大民先组织。特支考察后，报请东北军工委批准，先后为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

　　鉴于青岛党组织历史上屡遭破坏的沉痛教训，家住郊区的老党员建议，把青岛党的活动中心由市区转向郊区农村，实行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崂山一带群众基础较好的农村组建抗日武装。特支采纳了此建议，并确定以毕家村、蓝家庄为中心，集中力量，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

　　1937年11月，按东北军工委的决定，李欣率部分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随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工委书记伍志刚等到高密，做高密绅士、国民党员蔡晋康的工作，动员他们共同抗日。陈振麓、王艺率部分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到郊区毕家村一带，与当地同志一起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陈振麓等转移到毕家村后，住在埠落小学。为更好地开展工作，首先成立了毕家村党支部，陈振麓任书记，王景瑞任组织委员，李西山任宣传委员。党支部成立后，党员们分头联络失掉关系的老同志以及老同学、老熟人，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大力发展民先队员，为建立游击队作准备。

　　由山东大学党员、民先队员和本地老党员组成的这支队伍，深入农村，张贴标语，印发传单，演出抗日救亡戏剧，教唱抗日歌曲，教练武术，讲授游击战术，很短的时间，就把毕家村、蓝家庄、枣园一带的群众发动了起来。李西山的父亲李崇汉是埠落小学校长，一生从教，桃李满天下，在当地享有很高威望。他积极支持组建游击队的工作，学校成为这支队伍的司令部。这对各阶层的影响很大，一些开明地主也自动参加抗日活动。毕家村的武术教师宋中堂带领部分徒弟前来参加活动，并热心向参加和支持游击队的青少年传授武术。以埠落小学为活动中心的唱歌、演戏、练操、学武术、讲授游击战术等活动搞得热火朝天。群众被发动起来后，表现出极大的抗日爱国热情。住在埠落小学的民先队员和其他外地人的食宿，均由毕家村群众自愿提供，本地人员食宿及其它费用则自行解决。

　　11月，鉴于党的力量迅速壮大，东北军工委决定，撤销青岛特支，成立中共青岛市委，由陈振麓任书记，王景瑞任组织部长，李西山任宣传部长，王焕章任职工运动部长，李明海任武装部长，王艺任秘书。市委机关设在埠落小学。市委成立后，王艺曾赴中共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向省委作了汇报。

　　中共青岛市委的重建，标志着青岛市级党组织在抗战中获得了新生。因中共青岛特支以及中共青岛市委及其领导的崂山抗日游击队，是在中共东北军工委直接指导下建立的，因此受中共东北军工委直接领导。

　　（三）崂山抗日游击队的建立

　　中共青岛市委成立后，加紧筹建抗日游击队的工作。为集中力量发动民众，市委成员按地段分片负责，陈振麓负责全面工作；王焕章负责浮山后、登瀛、王哥庄一带；李西山负责市区内；王景瑞负责杨家村、桃林、北疃、大北曲一带；李明海负责沧口附近的十梅庵、娄山后、大枣园一带。

　　屹立于黄海之滨的崂山，群峰林立，地势险要，其中部山深岭密，巨石参差，为外敌进犯之大忌。山区内村庄密布，民风淳朴刚毅，群众基础比较牢固，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得天独厚之处。青岛市委计划在此成立规模较大的抗日武装，分四到五个中队：第一中队在浮山后、沙子口、登瀛等沿海地带（包括接近市区的李村）成立；第二中队在桃林、北疃、大北曲一带成立；第三中队在沧口附近的十梅庵、娄山后、大枣园一带成立；第四中队在毕家村、蓝家庄一带成立。有条件再成立第五中队。

　　首先组织起来的是第四中队，共六七十人，陈振麓兼任队长，宋中堂任副队长，王儒林任指导员，高嵩负责战术教练。每个成员都是民先队员，其中50多人是山大民先队员。市委又从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对一些失掉组织关系的老党员，因来不及查审其历史，市委决定他们重新入党，党龄以后再定。这个中队的新老党员很多，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也很高，集中了青岛革命力量的精华。因崂山游击队驻崂山时间不长即转移诸城，其它中队未及成立。因此，通常所说的崂山抗日游击队，即指崂山抗日游击队第四中队。

　　抗战爆发后，青岛一些国民党地方势力，打着抗日旗号，在崂山周围拉起一些游杂武装，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崂山抗日游击队建立后，引起这些游杂武装的注意。对此，中共青岛市委有所准备，既坚持团结抗战的原则，也时刻提防被吞并的危险。

　　崂山抗日游击队组建后，武器装备十分缺乏。因此，筹集武器和军需物品成为市委和游击队员的当务之急。此时，原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成员孙殿斌拉起一支武装（番号为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十六支队第二纵队），驻扎在崂山北面的惜福镇。由于群众反感，因此枪多人少。当孙殿武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崂山抗日游击队深得群众拥护，人员较多时，即企图以合作为手段，以武器为诱饵，将崂山抗日游击队吞并。

　　孙殿斌多次派人到市委驻地埠落小学游说，并保证只要崂山抗日游击队开到惜福镇与孙部合作，就发给枪支弹药。市委虽对其诚意怀有疑虑，但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游击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与孙部合作，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与孙部合编。孙殿斌同意了市委提出的条件后，陈振麓、王焕章、李明海带领部分队员前往惜福镇；王景瑞、李西山带领另一部分队员留在毕家村作后盾，以防不测。

　　1937年12月底，崂山抗日游击队部分人员到达惜福镇，与孙部交涉合作事宜。孙殿斌以为计谋得逞，竟食言反目，不但不发给武器，还强行整编崂山游击队人员。崂山游击队员据理力争，毫不妥协。孙殿斌软硬兼施，用尽诡计，竟将崂山游击队员围困起来，与外界隔绝。由于市委事先有准备，及时组织坚决的斗争，迫使孙殿斌放弃了吞并企图，并发给十几支旧枪和一些手榴弹。鉴于孙殿斌没有合作诚意，市委借一个晚上行军的机会，在外面游击队员的接应下，带领自己的人员巧妙地脱离了孙部。

　　崂山抗日游击队在组建过程中还遭到反动地主的暗算。沙沟村地主李代华，在市委指名要其将手枪交给游击队后，怀恨在心。就在崂山抗日游击队自孙部返回途中，暂住沙沟小学的第二天上午，李代华伙同几名反动分子，暗中向游击队员开枪，队员肖维成中弹后牺牲。李代华还抢去游击队的物资。袭击崂山抗日游击队后，李代华害怕报复，托人求饶，表示愿出1200元钱赔偿损失。市委研究决定，要凶手，不要钱。李代华求饶不成，竟狗急跳墙，贿赂了国民党即墨县常备队，开来3卡车士兵向游击队进攻，并开炮轰塌埠落小学校舍。因游击队撤离及时，避免了伤亡。

　　在崂山抗日游击队与顽固势力展开斗争的同时，受中共东北军工委派遣的武志刚、李欣等，已完成争取蔡晋康的高密游击队的工作，蔡晋康同意与中共领导的游击队联合抗日。

　　1938年1月10日，日本海军在青岛崂山山东头登陆，侵入青岛。日本陆军第五师团也于1月9日占领潍县。在高密即将被占领前，蔡晋康的高密游击队转移到诸城。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共东北军工委决定，青岛市委率领崂山抗日游击队前往诸城，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组成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名义上属蔡晋康部，实际是中共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队伍。邹鲁风代表东北军工委到崂山，在市委召开的干部会上作了撤离崂山前往诸城的动员。虽然市委和游击队的不少同志认为在崂山开展游击战争条件便利，但大家还是服从命令，按上级指示不带武器，化妆成老百姓，分三批出发，于1月底先后到达诸城，与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组成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中共青岛市委与高密游击队工委合并，组成中共鲁东南工委，伍志刚任书记，邹鲁风、赵志刚、董坤一、王景瑞、李明海、李西山、王焕章、王艺、陈振麓、李欣为委员。

　　同年2月，由于蔡部反动分子制造事端，胁迫第四中队离开该部，中共鲁东南工委又带领全队108名同志，冒着大雪向徐州转移。途中大家高唱：“我们的队伍多么广大强壮，它有优秀的工农和学生，我们共有一百零八个同伴……充满抗战救亡的热情。”到达徐州后，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伍志刚带领80余人到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万毅部工作，邹鲁风带领20余人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工作，其余几人被分配到了别的地方。原崂山抗日游击队的大部分同志，在以后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许多人成为党的优秀干部，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生命。

　　第二章 青岛地区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党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北方局的指示，决定加快恢复、发展山东各地党组织，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山东省委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十大纲领，提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应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参加组织抗日武装；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时机应选择在韩复榘部溃逃、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时；起义部队可采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号召广大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收容溃散的国民党官兵参加起义；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筹集抗日经费和枪支弹药；部队成立后，要积极打击敌人，提高部队的威信，在部队中，必须建立政治工作、党的组织，保证党的领导；实行政治动员，募集给养，没收汉奸财产充实抗日经费；严格部队纪律，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部队必须帮助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同时，省委还制定了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山东各地，恢复、建立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1937年10月，省委派林一山、张加洛等一批共产党员回到胶东。关押在国民党狱中的共产党员理琪、宋澄、宋竹庭等出狱后，也被省委派回胶东。他们联络各县的党员、民先队员，恢复、建立党的组织，组建抗日团体，开展统战工作，为武装起义准备力量。12月15日，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胶东特委，理琪任书记。24日，特委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第一大队，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次年1月16日，特委又发动了威海起义。随后，胶东各地党组织纷纷响应，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在开展武装斗争、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时，特委相继建立了掖县、蓬莱、黄县抗日民主政权，并在黄县成立了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基本形成了蓬黄掖抗日根据地。以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形成山东五大抗日根据地之一的胶东抗日根据地[胶州湾以北、胶莱河以东的胶东半岛，为胶东抗日根据地。辖蓬莱、黄县、栖霞、福山、掖县、掖南、招远、招北、昌邑、潍县、平度、文登、荣成、威海、海阳、牟平、即墨、胶县、高密、莱阳等地。]。

　　与此同时，鲁东南的党组织也在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38年7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1938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徐州失守后八路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敌后挺进的战略部署，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12月上旬，中央再次决定，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1937年10月，山东省委发动了山东境内影响最大的一次抗日武装起义——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由沂水开赴莒县，创建了鲁东南抗日根据地（也称滨海抗日根据地）[胶州湾以南，北起胶济铁路，南至陇海线，东临黄海，西至沂沭河，为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即滨海抗日根据地）。辖日照、莒南、临沭、郯城、罗庄、兰山、河东、诸城、高密、胶县、黄岛、赣榆、东海、新浦、海州等地。]。以后，滨海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共山东党政军机关驻地，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青岛沦陷后，青岛地区各县亦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掠。无数村庄化为灰烬，无数家庭妻离子散，人民流利失所，百姓惨遭蹂躏，苦不堪言。为达到长期统治、奴役、镇压中国人民的目的，日本侵略军每占领一处，即迫不及待地网络汉奸走狗，成立伪政权，建立一整套法西斯统治体系。在日本侵略军的淫威下，国民党县、乡、区政权组织纷纷瓦解。在危难和混乱之时，一些有识之士揭竿而起，招兵买马，奋起抗日；一些地主乡绅、土豪恶霸也以抗日保家为幌子，拼凑游杂武装，抢占地盘，鱼肉百姓；更有一些民族败类，投靠日军，为虎作伥。广大百姓遭受日军、伪军以及各种游杂武装的残酷摧残。因此，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宣传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迫切任务。

　　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在胶东、滨海区党组织领导和推动下，青岛地区即墨、胶州、胶南、莱西、平度的党员紧急行动起来，克服重重困难，恢复、建立党的组织，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创立根据地，在青岛地区燃起了抗日救国的烽火。

　　一 莱西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全国抗战爆发后，一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迫转移外地的莱阳籍共产党员，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共产党员，在北京、济南、青州、青岛等地上学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进步学生陆续回到莱阳，与在本地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会合，宣传抗日，发展民先队员，在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莱阳西南部，由北京回来的张咨明，联络吴青光、张益民、王军光、王子阳、昌德兰(常溪萍) ，以孙受、院上为中心，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组织。秦建英、侯林翼等在武备、院上一带组织青年，加入民先组织。莱阳西北部，秦建英以其任教的泥牛庄小学为中心，在青(岛)、黄(县)公路两侧各小学串联小学教员加入民先组织，继而与李佐民、牛绍文、姜子敬等在日庄周围建立民先组织。在招（远）莱（阳）边区及县内坚持工作的共产党员田绰永、顾云生（王建明）、李树芬、臧商黎等，以马连庄为中心，建立民先组织。到1938年初，莱阳西北部民先队员发展到300多人。莱阳东部、东南部，由北京回乡的宫维贞，联络辛小波、鲁光、吴善堂、李华亭等成立民先组织，发展民先队员。到1938年初，莱阳各地民先组织，纷纷建立，队员达1000余人。

　　而从1935年8月即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莱阳特支，一直坚持在莱阳西部、西南部秘密开展工作，保存了部分党组织和一批党员骨干。七七事变后，特支书记苏继光、委员吴青光等四处联络党员，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到1937年10月，已有120多名党员加入民先组织，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原中共山东省工委秘书长李林和团省工委委员李仲林出狱回莱阳后，立即与苏继光、吴青光取得联系，积极准备与上级党组织恢复组织关系。在莱（阳）、招（远）边区，党员刘坦出狱回莱阳后，与在此坚持斗争的党员田绰永等取得联系，共同开展恢复党组织的工作，成立了中共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临时委员会，田绰永任书记，顾云生任组织委员，李世忠(李维真)为宣传委员。他们与苏继光、吴青光等也接上组织关系。

　　李林、李仲林在莱阳党组织初步恢复并已开始工作的情况下，决定到泰安找省委接关系。10月底，李林、李仲林、吴青光（找苏继光未果）、胡岩赴山东省委驻地泰安，与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省委书记黎玉指示：回县后立即组建县委，由吴青光任书记；大力发展民先组织，通过民先组织发动民众抗战，并相机建立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吴青光回县后，召开部分党员骨干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中共胶东临时工委（1937年2月成立，吕其恩任书记。隶属中共北方局。同年12月，在临时工委的基础上，中共胶东特委成立，理琪任书记。隶属中共山东省委。1938年12月，中共胶东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掖县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胶东区委，又称中共山东分局第三区委。王文为书记。隶属中共山东分局。）特派员俞可范传达临时工委“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避免与国民党乡校发生冲突，发动群众武装起义”的指示。12月底，中共莱阳县委在孙受小学召开各地党员和民先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莱阳县委，吴青光任书记，顾云生、庄国瑞、梁辑卿、王军光、李成士任委员。吴青光传达了省委指示，俞可范传达了特委关于分区发动群众武装起义，在胶东以文登、牟平、莱阳一带的抗日武装为基础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这次会议还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莱阳县队部，梁辑卿任大队长，与县委合署办公。

　　1938年1月中旬，县委在小院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民先县队部驻莱阳城办事处，负责同国民党莱阳当局谈判，以争取共同抗日；在各区建立民先区队部，各村成立村小队；建立县委领导的武装组织，由吴青光去胶东特委请人协助组建。此次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对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武装的建立意义重大。

　　县委建立后，为加强党对抗日工作的领导，加紧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在韶存庄、周格庄一带坚持工作的苏继光等，在县委建立后，即奉命组建了中共莱阳第五分区委，张进任书记，战士芳、战子俊、刘海清任委员。1938年1月，县委根据西北招莱边区群众基础好、党的地下活动时间长的特点，决定撤销中共平招莱掖边区临时委员会，建立中共莱阳第四分区委，田绰永任书记。2月前，县委委员李成士等在莱阳城北组建了第一分区委，李成士兼任书记；辛少波等在莱阳东南部组建了第三分区委，辛少波任书记；李华亭等在野头、团旺一带建立第六分区委，李华亭任书记；王子阳等在院上一带组建了第九分区委，王子阳任书记。8月，县委机关北移，为加强对莱阳西南部的领导，县委在孙受、张家寨子一带，建立了第十分区委，吴尚俭任书记。到1939年2月全县共建起10个分区委。由于日军不断自青岛市区、即墨县入侵，即莱边区成为莱阳西南的门户。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领导，1939年3月，县委指示吴家岭村（现属即墨）党支部书记吴善堂，建立即莱边区特别支部，吴善堂任书记。4月，县委又在莱阳东南部建立了黄金庵小学特别支部。至此，莱阳各区均建立了分区委，凡有党员3人以上的村庄均建起了党支部或党小组，初步完善了县、区、村党的领导体系。

　　随着党组织的完善，党员队伍日益壮大，新党员逐渐增多，为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提高支部书记(时称指导员)的工作能力，县委于1939年7至9月，连续举办了3期支部书记训练班，将全县党支部书记分期分批集中到根据地北墅、石庙等地训练。这项措施，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日斗争及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建立完善党组织的同时，县委还领导建立了一批抗日群众组织。1938年2月，在县委驻地小水岔村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王国瑞任会长。8月，根据胶东特委和民先胶东总部指示，撤销民先县队部，改建为青年抗日救国会，李芸生任主任。9月，原民先妇女宣传队，改建为妇女抗日救国会。年底，又成立职工救国会。党的力量进一步增强。

　　1938年4月，吴青光调胶东特委工作，刘坦接任县委书记。6月，南岚事件发生，刘坦被捕入狱，吴青光再任书记。10月，吴青光调山东省委党校学习，谢明钦接任县委书记。1940年秋，谢明钦调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工作，顾云生接任书记。虽然县委负责人频繁变动，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一如既往。

　　莱阳党的工作一直由胶东特委、胶东区委直接领导。1939年4月，胶东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南海特委，领导莱阳、胶县、即墨、平度等地党的工作。特委机关驻莱阳，谢明钦任书记。次年12月，南海特委撤销，成立中共胶东区第四地委（也称南海地委）。莱阳党的工作由南海地委领导。1942年6月，改由西海地委领导。

　　1939年2月，因日伪东犯，中共胶东区委、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及《大众报》社撤出蓬（莱）黄（县）掖（县）根据地，迁驻莱阳西北部山区，建立了平（度）招（远）莱（阳）掖（县）山区根据地。区党委机关驻张格庄村，五支队司令部驻山后村，《大众报》社机关驻东馆村，抗日军政学校驻北泊和于格庄村，后方医院驻山里吴家村。

　　区党委进驻莱阳，给莱阳抗日工作带来新局面。区党委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赵保原、蔡晋康等国民党地方部队组成鲁东抗日联军，多次合击日伪军，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但一心想称霸胶东的赵保原并无合作诚意，反而企图借联合之机，假日伪军之手，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他肆意挑起事端，制造反共摩擦，残杀抗日家属和青救会员，致使莱阳国共两党统战关系破裂。9月下旬，区党委和五支队等机关全部撤出莱阳，转移东海地区。

　　皖南事变后，胶东的国民党顽固派[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中一部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虽然同意国共合作，但又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当时，人民称这种势力为国民党顽固派。]由政治反共为主转为以军事进攻为主。1941年2月，赵保原以苏鲁战区暂编十二师师长名义，纠集“抗八联军”各部1.2万人，对胶东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为粉碎顽军的军事进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和五支队发起大规模反投降斗争。为便于开展反投降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保卫根据地，胶东区党委决定调整莱阳区划。2月6日，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在栖霞召开会议，决定将莱阳县划为莱阳、莱东两县。会后，以龙门山区为中心划为莱东县（对外暂不称县），14日成立莱东行署和中共莱东县委。分县后，莱阳县习惯称莱西县。同年10月，胶东区党委和胶东行署将莱阳县西南部九、十两个整区和六、七区一部分划出为莱西南县，成立中共莱西南工委，邹春光任书记，王潘林任组织委员，邹国卿任宣传委员。因此时整个莱西南为敌占区，工委住平度县黄同村一带。翌年7月，中共莱西南县委和莱西南行署在河里套区成立。姜子敬任书记，邹春光任组织委员，刘恒山、李涤生任委员。后增补葛冲霄任宣传委员，盖益民任民运委员。李涤生任行署主任。县委和行署分别隶属南海地委和南海行署领导。8月，县委成立了莱西南县大队，李涤生兼任大队长，姜子敬兼任政委。1942年，姜子敬调胶南县工委工作，张公庭接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

　　从1941年2月莱阳分县后，莱阳、莱西南两县进入长达4年多的三角斗争时期。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加紧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在日、伪、顽军的夹击下，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党员干部损失严重。

　　面对严峻局势，莱阳、莱西南两县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在山东分局和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改变斗争策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和投降活动，莱阳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大规模的反击。1941年3月到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五支队和清河独立团在莱阳、招远、栖霞三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奋战5个月，基本打垮赵保原、蔡晋康在招、莱、栖边区的投降派势力。

　　反投降战役胜利后，莱阳、莱西南县委和地方武装又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针对日伪军的“蚕食”和“伪化”活动，莱阳、莱西南两县县委和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采取“翻边”战术，县区干部化整为零，配合县独立营组成敌后武工队，在边沿区和敌占区，主动灵活地袭扰和打击敌人。莱阳县委将全县划为三个工作片，县区干部分片负责。各区中队由各片负责人负总责，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莱西南县和县大队也不再住平度，而是在河里套、店埠一带坚持斗争。根据地人民广泛开展地方性游击战争，村与村组织联防，民兵和自卫团以地雷战、麻雀战对付敌人。经过1年多的艰苦斗争，日伪占领区逐渐缩小，根据地逐步扩大。

　　1944年2月，莱阳县独立营配合主力部队攻克了小河源据点，扭转了莱阳县抗战局面，莱阳、莱西南两县均进入战略反攻阶段。3月，区党委派出以鲁光为团长的工作团进入莱阳，帮助开辟新区工作，到6月，在莱阳北部开辟了大片根据地。莱西南县也在南海军分区的大力协助下，收复了大量日伪据点。同年秋，胶东军民发起强大的秋季攻势，解放了招、莱、栖边区所有村庄，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只能龟缩于几个孤立据点，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至此，莱阳、莱西南两县军民，经过4年的艰苦军事和经济斗争，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 、“蚕食”和“伪化”，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善了群众生活，为莱阳、莱西南全部解放创造了条件。

　　经过了抗战最艰难时期以及后来的全面反攻，莱阳、莱西南两县的主要负责人变化很大。1941年2月，莱阳县委书记王建民调南海地委工作，徐力田接任书记。次年1月，徐力田调莱东县工作，苏进程接任书记。1943年8月，苏进程调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西海地委副书记苏继光兼任莱阳县委书记。次年11月，苏继光调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刘汉清代理书记。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也有变化。1943年10月，莱阳县长韩健民因病离职，李显堂任代理县长。莱西南行署主任李涤生1944年5月牺牲后，由王宜让主持工作，12月，胶东区党委正式任命韩健民任行署主任。

　　1942年5月，胶东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胶东全体党员和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响应党中央号召，作出部署，开展整风学习运动。6月，中共莱阳、莱西南两县县委成立整风工作检查委员会，对整风学习的组织领导、学习内容、学习制度、方法步骤，进行了统一部署。7月检查委员会撤销，成立学习联席会，由各学习小组长和各机关负责人联合组成。8月撤销学习联席会，成立学习委员会，由学习委员会具体领导整风工作。

　　这次整风运动从1942年5月开始到1944年10月基本结束。大体经历集中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和制定措施改正错误三个阶段。通过整风学习，广大党员第一次接受党内有计划有目标的系统理论教育，第一次了解党的历史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普遍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党员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但由于战争频繁，经济困难，时间较长，这次整风学习在组织整顿方面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1945年2月万第解放，胶东区党委派出工作团到莱阳、莱西南，帮助开辟新区工作。两县县委密切配合，在新根据地开展了以摧毁旧政权为中心，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和民主建政运动，基本摧毁了伪政权；同时加强了老根据地党政军民机关和各项事业的建设，使党的组织、民主建政、扩大武装以及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胶东主力部队全线出击，进行围歼战。21、22日，莱阳、莱西南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发起总攻，收复各日伪据点，两县全境解放。此后，莱西党组织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整个抗战期间，经过残酷的战争环境考验，莱西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8月，莱阳、莱西南两县有246个村建起了党组织，并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出身好、作风硬、觉悟高的干部队伍，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威信，为领导全县人民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节 平度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941年9月，平度县分为平北、平南、平西3县。1945年1月，平南县分为平南、平东两县。1950年5月，平北县改为平度县，隶属莱阳专署。1952年6月，平南县改为蓼兰县。1953年9月，平西县和蓼兰县合并为蓼兰县，平东县与平度县合并为平度县。1956年3月，蓼兰县与平度县合并为平度县，隶属昌潍专署。1980年，隶属潍坊专署。1983年，隶属青岛市。1989年撤县建市。]

　　1937年秋，共产党员乔天华从国民党监狱获释，回到家乡平度乔家村。青年知识分子罗竹风从省立第十中学罢教，也回到家乡平度七里河子村。他们秘密联络了崮山一带的进步教师刘文卿、刘炳章等，以乔家村为中心，在附近的几个村庄中，秘密组织抗日小组和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些党员，如郭士先在平度城成立抗日救护队，为抗日部队购买、输送药品，印刷宣传品，宣传抗日。共产党员杜微波从青岛回到家乡南村镇杜戈庄村，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此外，民先组织在平度的建立和发展，也为平度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派党员战均平（周方）以行医施药为掩护，在平度大泽山东麓罗头村秘密发展党员，成立了平度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罗头村党支部，程绍金书记。随后，战均平又在窝洛、田格庄、斜岭前等村发展了几名党员，并于1938年底成立了党支部。罗头、窝洛、田格庄、斜岭前等村党组织的发展与支部的成立，为平度东北部山区党组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共平度工委进驻创造了条件。

　　10月，中共胶东特委为开展对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八旅张金铭部的统战工作，开辟大泽山抗日根据地，组建中共平度工委，任命特委民运部副部长李辰之为书记，战均平为组织部长，王蓝田为宣传部长，李奎生为军事部长，崔涛为统战和青年部长，对外称八路军平度县民运工作团，进驻平度。主要任务：一是秘密发展“民先”和党组织；二是做好国民党十八旅张金铭的统战工作；三是以大泽山为依托，发动群众，组建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李辰之率部分人员从事统战工作，王蓝田与工委其他成员一起，从事发展地方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经过工委坚持不懈的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开始深入人心，广大贫苦农民、知识分子、开明绅士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不断高涨，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先、抗日救国会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到年底，工委在旧店、上庄、唐家庄、郑家、河南、石桥、涧里、大田等村先后建立了党小组。

　　1939年2月，中共胶东区党委从蓬（莱）、黄（县）迁至平（度）、招（远）、莱（阳）、掖（县）四县边界的莱阳张格庄，以大泽山为依托，创建抗日根据地，并派李砚农率王溪、余超等10余名干部，充实平度工委的力量。李砚农任平度工委书记，原工委书记李辰之专事对张金铭部的统战工作。李砚农到平度后，立即组织工委成员，大力发展党组织和民先组织，成立青救会、农救会、职工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为大泽山根据地的建设打下深厚的群众基础。

　　同年4月，区党委召开各县工委和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地方工作时，对平度党组织发展迟缓进行了批评，要求加快党组织发展步伐。会后，平度工委在六区、五区、二区、一区发展党员22名，成立了平度县第一个分区委——五区分区委，王战平任书记，刘维之、吕尹波分任组织、宣传委员。

　　6月，为了加强胶、即、平边区党的工作，区党委指示成立中共胶即平工委，刘宿贤任书记，姜子敬任组织部长，宫肇基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乔天华任军事部长，袁超任民运部长，韩育民任职工委书记。胶即平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开辟三县边界以及昌邑县三泊地带（现平度市白埠、崔家集一带）的工作，并沟通与胶县工作团的联系，做好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南部的前沿工作。9月，胶即平工委撤销，高（密）昌（邑）平（度）工委成立，袁超任书记，周文峰任组织部长，庄扶吾任宣传部长，韩育民任职工委书记。11月高昌平工委撤销。高昌平工委成立时间虽不长，但开展了高昌平三县的点线工作，打通了平度、高密、胶县之间的联系。

　　8月，经胶东区党委批准，中共平度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东石桥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平度县第一届委员会，李健民任书记，战均平任组织部长，王兰田任宣传部长，崔涛任统战兼青年部长，李奎生任军事部长，姜志仁任民运部长，王梅欣任妇救会长，王洪玉任职工会长。

　　县委成立不久，即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关于胶东党和军队应努力争取在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大量发展党员和培养本地干部的指示精神，提出要加速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广泛发动群众，普遍建立工、农、青、妇和儿童团组织，扩建武装，扩大抗日根据地，打击孤立敌人，把各区党组织建立起来，把平度的局面打开的工作方针。根据此方针，县委从东石桥迁至上下马戈庄一带，控制中心区域，指导全面工作。至年底，全县共成立了5个分区委，发展党员103人。党员队伍的扩大，党组织机构的建立，对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保卫和扩大根据地，开辟平度抗战工作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冬，张金铭部开始推行“溶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寻机制造事端，捕捉和杀害中共工作人员，平度工作团被迫撤出，形势日趋紧张。为对付突然事变，县委先后于1939年10月在陡沟村、12月在涧里村、1940年2月在乔家村，召开了有分区委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应变对策。乔家村会议刚结束，张金铭即派一个加强营突然包围了乔家村，扑空后又包围了窝洛子村，企图将县委一网打尽。自此，县委完全转入地下，从事秘密活动。1940年夏，日军对招莱边区进行大“扫荡”，大泽山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从5月到8月，胶东抗日军民浴血奋战，不断重创敌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将张金铭残部赶出了平度。

　　9月，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罗竹风当选为县长。县委、县政府抓住有利时机，以大泽山为依托，向西、南平原地区推进工作，相继成立了县大队和二区、三区、四区、一区区政府及区中队，党的组织进一步壮大。

　　1941年皖南事变后，胶东的国民党顽军由政治反共为主转为以军事进攻为主，日本侵略军也加强了对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为便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反投降斗争，中共胶东区委决定调整行政区划。同年9月，平度划分为平北、平南、平西3个县，同时成立平北县委和平南县工委，隶属南海地委。平西县工委成立前，工作暂由平北县委代管。

　　早在1940年12月，为开辟平度南部地区工作，经胶东区党委批准，中共平南工委在平度城北乔家后山成立，书记郑典荣，隶属南海地委。后工委移驻仁兆一带。平南县划出后，原工委撤销，新一届县工委仍由郑典荣任书记，邵杰任组织委员，杜微波任宣传委员，王洪玉任民运委员，郭孟泽为委员。

　　1941年冬，中共平南县工委转移到大万家一带。这时斗争形势异常尖锐。日伪军到处布设据点，东面有兰底据点，北面有蓼兰据点，西面有顽军董希瞻的破坏，南面有顽军王尚志的骚扰。工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在大万家、王唐家、宅科、吴庄、岑李家、丘西等村建立了党支部；在中庄、崔家集、禚家、白埠、台头等村发展了一批党员，计50余人。

　　1942年4月，李付庄据点被攻克后，平南县工委将工作开辟到麻兰、柳林、张戈庄一带地区，此后不久即成立了3个分区委，2个特支，开辟村庄20余个，发展党员50余人。同时，在南海军分区和平北县大队帮助下组建了平南县大队，组织发展了民兵和工、农、青、妇、儿童团群众团体，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作战，保卫了平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10月，平南县工委书记郑典荣牺牲，中共南海地委决定成立中共平南县委，派南海地委组织部长王健明兼任，随后鲁光接任，副书记井克里。县委成立后，一面发展党员，一面建立健全组织机构。1943年底，全县建立了10个分区委。1944年7月，县委迁至万家一带，工作也推进到中庄、宅科、万家、白埠、崔家集等地区。

　　1942年3月，中共西海地委报经区党委同意，组建中共平西县工委，任命平北九区分区委书记林积善任书记，高忠甫任组织部长，孙振志任宣传部长，隶属西海地委。工作重心是开展敌占区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坚持武装斗争。工作基点是官庄、张舍一带的五区和唐田、门村一带的六区。当时平西大部分地区属于敌占区，根据分工，林积善在店子、唐田游击边沿区抓武装斗争；高忠甫通过西七沟村的基督教徒与伪乡长孙守万作掩护，在东西涌泉、东西七沟、上疃等村发展党组织。孙振志与五区委一起在吕家集、焦家庄子、邹家、北坦坡、穆家等村恢复发展党组织。6 月，林积善叛变投敌，平西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

　　8月，中共西海地委派掖南县委组织部长宋光任平西县工委书记，柳青任组织部长，孙振志任宣传部长，组成第二届平西县工委。并建立平西县行署，由掖南行署代理主任迟子修任主任，初步建立了县级政权。县工委、行署建立后，四、五、六区党组织和工农妇青群众团体都有了较大发展，建立了区中队，组织了民兵参加大破袭，打击小股敌人。11月12日，平西县工委、行署驻在大泽山南麓崖刘家村时，被平度城和掖县城日伪军包围，战斗中，宋光牺牲，迟子修负重伤。工委损失惨重。

　　11月，西海地委派鲁峰接任工委书记，柳青任组织部长，孙振志任宣传部长，王战胜任民运部长。初冬间，平度城的日伪军对平北地区的二十里堡、栾家一带进行了疯狂“扫荡”。在二十里堡的一个山洞里，鲁峰被日军掳去，第三届工委又遭破坏。为了开辟这一地区的工作，坚持斗争，1943年2月，中共西海地委派高子溪代理平西县工委书记。10月，再派苏民任平西县工委书记，王凤先任行署主任。工委、行署以健全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重点，开展工作。通过多次战斗，平西县大队发展到成为拥有300人，3个连队的县独立营。并在建立南六区、北六区、东四区、西四区、南四区区公所的同时，建立了5个区中队，民兵发展到上千人，初步打开了平西局面。同时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工农青妇群众团体的建立，党组织迅速向新区发展延伸。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原来基础较好的四、五、六区3个分区委，发展了一批党员。

　　1942年春，全党开始了整风运动。因平西、平南日伪“扫荡”频繁，环境恶劣，因此整风运动主要在平北县大泽山根据地一带进行。次年，平北、平南、平西三县县委书记参加了胶东区党委举办的整风学习班，部长以上的干部，先后到胶东党校学习了三至五个月。整风运动对平度地区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平度分县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得到了逐步发展。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后，党组织得到了较快地发展。在党的建设工作中，平北的重点是巩固壮大；平南重点是边发展边巩固；平西重点是发展。1945年1月，平东县从平南县析置，因大部分地区属于老区，党的建设重点是在巩固的基础上加速发展。

　　到1945年2月，平北县发展党员1828人，建立11个分区委，党支部147个，党小组381个；平南县（统计到1945年8月），建立了10个分区委，近200个村党支部，党员发展到400多人；平西县（统计到1945年1月）建立5个分区委，34个党支部，党员333人。1945年6月，平西全境解放，党组织进入大发展时期。7月，中共平西县委成立，李文任书记。8月，平西县分区委发展到13个，党员发展到近1000人。

　　1945年1月，平东县自平南县析置。同时成立平东县工委，鲁光任书记，王福成任组织部长，于绍生任宣传部长，李文耀任民运部长，于振义任职工会长，王芸任妇救会长。平东工委成立后，一是建立健全领导机构，配备领导人。工委成立时，全县共有7个区，309个村庄。同年7月，又从平南划来柳林、杜家、运河3个区，110个村庄。8月，从莱西南县划来河套区的24个村。在这11个区443个村庄中，分区委书记尚未配齐，部分村庄还没有建立党支部。经过半年的工作，配备了6个区的分区委书记，在75个村庄中建立了党支部。二是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在一些空白村中培养发展对象，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党支部，使全县支部发展到75个，党员570余名。

　　在八年抗战时期，平度党组织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党组织也从弱到强，得到了长足发展。至1945年8月，整个平度地区，共建立了49个分区委，546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4847名。

　　第三节 即墨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全国抗战爆发后，即墨地区的一批在外地求学的党员、民先队员以及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党员纷纷回到家乡，以抗日救亡为己任，开始了发动民众，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的艰苦工作。

　　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员袁超获释出狱，回到家乡即墨袁家屯，与中共莱阳特支负责人吴青光接上组织关系，着手恢复袁家屯一带的党组织，并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同年8月，在青岛市立中学读书的民先队员马金铭回到即墨灵山泉上村，开展抗日宣传，发展民先队员，建立群众组织，先后成立了即墨县抗敌后援会、即墨县第九区民先小组、即墨民先大队部，在泉上村周围10余个村庄开展抗日活动。莱阳县的民先组织也不断向即墨发展，活动在莱阳吴家岭村（现属即墨）一带的民先队员吴善堂，以教学为掩护，开展抗日活动，先后在即莱边区10余个村庄发展民先队员，成立了民先莱阳区队部。袁家屯、泉上、吴家岭等地抗日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推动了即墨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为即墨党组织的重建创造了条件。

　　1938年5月，吴善堂加入中国共产党，遵照莱阳县委的指示，开始在即莱边区建立党组织。他先在家乡吴家岭村发展了8名党员，于8月成立了中共吴家岭村支部。吴善堂任书记，吴升然任组织委员，吴培申任宣传委员。然后以吴家岭为中心，逐步向周围发展，相继成立了埠西、大河头、神山埠、窎庄5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60余人。1939年3月，中共即莱边区特支成立，吴善堂任书记，修岩松任组织委员，吴培文任敌工委员。7月，胶东区党委南海特委指示，撤销即莱边区特支，成立中共即墨县委。27日，吴善堂在吴家岭村主持召开县委成立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即墨县委。吴善堂仍任书记，修岩松任组织委员，陈鹤义任敌工委员，于宝光任青年委员兼青年救国会会长，李翰西任秘书。会议确定了“坚持边区，发展组织，建立武装，开辟新区”等任务，还作出了由点到线、由线到片发展党的组织和运用亲友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决议。会后，县委成员分工包片开辟新区，发展组织，建立武装，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8月，胶东区党委为加强县委领导力量，派周浩然回即墨任县委委员、组织部长。

　　县委成立后，工作日趋活跃，引起国民党莱阳乡校葛子明部的注意，该部数次到吴家岭村搜捕吴善堂。为此，县委决定分散活动，并成立即莱边区区委，孙世杰任书记，坚持边区工作。县委成员则分工进入新区活动，吴善堂到九区，周浩然到八区，陈鹤义到一区，于宝光、李翰西留边区。不久，周浩然、李翰西、陈鹤义相继被捕牺牲。为摆脱敌人袭扰，保存党的力量，县委决定向即墨西部转移，将县委活动中心，由东部吴家岭转移到抬头、袁家屯一带。10月，胶东区党委派马金铭回即墨，任县委组织部长。县委调整后，经过不懈努力，将泉上、袁家屯等有革命基础的地方开辟为党的活动基点。1941年1月，中共胶县县委根据南海地委指示，将其在胶即边区的毛子埠、青中埠、朱家庄等村发展的党组织，移交给即墨县委，使吴家岭、泉上、袁家屯、青中埠等党的活动基点从东到西连成一片，实现了全县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县委还在这条线上建立了朱家庄、兰东、泉上等地下联络站和30多个秘密联络点，沟通了县委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联络站先后护送数百名干部安全通过敌占区，传递了大量党的机密文件和情报，在对敌斗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期间，党的工作进展较快。全县有党支部16个，党员132名。

　　1941年7月，为加强即墨党的工作，南海地委派民运部长袁超到即墨检查指导工作，提出了开展新区工作的意见，决定向胶济铁路以南的村庄和即墨城附近发展。9月，为加强对胶（县）、高（密）、即（墨）三县的领导，胶东区党委决定成立胶高即中心县委，袁超任书记。中心县委还分管平度东南和莱阳西南部分地区的工作。11月，吴善堂调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袁超兼任即墨县委书记。

　　根据南海地委指示，即墨县委加强了工农妇群团组织的建设，成立了即墨县职工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12月，为便于内部工作，县委又将全县的10个区划分为15个区。1942年2月，经过胶县、即墨两县委的积极准备，胶即大队成立，于宝光任大队长。后胶即大队改称南海独立营。9月，又奉命改编为即墨县大队。通过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全县有24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党员200余名。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采取诱降国民党、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大肆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注：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是指发生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由日本支那派遣军北支方面军策划，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支持，在华北日占区进行的5次整顿治安运动。手段有二：一是对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区进行“讨伐”，建立炮楼、封锁沟，搞“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二是清查户口、搜捕抗日分子和进行物资统制封锁，迫使抗日人民无处容身，造成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游击区物资紧缺与生活困难。]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军诱降下，也掉转枪口进攻解放区，实行所谓“曲线救国”。盘踞在即墨的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一旅隋永谞部积极与日军相勾结，加紧对建有中共组织的村庄的围剿。从1942年2月到10月的半年多时间里，县委组织部长李本正、统战部长胡书程、九区区委书记胡荣本等一批领导干部被捕，23个建立党组织的村庄被围剿，300多名党员、干部、赤色群众被捕，10多人牺牲，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在处境极其艰难的形势下，县委召开紧急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人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制定了实行战略转移的新的斗争策略，到敌人统治较弱、离城市较远、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建立武装，开辟新区。县委决定，以胶（县）即（墨）平（度）莱（阳）结合部，靠近大沽河的万亩树林作为党的活动基点，把党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即墨西北边区一带。此地向北越大沽河与南海地委驻地、平度河里套一带及大泽山根据地毗连，在工作上便于请示和联系；西面与友军姜黎川部的防地相连，可以互相策应配合作战；南面有流浩河为屏障，可守可防可进；西、北两面有宽阔林带，易于隐蔽，退可走。更重要的是，这里党的基础、群众基础较好。县委的这一转移决策，对以后发展党组织，建立地方武装，开辟游击区，进而创建抗日根据地，都具有重要意义。

　　1942年6月，县委调整领导成员，袁超调南海地委，马金铭任县委副书记，并主持县委工作。10月，吴善堂学习归来，继任县委书记。

　　同年夏，胶东区党委作出开辟胶即平莱边区，进击铁路沿线，保卫地方政权的指示，胶东主力部队随即进入胶（县）、即（墨）、平（度）边区作战。在主力部队的支援下，即墨县大队也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多次击退日伪军的“扫荡”，控制和摧毁了一批伪乡村政权，党的活动区域进一步扩大，被破坏的党组织逐步恢复。

　　1943年，为了在敌占区开展武装斗争，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分局作出了向崂山进军、逐步控制青岛市郊的战略部署。根据这个部署，胶东区党委决定，以即墨西部为依托，开辟即东，进军崂山，并决定将即墨县以青烟公路为界，划为两个县，路西为即墨县，路东为即东县。8月，中共即东县工委和即东行政公署成立，崔涛任工委书记，李润生任行署主任。胶东军区从主力部队抽调100多名干部、战士，配备短枪，组成精干的特务二连(又称崂山武工队)，以武装配合工委和行署的工作。同时派南海军分区参谋长夏侯苏民率七连护送。

　　当时，青岛市区驻有日军，崂山地区驻有国民党李先良的青岛保安队，各村还建立了“反共保甲”、“反共保卫团”等组织，控制着崂山大大小小的村庄。即墨城以东有窝洛子、温泉等日伪据点，这些据点与即墨城、崂山地区的据点遥相呼应。在敌强我弱、活动区域狭窄的地区，工委机关和部队要打开局面、站稳脚根十分困难。因此开辟即东、进军崂山近9个月，尽管部队坚持了游击战争与地方工作相结合的方针，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扩大了影响，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每天围追堵截，化装侦察袭扰，部队始终站不住脚。在这种形势下，即墨的形势也日趋紧张。敌人的反共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纠合在一起，企图把八路军挤出即墨。如果失去即墨的依托，即东也保不住。为了保卫即墨，1944年4月，胶东区党委决定，将即东县并入即墨县，撤销即东工委和即东行署，原即墨县委书记吴善堂调南海地委工作，崔涛继任即墨县委书记。两即县大队合并为即墨县独立营，田世兴任营长。

　　1945年2月，崔涛调南海地委工作，耿福海代理县委书记。此时，抗战胜利在即，党的各项工作都在健康顺利向前发展。

　　7月，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胶东区党委再次决定，将即墨县划分为即墨、即东两县，重建即东工委和即东办事处，刘东岱任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并兼县大队大队长和政委。8月，区党委决定，成立即东县委和即东县政府，并任命宫明山为县委书记，刘东岱代理县长。同时重新成立县大队，刘东岱兼任大队长，宫明山兼任政委。

　　从1943年到1945年，即墨党组织始终沿着积极健康的道路发展。全县共有党支部19个，党员200多名。虽然从数量上看，党员人数没有增加，但经过整风运动和艰苦革命斗争的磨练，党员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党的组织也更加坚强。

　　第四节 胶州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抗战爆发后，从国民党监狱获释出狱的胶县籍共产党员韩育民、即墨籍共产党员袁超回到家乡，他们按照在狱中约定的计划，到胶县东北乡韩哥庄韩育民家中会面后，一起到莱阳，与中共莱阳特支接上组织关系。11月，韩育民、袁超根据中共莱阳县委书记吴青光转交的省委关于批准“恢复韩育民、袁超组织关系，回乡发展党组织、组建抗日军队”的指示信，立即着手在胶县、即墨两县恢复党组织和抗日军队的组建工作。袁超在即墨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队，韩育民在胶县东北乡拉起一支队伍。此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青岛入党、后被迫转移到东北郑子扬返回胶县，参加了袁超组织的抗日队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后隐蔽下来与组织失掉联系的刘希瑞参加了韩育民的队伍。

　　同年11月，青岛党组织也派高嵩、王云九到胶、即、平三县进行抗日救国的组织发动工作。在胶县西乡，高嵩、王云九与杜村小学校长李笃生和在济南加入民先组织的刘瑞新取得联系，计划在西南乡发展民先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12月，李笃生等按照高嵩、王云九的部署，积极筹措枪支，组织青年入伍，收编地方民团武装，在胶县西南乡建立起一支2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后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经验，这支队伍被交给了国民党第六区区长高柏廉管辖。

　　与此同时，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老党员姜谔生也回到胶东，经中共胶东特委批准恢复了组织关系，被派回胶县开展工作。

　　这几股力量汇合在一起，遵照党的指示，开展对山东民众抗日游击队司令姜黎川的统战工作，建立了由中共领导的胶济一支队，在胶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为胶县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胶县东北和西南方向创建了胶东、滨海两大抗日根据地，胶县地处胶东、滨海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因此两大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分别从胶县西南和东北方向向胶县交错发展。

　　1939年3月，中共鲁东南特委在莒县桑园成立了中共胶县工委，郭有邻任书记，邱也民任组织部长，彭特夫任宣传部长。4月，工委随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抗战爆发后，鲁东南地区莒县、沂水等地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1938年3月，两县武装力量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同年7月，第六大队扩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支队下辖第一、二营，计700余人。）扩军营到达胶县西南乡，一面以二支队驻胶县办事处名义，与国民党胶县政府联络，推进统战工作；一面深入群众，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团体，并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同年夏，邱也民调走，鲁东南特委（驻莒县。1939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成立第一区党委，下辖第一、二、三、四、五个地委。鲁东南特委即是第五地委。1940年10月，鲁中区党委成立后，五地委由鲁中区党委领导。1942年3月，鲁中区五地委与鲁南区四地委合并为滨海区地委。1943年4月，滨海地委撤消，成立滨海区党委。）派刘夏峰接任组织部长，刘中华任宣传部长，毛洪任妇女委员，耿诚做青年工作，庄明辇做妇女工作，工委的力量得到加强，并在胶县的六区、七区（现均属胶南市）建立了两个分区委。经过半年的工作，六区、七区的民众抗日活动非常活跃。

　　由于国民党山东当局制定限制异党活动的反共政策，中共胶县工委所处的政治环境发生恶变。1940年2月，国民党“民众运动督导团”到胶县视察，诱逼县长徐明山（中共统战对象）杀害了胶县工委委员、胶县民众抗战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副主任夏谷冰，并袭击工委驻地。工委书记郭有邻因赴地委汇报工作未归而免遭敌手，其他委员在本籍党员陈炳毅、杨凌波和抗日群众的掩护下，分散转移隐蔽。7月，因统战关系破裂，工委成员全部撤回地委，工委撤销。

　　1939年3月，中共胶东区委决定成立南海特委，胶县党组织归属南海特委领导。9月，胶东区党委撤销南海特委，设立中共胶（县）即（墨）平（度）工委，刘宿贤任书记，袁超、韩育民、乔天华、姜子敬（于光）为委员。10月，胶即平工委改称高昌平工委，袁超任书记，庄扶吾、韩育民、周文峰为委员，胶县党组织直属胶东区党委领导。11月，胶东区党委根据胶东抗日战场南下的有利形势，决定撤销高昌平工委，重组南海特委，梁辑卿任特委书记。至此，除诸胶边部分地区外，胶县大部地区归南海特委领导。

　　9月间，为开辟胶北地方工作，胶东军政干校抽调一批干部组成胶县工作团，由叶静川带领，活动于沽河两岸一带村庄。由于工作团成员大都是胶济一支队民先队员或骨干成员，为便于工作，胶即平工委派工委书记韩育民回胶县活动，以加强工作团的工作。韩育民回胶县后，在工作团成员中发展叶静川等数名党员，并在沽河两岸村庄秘密进行建党工作。11月，中共南海特委决定建立胶县工委。月底，负责胶、高、即三县工作的南海特委常委、民运部长袁超偕李奎生来胶、高、即巡视工作，在小高村主持会议，宣布成立中共胶县工委，韩育民任书记，王石民任组织部长，戚耕民为副部长，叶静川任宣传部长，周义为军事部长。此届工委在小高村建立了党支部，在韩哥庄、大店、大荒、小窑等村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小组，开辟了沽河两岸村庄的工作。

　　1940年5月，胶东区党委决定撤销胶县工委，在原胶县工委的基础上建立中共胶县县委，李奎生任县委书记，戚耕民任组织部长，叶静川任宣传部长，韩育民调任南海特委社会部长（暂留胶县帮助李奎生熟悉情况）。县委成立后，由于在工作方针上出现分歧，县委宣传部长叶静川擅自脱离县委，自由行动，致使党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8月，李奎生报请南海特委批准，重组胶县县委，并任书记，郑子扬任民运部长，王石民任宣传部长。1941年下半年，胶东区党委先后派赵辉（王杰三）、姜更、陈少竹、马金波来胶县工作。此时，县委由李奎生、郑子扬、戚耕民、王石民、刘涛组成。李奎生任书记，郑子扬任副书记，戚耕民任组织部长，王石民任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刘涛任军事部长，县委领导班子进一步健全加强。

　　从1940年下半年起，胶县县委根据党的秘密工作原则，确立在胶济铁路两侧地区秘密建党，建立基点村，大力拓展点线工作的正确方针，党的组织发展迅速，建立了河荣庄、小高村、毛家庄、小窑村、大麻湾村等10余个基点村，并由基点村向胶县、即墨边区，胶县、高密边区，胶县南部山区，青岛外围沿海一带发展。1941年春，县委在点、线组织拓展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党的区级组织。至年底，党的组织建设卓有成效，呈现出勃勃生机。县委共建立了3个区级机构，17个党支部，有党员122名。点、线关系遍及全县大部分地区。

　　随着点、线工作的拓展，县委又在杨家山里、袁家小庄、山子、大麻湾、葛家庄、毛家庄、河荣庄、韩哥庄、红石崖等地建立了一批秘密联络点，开辟秘密交通线，形成了贯穿胶县南北的秘密交通线，沟通了胶东与滨海、胶东与青岛市内、滨海与青岛市内、胶县县委与胶县南部山区直至各基点村之间的联系。秘密交通线在抗战前期发挥了巨大作用。过往干部、上级指示、军事情报等，多由政治交通员分段护送。抗战后期，秘密交通任务越来越重，靠交通员分段护送的秘密交通线，已不能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因此秘密交通线逐步转为武装交通线。

　　1942年，日伪加紧了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则不断与日伪勾结，助纣为虐。斗争形势更加严峻。6月，县委书记李奎生被捕。正在胶县巡视工作的南海地委委员、民运部长矫枫立即代理书记之职，主持县委工作。不久，经南海地委批准，重建县委，矫枫任书记，朱荣先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为适应残酷的斗争环境，县委决定，原有的联络站一律停止活动，过于暴露的联络站秘密转移，县、区两级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原则上都要改姓换名，调换工作区域，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将已暴露和不适宜继续开展秘密工作的党员干部组织起来，建立县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胶县独立营。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迅速改变了工作局面。此后，党的工作发展迅速。

　　在胶县县委大力开展胶县工作的同时，胶县周边各县党的工作也在向胶县渗透，胶县党的工作也向周边各县渗透。同时又由于战争年代区划调整频繁，因此，在胶州地区，除胶县县委外，还有多个党组织在开展工作。如，中共胶县特区委，在胶县南部地区开展工作；中共胶高即中心县委，开展胶县、高密、即墨三县的工作；中共高密工委，开展高密北部的工作，由胶县县委领导，高密工委撤销后，高密北部党的工作仍由胶县县委领导；中共胶南工委，在胶县南部山区开展工作；中共诸胶边工委、中共诸胶边县工委、藏马县工委、中共诸胶县工委，均在胶县南部地区及诸、胶边区开展工作；中共潍东县委，在胶县西南部开展工作。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胶县党组织在南海地委领导下，开展了整风运动，对党的组织进行整顿和建设。因战争频乃，整风运动未能深入开展。但经过整风运动，党的组织更加健全，党员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战斗力更强。到抗战胜利前夕，胶县全县建立了10个区级机构，62个党支部，有党员451名。

　　第五节 胶南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938年2月，日军侵入胶县南部地区（现属胶南市），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日军的暴行，遭到胶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泊里镇崔家滩小学校长崔仁卿，泊里镇商界人士牛孔硕，青年学生于云光、张鲁东等，秘密联络60多名有志抗日救国的青年农民和学生，在逄家台后组成抗日游击队，并选择有利时机，袭击由日照调往青岛的伪军，取得胜利。6月，抗日游击队进驻泊里。7月，因缺少军事人才，于云光、张鲁东等到驻莒县的国民党第六十九军新编第六师培训。该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钟辉介绍他们到沂水岸堤中共山东省委举办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学习期间，于云光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中共胶东特委派共产党员姜润生以八路军胶东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到王戈庄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他以打短工为掩护，结识了青年学生郝学信、陈炳毅、杨凌波等，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胶县分部，在卢家疃、冯家疃、赵家河等村发展了民先队员。民先组织派郝学信、陈炳毅、杨凌波等参加了国民党山东抗日第八梯队第八团（团长刘质斋）的政训处，后因刘质斋公开投日而撤出。10月，陈炳毅在其父亲陈锡九的支持下，在郝家石桥一带成立了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下层士兵中发展会员，开展抗日活动。

　　这些活动，既锻炼了群众，也为中共组织在胶县南部地区的建立和迅速发展打下了群众基础。

　　是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为开辟和建立鲁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决定成立中共鲁东南特委，景晓村任书记，辖莒县、日照、诸城、胶县、高密、赣榆等县。11月，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二支队为开辟诸(城)、胶(县)、日(照)边区的工作，在司令员刘涌、政委景晓村的带领下，由莒县向诸、胶、日地区进军。12月，进驻泊里镇。中共诸城县委和八路军诸城独立营亦随同二支队进驻泊里镇。二支队在诸城县委和诸城独立营的配合下，以泊里为中心，开展活动。

　　在二支队和诸城县委的组织发动下，泊里地区抗日救国活动掀起高潮，不少村庄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抗日自卫队等抗日群众组织，广大群众主动献粮捐款，参军参战。随着抗日热潮的兴起和党员人数的增加，经中共鲁东南特委批准，12月，中共诸城县委在泊里建立了中共诸城第五区委员会（现胶南市泊里、琅琊、藏南、大场、小场、大村、理务关等乡镇），于云光任书记。这是胶县南部地区第一个区级党组织。五区委的建立，统一了泊里地区党的领导，为泊里地区的抗日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939年2月，经中共诸城县委批准，五区委在泊里镇建立了泊里联村党支部，刘众邻任书记。这是胶县南部地区第一个基层党支部。3月，于云光调任诸城独立营副营长，王锡千任区委书记兼组织委员。这届区委，先后在泊里、邱家庄、崔家庄、辛庄、马家庄、刘家庄、孙家屯、大马家疃、茉旺、东潘家庄等10个村庄，发展了20多名党员。

　　1939年春，山东境内以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积极推行反共政策，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动口号，组织“扫马（马克思主义）大队”、“扫列（列宁主义）大队”。为控制胶济铁路以南的重要山区，扩大反共阵地，沈鸿烈以山东省政府名义，逼迫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1938年12月，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撤出泊里地区。5月，二支队改编为一支队二营，开赴沂蒙山区参加反“扫荡”。泊里地区重新被日、伪、国民党游击队统治，五区委转入地下。

　　为了巩固和加强泊里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共鲁东南特委派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和在地委工作的胶县籍党员刘步云、刘干、丁笑秋等返回泊里地区，开展秘密工作。6月，诸城县委在刘家庄召开五区委扩大会议，调整充实了区委领导班子，刘步云任书记，刘干任组织委员，王锡千任宣传委员，丁笑秋任青年委员，王震任武装委员，丁荣桂任妇女委员。会后，区委对全区党组织进行整顿，并发展了近60名党员。至年底，全区党员发展到80余名，分布在20多个村庄。凡有3名党员以上的村庄，都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五区委还利用国民党顽固派整理乡、村政权组织的机会，控制乡村政权。1941年9月，刘步云被捕牺牲，区委被破坏，多数党员停止活动。

　　1943年1月，中共滨海地委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及泊里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决定恢复中共诸城五区委员会。月初，地委派泊里籍党员陈建华回到泊里地区，以经商为名，与少数坚持斗争的党员取得联系，组成了新的区委领导班子。陈建华任书记，陈效先任组织委员，陈鹏任宣传委员兼政治交通员。新的五区委恢复后，按照地委指示，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基层组织，在党员质量上严格把关。恢复后的诸城五区委直属地委领导。

　　胶南地区是胶东区和滨海区两大战略区的结合部，又处于青岛西海岸，有大珠山、小珠山、铁橛山、藏马山，是开展游击战的有利地带，且与国民党胶县政府刚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中共鲁东南特委决定建立中共胶县工作委员会。

　　1939年3月，中共鲁东南特委在特委驻地莒县桑园，建立了在今胶南境内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胶县工委，郭有邻任书记，邱也民任组织部长，彭特夫任宣传部长。工委的主要任务，一是以八路军二支队驻胶办事处的名义，与国民党胶县县政府进行联络，推进与胶县县长徐明山的统战工作；二是利用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动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抗日斗争；三是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主张，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四是争取和改造地方自卫武装。

　　同年夏，邱也民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鲁东南特委派刘夏峰接任组织部长，刘仲华任宣传部长，毛洪任妇女委员，耿诚做青年工作，庄明辇做妇女工作，工委的力量得到加强。

　　中共胶县工委建立后，充分利用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的政治影响和与国民党胶县县政府的统战关系，积极开展抗日宣传，通过办夜校、印发宣传材料、深入农户走访等形式，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宣讲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纲领，号召农民群众团结起来，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救国活动。胶县工委的工作，扩大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与此同时，工委抓住时机，积极进行建党工作。郭有邻在高家庄发展了一批党员。邱也民在杨家山里发展了杨凌波、陈炳毅等一批党员。6月，工委在高家庄组建了中共胶县第六分区委，主要负责良乡、栾家庄、六汪一带的工作，高福堂任书记，张汝贤任组织委员，赵清溪任宣传委员；在杨家山里东南崖村组建了中共胶县第七分区委，主要负责铁橛山、大珠山、小珠山周围地区的工作，赵子善任书记，苗在祯任组织委员，杨凌波任宣传委员。同时，凡有党员的村庄，都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仅七分区委就发展党员60多名，并先后在东南崖村、李家石桥、大卢家疃、广城、赵家河、苗家等村建立了党支部。经过半年的工作，六区、七区的民众抗日活动非常活跃。

　　1939年春，沈鸿烈为控制胶济铁路以南的重要山区，在鲁东南各县区组织“民众运动督导团”，推行其限共、反共措施。次年2月，督导团到胶县政府驻地良乡，对国民党胶县县政府进行督察。国民党胶县县长徐明山被胁迫，杀害了由五地委派到胶县，任中共胶县工委委员、胶县民众抗战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夏谷冰，并袭击工委驻地，破坏工委机关。工委书记郭有邻因赴地委汇报工作未归而免遭敌手。其他工委成员，在民主人士、国民党六汪镇镇长陈仪亭的援救下，转移到杨家山里东南崖村。7月，工委成员被迫撤离，工委撤销。

　　胶县工委被破坏后，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六区委书记高福堂及其他领导成员脱党，只有少数党员进行秘密活动。七区委书记赵子善及组织委员苗在祯脱党，只有宣传委员杨凌波与基层党组织保持联系，坚持原七区委的工作。

　　1941年7月，五地委派在地委工作的胶县籍干部崔治华回胶县南部地区，组建中共胶县特别区委员会，履行原胶县工委的职责。杨凌波任书记，崔治华组织委员，鲁健任宣传委员。10月，五地委调沭水县委组织部长陈炳毅任特区委书记，杨凌波等赴地委和胶东区党委学习。特区委属五地委直接领导。1942年4月，滨海地委成立，特区委归滨海地委领导。1943年3月，滨海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泰石公路以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路北工委)，特区委归路北工委领导。

　　胶县特区委成立后，党的组织和工作都有所发展，建立了大、小珠山和铁山区委。又在五区委和胶县工委已有的工作基础上，将杨家山里团练改造成为党的武装力量。特区委根据秘密工作原则和恶劣的斗争环境，建立了一批秘密联络点，建立了杨家山里——泊里——两城——莒县(五地委驻地)交通线、胶东区党委——南海地委——胶县县委——杨家山里特支——胶县特区委——滨海地委——山东分局的交通线。其中胶县特区委负责滨海地段，杨家山里特支负责胶东地段。在这些交通线上，一批优秀政治交通员，英勇顽强、灵活机动，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因胶县南部地区地处胶东、滨海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两大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都在积极地打通彼此间的联系通道，因此在鲁东南党组织开辟胶县南部地区工作的同时，胶东区党委也在这一带开展工作。1938年6月，中共胶东特委派姜润生以八路军胶东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到胶县南部地区秘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在王戈庄一带建立了民先组织。1940年春，胶东区党委南海地委派胶县县委民运部长郑子扬深入王台、杨家山里等地，发展党员，建立点线联系。同年夏，县委书记李奎生在河荣庄发展了杨家山里籍党员，建立了杨家山里特别支部，由郑子扬领导，并建立了南海地委至杨家山里的秘密交通线。1941年2月，胶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辉（王杰三）到田家窑开展工作，建立了田家窑党支部，田立宪任书记。1942年9月，南海地委又在杨家山里西北庄成立了中共胶南工委，于光任书记。次年春，地委派田文忠任工委副书记，以加强工委的领导力量。胶南工委建立后，成立了杨家山里区委，杨德宣、杨福和、杨希华先后任书记。1943年11月，中共胶南工委和中共胶县特区委同时撤销，重新组建中共诸胶边工委。

　　1944年8月，中共滨北地委决定诸胶边地区组建两个县，以原南部诸城五区为主建立藏马县，其它地区组建诸胶边县。撤销中共诸胶边工委，建立中共诸胶边县工委和藏马县工委，分别由范梅圃、张雨任书记。1944年10月，滨北地委又决定将诸胶边县和藏马县合并为诸胶县，撤销中共诸胶边县工委和藏马县工委，建立中共诸胶县工委，范梅圃任书记。

　　胶南的共产党人长期处于敌人的眼皮下，斗争环境异常恶劣。但他们以无私无畏的精神，紧紧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战胜了一个个困难，使胶南党的组织越来越发展壮大，斗争形势也越来越向有利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发展。至抗战胜利前夕，胶南地区共建立了13个区级党组织，3个党总支，46个党支部，715名党员。

　　由于胶南地区党组织大部分时间处于敌占区环境下， 1944年后又全力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对敌斗争，因此，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未能在全境普遍开展，只有县级和少数区级干部到地委党校参加了整风学习。

　　第三章 青岛地区各县抗日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

　　1937年10月上旬，日军大举侵入山东，形势十分危急。在山东省委统一部署下，一批优秀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纷纷深入农村，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恢复、发展党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在青岛市区，青岛党组织领导成立了青岛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崂山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在日军尚未占领青岛前，即已组成，并高举起武装抗日的大旗。崂山抗日游击队是青岛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集中表现，也是青岛人民长期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结晶。崂山抗日游击队的成立，为青岛地区各县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做出了光辉榜样。

　　抗战初期，受胶东天福山、威海、鲁东南各地抗日武装起义以及青岛崂山游击队的影响，同时在胶东、鲁东南党组织的指示下，青岛地区即墨、胶州、平度、莱西、胶南的一批从国民党监狱出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组织被破坏而失掉关系的党员、失学回籍的民先队员和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这些武装趁国民党政府官员溃逃、日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武装起义。既推动了胶东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又极大地充实了八路军主力部队。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开辟，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建立，为保卫新生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各县又先后建立了地方武装。以后，地方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成为主力部队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而且在配合主力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扫荡”、“蚕食”和封锁，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建立、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节 抗战初期抗日武装力量的建立和斗争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队

　　七七事变后，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共产党员袁超获释出狱，回到家乡即墨袁家屯。并及时和中共莱阳特支负责人吴青光接上组织关系，着手在家乡筹建抗日武装。他不畏艰难险阻，奔走呼号，联络故旧亲友和有志之士。

　　1937年11月，袁超和孙培生、袁世清等在袁超家里召开了第一次研究成立队伍的会议，传达了胶东临时工委关于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讨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具体问题。会议确定袁超任起义队伍的总指挥，起义联络点就设在袁超家。

　　在组织队伍发动起义期间，到袁家的人络绎不绝，吃住都由袁超负责。为了抗日，袁超不惜倾全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以纾国难。为筹集枪支，他打开族祠的门，邀请本村、本族有枪的人家到祠堂开会，晓以大义，动员他们响应“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的号召，献出枪支，抗日救国。对自愿献枪的人表示感谢，对少数不愿献枪的地主，则采取强制手段。1938年2月，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在袁家屯、下普东、葛埠、楼子疃、唐家屯、洪沟等村庄收集了260多支枪，组织了300多人的队伍，并开始整训和编制工作。这支队伍纪律好、威信高，深受群众爱戴。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袁超为“袁司令”。

　　为组建这支队伍，袁超和他的亲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仅家中钱粮用光，还遭到日、伪和国民党特务不断地抄、抓、烧、杀，仅他的兄弟姐妹和侄子就有6人被杀害，被抓和被打致残的亲友、邻居10余人。

　　1938年2月，中共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正式为这支队伍颁布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队”,委任袁超为大队长兼政委。此后，七大队逐步扩编为5个中队。

　　在即墨地区，国民党和土匪游杂部队很多，大小10多个司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会向百姓要粮派捐，抓鸡抓鸭，欺压百姓。日军来了，即逃之夭夭。七大队一成立，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日军占领即墨城后，经常下乡“扫荡”。1938年4月5日（清明节）上午，由青岛进犯的日军进入即墨赵家岭一带。七大队闻讯后,联络国民党游击队赵光部，埋伏打援，伏击日军。七大队用一个中队参加包围赵家岭的日军，一个中队随大队部待命打援。战斗从上午8时一直打到中午，激战了4个小时。这些刚刚拿起枪来的工人、农民，表现得非常勇敢顽强。战斗中，七大队战士孙玉滋、赵喜友牺牲，孙友传负重伤。因即墨城日军出动1个中队前来增援,七大队始撤出战斗，从赵家岭撤到移风店。队伍的情绪和秩序始终良好，没有一个掉队的。

　　赵家岭一战，大煞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掩护了群众转移，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的决心。

　　中共胶东特委对七大队的发展非常重视。4月中旬，特委派委员、“三军”总部代表宋竹庭率牛绍文（沈阳）、张咨明、刘坦、崔涛、崔子范等12名政工干部到达七大队驻地即墨葛埠，前来加强思想政治和军事训练工作。牛绍文、张咨明、刘坦、崔涛、崔子范等担任中队指导员。他们通过开会、谈心、教唱歌曲、上课、发展民先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部队素质明显提高。

　　赵家岭战斗后，七大队引起青岛日军的注意，日军决不会让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其战略基地的眼皮底下发展，同时即墨地方党组织长期被破坏，力量薄弱，群众基础没有恢复，周围尚有几股国民党游杂部队，七大队孤军深入，危机四伏，经特委批准，宋竹庭决定七大队转移牟平，与“三军”总部会合。

　　4月底，七大队奉命转移，途中暂驻即墨县河头村时，遭到国民党山东保安独立第二旅十三区保安副司令韩炳宸部和莱阳乡校葛子明部的联合袭击，由于领导思想麻痹和弹药缺乏，部队失去抵抗力，全队人员被缴械扣押。两天后，韩炳宸胁迫收编七大队人员不成，竟扣留袁超等5人为人质，将其余人员武装遣散。经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游击队司令姜黎川出面营救，两个多月后，袁超等始获释放。获释后，袁超重新召集被遣散的队员（约六七十人），并向“三军”总部汇报，请求制裁韩炳宸并索回枪支。但因“三军”总部离此较远（此时“三军”总部已移驻黄县），难以做到。总部指示将重集人员就近依托于姜黎川部。经党组织积极工作，姜黎川同意将七大队人员暂编为第一大队，在姜部势力范围胶县、即墨、平度三县的边界自由活动。10月，第一大队人员随李肇岐率领的起义部队北上黄县，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1938年9月，“三军”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同年12月，又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六十五团。

　　即墨抗日独立中队

　　1938年3月4日，就在“三军”七大队成立后不久，即墨抗日独立中队在即墨县李家西城村王家茔宣布成立，李肇岐任中队长。

　　李肇岐是即墨县李家西城人，大革命时期的党员。1929年在即墨南乡搞农民运动时，被军阀韩复榘逮捕入狱，与党失去联系。在搞农运期间，敌人几次抄他的家，逼得他的母亲服毒自尽，弟弟逃亡东北又被日军杀害，父亲和妻子在外避祸不敢回家。1934年他出狱时，已是家破人亡。在失去党的领导、生活无着落的情况下，李肇岐设法在本村办起了一所小学，以教员身份外出联络人员，组织革命力量，并秘密筹集武器，准备待机起义。1937年秋，李肇岐乘国民党训练民众之机当上了本乡训练壮丁的大队长，控制了一批武器。到青岛、即墨沦陷时，他的起义工作已准备就绪。

　　1938年3月4日晚，在李家西城村南王家茔，抗日独立中队成立。当晚，编队出发，进入崂山脚下，在崂山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因抗日独立中队消灭汉奸、土匪，保护农民群众，崂山一带许多农民、知识分子，纷纷投奔而来。一个多月，独立中队就从200余人发展到五六百人。

　　其时，崂山周围有数股国民党游杂武装，互相争斗、并吞，各据一方，对抗日独立中队的生存造成极大威胁。为保存抗日独立中队，李肇岐决定以灰色面目出现，将队伍改编为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十六支队第二纵队孙殿斌部的第四支队，但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抗日救国，寻机与日伪作战。6月，乘日军换防之机，独立中队一举攻克即墨城，缴获枪支弹药一宗，并在城内募集了部分军款。两天后，主动转入农村。此后，投奔四支队的人越来越多，队伍迅速扩充至1400余人，共4个营。

　　四支队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周围国民党游杂部队的忌恨，日军更是恨之入骨，不断派特务侦察，飞机轰炸，出现了日军跟踪追袭、国民党部队坐等渔利、四支队处处被动的局面。夏季的一天，四支队驻崂山王戈庄，汉奸李绪典在村中用镜子发出信号，指引日军飞机轰炸了支队部，4名战士牺牲。李肇岐下令捕获枪决了李绪典。为避免更大损失，他带领四支队转移到即墨西北，以后又到平度的古岘、冷戈庄一带，甩掉日军的尾追。这时部队供给发生了严重困难，再加上地方上红枪会的反对，部队思想混乱，军纪不好控制。为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李肇岐与孙殿斌部断绝关系，另接受改编为国民党鲁东行辕特务团，同时设法与胶东党组织取得联系。他经常对知己人说：“我的部队是要打鬼子的，迟早要到共产党那里去。”

　　正当李肇岐思党心切的时候，我党在胶县姜黎川部做统战工作的王云九，奉命来到了特务团。李肇岐喜出望外，把王云九安排到团政训处工作。按照党的指示，王云九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随后将特务团的状况向特委作了汇报。10月间，李肇岐在特委的邀请下，带领部分军官参观了胶东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昌盛景象更坚定了他回到党的怀抱的信念。回营后，李肇岐与王云九立即着手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胶东特委军事部也加强了对他们的通讯联络。

　　就在起义行动即将开始之际，卢斌接任国民党鲁东行辕主任。卢斌了解李肇岐的底细，在察知李肇岐的起义计划后，立即调动姜黎川、纪淑和、韩炳宸、刘东扬、张金铭和莱阳乡校6支部队，分别从即墨、莱阳、平度、胶县向李肇岐部包围过来。中共胶东特委军事部闻讯后，派一个营兵力赶来接应。面对多于自己兵力几十倍的敌人，李肇岐知己知彼，镇静自若。他料定敌人各怀异心，谁也不想和武器好、战斗力强的特务团拼杀，都想等别人去拼命而自己寻机取利。其中姜黎川、纪淑和曾与李肇岐有过来往，都想收编他的武装，他们态度暧昧，并不想认真拼杀。特别是姜部有中共胶东特委派去的一批统战干部在工作，姜黎川正处在联共还是反共的十字路口上，更不会采取主动进攻的行动。基于此，李肇岐便选择了力量薄弱的纪淑和防区为突破口。

　　起义开始后，纪部与邻近的姜部按兵不动，比预料的还顺利，除了一营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胁迫下乘乱哗变外，其余3个营900余人迅速冲出了包围圈，到达黄县香坊村。起义部队在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下，欢度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1939年2月1日，这支起义部队举行了授旗仪式，部队被命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六十五团，李肇岐任团长，王云九任政委。此后，在五支队的统一指挥下，六十五团与日伪和国民党顽军展开了游击战，先后参加攻打招远城、玲珑金矿和解放栖霞城等战斗，为创建牙山根据地和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即墨县抗日义勇军

　　七七事变后，在国立山东大学哲学系读书的周浩然毅然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组织抗日武装。

　　周浩然，原名周世超，即墨县瓦戈庄村人。自幼随父在青岛读书。1933年夏参加青岛左联组织。后担任《新青岛报》编辑。1936年10月入国立山东大学哲学系旁听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山大迁入内地。他毅然离开学校，自愿留在抗日前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血性男儿，正宜荷戈，誓死卫国，奋勇抗敌，民众无第二路可走，惟血洒疆场，此其时矣”，“血溅碧草,肝脑涂地,这是革命者人人应该准备的一步”。

　　回即墨后，周浩然加入了民先组织，深入农村、学校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他经常在集市、街头以至群众家里，发表抗日救亡演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的演说通俗易懂，充满激情。他在东瓦小学给师生和乡亲们讲演时，边画图，边讲演，当讲到“日本侵略军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大好河山岂能沦入夷狄之手”时，异常激动，跺着脚，呼着口号，手中的粉笔也被掐得粉碎。他在灵山对全县集训的600余名小学教员讲演时，以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正确地分析了全国抗日的形势，指出了抗日的方向和夺取胜利的信心。他说：“诸位都是做抗日工作的干部人才，必须走进群众里，去觉悟民众，组织民众，发动全民抗战，上下一致地抗日，一致地努力救国。我们肩负抗日救国的责任，必须以不屈的精神，来领导民众，艰苦奋斗，向那光明正大的道路勇敢地前进！我们今日所受的艰苦，便是明日所享的幸福，我们今日所流的热血，便是明日灿烂的鲜花……”，他的讲演，打动无数听众。

　　为了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武装斗争，1937年10月，周浩然以强身健体为名，成立了即墨县瓦戈庄国术训练所，组织青壮年学习武术。次年1月，他以训练所学员为骨干，成立了即墨县抗日义勇军游击队，任总负责人。义勇军提出“对内联络同志，保卫地方，对外联合各团体，以抗暴日，期于打倒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的宗旨和“加紧收集民间枪支，扩大武装，镇压作恶多端的汉奸，为民除害；焚毁土地陈报单，减轻农民负担；守土安民，抗日救国”的主要任务，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很快由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

　　义勇军的建立使地方汉奸势力惶恐不安。九区汉奸区队长于永晓密派暗探监视周浩然的活动，并密报日伪青岛特别市即墨办事处主任张子安，张子安随即命令维持会，以维持治安为名，竭力阻挠和破坏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并通缉周浩然等义勇军游击队的领导人。周浩然闻讯大怒：“张子安确一汉奸，假借日人权势危害同胞。我固知今日所处之环境千难万险，然而必本正义的前进，不稍为恶势力所屈服，如此奋斗不息，虽死何足忧哉！”

　　1月31日晚，周浩然、张元生、刘宗山、周世军等负责人，在即墨城里后庵街40号秘密聚会时，被敌人包围。周浩然等翻墙脱险，张元生不幸被捕，抗日游击队面临严重的威胁。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周浩然决定在各村组织联庄会，通过联庄会的形式，把各村的民众发动组织起来，形成抗日堡垒。

　　1938年3月9日，驻青岛日军开赴莱阳进行“扫荡”。义勇军积极配合莱阳民先和国民党即墨、莱阳乡校武装，伏击敌人。义勇军和国民党即墨三甲乡校官兵伏击点选在灵山北的集旺疃，这里紧靠青烟公路，路东有座三官庙可隐蔽队伍，路西有两个制高点，可居高临下打击公路上的敌人。下午两点钟，日军两辆汽车扫荡归来由北向南行驶。当汽车进入伏击圈时，埋伏在三官庙的义勇军队员和乡校官兵，枪炮齐发，日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懵了。当他们知道中了埋伏时，汽车已被土炮击中起火，日军乱成一团，慌忙跳车，溜到公路旁沟底进行反抗。日军妄图向北突围，又遭到莱阳民先和乡校官兵的截击。敌人四面被围，急忙放出求救信鸽，然而天已渐黑，青岛方面的日军摸不清情况，不敢轻举妄动。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歼敌10余人，焚毁汽车两辆。

　　集旺疃伏击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即墨人民的抗日斗志。以后，在日军和地方汉奸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义勇军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八路军山东纵队胶济一支队

　　1938年1月27日，日军占领胶县。3月，原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科长、《青岛时报》记者、国民党员姜黎川在胶县大店村，以抗日名义拉起一支武装，并摧垮了周围汉奸组织，建立“山东民众抗日救国军游击队”，自任司令。

　　中共胶东特委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胶东抗日形势，认为姜黎川的游击队可以作为中间力量团结争取。1938年春，特委指示胶县、即墨的共产党员韩育民、袁超、姜谔生等，在姜部做统战工作，帮助姜黎川在短期内收编了胶县、即墨、平度一带的地方武装，在青岛市区外围形成了一支较强的抗日武装力量，共9个大队，1个总队，四五千人。韩育民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兼三中队中队长。

　　7月1日，日军到胶县、即墨、平度一带“扫荡”。在胶、即、平三县交界的南村、沙梁一带，姜部与日军激战一天，日军伤亡很重。6日，日军派出4架飞机、300多人的陆战队，攻入姜部驻防的沙梁村，姜部无力抵抗，不战而退。在日军撤离时，姜部截杀两名掉队日军，并挑着首级游街示众，宣扬军威。姜部的抗日行动使青岛地区的日伪军受到极大震动。中共胶东特委派统战部长柳运光率干部携带大批物资前往姜部慰问，加强了与姜部的合作关系。应姜黎川的邀请，胶东特委派柳运光为政治特派员，率20余名政工干部到姜部，帮助开展军政训练，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特委派驻姜部的政工干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培训骨干，组建民先组织，发展民先队员，很快各连、排等基层官兵中都有了民先队员，使这支队伍，在民族意识、群众纪律、战斗能力、士兵素质等方面，明显好于其他一些杂牌游击队。

　　同年夏，原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干事谭明华到姜部进行拉拢，破坏统战工作。姜黎川态度逆转，准备将部队改编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队，并限制民先活动，排挤中共干部，反共面目逐渐暴露。在此情况下，特委派驻的政工干部不得不有计划地撤出。

　　随着姜黎川态度日益右倾，在姜部工作的袁超、韩育民、王云九等在平度、胶县边界的沙窝村召开秘密会议。会议认为争取姜黎川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改编已无可能，留在这个部队的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进步力量，不能再让姜黎川利用与共产党的友好关系扩展私人势力，以欺骗人民群众，应秘密做好撤出的准备。会议决定：1、鉴于姜黎川部行将为国民党收编，应将我党在姜黎川部的武装力量能撤出者全部撤出，建立我党自己领导的武装。对尚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及所掌握的部队则力求隐蔽，以观其变化的程度再行安排。2、日军秋季“扫荡”时，姜部必将南撤到胶县南部山区，要不失时机地将我党领导的部队撤回胶北。3、做好部队撤离前的准备工作。韩育民具体负责撤离工作。4、为缩小目标，避免怀疑，王云九到李肇岐部做政治工作；袁超脱离姜部，将原七大队缩编成一个中队，交姜部直辖。为顺利实现起义计划，袁超将在姜黎川部的秘密党员郑子扬、袁世清、孙志温及民先队员孙济鲁的组织关系交给韩育民，作为撤离时的工作骨干。

　　沙窝村会议后，姜部的共产党员开始秘密准备，通知骨干，将较好的武器逐步集中到民先队员和进步骨干队员手中。对此，姜黎川有所察觉，派特务大队大队长贾宝善将韩育民扣押。韩育民虽化险为夷，但并未消弭姜黎川的猜疑，姜派人担任一大队大队长，将韩育民降为副大队长。

　　9月，姜黎川接受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授予的“山东省保安第十四旅”番号，但表面上仍与中共胶东特委保持友好关系。12月，姜黎川率部离开胶、即、平三县边区的游击区域，向胶济铁路以南的胶县南部山区开拔。当部队路过蛤蟆屯要过铁路时，正值夜晚，按既定方案，空中突然传来两声枪响，队伍中的民先队员及事前联络好的骨干队员，以“军情有变”，应声急返，撤回路北。

　　撤出的部队在胶县北乡赵家茔村集合，有一大队的一部和特务大队的全部，共400多人，300多支枪。胶东区党委军事部部长高嵩派王军光前来协助整编。区党委还送来印鉴和旗帜，并拨来部分建军经费。

　　1939年3月4日，这支部队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胶济一支队”，韩育民任支队长，王军光任政委，丁希三任副支队长，姜谔生任参谋长。部队领导机关设支队部和后勤部。下设3个大队9个中队，1个特务队。

　　胶济一支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在胶济铁路东段西侧及柏兰、店口、河西店、马店、姜家街、东岭、西岭、五里堠子、小高、韩哥庄一带。14日，支队在前、后韩哥庄第一次打退了日伪军骚扰，首战告捷。

　　胶济一支队建立不久，政委王军光调回五支队，胶东军区派张怀忠接任政委。一支队严格按照区党委“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为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树立武装自己，消灭敌人的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打开胶北抗日新局面”的指示精神，一面筹集枪支，扩充队伍，一面伺机打击敌人。为站稳脚跟，一支队还在麦丘、岭上、小高等村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和抗粮运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队伍很快发展到500余人。

　　这期间，部队先后在联屯的柏兰和马店的姜家街、五里堠子以及东南乡的河西店、店口等地多次与日伪军交战，粉碎日伪军的抢粮计划，破坏日伪军的铁路交通，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北到平度的吴家口，东到即墨六区的马戈庄，西到高密铁路以北，都成为一支队的活动区域。

　　由于一支队建立时间较短，缺乏实战经验，在东、西岭和五里堠子村驻防时，曾遭到大股日伪军包围袭击。突围中，指导员秦建本、李笃生和战士乔清珍等6人英勇牺牲。

　　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经胶东区党委军事部批准，一支队开往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短期集训。区党委军事部派后方司令部警卫一营一个连到平莱边界迎接，并将胶济一支队护送到莱阳河里套东花园口驻防休整。同时，为培养军政干部，一支队派王海亭、黑廷成、孙景尧等一批干部到胶东军政干校学习。部队经短期整训后，重返胶县。

　　5月，一支队的情报人员探明，日伪军由平度南下，经大沽河向蓝村进发。支队根据地形埋伏在大店与韩哥庄之间沽河堤岸的蜡树林里。当数十名伪军涉水走到河心，9名日军已走近河边时，支队发出射击命令，数名伪军倒在河水里。敌人立即组织反扑，参谋长姜谔生颈部负伤，鲜血直流，继续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士黑廷成打的性起，站起来端枪射击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看到自己的战友倒在血泊里，更加怒火中烧，子弹纷纷射向敌群，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部队安全转移。这次战斗使沽河两岸人民受到很大鼓舞，众乡亲涌向街头迎接凯旋的亲人。

　　沽河伏击日伪军后，一支队又攻打了驻小高镇的伪军，引起日伪军的恐慌，敌人加紧了对这一地区的扫荡。为保证部队的有生力量不再遭受损失，一支队撤至平度县薛家庄一带。由于斗争环境十分艰苦，部分战士情绪不稳，一支队决定二次北上胶东抗日根据地整训。在北上途中，特务大队大队长贾宝善煽动士兵叛变，支队领导将贾宝善逮捕。为严肃军纪，在撤至莱阳境内时将其处决。7月，鉴于部队成分复杂，经胶东区党委军事部研究决定，胶济一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后方司令部警卫二营。韩育民留后方司令部任参谋主任，后调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姜谔生调任五支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胶济一支队从建立到改编不到半年时间，在武器缺乏，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让当地群众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决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

　　1938年1月中旬，中共莱阳县委在小院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县委领导的武装组织，并由吴青光去胶东特委请求派人协助组建。会后，军事部长庄国瑞及张咨明、刘恒山、王子芳等10余人组建了民先武装宣传队，并负责武装起义前的筹备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人员、武器、粮秣等工作基本就绪。县委由小院迁到小水岔村后，召开了有300余名党员、民先队员参加的莱阳县抗日救国誓师大会。通过了组织农民武装游击队，打击日军进犯的决议。

　　同月，胶东特委派宋竹庭为特派员前来帮助指导工作。在宋竹庭的指导下，县委在河崖村，以民先武装宣传队为基础，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县委委任庄国瑞为大队长，张咨明为政委，宫兼三为副大队长。

　　“三军”九大队初建时，只有30人左右，不久扩编成3个中队，100多人。每中队设3个小队，健全了组织领导体系。以后，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开赴招远、莱阳、栖霞边界活动。九大队以军风端正、与民共苦赢得了群众信任，农民、教师、学生纷纷参军，栖霞县的一些地方武装和招远县的“白旗会”会员也慕名加入了九大队。到4月，队伍发展到150余人，拥有长短枪60余支，成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

　　4月中旬，九大队奉“三军”总部命令北上黄县参加统一整编，5月下旬到达目的地，与“三军”三大队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四路。9月18日，“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12月，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

　　平度抗日武装力量

　　七七事变后，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此时，平度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爱国志士，纷纷舍家撇业，组织抗日武装，走上抗日战场。

　　1937年秋，共产党员乔天华从国民党监狱出狱，回到家乡乔家村，秘密组织抗日小组，全村很快成立起20多个抗日小组，共100多人。不久，青年知识分子罗竹风从青州省立十中罢教，回到家乡七里河子村，与乔天华取得了联系，并与崮山小学教师刘文卿、刘炳章、臧宝堂等一起发动农民和青年学生组织抗日游击队。乔天华又与在大泽山麓掖县一带发动抗日的王寅东、王侯山、侯镜清等取得联系，并邀约在自己家里召开了秘密会议。9月，乔天华、罗竹风、王寅东等在乔家村召开会议，研究决定：1、成立平掖抗日救国会，乔天华任会长，罗竹风、王寅东任副会长；2、立即集中平掖抗日组织中的现有武器，组织游击队，收编地方武装，扩大部队；3、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员掖县县长邵珊舟合作抗日。

　　平掖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便着手解决武器问题。这支队伍开始只有3支钢枪，几十支镖枪。1937年除夕，乔天华率领200多人，到贾家茔村搜到国民党一区队秘存的十几支枪，后又到平度城南李戈庄村，收缴到地主看家护院的步枪20余支，子弹数千发；又通过邵珊舟征集到部分枪支。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300多人。队伍组织起来后，以正涧村为训练基地，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1938年3月，这支队伍在乔天华率领下，参加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发起的攻打掖城日伪军的战斗，首战告捷。随后，这支队伍编入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第八大队。

　　同年6月，乔天华、刘文卿又在掖县海南寺组建了80余人的抗日武装——小七支队，乔天华任支队长，刘文卿任副支队长，王瑞阁（李健民）任政委。队伍组建不久即返回平度北部开展工作。这支部队以后升级为八路军胶东独立三营。

　　10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指示乔天华，成立一支以农民名义出现的抗日队伍——平度县各界抗日救国会，并派乔明志担任抗救会的特务连连长，陈民轩担任秘书。乔天华按指示召集抗救会领导成员会议，对抗救会的组织、粮草供应、锄奸、训练等项工作作了分工。由于受八大队和小七支队的影响，大泽山区的群众一呼百应，亲连亲，友串友，几天功夫就聚集了100余人。青年学生也争相报名，队伍很快发展到200余人，并推选乔天华任主任。在“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口号的鼓舞下，有的妇女献上首饰，有的老人挎着半篮子子弹步行几十里献给抗救会。抗救会的战士胸佩“平度县各界抗日救国会”胸章，高唱抗日歌曲进行操练，并自己制造手榴弹、土炮等武器。是年冬，平度抗日救国会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警卫二营，乔天华任营长。

　　1939年4月，乔天华、刘文卿等遵照胶东区党委指示，在平度、莱阳边界的涧里、孙家一带组建了莱平游击大队，乔天华任大队长。一个月左右，队伍即发展到300余人。同年夏，莱平大队被改编为南海军区特务二营。

　　抗战初期，乔天华共拉起7支游击队伍，3000余人，并先后升为胶东八路军主力部队。

　　1937年冬，共产党员郭士先、朱慕陶等接受中共莱阳县委书记吴青光的指示，在平度南部组建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五支队，郭士先任支队长，吴青光兼任政委，隶属中共胶东特委，部队很快发展到100余人，30余支枪。年底，与乔天华部合并。

　　1938年春，郭士先等人在新河一带再次组建抗日游击队。在其老师王平汉的支持下，很快发展到70多人。队伍拉到古庄一带，收编了刘惠民部40余人。之后队伍进驻台头、阎庄，扩大到300多人。

　　同一时间，小学教员王战平、刘维之在平西宫家疃、流丹埠一带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抗日武装，不久便组织起了30多人的队伍，拥有20多枝枪，取名为“特务队”，李玉亭任队长。6月，这支队伍被国民党地方武装十六支队张金铭部下属第八支队长刘际智收编。王战平、刘维之参加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同年10月，中共平度工委成立后，立即在县东北山区组织抗日武装。次年7月，平度工委派军事部长李奎生、民运部长余超在平、招、莱、掖边界组建胶东游击第十一大队，李奎生任大队长，余超兼任教导员。不久，这支队伍发展到60余人，主要活动在沙河、灰卜、三堤、郭家店一带，12月编入南海军区第五大队。

　　1939年8月，中共平度县委成立，在县委的领导下，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次年9月，平度县大队成立，各区都成立了区中队，人数二、三十或四五十不等。全县武装组织发展到1000余人。

　　抗日独立第七大队

　　1938年2月，泊里镇崔家滩小学校长崔仁卿和商界人士牛孔硕，以及青年学生于云光、张鲁东，秘密联络了60多名有志于抗日救国的青年农民和学生，在逄家台后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同月，为了获得枪支弹药，游击队归属正在抗日的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八专区厉文礼部，改称“苏鲁战区第二抗日游击纵队独立第七大队”，崔仁卿任大队长，牛孔硕为政治部主任，设两个中队。4月，第七大队在山家村、寨里村的公路上，袭击了由日照调往青岛的一支200多人的伪军。首战胜利后，第七大队由逄家台后移驻山张家村。

　　这支队伍严格遵守纪律，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不侮辱妇女，坚决打击日伪军，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一批批爱国青年慕名投奔，很快就发展到300多人，组建了第三中队。6月中旬，第七大队为了扩大势力，抢占商贸发达的泊里重镇，崔仁卿率队夜袭盘踞在泊里镇的土匪王子经部。攻克泊里后，第七大队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抗日保家。同时，召开士绅、商人会议，动员他们支援抗日，不作亡国奴。第七大队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队伍迅速扩大。

　　7月下旬，第七大队选派于云光、张鲁东、牛启昶、郑希南到莒县国民党第六十九军新编第六师培训。该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钟辉接待他们时，发现他们抗日热情高，又有一定文化，即介绍他们到沂水八路军岸堤干校学习。岸堤干校是中共山东省委组建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开设抗日统一战线、游击战术、政治工作、民众运动、政治常识等课程。于云光分到政治队，张鲁东分到军事队，牛启昶、郑希南分到青年队。8月，第七大队受到土匪和杂牌队伍的攻击，因寡不敌众，加之没有懂军事的指挥人才，被迫退出泊里镇。崔仁卿离队回家继续办学，牛孔硕率队开赴莒县参加了八路军，编为八路军诸城独立营。

　　10月，中共诸城县委成立。经边区省委和鲁东南特委批准，以泊里地区爱国民众组织的第七大队为基础，建立了八路军诸城独立营，牛孔硕(党外人士)任营长，周建桥兼任政委。以后，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滨海抗日战场。

　　第二节 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

　　即墨县大队

　　“三军”七大队和抗日独立中队汇入主力部队后，即墨县党组织一直努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没有建立由县委领导的地方武装。1942年春，胶东地区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八路军主力部队急需转入外线作战。为了继续坚持边缘区斗争，必须在大沽河沿岸——胶、即、平、莱边区的河里套（指大沽河两岸）一带建立一支地方武装，以便进击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开辟游击根据地。为此，胶东区党委下达了“在胶、即两县建立地方武装，开辟游击区”的指示。胶高即中心县委，根据胶东区党委的指示，在毛子埠村（今属七级镇）召开军事会议。胶高即中心县委书记兼即墨县委书记袁超和即墨县委军事部长于宝光，胶县县委书记李奎生和县委军事部长刘涛的出席会议。会议分析了胶即边区的形势，决定组建胶即游击大队。

　　经过积极筹备，1942年3月16日，胶即大队在即墨西八区朱家庄成立，于宝光任大队长。4月，胶即大队发展到120余人，经胶东军区第四军分区（也称南海军分区）批准，胶即大队改称为南海独立营，于宝光任营长，王海亭任政委。9月，独立营扩大到200多人，又奉命改编为即墨县大队，代理县长崔景岚任大队长，于宝光任副大队长。即墨县大队的建立，标志着即墨西北边区由游击区变成根据地的开始，它的建立，还使南海党政军离开了大泽山区、南下大沽河流域的战略计划得以实现。

　　即墨县大队建立后，同驻即墨的日、伪、顽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7月，根据胶东区党委“开辟胶即平莱边区，进击铁路沿线，保卫地方政权”的指示，胶东五旅十五团和南海军分区部队，从平度大泽山区南下，直捣高岚，攻克万家，奋战淖泥沟，收复仁兆地区，控制了河套一带，给平度国民党顽军李德元部以致命打击，保卫了西北边区侧后方的安全。继之，部队顺利地跨越沽河进入即墨。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先后进行了荒洼、程戈庄、石灰窑、冷家埠、岚上等十几次战斗，将盘踞在即墨西北部的国民党保安第一旅第一团孙可佩部、第三团管明斋部驱出西北边区后，流浩河南岸的游击区逐步扩大，为边区根据地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即墨县委根据胶东区党委“依靠游击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建立了即墨抗日民主政府，崔景岚任代理县长。即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即墨西北区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使即墨的抗日武装坚持长期斗争有了坚实的依托。

　　以后，即墨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蚕食”和劫掠的日伪顽军进行较大的战斗20次，打败日伪军16次，歼灭日伪顽军1000余人，拔除日伪据点2个、顽军据点2个，为扩充主力部队，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主要战斗有：

　　麦戈庄战斗。1943年秋，县大队与南海军分区七连在麦戈庄设下埋伏，以消灭盘踞在刘家庄据点的日伪军。白天，部队公开在村内找房子，宣称来此宿营。夜间，部队则到村外埋伏。刘家庄据点的日伪军不明虚实，于次日拂晓倾巢出动，包围麦戈庄村，一到村西便进入埋伏圈，遭到我埋伏部队的突然袭击。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10名，缴获机枪1挺、长枪10余支。从此，八路军在边区声威大振。

　　吴家屯伏击战。1943年冬，县大队与胶东部队第十三团在夜间设伏于吴家屯（今属移风店镇）东南角和北辛庄之间，然后派便衣到尖庄岭鸣枪诱敌。日军误认为我区中队在活动，日军分队长高田遂率领小分队与伪军一个中队倾巢而出。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预先设伏的我军部队发起猛烈攻击。在辛庄、吴家屯设伏的南海骑兵连迅速出击，包抄日军后路，将挥舞军刀指挥作战的高田当场击毙。失去指挥的日军小分队顿时大乱，纷纷逃窜，来不及逃跑的伪军乖乖举手缴械。此役击毙日军5人，俘虏5人，俘虏伪军10人、翻译1名，缴获枪支弹药一宗。此后，日伪军再也不敢对抗日根据地轻举妄动。

　　拔掉移风店日伪据点。1943年4月，日军在移风店村修炮楼、筑圩墙，安下据点，与刘家庄、南村（今属平度市）日伪据点遥相呼应，对抗日根据地造成严重威胁。

　　1944年8月，即墨县委决定组织地方武装拔掉这个据点，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县委成立了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战斗。县大队担任主攻，西八区区中队与根据地民兵，由孙培生指挥，配合县大队四面包围，县公安局局长程远风率领县大队侦察排和公安局战士，分东西两路监视刘家庄、南村据点日伪军的行动，准备打击增援的敌人。

　　25日，我军将敌据点包围后，开始向伪军喊话，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瓦解伪军。早已准备逃跑的伪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动。26日下午，伪军在据点圩墙东北角挖了一个洞，傍晚即向东北刘家庄方向逃窜，途中被区中队截击，毙敌10余人，其余伪军逃至刘家庄据点。周围村庄的群众，将碉堡、炮楼烧毁，把圩墙推成平地。第二天，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从刘家庄据点向移风店进犯，前面用牛拉着耙扫雷，敌人远远地跟在后面，慢慢地向前移动，途中遭到民兵阻击，再未敢出动。自此，即墨西北边区抗日根据地，南起流浩河，北至大沽河联成一片。

　　痛击抢粮日伪军。1944年9月24日清晨，驻蓝村日军与伪军王兆峰部勾结，到边缘区南部的青中埠村抢粮。正值即墨县大队由七级村向青中埠出发。部队立即对抢粮敌军发起攻击，打得敌人乱成一团，弃粮而逃。前来督促抢粮的2名日军被击毙，5名伪军被俘，被抢粮食全部夺回。并将逃敌追出5里多路。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即墨地方武装主动向敌人发起攻击，重点打击在边缘区抢粮劫掠的日伪军，断绝敌人的粮食供给，使敌人得不到一粒粮食。

　　张家战斗。敌人在同县大队多次交锋接连失败后，变换战术，变正规战为游击战，变“大拉网扫荡”为小股偷袭，专门组成一支“三角”部队，向边区袭扰。“三角”部队是由受过专门训练、具有战斗经验、射击命中率高的日本老特务组成，是一支善穿便衣、行动诡秘、采用闪电战术专门袭击我党政军机关的特别警务队。

　　1945年5月25日夜，县大队在西八区张家宿营。次日拂晓，遭日军“三角”部队包围。县大队立即投入战斗。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共击毙日军8人，击伤多人。县大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副大队长孙玉仁、连长辛铁甲及数位战士牺牲。经过这次较量，日伪军再也不敢到西北边区根据地骚扰。

　　即墨县大队成立时，又建立了5支区中队（有的称武工队）。如城阳武工队、马山武工队、金口武工队、即墨第三区中队、即墨第四区中队等。这些区级武装骁勇善战，在打击敌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保卫抗日根据地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到1945年，即墨县大队辖11支区中队，即东县大队辖4支区中队。两即地方武装力量共约900余人。

　　即东县大队

　　1943年8月，胶东区党委遵照山东分局“向崂山进军”的指示，决定以即墨西部为依托，开辟即东、进军崂山。将青烟公路以东地区划为即东县，成立中共即东县工委和即东县行政公署，崔涛任工委书记，李润生任公署主任。同时，从胶东主力部队中抽调100多名优秀干部、战士，降半级使用（即排长任副排长，副排长任班长等），配备短枪，并配备一部电台，组成精干的特务二连（亦称崂山武工队），任命田世兴为连长，王培礼为协理员，以保卫县工委和县行政公署机关。并将崂山一带100多名地下党员名单交给即东工委，以便在必要时，取得联系，开展活动。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亲自作部署，指出，这次进军崂山事关重大，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起来，发挥一切作战技术，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完成一切战斗任务。还指出，要以即墨为依托，先求得在即东站住脚，再逐步向崂山进展，要积蓄和保存力量，可采取小股活动，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并决定由南海军分区参谋长夏侯苏民率七连护送。

　　8月下旬，夏侯苏民率两个连悄悄插到崂山色峪村一带，准备以此为突破点开展活动。当部队开进色峪村时，突然发现青岛保安队一个中队从东北方向向色峪村行进。在必然暴露的情况下，夏侯苏民和区委领导决定伏击。夏侯苏民命令特务二连3个排分别抢占村东南、西北和正东3个制高点，其余部队在西南方向警戒，作为第二梯队。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统治的腹地会出现八路军，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被打得晕头转向，失去了战斗能力，只好束手就擒，战斗迅速结束。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还有5万伪钞。第二天，日、伪军1000多人，由青岛向色峪一带进行围剿，敌人爬山越岭，大呼小叫地搜索了几天，结果是一无所获。此后，敌人加强了崂山的兵力防守，增加了我军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的困难。

　　部队在马山一带的李家疃休整了几天后，自上而下地召开了多次会议，对敌情作了认真分析，决定将部队转移到即东地区活动。部队转移到即东后，又多次遇到敌人的“扫荡”和包围。由于部队快速转移，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堵截，使部队未受到任何损失。

　　夏侯苏民率部队在崂山、即东一带的活动，扩大了影响，鼓舞了群众，但也暴露了目标。穷凶极恶的日、伪、顽联合起来，跟踪追袭。部队走到那里，敌人就尾随到那里，形势非常危急。为了避开敌人的追击，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分头行动。夏侯苏民率七连西去平度仁兆一带；崔涛和田世兴带特务二连回头向南，到即墨城东南一带。

　　10月中旬，他们遵照胶东区党委的指示，又将分散活动的两个连集合起来，撤到马山李家疃休整。期间，他们认真分析即东的形势及进军的情况，一致认为，在敌人的注意力已被吸引过来的情况下，暂时不宜进军崂山，应该把斗争重点转移到敌人兵力较薄弱的地方，做好群众工作，寻找机会打击敌人。

　　11月，夏侯苏民奉命带领七连回南海军分区，特务二连改编为即东县大队，田世兴任大队长，崔涛兼任政委。县大队组建两个区中队：一是四区区中队，由柳元隆负责带领20人活动于天井山、舞旗埠一带；二是马山区中队，有30人组成，负责保卫马山区和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过烟青公路的任务。日后，这支区中队积极做好统战工作，专门打击坏中之坏，周围村的乡保长都不敢招惹他们。马山区中队控制着马山以南，铁路以北地区，成为即墨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区队。

　　即东县大队转移到敌人控制薄弱的地方后，选择了距日伪据点较远，群众基础较好的偏僻地方建立了3个秘密联络点。这3个联络点，都起到了落脚、联系、隐蔽的重要作用。以后，县大队划整为零，在联系点进行秘密活动。县大队分成若干小分队，利用灰色政权开展对敌斗争。小分队对乡保人员采取“教育争取为主、打击镇压为辅”的方针，对顽固不化者则杀一儆百。对可以教育利用者，则采取“拜访”、送警告信或集中训话等形式，对他们进行抗日爱国教育。通过不同形式的教育，不少村的伪政权不敢明目张胆地干坏事，或采取两面应付的态度，即两面政权。即墨城周围的西城汇、李家西城、小周村、烟霞、大小留村等，虽有伪军据点，并筑有炮楼警戒公路两侧，但小分队路东路西地往返，从未发生危险。

　　在敌占区，小分队在群众中大力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和瓦解敌伪军工作。在群众中培养骨干分子，利用各种方式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严惩顽固不化的汉奸，袭扰破坏敌伪的军事设施。小分队的宣传工作卓有成效。

　　县大队分散活动后，日伪大部队失去“围剿”目标，尤其是通过政治攻势和利用灰色政权开展斗争后，使敌伪人员不敢单独出来活动，即东的工作局面初步打开。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小分队通过地下党员和被争取过来的部分伪军搜集各方面的情报。

　　日伪军在打不着摸不清即东县大队活动的情况下，采取了“清乡”政策。1944年春节前后，日伪对城周围10里以内的村庄，日夜进行“清乡”，小分队不同程度地遭到损失。为缩小目标，小分队编成二至三人的战斗小组，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跟敌人展开“捉迷藏”式的斗争。

　　1944年1月24日（除夕），工委书记崔涛带领的指挥小组被敌人包围，在分散突围中，崔涛和警卫员沿山沟撤到安全地带。在后面掩护的赵班长被敌人包围，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突围后，崔涛和警卫员转移到官庄村，与县大队会合。这时，会合起来的人数只有县大队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二。

　　1月28日，四区区长柳元隆带领区中队在舞旗埠村活动时，被日军包围，他们坚持战斗到最后，弹尽无援，他们砸碎枪支，五六个同志紧紧围在一起，当敌人逼近时，柳元隆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与四区区队住在一个村里的小分队，有的牺牲，有的受伤被捕。县大队协理员王培礼带一个排在杨头山东头被敌人包围，在掩护小分队突围时，也光荣牺牲。

　　这时期，盘踞在即东的敌人十分猖狂。白天，日伪军下乡“扫荡”。晚上，顽固派进行“清乡”。他们相互配合，相互利用，共同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一些村的伪政权也日趋反动，对八路军明顶暗抗。四区区委书记江涛，由于叛徒告密，在北杨头村被捕，被押入即墨日军宪兵队，受尽酷刑，英勇就义。五区区长仇延宗、李玉、李兆侃先后被捕牺牲。

　　此时，即墨形势也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4月，区党委决定，将即东县并入即墨县。两即县大队合并为即墨县独立营，田世兴任营长，王箴溪任政治协理员。从此，他们在胶东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胶县独立营

　　胶济一支队离开胶县后，胶县境内没有再建立地方武装。1942年6月，胶县县委书记李奎生被捕，正在胶县巡视工作的中共南海地委委员、民运部长矫枫立即代理书记，主持工作，后经南海地委批准留任胶县县委书记。此时，我党在胶、即两县唯一的一支地方武装——胶即大队一直活动于即墨境内，胶县党组织的发展没有地方武装的配合，一直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新一届县委决定将已暴露和不适宜继续开展秘密工作的党员干部迅速组织起来，建立县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胶县独立营。

　　胶东区党委、胶东军区对在胶县建立地方武装的工作十分重视，决定将胶即大队拨归即墨县，改番号为即墨县大队，指令胶县县委就地组建自己的地方武装。

　　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安排所有干部分头下乡，动员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带领有觉悟的青年农民参加自己的军队。短期内，报名者即达200多人。仅河荣庄村就有26人（其中党员6人，青救会员5人）。6月中旬，报名参军的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在北乡五里堠子村集中，胶县独立营宣布正式建立。矫枫兼任独立营政委，原胶即大队政委王海亭任副政委。

　　部队初建时期，因所在地区尚为姜黎川部所控制，为维持与姜黎川的统战关系，并使部队得以顺利发展，县委书记矫枫与姜黎川部二团团长姜北海商定，胶县独立营对外暂以姜黎川部二团十一连的名义出现，活动于胶平边区。10月，姜黎川反共面目逐渐暴露，撤消姜北海二团团长职务，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月底，胶县独立营组成3个连队，1个便衣侦察班（下设数处情报站），连排干部大都由军分区从主力部队委派，新战士多为本县人。队伍很快发展到270余人。12月，胶东军区派阎学顺任营长，徐学忠任副营长，并正式启用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胶县独立营的印鉴。至此，胶县独立营已初步成为编制完整，干部齐全，纪律较好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

　　独立营成立时，正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斗争环境十分恶劣。1943年1月，独立营和县委机关由东北乡转移到胶平边界吴家屯驻防时，遭到了日伪军的包围。在灵神庙，独立营与日伪发生激战，打死敌伪营长、副营长等10余人，独立营也损失巨大，有19名官兵牺牲。以后，在县委领导下，独立营全力整顿，队伍又恢复到3个连队270多人。

　　灵神庙战斗后，全体指战员意志更加坚强，抗日决心更大。为使部队尽快得到休整，县委书记矫枫请示南海军分区同意，并与平南县县委书记王建明取得联系，部队以南海独立二营的名义开到平南，随南海军分区主力部队和平南县县大队一起开辟新区，并在这一带打击了高密投降派董希展部，击溃顽军王尚志部。经过锻炼，部队战斗力不断增强。

　　11月，胶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经南海军分区批准，胶县独立营改为县大队，设3个分队，300余人，县长姜谔生兼任大队长（姜谔生牺牲后，县大队长由韩育民继任），董洪运任副大队长，矫枫兼任大队政委，王海亭任政治协理员。各区设有区中队，由各区区长任区中队长，区委书记任政治指导员，并设副中队长1人、副政治指导员1人，各区中队队员三、五十人不等，隶属县大队和区委会双重领导。

　　1944年3月，后屯、北都、丰隆、胶莱、沽河分区委建立后，区级政权和区级武装相继建立，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进步青年踊跃参军参战。由于各区中队多为本地人，熟悉当地的地形和民情，也熟悉敌伪地方势力的情况，对于加强根据地建设，配合县大队、铁路武工队打击和瓦解日伪军、保护人民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年底，县大队发展到400余人，区级武装发展到近200人。为适应战争需要，根据南海军分区命令，恢复胶县独立营，黄尚诚任营长，矫枫仍兼任政委，原县大队下属各区中队，仍归属胶县独立营领导。

　　铁路武工队

　　1943年，根据山东省委和山东省总工会的指示精神，为了进一步开展城市交通要道的工运工作，准备迎接全面反攻的到来，胶济铁路沿线各区党委都相继成立了铁路工委和武装工作队。8月，南海军分区调胶东军区十五团敌工股长滕少锋，带领8人组成的武工队，到胶县北部发动群众，开展铁路沿线的对敌斗争。滕少锋到达胶北后，很快组成了一支人数不多但枪械齐全的武装。9月，胶东区党委、胶东军区从党政军机关总共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4个武工队，以加强各军分区的工作。原南海地区武委会组织训练部部长姜世良带领32名干部，到达南海军分区驻地河里套转道胶北。11月，经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批准，滕少锋、姜世良所率领的两支武工队合编，组成胶济铁路武工队。南海军分区任命滕少锋为队长，姜世良为副队长，孙民夫为政委。武工队下设3个分队，主要任务：1、打击敌人，武装自己，瓦解敌军，了解敌情，破坏铁路，发展从青岛至潍坊沿线的组织，做好日军投降后接管铁路的准备工作；2、开辟胶东至鲁南的交通线，确保胶东区与山东分局、滨海区等来往人员经过胶县与姚戈庄之间铁路时的安全。

　　铁路武工队成立后，以胶县北部的前屯、后屯一带为基地，东至小高、大店、蓝村，西至高密北乡，沿铁路开辟交通线，展开对敌斗争。由于铁路武工队队员多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区级和连排级干部，队伍精干，战斗力强，曾多次以游击小组的灵活战术化装夺枪擒敌，武装自己，巧妙地打击地方上为人民所痛恨的伪顽势力，协助地方改造伪政权，瓦解敌伪军，并帮助发展群众组织，深得人民的拥护。同时，铁路武工队自身也不断发展壮大，从开始的几十人、几支枪到抗日战争胜利时的300人，人人有枪。

　　1944年4月，铁路武工队改编为南海第二武工队，滕少锋（姜世良继）任队长，姜世良任副队长，孙民夫（刘香之继）任政委。1945年8月，南海第二武工队改编为胶济铁路支队，隶属南海军分区和中共胶县县委双重领导。

　　铁路武工队建立后，与胶县独立营并肩战斗，有力地巩固了胶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主要战斗有：

　　袭击张鲁伪军。张鲁集是高密东部的一大集镇，驻有伪军张竹溪部的一个大队。1943年12月的一个集日，铁路武工大队副大队长姜世良带领4名队员，乔装打扮，进了张鲁集，击毙两名伪军，获短枪两支。这次袭击，使胶济铁路武工大队在群众中的声威大振。

　　夏庄讨伪战。1944年9月，胶县、平东、平南的县大队及铁路支队、高密武工大队配合主力部队胶东军区第五师第十五团、第十三团的一个营，攻打驻夏庄的伪军一团张竹溪部。这场战斗持续了一夜，歼敌500余名，缴获武器400余件，沉重地打击了高密北部日伪势力。

　　瓦丘埠伏击日伪军。马店据点伪军中队长肖五猴子，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群众纷纷要求除掉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1944年5、6月间，胶县城的日军200人分三路向胶县东北方向“扫荡”。县大队得知随日军“扫荡”的马店伪军中队由闸子据点返回的情报，在副大队长董洪运和协理员姜世良率领下，在瓦丘埠打伏击。这次战斗，共俘伪军官兵90余人，缴获步枪80余支，肖五猴子当场被活捉，消灭了这股伪军。

　　麦丘聚歼日伪军。1945年3月11日，县独立营和铁路武工队、青岛工人大队在麦丘伏击平度南村据点日伪军。日军被围困在一个大湾中，凭借有利地势顽抗。战斗持续到下午，南海独立团七连火速增援，用掷弹筒轰击被困日军。这次战斗，毙俘日军分谴队队长及士兵11人、伪军41人，缴获轻机枪1挺、掷弹筒一个、步枪48支、短枪1支、望远镜3付、子弹800余发，其他军用物资一宗。这是日军实行重点配备后，南村据点配合胶城日军出犯骚扰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麦丘伏击战震惊胶东地区，被时人誉为“胶州的平型关大捷”。

　　功勋卓著的武装交通线。1943年，秘密政治交通线已不能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随着地方抗日武装的建立，秘密交通线转变为武装护送。跨越胶济铁路的南北武装护送任务，由胶县独立营、铁路武工队和以后成立的南海第一武工队承担。这条交通线，多次完成护送干部过路、传递秘密文件、转送军用物资等任务，从未遭受任何损失，被誉为“钢铁交通线”。

　　1944年5月，胶东抗日根据地的200余名干部由区党委社会部长于克带队前往山东分局驻地。这批干部，每人身上都携带大量黄金，护送任务十分艰巨。县大队接受这一护送任务后，协理员姜世良、副大队长董洪运亲率部队护送，趁夜间从靠近姚戈庄车站处过铁路。当护送部队在洋河崖村外与滨海六八六团八连交接时，被伪军张鸿飞部发觉包围。为掩护被护送的全体干部和参与护送的部队及时撤离，确保这批干部安全到达山东分局驻地，姜世良、董洪运率队与张鸿飞部血战到黄昏，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黄昏后，县大队突围脱险，在敌占区行进70余里，于翌日拂晓前赶到铁路沿线。当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发现有部队过路后，机枪、小炮一齐开火。由于战士们穿着不久前才换上的新军装，敌人分不清是不是主力，始终不敢离开炮楼一步。县大队边打边走，很快回到胶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此次行动引起胶城日军的恐慌，全城戒严3日。

　　1945年1月，经南海军分区批准，南海第一武工队挑选优秀干部战士组成武装交通中队，由武工队副队长于洪通兼任交通中队队长，中共胶南工委委员徐均任指导员。交通中队设3个排，近百人，配备有机枪、小炮等。这支交通队在抗战胜利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出色地完了上百起护送任务，没有受到一次损失。其中一次，护送的是胶东区党委为山东分局印刷的全国军用地图，用10余头牲口驮着过铁路。南海第一武工队一直护送到龙山区的王家屯，因过铁路时地图被淋湿，武工队就在村干部高金绪家中开箱晾晒，后送往山东分局。

　　南海第一武工队

　　胶县南部地区与青岛隔海相望，属青岛外围，是敌人的重点防区，驻有高柏廉、迟耀东、张鸿飞、相铭忱、薛小七等5股伪军以及驻胶城、红石崖、薛家岛等230余名日军，是日伪强化治安的“模范区”。县委建立后，开始在南部建立党的点线组织，先后设立中共胶南和铁路南两个工委，均处于秘密工作状态。

　　1943年3月，根据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为建立胶东与滨海两个战略区的武装交通线，以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县委根据胶东军区和南海军分区关于在胶县铁路以南建立一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的指示，从胶县县大队、铁路武工队及部分区中队中，抽调优秀干部战士，组成南海第一武工队（又称胶南武工队）。派县大队副政委王海亭任队长，于洪通任副队长，铁路南工委书记王杰三任政委，率新建的武工队挺进胶县南部山区。武工队的活动范围：南至杨家山里与薛家岛、黄岛、红石崖一带；西到里岔、铺集以西及高密东南部；东到沽河东岸，青岛外围；北与胶北抗日游击区相接。

　　由于胶县位于胶东、滨海两大战略区的结合部，是胶东通往山东分局的直接通道，地处日军在青岛外围的大本营（日军称这一带地区为反共治安模范区）。在这样一个据点林立的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任务十分艰巨。因此，胶东军区很重视这支武工队的建设。不久，又增派一个富有战斗经验的老侦察班，以加强其战斗力。这支不到百人的武工队，很快就发展到300余人，抗击着胶县南部近6000余人的日伪军，开辟了大片游击区。

　　南海第一武工队初建时期，因敌强我弱，主要采取隐蔽的活动方式，以熟悉当地民情和地形为主要任务，以利于在群众中扎根，坚持长期斗争。

　　首先，在地形好、群众基础好的村庄建立活动基地，以站稳脚跟。自3月起，先后建立了30多个基点村。在这些村庄中，群众生活贫苦，民族意识浓厚，是武工队战斗休整的食宿地。武工队每驻一地，都做好房东的工作，广交朋友，搞好宣传，消除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疑惧心理。继之以忌赌会、戒酒会、学习小组等形式，暗中秘密组织，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坚决抗战到底的主张，发动群众帮助抗日工作；同时强调每个队员要以自身模范行动来树立共产党、八路军的光辉形象，影响当地群众。

　　其次，改造伪政权。除群众基础较好的基点村的政权基本上掌握在我们手里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村庄的村政权为日伪地方势力所控制。武工队发挥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优势。对伪乡、村政权的乡、保长采取了以教育为主，教育与打击相结合的方针，争取提高其民族觉悟，教育他们做真心向我，假意向敌的“两面派”。形式上采用个别教育与集体武装训练相结合的办法，有时请几十名保、甲长来向其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有时分批组织伪保长到胶北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每次20余人）。逐步将四区、五区一带伪村政权改造成抗日的“两面政权”。

　　再次，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小规模军事斗争，打击地方顽固的日伪政权（如消灭王家滩伪自卫团，击毙伪乡长），打击日伪军，保护群众利益，扩大影响。并以此警告那些死心亲日的汉奸，使其不敢与人民为敌。武工队还采用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等方法，教育其不再做坏事。

　　第四，开展伪军家属工作，促其瓦解伪军，使其真心向我。胶县南部地区老百姓中当伪军的甚多，武工队初建时的一切活动，敌伪据点知道的很快，这对武工队构成很大威胁。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武工队广泛开展了做伪军家属的工作，经常向他们宣传抗日形势，教育他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

　　第五，依靠当地党组织，提供可靠的情报。经过一系列具体细致的工作，群众参军者日增，游击区不断扩大。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以九龙山地带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南海第一武工队在站稳脚跟的同时，主动出击，多次给日伪军以重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如智歼伪二区队。盘踞城西一带的伪二区队（有50余人），经常到大、小行周围村庄逼捐抢粮，欺压群众，民愤极大。南海第一武工队从情报中掌握其活动规律后，于1944年初夏的一天下午派少数队员化装成伪军埋伏于张家庄周围，对在该庄抢粮回返的伪二区队发起突袭，经过半小时的战斗，除逃窜一个班外，其余全部歼灭。此役鼓舞了西乡人民的抗日热情，扩大了我军与抗日民主政府的影响。

　　组织反“扫荡”，活捉尹宝元。1944年8月，胶城、王台及南部各据点日伪军不断组织力量到胶县南部“扫荡”。南海第一武工队避开大股敌军，与之巧妙周旋。一天，县大队派一个连到铁路南协助武工队开辟艾山后一带村庄的工作。夜间，在战家村、李子行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战形势，发动群众参战。约凌晨1时许，部队转移到南匡家茔宿营。当夜，胶城日军200余人，与王台、冷家村等各据点伪军3000余人，包围了武工队经常活动的中心基点村——迟家屯，敌军在迟家屯扑空后，继续合围搜索。当武工队与县大队一部从孝源河向北杜村方向突围时，发现冷家村据点伪中队长尹宝元率40余人在董家屯西北沟中，企图截击我军北撤。武工队一个小队和县大队一个排，趁敌人尚未发觉时，迅速出击，将40余名伪军歼灭于山沟中，并活捉伪中队长尹宝元，缴获机枪1挺、子弹两箱、长短枪20余支。经审问，得知敌军“扫荡”规模很大，决定向杜村西北突围，又遇娄敬庵一带的伪军张鸿飞部阻击。我军用刚缴获来的机枪向敌人扫射，伪军停止追击。这次战斗，武工队和县大队无一伤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

　　消灭王家滩伪警防团。王家滩伪乡长兼警防团团长王某极力镇压群众，深得日军信任。他依仗距红石崖、东营伪军据点较近，可及时互相呼应，因而防守松懈。为开辟王台以东、小珠山一带的工作，南海第一武工队于10月的一天晚上，出其不意地远距离奔袭。战斗不到1小时，该股伪军即被歼灭，伪中队长被活捉。这次战斗影响较大，对开辟五区沿海一带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胶王公路痛歼日军巡逻队。在胶城至王台的公路上常有两辆卡车载日军一个小队和少量伪军架着两挺机枪来往巡逻，炫耀武力。1945年6月的一天，南海第一武工队经多次侦察，掌握其活动规律，在关王庙附近的丘陵路段埋上地雷，三小队队长杨效先带领队员宋文正等埋伏于公路西侧，用长距离拉雷的方法，炸毁日伪军车两辆，消灭日军8人、伪军4人。当胶城大批日军闻警出援时，武工队已安全转移。

　　武工队神出鬼没打击敌人，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高度赞扬。1945年1月，为表彰武工队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山东军区政治部召开全省49个武工队代表会议，南海第一武工队被评为全省五个模范武工队之一，王书基被评为全省模范武工队员，山东省军区给予通令嘉奖。这是胶东地区唯一受山东军区通令嘉奖的武装工作队。

　　到抗战结束时，南海第一武工队已拥有7个中队，近700人。随着战略反攻形势的形成，南海第一武工队和胶县县大队、铁路武工队在铁路南北两个游击区向日伪军展开猛烈的军事进攻，同时，向日伪军发起政治攻势，并实行经济封锁，对日伪军进行了分化瓦解，有力地配合胶东、滨海两大战略区主力部队的对敌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9日，滨北军分区主力部队在胶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扫清了胶城周围的日伪据点，开始攻打胶城。经过激烈的战斗，20日胶城解放，在胶州地方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平度县大队

　　1939年8月，中共平度县委成立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力量。次年9月，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成立了有30余人的平度县大队，县长罗竹风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李健民兼任政委。1941年9月平度分县后，平度县大队归属平北县，大队长仍由罗竹风兼任，副大队长田世垒，政委林琳，副政委孙林瑞。队员发展到70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平北县大队深入开展武装斗争，粉碎日伪的“扫荡”和蚕食，拔除日伪据点，扩大解放区。1943年7月，平北县大队、公安局配合西海独立团，攻克了崮山后日伪据点，毙日伪军50余人，生俘90余人。同年11月，平北县大队配合五旅十四团，围攻国民党顽固派李德元部驻丈岭据点。1944年8月，配合胶东军区秋季攻势，拔除了日伪军大田、马场、旧店据点。1945年1月攻克伪皇协军柳行据点。1945年1月，平北县大队改编为独立营。同年8月发展到300余人，武器质量、作战能力较初建时有了不可比拟的增强与提高。

　　而且，自1941年9月到1945年8月的4年间，平度县大队向主力部队输送兵员160余人。全县区中队从1940年的3个发展到1945年的11个，一般每个区中队都有30人左右，全县区级武装300余人。全县民兵通过1943年年关反“扫荡”，1944年秋季整训和配合胶东军区秋季攻势，得到了飞跃发展，至1945年8月，全县已有基干民兵3万余人，战斗能力大大增强。据《大众报》1943年11月15日头版公布，平北县民兵八、九、十月3个月，共参加大小战斗75次，毙日军37名，毙伪军20名，伤日伪军104名；缴获步枪25支，土炮5门，手榴弹170枚。平北县委在1945年2月向西海地委报告中说：平北县民兵在反“扫荡”中涌现出民兵英模37名，其中民兵英雄4名，一等民兵模范7名，二等民兵模范14名，爆炸大王6名，爆破手3名，青年妇女自卫团员3名。

　　平南县大队

　　1941年9月，平南县大队与平北县大队同时成立。郭孟泽任大队长，郑典荣任政委，窦天民任副政委。兵力是平北县大队拨给的一个连和南海军分区调给的一个排，共约100人。活动余地只有老窝周家、安子丘、圈子周家等“十里解放区，八个宿营地”。以后平南县大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1942年配合五旅十三团，先后攻克了沟东、店后、姚丘、许丘等日伪据点，歼灭国民党顽固派王尚志、蔡乐斋及伪军冷官荣部200余人，解放村庄10余个。1943年1月，平南县大队改编为独立营，孙林瑞任营长，郑典荣任政委。到1945年8月，独立营已发展到300多人。区中队1942年3月份只有二、三个，到1943年夏已发展到了6个，共有160余名队员，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枪支。到1945年8月，全县区中队发展到13个，300多人。民兵的组建更为迅速，在1942年春为数很少的基础上，1943年春，高平路两侧大部分村庄已成立了民兵组织。1944年3月，在万家召开了民兵联防成立大会，毕孟夏为主任，刘维之任政委，全县有民兵六、七千人。他们活跃在高平路上，打击敌人，配合主力部队先后拔除了兰底、塔西坡（现属崔家集镇）等日伪据点，对解放平南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西县大队

　　1942年9月，为加强对平西县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平西县委、平西县行署组织成立了平西县大队，行署主任迟子修兼任大队长。初建时仅有50余人，以后日有发展。11月14日，驻平度城和掖县城的日伪军将驻二、五、八甲村和崖刘家村的西海独立团一营和平西县委、行署、县大队包围，我部奋力向上、下洄方向突围。由于敌人占有有利地形，突围中我军伤亡较大，大部分战士血洒疆场。迟子修身负重伤。崖刘家战斗受挫后，12月，西海行署、西海地委重建平西行署和平西县大队，任命盛德君任行署主任兼县大队大队长。

　　那时平西的绝大部分地区被日伪占领，主要交通要道——掖平路两侧的门村、唐田、店子、北台各驻有伪军一个中队，高望山驻有皇协军，花埠驻有日军。西部平原地区为国民党顽固派占领，古庄驻有鲁苏战区第九纵队阎珂卿的司令部，郑戈庄驻有于聘三支队，谭家驻有考成先部，郑家庄驻有陈泽渥的一个支队。在这样恶劣环境下，平西县工委、行署、县大队屡屡受挫。

　　1943年10月，西海地委派苏民任平西县工委书记。工委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健全区级机构，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一是健全武装组织，成立区中队，开展游击战争。到年底，县大队发展到300余人，编为3个中队，并建立了东四区、西四区、南六区、北六区4个区中队，民兵发展到上千人，初步打开了平西局面。

　　1944年1月6日，驻谭家据点陈泽渥部，获悉平西长乐区中队进驻东高家村(现属长乐乡)，妄图前去偷袭。平西县大队闻讯后，当夜冒雪潜入该村设伏。翌日拂晓，陈泽渥率300余人将东高家村包围，县大队出其不意给敌以打击，敌人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歼敌70余名，活捉敌副大队长郝玉良。

　　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县大队也曾遭到敌人的暗算。4月，县大队在长乐村驻防时，遭到阎珂卿部和日伪军的夹击，伤亡70余人，损失惨重。同年秋，县大队改编为独立营。1945年8月又发展到300余人，战斗力空前加强。

　　从1943年至1944年秋，平西县工委、县大队在南六区、北六区、东四区、西四区、南四区，建立了5个区中队，共100余人。民兵组织在1944年秋发展到一万余人，30余个村庄。县区武装和民兵在开辟平西地区，保护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平北、平南、平西三个县大队外，1945年1月，平东县从平南析出，平东县大队同时成立，行署主任赵千里兼大队长。县大队成立后，先后成立10个区中队，约300余人。民兵组织发展到近万人。

　　莱阳县大队

　　1939年8月，为配合主力部队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保卫莱阳西北山区抗日根据地，中共莱阳县委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的协助下，成立了莱阳第十三武装大队，杨爱亭任大队长，田耕夫任政委。22日，十三大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五支队直属游击队第一大队，仍属莱阳县委领导。同年10月，为保卫县委机关的安全和搞好锄奸工作，县委成立了特务队，吕勇任队长，林清芳任指导员。特务队初建时只有20余人，后发展到100余人。翌年2月，五支队直属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部分指战员编入主力部队，余者与特务队一个排合编为莱阳县大队，张球任大队长，姜子敬任政委。5月，莱阳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李云生任大队长，张球任副大队长。6月，特务队改编为特务连，编入县大队。

　　莱阳县大队成立后，很快发展成3个连。在武装力量迅速壮大的同时，县大队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开展反投降、反日伪“扫荡”斗争。从1940年2月开始，莱阳、招远县大队和抗日民众，在招莱边区，积极配合山东纵队五支队，对顽军各部进行反击。2月21日，一举击溃盘踞莱招边区的徐叔明部保安二十六旅，进而向蔡晋康部反击，摧毁其栖霞县政府，打垮了“抗八联军”的北部势力。接着，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于26日与马连庄据点顽军激战一夜，将其攻克，击溃国民党莱阳保安团千余人。顽军赵保原见其部属接连失败，亲率两个主力团2000余人，进入莱招边区根据地。3月9日，顽军在崤山一带向抗日根据地包抄，县大队配合五支队主力奋起反击，激战数日，打退顽军多次进攻。14日黄昏五支队发起反攻，终将顽军全线击溃。5月14日莱阳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扩大了县大队武装力量。6月，县大队配合山纵五支队主力，激战20余天，粉碎了日、伪、顽军对莱招平掖根据地的“六一”大“扫荡”。10月2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十三团、十四团在莱阳县大队配合下，以“围城打援”战术首先包围了占据小森格庄和军寨的赵保原一部，然后在白石山设伏，打退了增援的顽军赵保原两个团。经过两昼夜激战，收复了小森格庄和军寨。赵保原部龟缩到院里据点。12月下旬，县大队配合山纵五旅十三团、十四团，攻克赵保原部院里据点，迫使赵保原退到日庄固守。正当十三团、十四团准备围歼赵保原的邓学良团时，驻莱阳城日伪军200余人为救援顽军，于26日夜，向十三团、十四团发动袭击。十三团、十四团主力分头截击，在大沽河岸将敌击败，毙伤敌军40余人。后两团回师合击日庄顽军，经7昼夜激战，终于攻克赵保原部的日庄据点。1941年1月中旬，日伪军2000余人，在顽军赵保原的配合下，向平、招、莱、掖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莱阳县大队及各区武装配合山纵五旅主力，在小沽河畔给日、伪、顽军以沉重打击，重创顽军赵保原6个团，粉碎了日、伪、顽的联合“扫荡”。

　　从1940年2月到1941年1月，经过对顽军赵保原的多次战斗，粉碎了日、伪、顽夹击八路军的阴谋，把赵保原的顽军从院里、日庄一带赶到海阳发城一带，巩固了莱阳西北山区根据地。

　　1942年11月，为加强党对军队的一元化领导，改变了县、区地方武装的领导体制，将县大队改编为独立营，县长不再兼任军事职务，由专职军事干部任营长，县委书记任政委。独立营营长由王良担任，1943年10月王良调离，由王瑞清担任。县委书记苏进程、苏继光先后任政委。独立营精编为4个连，400余人。

　　随着独立营的不断壮大，独立营配合主力部队或单独作战上百余次，粉碎了日伪军“扫荡”，打击了国民党顽军，保卫了人民财产，为保卫和巩固莱西北根据地，解放莱阳、莱西南两县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主要战斗有：

　　1942年12月，日伪军集中兵力向以大泽山为中心的平招莱掖边区进行拉网“扫荡”。进入莱阳（莱西）境后，日伪军以山里吴家为中心，向东进行拉网合围。莱阳县委、县政府和县独立营在莱阳东部的包围圈外坚持斗争。月底，县独立营配合五旅主力在日庄南边的福山一带伏击日伪，粉碎了日伪对大泽山区的“扫荡”。

　　1943年3月上旬，国民党第八区队200余人到莪兰庄一带抢粮。莱阳（莱西）县独立营两个连和第八区中队，在县委宣传部长刘汉清、独立营协理员王敦和八区区长左士宾的指挥下，在莪兰庄西突袭顽八区抢粮队。敌人措手不及东窜，与高家屯的顽五区王子火召 部百余人的增援部队会合。在埠前庄双方激战半个多小时，敌不支南逃。此战毙伤敌10余人，解除了顽军对游击区的骚扰。

　　8月，胶东军区十三团团长聂凤智率两个营到南岚以东、河头店以西的游击区开展反“蚕食”斗争，相继开辟新区。该地区是顽军王子火召的活动范围，王子火召 是赵保原在莱阳的一股富有战斗力的地方武装，是莱阳五区屠杀抗日人民的刽子手。打击顽军王子火召部对游击区的骚扰，是十三团的主要任务之一。为配合十三团主力行动，活动在大沽河西边的七、八、九3个区中队，奉县委命令，抓住有利时机，对顽军的进攻展开反击。中旬，经侦知顽固派某乡队在岚桑抢粮骚扰群众，刘汉清、左士宾、唐建中率七、八两个区中队从小森格庄出发，直扑岚桑，包围了乡队，俘虏2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枝。受到聂凤智团长的嘉奖。

　　9月，独立营营长王瑞清率两个连与刘汉清、左士宾带领的八区区中队，在大沽河西岸开辟新区。顽八区区队勾结南墅据点的日伪军，联合顽五区王子火召 部，企图将独立营和八区区中队包围消灭。某日中午，当独立营和区中队撤到埠前庄村南时，顽八区区队从莪兰庄西，南墅据点日伪军从泥牛庄，王子火召部从高家屯同时袭来，对独立营形成夹击包围之势。由于抗日部队预有准备，利用地理熟，群众基础好的优势，在被合围前即已摆脱，挫败三股日、伪围歼阴谋，无一伤亡。

　　11月，国民党二区（莱东县）王竹川，勾结莱阳五区王子火召 部，配合国民党莱阳保安团分三路向莱北根据地进攻。西路王子火召部由河头店向东进攻；东路王竹川部由岘河向西北进攻；中路莱保团由莱阳城向北正面出击。三路顽军企图在谭格庄以东会合，与抗日部队决战。针对顽军企图，胶东军区十三团作了相应部署：胶东军区十三团三营在张家村西山沟隐蔽，准备截击莱保团正面之敌；莱东独立营二连在横岚后和不动山南山，迎击东路之敌；莱阳独立营在转曲连西沟伏击西路王子火召 部。11月27日，莱保团占领旌旗山区的雕虎岭，遭十三团三营和莱东独立营反击，经过3天激战，29日黄昏，莱阳保安团仓惶向莱阳城方向逃窜。同日下午2时，东路王竹川部兵临火山，莱东独立营和六区区中队与顽军展开火山争夺战，在战斗关键时刻，莱阳独立营增援部队到达，与莱东独立营及六区队协同作战，将顽军击溃。这时西路王子火召 部见东线失利，中途折回据点。此战之后，日、伪、顽不敢再进犯莱阳城北根据地，谭格庄周围根据地也得到巩固。

　　在1942年到1943年的反“蚕食”斗争中，县独立营、县、区武工队和县区广大干部，坚决贯彻胶东区党委指导方针，在广大民兵、自卫团配合下，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经过数十次战斗，击退了日、伪、顽军对根据地和游击区的“蚕食”、“扫荡”，保卫了根据地。

　　1944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从春天开始，独立营配合胶东主力部队进入攻势作战。2月，配合胶东军区十三团攻克王子火召盘踞的小河源据点。6月，独立营与十三团一营在韩埠村南设伏，打击马连庄据点到南岚一带抢粮的日伪军。此役击毙日军6人，俘伪军30余人。缴获三八式长枪8支，捷克式轻机枪1挺，掷弹筒1个，其他步枪30支,手枪1支。独立营一连受到了嘉奖。

　　8月底，独立营和三区区中队、民兵配合十三团一个营和军区特务营，分头包围了西山日军据点和马连庄村伪军据点。激战6小时，摧毁32座碉堡，击毙日军14名，俘4名；毙伪军20名，俘130多名；缴获轻重机枪4挺，掷弹筒1个，步枪100余支，子弹5000余发，电台1部。此战解放了马连庄周围五六十个村庄，使莱阳（莱西）北部和西部根据地连成一片。

　　莱西南县大队

　　1942年7月，莱西南县委、莱西南行署成立，为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县委和行署建立了莱西南县大队。李涤生兼任大队长，姜子敬兼任政委，刘杜任副大队长，田耕夫任协理员。9月，张公庭接任政委。有队员20余人。

　　莱西南县大队组建时，正是胶东地区军民抗战最艰苦时期。莱西南县大队建立后，配合主力部队经过了数十次大小战斗，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蚕食”，战胜了严重困难。

　　1942年4月，平度国民党保安团在平度的高岚修建据点后，企图联合即墨、莱阳的日、伪、国民党顽军消灭莱西南抗日武装。为粉碎日伪阴谋，保卫莱西南抗日根据地，南海军分区决定拔除高岚据点。9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南海军分区部队在莱西南县大队及九、十区中队配合下，包围了据点。赵保原闻报后，以李希亭团为主力团，李任总指挥，纠合辛冠臣团、莱阳保安团、平度保安团从外围向抗日攻击部队发动进攻。激战中，敌总指挥被击毙，南海军分区部队乘胜反击，日、顽失去指挥，全军溃败，抗日部队大获全胜，拔掉了高岚据点，保卫了根据地。

　　1943年春，日伪军出动平度、高密、昌邑、胶县、即墨、莱阳等县万余兵力，对南海军分区和莱西南县进行拉网“扫荡”。一路从河里套北边的曲堤村为一线，由大沽河为界向西“扫荡”；一路由即墨县刘家庄为一线，由河里套南边向西；其他各路分别向平度县东南的大洼集中，企图拉网合击南海军分区和莱西南县抗日武装，摧毁刚建立不久的河里套抗日根据地。在反“扫荡”中，莱西南县委、县大队，带领各区中队，在各村民兵配合下，面对日、伪、国民党顽军对莱西南的多次“扫荡”和“蚕食”，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风餐露宿，与日、伪、顽军展开游击战、麻雀战，奋战两年，开辟和巩固了莱西南根据地。

　　1945年6月，莱西南县大队改编为县独立营，下辖3个连。莱西南行署主任韩健民兼任营长，张公庭兼任政委，王富贵任副营长，牟正中任副政委。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山东军区5路野战军，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16日，胶东军区分东、西、南、北4线同时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和胶东半岛各城镇的日伪军反攻。17日，莱阳独立营和西海独立团一部，在1500余名民兵配合下，包围南墅、日庄据点；北海独立团一个营在2000余民兵配合下，包围水沟头据点；莱西南县独立营与南海独立团一部，在2000余民兵配合下，包围夏格庄据点。21日，各部队向被包围的各据点日伪军发起攻击，至22日，先后收复水沟头、南墅、日庄、夏格庄日伪据点。至此，莱阳（莱西）、莱西南两县全境解放。

　　山里游击大队

　　杨家山里位于胶县南部。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党地方官绅及封建势力，纷纷假借抗日之名，拉起武装，抢占地盘，独霸一方。到1938年，在杨家山里的西面，盘踞着国民党姜黎川部，南面是李永平的六支队，东面驻扎国民党胶县七区区长刘质斋的自卫团，北面是国民党胶县四区区长相铭忱的自卫团。此外，尚有一些小股的游击队。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平民百姓，同时受到多方的摧残欺凌，生活更加困顿不堪。

　　外敌的入侵，内奸的勒索，激起杨家山里人民的无比愤慨。东南崖村的上层人士杨焕林受爱国学生陈炳毅的启示，经同墩上村杨风池等杨家山里上层人士磋商，将山里6个村的联庄会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共同对外。这个联合体被人们称之为团练。团练组成后，确立了抗日、自卫、保家的政策。并利用四面高山、易守难攻的地势，在东、西、北、东南、东北5条通往山外的必经之路上，设岗布哨，封锁进出山里的要道，竖起抗日自卫的大旗。

　　1939年3月，中共胶县工委组建后，以八路军驻胶县办事处的名义赴胶县南部开展工作，并确定对杨家山里的团练进行争取，将其改造成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政策。工委组织部长邱也民对团练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了解，指示七分区委（驻东南崖村）开展统战工作，用党的抗日政策教育团练负责人，促其接受党的正确主张，在团练队员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大力推动团练和山外村庄的联系与合作，相互支持，共同对敌。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些团练队员被发展为党员，一些重大行动开始听从党的指导。尤其是东南崖村，经过做杨焕林等的工作，团练的骨干都由党员担任，处于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1940年3月，在国民党制造的反共高潮中，中共胶县工委遭破坏而撤销。工委对杨家山里团练的改造工作被迫中断。

　　1941年11月，中共胶县特区委在东南崖村党支部的帮助下，在杨焕林家开设德泰号布铺，作为特区委的机关。杨焕林任经理，特区委书记陈炳毅任会计兼采购。陈炳毅按秘密工作方针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整顿教育，并集中精力继续对杨家山里团练的改造工作。

　　其时，团练内部情况复杂，斗争尖锐激烈。国民党千方百计想夺取团练的领导权。特区委分析形势后，认为必须对团练进行彻底的整顿和改造，不仅从思想上，而且要从组织上加强对团练的领导，使其真正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抗日武装。为此，特区委决定，组织各村团练改选领导，建立联防大队部，统一调动和指挥山里各村的团练武装，使山里6个村形成有机的战斗整体。特区委书记陈炳毅在改选前征求杨焕林、杨风池的意见，并决定改选工作由他俩出面组织实施。不久，杨家山里6个村的团练在东南崖村召开代表大会，经讨论协商，一致推举杨焕林任联防大队长，杨风池、杨清环、杨德宣（中共党员）、杨成三（中共党员）、杨成贤任副大队长。每村为一个中队，大队部设在杨焕林家。联防大队的成立，为党直接领导团练奠定了组织基础。

　　为了更好地发挥团练的作用，联防大队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在武装配备上，按照“3亩地1条枪50粒子弹、5亩地1长1短”的购枪规定，逐户核实，对没购枪的户，限期购齐；所购枪支必须经过中队长检查，不合格的另购。不长时间就添置枪200余支。整个杨家山里拥有各式枪支400余支。第二、严肃纪律。联防大队部先后抓获3名违法乱纪的队员，并对其中两名就地枪决。这项措施，使联防大队纪律严明，得到了山里百姓的拥护。第三、强化防务。除在各要道口设明岗外，又增加暗哨，日夜站岗巡逻。第四、进一步密切与山外各团练的联系，互相支援，增强防卫力量。此后，杨家山里联防大队发生了根本变化，基本成为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有战斗力的群众抗日武装力量。

　　1944年春，姜黎川部由胶济铁路以北来到市美、六汪一带，为抢占一块易守难攻的地盘立足，决定攻打杨家山里抗日联防大队。

　　5月13日，姜黎川调集1000多人，从西北、东南、东北三面同时进攻杨家山里。杨家山里联防大队虽有所准备，但由于轻敌，加上战斗打响前姜部已暗中包围了各村，因此造成了村自为战、人自为战的仓促反击的被动局面。东南崖、黄泥巷、大下庄等村在拂晓前被敌人占领，上沟、墩上、西北庄等村也仅仅坚持到上午。战斗中，上沟村70多名联防队员，在村西北山坡一道壕沟里，集中40多支土枪土炮，拼死抵抗300多名敌人的进攻，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因敌我力量悬殊，各村相继失守。敌人惨杀无辜村民29人，打伤5人，烧毁房屋852间，劫去长短枪300余支，抢走牲口443头以及大宗财物。

　　姜黎川部攻打杨家山里时，中共诸胶边工委副书记杨凌波正在东南崖村，他一边组织联防队员抵抗，一边组织群众分路突围，天亮前冲出敌人包围圈。各路突围后，联防队员都分散到亲友家中。

　　6月，八路军滨海军区挥师东进，一举扫除沿途8个敌人据点，姜黎川部占领的市美亦被八路军攻克，杨家山里以西成为解放区。诸胶边工委和诸胶边办事处随之迁到曹家沟、丰台一带。不久，杨风池、杨高亭等率山里群众近200人(内有100余名带枪的联防队员)来到曹家沟村，找到诸胶边工委，要求参加八路军，杀回家乡。诸胶边工委根据情况，报请上级批准，成立了以山里联防队员为主体的武装大队，命名为山里游击大队(亦称铁山大队)。原山里联防大队副大队长杨风池任大队长，诸胶边办事处主任杨凌波兼任副大队长。

　　根据山东军区指示，滨海军区决定对姜部进行惩罚。7月28日夜，山里游击大队抽调30多名骨干队员，配合滨海十三团二营，向姜部驻扎的山周村发起猛攻。八路军很快占领了制高点，姜黎川部完全暴露在八路军的火力之下。慑于被歼，姜黎川连夜率部逃离杨家山里，流窜到胶县西部。29日，山里游击大队和滨海部队开进杨家山里。

　　1944年8月，诸胶边县工委建立后，对山里游击大队进行整顿，以此为基础，组建了诸胶边县武装大队。杨家山里群众抗日自卫武装，终于发展成为县级武装力量。当月，驻王台、薛家庄的日伪军，在相铭忱的带领下，对杨家山里进行“扫荡”。为避免山里人民重遭战火，部队首长决定将敌人引诱到山外。这一任务由山里游击大队一中队承担，一中队巧妙布防，时打时撤，将敌人引诱到山周村南山。早已埋伏于此的滨海军区十三团二营，给敌人以痛击。经一天的周旋激战，消灭敌人40余名，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

　　杨家山里抗日武装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山外人民学习的榜样。在其影响下，周围42个村庄纷纷成立团练，形成了以杨家山里为核心的方圆近百里的民众大联防。中共胶县工委、珠山县委以及青岛工委都先后驻过杨家山里，历时数年之久。山里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对滨海部队坚持诸胶边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人力物力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在青岛地区建立起来的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时间较早，而且它的组织者、领导者，大都是在大革命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革命意志坚定，斗争经验丰富，因此这些武装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骨干力量，为抗日斗争作出了光辉榜样。

　　抗日战争随着党组织的发展，抗日武装斗争不断深入，各地地方抗日武装力量陆续建立，并不断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在创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保卫民主政权，发展主力部队，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章 青岛地区各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为目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此政策，青岛地区各县党组织、党员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多方面措施，大力开展统战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统战工作中，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制定的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根本指导原则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积极组织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对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屡屡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则给予严厉打击。在最大限度地孤立少数反共顽固派的同时，各地党组织还广泛开展了各方面的统战工作，不但与国民党政军界、广大的劳动人民，还与教育界、地方士绅名流、宗教界甚至一些道会门等各界爱国人士，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夺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节 即墨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1月即墨城被日军占领后，即墨各种抗日武装、民众团体纷纷建立。为把这些抗日组织联合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批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在深入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的同时，积极响应党中央“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伟大号召，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主动地与国民党即墨地方武装、爱国人士所组织的抗日力量，进行各种方式的合作，建立统战关系，共同抗击日军。

　　2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队建立后，始终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与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合作，共同抗日。七大队与驻即墨西南部赵家岭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四十七支队司令赵光和驻即墨西部王演庄的游击队司令毛嘉兰等取得了联系，建立了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统战关系。4月5日，七大队驻防楼子疃，获悉下乡“扫荡”的日军进入赵家岭村，立即派人与赵光联系。四十七支队与七大队联合伏击入侵赵家岭之敌。经4小时激战，毙敌数名。后敌方增援，我方主动撤出战斗。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

　　3月，即墨抗日义勇军成立，宗旨就是“对内联络同志，保卫地方；对外联合各团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族”。根据这一宗旨，义勇军与周围的国民党地方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和团体实行联合，建立统一战线，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斗争。同月，驻青岛日军向莱阳侵犯，抗日义勇军获悉后，立即联合国民党即墨九区区队和部分民团，在集旺疃的青烟公路两侧设伏，日军在行进途中突遭伏击，被歼数十人，焚毁汽车两辆，余者逃回青岛。

　　赵家岭、集旺疃袭击日军，开辟了即墨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地方性、局部性联合对日作战的先例，振奋了民族精神，扩大了政治影响，推动了即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

　　“三军”七大队组建后，与国民党姜黎川部联系密切。1938年4月，七大队北上途中遭袭，队伍被缴械驱散，袁超等负责人被扣押。姜黎川派人交涉，袁超始获释放。后袁超召集原七大队人员，依托于姜部，给养由姜部提供，政治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胶、即两县对姜黎川部的统战工作中，袁超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9年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驻即墨的国民党游杂部队也开始逆转，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搞磨擦、分裂，破坏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友好气氛和抗日局势。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即墨县委坚持在统战工作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作出了利用亲友关系开展统战工作的决议，加强对一切爱国人士、爱国团体、社会贤达、开明士绅及国民党游杂部队中爱国官兵的争取工作，发动各界人民团结抗战，发展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统一战线。这一决议，对即墨党组织的发展和扩大抗日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有了较大发展。

　　1941年１月，即墨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此后又先后成立了即墨县职工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各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2月，县委青年委员于宝光在国民党游杂部队中作统战工作，拉出了一个班的人和枪，以此为基础，成立了胶即大队（后改为即墨县大队），建立了120余人的即墨地方武装。

　　1942年９月２日，按照“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左派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原则，即墨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统战工作范围不断扩大。1945年５月，县委、县政府在西八区官庄村召开了各界人士代表会，参加会议的有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开明士绅160多人。代理县长李成玉在会上号召全县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战到底。６月，又组织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和伪乡、保长50余人，到胶东根据地参观。这些活动，调动了各界人民抗战积极性，解除了与会人员对我党政策的疑虑，对争取敌伪人员反正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节 胶州的统一战线工作

　　与国民党姜黎川部的联合和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胶县各界民众抗日热情高涨。在全县人民的抗日呼声中，国民党地方势力派，地主乡绅，区长、乡长以至土匪流寇等，乘机纷纷拉起武装，组织起各种各样的抗日游击队。1938年1月，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原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科长、《青岛时报》记者姜黎川由青岛偕同张渐九、丁德先返回原籍胶县东北乡大店村。他见人民群众抗日心切，即与韩育民、徐明山等联络乡亲邻友，在地方知名人士姜涵尘等的帮助下，以抗战名义筹建武装部队。

　　共产党员韩育民是姜黎川的姨表弟。韩育民出狱也是姜黎川保释的。姜黎川见共产党在自己家乡有着很高的声望，想依靠共产党的支持发展游击队。因此，他信誓旦旦，屡次向韩育民表示愿意“靠拢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韩育民也希望他跟随共产党，壮大人民的抗日力量。同年2月，通过韩育民的介绍，姜黎川派丁德先到黄县一带，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七、第八支队马保三、韩明柱部联络，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坚持团结抗日的政治态度。

　　为了帮助姜黎川打开抗日局面，韩育民在大沽河两岸联络了当地一批爱国青年，如大店村的姜福初、姜宝珩，河荣庄的张道源（王海亭）等，由丁希三等率领到店口镇将投靠日军甘当走狗的黑钦甫及其反动部属张立典等六、七人击毙。同时又消灭了以王学忠为首的汉奸武装力量。由于打击了汉奸势力，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情绪，加之姜黎川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胶县地方宣传抗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当地群众纷纷要求参加抗日游击队。姜黎川见时机成熟，于1938年3月正式建立起一支人数众多的抗日武装，按照胶东特委军事部“三三制”编制序列表编组，立番号为“山东民众抗日救国军游击队”，自任司令，丁德先、徐明山为副司令，韩育民所带领的部分武装编入第一大队，韩育民为大队长兼第三中队中队长。

　　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姜黎川一面宣称拥护共产党，表示愿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合作抗日，骗取爱国青年的信任，一面拉拢地方反动势力，收编国民党游杂部队。先后被收编的有即墨西部的民团首领毛嘉兰部，上、下崖子一带的地主武装孙喜朋部，即墨东北部的隋永谞部等，继而又派员鼓动各区区长，召集联庄会肆意扩充队伍。先后有二区区长高柏廉、四区区长相铭忱、五区区长韩祥斋、六区区长刘德泉、七区区长刘质斋带领联庄会投靠姜部，以后迟耀东、王佐廷等又率部参加。姜黎川将这些武装编为10个大队，约五千余人。但实际受其节制的只有2000余人，其余则各据一方，各自为政。

　　山东民众抗日救国军游击队成立后，中共胶东特委对该部非常关注，进行了不懈的团结和争取工作。加之姜黎川具有抗日救国思想，又与国民党失去联系，势单力薄，想依靠共产党、八路军发展游击队。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姜黎川派韩育民到胶东抗日根据地，与中共胶东特委联络，表明愿合作抗日的态度。在特委指示下，胶县、即墨两县的部分党员及所组织的进步力量，参加了姜黎川的队伍，并担任重要任务，一度形成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力量与国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合作抗日的有利局面。

　　姜黎川的队伍，基层多由爱国青年构成，而领导层却多系姜黎川的亲朋或抱有各种不同目的而来的各色人等，其中有地主豪绅、官僚政客及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这为姜黎川培植私人势力提供了条件，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困难。

　　1938年六七月间，姜部在对日伪军的作战中，颇有斩获。中共胶东特委派统战部长柳运光、交际处长侯林翼等携带大量物资到姜部慰问，商讨联合抗日问题。姜黎川主动要求共产党对其部队进行政治工作指导。为此，胶东特委派柳运光为姜部政治特派员，参加姜黎川自设的军政委员会为委员，派刘云生、梁纪卿、俞可范为八路军代表，派张一民、刘宿贤、王云九、崔涛等20余名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作为政治干部，到姜部各中队任政治指导员，负责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建立政治工作体制。由于我党在姜部的下层士兵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培养和发展一批有民族正义感的贫苦农民和进步青年为骨干，在部分大队和中队中建立了民先组织，使部队的人员素质、作战能力不断加强。这支部队，无论在民族意识还是在群众纪律方面，都明显好于其他游杂部队。

　　农历七月底，应八路军之约，姜部沿着八路军为之开辟的北上通道，从南村一带出发，经仁兆、古砚、祝沟、旧店、勾下店到招远潘家集一带驻了下来。这里驻有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部队。马宝三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第八支队与“三军”会师后也在这里休整。“三军”指战员给姜部官兵送来服装、肥皂、毛巾等物资。晚上，“三军”政治部文工团对姜部进行了慰问演出。当地老百姓象对待八路军一样对待姜部官兵，纷纷送来慰问品，争抢着为其洗、缝衣服，十分热情。这种水乳交融的军民关系，是姜部官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姜部官兵在招远境内休整了半月后，补充了武器弹药，往回开拔，在祝沟一带度过中秋节。节后，驻平度城汉奸张步云部向姜部进攻，刚刚在八路军根据地整训之后的姜部官兵，士气正盛。为显示军威，姜黎川将队伍开到汉军寨一带埋伏，将张步云部先头部队60余人全部歼灭，张后续部队闻风逃遁。随后，姜部继续向南行进，边行军边扩大队伍。主力部队扩大到3000千余人，连同在胶、即、平留守部队已达五、六千人，形成一支在胶东地区很可观的抗日力量。

　　同年9月，山东民众抗日救国军游击队成立铁路破坏大队，由周家村周从龙带领队员在沽河铁路大桥附近破袭铁路，造成两次翻车事件。袭击蓝村车站的伪据点，歼灭日伪军50余人，俘日军1人，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2000余发。1939年春，袭击青岛盐场日军据点，击毙日军14人，俘2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10支，子弹400余发。此间，姜黎川部与日伪军还发生过多次战斗，对青岛外围的日伪军震动很大。

　　同年8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派原青岛市党部干事谭明华到胶县，对姜黎川进行拉拢。姜黎川政治态度明显右转。加之其政治部主任张豁然（1926年下半年任共青团青岛地委负责人，1931年叛变投敌）从中挑拨，离间姜黎川与中共的关系，姜黎川因此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并逐渐限制、排斥、打击民先队员，继而排挤中共胶东特委派来的政工干部，迫使在姜部工作的政工干部不得不有计划地撤离。仍留姜部的韩育民、袁超、姜谔生、王云九等在确认争取姜黎川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已无可能的情况下，于年底将姜部中共领导的力量撤出。

　　9月，姜黎川到掖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防地，与司令员高锦纯协商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面见主席沈鸿烈。八路军山东纵队派交际处陈迈千为五支队代表与其同行。八路军代表向沈鸿烈汇报了我军开辟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等工作情况，并要求对蓬、黄、掖三县的民选县长正式加以委任。沈鸿烈同意由省府委任孙端夫为蓬莱县县长，曹漫之为黄县县长，于烺为掖县县长。同时授予姜黎川部“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十四旅”番号，委任姜黎川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十四旅旅长，并委任其军需处长张渐九为海阳县县长，副旅长徐明山为胶县县长。韩育民仍担任一大队大队长兼第三中队中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驻姜部联络员改由姜谔生担任。姜部改编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十四旅（后改为保安第七旅、保安第一旅等）后，虽然仍与胶东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但合作不多。

　　1939年冬，姜部奉命移防海阳，不断与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秦毓堂部发生磨擦。中共胶东区委为团结姜黎川，坚持共同抗战，派交际处朱慕陶与之联系，以加强合作。姜部在海阳驻防年余，外部赵保原、秦毓堂部不断发生磨擦；内部则矛盾重重，一团投靠赵保原，六团不受控制，副旅长徐明山离心离德，1940年冬，姜黎川终被逼出海阳，退回胶县南部山区。因姜部地处青岛外围，又俘获了十几名日军，因此日军一个大队，2000余名伪军，不断对其围剿，尾追不舍。姜黎川被逼率部西逃，沿途国民党军队均不予接纳和支持。1941年夏，姜部返回胶县南部，处境依然险恶，被日伪、国民党游杂部队、土匪层层夹击，内部矛盾愈加激化。在无依无靠、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姜黎川再次向共产党疏通求援。

　　1941年秋，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为巩固反投降战役的胜利成果，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活动，并打通胶济铁路东段的南北交通，与鲁东南的部队取得联系，决定成立西海、南海办事处，由侯林翼任主任，重点负责对姜黎川部的统战工作。姜谔生在办事处统一领导下，仍任驻姜部联络员。经侯林翼、姜谔生等多方工作，在共产党临危救助、争取共同抗战的诚意感召下，姜黎川终于愿意北上胶东抗日根据地，与中共胶东区党政军负责人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姜黎川首先派其军需处长兼胶县县长张渐九为代表，由姜谔生作向导到海阳抗日根据地，与胶东区党委负责人林一山和胶东行政公署主任曹漫之举行会谈，并在根据地进行参观访问。胶东参议会聘张渐九为参议，并配备电台及滕民生、李振东和青年报务员姜洪彬随其返回，途中遭日军以及秦毓堂、隋永谞部的多次袭击和拦截，姜谔生等被隋永谞扣押49天，最终安全脱险，返回姜部。张渐九回到驻地后，向姜部军政人员大力宣传在根据地的见闻，使一些仇视共产党、八路军的人转变了看法，有人日后还加入了共产党。

　　1942年，赵保原、秦毓堂以姜黎川接受八路军的电台、书籍为由，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大肆攻讦，新任省政府主席牟中珩将姜黎川免职，以隋永谞取代保安第一旅旅长职务。姜黎川一心依靠国民党领导抗日的希望破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他要求得到共产党、八路军的支援。中共坚持不懈的统战工作，加之姜部共产党员姜北海、姜致合以及姜部有识之士的敦促，终于使姜黎川改变了动摇不定的观望心理，决定北上胶东抗日根据地。5月13日，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率两个团进攻胶东抗日根据地，企图切断姜黎川部与胶东军区的联系。胶东军区部队奋起反击，连克莱阳城东南十余据点，生俘其1000余人，缴获其兵工厂、被服厂，为姜黎川率部北上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同年夏，姜黎川由侯林翼陪同，率部2000余人从胶县北上到海阳根据地参观，商讨联合抗日大计，受到中共胶东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欢迎。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林浩、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姜黎川举行会谈，议定双方团结合作，反对赵保原部投降；打击地方顽固势力葛子明、李德元等部，促其抗日；胶东军区派军、政工作人员协助姜部整顿部队，建立政治工作体制。胶东行政公署推荐姜黎川为胶东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胶东军区保荐姜黎川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特别旅旅长，对姜部接济军服1000套，装备其战士每人手榴弹6枚。按姜黎川本人的申请，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接受其为中共特别党员。姜部经过此次整顿和装备后，士气大振。当回防胶北后，队伍不仅恢复了元气，较前又有扩大，并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群众称之为“七路半”（意识是与八路军只差半路）。姜部也配合胶东军区和南海军分区部队同高密五路国民党顽固派大战于平度县的大万家，打击了各投降派的侵犯和袭扰，同时还击退了隋永谞部对根据地的进攻，推进了南海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

　　但是，姜黎川接受八路军的改编仅是权宜之计。当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部入鲁的声势越造越大时，姜黎川政治投机惯性复发，出尔反尔，开始为投靠李仙洲做准备。他多方寻找借口拒绝接受八路军的领导，否定姜北海、张渐九等愿与共产党合作到底的主张，制造反共舆论，陷害该部共产党员，在地方上组织反共武装谍报队，镇压抗日团体和抗日群众，并以封锁情报等手段，使中共刚刚组建起来的胶县独立营遭日伪包围而蒙受重大损失，最后又疯狂捕抓地方上的共产党员及抗日军属，遣送了胶东区党委派去的军政人员，免除姜北海二团团长职务，任免其为工兵大队长，令其白天到日伪据点附近破坏公路，致使姜北海被日军包围而牺牲，不久又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姜北海的胞弟、共产党员姜致合。他还在小高村筑台唱戏3天，庆祝“苏鲁战区独立挺进第二纵队”（姜部改编）成立。

　　随着姜黎川背信弃义，破坏统战，反共言行越演越烈，1943年4月25日，胶东军区发出《告胶东抗日友军书》，痛斥姜黎川之流反复无常，呼吁制止胶东顽固派不抗日，专门制造摩擦的恶劣行径。抗日群众掀起了反姜怒潮。7月，胶东临时参议会召开第一届第二次参议员大会，罢免了姜黎川所任参议长之职。8月，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成立讨姜指挥部，军分区司令员卜才任指挥，军分区政委刘仲华任政委。12日凌晨4时，南海独立团、胶东五旅十四团在胶县独立营的配合下，向在王益庄一带据守的姜黎川部发起进攻，经两小时激战，将长期盘踞胶北扰乱抗日根据地的姜黎川部赶出胶北地区，姜率部仓皇过铁路南逃，流窜于胶县南乡的大、小珠山一带，众叛亲离。张渐九、王景宋（后均为共产党员）等毅然决然脱离姜部。在南海办事处主任侯林翼和在办事处工作的姜效周（姜黎川的族叔）的帮助下，张渐九北上胶东抗日根据地参加胶东临时参议会，被当选为驻会议员。

　　姜黎川流窜于胶县南部山区后，由于与李仙洲部失去联系，又被国民党于学忠部排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到八路军山东军区求援，谎称前段时期与胶东军区发生“误会”。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表示谅解，对其抗日行动表示欢迎，在沂水县大店一带召开欢迎姜黎川部抗日慰问大会，并接济其棉军装和其它后勤物资。姜黎川得以重整旗鼓，保持了3个团的编制。此后，姜黎川部到青岛外围阴岛一带驻防。

　　抗日战争胜利后，姜黎川投奔李先良，当上青岛市参议会副参议长。所属3个团被改编，韩福德、刘德泉所辖1500余人被改编为胶县保安大队，方本壮所辖1500余人被改编为监护十一团第一营。编余人员无处投奔，粮饷无着，有些被迫无奈成为流寇，流窜到大小珠山，不久被人民消灭。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青岛，姜黎川、韩福德、方本庄经张渐九联络，先后率部起义。以后，姜黎川转道香港，远走美国。

　　姜黎川部被驱逐出胶北后，胶县北部抗日游击区成为抗日根据地，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1943年11月12日，在胶县北乡大杜戈庄（今属马店镇），胶县临时参议会正式成立。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对县级民主政权进行选举。15日，根据胶县临时参议会提议，并按“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在民意机关和政权机关中各占三分之一，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姜谔生被任命为县长。是年冬，在县委领导下，各级政权组织广泛发动组织群众，成立了工、农、青、妇、文等各种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党的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男女老少同心协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好形势。

　　在对姜黎川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有联合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在联合中不放弃斗争。尽管姜黎川几度背信弃义，不少党员为此献身，但中国共产党还是从民族大义出发，几度宽容，这些做法得到了胶东广大人民的拥护。

　　第三节 胶南的统一战线工作

　　与国民党胶县县长徐明山的统战关系建立和破裂

　　1938年底，姜黎川呈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批准，在胶县西南部良乡村（现属胶南市）成立县政府，由姜部副旅长徐明山兼任国民党胶县县长。这时的姜部，由于胶济铁路横贯胶县境内，为便于指挥，姜部分为路南、路北两个司令部，姜黎川在路北，徐明山在路南。

　　同年11月，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指示，中共鲁东南特委和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兵分两路，由莒县向诸（城）、胶（县）、日（照）地区进发。一路为特委领导机关，由书记景晓村率领，进驻桑园、石场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另一路为部队主力，由司令员刘涌率领，进军诸城、胶县，开辟诸、胶边区工作。

　　二支队进入诸、胶边区后，驻扎在石河头村以南数里之隔的圈里村。为迅速扩大影响，部队首先袭击了朱解、瓦店两个伪军据点，赶跑了伪军胡大潮（胡明宇）部。经过短暂休整，于12月底进驻胶县南乡沿海重镇泊里（现属胶南市）。随即挥师向沿海挺进，先后占领了陈家贡口及王家滩以东的大场、小场，围攻了驻夏河城一带的顽军，并在诸（城）日（照）公路沿线袭击过往的日军和敌伪据点。一时军威大振，政治影响迅速扩大。二支队还在贡口港设立了鲁东南地区第一个进出口税务机构，税务收入主要用于解决鲁东南特委和二支队的经费，有时还向山东分局（12月上旬，根据中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山东分局。）上缴。此外，又在岳疃建立了被服厂，以供军需。

　　八路军的节节胜利，激发了诸胶边区社会各阶层的抗日热情。社会各界无不为八路军的抗日主张、严明纪律、英勇善战、军民鱼水情所感动，许多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投入武装抗日的行列；一些开明士绅也以实际行动支持八路军的抗战工作，诸胶边地区一些国民党的友军也为八路军二支队的行动所感动。为诸胶边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12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彬任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鲁东南地区主力部队——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刘涌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仍驻防泊里一带。

　　随着共产党、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不断扩大，诸、胶、高一带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1939年1月24日，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前线司令部（山东分局、山东纵队1月5日联合召开特委书记、支部领导人会议，决定各支队建立前线司令部和后方司令部，前线司令部为部队主力，后方司令部为特委机关）驻地泊里镇，“诸胶抗日军联合指挥部成立大会”胜利召开，参加会议的各派武装力量和社会名流代表共20余人。与会代表公推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司令员刘涌为联合指挥部总指挥，由胶县北部撤至胶县南部山区的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七旅（时姜黎川奉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之命，由山东省保安第十四旅改称保安第七旅）副旅长兼胶县县长徐明山为副总指挥。会议通过了《统一步调亲密联合》宣言，发表了《对汉奸张步云的一封信》，署名刘涌、徐明山、王汉川、邱景炎、陆景韶、徐子宽、张礼成。诸胶抗日军联合指挥部的成立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诸胶地区的重大胜利，为此，《大众日报》刊登了《诸胶的曙光》的专题报道。

　　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诸胶边形成的有利形势，4月，中共胶县工委成立，郭有邻任书记。工委成立后，立即进行了四项工作，一是以八路军二支队驻胶办事处的名义，与国民党胶县县政府进行联络，推进与徐明山的统战工作；二是利用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发动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抗日斗争；三是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主张，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四是争取和改造杨家山里地方武装——团练。

　　郭有邻是济南省立乡师四级学生，徐明山是二级学生，与共产党员赵健民、姚仲明同级。徐明山早年曾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郭有邻到胶县工委工作时，姚仲明为其写了一封介绍信。因此，郭有邻即以同学和八路军双重身份与徐明山直接联络。二支队的部分给养、服装和款项都由徐明山负责供给。县工委成员也能随时得到国民党胶县县政府委任的头衔，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1939年秋，根据徐明山的请求，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后方司令部，派日照独立营政委何建华（夏谷冰）到胶县抗战总动员委员会任副主任，专事统战工作。徐明山兼任主任。这一时期，在胶县南部地区，出现了国共合作与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但是，就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东进至胶县南部山区，与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七旅副旅长、胶县县长徐明山组成诸胶抗日军联合指挥部联合抗日之际，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由鲁北到达沂鲁山区。2月5日，沈鸿烈在沂水鲁村召开了全省军政会议，推行“反共、限共”政策，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并在鲁东南各县、区组织“民众运动督导团”，推行其反共措施。

　　1940年2月，督导团到胶县西南乡，对国民党胶县县政府进行督察，并指认夏谷冰为“共党分子”。在督导团的胁迫下，徐明山陡然转向反共，密令警察局长高柏廉将夏谷冰逮捕。3月9日，徐明山调集部队进攻墨得水，遭到六旺镇镇长陈仪亭率领的地方自卫武装（团练）的顽强抵抗。10日晚，徐明山又突然袭击中共胶县工委驻地东台头村，妄图逮捕工委成员。陈仪亭得悉这一阴谋后，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将情报告诉了工委组织部长刘夏峰，使刘夏峰、毛洪、耿诚、庄明辇等工委成员安全转移。徐明山没有抓到工委成员，气急败坏，于3月14日秘密杀害夏谷冰。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从此，共产党与姜黎川部副旅长徐明山及胶县政府的统战关系破裂。

　　策反李竹亭部，扩大抗日武装力量

　　李竹亭，山东高密人。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在诸城开设竹亭医院。抗战爆发后，民族危难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和王爱中一起组织了抗日武装，接受姜黎川独立第七旅第十大队番号。1939年5月，日军发动“扫荡”，姜黎川部四处奔逃，其十大队被打得只剩下100多人。为了保存力量，李竹亭将部队疏散，自己也回到家乡梁家屯。伪军大队长孙铭斋得知后，即派人以“只要听从指挥，原班人马可以不动，给养也可就地筹集，否则立即向日军报告，将其歼灭”相要挟。李竹亭被迫将部队集中到姜家屯接受改编。李竹亭接受伪军番号，遭到全大队人员一致反对。有的直接质问李竹亭：“你说领俺出来抗日，怎么当了汉奸？”有的干脆不干了。队伍中的怀疑、不满、丢枪离队现象时有发生，思想非常混乱。李竹亭、王爱中两人也极其苦闷，到处寻找出路，急于同抗日部队取得联系。

　　1939年麦收季节，王爱中和李维廉到胶县六区寻找在敌人“扫荡”时藏匿的物资，听说高家庄有八路军驻扎，即主动上门联系。胶县工委对李竹亭的情况早有耳闻。在王爱中和李维廉的请求下，工委书记郭有邻、委员彭特夫接见了他们，进一步了解了他们对抗日的坚决要求和队伍状况，决定团结争取这部分抗日力量。根据他们的请求，工委派彭特夫去该部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待时机成熟，将其改编为八路军。

　　6月底，中共鲁东南特委常委崔介来胶县工委驻地，十分赞同工委的工作，并与郭有邻及其他工委成员一起约见李竹亭。这次晤面，李竹亭提出起义请求。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考验，工委发展李竹亭、王爱中、李维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在士兵中开始了建党工作。

　　李竹亭等入党后，彭特夫继续留在该部帮助他们开展工作。工委其他成员经常去检查、指导。

　　1939年农历八月，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其法西斯统治，准备改编伪军部队。情况突变，工委决定立即组织起义。经特委同意，中秋节晚上，李竹亭按约定方案，趁敌人疏于防范之机，将队伍全部拉出。这是滨海区最早的一次伪军起义。翌日清晨，当敌人发觉时，队伍已经走远。

　　当起义部队路过高密南乡国民党游杂部队刘文斋的防区时，遭到刘部的包围，李竹亭等被扣押。工委得知消息后，一面派人到特委报告；一面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驻胶办事处的名义，由郭有邻出面到刘部交涉。鲁东南特委派崔介到胶县工委，以滨海部队的名义给刘文斋书信一封，说明李竹亭是八路军的一部分。经过公函说明和口头协议，当日，刘文斋将部队和武器全部交还。10月，李竹亭率队开往诸胶边根据地——琅琊古窑，被编为特委特务营一个连，王爱中任连长，李竹亭改名李鄂，任特务营营长，蓝瑞生任教导员。以后该营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旅。

　　第四节 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初期与国民党莱阳县政府的统战工作

　　1937年12月，在日本侵略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国民党莱阳县县长梁秉锟弃职逃跑，代理县长赵世卿上任。慑于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在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县党部委员赵国栋、县长赵世卿等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国共双方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国民党莱阳县各乡校官兵也多数同意共同抗日。

　　1938年2月，中共莱阳县委根据小院会议精神，在莱阳城设民先办事处，刘坦任主任，李佐民任秘书。办事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与国民党莱阳当局谈判，争取国民党当局拨发武器武装民先队员，组建抗日武装。刘坦、李佐民、张咨明为民先谈判代表，国民党莱阳县政府派莱阳保安十七团二营营长王鲁风为谈判代表。议题一是国共团结合作，建立统战关系；二是国民党政府拨发枪支武装民先，军民共同抗日。经过几次会议，双方达成共同抗日协议，政府同意拨枪500支武装民先。但正式交接枪支时，莱阳当局却食言反目，不承认民先办事处，协议流产。

　　3月中旬，日军由青岛市区和平度县城进犯莱阳，县委派李芸生、王军光、刘坦约见赵国栋、赵世卿，要求当局派兵迎战，并发给枪支武装农民游击队，打击日军。赵国栋未作明确答复。次日，莱阳保安十七团团长刘东阳与赵国栋、王鲁风出面，以“中国只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搪塞，并说双方各有上级，枪支问题，各找自己上级解决。虽然几次谈判在发枪问题上未达成协议，但却向国民党莱阳当局表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使他们不得不服从抗日大局，组织保安团和各乡校武装抗击来犯日军，并取得胜利。

　　渭田、花园头抗击日军胜利后，国民党莱阳当局对中共莱阳县委及各级党组织的宣传发动能力和组织工作产生恐慌。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莱阳当局积极贯彻国民党中央提出的片面抗战路线，采取“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梁秉锟逃跑后，“统制教育”（抗战前夕，莱阳县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定为实验县，梁秉锟实行“统制教育”，即全县小学教员统以县长名义委派。）遂告结束。代理县长赵世卿决定由“地方人办地方教育”,教员由各区任用。中共莱阳县委抓住时机，积极物色党员担任教员，占领教育阵地，把小学作为发动全民抗战的前沿阵地。

　　1938年2月，中共莱阳第四分区委（驻马连庄）组织教员在原校长教员离开、学生闲散回家不能上学的情况下，接管了马连庄小学，以田绰永为校长，重新办学开课。此事引起莱阳当局的不安。不久，代理县长王鲁风（3月任职），南岚乡校校长周蜀西，向校方提出双方合办小学的意见，并策划由原小学校长宫焕熙当校长。此建议被田绰永拒绝后，王鲁风又提出校长由县政府委派。双方争执不下。6月24日，王鲁风等强逼田绰永到南岚乡校开会，并强行扣押田绰永。

　　田绰永被关押后，四分区委研究决定，组织人员到南岚请愿要人。25日上午，四分区委组织教员学生30多人到南岚乡校要求放人，未果。晚上，200余名群众再次到乡校要求放人，周蜀西欺骗说与田绰永谈判后即放，群众回了家。26日，乡校仍未放人。莱阳县委即发动马连庄周围十几个村庄的群众1000余人，由刘坦（县委书记，1938年4月任职）等6人率领，到南岚请愿。周蜀西惊慌失措，一面派兵在村北堵截，一面电话告知莱阳保安团，请求派兵镇压。当群众到达南岚村北岭时，被荷枪实弹的乡校士兵挡住。在教官的指示下，乡校士兵向群众开枪，刘坦负伤。此时，保安团的援兵赶到，天又降大雨，一片狼藉，群众散离。此次事件，2名群众被打死，4人重伤，6人轻伤，刘坦等20余人被捕。莱阳当局还下令通缉董华民、王培英、徐维新等。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县委介绍他们到胶东特委工作。

　　中共莱阳县委为营救被捕同志，一面向社会揭露国民党莱阳当局制造血案、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捕人的罪行；一面向胶东特委反映事件真相。特委机关报《大众先锋》于7月3日发表《血的一篇》、《一个严正的抗议》等文章，谴责国民党莱阳当局破坏抗日阵线、镇压无辜群众的可耻行径。莱阳县委于6月28日成立了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发出《为周蜀西枪杀民众告同胞书》。并派鲁光化装成张金铭的士兵到狱中，与田绰永、迟宗桂谋划营救方案。经过斗争，刘坦得以保外就医。后在鲁光等人的接应下，刘坦借机返回。此后，莱阳国共对立局面长达9个月之久。

　　与赵保原统战关系的形成和破裂

　　1939年1月，日伪军大举进犯胶东抗日根据地。伪山东省自治联军张宗援（原名仓谷次太郎，因与张宗昌结义，取名张宗援）部、伪军刘桂堂部自平度沿烟（台）潍（县）公路进犯掖县，3月进犯招远、黄县。面对日伪军的大举进攻，为保存有生力量，胶东区党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于1939年2月退出蓬黄掖根据地，迁驻莱阳西北部山区，建立平（度）招（远）莱（阳）掖（县）山区根据地。区党委机关驻张格庄，第五支队司令部驻山后村。

　　胶东区党委和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进驻莱阳时，正值国民党“胶东行辕事件”发生。该事件是国民党内部学兴社（中统外围组织）、复兴社（隶属军统系统）派性斗争的结果。胶东行辕成立后，学兴社分子卢斌任主任，复兴社分子厉文礼任副主任。卢斌于1938年秋末走马上任后，即到山东第七行政专区(驻威海)和第九行政专区(驻栖霞)活动，拉拢郑维屏、蔡晋康入其门下，并召集党、政、军、民负责人讲话，拉拢培植私人势力，排斥异己，引起国民党复兴社势力的嫉恨。副主任厉文礼（时任山东第八行政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潍县。莱阳隶属第八行政专区）为扼制卢斌咄咄逼人的气势，即任命王海如到莱阳取代王鲁风(已为卢斌收买)任县长，并派其保安团(团长胡鼎三)随同前往。胡团以保卫行辕为名驻扎莱阳。此前，厉文礼已委托徐淑明说服了赵保原反正，赵保原接受厉文礼收编，由即墨开往莱阳城磊山后驻扎。王海如任县长，卢斌如骨鲠在喉，一心想把他挤出莱阳，遂以行辕名义电请省政府以苟梦龙取代王海如。1939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批准所请，委任苟梦龙为县长的电令到达莱阳。王海如通过密探得此消息后即与胡鼎三团密谋起事，在征得厉文礼允许后，于2月26日夜11时许包围行辕，激战一小时，拘捕了卢斌、保安十七团团长刘东阳及十七团三营营长、莱阳北麓区区长兼行辕督察处处长宋振庭，次日晨逮捕了苟梦龙。27日上午，胡团离城西去，途经马山埠时，将卢斌等4人杀害，制造了震惊胶东的行辕事件。

　　行辕事件发生后，胶东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一片混乱。地方势力各据一方，扩展势力，抢占地盘。胶东区党委和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决定抓住时机，利用矛盾，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赵保原、蔡晋康等国民党地方部队共同抗日。当时，赵保原新任莱阳县长，为争取其共同抗日，胶东区党委和五支队多次派人做其工作。

　　赵保原，原名赵宝圆，反正后改名赵保原。山东蓬莱人，行伍出身。早年投奔张宗昌任下级军官，张宗昌倒台后，潦倒数年。后去东北，在大连网络张宗昌旧部，参加伪满军，几经升迁，到1937年升为伪满警卫师师长。1937年冬，日本浪人张宗援在京津地区收容散兵游勇、土匪流氓，组成伪山东省自治联军，发展到两个师。因这些乌合之众没有战斗力，即向伪满军要来一个师，这个师就是赵保原的警卫师。该师改番号为山东省自治联军卫队师。1938年3月该师参加台儿庄大战，5月战败后退到即墨，流露出反正意向。厉文礼为发展个人势力，即委托徐淑明(时带本团在昌邑招兵买马，补充台儿庄大战后该团的缺额)游说赵保原。1938年底，赵保原反正，暂归厉文礼，被厉委任为第八区保安第三旅旅长，由即墨开到莱阳城磊山后。行辕事件中，赵保原以刚反正为由拒绝参与该事件。行辕事件后，驻行辕的省政府驻胶东视察团团长杨沛如、行辕二科科长孙秀峰、国民党七区党务专员兼青岛市党部委员李先良、国民党九区党务专员林鸣九等在海阳发城开会，商定了应急措施：一是封锁消息，防备日伪军乘机进攻行辕驻地莱阳城；二是为防驻军赵保原滋生事端，决定立即电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加委赵保原为莱阳县长，以稳定局势。电请第三天，省府批准赵保原的委任令下达，赵保原即接任县长。不久，省政府委任赵保原为第十三行政区特派员兼保安司令。1940年初，国民党苏鲁战区又任命其为暂编第十二师师长。

　　赵保原因反正不久，立足未稳，又急欲取得国人谅解，树立抗日形象，加之共产党多次做工作，因而接受了中共共同抗日的建议。

　　1939年3月，由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发起，在栖霞县桃村召开各友军联席会议，成立鲁东抗日联军，赵保原任总指挥，山东纵队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和国民党山东第九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蔡晋康任副总指挥。除保安第一旅旅长姜黎川因未当上总指挥拒绝参加外，全胶东各派军事力量全部参加了联军。五支队还在莱阳城成立了驻莱阳（赵保原驻地）办事处，专门负责与赵保原联络，努力促使抗战力量的团结与壮大。

　　鲁东抗日联军成立后，各部互相配合，共同反击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5月下旬，日军为打通烟青公路，控制胶东半岛，对胶东进行第二次“扫荡”，进攻的主要目标是莱阳和栖霞。5月26日，伪山东省自治联军张宗援部及刘桂堂部300余人进攻莱阳城。在日军飞机轰炸下，赵保原弃城出逃，张宗援进入莱阳城。31日，山东纵队五支队在国民党徐淑明部的配合下，将敌人逐出莱阳城，赵保原重新入城。后因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日伪军乘机再次攻城，赵保原再次撤出莱阳城。6月2日，五支队和友军再次攻城，日军弃城南逃，五支队追至团旺一带，与赵保原部合击敌人。在八路军模范行动影响下，赵部下层官兵积极配合八路军夹击敌人，日伪伤亡惨重。张宗援被击成重伤，逃到青岛后毙命。两次收复莱阳城战斗，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

　　同年冬，日伪军兵分五路对胶东抗日根据发动冬季“大扫荡”。山东纵队五支队发布《为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连续“扫荡”的宣言》，胶东各县党组织响应号召，组织发动群众，配合五支队，展开破袭战，先后对胶东栖（霞）莱（阳）、平（度）莱（阳）等6条公路进行大破袭，使主要交通干线中断，为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赢得了时间。

　　11月9日，侵占平度、即墨、掖县的日伪军分五路进攻莱阳。其中一路在太平庄遭到五支队袭击，另一路乘五支队追击逃敌之机，进攻并占领莱阳城。此时，伪山东省自治联军参谋长李燮坤指挥日伪军千余人，从平度祝沟出发，并由驻青岛、即墨的日伪军从南路配合进攻莱阳。大敌当前，已升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十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赵保原命副司令韩炳宸率邓学良团、穆俊锋团三连、特务营机枪连共700余人在松旺庄以西的丘陵地带设伏，并命保安十七团（团长王鲁风）协同作战，阻击日伪军东进。10日至11日，保安十七团及韩炳宸亲率的主力在松旺庄的西太平山和郭家庄村西孙家茔地与日伪激战，全体将士奋勇杀敌，打退敌人多次冲锋。韩炳宸身中三弹，重伤殉国。傍晚，日军进入莱阳城。

　　在韩炳宸部与日伪作战之时，山东纵队五支队于10日下午回师莱阳城外，与日伪军激战一昼夜，12日黎明联军收复莱阳城。12月2日，日伪军又集中5000兵力再次进攻莱阳城，赵保原弃城逃走。日伪占领莱阳城后成立了伪县公署。从此，伪政权在莱阳开始了反共卖国的罪恶活动。

　　从1939年5月到11月，鲁东抗日联军互相配合，多次收复莱阳城，粉碎了日伪军的冬季“大扫荡”。但是，赵保原由其反动本性决定，借共同抗日之机，丰满了羽翼，并逐渐暴露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6月，就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与日伪军作战之时，赵保原即在莱阳城残杀抗日军人家属、青救会会员200余人。8月，在进攻掖县抗日根据地失败后，赵保原又在莱阳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镇压抗日团体，强迫进行“登记自首”，提出“将共党赶出莱阳”的反动口号。11月上旬，赵保原退出鲁东抗日联军，改“抗日联军”为“抗八联军” ，下令洗刷抗日标语。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在栖霞与日军作战时，他竟率部从背后袭击五支队，配合日军作战，使莱阳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面对赵保原的进攻，胶东区党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18日，五支队在掖县大原村召开万人大会，声讨赵保原反共害民的罪行。11月8日，胶东区党委在发给各县的《关于如何坚持胶东游击战争的讨论提纲》中，号召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团结各界人民，揭露赵保原为首的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克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中共莱阳县委积极响应区党委的号召，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发动青年踊跃参军，于8月成立了第十三武装大队，10月成立特务队（负责保卫县委机关）。1940年2月，十三武装大队改编为县大队，6月特务队改编为特务连，编入县大队。地方武装的迅速扩大，有力配合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反投降、反“扫荡”斗争。

　　在招莱边区，莱阳、招远县大队和抗日民众配合五支队，从1940年2月开始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击，2月21日，一举击溃了盘踞莱招边区的徐淑明部保安二十六旅，进而向蔡晋康部反击，摧毁其栖霞县政府，打垮了“抗八联军”的北部势力。接着，主力部队和县大队，于26日与马连庄据点顽军激战一夜，将其攻克，击溃国民党莱阳保安团千余人。赵保原见其部属接连失败，亲自上阵，率其两个主力团2000余人，进入莱招边区根据地。3月9日，顽军在崤山一带向抗日根据地包抄，五支队主力在莱阳县大队等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奋起反击，激战数日，打退顽军多次进攻。14日黄昏，五支队发起反攻，终于将顽军全线击溃。

　　此后，以赵保原为首的顽军不断配合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6月，五支队主力在莱阳县大队配合下，激战20余天，粉碎了日、伪、顽对莱招平掖根据地的“六一大扫荡”。10月2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9月18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十三团、十四团在莱阳县大队配合下，采用“围城打援”战术，首先包围了占据小森格庄和军寨的赵保原一部，然后在白石山设伏，打退了前来增援的赵保原两个团。经两昼夜激战收复了小森格庄和军寨，赵保原部龟缩到院里据点。12月下旬，县大队配合十三团、十四团，攻克了赵保原的院里据点，迫使赵保原退守日庄固守。正当十三团、十四团准备围歼赵保原的邓学良团时，驻莱阳城日伪军200余人，于26日夜，向十三团、十四团发动袭击。十三团、十四团主力分头截击，在大沽河岸将敌击败，毙伤日伪军40余人。最后，十三团、十四团回师合击日庄据点，经7昼夜激战，攻克日庄。赵保原被迫退到海阳发城。1941年1月中旬，赵保原配合日伪军2000余人，向平、招、莱、掖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莱阳县大队及各区武装配合山东纵队五旅主力，在小沽河畔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重创赵保原6个团，粉碎了敌人的联合“扫荡”。

　　从1940年2月到1941年1月，莱阳的抗日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与赵保原部多次战斗，粉碎了日、伪、国民党顽军夹击八路军的阴谋，把赵保原的部队从院里、日庄一带赶到海阳发城一带，巩固了莱阳西北山区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13日，莱阳县委联络各抗日群众团体、社会进步人士、绅士名流等代表90余人，在北山口村（现属马连庄镇）召开莱阳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莱阳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宣言》，还就县政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鉴于赵保原贪婪嗜杀，残暴不仁，并一再制造磨擦，破坏抗战，会议一致通过罢免赵保原莱阳县长职务，选举李芸生为莱阳县长。同时决定通电全胶东，发出讨赵呼吁，要把赵保原驱逐出莱阳。14日，按“三三制”原则，莱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并颁布《抗日民主政府施政纲领》。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广泛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普遍选举产生了区、乡、村三级民主政权，同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莱阳西北山区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战

　　1939年秋，赵保原公开“反共”、“反八”之后，莱阳、莱西南境内已无友军可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点转移到团结士绅名流和争取伪职人员抗战工作上来。在三角斗争时期，党的地方工作采取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和基层工作与上层工作结合的工作方式，认真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地主士绅名流支持抗战。地主阶级虽有剥削农民的一面，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中小地主士绅也有抗战救国的一面。由于县委正确贯彻统战政策，使一些中小地主受到感化，纷纷加入抗战行列。教书庄地主郑厚安接受党的统战政策，不仅号召有钱阶层为抗日出钱出粮，还把儿子郑重送到抗日队伍，参加抗日工作；胡家都的地主胡风梧不仅在动员地富士绅名流支援抗战、发动青年参军方面作出贡献，还让儿子胡铁成参加抗日军队，成为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肖官庄地主汤步霄，积极参加抗日政府工作，带头减租减息，发动青年参军，出钱支援县大队购买武器，也把儿子汤抚宽送入抗日队伍。下马庄地主李月彬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带头将儿子李恒位和两个女儿、两个孙女送到八路军部队，参加抗日工作。县委住下马庄时，他家成了县委干部吃饭的主要场所。胡家堡的地主胡尊光，带头送儿子胡玉坎参军，发动有钱户为县大队送粮送饭送铺草。对有爱国之心但倾向国民党的上层士绅，县委按照党的统战政策做好转化工作，争取他们为抗战服务。南墅村的地主刘云范具有爱国抗日思想，抗战初期积极支持其子刘东阳(国民党莱阳保安团长)参加抗击日军入侵莱阳的渭田和花园头战斗。1939年刘东阳在“胶东行辕事件”中被杀后，县委主动派人参加其葬礼，并对刘云范进行安慰。刘深受感动，对国民党内的勾心斗角深恶痛绝，并欣然接受我党抗战政策，不仅带头减租减息，捐钱捐粮，支援县大队，而且还以士绅身份多次营救共产党、八路军被捕人员。国民党歇风乡校校长周子洪抗战初期积极抗日，在赵保原参加鲁东抗日联军时，他亲赴即墨说服韩炳宸参加赵保原队伍。1939年11月韩炳宸在松旺庄阻击日军战斗中不畏强敌，以身殉国，与周子洪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以后周子洪因赵保原投降日军，从事反共活动，愤然弃政从教。在任野头完全小学校长时，一直拥护党的抗战主张，支持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救国活动。这些开明地主、士绅，都为抗日工作做出较大贡献。

　　第五节 平度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底，由共产党领导成立的平掖抗日救国会，在组织游击队、收编地方武装、扩大队伍的同时，就积极与国民党员邵珊舟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平度党组织建立后，根据党的指示，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平度统战工作重点主要是对国民党地方武装张金铭部以及在日、伪、顽军集中的平度城区开展统战工作。

　　与国民党张金铭部统战关系的建立和破裂

　　张金铭，山东省定陶县人。七七事变前任平度县立中学校长。1937年底，日军大举进攻山东，国民党平度县县长姬春堂携带家眷细软逃回鲁南老家。平度县政府及所属各区公所分崩离析。此间，张金铭与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取得联系，受命出任第五战区第十六支队中将司令，随后去沂水县东里店谒见刚就职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受命兼任平度县长。1938年1月返回平度，以东乡祝沟村为基地分别设立了第十六支队司令部和平度县政府两套机构。3月，第十六支队很快发展到14个纵队，8个直属支队，活动在招远、莱阳、掖县、即墨、平度等地。其中平度西部有一纵队一支队，支队长阎珂卿；东部有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李德元；南部有三支队，支队长刘向生；北部有四支队，支队长李润斋等部。

　　1938年2月1日，日军中村率部占领平度城后，乔天华同张金铭商定择日夜袭平度城。27日，张金铭命令第三纵队司令唐俊峰袭击平度城。唐俊峰指挥支队长许殿臣带领80余人的突击队，自己又率100余人，在乔天华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下，于深夜进抵城关。夜12时，突击队由城墙阴沟突入城内，唐俊峰率部突袭并控制了城东门及两侧的城墙。但由于事前侦察有误，突击队扑空。日军发现后，立即组织反击，双方展开激战。唐部因缺乏巷战与夜战经验，仓惶撤出战斗。突击队30余人被困城内，拂晓在群众帮助下从城墙下阴沟里撤出。此次战斗虽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给日军极大震慑。日军受到多次打击，4月撤离平度城，退向高密、胶县等地。5月张金铭率部返回平度城，继续扩大抗日武装。张金铭一时得势，自封“胶东王”，此行径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撤销其一切职务，并通令各游击队对其进行讨伐。张金铭畏罪求饶，沈鸿烈鉴于严峻的抗日形势和张金铭的悔过态度，批准了他的悔过书，并于9月重新委任他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八旅旅长兼平度县县长。

　　1938年5月，张金铭为扩展地盘，纠合莱阳县刘东阳部、栖霞县秦毓堂部、招远县焦盛卿部等3000余人，分四路联合进攻驻掖县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三支队在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八支队（马保三、韩明柱分任支队长）和“三军”的支援下，在夏邱堡一带给予迎头痛击，毙伤国民党顽固派300余人。张金铭败回平度，不敢再犯。

　　8月，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厉文礼部进驻平度北部的高望山一带，企图吞并张金铭部，占据平度。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张金铭向胶东八路军提出求和。胶东特委为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张金铭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山东纵队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派乔天华、刘文卿，率小七支队由掖县到平度城与张金铭谈判。途中，乔天华、刘文卿部被驻扎在徐里的十六支队二支队李德元部包围缴械，乔天华、刘文卿两人坚持宣传抗战主张，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有理有节，终于说服了李部官兵，让他俩进城，与张金铭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张金铭同意与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此后，双方在平度、掖县设立办事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在平度境内打开。

　　10月，中共平度县工委进驻平度，书记李辰之以八路军平度县民运工作团负责人身份，率10余人到十八旅政治部做统战工作。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八路军代表积极向十八旅官兵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士兵中教唱革命歌曲，使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极大高涨。双方团结合作，几次击败日伪军的搔扰。

　　1939年3月，胶东区党委派军事政治处主任仲曦东率慰问团，赴十八旅慰问。与此同时，张金铭也派其政治部正、副主任李晋臣、白筱易与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交际处陈迈千、侯林翼联络，交流情况，进行统战工作。同年五六月间，白筱易经李辰之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白筱易以政治部副主任的合法身份积极掩护李辰之等的工作，同时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并以十八旅联络员的身份，将十八旅内部及民运工作团在十八旅的统战工作情况及时向五支队汇报。由于八路军真心诚意地与友军合作抗日，使张金铭与中共团结合作了一年多时间。

　　此间，中国共产党迅速打开了平度的抗战局面，加强了组织建设，广泛动员了群众，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为开辟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9年冬到1940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胶东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蠢蠢欲动。11月，顽固派赵保原组织了“抗八联军”，大规模向胶东八路军部队进犯，张金铭也食言反目，于年底对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并使八路军平度民运工作团无法工作。为了坚持团结抗战，胶东党组织一再规劝张金铭，敦促其以民族利益为重，但张金铭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为此，驻十八旅八路军代表声明撤出该部，中共平度县委的工作也由公开转入地下。鉴于张金铭反共反人民的行动有增无减，无可挽救，为巩固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1940年8月，八路军胶东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将十八旅打垮。自此，国民党反动势力在平度东北部的统治宣告结束。

　　平度城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时期，平度城既是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势力麇集之处，也是社会贤达、士绅名流集中之地，为争取一切进步力量投入抗日运动，自1940年开始，五旅平北敌工站、平北县委敌工科与城工科、平南县委城区特支等，在城区开展了多层次的统战工作，收到了多方面效益。其主要形式有：

　　在城区爱国知识分子中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根据知识分子易于接受真理的特点，平南县委城区特别支部秘密组织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经济学》、《街头讲话》、《世界知识》、《自修大学》等进步书刊，刊印了《星火》、《前哨》等刊物，秘密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使平度县立中学与西关小学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增强了民族解放的信念，先后投入了党在城区的地下工作。

　　在城区伪军上层人物中进行民族尊严和民族解放的教育。1940年2月，十八旅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白筱易，利用与平度城珍记茶庄的职员、伪青年团副团长尚子玉的师生关系，发展尚子玉为秘密工作人员，在敌伪军上层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1940年10月，日军宣抚班举办4期伪青年团训练班，尚子玉以副团长的身份，在训练班的青年中秘密宣传抗日主张，揭露日军企图通过训练班培植日伪特务的阴谋。嗣后，他又与日军黄幡队上尉曹长适贤一、翻译吴永福、宣传班长尚迪生、警察所长史焕生等交上了“朋友”，为党做了一定的工作。

　　组织伪军中下层工作人员，到解放区参观学习。1944年，平北县委城工科秘密组织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知名人士、商人、伪县府人员等到边沿区参加座谈会，参观根据地，使他们看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政治是民主的，解放区人民是意气风发的，教育感化他们，使他们坚定日本必败、抗战必胜的信念，促使他们觉醒，自觉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在城区敌伪宪兵队、警备队、执法队中秘密进行地下党组织被捕人员营救工作。1944年，平北敌工科长葛官俊，通过武工队通联员官星显，对其堂伯伪县府秘书官联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其晓以民族大义，看清抗战形势，逐渐靠拢敌工科。通过伪执法队的关系及把持的审讯大权，营救出被捕的平北县三区区委书记林超。

　　在城区进步人士中秘密发展地下党组织。平南县委城区特支等党组织，通过反复教育多次考验，先后在部分先进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如县中的教师马紫枫、李瑞周、尚之四，东关包子铺掌柜王林阁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影响下，西关小学官琇山、谢晋侯，东关小学李明皋，“益新商店”店员尚之五，西关酒馆的陈锦诚等一批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秘密地从事地下工作。

　　在城区广大师生中发动罢教罢课，揭露日伪抓兵的罪恶阴谋。1944年5月，平度城的日伪反动当局，阴谋胁迫县中学师生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去城阳修飞机场，图谋借机抓兵。为揭露敌人的阴谋，平北县委书记柳林根据上级指示，派城区特支（隶属关系已由平南县委转为平北县委）的人员潜入城区组织力量，以胶东青年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向广大师生印发了公开信，号召他们罢教罢课，坚决抵制。广大师生见到公开信第二天就不再到校，造成了全城中小学罢课。与此同时，西海军区和平北县政府，分别向伪县长张松山下了通牒，命令其悬崖勒马，否则一切后果由其负责。西海区地方武装则乘机向平度城进逼，造成攻城之势。日伪慑于抗日军民强大威力，只得让伪县长张松山出面，答复广大师生不去修飞机场。斗争取得了胜利。

　　秘密控制部分单位权力。1945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随着形势发展，原县立中学校长杨紫庭（国民党员），教务主任侯玉亭（三青团分子），训育主任杨永溥（三青团分子），总务主任吴全香等，与辛安平度中学的反动势力相勾结，阴谋破坏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在此形势下，平北敌工站组织了敌工人员，潜入城内，夜间向伪县中撒传单、喊话、打枪、扔手榴弹，进行警告。他们做贼心虚，害怕受到惩罚，相继逃遁。地下党员根据平北县委指示，通过社会上层关系，先后在县中任了代理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总务主任等职务，使县立中学的大权顺利地转到地下党组织手中。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青岛地区八年抗战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是战胜敌人、维护民族尊严的根本途径之一。

　　第五章 青岛地区各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1937年7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指出创造根据地是红军的根本任务之一。193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给山东省委发出指示，指出“省委的工作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

　　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泰安南上庄召开会议，省委书记郭洪涛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报告强调建立和加强地方党组织，普遍建立群众抗日武装，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自卫团、救国军各种名义的部队改为八路军。会议决定在山东各地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对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6月30日，由山东省委扩大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提出以当地建立的抗日武装为骨干力量，从部队抽调干部以建立和充实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我收复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在鲁中创立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向北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辟清河地区抗日根据地，向南发展开辟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向东发展开辟鲁东南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在津浦路西创立梁山泊和微山湖抗日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根据中央、边区省委的指示和计划，胶东各地党组织在抗日武装成立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并开始有计划地有重点地创建抗日根据地。

　　第一节 大泽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大泽山是胶东西部最高山脉，其主峰位于平度北部，横亘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向东蜿蜒至牙山、昆嵛山。这里层峦叠嶂，涧溪曲折，地形极为复杂。大泽山周边各县物产丰富，东部蕴藏大量黄金。是开展游击战争得天独厚之处。平度位于胶东半岛西部，是通往渤海地区和鲁中南的交通枢纽。开辟大泽山根据地，就能控制平度，保证与中央和山东分局的联系畅通。因此，开辟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要。

　　1937年冬，共产党员乔天华与罗竹风、刘文卿等，在乔家村一带宣传抗日，组织抗日队伍，并与掖县的王寅东、王侯山等组织了平掖抗日救国会，活动在平北、掖南的大泽山一带。同年11月，莱阳的刘坦、田绰永等在大泽山东麓的招莱边区，成立中共平招莱掖边区临时委员会，积极发动群众抗日，发展民先队员。1938年7月，胶东特委派战均平在大泽山的罗头村建立了平度县第一个党支部。10月，胶东特委又派以李辰之为首的民运工作团（即中共平度工委）到大泽山周围的几十个村庄宣传抗日，开展统战工作，并在大泽山区的乔家、二甲等村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这些组织活动，为在大泽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38年秋，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六十一团、六十二团，由司令员高锦纯、政委宋澄率领，进驻大泽山西的夏邱堡，开始了开辟大泽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六十一、六十二团进驻夏邱堡后，汉奸张步云、赵保原尾随日军进驻平度，不断向五支队进犯。10月15日，五支队司令部、六十一团团部、警卫营进驻大青杨一带的上洄、下洄、棘子嶂、北盛家等村，团部驻大青杨村，准备截击来犯之敌。

　　16日凌晨，赵保原在日军秋山旅团和伪军张步云部的配合下，率部约500人，迫击炮4门，机枪17挺，及小股骑兵，由平度城出发，包围了棘子嶂村。六十一团迅速应战，并分兵两路向北转移。东路由棘子嶂东沟转移到北盛家村，西路转移到大青杨村西。待敌人追逼到北盛家村东南角时，司令员高锦纯命令六十一团全线出击。战斗在盛家村东大庙，大青杨村东、村西全面展开，战线南北长达10余里。

　　敌人以优势火力向六十一团猛攻。六十一团很多战士都是初次作战，仅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其余则是步枪、手榴弹、地雷和大刀。但广大指战员在司令高锦纯和团长赵一萍、政委刘中华的指挥下，打得勇猛顽强。赵一萍、刘中华在负伤的情况下仍然指挥战斗。在盛家和大青杨村，战斗尤为激烈，敌人依仗火力优势，先后发起3次冲锋，均被击退。下午4点，敌人在遭受痛击、伤亡230余人后逃回平度城。

　　大青杨战斗，是胶东抗战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震动了整个胶东，既沉重打击了日军侵略整个胶东的狂妄野心，又弘扬了八路军的军威，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大青杨战斗后，日军张宗援部和伪军刘桂棠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于翌年1月配合日军一个联队及海空军各一部，向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妄图消灭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共胶东区党委和五支队主动撤出蓬黄掖抗日根据地。3月，区党委书记王文、五支队支队长高锦纯率领党政军机关和五支队南进大泽山区，驻扎在平、招、莱、掖边缘山区的莱阳县张格庄一带，开辟平招莱掖边区抗日根据地。

　　2月，区党委派李砚农、王溪等充实平度工委的力量，工委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辟大泽山抗日根据地。不久，工委在大泽山区的一些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和分区委。4月，中共南海特委成立，辖莱阳、即墨、平度、胶县等地，常驻大泽山东麓庙东、九里夼、套子、石桥、王仙庄一带。特委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抗日，开辟大泽山抗日根据地。

　　5月，区党委书记王文、宣传部长林一山对平度工作作出指示：平度要抓紧发展党的工作，使党的工作在平度扎根，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要重视发展地方党员，培养本地区干部；建立武装力量，把局面打开，并依靠山区伸向平原。8月，平度县委决定：为建立大泽山根据地，要加快党组织建设，扩大抗日武装，建立群众团体。

　　10月，中共山东分局对胶东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控制胶东地区西北部，然后掌握全部胶东，开展胶东游击战争，这是党在胶东地区的迫切任务。12月，分局根据黎玉到胶东视察后的汇报，分析研究了胶东的形势，确定了胶东地区的战略任务：第一步，先控制大泽山、昆嵛山，掌握东海、西海地区；第二步，夺取牙山，掌握胶东中心的战略支点；第三步，以牙山为依托，南下海阳、莱阳，以对付从青岛方面北犯的日伪军。

　　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胶东区党委党政军机关于1940年6月移至平度大田葛家一带，并组织了200余人的工作队在大泽山区开展工作。平度县委也派崔涛带一个工作队在秦姑庵一带工作。工作队每到一地即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发动群众建立农救会、职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等群众团体和抗日武装，建立村政权，组织生产，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党员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

　　为开辟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胶东军区在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同日伪和国民党顽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1940年3月，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彬率部围歼了驻肖水庄的顽军高玉璞部，五支队十三团打败了北寺口日伪军，开辟了大泽山北侧的部分地区。7月，乔天华率五支队特务二营、刘文卿率南海独立营击败了驻家夼、五甲的陈泽渥部，十三团二营和南海五大队击溃了高家、所里头的沈官臣部，解放了大泽山区的几十个村庄。

　　7月2日，“抗八”联军司令赵保原，纠集五、六个团的兵力，向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驻地大田进犯，企图破坏大泽山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五支队在司令员吴克华（1940年6月任职，原司令员高锦纯任政委）、政委高锦纯的指挥下，在大田北山设伏。胶东抗大支校校长贾若瑜、政委廖海光令两个学生营埋伏在时风涧，警卫连隐蔽在大田西山，形成口袋战的阵势。上午8时许，赵保原所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打响。激战到下午2时，毙、伤敌人200余，打得赵部的“王牌团”邓学良团溃不成军，保卫了大泽山区。同月，日伪军400余，从掖城经郭家店来至平度两目山，企图抓壮丁，安据点。第三军区司令员王彬、政委王文率部埋伏在两目山。当敌人进入埋伏线内，王彬司令一声令下，部队发起猛攻，敌伤亡数十人。特别是黄振东、田世兴所在的营如猛虎下山，打得英勇顽强。战士们从凌晨到下午3点，未吃一顿饭，打退敌人3次进攻，表现了人民军队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下午4点，敌人见败局已定，竟施放毒气，夺路而逃。此战进一步坚定了大泽山区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

　　8月10日，胶东部队又组织了消灭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八旅张金铭部的祝沟战役。以张金铭为司令的顽军十八旅，总计2500余人，不仅积极反共，残杀抗日军民，且与日军勾勾搭搭，对大泽山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构成很大威胁。是日，山东纵队五支队十三团、警卫营、西海独立营、南海五大队及平度抗日武装2000余人，完成了对十八旅的包围。凌晨3时，五支队司令员吴克华发布了总攻命令，向十八旅据点发起猛攻。此役俘敌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1300余支。张金铭人枪俱失，仅带少数残兵投靠莱阳赵保原。

　　十八旅被击溃，整个平北地区获得解放，扩大了大泽山区抗日根据地，并为抗日根据地向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冬，胶东区党政机关移驻大泽山前所里头村，大泽山成了胶东党政军机关的主要依托地。

　　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党组织加强了根据地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和群众团体，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进行了经济建设，克服了经济困难，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蚕食”，使大泽山成为胶东抗战的坚强堡垒。

　　在组织建设方面，1940年6月，中共平度县委第四分区委于大疃成立。不久，该区有10个村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60多人。9月，胶东区党委决定成立西海地委，丛烈光任书记，驻大泽山高家一带。南海地委此时也移驻大泽山，经常在庙东、九里夼、套子、石桥、王汉庄、旧店、大田、乔家、正涧等村活动。地、县委领导深入村庄发展党组织，变秘密发展为半公开发展，通过艰苦的工作考验和锻炼，培养和发展积极分子入党，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安全性。1941年9月，平度划分为平北、平南、平西三县，平北县大部分在大泽山区。据1945年2月统计，平北县共发展党员1820余人，党支部近150个，党小组380多个。

　　在思想建设方面，县委根据中央、山东分局及胶东区党委关于加强党性教育的决定，于1941年对县、区机关及农村党员普遍进行了党性、气节和保密教育，并在基层干部中开展党性大检查。平北县委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举办10多期党员轮训班，每期7天，每班20人左右，共培训200多人。中共胶东党校也从1940年6月起由莱阳移驻大泽山区，经常在平度的满家、杨家、铁夼寺、口子村及掖县的郭家店等地活动。校长宫维桢，主要任务是训练干部。党校每年举办二期干部训练班，每期300人，学期6个月。3年共培训2400多名干部。区党委领导及各部负责人亲自讲课。课程设置有马列主义理论、军事课、支部工作、群众工作、中国革命史等。为了预防敌机的轰炸与敌人的偷袭，他们在山洞里或大树下学习，同敌人开展游击战。1941年春胶东五旅在栖霞打败顽军蔡晋康部后，党校迁至牙山。

　　延安整风会议后，胶东区党委举办了县委书记整风学习班。1944年，西海地委在龙山区张戈庄举办了3期区以上干部整风学习班，西海党、政、军领导人为学习班讲课，每期50多人，学期3个月。学习班持续到1945年春。

　　在政权建设方面，胶东行署、平度县委、平度县民众动员委员会深入贯彻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指示，先后召开根据地政权建设会议。平度县委、平度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在三区试行选举产生“三三制”的政权机构。1940年9月12日，平度县参议会在大田北董家村召开，会议选举民主人士姜寿千为参议长。9月18日，在东大田选举罗竹风为第一任县长，正式成立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自此，根据地人民抗日救国活动得到了政府的保护。县政府成立后，区、村政权也相继成立。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促进了地方武装力量的增长。平北县大队1940年仅30余人，到1945年发展到300余人。各区建立了区中队，均有30余人。全县建立了民兵组织。县、区、村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职工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经济建设方面，为度过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困难，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口号的鼓舞下，军民齐动员进行经济建设。胶东区党委领导在莱阳县张格庄一带开展大生产运动。西海地委提出“不荒一亩地，争取多打粮”的口号，地委机关干部在口子、张格庄一带开荒种地。平北县委放手发动群众，以南泥湾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党政领导深入乔家、涧里等村，带头开荒打井，发动妇女纺线织布。经一年努力，西海地委、平北县委在大泽山区共开荒近600亩，植树90余万株，收获大批粮食、果蔬。同时，在山洞里安装近百台织布机，昼夜赶织土布。为了解决弹药不足，除从敌人手中缴获外，自己烧木炭制造土炸药，收集废钢铁造地雷、手榴弹。自己上山采集中草药，搜集民间偏方治病，克服医药短缺的困难。用松香等点灯照明，用火镰、火石打火，用草木灰淋水洗衣。县政府还发动群众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成立变工队和互助组，实行劳动互助，发展林副业生产。民兵实行劳武结合，“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使群众种在敌伪据点附近的庄稼按时锄草、收割。民兵们还为烈军属代耕代收、送光荣牌、挂光荣灯。对特别贫困的村和农户，政府给予贷款，1943年共发放贷款140余万元。大生产运动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克服了物质困难，粉碎了日伪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和封锁，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增强了军民关系和革命队伍的劳动观念，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干部，为党领导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1942年，为了团结各阶级阶层投入抗日战争，减轻农民地租负担与高利贷剥削，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部署，大泽山根据地开始实行减租减息（简称“双减”）、改善雇工待遇工作。

　　在平北，1942年冬，西海地委与平北县委派出工作组，在青杨区上洄村进行减租减息试点。1943年春，平北县委在上马戈庄、下马戈庄村进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举办减租减息训练班，培训骨干，学习“双减”政策，训练后回村向佃户传达，成立佃户小组，在村干部的领导下开展“双减”工作。减租减息标准，按中央制定的政策，减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减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时称“二五减租，分半减息”）。

　　增加雇工工资，则按照《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一般成年男工除由雇主供给食宿和习惯上的其他待遇外，年工资不得少于通用粮食300斤，成年女工不得低于成年男工的一半，童工不得少于成年男工的三分之一。1942年夏，中共西海地委和平北县委组成了工作队，在十区大田的9个村庄发动群众开展增加雇工工资工作。据北大田25名雇工统计，年工资最高的60元，一般的40元，最低的只有20元，几乎连自己生活都无法维持。增资后，最高的91元，一般的65元，最少的30元，平均增加了30%以上。1943年冬，平北县委在崮山区马戈庄、陡沟村一带7个村庄进行了减租减息，1944年麦收后，在乔家召开增资大会，会后“双减”运动形成高潮。大泽山根据地300多个村庄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运动中，大多数地主、士绅能依照党的政策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

　　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运动，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土地问题和做好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不仅在根据地，在部分游击区也开展了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待遇工作。这项工作，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统治，从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它兼顾了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把发展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发展了民兵，扩大了农会组织，他们积极参加反资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大泽山抗日根据地是胶东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依托地，也是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眼中钉。日伪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1941年，日伪军先后在马场、崮山后、高望山、小庙后、夏邱堡等地建立据点。1942年，又在大田、花埠等地增设据点。对根据地层层包围，步步进逼。1942年，日军为确保其已占领的区域，变青岛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实现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妄想，在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时，实行极其残忍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在战术上实行“铁壁合围”、“奇袭捕捉”、“拉网扫荡”、“纵横扫荡”、“梳篦扫荡”、“辗转抉剔”等，妄图以此扫尽共产党、八路军。1942年4月16日，日军包围了平度县政府驻地杨家村，残杀正在集训的教师数十人。5月25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紧密配合，以2万余兵力对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连续“扫荡”23天。六七月间，驻小庙后、夏邱堡的日军3次“扫荡”大泽山高家村，烧毁民房300余间。11月12日，驻掖县、平度的日伪军合击驻崖刘家的西海独立一营和平西县工委、行署机关，抗日军民伤亡近200人，平西县工委书记宋光牺牲。12月21日，日军麇集数万兵力，以拉网形式猛扑大泽山根据地。中共西海党政军机关向东转移至莱阳明山一带，敌军合围，西海地委书记于已午、参谋长于一心、胶东青联主任林江等牺牲。

　　在敌人的烧杀抢掠中，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遵照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高玉璞、阎珂卿、董希瞻部妄图夺占大泽山根据地。驻大泽山的抗日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学员在校长贾若瑜、政委廖海光的指挥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经7昼夜战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1942年各区、村民兵组织，广泛开展山地游击战，布下天罗地网，配合主力部队出其不意杀伤敌人。1942年3月7日，乔天华率南海独立营，在张美夼村击退了马场据点前来偷袭的日伪军，打死敌军20余人，其中日本军官1名，活捉伪军30多名。由于日伪军长时间封锁，八路军衣食困难，为解决军衣问题，4月4日，五旅十四团在西海军分区、平北县大队配合下，一举攻克了店子据点，歼灭伪军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步兵连；捣毁了伪区公所，抓获伪区长孙鹤亭，缴获大量布匹和军用物资。六七月间，高家、韭园村民兵用地雷毙伤日军120余人。8月24日，驻夏邱堡、花埠的敌人妄图袭击驻高家村的西海军分区司令部，韭园、高家村民兵在周维绪、高禄云带领下，到处埋设地雷，配合西海武工队共同作战，打退敌人，保卫了西海军分区司令部安全转移。1943年5月20日，西海地委在西羞、鱼村组织保卫麦收伏击战，获得胜利。6月10日，西海部队在大泽山东彭家纸坊一带，全歼高望山据点伪军一个精锐营，毙伤伪军23名，俘伪营长以下262人，缴获长短枪250余支。10月6日，驻平度、掖县的日伪军3000余人，联合进攻大泽山根据地，被高家、韭园的联防民兵布下的地雷炸得死的死、伤的伤，狼狈逃窜。这些战斗粉碎了敌人破坏大泽山根据地阴谋，也使大泽山根据地日益巩固。

　　为了扩大大泽山抗日根据地，1943年，胶东八路军部队拔除了崮山后、唐田、店子等日伪据点。1944年又先后拔除北台、马场、大田、归店、高望山等日伪据点。1944年底至1945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大泽山周围的日伪据点大部分被拔除。东起招莱边，西至青沙线，南起凤凰山，北至大泽山，整个平北成了坚固的抗日根据地。

　　第二节 莱阳西北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1939年1月，日伪军大举进犯胶东抗日根据地。2、3月，为保存有生力量，胶东区党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退出蓬、黄、掖根据地，迁驻莱阳西北部山区，创建平、招、莱、掖山区根据地。

　　区党委和五支队进驻莱阳后，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赵保原、蔡晋康等国民党地方部队参加鲁东抗日联军。并携手合作，共同反击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但赵保原由其反动本性决定，借合作抗日之机，扩充势力，在羽翼丰满后即暴露出反共反人民的本质。1939年冬、1940年春，蒋介石集团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胶东的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响应。1939年11月，以赵保原为首的顽固派退出鲁东抗日联军，组成“抗八”联军，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连续进攻。针对赵保原反共反八路军的罪恶行径，胶东区党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胶东区党委在发给各县的《关于如何坚持胶东游击战争的讨论提纲》中，号召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团结各界人民，坚持进步，揭露赵保原为首的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罪行。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打垮了“抗八联军”，粉碎敌伪的“扫荡”，巩固了莱阳西北山区抗日根据地。

　　莱阳西北山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根据中央、山东分局在根据地建立政权的指示，中共莱阳县委加紧了根据地的各级政权组织的建设。

　　1940年5月13日，县委联络各抗日群众团体、社会进步人士、绅士名流等代表90余人，在北山口村（现属马连庄镇）召开莱阳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县委书记谢明钦、民主人士谭致堂被选为正副参议长。会议通过了《莱阳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宣言》，还就县政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全体代表一致认为国民党莱阳县长赵保原贪婪嗜杀，残暴不仁，且一再制造磨擦，破坏抗战，公开响应敌寇，“实不堪再长莱阳”，一致通过罢免赵保原莱阳县长职务，选举李芸生为莱阳县长。会议还决定成立各乡参议会，建立各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决定通电全胶东，发出讨赵呼吁，要把赵保原驱逐出莱阳。

　　临时参议会成立宣言正式向全县人民发布。宣言要求全县人民做到：一、团结全县一切进步力量，坚持抗战到底；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反对投降卖国贼汉奸汪精卫；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摧毁一切投降日寇的伪组织；四、广泛开展民运；五、铲除贪官污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宣言最后表示：“以上五端，本会愿与各抗日党派、军队及全县父老兄弟姐妹互相监督，共同努力，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以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新莱阳。”

　　14日，按“三三制”原则，莱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并颁布《抗日民主政府施政纲领》。根据施政纲领，民主政府广泛开展民主建政运动。按照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审议通过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和《山东省战时县区乡村各级政府组织条例》规定，莱阳抗日民主政府一面教育根据地人民树立当家作主的思想，勇于参政议政；一面适应民意撤换原来从政的地主恶霸分子，选举工农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主持各级政权工作，逐步建立健全了区、乡、村三级政权组织。到1941年2月莱阳分县前，全县10个区，有6个区建起了区公所，莱阳西北部根据地南墅、马连庄一带建起109个村公所，初步形成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的组织体制，使根据地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缩小了日、伪、国民党顽固派政权的区域，使县大队、区中队和八路军主力部队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增强了人民抗战信心，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

　　民主政府大力开展经济工作，减轻人民负担。根据“施政纲领”，民主政府实行统筹统支与合理负担政策，改变随地募捐和摊派的办法，由民主政府统筹担负人民军队的财粮供给，取消苛捐杂税和各种摊派。在金融工作方面，自1938年10月胶东发行北海币后，抗日根据地开始使用北海币。对抵制伪币，稳定经济秩序，阻止粮、油、棉花等重要物资流入敌占区，粉碎日伪经济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山区经济条件差和敌人的封锁，党政军民面临严重困难。为此，县、区、乡三级政府成立了春耕委员会，无偿拨给农民种子、农具等，及时发放春耕贷款，并安排专款救济贫困户。同时发动农民成立搿犋组、变工队、帮工组等生产组织，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促进生产发展。民主政府还领导群众兴办各种手工业和公、私营商业，初步实现基本生活品的自给自足。根据地办起了100多个织布组和两处织布工厂，县政府办起生产推进社，区公所办起区生产联营社，各村办起消费合作社等。所有工商业组织对繁荣战时农村经济，开拓流通渠道，保障军需民用等都起了很大作用。

　　民主政府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发动了各阶层民众参加抗战，巩固了统一战线，也使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方针政策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民主政府还大力兴办民众教育。从1940年到1941年春，民主政府在根据地办小学86所，全县根据地共办小学146所。同时开展对成人的补习教育，各村庄办起妇女识字班、民众夜校、冬学，推行“小先生”、“互教互学”、“行路检查”等制度，促使大家学习。

　　通过教育，根据地人民解放了思想，提高了民主意识，积极支援抗战。广大青年、妇女自愿参加民兵组织，劳武结合，反奸肃特。到1941年春，根据地各村普遍建立了民兵、自卫团、游击小队等武装组织，并不断配合主力部队和县大队作战，或单独袭扰敌人，在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皖南事变后，胶东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开始了由政治反共为主转为以军事进攻为主。从2月开始，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五支队发起大规模反投降斗争。为便于开展斗争，胶东区党委调整莱阳行政区划，将莱阳县划为莱阳、莱东两县。同年10月，莱阳划出莱西南县，成立了中共莱西南工委（翌年7月，工委撤销，成立莱西南县委。）。分县后，莱阳、莱西南两县进入长期的日伪、国民党顽固派以及共产党的三角斗争时期。

　　1941年至1942年，日军为巩固、扩大占领区，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并实行严密的分割、封锁。从1941年11月到1943年春，日伪对莱阳西北部根据地的较大规模的“扫荡”就有4次。在大规模“扫荡”被粉碎后，日军采取“蚕食”、“伪化”政策，以小规模的分区“扫荡”相配合，逐步“蚕食”根据地，推行“伪化”政策，企图将根据地变为伪化区。在敌人的“蚕食”、“伪化”政策下，日伪军在根据地安设了大量据点，在莱、招、平、掖边区平均5平方公里即安设一个据点。

　　而国民党顽军从公开反共之日起，即配合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仅1942年，日、伪、顽勾结一起，向根据地连续发动过3次大规模“扫荡”，最大的一次冬季大“扫荡”出动日伪军两万余人，赵保原派遣其三团3个连、特务团两个营及下属4个区的顽军配合，并亲率一个团向榆山一带进军，给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大灾难。

　　由于日、伪、顽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加紧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使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日、伪、顽三方夹击的严峻局面。在日、伪、顽军的夹击下，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1942年底，莱阳根据地仅剩下十七八个村庄。大沽河西边只有七、八个村庄；大沽河以东只有谭格庄、南北马格庄、大小留格庄、汪格庄等，人称“八庄根据地”。莱西南县委刚建立不久，只能在李家崮几个村庄活动。这些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互相失去联系，与日、伪、顽占领区犬牙交错，在军事上时刻面临被包围、消灭的危险。1942年前后，莱阳县委、政府机关常年住招远县犁儿埠一带，莱西南党政机关住平度县黄同村一带。两县党、政、军、民在开展反封锁、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付出重大代价。仅1941年县区干部就牺牲32人。莱阳县委宣传部1942年《七、八、九三个月宣教工作总结》云：“七至九月间，日、伪、投（投降派）向我进攻30余次，捕去100余人，活埋12人。损失区委书记、组织委员、社会部干事、青救会长各1人，村支部书记2人，党员5人。”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胶东区党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五支队和清河独立团积极组织反投降战役，在地方武装的协助下，五旅、五支队、清河独立团歼灭顽军1.5万人，打败了赵保原为首的“抗八”联军进攻。

　　反投降战役胜利后，莱阳县委和莱阳地方武装又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军的联合“扫荡”。

　　根据区党委分散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莱阳县委将全县划为三个工作片：大沽河东为“莱北片”，主要是一、二、三区，县委、政府和独立营机关在该片活动，由书记苏继光负责；大沽河西边为“河西片”，由县委宣传部长刘汉清负责，在南墅周围的七、八、九区活动；水沟头周围为“水集片”，包括五、六区和水集区，由统战部副部长王西钊负责。各区中队由各片负责人负总责，统一组织领导。莱西南县和县大队也不再住平度，而是在河里套、店埠一带坚持斗争。

　　莱阳县委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成立人民武装委员会，组建村民兵、自卫团组织，开展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位一体”的群众性游击战。为粉碎的敌人“蚕食”、“伪化”，县委将县区干部和县大队(独立营)化整为零，分散活动，采取“敌占区，我占村”策略，昼伏夜出，机动灵活地与日、伪、顽展开游击战。武委会和独立营在根据地内组织敌后武工队，进行袭扰活动，并发动群众，挖洞藏粮，空舍清野，使日伪军得不到粮食。在夏收、秋收时，组织民兵、自卫团配合武工队，保卫农民抢收抢种；各武工队、民兵、自卫团乘夜晚在日伪据点周围路口埋设地雷，以游击战、“麻雀战”方式袭扰敌人，迫使敌人分兵应付，形成对日伪据点的封锁之势。

　　通过4年艰苦的军事和经济斗争，莱阳、莱西南两县军民，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粉碎了日伪军的“蚕食”、“伪化”、“扫荡”，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善了群众生活，为恢复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3年8月，胶东军区十三团进驻马连庄以南、南岚以东、河头店以西山岭地区，莱阳独立营和各村民兵配合主力部队，经大小数十次战斗，基本摧毁了日伪特务组织和伪保甲组织。新开辟的根据地建立起了村政权，敌占区和游击区 “灰色”村政权也被控制，从而恢复巩固了莱阳西北部大片根据地。莱西南县委、县大队，也带领各区中队和各村民兵，奋战两年，开辟和巩固了莱西南（河里套）抗日根据地。

　　1942年6月，胶东区党委遵照中央和山东分局指示精神和要求，在全区展开减租减息工作。7月，莱阳县委派出工作队，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县推广。

　　莱阳减租减息工作持续时间较长，有的村庄是边开辟工作边进行“双减”。“双减”工作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抗日的中心环节，也是开辟新区、巩固老区的首要工作。到1943年底，根据地所有村庄均进行了“双减”工作，60%的村建起了群众组织。通过“双减”，群众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抗战积极性极大提高，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军，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在开展“双减”工作的同时，莱阳、莱西南两县县委根据胶东区党委指示，开展整风学习运动。这次整风学习使广大党员第一次接受了党内有计划的系统理论教育，第一次了解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1943年10月，莱阳、莱西南两县县委又根据山东分局提出的在根据地进行民主建设、开展群众性民主运动的指示，对县以下各级民主政权进行民主选举，改造村政权。到1944年初，两县共有100多个村政权得到了改造和巩固。两县县委还开展了精兵简政、生产节约运动，大大提高了党政军机关的工作效率，到1944年春，根据地渡过了困难时期，开始日益发展。

　　1944年2月，赵保原在莱阳北部的重要堡垒小河源据点被摧毁，胶东区党委立即派出以鲁光为团长的工作团，协助莱阳县委，将党政军干部组成5个武装工作队，分插到新区开辟工作。到6月，在南岚以东、河头店以西、马连庄以南的原国民党顽区建立了大片根据地。次年2月万第解放后，胶东区党委再次派出开辟新区工作团，分别到莱阳、莱西南，帮助两县县委在新区开展摧毁伪政权，建立民主政权工作。7月，工作团完成任务归队。莱阳和莱西南两县根据地迅速扩大，到6月底，莱阳共开辟新区135个村庄，53819人，并使新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莱西南县除夏格庄日伪据点周围村庄外，其余村庄全部解放。

　　第三节 河里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

　　河里套地区地处平度、莱阳、即墨三县交界，地形复杂，大小沽河纵贯南北，两岸芦苇茂密，树木参天，形成了天然屏障；北与大泽山根据地相接，进可攻，退可守，有利于同敌人周旋。这里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相对薄弱，南海地区党政军机关进驻后便于指导胶高即三县的革命斗争，控制胶济铁路两侧局势。同时，还便于与青岛地下党组织联系，及时掌握青岛日伪军的活动情况。1941年5月，南海地委书记刘宿贤、办事处主任袁超果断率领南海党政军机关，由平度祝沟大王头村南迁河里套的马军寨一带，深入发动群众，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开辟了河里套根据地。

　　同年9月，平南县析置后，中共平南县工委、县行署由平北乔家一带迁入河里套。那时根据地极为狭小，被喻为“一枪能打得透的根据地”。为扩大河里套根据地、壮大人民力量，中共平南县工委、县行署成员秘密联系当地的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如仁兆的刘法山、詹家屯的杨林、钟楼埠的韩景和、朱村的赵千里、后龙泉的刘成贤、姜格庄的姜品三和姜国等，以他们为骨干力量发展党组织。首先在仁兆、詹家屯、钟楼埠建立了党支部，以这三个村为基点，结合寨子村、后龙泉村原有的党支部向周围发展，建立了王家埠、杜戈庄等村党支部。同时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建立了平南县大队，组成了50多人的队伍，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莱西南县工委自1941年10月成立后，也在河里套一带开辟根据地，首先在院道村、李家沽村、东葛家等村（现均属仁兆镇）发展了葛炳忠、李太福、高增寿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支部。

　　经中共南海地委、平南县工委、莱西南县工委共同努力，根据地逐步扩大到仁兆和南村以北，古岘以南，与莱西南、即墨边缘地区联成一片。

　　河里套根据地建立后，中共南海地委，中共平南县工委、行署，中共莱西南工委、行署等党政机关相继驻进根据地。这里成为中共胶东区委控制青岛，连接鲁东南，发展南海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之地。同样也成为占据古岘据点的日伪军和驻莱阳赵保原部、驻丈岭李德元部、驻平南兰底冷冠荣部经常窜犯的重要目标。

　　1943年春，日伪军出动平度、高密、昌邑、胶县、即墨、莱阳等县万余兵力，对南海军分区和莱西南县进行拉网“扫荡”。一路从河里套北边的曲堤村为一线，由大沽河为界向西“扫荡”；一路由即墨县刘家庄为一线，由河里套南边向西；其他各路分别向平度县东南的大洼集中，企图拉网合击南海军分区和莱西南县抗日武装，摧毁刚建立不久的河里套抗日根据地。在反“扫荡”中，莱西南武装在南海军分区率领下，巧妙地与日伪周旋，采取“一夜一行军，一夜一换防，一天一作战”的麻雀战术，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摆脱日伪的拉网合击，粉碎了日伪消灭抗日武装的阴谋。

　　盘踞在平南兰底、万家一带的平度自卫第二团冷冠荣部，长期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捕杀中共党政干部，袭击中共地方武装。1943年10月9日，平南县工委书记郑典荣等，在平胶边界开展工作时，在沟东村被冷冠荣部包围，突围中，郑典荣壮烈牺牲。1944年2月21日，平南独立营一个连押运粮食宿营在初家村，被冷冠荣部包围，15名战士牺牲。为打击冷冠荣的嚣张气焰，1944年7月27日夜，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在南海军分区及平南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攻克冷冠荣的老巢兰底据点。8月1日，又将冷部的万家（现属郭庄镇）据点拔除，使平度南部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保卫河里套抗日根据地中，平南县工委组建了两个联防民兵连，各有民兵百余人，都是从各村民兵队伍中挑选出的阶级觉悟高、作战勇敢的优秀分子。他们抓汉奸，深入敌占区拆桥、破路、割电线，向敌伪据点、碉堡“喊话”，劝导伪、顽军不要死心塌地地当汉奸，不要与人民为敌，要为自己留后路，以分化瓦解了敌人。

　　1942年4月，国民党平度保安团李德元部在高岚村（现属仁兆镇）安设据点，经常到周边村庄骚扰群众。平南县工委指示河里套联防民兵连对其进行大破袭，予以封锁。在附近村庄的民兵和群众的帮助下，联防民兵连经过几个夜晚的奋战，把通向据点的条条道路变成了深宽各2米的道沟，弯弯曲曲犹如一条条巨龙，直抵据点的圩墙之下，使敌人成了瓮中之鳖，再也不敢贸然溜出据点。

　　河里套联防民兵连还广泛开展地雷战，并把“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更加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

　　敌人几次失败后，很不甘心，千方百计地寻机报复。1943年秋，河东沙湾庄据点的几百名顽军，气势汹汹地西渡沽河，欲与联防民兵连决战。联防民兵连联络驻赵家管村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用“诱兵之计”诱敌上钩，主力部队从侧翼打击敌人。战斗打响后，李家沽村的民兵边打边撤，敌人无所顾忌地一路攻击，当进入八路军主力部队伏击圈时，主力部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瞬间丢下数具尸体，抱头鼠窜。

　　联防民兵习惯用地雷封锁路口、河口，使河里套周围据点的敌人只能望河兴叹。在长期斗争实践中，联防民兵运用地雷打击敌人的办法越来越巧妙。不但在发现敌情时埋设地雷，平日还在敌人进入根据地必经路口、河口上埋设固定式地雷，并有人看守，负责给来往行人指路；如有敌情，看雷人即迅速藏匿树林中。当敌人来犯时，地雷爆炸，使敌人不敢轻易进犯，而联防民兵正好大胆放手地打出去。每年的农历正月，敌人见通往河里套的道路、河口上探亲的行人不断，以为民兵没有埋设地雷，即组织偷袭，但每次都被炸得人仰马翻。1944年，李家沽、东葛家管村两个民兵排，多次趁夜摸进河东刘家庄据点打“扰乱”，使据点里的日伪军日夜不安。麦收期间，平南县委根据南海地委的指示，将李家沽的联防民兵调往即墨的长治、段泊岚一带驻防，保卫当地群众麦收，40多天，被群众誉为“人民好武装”。联防民兵李茂香、李太楷、葛金昆曾出席胶东区民兵英雄大会，每人获得步枪一支，子弹50发，手榴弹4枚的奖励，并受到许世友司令员的亲切接见。

　　为创建和保卫河里套抗日根据地，胶东八路军主力，平南县、莱西南县地方武装和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负出了巨大牺牲。1942年8月14日，南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苗雨村在娄子庄战斗中英勇牺牲。12月，平南县工委宣传部长杜微波被平度保安团李德元部捕去，慷慨就义。1943年10月9日，平南县工委书记郑典荣在沟东村被伪军冷冠荣部包围，在掩护群众突围时牺牲。1944年9月，平南县委书记、独立营政委黄修前在湾东村与日伪军战斗中牺牲。另有18名区委书记和正副区长牺牲。他们为巩固和扩大河里套根据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南海地委，平南县、莱西南工委和行署的共同努力下，到1944年春，河里套根据地扩大了近5倍，成为东起大沽河，西至高平路西侧，拥有400平方公里土地，8万人口的解放区。

　　第四节 即墨西北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1942年春，胶东地区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八路军胶东主力部队急需转入外线作战，冲出大泽山区，南下到大沽河沿岸胶、即、平、莱边区的河里套一带，以进击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此时，驻胶、即边区的国民党部队，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矛盾日深。姜黎川与共产党合作，其部下隋永谞却犹豫不定，姜隋互有戒心。在此情况下，胶东区党委下达了在胶、即两县建立地方武装，开辟游击区的指示。

　　根据此指示，中共胶高即中心县委和胶县县委在毛子埠村召开军事会议，分析胶即边区形势，决定组建胶即游击大队。3月，胶即游击大队在即墨西八区朱家庄宣告成立，即墨县委军事部长于宝光任大队长。不到1个月，胶即大队即发展到120余人。经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批准，改称为南海独立营，于宝光任营长，王海亭任政委。9月，独立营扩大到200余人，又奉命改编为即墨县大队，崔景岚任大队长，于宝光任副大队长。即墨地方武装的建立，使南海地区党、政、军离开大泽山区，南下大沽河流域的战略计划得以实现。

　　7月，根据胶东区党委开辟胶即平莱边区，进击铁路沿线，保卫地方政权的指示，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十五团和南海军分区部队，从平度大泽山区南下，直捣高岚，攻克万家，奋战淖泥沟，收复仁兆地区，控制河里套一带，给平度国民党顽固派李德元部以致命打击，保卫了即墨西北边区侧后方的安全。继之，胶东八路军部队顺利跨越沽河进入即墨，在县大队的密切配合下，展开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抢粮、抓丁、袭扰的游击战。

　　在七、八、九3个月中，南海军分区主力部队连战连胜，将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一旅孙可佩、管明斋部驱逐出西北边区，开辟了即墨西北边区的抗战新局面。

　　根据胶东区党委依靠游击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即墨县委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工作。9月，即墨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西八区堤前村成立，崔景岚任代理县长。县政府成员按“三三制”原则组成。管辖5个区78个村庄。县政府成立后，根据地内的区、村政权也相继建立，建有4个区公所，26个村政权。即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即墨西北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

　　即墨西北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经过1年多的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控制与摧毁了一批伪乡政权，党的活动区域逐步扩大，被破坏的党组织得以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在根据地内和流浩河南岸的游击区内，建立了4个区委，新增9个村党支部，形成根据地的核心力量。在县、区委的领导下，还建立了县、区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为发动组织各界民众共同抗日奠定了基础。

　　驻青岛市区和即墨城的日军对即墨西北边区轮番“扫荡”，企图摧毁即墨西北边区抗日根据地。“扫荡”失败后，日军又采取边缘“蚕食”政策，加强对边缘游击区的“伪化”，妄图渗入到根据地，以达到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的目的。

　　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在山东分局和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即墨县委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即墨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给“蚕食”和劫掠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从1942年到1945年，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规模较大的战斗20余次，粉碎日伪军16次“扫荡”，歼灭日、伪、国民党顽固派1500余人，拔除日伪据点2个，保卫了根据地。1943年秋，为打击驻刘家庄的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七连与即墨县大队在麦戈庄村设伏，打死打伤10余名日伪军。同年冬，胶东部队十三团与县大队在吴家屯村东南角与北辛庄之间设伏，驻刘家庄的日伪军被诱进伏击圈，毙、俘日军各5名，10名伪军和1名翻译被俘。这是胶东区毙、伤、俘日军较多的一次战斗，受到上级表扬。从此，日伪军再不敢对即墨西北根据地轻举妄动。

　　1944年8月，县大队在民兵和县公安战士的配合下，拔掉日军林家岭据点，使即墨西北边区根据地，南至流浩河，北至大沽河，联成一片。1944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即墨县地方武装主动向敌人发起攻势，沉重打击了日伪在边缘区的劫掠活动，断绝了敌人的粮源，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

　　日伪连吃败仗后，变正规战为游击战，变大规模“扫荡”为小股偷袭，专门组成一支“三角部队”，向边区袭扰。“三角部队”是由受过专门训练，具有战斗经验、射击命中率高的日本老特务组成，是一支身穿便衣、行动诡秘、采用闪击战术专门袭击中共党政机关的特别警备队。1945年5月25日夜，即墨县大队宿营西八区张家村，拂晓，遭“三角部队”包围，县大队立即投入战斗。这次遭遇战，击毙日军8人，伤多人。从此，“三角部队”不敢再到西北边区根据地骚扰。

　　随着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县、区、乡、村各级政权组织得到了新的发展，在游击区新建了第一区、第四区、第五区、马山区、第九区5个区公所，在根据地内新建了16处村政权，还建立了即墨县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在东八区、西八区、第七区、东七区、西七区、马山区建立了区中队，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建立了民兵组织。

　　为巩固和发展即墨西北边区抗日根据地，即墨县委努力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夏，驻胶即平边缘一带的国民党姜黎川部，与中共的统战关系较为密切，双方在防务上也能相互策应。在即墨抗日根据地西部的胶即边区，有姜部的共产党员姜北海的一个团防守。蓝村至沙梁公路两侧，有姜部的共产党员姜致合的短枪大队控制。因此，敌军不仅不敢轻易进犯即墨抗日根据地，在即墨抗日武装受到敌人攻击时，国共双方也可相互支援，因而在根据地边区形成了胶、即、平三县交界的缓冲地带，为即墨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

　　即墨县委在沙梁、南村、刘家庄日伪据点的缝隙中开辟游击区，也是开展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除巩固与加强根据地的村政权外，即墨县委还在流浩河南岸边缘区控制了几十个村的灰色政权，对开展抗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灰色政权明处应付敌人，暗地里为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掩护中共地方工作人员的秘密活动，提供情报，减少或杜绝资敌行为。利用灰色政权，是敌后抗日根据地赖以巩固与发展的重要策略。

　　在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中，即墨县委在朱家庄建立了地下交通站，担负传递文件、转运物资、护送干部越铁路及与南海地委、胶东区党委联络的任务，并形成严密的地下交通网络。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这个站出色地完成了许多艰巨任务。从1940年到1949年，朱家庄地下交通站接送人员上千次，从未发生差错，赢得“小莫斯科”的美称。即墨县委还在西八区区委驻地傅家村组织40名基干民兵队伍，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每人一支长枪、450发子弹、4枚手榴弹。民兵队在大街上挖地道，夜晚在街道巷口埋设地雷，架起“绊马索”，并集体住宿，轮流站岗放哨。1942年至1943年，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先后3次进犯傅家村，妄图消灭这支武装。而民兵队消息灵通，行动灵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从未受到一点损失。傅家村民兵还经常到邻村协助开展对敌斗争，打击汉奸、特务，赢得了“铜傅家”的光荣称号。

　　1944年，即墨县委根据山东分局的决定和山东省战时工会的要求，进行增加雇工工资试点工作，取得成功，使雇工工资增加四成。此经验在根据地内逐步推广，赢得了雇、佃农的全面支持和拥护。次年，县委根据南海地委指示，在根据地内开展减租减息工作。首先在西八区官庄进行，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在充分发动群众后，按照“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规定，进行“双减”，减轻了贫、雇、佃农的负担，调动了各阶层抗日生产的积极性。

　　为发展教育事业，1943年3月，县委在根据地内招收了30余名小学教员，分配到官庄、马龙疃、洼里等30多个村庄开办初级小学，使1000多名失学儿童接受初等教育。同时，还在这些村庄办了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使一部分青壮年文盲得到识字读书的机会。

　　在根据地人民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县委在移风区官庄村首次开展动员参军工作。经过动员，全村20余名青年报名参军。此后，县政府在40多个村庄推广试点经验，迅速掀起参军高潮，报名参军者达200余人，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争先恐后上战场”和县、区领导干部牵马抬轿送新兵入伍的场面。即墨西北边区抗日根据地在不断建设中，形成了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

　　从1942年至1945年，即墨县委和县政府机关都设在根据地，从未遭到敌人破坏，同时党、政组织还得到了新的发展，至1945年，根据地建立了党支部17个，发展党员100余人，并在52个村庄建立了政权。

　　第五节 胶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胶县为敌占区，胶济铁路两侧、胶县的大小城镇均为日伪军把守，北部地区则被姜黎川部所控制。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一直在姜部控制的区域内活动。1943年夏，由于姜黎川背信弃义，破坏统一战线，不仅阻碍了南海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同时严重威胁着胶县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对姜黎川的背信弃义，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决定坚决讨伐，以示惩戒。8月，南海军分区成立讨姜指挥部，军分区司令员卜才任指挥。11日夜，南海独立团、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十四团在胶县独立营的配合下，向据守在王益庄一带的姜黎川部发起进攻，经2小时激战，一举将其击溃，姜黎川率部南逃。姜部被赶出胶北地区后，胶北抗日游击区成为抗日根据地，与南海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胶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条件日臻成熟。11月，在中共胶县县委领导下，胶县临时参议会在北乡大杜戈庄召开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胶县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地方知名人士姜涵尘被选为参议长。同时成立胶县抗日民主政府，姜谔生任县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颁布《胶北抗日根据地施政方针》，办了8件实事：1、以县长姜谔生的名义，发布胶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布告；2、健全政府机构，设立秘书、民政、财粮、司法、教育、公安等6个科局；3、设立区级政权机构，任命区长，成立区中队；4、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扩大县级武装力量，加强游击区的军事斗争；5、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实行民主建政；6、发布减租减息命令布告；7、征收公粮，保证党、政、军、学的供给，优待烈士、抗日军政人员的家属，实行社会救济；8、恢复学校，选聘教员，对各小学学生进行抗日民主文化教育。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建立健全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有组织地参加抗日斗争。县委、县政府组织大批干部，深入根据地各区、乡、村，配合地方党政部门，召开民众大会，宣传党的路线和革命理论，通过发动反奸锄霸等群众斗争，激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在群众觉悟不断提高、抗日激情日益高涨的基础上，组织成立各种群众抗日团体。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根据地各村大都建立了抗日救国自卫团、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有些村还建立了以雇工为主体的职工抗日救国会，有的区建立了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在此基础上，各团体联合组成了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以统一领导群众团体的工作。群众团体成立后，自觉参加生产和斗争，并不断受到教育和锻炼。农民抗日救国会向农民进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把抗日斗争同农民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鼓励农民搞好生产，支援抗战，同时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反霸、增加工资、免税抗债等斗争。妇女抗日救国会在组织广大劳动妇女参加抗战的同时，还引导妇女们投入到冲破封建礼教、争取男女平等的自身解放运动，树立主人翁意识，积极参加生产、支前等工作，青年妇女组织识字班，利用业余时间学文化，有的妇女还拿起武器，直接上战场打击敌人。青年抗日救国会除直接参加战斗外，主动承担宣传鼓动群众的任务，成立俱乐部、演剧队、秧歌队等，利用空闲和节日、集会演出抗日文艺曲目。儿童团则组织儿童读书、劳动、开会、唱歌，配合自卫团站岗放哨，查路条，捉汉奸，照顾抗日军属等。

　　胶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胶县地方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南海军分区和胶东主力部队成为胶县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坚强后盾。胶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经南海军分区批准，胶县独立营改为县大队，姜谔生兼任大队长，矫枫兼任政委。县大队活动区域不断扩大，群众参军参战者日益增多，队员很快发展到400多人。县委、各区委分别带领县大队和区中队深入到根据地每个村庄，组织建立民众抗日自卫团。广大群众以各抗日救国团体为基础，拿出大刀、长矛、土枪武装自己，青壮年参加自卫团（民兵）、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参加妇女自卫团，少年参加儿童团，老年人亦成立了老年团。到1944年，根据地加入自卫团的人数占总人口的70%左右。县、区成立人民武装委员会，各村成立“村团部”，临近村庄还联合起来组成“联防大队”。整个根据地内，村村有自卫团站岗放哨，交通要道埋设了地雷，过往行人都要受到盘查。

　　一方有敌情，多方支援；战时为兵，农时为民，是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人民战争的一大特点。县大队、自卫团等地方抗日武装不断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反“扫荡”，反国民党顽固派，打击敌特汉奸。1943年11月，滨北军分区部队在胶县西南乡官庄驻防，27日遭伪军刘均部袭击，军分区部队在自卫团的配合下，迎头痛击来敌。此次战斗，击毙伪军50余人，伤40余人，俘虏88人。伪团长李永平被击伤。县委和县政府还抽调大批干部、部队指战员、精干民兵组成短小精干的武工队，深入边沿地区和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武工队坚持政治攻势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不断打击敌人，瓦解敌人，取得辉煌战果。

　　1943年春，山东分局指示胶高地区农村要坚决实行减租减息，以减轻贫雇农负担，并派出工作队在胶县北部游击区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发动职工抗日救国会会员，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胶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胶县县委和县政府根据党的指示，在根据地内开展了以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为主的经济建设。1944年1月，县委、县政府发布减租减息布告，2月，在联屯、马店、北王珠一带进行减租减息试点工作。5月，县委、县政府成立“双减”工作大队，到根据地各村庄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各村以农民抗日救国会为核心成立“双减委员会”，通过动员和说理斗争，动员地主、富农多献土地、粮食，降租降息，增加雇工工资。

　　减租减息运动，确立了劳苦百姓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改造了地主阶级把持的基层政权，减轻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使人民群众改善了物质生活，提高了思想觉悟，激发了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1944年2月，姜谔生牺牲，韩育民继任县长。3月，县委、县政府实行新区划，将二区划为联屯、北都两个区，三区划为胶莱、沽河、丰隆三个区。实行新区划后，胶县县、区两级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胶北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六章 抗击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斗争

　　1938年1月10日青岛沦陷后，日军迅速组织力量沿青烟公路和胶济铁路向东、西两个方向，进犯即墨、胶县、平度、莱阳。1月17日，日军占领即墨城，27日占领胶县城，2月1日占领平度城。日军多次进攻莱阳城，遭到中国军民的奋勇抗击，莱阳城几度易手，直到1939年12月2日，日军才完全占领莱阳城。

　　侵占青岛的日军，无恶不作，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犯下累累罪行。为达到长期统治、奴役、镇压中国人民的目的，日本侵略军每占领一处，立即迫不及待地网络汉奸走狗，成立伪政权，建立一整套法西斯统治体系。日军的暴行，激起了青岛人民的强烈反抗。

　　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青岛地区各县党组织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和国民党团结合作，多次打退日伪军的进攻，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侵华日军对国民党的政策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开始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大肆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1941年后，日军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对占领区，日军以“清乡“为主，实施并强化基层保甲制度，镇压一切抗日活动，扩大伪组织，加强伪军力量；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虏掠和压榨劳工，加紧对人民的征敛搜刮；实行奴化教育，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和欺骗。对游击区，以“蚕食”为主，通过大量修筑碉堡群、公路网、封锁沟墙，制造无人区，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并随着“蚕食”的进展，将在占领区的一套殖民统治做法加以推行，使之殖民地化。对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为主，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严密的分割和封锁，使抗日根据地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1941年到1942年间，日伪在华北连续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困难。

　　而此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抗战总方针上也发生了变化，采取了保存实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等待胜利的策略。在这一策略下，胶东一批国民党部队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相继投敌，表面上未投敌的部队也与日伪军相勾结，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出现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夹击八路军的严峻局面。

　　面对如此局势，青岛地区各县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在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区委、滨海区委的领导下，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和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击溃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使抗日根据地逐步摆脱了困难局面，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胶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日军因兵力严重不足，被迫龟缩在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少数据点，战斗力日益减弱。1944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动了春、秋季攻势，日伪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抗日战争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而此时胶东的国民党顽军，因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部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离鲁入皖，失去统一指挥，且兵力分散，内部矛盾重重迭迭，因此在八路军的攻势之下，也是首尾不顾。

　　第一节 日伪的反动统治及其暴行

　　日伪的反动统治

　　在即墨 1938年1月17日，日本侵略军100余人占领了即墨城。随后，日军大队人马侵入即墨，在即墨设立了守备队、宪兵队、警备队，并陆续在段村、鳌山卫、金口、周疃、窝洛子、东温泉、王村、牛齐埠、灵山、蓝村、南泉、刘家庄、长直、移风店等建立据点。

　　日军占领即墨城后，立即培植汉奸张子安，成立即墨地方治安维持会（简称维持会），张子安任会长。6月，日伪将即墨划归青岛市辖（划归青岛市辖的还有胶县），撤销维持会，设立即墨公署，张子安任县长。7月，即墨公署改为青岛特别市即墨办事处，张子安任处长。

　　即墨维持会成立后，日军即操纵张子安等成立即墨新民会、商会等组织，实行法西斯统治和经济掠夺，在精神上的毒害中国人民。

　　即墨新民会。1938年1月，侵入即墨的日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派中村、由木奇、市村3人，由张子安出面，组织了12名汉奸成立了即墨新民会。会长由张子安兼任。该会下设两个科、五个分会、一个青少年团和一个训练所。两个科：宣传科，负责印刷各种传单，编写各种演讲稿以及组织下乡宣传、张贴标语；供给科，负责办理贷款手续和物资供应事宜。五个分会：官吏分会，负责本县官吏权利的维护和财产的保卫，张子安兼任分会长；教育分会，负责县内教育事宜，特别强调传授日语，并规定儿童自入学开始学日语，青壮年参加业余学习班学日语，分会长初毓堂（时任县伪教育科长）；商业分会，负责组织货源，控制商品流入解放区，分会长刘紫云（时任县伪商会会长）；区域分会，负责各区新民分会的组建及管理，分会长由各区区长兼任；农村分会，负责各村新民分会的组建及管理，分会长均由各村村长担任。青少年团：负责全县青少年的软化、奴化及强化教育，使中国的青少年自幼就成为日军的“顺民”，负责人由各小学校长担任。训练所：所址设在即城城隍庙内，负责人张灵云，教官藤田；受训对象多为18岁至20岁的青年学生；训练的内容为军事、政治、文化，每期半个月。该所自成立到解散共办了3期，受训人员不足200人。它们的宗旨，就是在新民会的直接领导下，宣传“中日亲善”，剿共（共产党）灭党（国民党），强化治安。

　　新民会设有专门会旗。即墨新民会自成立至解散共换过3次会旗。开始为黄色长方形布料，中间画有八卦图；后来更换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最后又更换为黄色旗面，中间有一“亞”字。

　　新民会主要活动是划分区域，武装巡回宣传。宣传内容为“大日本皇军的功德”。即墨新民会的宣传区域南至流亭，北到灵山，东到鳌山卫，西至刘家庄。在这个区域里，只要建立了伪政权的村庄，均可进入宣传。新民会的工作人员本身没有武器，下乡宣传时，须有日本武装部队武装护卫，一般由一个日军小分队随同。每到一村，先在村外向村内打炮，机枪扫射，进行“火力侦察”，以免遭受八路军或其他游击队的伏击。在没有回应的情况下，才放心大胆地进村。进村后，由伪村长召集村民，集中到村公所门前，先由日本人讲“大日本皇军的功德”，再由新民会人员进行宣传演讲。演讲完毕，沿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并三令五申，发现匪情有来报告者重赏；知情不报或窝藏赤匪者格杀勿论，并株连亲属等等。

　　新民会下乡宣传，时常遭到伏击。一次，新民会到鳌山卫一带宣传，遭遇国民党隋永谞部。双方展开激战，日军一炮手被打死，隋永谞部伤亡百余人。抗战后期，日军气焰衰落，新民会人员虽有日军武装护卫，也不敢轻易下乡。1945年8月，随着抗战胜利，新民会灰飞烟灭。

　　即墨商会。日军占据即墨城后，汉奸张子安为控制即墨商界，任命威望较高的“恒兴泰”经理刘渥堂为维持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刘渥堂不愿当汉奸，故意装癫卖傻，逃避隐遁。张子安只得物色“文和祥”钱庄经理刘品三担任该职。刘品三因被日本人用刺刀刺伤过脸，得此消息，心惊肉跳，借故辞职。维持会遂派特务股长、即墨青帮头目刘紫云为会长。刘紫云以为肥缺从天而降，欢欣若狂，施展浑身解数以投日军和张子安之好。但商会会长须由商界人士担任，刘紫云不是商人，与商会章程不符。于是，张子安命即城各大商号筹集资金，成立“醴泉酒馆”和“吉顺昌土产行”，以刘紫云担任经理。如此，刘紫云名正言顺，粉墨登场了。

　　刘紫云出任伪商会会长后，立即与日本宪兵队翻译车启甫相勾结，利用手中职权明敲暗诈，巧取豪夺，百般勒索，大发横财，搅得商界乌烟瘴气，不得安宁。其手段有四：一是巧立名目，中饱私囊。他规定凡商界改字号，建门头，扩营业以及商号外地进货，均须报送申请书，由商会盖章，经宪兵队批准方可生效，以从中搜括渔利。二是设局赌博。他在自家公馆里开设赌场，不分昼夜地邀请一些大商号的股东、经理及头面人物赌博。这些人无论输赢，赌资都得留下。三是包揽官司，勒索受贿。他利用与车启甫的关系，奔走于宪兵队和维持会之间，滥施淫威，包揽官司，插手诉讼，从中大肆索贿受贿，陷害无辜。四是拉帮收徒，培植羽翼。他利用青帮组织，在即墨商界大收徒弟，为他尽忠尽劳。他任商界会长不到1年，即出巨资购置了即城一大地主家的一幢大瓦房作公馆。每日聚集日伪官吏、商贾名流，抽鸦片、玩女人，吃喝赌博。

　　在日军入侵即墨的八年时间里，日军操纵下的即墨维持会、新民会、商会等敌伪组织甘愿效忠日军，充当日军的忠实走狗，在即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最终受到了人民的严厉惩罚，落得个可耻下场。

　　在胶州 1938年1月27日，日军中队长小松率领一个中队100余人侵入胶县县城。除小松带领30余名日军驻北大楼（原胶城火柴公司）外，其余日军分别占领了沽河大桥、李哥庄车站、大王戈庄、柏兰等交通要点。

　　早在1月20日日军侵占胶县前，日本侵略军已经在青岛操纵成立了胶县维持会，并物色汉奸高尚文为会长。6月，日伪将胶县划归青岛市辖，称青岛市胶县公署，高尚文为知事。次年12月5日，又改称青岛特别市胶州乡区行政办事处，1940年2月15日改称胶州行政区办事处，高尚文任处长。1941年3月，孙昶任处长。以后由陈其昌接任。副处长由日军佐多直卫担任，后由德田助男担任。抗战胜利前夕，高尚文再任处长。

　　伪胶县政府成立后，即在日军的操纵下，网罗汉奸，培植走狗，组织伪区、乡公所，任命伪区、乡长。并以“清乡”为主，在自然村推行保甲制，十户一甲，百户一保，三百户一联保，分设甲长、保长、联保主任。同年，伪胶州警察局内设立保甲股，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从1941年8月开始，在全县颁发“良民证”。从1940年到1944年，日伪政权每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企图以此消灭抗日力量。

　　1939年1月，日军在青岛成立了宪兵队胶县分谴队，宪兵队长乔本率宪兵进入胶县，驻胶城十字口街。5月，八路军山东纵队胶济一支队攻打驻小高的日伪军，引起日伪军的恐慌。日军在加紧“扫荡”的同时，又扶持汉奸在胶县成立了7个自卫团。第一团团长相铭忱（团丁185人），驻防四区王台镇；第二团团长薛司昌（团丁100人），驻防五区辛安、田家窑；第三团团长张鑫三（团丁291人），驻防七区；第四团团长薛龙云（团丁234人），驻防五区流花泊庄、三区店口镇；第五团团长张光宗（团丁104人），驻防二区柏兰；第六团团长赵福田（团丁84人），驻防三区小麻湾、店口镇；第七团团长王惠民（团丁40人），驻防二区七城镇。11月，又在胶城成立伪保卫团，高尚文兼任团长。全团辖5个队，336人。第一队驻县公署，第二队驻四区刘家村，第三队驻四区营房，第四队驻二区小行，第五队驻二区马店闸子集。日军在胶州各地安设据点，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镇压胶州人民的抗日运动。

　　在日伪的统治下，胶州人民日日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老百姓进出城门要被搜身，稍有不慎，轻者挨打，重者被抓被杀。为加强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强迫学校从小学开始设置日语课，不准学生读中国历史、地理。为毒化中国人民，日军占领胶城后，强迫各村农民种植罂粟，在胶城设立烟馆、赌场、妓院。日本侵略者还利用中国旧文化的糟粕来麻醉人民，提倡封建迷信，提倡忠君复古思想。

　　为维持其反动统治，日伪在内城（今向阳小学南侧）设监狱一处，美其名曰“模范监狱”。狱中关押的“政治犯”， 多为共产党员、八路军指战员和其他抗日民众。日本侵略军对在押人员刑讯逼供，烙刑、电刑、辣椒水、老虎凳，无所不及。驻胶城寺门首街路北徐氏祠堂（今阜安街道办事处东面）日本特务机关（石井部队）成立不到一年，就杀害抗日干部群众200余人。

　　日军还在胶县大力培植汉奸势力。胶县危害最大的两股汉奸势力，一是相铭忱部，一是张鸿飞部。

　　相铭忱，胶县南乡山相家村人。曾任四区联庄会联长、灰村乡乡长、四区区长。七七事变后，在姜黎川鼓动和影响下，参加抗日活动。两年后投降日军，成为日军的保安队，占据王台。依仗日军的庇护，相铭忱大肆扩充势力，将保安队由300余人扩充到1000余人，以后改称青岛特别市第四联队，相铭忱任联队长，建制与日军完全一样。

　　张鸿飞，胶县西乡常家庄人。青年时期组织地方反动武装，后来投靠日军，当上了伪胶县第六区自卫团团长、伪山东特务第四旅旅长。

　　相铭忱、张鸿飞投靠日军后，助纣为虐，围剿抗日根据地，残杀抗日军民，并依仗日军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人民恨之入骨。

　　这两个汉奸，最终都没有逃脱人民的法网。1945年8月，人民解放军攻克胶县城，将张鸿飞部歼灭。适在青岛的张鸿飞逃匿，后避住南京。新中国成立后被逮捕归案，1954年5月在胶州铺集镇被依法处决。相铭忱在日军投降后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9月在青岛被逮捕归案，1950年12月在王台被依法处决。

　　在平度 1938年2月1日，日军中村率部侵占平度城。日军立足未稳，即遭到乔天华率领的平度抗日游击队和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六支队张金铭部的联合攻击。日军自感势单力薄，无力防守，弃城逃往青岛。张金铭入城，成立国民党平度县政府。6月10日，为报复抗日游击队和驻平度城的国民党第十六支队，日军从青岛派出10余架飞机，对平度城狂轰滥炸，40余名无辜居民被炸死，无数民房被毁。10月，日军仓谷部与伪军张步云、赵保原、刘桂棠（绰号刘黑七）等部共约5个旅的兵力再次进攻平度，张金铭败走祝沟、路上一带，平度城二次被占领。

　　日军二次占领平度城后，为“维持治安”，以华治华，立即网罗汉奸高明斋、陈玉斋、李润斋于10月间组成维持会，高明斋任会长，并于12月凑成伪平度县政府，汉奸张松山任县长，王潘亭任参议长。又将全县划分成7个区，成立伪区公所，设立伪区长。同时组建了警察、特务、剿共班等汉奸组织，作为维持其反动统治的鹰犬爪牙。

　　伪政权中，大部分是国民党政权中的投敌人员，或旧军阀部下游散人员。维持会“三斋”（高明斋、陈玉斋、李润斋）之首高明斋，即是军阀张宗昌的部属，平度灰埠镇三堤村人，早年在哈尔滨开客栈，专事接待贩卖鸦片的客商，供时任中东铁路护路队长的张宗昌吸食鸦片。张宗昌任山东督军，委任高明斋为齐河县县长。1928年张宗昌垮台，高明斋回原籍。1938年被日军收买，充当维持会会长。

　　日军在平度站稳脚跟后，先是派飞机对洪兰、南村、古岘、麻兰、蓼兰、兰底、亭口、祝沟、张戈庄、旧店等村进行狂轰滥炸，企图以武力征服民心，镇压反抗。继之实施堡垒战术，以平度城为中心，以大泽山为战略目标，在位于交通要道、山隘险口、边界咽喉的大集镇、制高点等处修碉堡、安据点，以控制县城、封锁山区。

　　日军在平度共设据点54处，主要有地处大泽山下、势扼青（岛）沙（河）路咽喉的花埠高地，驻有日军一个分队（后为一个小队）；位于大泽山近郊、控制山隘险口的马场、崮山后（臧家），各驻有日军一个小队；雄距大泽山东麓、平（度）掖（县）莱（阳）三县边卡的旧店西岭高地，驻有日军一个分队（后为一个小队）；地当“渤海走廊”东口、昌（邑）平（度）边界要道、具有胶莱河桥头堡作用的新河北镇，驻有日军一个分队（后为一个小队）；地扼莱（阳）平（度）咽喉、南部平原与北部山区结合部的重镇古岘，驻有日军一个分队；地处青（岛）沙（河）公路要冲，平度东西结合部的唐田，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地处南部平原的兰底，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地处平度南大门，具有胶东至青岛大沽河桥头堡作用的重镇南村，驻有日军一个分队（后为一个小队）；地当高（密）平（度）公路要冲的亭口，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上述据点的日军，凡一个分队者，配有机枪2挺，小炮1门，兵力加倍者，武器加倍。1938年至1940年间，日军兵力比较充足，小队有8人，分队24人。自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调兵南下，兵力匮乏，有的据点只有五六名日军，有的全部调走，依靠伪军维持秩序。

　　日军利用堡垒战术，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围剿和“扫荡”，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依此手段扼杀抗日根据地。

　　驻平度的伪军，主要有伪华北治安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王铁相，辽宁省大连人，原系东北军张学良部少将司令官，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本，任伪冀东军区司令，1941年秋侵入平度。伪自卫军第十二师，师长张松山，平度县五区（今张舍镇）人，1928年后混迹于军阀刘珍年部，任副官长。1938年汉奸张步云占领平度，张松山先后任张部第四大队长、军需处长、平度维持会长，1939年至1945年任伪平度县县长兼第十二师师长。伪平度保安旅，司令李厚基，古岘镇山上村人，原系国民党张金铭部一个营长，1944年7月投降日军，1945年1月驻平度城。除驻平度城的王铁相、张松山、李厚基部外，还有3000余伪军散驻在日军占领的50多个据点内。这些伪军，作为侵华日军的帮凶，经常配合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围剿、大“扫荡”，残杀抗日军民，镇压抗日活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平度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平度城，大汉奸张松山被捕，10月在平度城被人民政府公审枪决。王铁相被俘，1946年8月在莱阳城被处决。那些鲜廉寡耻、数典忘祖的大大小小的汉奸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莱西 1939年春，日伪军向胶东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五六月间，日军与伪军刘桂堂部两次攻占莱阳城，在“鲁东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两次收复莱阳城，给日伪军以重创。年底，日伪军对胶东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11月9日，侵占平度、即墨、掖县的日伪军分五路进攻莱阳，其中一路在太平庄遭五支队袭击，另一路乘五支队追击逃敌之机攻占莱阳城。五支队回师莱阳城，苦战一昼夜，收复莱阳城。12月2日，日伪军5000余人，分五路围攻莱阳城，莱阳城再次失守。

　　早在1939年8月，驻青岛日军已成立莱阳维持会，委任汉奸赵中令为会长。日伪军攻占莱阳城后，于6日成立伪县公署，任赵中令为县知事。接着在区、乡、村建立伪政权基层机构，以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充当汉奸伙同日军掌管各级政权，实行殖民统治。与此同时，在连续“扫荡”中，逐步建立了莱阳城、水沟头、马连庄、夏格庄、孙受、姜山、日庄、南墅等18个军事据点。马连庄据点，有18名日军、230余名伪军；水沟头据点，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近300人；夏格庄据点，有日军30人、伪军3个中队及14名伪警察；孙受据点，有日伪军150余人；日庄据点，有日军30人、伪军310余人；姜山据点，有日军、伪军、伪警察百余人；南墅据点，日军在此修碉堡、筑公路，掠夺石墨资源；下堡据点，有日军一个班，伪军一个连。这些据点遥遥想望，日伪军不时从据点出动，烧杀劫掠，镇压抗日军民，“扫荡”抗日根据地，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军的暴行

　　日军在侵占青岛，对占领区实施殖民统治，“蚕食”游击区，进攻根据地的过程中，烧杀奸掠，人性泯灭。日军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狂轰滥炸 日军利用空中优势，对毫无防空能力的中国军民狂轰滥炸。1938年5月，驻青日军派出两架飞机轰炸平度洪兰村，炸毁武庙和民房数十间。同月，日军又派飞机轰炸了胶南张家楼、灵山卫、张仓、泊里、高戈庄、六汪等地，炸死群众40余人，炸毁房屋近400间。7月，日军两架飞机配合步兵袭击平度沙梁村，炸伤炸死无辜村民多人，炸毁民房近百间。9月，日军两架飞机轰炸古岘村，扔下几十颗炸弹，炸毁民房及庙宇殿房32间，炸死老人、儿童3人。10月5日上午，两架日军飞机从西南方向飞到蓼兰村上空，扔下了12颗炸弹，炸毁民房20多间，炸死村民2人。1939年4月5日，日军飞机由西向东飞至祝沟村上空，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扔炸弹，顷刻间，祝沟村硝烟弥漫，一片废墟。敌机这次轰炸，共投下炸弹16颗，炸死村民2人，伤5人，炸毁民房55间，炸坏210间，一所抗日小学也被炸毁。在1938年、1939年两年间，平度的古岘、麻兰、蓼兰、兰底、张戈庄、南村等大的村镇，都遭受过日军飞机的轰炸。而从1938年到1941年间，仅在莱阳一县，日军进行的较大规模的轰炸就达200多次，人民生命财产遭受的损失无法估算。

　　烧杀劫掠 在侵略战争中，烧杀劫掠成为日军施行的一惯手段，丧失人性的日本侵略军把杀人放火当成了家常便饭。

　　1938年3月10日上午，大批日军乘坐20余辆汽车，窜到了集旺疃村。进村后，他们手持明晃晃带刺刀的钢枪，挨门挨户搜查“八路”。幸亏全村人闻讯后提前转移，日军什么也没搜到。一无所获的日军气急败坏，将全村的房屋和草垛泼上煤油，放起了大火。整个集旺疃村变成了一片火海。避难的人们在远处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在烈火中毁灭，却无法前去扑救，个个痛恨万分。村民于新福、孙敬民再也无法忍耐，拼命前往救火，他们刚冲进村去，就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之下。大火越烧越猛，一直烧到天黑。天黑后，日军撤走，人们才纷纷回村扑灭余火。救火中，村民于开正被活活烧死。

　　这次大火，全村160多户人家，只有七八户幸免。600多间房子及粮食、财物等全部化为灰烬。10余头耕畜被烧死，鸡鸭猪狗不计其数，剩下的只是残垣断壁，一片废墟，劫后的惨状目不忍睹。全村150多户人家流浪街头，缺衣少食，无家可归。

　　1938年10月初，日军第二次侵占平度城后，40余间房屋被烧毁，40余家商号、店铺和上百家市民财物被抢劫殆尽。1941年1月30日，日军袭击山里石家村（现属平度祝沟镇），110户人家的村庄，有90多户的550间房屋被日军烧毁，数人烧伤。一位18岁的姑娘被日军强暴后，推进火中活活烧死。1942年高家村（现属大泽山镇）连续3次遭到日军烧杀，全村222户人家，有183户的房屋被烧光，群众无家可归。村民高中欣的母亲长期住山洞，直到1947才被接回家。全村有13名群众遭杀害。1942年4月27日，日伪军300余人从昌邑侵入宿召村（现属平度明村镇）。全村102户人家，日伪军进村后，挨家挨户，破门而入，翻箱倒柜，鸡鸭猪羊，劫掠一空。敌人抓住村民范春福、孟庆寿、孟宪成，强迫交出抗日自卫队的枪支弹药。孟庆寿乘敌不备逃跑，敌人用刺刀将范春福刺死，将孟宪成打昏，放火烧毁他的3间房子。村民于道绪被敌人抓住，投入地窖内，放火将其活活呛死。村民郑某的妻子被日军侮辱后，用刺刀穿死。

　　从1938年10月至1942年4月，在这3年半的时间内，日军在平度城、旧店、天柱、青杨的一城三区内的十几个村庄，即烧毁房屋达9000多间，占村民房屋总数的70%。

　　劫后的村庄，硝烟弥空，瓦砾成堆，尸横村野，目不忍睹。

　　施放毒气 日本侵略军频频使放毒气。毒气飘过，无辜百姓重则死亡，轻则受伤。就连家禽、牲畜，也无一幸免。1940年冬，日军在莱阳西军寨村投放毒气弹，当场毒死2人，中毒致伤71人。1941年6月，日军趁莱阳城赶集人多之时，在东门外顺风投掷瓦斯弹，当场毒倒数十人。因中毒后长期卧床不起者不计其数。

　　1941年7月13日上午，平度下马戈庄村民正在田间劳作。40余名日伪军由马场据点出动，向下马戈庄村逼近。毫无防备的村民发现敌情后四散奔逃，没来得及脱身的20余名村民，被日军抓获，日军强行将他们驱赶到村民张兴学的5间空房内，锁上房门，向屋内施放毒气，并将屋顶浇上汽油，放火燃烧。日伪军在旁观火取乐。屋内的群众被烟呛火燎，毒气攻心，拼命砸门破窗逃生。凶残的敌人向逃生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5人。一名3岁的小女孩随大人逃生，被日军击中，惨叫着倒在血泊中。其余12人被抓住，敌人将他们一个一个，倒着扔进水井里，并向井里投下石头。这次惨案，15名无辜村民罹难。

　　1942年7月13日，马场据点的100多名日伪军下乡“扫荡”，直扑水磨涧村。驻平度大田泮家村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得到情报后，派出两个连进行阻击，一个连直插水磨涧村打击日伪军，一个连在傲崃山设伏，以备打击马场据点的援兵。当八路军战士向水磨涧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败局已定的日军指挥官竟秘密命令士兵戴上防毒面具，向村南山坡后撤，一面后撤，一面放火，一面施放毒气。八路军战士在追击途中，纷纷中毒昏倒。翌日拂晓，日伪军戴着防毒面具窜进村子，见到昏倒在地的八路军战士，即用刺刀一个一个的刺死。这次惨案，中毒被害的军民有90余人。

　　掳虐劳工 为以战养战，日军大肆强征老百姓，修桥铺路，筑据点，修碉堡，进行强迫性劳动。更令人发指是，日军竟有计划地掳掠劳工，送往东北、华北等矿区开矿。有的劳工被直接送到日本本土，从事各种艰苦和危险工种的劳动，受到非人的虐待，毫无生命保障。

　　1938年3月，日军强征民夫在蓝村火车站修据点，附近无辜百姓因此遭到日军宪兵的摧残和捕杀。9月上旬，蓝村三里村铁匠李同宝到古城打造农具，日军巡逻队发现他的挑筐里有一枚生锈的铁钉，硬说他是“八路”，举枪将其毙命。1940年3月中旬，蓝村车站日军强迫大批群众，在胶济铁路两侧挖深约5米、宽约6米的护路沟。被征来的民工每天劳作十几小时，中间很少休息。日军监工一旦发现有人歇息，随上前脚踢枪砸。日军监工闲极无聊时，拿民工取乐。他们让民工相互对打，从蓝村打到南泉，再从南泉打到蓝村。监工们一旁哈哈大笑，而民工们痛苦不堪，怒不敢言。即墨五里村村民潘述治，被日军强行抓去挖沟，内心极不情愿，挖沟时消极怠工。日军监工觉察后，将他毒打一顿，又命他转过身去，从背后一枪将其打死。10月下旬，即墨县西八区一农民被抓来挖沟，因病不能干重活，加之对日军的痛恨，与日军监工产生磨擦，惹恼日军监工。日军监工令这位民工挖好一个深坑，逼他跳下去，又强迫周围民工向坑里填土，将他活活埋在自己挖的土坑里。在挖护路沟期间，抗日游击队将汉奸、伪区长陈孟恩抓获击毙。蓝村站的日军宪兵闻讯后，将关在车站碉堡中的10余名民工，以私通“八路”为名，拉到车站北面一居民屋后，让他们每人用自己的上衣蒙着脸站着。众目睽睽之下，残无人性的日军，用刺刀将他们活活刺死，其场面惨不忍睹。

　　日军在即墨修碉堡、设据点，在铁路两侧挖封锁沟，枪杀、活埋民工达400余人。

　　1941年春，日军强迫数千名平度百姓修筑高（密）平（度）路。日军队长茨田沿路巡逻，动辄漫骂、鞭打。更为残忍是把修路的民工和种田的农民当活靶子打。当农民应声倒地时，茨田竟为自己的枪法准发出狰狞的狂笑。为修这条仅45公里的高平路，200多无辜群众被伤害。

　　日军还不断掳掠青壮年，运往东北和日本本土当劳工。1942年日本侵略军进行年关“大扫荡”，仅平度一县就被抓去青年500余人，先监押在青岛体育场，后发往东北抚顺、本溪等地的煤矿做劳工。据不完全统计，自1940年2月中旬始，经胶县站由胶济铁路运出关的被抓劳工，日平均达2900人以上。这些劳工过着非人的生活，九死一生，活着回来的寥寥无几。

　　惨案迭生 日军铁蹄所至，劫掠、焚毁、奸淫、杀戮，惨案连连，数不胜数。

　　公婆庙惨案。公婆庙村原属平度县，现属高密市。1938年2月，日军侵占平度城后，日军汽车经常往返行驶在胶平路上。车上的日军时常对沿途的村庄、树林、墓地等开枪射击或炮击。更有甚者，他们竟把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和过往行人当靶子打，以此取乐。公婆庙村的一位70岁的李姓老大娘在菜地里干活，就这样被他们开枪打死。

　　4月16日，国民党山东省第八行政专区保安第六团在曹克明、曹正直率领下，在当地村民的配合下，于孙家口村伏击了日军车队，缴获军车1辆，击毙日军中将中岗尼高以下29人。

　　17日，日军大队人马奔袭孙家口村，所幸村民都已转移，但仍有3名无法行动的病弱老人被枪杀，两人被打成重伤。全村80多户的房屋，除村头上的一栋外，全部被日军放火烧为灰烬。

　　为防日军再来报复，孙家口、公婆庙等村的群众联合起来，在公路上挖沟拆桥，以阻滞敌人车队。4月25日，100多名日军分乘4辆汽车，从青岛直扑公婆庙、孙家口等村。因公路已被破坏，汽车不能通行，相距很远他们就跳下车向公婆庙村开枪开炮，扫射轰击。随后，从东、南、北三面包抄过来。

　　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他们先以枪、炮向村北松树林里猛烈扫射、轰击，接着攻进了村子，挨户搜查，见人就杀。从村东窜进来的日军，一面放火烧屋，一面向逃跑的群众开枪射击。60多岁的村民王兆瑞带着10岁和2岁的孙子逃难，被追上来的日军踢打而死。两个孙子见状，小孙子趴在爷爷身上哭喊，大孙子奔上去，搂紧日军的大腿哭喊着“要爷爷”。穷凶极恶的日军竟扯着他的两条腿用力摔出很远，跌得鼻青脸肿。村民王道利、王成恩和6位六、七十岁的老大娘，临时聚集到了王道昌的家里，日军发现后，将门堵死，浇上汽油后放火，屋里的人往外跑他们就开枪打。结果外逃的3人都被打伤，其余的被活活烧死。60多岁的村民王乃义儿子早亡，与儿媳及十几岁的孙子相依为命，祖、媳、孙三代相携外逃，刚出村就被日军冲散。当王乃义在湾沿上找到他心爱的小孙子时，小孙子已被枪杀。

　　嗜杀成性的日军，一面奸淫烧杀，一面向村西北方向追赶村民。他们把村民驱赶下圩沟，架起机枪，猛烈扫射，眨眼间，男女老幼，倒下一片，哭喊声惊天动地。村民李元章的妻子怀孕8个月，日军竟用刺刀刺破她的肚子；怀抱周岁婴儿的村民张天月，被日军一枪打死，婴儿在他怀里哇哇大哭；村民张玉先和他的爷爷、母亲、姐姐以及邻居王道明，被赶到一片墓地，妻子、孩子一齐哭喊着求生，但灭绝人性的日军竟凶残地向他们开枪。张玉先身中三弹，昏死倒地，他的爷爷、母亲、姐姐中弹身亡；身强力壮的王道明见求饶不成，猛地冲出，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拼命奔跑，终于脱险。张玉先从血泊中苏醒过来，只见墓地里躺着一片亲人的尸体，唯有张天月的小儿子还活着，正伏在他死去的父亲身上哭喊。邹明才的爷爷、奶奶、妹妹和大伯、大娘5人躲在村外一座大桥下，被日军扔进一颗手榴弹，5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无一幸存。

　　这时，又有40多名村民被驱赶到西圩沟。日军挥舞着刺刀逼问：“是谁打死了皇军？尸体埋在哪里？”“不说就统统地枪毙！”人们不答。一名日军向站在前头的村民张西德刺来。愤怒的张西德飞起一脚将其步枪踢掉。日军见状，一拥而上，将张西德捆得结结实实，乱刀刺死。教员张天阶被日军活埋。近乎疯狂的日军见问不出被打死的日军尸体所在，就端起机枪，对着手无寸铁的村民一顿扫射，顿时鲜血飞溅，哭声震天。40多名村民中24人当场死难，其余均受重伤，几天后死去大半。

　　敌人又强迫7名村民带路去找被打死的日军的尸体，找游击队。当走到孙家口村后时，将他们身上浇上汽油，点着火。7人被活活烧死。

　　日军从村里杀到村外，直杀得人迹罕见。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又将抓来的几名妇女的衣服强行剥光，戏弄侮辱，寻欢作乐。接着，借风势从西南角放火，全村顿时一片火海。躲藏在外的村民明知家园被毁，也不敢回来救火；少数冒着危险回家救火的村民，全被日军杀害。

　　日军将公婆庙村烧光后，于下午4时离去。他们又一路烧杀抢掠：在杨家丘村，烧毁房屋10间；在王家丘村烧毁房屋91间；在谭家村枪杀群众1人。最后，窜入前双丘村，全村160余户，除4户幸免外，全被烧光，全村一片瓦砾焦土。

　　在公婆庙惨案中，109位村民被杀，70多人受伤，1000余间房屋被毁。

　　杨家惨案。1941年4月14日，日伪军向大泽山根据地“扫荡”，由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举办的全县教师培训班70学员被日伪包围在杨家村，县长罗竹风组织大家突围。当突围人员爬向南山时，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除少数人翻过山顶逃脱外，多数人被逼回村里。县政府教育科长郁山和妻子黎芳当场中弹牺牲。枪声一停，残暴的日军立即查看中弹倒地人员，发现有人活着，即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死。在南山，有40多人遇难。

　　日军进村后，到处放火，并将抓到的教师董高占和村民杨振德、满小泮、满洪运开枪打伤，然后又一个个推到大火里烧死。教师张治堂被抓住后，日军用刺刀将其肚子刺透，再拖至村外枪杀。村民满智、满音被机枪打伤，日军追上后连刺数刀，将他们杀死。最后，日军将在村里抓到的30多名教师和12名村民，用绳子和腰带绑住，押到村南一块梯田里，集体枪杀。除少数人听到枪响应声倒地得以幸存外，30多人遇难。

　　女教师孙爱真，从杨家村逃出后，在河庄口附近被日伪军抓住。敌人解下她的腰带，将其一只手拴在马鞍上，要她一只手提着裤子跟着马跑，跑不动就打，直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孙爱真被拖到掖县后，日军撕开她的衣襟，用烧红的铁铲子烙她的胸膛。奄奄一息的孙爱真后来侥幸活了下来，周身疤痕。

　　日军在离开杨家的归途中，在马山抓到两名女工作队员，带到小庙后据点，剥光其衣服，用烧红的铁棍烙烫全身，然后把她们枪杀。回家探亲的八路军战士满喜桂，不幸被俘。日军将他押到小庙后据点后，放出狼狗将其活活咬死。

　　杨家惨案，日军共杀害干部群众70多人，其中教师20余人。

　　毛子埠惨案。1938年5月7日夜，驻蓝村日军一个小队，在汉奸走狗带领下，来到即墨毛子埠村（今七级镇）劫掠捉人。该村群众用土枪土炮还击，打死日军9人，伤多人，日军狼狈逃回。

　　8日拂晓，日军从胶县、城阳、南泉、蓝村调集数百人，包围了毛子埠村，并在村头和主要街道架起机枪和小炮。日军进村后，见房就烧，见人就杀。他们将抓到的44名青壮年锁在两间场院屋里，四周堆放上高粱秸，浇上煤油点燃，外面架起了机枪。烈火中，人们在屋里被烧的拼命哭叫、挣扎，日军却在一旁拍手狂笑。可怜年轻力壮的44名无辜同胞只冲出了7人，又被日军用机枪射死4人，只有3人得以幸免，其余37人全部被活活烧死在场院屋内。事后死难者家属去认尸时，看到个个被烧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那里还能辨认出那个是自己的亲人，只好随便抬一个回去掩埋。

　　另一支日军将抓到的15名小伙子，毒打后用机枪集体射死。郭车岩、郭洪丕、赵洪福等村民，有的被日军用绳子套住脖子吊在树上，用刺刀从小腹挑到脖子根；有的被绑住双脚倒挂在树上，用刺刀从胸口豁到小腹，肝肠坠地，血流如注，其惨状目不忍睹。村民赵永风常年有病，瘫在炕上多年不能动弹，这样的病人日军也不放过，硬把他拖到大街上用刺刀捅死。

　　孕妇李姜氏眼看就要分娩了。她见日军如此残暴，吓得慌忙往村外跑，被日军赶上杀害。老教书先生郭洪德，平日说话谨慎，举止斯文。他满以为日军不会无辜杀害清白良民，所以日军来了他不跑不藏，岂知日军闯进他家后首先给了他一刺刀，又连续在他前胸后背上捅了五刺刀，教了一辈子书的郭洪德就这样含恨倒在血泊里。朱风春一家老少三辈4口人被绑在一根绳子上，日军先用刺刀捅死了他的祖父、父亲和叔父，刚满15岁的朱风春也顺势随着大人们一起倒了下去。这样，他祖孙三代只逃出了朱风春一条活命。郭从先及其父亲和两个叔父被日军抓起来后，他父亲趁机逃跑，当场被打死在麦田里；二叔被日军活活捅死；三叔被绑在树上用刺刀开了膛。然后，日军用刺刀比划着，逼着郭从先带领他们去搜枪。当走到村西头的一眼井旁时，郭从先趁敌不备，迅速跳到井里。鬼子搜过来后，朝井里开了一枪，子弹从郭从先的后背经前胸又穿透了胳膊。

　　惨案中，地主赵永观和村长赵永聚家也没有幸免。他们的房子全被烧毁。赵永观的大老婆、小儿子及孙女都死于日军的屠刀下；赵永聚的老婆、女儿、小儿子及一个长工也都被日军杀害了。外村在毛子埠专给地主家当长工的19人，在这次惨案中被杀害了6人。

　　在长达7个小时的烧杀中，被日军杀害的村民达180多人，伤残多人，全家被杀绝的有4户；烧毁民房700多间；烧死耕畜20多头；烧毁粮食、家具、衣物不计其数。同年秋天，由于惊吓、痛苦、忧虑，全村又连续病死50多人。一个仅有500余人的村庄，被日本侵略军一次就夺去将近半数的生命。

　　惨案过后，村中一片狼籍。被烧毁的残垣断壁烟火未尽，大街小巷的血泊中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男女老幼的尸体，劫后的惨状使人不寒而栗！当天下午，邻村的乡亲们纷纷来到了毛子埠村，帮助死难家属掩埋了亲人，扑灭了余火，安排了生活。惨案后的半个多月中，村里没有一个人在家居住，整个毛子埠村变成了一个死的世界。

　　日军侵占青岛的八年中，制造了无数的惨案，其罪恶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第二节 抗击日伪的武装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和血腥统治，并没有让青岛人民屈服，反而激起青岛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岛人民组织起来，用土枪、土炮，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渭田、花园头反击战 1938年2月19日，莱阳民先武装宣传队负责人庄国瑞、张咨明及队员崔涛，利用夏格庄集日，到夏格庄国民党乡校协商共同抗日事宜。上午10时左右，他们到达夏格庄。按预先分工，张咨明与崔涛到集上演讲宣传，庄国瑞到乡校与校长葛子明协商共同抗日。经庄国瑞的说服，葛子明深明大义，同意民先宣传队在夏格庄进行抗日宣传，并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愿与贵党共同抗日。”商谈完毕后，庄国瑞回到集上进行抗日宣传。

　　就在庄国瑞3人分别演讲之时，一名乡校士兵奉命将庄国瑞、张咨明、崔涛叫回了乡校。葛子明立即将即墨三甲乡校校长于永晓电话通报的“日本人乘车而来”的消息告知他们。庄国瑞等立即表示：坚决拦截，不能让他们过去！庄国瑞等率先跑向村南公路西侧准备截车，葛子明派副队长王海峻率8名士兵埋伏于公路两侧。不一会儿，日本汽车开来，庄国瑞等挥动小旗示意停车，日本人误认为是停车接受欢迎。车一停，庄国瑞和崔涛同时拉开前后车门，揪下前后两个日本人，隐蔽在公路两侧的乡校官兵也蜂拥而上，拖下另外一名日本人和两名汉奸，缴了他们的武器。两个汉奸吓得跪地求饶，围观群众齐声喝彩。之后，庄国瑞等与乡校官兵一起将5人押到乡校。庄国瑞等对葛子明说：“不能把他们放回去！”葛当场表示：“请放心，我若放了他们，莱阳83万同胞也不能饶我！”当天下午，葛子明对他们进行了审讯，方知是日本驻青岛海军宣抚班班长金堂文雄（也称丰田）大佐、翻译王吉先及随员司机等，是到莱阳劝降的。晚上，5人全被处死，尸体被投入村西枯井中。

　　此消息很快传遍全县，人心大快。为防敌人报复，莱阳县委组织群众与有关乡校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并发动青烟公路两侧的渭田、双山、宫家城等20余村群众，连夜拆除五沽河和渭田两座桥梁，截断公路，阻止敌人北犯。

　　20日上午9时许，驻青岛日军分乘两辆汽车，顺青烟公路北上，沿路途打探金堂文雄等的下落。当日军到达即墨县集旺疃村北时，见村民正在五沽河北挖沟断路，即疯狂向断路群众扫射，东双山村村民张显扬和西双山村村民张俊潘中弹身亡，宫家城村村民宫志德腿受重伤。日军见桥毁路断，车辆不能通过，只好窜回青岛。

　　面对日军的疯狂行径，中共莱阳县委和民先县队部决定进一步发动沿路群众，配合夏格庄乡校，做好反击日军再次来犯的准备。莱阳保安团也已命令夏格庄乡校组织各村出夫在五沽河北岸抢修工事；沿路各村组织民众自卫队，广泛收集铁砂、生铁，集中土炮、土枪组成土炮队、土枪队，赶造火药、土炸弹等，准备迎击日军；夏格庄乡校奉命派出两个排兵力，姜山、店埠乡校各派出一个排到渭田村，做好阻击日军的准备；夏格庄、姜山、店埠等其他乡校官兵也做好准备，随时奉调迎击日军。

　　3月9日中午，70余名日军乘两辆汽车，直扑渭田。当敌人接近五沽河桥头时，严阵以待的夏格庄、姜山、店埠等乡校官兵和村民众自卫队操纵20余门土炮、40余门“二人抬”及数十支土枪一齐开火。日军遇到猛烈炮火的轰击，死伤惨重，虽多次组织反扑，均被击退。战斗相持到下午3时，日军败退后撤，抗日军民则紧追不舍。当日军逃到集旺疃村后三官庙时，又遭到即墨县三甲乡乡校官兵和抗日义勇军的伏击。日军腹背受敌，丢掉汽车，依托路边沟堑继续顽抗。翌日上午9时，日军援兵自青岛赶到，抗日军民撤出战斗。日军闯入集旺疃烧杀抢掠，打死村民3人，烧毁房屋300余间，丢下打坏的汽车一辆，用另一辆汽车拉着伤兵，窜回青岛。此役，毙伤日军30余人，击毁汽车一辆，而抗日军民仅伤亡10余人。

　　3月16日，驻青岛日军第五师团联合驻平度城的山泽部队，兵分两路进攻莱阳，企图占领莱阳城，打通青烟、莱平公路，控制胶东。当日上午，南路日军300余人分乘17辆汽车沿青烟公路北进。即墨三甲乡校校长于永晓将消息电话告知渭田乡绅张耀东，张耀东转告葛子明。葛子明立即率兵到五沽河北岸，与张耀东的土炮队一起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各村民先队员组织群众将做好的油饼、馒头和酒菜以及土炸弹、土炮等送到阵地。参战士兵受到鼓舞，士气大增。下午1时许，日军到达集旺疃后，两车日军下车向北进发。在日军距桥二三百米时，渭田土炮队员陈克杰首先开炮，接着所有枪炮一齐开火。日军遇到打击，判明乡校阵地火力部署，约一小时后，避开正面火力，朝宫家城方向运动，企图包抄渭田阵地。这时，葛子明也率兵转到宫家城，与日军展开激战。双方相持到半夜。当晚莱阳保安团团长刘东阳调来部分乡校士兵在夏格庄集结待命。当夜大雾看不清日军动向，待天明后日军已无影无踪。原来日军借助大雾，偷偷东去，潜入未曾设防的双山村过了夜。第二天上午，日军杀害了双山村民张银顺、张忠伦等17人，烧毁房屋200多间后窜回集旺疃。

　　3月18日拂晓，日军由集旺疃兵分两路进攻渭田。日军来势凶猛，乡校士兵一见，立即紧急撤退，土炮队也随之撤走，日军遂进入渭田和宫家城村。在杀害7名无辜百姓，放火烧毁300余间民房后，日军拆下民房门窗架起渭田西桥，并于11时许全部过桥，沿青烟路北上。下午到达孙受。

　　西路日军16日上午占领了平度县东部重镇古岘。中共莱阳县委获悉后，立即派县委委员王军光，到平莱边区的花园头一带，协同民先第九区队，在小沽河东岸进行阻击。国民党莱阳保安团和花园头小学校长、国民党员王葆忱也通知武备、岚峰、店埠等乡校官兵准备迎敌。当天，王军光和九区区委书记兼民先区队长王子阳，组织花园头、七岌等10余村的党员、民先队员和群众500余人挖战壕，修工事，各乡校官兵也到达预定地点，抢修工事。

　　次日拂晓，大雾弥漫，严阵以待的民先队员和乡校官兵，突然发现日军汽车灯光闪闪，沿莱平公路向小沽河河口开来，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当日军接近朱村桥头时，发现桥已被毁，即停止前进，准备涉水过河。当日军涉水东渡时，王子阳一声令下，民先队的“二人抬”土炮首先射向敌群，接着土枪、土炮、土炸弹一齐炸响，把猝不及防的日军打得晕头转向，丢盔弃甲，退回西岸。日军根据火力分布情况，重新组织反攻，并采取左右迂回的包抄战术，在正面炮火的掩护下，从河口南面、七岌村西两翼向中心阵地包抄。这时，蔡家庄的民先队13人，在蔡人广、蔡早立、于可由带领下，抬一门“二人抬”，背一篓子土炸药，扛六七支土枪赶到阵地，与岚峰乡校40余名士兵一起向渡河的日军猛烈射击。双方对峙时，武备乡校士兵撤离了阵地；民先队员王香林负伤，民先小队长王炳岩牺牲，王军光、王子阳也率民先队员撤回花园头村；岚峰乡校士兵、蔡家庄民先陆续撤出阵地。

　　花园头村离小沽河3公里，200多户居民，村四周有护村土围子（土墙）。王军光、王子阳率民先队撤回本村后，立即与王葆忱商量对付敌人的对策。决定由王军光、王子阳负责，组织老弱妇孺向村北转移，同时组织民先队员和青壮年群众准备武器守围子。王葆忱负责联系莱阳保安团派兵增援。

　　上午9时许，300多名日军乘汽车分3路扑向花园头村。一路奔村东沟，一路奔村西荷花沟和坟地，一路正面攻打土围子。围子上的保安团士兵和民先队员一齐开火，“二人抬”土炮、土枪、土炸弹射向日军。日军一边在汽车上向土围子开炮，一边组织突击，正南的日军首先占领围子外小花园头村。10时左右，日军在枪炮掩护下，三路齐攻，花园头军民猛烈还击，日军伤亡数十名。西南门外有几个日军爬上屋顶，用机枪疯狂扫射，守西南门的王培训牺牲，王永训和保安团一个士兵负伤。而王桃林、王谦林、王永训等十几名青壮年，用十几支土枪、两门“二人抬”土炮和土炸弹继续还击；南门围子上的王恒林、王金彩等数十人，用一门土炮、4门“二人抬”，十几支土枪反击日军。当一股日军接近围子时，王金彩点响土炮打退了日军，他也当场牺牲。东南门守卫王维峰、王朴财等3人在激战中牺牲后，王兴玉、王焕文、王兆贵、王维汉等20余人，把两门“二人抬”阴蔽在围墙洞口，连同十六七支土枪连续反击。保安团士兵受到鼓舞，也一齐射击。将近中午，弹药越来越少，伤员增多。这时日军在西南门打开缺口，冲了进来。民先队员和群众在共产党员王军光、王子阳带领下，手拿铁锨、铡刀片、粪钩、棍棒奋勇而上，杀向日军；国民党员王葆忱兜着石头，与群众一起，与敌拼杀，不断将立足未稳之敌打下围子。混战中，李德顺将土炸药点燃丢向日军；王泮林用牙咬住敌手夺下枪反击；王海峰用小碌碡把日军砸下围子，其二弟王海屿、三弟王海岳手拿铡刀片东拼西杀，最后3兄弟壮烈牺牲。血战至午后，日军从西南门攻进村子，王军光、王子阳指挥人们向村北撤去，日军在南围墙上架起机枪疯狂扫射，王葆忱和一些群众倒在血泊里。凶残的日军进村后，闯入民宅，见人就杀。几个日军士兵冲入王葆忱家，王的母亲和妻子用菜刀与日军拼杀牺牲。王海峰兄弟3人的家属11口，藏在地窖里，被日军放火全部烧死。下午2时，日军烧了半个村庄，拖着40多具尸体，东去孙受，与进犯渭田的日军会合，经店埠、张官寨窜回青岛。

　　渭田、花园头血战，从3月9日开始至18日结束，大小战斗5次，使日军付出沉重代价。日军伤亡110余人，抗日军民伤亡81人。这场血战，粉碎了日军妄想轻易夺取莱阳、进而侵占全胶东的迷梦，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这次战斗，也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赴国难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伟大。

　　粉碎日伪对大泽山根据地的“扫荡” 1940年秋冬，日伪军对大泽山进行“扫荡”，先后在马场、崮山后、高望山、小庙后、夏邱堡、大田、花埠等地增设据点，在战术上实行步步逼进、层层包围、“铁壁合围”、“捕捉奇袭”、“拉网扫荡”、“纵横扫荡”、“梳篦扫荡”、“辗转抉剔”等，企图以此消灭抗日军民，摧毁大泽山根据地。

　　同年冬，中共胶东区委、行署机关以及胶东党校、抗大支校等2000多人由抗大支校校长贾若瑜、政委廖海光率领，转移到山区所里头后，被平度、掖城的日军团团围住。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封锁所有的道路。无坚守防御条件的胶东党、政、军机关1000余人立即组织突围。抗大支校官兵在一位“羊倌”的带领下，沿着一条荒僻的山路，掩护突围。支校一个连在所里头山顶吸引和牵制敌人。全连指战员机智勇敢，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战斗中，通讯排长郭永刚和班长胡文奎光荣牺牲。

　　1941年1月，山东纵队五旅司令部和警卫营在下马戈庄（现属崔召镇）驻防。因奸细张修刚告密，26、29日先后两次遭到日伪军袭击。26日（除夕），平度城和掖县小庙后两地日伪军从东、北两个方向包围了马戈庄。五旅司令部和警卫营，凭借有利地形突出重围。29日凌晨，平、掖两城日伪军又从东、北两个方向将马戈庄包围，并将西北山沟封锁，截断五旅退路，五旅战士奋勇拚杀，突出重围，但伤亡30多人，政治部副主任张铎和锄奸科长林孟牺牲。

　　1942年5月25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岗村宁次亲自指挥，顽军赵保原紧密配合，以数千兵力对大泽山根据地连续“扫荡”23天。六七月间，小庙后、夏邱堡日军三次“扫荡”大泽山高家，烧毁民房300余间。11月12日，掖县、平度日伪军合击驻防崖刘家的西海独立团一营和平西县工委、行署机关，平西县工委书记宋光牺牲，我军政人员伤亡近200人。12月21日，日军麇集数千兵力，以拉网的形式向大泽山根据地猛扑过来，西海党政军机关向东转移至莱西萌山一带，遭敌军合围，西海地委书记于己午、参谋长于一心、胶东青联主任林江等牺牲，西海党政机关遭到严重损失。在此次“扫荡”中，日军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

　　面对敌人的暴行，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遵照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各区、村民兵组织，广泛开展山地游击战，到处布下天罗地网，主力部队在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出其不意，敌人以巨大杀伤。

　　1942年3月7日，乔天华率南海独立营，在张美夼村击退马场据点前来偷袭的日伪军，打死敌军20余人，其中日本军官1名，活捉伪军30多名。4月4日，五旅十四团在西海军分区、平北县大队配合下，一举攻克店子据点，歼灭伪军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步兵连；捣毁了伪区公所，抓获伪区长孙鹤亭，缴获大量布匹和军用物资。这年六七月间，高家、韭园民兵用地雷杀伤敌人120人。8月24日，夏邱堡、花埠敌人妄图袭击驻高家的西海司令部，韭园、高家民兵在高禄云、周维绪带领下，到处埋设地雷，配合西海武委会共同作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西海司令部安全转移。

　　1943年春，西海军分区司令员陈华堂、政委吕明仁在高家一带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5月20日，西海地委在西羞鱼村（今属长乐镇）组织了保卫麦收伏击战，获得胜利。6月10日，西海独立团在大泽山东麓彭家、纸坊一带埋伏，全歼驻大田据点伪军一团一、二营，毙伤伪军32名，俘伪营长以下262人，缴获长短枪250余支。7月27日，西海军分区司令员陈华堂率独立团，在平北县大队配合下包围了崮山后据点，上午8时，战斗打响，摧毁敌人3个碉堡，毙日伪军警备队长以下50余人，生俘伪三区区长尚涤生以下90人。8月中旬，平度、掖县日伪军3000余余，联合进攻大泽山，被高家等联防民兵布下的地雷炸得人仰马翻，日伪军拖着250余具尸体狼狈逃窜。9月至11月，大泽山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与敌作战75次，毙伤日伪军144人。

　　为了保卫大泽山根据地，胶东主力部队和平度地方武装在大泽山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同敌人进行了上百次战斗，使根据地日益巩固与扩大。

　　莱西军民反“扫荡” 1941年11月28日，驻莱阳日伪军600余人，窜到莱阳北部崤山东麓抢粮，莱阳县大队奉命出击，发生激战。山东纵队五旅十五团获悉后，立即派出两个营，在团政委雨晴带领下，支援莱阳县大队，与前来抢粮的日伪军展开顽强博斗，击退日伪军，保卫了招莱边区几十个村庄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从1942年1月开始，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率其独立混成第五、第六旅团，在驻青岛、烟台日本海军及各县伪警备队配合下，对胶东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春季“大扫荡”。中共胶东军政委员会制定了坚持边沿区斗争，粉碎敌人“蚕食推进”的战略方针，采取“分区坚持、互相配合”的战术原则。

　　1月中旬，日军2000余人，在驻平(度)、招(远)、莱(阳)、掖(县)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配合下，向平招莱掖边区根据地发动进攻。莱阳县大队、区中队协同山东纵队五旅主力部队冲出敌人包围圈，在外线数次袭击日伪据点，在平度的大田、所里头、马戈庄等地给3000余名日伪军以迎头痛击，毙伤日伪军250余人。3月29日，县大队、区中队配合五旅在招远仰望顶击溃日军大岛部队，毙伤日军190余人，大岛被击成重伤。5月21日，五旅在海(阳)、莱(阳)地方武装配合下，击溃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秦毓堂部对海莱边区根据地的联合夹击，打退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对牙山周围根据地的进攻。至此，日伪军的春季大“扫荡”被粉碎。

　　11月8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由北平飞抵烟台，亲自部署作战方案，由日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主力和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六、第七旅团的部分兵力，计约1.5万余人，以及伪军、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秦毓堂等部兵力，计约5000余人，由海、空军配合，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冬季拉网式“扫荡”。日伪军采取“拉网合围”的战术，先后对马石山、崂山、磁山、牙山、艾崮山和两目山等山区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在这次反“扫荡”中，胶东八路军和地方武装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分区坚持、互相接应的方针，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在军事部署上，胶东八路军以烟青公路为界，路西的十三、十四、十五团以及西海、南海、北海3个军分区，由山东纵队五旅统一指挥，在大泽山进行反击；路东的十六、十七团以及抗日军政大学胶东分校、东海军分区归胶东军区统一指挥，在牙山周围根据地进行反击。同时，由胶东区公安局干部及警卫部队组成胶东军区战时戒严指挥部，发动群众在中心根据地开展反“扫荡”斗争。

　　12月21日，日伪军集中兵力，向以大泽山为中心的平招莱掖边区根据地进行拉网“扫荡”。进入莱阳境内后，日伪军以山里吴家为中心，向东进行拉网合围。县委宣传部长刘汉清负责的七、八、九区区中队被拉入网内后，化整为零，灵活机动地冲出包围。县委书记苏进程带领机关人员驻谭格庄一带，在日伪军网外进行袭击，配合西北部党政军机关人员冲出敌网。月底，县独立营配合五旅主力在福山一带伏击日伪军，粉碎了日伪对大泽山区的“扫荡”。在1个多月的反“扫荡”中，共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

　　1943年春，日伪军出动驻平度、高密、昌邑、胶县、即墨、莱阳等县万余兵力，对南海军分区和莱西南县进行拉网“扫荡”。一路以河里套北边的曲堤村为一线，由大沽河为界向西“扫荡”；一路以即墨县刘家庄为一线，由河里套南边向西；其它各路分别向平度县东南的大洼集中，企图合击南海军分区和莱西南抗日武装，摧毁刚建立不久的河里套抗日根据地。莱西南抗日武装在南海军分区率领下，与日伪巧妙周旋，采取“一夜一行军，一夜一换防，一天一作战”的“麻雀战术”，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摆脱日伪的拉网合击，粉碎了日伪的“扫荡”。

　　胶南军民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 1944年8月20日，敌人在八路军春、夏季攻势中遭受严重打击后，调集侵华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步兵第一旅团、独立第五混成旅团、第六十五师团各一部以及伪军张步云、吴化文、荣子恒、李贤斋等1万余人，由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中康统一指挥，以3艘军舰、10余只汽艇在海上配合，分13路对滨海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

　　滨海区八路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及时由内线撤出，转移至外线进行反击，并以精锐部队一部挺进内线，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打击敌人。至8月30日，日伪军7000多人分6路向五莲山区洪凝、石场、罗圈等根据地进犯。其中驻诸城日军和伪张步云部3个营共1000余人，从许孟、仁里进至户部一线，南、北、西各路策应，进行野蛮“扫荡”。“扫荡”洪凝之敌，包围了滨北地委和军分区机关，并于合击圈以北10余里的大郭村预设重兵埋伏，并配有骑兵连，妄图一举歼灭滨北地委、军分区机关。地委党政军指挥机关领导军民奋起迎敌。广大民兵、自卫团在挺进内线的主力部队配合下，分头阻击敌人的疯狂进攻。滨北地委和军分区在掌握了敌人的阴谋后，当机立断，于9月6日午夜率机关人员、部队从进攻洪凝的两股敌军之间冲出包围圈，迅速转移到石场一线，占领有利地形，并派特务连插到敌后，冲杀敌人行军队伍。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做好了迎敌准备，在各主要路段埋设地雷，使敌人不敢走大道，只能顺山沟河道爬行。敌人合围扑空后，即尾随追击。滨海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民兵密切配合，利用山区阵地与敌周旋，不断袭击敌人。“扫荡”五莲山区根据地的敌军在滨海部队的沉重打击下，于10月3日分头退出根据地，窜回老巢。

　　在诸胶日边区根据地，日军纠集驻诸城的伪张步云部和李贤斋部，实行南北合击，对诸日公路以东的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乘八路军讨李(永平)战役后立足未稳、根据地尚未巩固之机，吞并诸、胶、日边区。敌人实行“纵横扫荡”、“捕捉奇袭”、“铁壁合围”等战术，步步为营，一村一镇地“蚕食”。所到之处，烧杀掳掠，肆意妄为。党组织领导县、区地方武装、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在新一一一师配合下，进行英勇反击。8月29日，驻诸城日军100多名、伪军300余名，沿诸日公路南犯，强拉民夫300多名，企图修通诸日公路诸城至转头山子段。这股敌军遭到抗日军民的迎头痛击后，于当日龟缩回城。9月2日，伪李贤斋部由泊里出动伪军400余名，强拉民夫800多名，携带大量物资到旺山重新构筑据点。9月8日晚，滨海十三团一部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攻克北山据点，毙敌40多名，俘敌12名，缴长枪10支、机枪1挺，余敌逃到南山据点。9月13日，抗日军民以高昂的斗志，同再次侵占旺山的500余名敌伪展开白刃决战，歼日军野村上尉以下官兵100多名，毙伤俘伪军300余名。另一股日伪军进犯重罗山、龙古山地区，又遭当地军民沉重打击，毙敌70多名，余敌逃窜。

　　南路泊里之敌与北路诸城、胶县之敌遥相呼应，于9月2日向根据地北进。9月11日，1000多名伪军胁迫数百名民夫分两路进占于家官庄、丁家大村、草场等地。滨海支队集中主力部队和基干民兵猛攻草场等地，歼灭崔家庄伪军一个连，迫使敌人放弃于家官庄西岭新修据点，并乘胜奔袭了官家庄、梨水之敌。日军恼羞成怒，从胶县调来日军500多名，率伪军相铭忱部，从王台出发，与伪军李贤斋一部从松山子出发至丰台南岭会合，妄图合击滨海支队主力。滨海支队跳出包围圈，并派该部政治部主任吴耘率一部在耿家沟北岭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吴耘等18名指战员顽强战斗，拼死阻击，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滨海支队主力跳出包围圈后，由外线打击敌人，迫使敌人撤出解放区，解放区军民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莱西军民粉碎日军开采石墨矿计划 1943年春，日伪在莱阳建立南墅、下堡据点，莱阳县独立营和七、八、九区武工队，在各村民兵配合下，经常昼伏夜出，袭扰日伪。南墅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日军为“以战养战”，即运来开矿设备，将卧石村北、庞家庄村南划为矿区，强征民工，开采石墨。针对日军的掠夺行为，莱阳九区区委按县委指示，由武委会主任刘丕兆负责，组织萌山、庞家庄等村的民兵，组成小分队，领导民兵以各种形式开展反开矿斗争。

　　磨洋工。日军开矿后，强征南墅周围村民充当矿工。刘丕兆为首的小分队以亲串亲、友串友的形式，发动矿工消极怠工，采取磨洋工办法，降低进度，减少产量。

　　反资敌。日军开矿需要大量的材料和粮草，小分队分散到各村开展反资敌活动。一面组织群众掩藏粮食、木材等，断绝日军生活来源；一面配合各村民兵捕抓下乡催粮催捐的伪乡长和伪乡丁，使他们不敢轻易下乡催粮催款。

　　扬矿石。在矿石开出后，小分队组织各村群众在夜间摸进矿区，将矿石扬到河里，不让敌人运走。

　　摸据点，搞袭扰。小分队乘敌不备，摸入据点埋设地雷、石雷，炸死炸伤日伪军，使日军不得安宁。芝山区20多人组成爆破专业队，对矿区实行地雷封锁，炸死日军8名，炸伤日伪军34名、俘10名，获枪12支。同时小分队在矿区周围设疑阵，打冷枪，预先串通矿工听到枪声即逃跑、躲避，经常造成矿区停工停产。

　　炸哨所。由于小分队的袭扰活动，日军无法正常生产。为维护生产，日军在矿区西山和东山各设一哨所，驻军一个班。这两个哨所居高临下，对小分队的活动十分不利。为炸掉西山哨所，刘丕兆与萌山村民兵赵希法设计一颗石雷，趁夜埋在哨位上。第二天日军上岗后，踏响石雷，炸伤数人，迫使日军撤掉西山哨所。在拔除东山哨所时，令小分队大费周折。该哨所离据点北山炮楼很近，小分队难以接近，强攻会打草惊蛇，自己吃亏。经刘丕兆和刘治国多日侦察，发现值勤日军每天都在哨所的一个背风向阳的地方生火取暖，即决定把地雷埋在生火的地方。可立时找不到地雷。经到处寻觅，山后村自卫团长找来一颗没有雷管的生锈地雷，经反复琢磨，把雷体安装雷管的套孔凿开，自制一个药捻作引信塞进套孔，四周用炸药填满封好。夜间摸上哨所，在日军生火取暖的地方将雷埋好，用灰作了伪装。翌日晨，十几个日军与往常一样正在围着烤火，地雷突然爆炸，6个日军当场毙命，其他重伤。东山哨所从此消失。

　　两个哨所被炸掉，为小分队进入矿区活动扫清了障碍。九区武委会先派庞家庄村民兵姜尚发摸清日军活动规律，然后派武委会干部刘治国带领于格庄民兵，乘敌不备，突然闯入矿区，俘虏日军一个老技术员，缴获开矿器具和照明灯，迅速撤出战斗。

　　此后，九区武委会组织各村民兵组成武装小分队，采用麻雀战、地雷阵战术，经常打击袭扰日军，使敌矿投资不少，收效甚微。

　　大泽山民兵的地雷战 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创建后，多次遭到日军侵犯，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大泽山民兵发明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石雷战，并因此誉满胶东，声震齐鲁。

　　1941年初，大泽山西麓的高家、韭园、南台、北台、所里头5个村组成了民兵联防。他们在西海和县、区武委会的领导下，首先开始使用地雷打击敌人。同年春，他们在高家村西叉道口、韭园村西蛤蟆湾埋设了3颗地雷，炸死炸伤进山“扫荡”的日军3名。地雷首先爆炸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民兵的士气，地雷的使用很快在大泽山推广开来。由于上级供用的铁雷很少，民兵们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开设了兵工厂，压雷壳，用硝、硫磺、木炭自制炸药，安装地雷。随着武装斗争的频繁展开，铁雷越来越显得不足。为了解决铁雷的不足，民兵们利用地理优势，就地取材，开始发明制造石雷，经过多次反复试验，1941年秋，高家村石匠高方和造出了第一个石雷，并爆炸成功。之后各村在此基础上继续改进，很快掀起了制造石雷的热潮。同年秋，他们在高家村西北河滩布下了石雷阵，日军用探雷器侦探不灵，结果有50余名日伪军被炸死炸伤，石雷的使用获得巨大成功。民兵们经过多次研究，又制造出绊雷、踏雷、前踏后响雷、真假雷、夹子雷、胶皮雷、竹筲雷，又逐步发明了连环雷、子母雷、空中雷、水雷等40余种，使地雷的使用由只能埋在地下而发展到挂在树上，放在水里，使敌人进入雷区寸步难行。在此基础上，他们集思广益，创造了石雷与铁雷结合、雷与枪结合、埋雷待敌与送雷上门结合的“三结合”新战术，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六七月间，大泽山高家联防民兵，用地雷3次杀伤日伪军120人。8月24日，夏丘堡、花埠敌人妄图包围驻高家的西海司令部，高家联防民兵在“爆炸大王”高禄云、周维绪的带领下，到处埋设地雷，配合西海武委会，共同作战，击退敌人的进攻，保卫了西海司令部安全转移。

　　经过多次战斗，民兵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锻炼自己。他们坚持“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1943年春的一天，200多名日军从小庙后向夏丘堡进发。民兵闻讯后，在大葛门口设伏，并埋下了一颗插有咒骂日军木牌的大型地雷。当日军气极败坏地拔掉木牌时，地雷爆炸，杀伤日军5人。民兵随即出击，将敌击退。不久，大田据点的日军出动“扫荡”，民兵埋伏在岐山口，当敌人进入埋伏圈后，枪雷齐鸣，杀伤日军6人，战马4匹。是年10月5日，平度、掖县的600余名日伪军进犯大泽山，被胶东军区授予“铜墙铁壁的高家民兵联防”光荣称号的高家联防民兵在北石山埋设地雷500余颗，他们诱敌深入，铁雷、石雷齐开花，打得敌人首尾难顾，寸步难行，一天没走上10里路。炸死一名日军指挥官和一匹战马，最后狼狈逃回据点。日军被炸得吓破了胆，在北石山上写下了“反对スルノ”标语，意思是告诫他的同伙“这里有反对者”。这条标语经过60余年的日晒雨淋，至今仍清晰可辨。平北民兵从4月中旬至5月中旬，一个月时间里，与敌人作战25次，毙伤日军18人，击伤战马5匹，夺回粮食300多车，破路15公里。9至11月间，大田、大泽山民兵与日伪作战70多次，炸死日军37名，伪军20名，伤俘敌探130名，缴获步枪25支，炮5门，手榴弹200余枚，拆桥7座，割电线20余公里。胶东军区在《大众报》上予以表扬。韭园村的民兵在周维绪的带领下，成立8人的爆炸小组，自制石雷，先后杀伤日军28名、伪军32名、战马1匹，被评为胶东“民兵英雄”、“爆炸大王”。

　　大泽山民兵发明的石雷战，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在日伪军中传出了“进了大泽山，把命交给天”的哀叹。胶东《大众报》多次报道大泽山民兵的战绩，大泽山被誉为“石雷之乡”。

　　在大摆地雷宴，炸得日伪军人仰马翻的同时，大泽山民兵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土法上马，制造炮弹，涌现出一批战斗英雄、爆破大王。如平北“三只虎”张增庆、刘洪范、仲照明，“三不死”民兵英雄满进堂，“独脚英雄”王仁德等。

　　张增庆，原名张日明，人称张二虎，为平北蟠桃区武委会主任。1942年，他用碾管芯做炮筒，用手榴弹加炸药制成炮弹，经多次试验获得成功，射程超过三华里，被称为“二虎炮”。首战连发四、五炮，炸得北台据点里的敌人晕头转向。不久，伪县长张松山亲率保安大队，与北台据点日伪军一起，包围荆家村，要活抓张增庆，结果扑了空。正在这时，从远处接连飞来用“二虎炮”发射的四、五颗炮弹，几名汉奸被炸死，张松山吓得扑倒在地，日伪军仓皇窜回据点。1943年8月，紫荆镇伪镇长姜云智，强迫各村限期交纳银两，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张增庆决心为民除害。作恶多端的姜云智不敢住在七里河子村自己的家里，而在平度城桥北伪治安军司令部附近买房子躲藏起来。张增庆先派姜振太利用地下关系潘新生秘密摸清姜云智的住处。第二天夜间，张增庆、仲照明、潘洪仁，扮成要饭的，摸进平度城，撞开姜云智的房门，躺在炕上睡觉的姜云智尚未完全醒来，就命归西天了。事后，平北县政府赠给张增庆一块写有“英雄无敌”的横匾，以资嘉奖。1945年春的一天早晨，平度城的日伪军到牛山抢粮。张增庆获悉后，扛起“二虎炮”，率领民兵截击。当发现敌人行进至牛山坡时，连开五炮，敌哨兵被轰下山顶，敌人听到炮声，以为是八路军主力，吓得丢盔弃甲，奔回城里。在战斗中，张增庆获得多种荣誉。他发明的“二虎炮”，现存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熠熠生辉。

　　仲照明，人称“仲二虎”，为蟠桃区武委会副主任、荆家联防副指挥，多次带领民兵与日伪军进行斗争。他们拆桥、破路、割电线，使敌人不得安宁。特别是与张增庆一起智杀伪镇长姜云智，使他名闻遐迩。

　　刘洪范，人称刘二虎，先任平北县一区民兵队长兼八路军西海司令部通信员，后任蟠桃区武委会副主任。1943年冬参加八路军。他经常化装成伪军官、商人、农村老大爷和乡村姑娘，到平度城里或农村日伪据点寻找战机抓俘虏，缴获枪支，打击敌人。被西海军分区、胶东军区授予“胶东战斗英雄”、“爆破大王”、“缴获大王”等称号。

　　大田西葛家民兵英雄满进堂，在1942年的岐山战斗中，他埋设的地雷炸死炸伤10多个敌人。1943年3月，他带领民兵沿路埋设地雷，杀伤敌人30余名。他曾三次负伤，不下火线，被称为“三不死”的民兵，荣获胶东军区“民兵英雄”的光荣称号。

　　前杨召村民兵王仁德，只有一条腿，但他身残志不残。1942年，他用铁管做土炮，制炮弹20多个，改装手榴弹200余枚。这些武器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被誉为“独脚英雄”。

　　抗战时期，平度民兵战绩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与日伪作战2200多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600多人，烧毁汽车10多辆，缴获战马30余匹，枪支1700余支，涌现出胶东区级战斗英雄46名。

　　讨伐伪军李永平部 李永平，又名李子瑞，高密县后秦家庄人。幼时去东北，九一八事变后返回家乡，联络当地一些土匪、流寇，组成游击队，占山为王。1938年1月，经国民党军统特务分子、滨海上校组长王明甫的游说，与诸城土匪队伍李鸿升合并组成游击队，共300余人，编入国民党路景韶部，授番号为“第五纵队特务大队”，李鸿升为大队长，李永平为中队长。他们以抗日为名，继续干着绑架、勒索、抢劫等土匪勾当。3月，厉文礼出任国民党山东第八行政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鸿升在王明甫的诱导下归顺厉文礼，授番号为国民党山东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十二团，李鸿升为团长，李永平为一营营长。5月，李鸿升亡故，李永平接任团长。1940年春，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进驻山东，整编鲁东的保安游击队，第十二团被改编为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队第二纵队第六支队，李永平为支队长，支队部驻于家官庄。1941年冬，盘踞在诸城的国民党山东独立二师师长张步云和盘踞在胶县的国民党保安第七旅旅长姜黎川，与李永平发生内讧，张步云联络姜黎川发兵夜袭李永平司令部驻地于家官庄，李永平退至泊里镇，与张步云、姜黎川对峙。后张步云、姜黎川发生矛盾，各自撤兵，李永平遂以泊里镇为大本营，四处扩张，控制了日(照)、诸(城)、胶(县)边的大片土地及沿海重要港口、盐场。

　　1943年3月，李永平在汪伪国民政府军事参议、第六支队一团团长李贤斋的表妹夫潘荫南的串通下，向驻青岛日军第五混成旅团长内田投降，改编为滨海地区警备军，辖3个团，共6000余人，其中战斗兵力4000余人，李永平被委任为少将司令。日军派高级军事长官金子、常川等到该部坐阵指挥。李永平也在青岛设立办事处，潘荫南为主任，直接与内田联系。后青岛日军又派一个中队驻泊里。

　　李永平投降后，遵照日军“向剿共迈进，更为完成华北兵站基地之使命，以异常之努力，从事农产物之增产，地下资源之开发，盐田之扩张，协力盟邦完成东亚之圣战”的旨意，横征暴敛，镇压共产党，袭击抗日根据地，成为驻青岛日军的东南屏障。

　　政治上，李永平极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按照日军要求，李永平在其控制区内实行“五家连坐法”，即一家有事，四家举发，否则五家连坐。如家中来了亲友，或死人，或娶亲，一律向据点报告；实行保甲制，若有私自潜逃者，遗留下的空屋，仍算原户，所承担的税赋劳役等由该甲其他户按原数分担，以示惩戒；每村推2名“公正”人，若被“公正”人发现3人以上在一起说话、议事，就有“种地”(即活埋)的危险；村里人外出讨饭，须由保长到司令部领牌子，牌子保存在保长手中，早晨外出讨饭，到保长处领牌，晚上回来交还，若拿不到牌子，饿死也不准外出讨饭，否则以“共匪”密探论处；各村成立特务班，任务是保护据点外围的“安全”，先是三抽一，即兄弟三个抽出一个参加特务班，后又规定独身一人也有被抽的“义务”；在一些重点村庄成立“剿共委员会”，大部分成员由伪滨海地区警备军参谋处谍报科的特务分子、地痞流氓组成，主要任务是侦查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也侦查革命群众的抗日活动。此外，还建立特务组织——“勤劳服务部”，对内称政训处，由军统特务分子祝中岚任主任，设主任室、情报科、军事科、组织科，下设若干情报组(亦称情报站)，主要分布在封家庄、蒋家庄、崖下等十几个村庄。各组配备3至5名特工员，以小学教师、账房先生、郎中等公开身份，隐蔽活动在各个角落。同时，还有近60人的流动情报员，归谍报科和政训处双重领导。这些流动情报员以赶集、摆摊、补鞋、相面、占卜、理发等职业为掩护，监视行迹可疑人员。

　　经济上，他强征劳役、税捐。如征收老百姓的棉花，再派给老百姓纺成线，由各村出织布机、机匠，集体织布；让女工到泊里镇集体缝军衣，晚上任由他们侮辱；各据点都有权“爱护”老百姓，给各村配给东西，如茶叶、卷烟、布、棉花、烧酒、鞋等，收款时按比市场价高出几倍的价格计算；每年夏、秋两季征收“公粮”，送往青岛供给日军，仅1945年春一次就向青岛运去3船近200万斤小麦，途中被盟军飞机炸沉2艘，后捞出部分，将这部分霉变小麦强行摊派给老百姓，让老百姓以好小麦顶替。同年4月，正是鱼汛季节，李永平不让渔民捕鱼，将船集中起来给青岛日军运送小米、地瓜干，因大雨，船仓进水，造成4万多斤小米、地瓜干霉烂，这些损失最终还要老百姓负担。李伪除征粮供给青岛日军外，还每月征收粮草供自己使用。1943年至1945年间，共征收给养粮1200多万斤，征款800多万元(伪钞)；强征民夫70多万人次，修据点42处，炮楼300多座，所需材料全部由老百姓负担，而且抽丁修炮楼，还得自带给养。由于大量抽丁抓夫，致使泊里周围的大片土地无人耕种而荒芜。

　　军事上，他一面扩充队伍，修筑工事；一面进攻八路军和地方人民抗日武装，“蚕食”根据地，死心塌地地追随日军，并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进行垂死挣扎。

　　李永平以及后任李贤斋卖身投敌，甘当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犯下了滔天罪行，人民恨之入骨。

　　1944年2月下旬，八路军滨海部队拔除了石沟崖、纪家店子两个据点，歼灭日照伪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朱信斋部500余人，打通了滨北与滨中地区的联系。朱信斋部被歼后，盘踞在叩官、焦戈庄等据点的伪军张步云部，害怕滨海部队回戈一击，放弃据点，乘夜逃回诸城县城。至此，诸日公路以西，五莲山区以东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根据地后方保障线向前推进了15公里。6月上旬，滨海军区十三团、新一一一师在日照以北、诸城东南部地区连克陈家沟、市美、小河西、石坡子、店子、六汪等伪、顽据点，为讨伐伪李永平部创造了有利条件。

　　7月，滨海部队决定讨伐李永平部。此次讨李战役由滨海军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有滨海六团、军区教导团、炮兵连、特务连等组成右路纵队，由滨海六团团长贺东生、政委吴岱指挥，利用夜间由朱楼、石场、砥房一线进入两城以北地区，战役打响后由此向东挺进；滨海十三团(欠三营)、军区骑兵连组成左路纵队，由滨海一军分区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刘西元指挥，利用夜间从洪凝子出发，进入王台以南、市美以北地区隐蔽集结，战役打响后与右纵队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一一一师六六二团于障日山地区，六六六团于两城镇附近，师部直属队与独立团位于马耳山地区配合地方武装阻击由诸城、日照来援之敌，保障主攻部队翼侧安全，并发动群众破坏诸日公路；滨海十三团三营、莒中独立营、日北县大队、诸城县大队，分别监视和牵制日诸公路各据点之敌。

　　7月24日凌晨2时，讨李部队在北起市美、南至两城的百里战线上，向李伪几十处据点同时发起猛烈进攻。右路纵队滨海六团，由两城西北集结地分三路齐进，直取胜水、攒牛场、旺山据点，肃清了外围之敌。24日16时，青岛日军派出2架敌机在讨李部队阵地上空轰炸，企图阻止讨李部队进攻，但我军早有防空准备，敌机盲目投下10余枚炸弹后仓皇逃离。黄昏，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讨李部队发起总攻，激战一小时，攻克胜水据点，俘敌70余人，毙伤4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手枪、掷弹筒各1门，长短枪80余支，手榴弹20箱，子弹3000余发。

　　进攻旺山的滨海六团三营，于24日晨出奇制胜，首先攻占了旺山制高点，进而乘胜包围了萧家洼据点，直接威胁李伪大本营——泊里镇。泊里、塔山店子伪军300余人仓促出援，被滨海部队七连于萧家洼以南击退，毙伤敌50余人。当日黄昏，7连向萧家洼之敌发起攻击，全歼守敌。攒牛场之敌，在滨海六团二营包围攻击下，于7月25日晨突围，被歼一部。

　　左路纵队滨海十三团二营于7月24日拂晓包围后村据点，激战至25日黄昏，敌人突围，被二营追歼一部。二营乘胜攻战草场据点，并包围了藏马、龙古之敌。

　　当讨李部队向李伪发起进攻后，驻青岛日军第五混成旅团长内田十分惊慌，即令驻诸城的日军第二十大队(欠1个中队)300余人及伪军一部，共400余人，匆忙南下增援，于7月25日下午进至山东头以南地区，因胜水、攒牛场据点已被攻克，便转向凤凰庄一线向讨李阵地发动进攻。滨海六团特务连英勇阻击，援敌受挫。六团二营趁机向敌两翼迂回，形成三面夹击之势，增援之敌见势不妙，突围逃窜。时值雷雨交加，敌慌忙奔赴老鸦窝村，企图避雨过夜，又遭六团埋伏部队突然袭击，敌人猝不及防，自相冲撞，连夜冒雨逃回诸城。

　　26日，左路纵队连克藏马、龙古等据点，滨海十三团一营乘胜向李伪心脏地区泊里方向直插，包围了泊里以北的于家官庄据点；右路纵队滨海六团六连，围攻理务关据点，守敌90余人被迫投降。当晚，新一一一师六六六团围攻诸日公路上的坳里据点，激战3小时，守敌大部被歼，生俘30余人。

　　27日，胶县日伪百余人分乘5辆汽车增援泊里，行至水清沟，遭滨海十三团一部伏击，毙伤敌伪40余人，俘日军3人(其中女兵1人)，缴获伪币3万余元，击毁汽车4辆，残敌徒步逃回胶县。围攻于家官庄据点的滨海十三团一营在胜利的鼓舞下，组织火力发起猛攻，迫使敌人放弃据点，突围逃往泊里。

　　于家官庄据点被攻克后，李伪十分惊恐，西南庄、毛家庄等据点守敌不打自逃；王家滩、萝花前、跳坳、上湖、高家沟、后显沟等据点守敌，于7月28日晨乘船从海上逃跑；李部三团团长齐泰来丢开部下，于7月27日从王家滩经海上逃回泊里。

　　7月29日，讨李部队左右两路纵队在于家官庄以西胜利会师。胶县敌伪200余人增兵泊里镇；诸城敌伪500余人，日照敌伪300余人，沿诸日公路对进，企图打通诸日公路，进行反击。新一一一师六六六团四连，首先在甄家官庄阻击日照北进之敌，激战一天，将敌击退。30日，驻泊里日军200余人，在李伪400余人的配合下，分两路增援高戈庄据点，并向藏马山滨海十三团营地进犯。敌伪一路直奔皂户、丁家洼，十三团二连从丁家洼西山迂回向敌后袭击，予敌以重大杀伤后，撤出战斗，增援之敌得以与高戈庄守敌会合，随后与经于家官庄方向奔来的另一路敌伪配合，向胡家村阵地进犯。滨海正面阻击部队予以猛烈反击，又调动主力插向敌后，两面夹击，激战3小时，毙伤敌伪60余人。黄昏后，日伪全部逃回泊里。

　　同日，另一股日伪300余人从泊里出发，增援塔山守敌，下午5时进至金家官庄，遭滨海六团萨那营七连迎头痛击，特务连向敌后猛插，将敌军切成数段，伪二团长刘钧见势不妙，带领大部伪军落荒而逃，另有日军70余人和少数伪军被三营截住，经2小时白刃格斗，歼灭日伪50余人，其余残敌逃回泊里。

　　诸城南进之敌500余人，在日军第五混成旅第二十大队大队长朋田亲自指挥下，7月30日进至邱家官庄、甄家官庄以北，遭新一一一师六六六团一部伏击，后仍继续南犯，企图与日照北进之敌会合。翌日拂晓，该敌由河山店、青岗沟转向荒山前，又遭六六六团伏击，被歼60余人，当日窜至两城，此后在六六六团连日袭击下，于8月2日被迫北撤。8月4日凌晨2时，当撤至东十字路时，与滨海六团一营遭遇，一营佯败，迅速向重罗山区之戴家庄方向转移，诱敌至理务关。与此同时，滨海六团二营由大尚庄向理务关以西迂回，占领金家沟一线阵地，并遣1个连到曹家沟抢占有利地形，切断敌人退路；滨海六团三营占领了官庄至兰上一线阵地，形成对敌四面包围之势。黄昏，二营向敌发起攻击，歼敌70余人。溃敌遗尸逃窜，至转头山子，又遭新一一一师六六六团一部伏击，残敌继续朝诸城方向败逃，至殷家窝乐村，再遭军区独立团截击。两次伏击，歼敌50余人。诸城500余南犯之敌已溃不成军，所剩无几，是夜逃回诸城。

　　日本侵略军为了挽回败局，密谋纠集了日伪军万余人，在其五十九师团长细川中康的指挥下，计划分13路“扫荡”滨海地区。讨李部队为了适时地由内线转到外线，粉碎日伪军的秋季“扫荡”，于8月5日胜利结束讨李战役。

　　讨李战役，自7月23日至8月5日，连续战斗37次，攻克胜水、旺山、萧家洼、攒牛场等据点40余处，摧毁碉堡300多个，毙伤日伪军近500名，俘日伪军300余名，焚毁汽车6辆，缴获机枪4挺、掷弹筒3具、步枪300余支、短枪29支。解放了铁橛山、藏马山以西1000多平方公里土地和600多个村庄、30万人民，使五莲山、藏马山两根据地连成一片，控制了诸日公路大部和诸(城)胶(县)公路、海(州)青(岛)公路各一段，改变了滨北地区的抗日形势，巩固和发展了滨海、胶东两大战略区的联系，扫除了李部的泊里外围大部分据点，达到了预期目的。

　　战役中，诸、胶、日等地的地方党政干部、地方武装、民兵、民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割电线，毁公路，袭击敌伪据点，阻击增援之敌。五区委的党员经上级批准，分别打入李部的编练处、副官处及军医处等机关，搜集情报，掌握了李部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并绘制成图。在山东军区决定发起“讨李战役”前，地下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情报送交上级及军区部队。诸胶边工委和办事处动员7000多人支援前线，他们抬担架，送给养，慰问前线部队，大大鼓舞了士气，有力地保障了战斗的胜利。1944年，延安《解放日报》在一篇“山东捷报”的社论中特别指出：“滨北讨李战役，在整个战争的组织与军民合作上成绩特别显著……如此密切的军民关系和健全的组织工作，这就是敌后根据地的胜利之道。”

　　1944年10月，李永平在青岛病死，原一团团长李贤斋继任司令。讨李战役后，敌人认定内部有共产党，加紧搜查，同时加强“清乡”与“剿共”。1945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打入李部的共产党员牛启昶被捕，在敌人的折磨和诱降下，牛自首变节，供出了打入敌人内部的4名党员和各村的一大批党员名单。嗜血成性的李贤斋进行大肆逮捕，几天内抓捕了一大批人。

　　对被捕党员、进步群众，李贤斋施行香火触、吊打、坐老虎凳、灌汽油、抽筋、豁大腿搓盐、铁锨烙、割舌、活埋等酷刑，惨杀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制造了震惊鲁东南的“泊里惨案”。共产党员丁笑秋、丁桂花、丁荣娇姐弟被捕后，敌人诱降不成，施以压杠子、烙乳房、割舌头等酷刑。丁氏三姐弟坚贞不屈，被残酷杀害。从5月12日到6月16日，被杀害的党员、进步群众达300多人。

　　李贤斋的血腥镇压，更加激起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斗志，幸存的共产党员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活动。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滨海部队遵照党中央“限期解除当地伪军武装，坚决消灭拒不投降之敌”的命令，于11月27日围歼盘踞泊里的李贤斋部。战斗打响后，泊里一带的党组织，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带领民兵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泊里镇。

　　第三节 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和武装冲突。皖南事变后，山东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更为嚣张。在胶东，顽固派由政治反共为主转向军事反共为主，不断地包围、封锁、进攻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与日伪军相配合，进攻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青岛地区各县党政军民，在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区委、滨海区委领导下，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遵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给予了严厉打击。

　　反投降战役 1941年春、夏间，八路军山东纵队胶东部队发起了一次长达5个月、规模空前的反投降战役。这次反投降战役击败了以赵保原为首的投降派的军事进攻，打开了胶东的抗日局面。

　　从挂起“抗日”招牌起，赵保原一直与日军保持密切联系。为讨好日军，给自己留条后路，在反正时，即把原在该部的3名日军军官秘密护送到青岛，作为勾结日军的内线。1940年，又与驻青岛日军秘密协议，其暂编十二师在青岛和莱阳城设立办事处，与日伪保持联系。1941年冬至1942年春，赵保原两次将800余名壮丁送给日军，并贡献伪币350余万元，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则拨给10万余发子弹作为回报。在政权设置上，国民党的保甲组织与日伪政权同设一村，甚至合署办公。保甲长公开协助日伪征收捐税粮食，提供军用物资，使伪钞在莱阳各地流通无阻。在军事设施上，顽军与日伪之间，据点相望，互通情报，配合行动。

　　1941年3月，赵保原召集国民党第六挺进纵队秦毓堂、第五挺进纵队丁饽庭、国民党鲁东行署第七专员郑维平和丛镜月等，正式成立了以国民党暂编十二师为核心的“抗八联军”，赵保原任总指挥。他们纠集1.2万余人，兵分3路，于3月14日同时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

　　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胶东区党委、八路军胶东部队组织抗日军民给予坚决还击。1941年2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示五旅、五支队组织反投降战役，并派驻清河区的山东纵队三旅旅长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赴胶东参战。3月14日，胶东区党委在黄县的黄城村召开会议，成立胶东反投降指挥部，许世友任指挥，林浩任政委，吴克华任副指挥。

　　中共莱阳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以及招远、栖霞等县县委动员组织所有力量，全力以赴投入反投降斗争。按上级指示，莱阳、招远、栖霞三县成立联防指挥部，招远县大队大队长任指挥，莱阳、栖霞两县县大队大队长任副指挥，统一指挥三县武装力量配合主力作战。莱阳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民兵带领万名民工抬担架、运物资，支援前方战场。

　　反投降战役分3个阶段。3月15日至21日为第一阶段，五旅及清河独立团，东西合击，奇袭牙山，激战3昼夜，歼灭蔡晋康部1800余人，并将赵保原3个主力团压缩在海阳的郭城内。21日至23日，五旅又在牟平崖子全歼苗占魁部。同时还击溃了秦毓堂、郑维屏等组织的2000余人的援军。3月26日至5月为第二阶段，五旅及清河独立团一举攻克郭城外围高地，赵保原部突围溃逃，我军趁胜追击，歼其一部，并逼近赵保原老巢万第外围的发城。4月27日至5月1日，五旅及清河独立团在海阳的榆山与赵保原部5000余人展开激战，取得胜利。接着，部队乘胜包围发城。第三阶段历时3个月，两军对垒，直到7月27日攻克发城，顽军逃到万第固守。至此，历时5个月的反投降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顽固派1.5万余人，打败了以赵保原为首的“抗八联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大大削弱了胶东顽固派的军事力量，巩固了大泽山、昆嵛山根据地，恢复了牙山根据地，使胶东抗日根据地东西相联，胶东抗日局面大为好转。

　　祝沟之战 1940年8月10日，胶东主力部队组织了消灭国民党山东保安十八旅张金铭部的战役。

　　以张金铭为司令的顽军十八旅，总计2500余人，驻平度祝沟、刘家庄、石楼院、岔道口、店子、徐里、后寨等村。在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张金铭公开制造摩擦，驱逐中共胶东特委派驻该部的代表，捕杀抗日军民，侵扰抗日根据地，对大泽山抗日根据地构成很大威胁。

　　农历七月初七，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十三团、警卫营、西海独立营、南海五大队及平度抗日武装2000余人，完成了对十八旅的包围。凌晨3时，五支队司令员吴克华发布了总攻命令。工兵连首先将张金铭司令部路上村通往祝沟、刘家庄、岔道口、店子、徐里、后寨、刘河甲据点的电话线掐断，使敌人指挥失灵。攻打祝沟据点的五支队十三团进展迅速，半小时即突破敌防线攻入街心，开始了激烈的巷战，击退敌人三次反扑后，从东、南、北三面向敌指挥部压缩过去。敌总指挥曾九如拼命突围，被击毙，顽军大部被俘。攻打路上据点的五支队警卫营，集中火力攻敌指挥机关，经过几次战术推拉，敌守卫部队已被打得焦头烂额。不料，从刘家庄据点败逃的沈官臣部窜进该村，与敌特务营合力据守，警卫营经多次冲锋，虽未能攻克，但敌已丧失反抗能力。张金铭见大势已去，遂带着沈官臣的残部逃往莱阳投靠赵保原。攻打后寨据点的南海五大队刘文卿部速战速决，将仓皇迎战且乱头无绪的一个连的守敌大部俘虏。攻打徐里据点的警卫二营乔天华部，兵分两路从村东南和村西北向敌包抄，敌一个营的人马在混乱中向西南方向突围，正入警卫二营火力集中之处，伤亡大部。加之被从后寨返回的五大队截击，剩余的110人全被俘虏。附近几个据点的敌人，纷纷缴械投降。此役共俘敌1500人，缴获各种枪炮1300余件。十八旅被击溃，平北获得解放。

　　拔除李付庄据点 1942年4月，姜黎川部因受日伪胁迫，与国民党顽固派分化，要求进入胶东根据地休整，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命令胶东部队予以迎接。为扫清迎接障碍，山东纵队五旅参谋长贾若瑜率特务营(欠一个连)、骑兵营和第十四团，于8日晚，从两目山一带跋涉25公里来到刘河甲村，准备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拔掉李付庄据点。

　　平南多是敌占区，丈岭、李付庄、南村、蓼兰、兰底、古岘都有据点。李付庄据点位于平度城南30华里，驻有顽军尹子峰一个团，是迎接姜旅必经之路上的一个最大据点，也是开辟南海地区的严重障碍。要扫除这个障碍，必须打一场攻坚战。

　　4月18日晚，部队来到刘河甲村（今属云山镇），大张旗鼓地宣传攻打丈岭（今属云山镇）李德元据点。动员群众抬担架支援战争。十四团参谋长卜才（刘静海）指挥十四团第二营围困和佯攻丈岭。贾若瑜参谋长率十四团一、三营，五旅特务营，骑兵营奔袭李付庄据点。

　　19日晚部队以强行军直指李付庄。20日2时半发起攻击，十四团一营从东门与东北方向进攻，三营从南门和东南方向进攻，特务营从北面佯攻，骑兵营埋伏在李付庄以西的一个村庄，南海独立营担任对平度城的警戒。由于敌人毫无准备，一营三连首先从东门夺占敌人碉堡，部队随即突入街心，并沿围墙和街道发展进攻，三营从南门夺占敌人碉堡，并与一营会师。敌企图从北面突围，被五旅特务营打了回去。攻坚部队从东向西压缩。不久，敌人退守西门和西北一隅，并组织突围，遭到五旅骑兵营合围。这时，一营从东面，二营从南面，特务营从北面，四面围歼逃敌，将其全部歼灭。此役毙伤敌200余人，生俘500余人，十四团等部有3名战士牺牲，18名战士负伤。

　　拔除李付庄据点，为迎接姜旅北上扫清了道路，同时把南海机关送回了平南，为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淖泥沟战斗 1942年，平度保安旅李德元部趁日军“扫荡”之机，在高岚村增设据点，给南海军分区的活动增加了很大困难。南海部队决定拔除高岚据点。但因圩高沟深，数次强攻未克。后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围攻敌人。半月后，顽固派赵保原，调集主力三个团前来增援，企图打退八路军，以解高岚之围。

　　此时，南海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驻在平南县的淖泥沟村，南海区行政联合办事处驻在离淖泥沟很近的、河里套西南角、靠近沽河岸的小王家庄，莱西南县委、县政府以及平南县行署也驻在淖泥沟附近村庄。

　　10月2日凌晨，在沽河东岸、莱阳县境内的顽军第十二师赵保原部的两个团，及莱阳县保安团葛子明部，突然向南海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发起进攻，一团团长李学奎任总指挥；一团从南面，二团和葛团从东、北面，三面向淖泥沟村包围。把南海地委、南海区行政联合办事处、南海军分区司令部，莱西南县委、县政府，平南县行署以及驻在淖泥沟附近的平南县的几个区级党、政、群机关，包围在内。当时，情况非常危险，除上述三个团的顽军向淖泥沟村紧缩包围、逐步逼近外，战区外围还有三个据点的敌人也在蠢蠢欲动。其中淖泥沟西约十华里处的高岚据点，是顽军平度县保安旅李德元部的李厚基团，淖泥沟东南方向沽河南岸的即墨县境内的刘家庄和淖泥沟北面古岘均是日伪据点。而南海军分区仅有4个连，地委机关1个警卫连和五旅特务营，敌众我寡，力量对比相差悬殊。面对强敌，南海指战员毫不畏惧，指挥若定，秩序井然。一方面派一个营包围盘踞在高岚的李厚基部，派南海办事处警卫连的一个班，专门监视古岘日伪据点，防其趁空偷袭；另一方面组织军分区其余连队，全力抵抗进攻之敌。战斗打响后，军分区副司令员刘静海亲自在屋顶上指挥，下达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绝令。地委书记刘宿贤、办事处主任袁超也亲临战场。全体指战员意志坚强，准备付出最后的牺牲。

　　下午2时，敌军逼近淖泥沟村，负责村东防守的五旅特务营顽强阻击。激战中，敌人突破东北角防守阵地，南海部队奋勇反击，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敌人一个排曾一度冲上围墙，被南海办事处警卫连击退。

　　战斗进行到下午5时，敌总指挥兼一团团长李学奎站在一个坟顶上指挥进攻，被我军点射击毙。敌军失去指挥，顿时乱成一团。刘静海副司令员乘机发出反攻命令，战士们勇往直前，愈战愈强，敌人则溃不成军，朝莱阳方向狼狈逃命。历时8个多小时的战斗胜利结束，共毙伤敌军200余名。当晚，高岚之敌逃跑，八路军收复了高岚据点。

　　淖泥沟战斗，既粉碎了顽军十二师赵保原部妄图消灭南海地区与莱阳、平南县党政军机关以解高岚之围的罪恶阴谋，又保卫扩大了河里套抗日根据地，保证了中共胶东区委与中央山东分局的陆上交通联系。

　　小河源战役 1944年初，胶东军区发起对敌伪的春季攻势。从1月起，中共莱阳县委按照区党委和军区指示，组织县、区武装，配合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主力，深入游击区、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号召人民积极支援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摧毁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统治。通过对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官兵散发传单、喊话，做家属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其思亲厌战，军心涣散。部分伪军和国民党基层官兵有的投诚，有的在战场上开小差。

　　经过1个多月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模拟攻击演练，2月，胶东军区首先拔掉了小河源（又称河源西沟）据点，拉开春季攻势的序幕。

　　1943年后，国民党莱阳五区区长王子火召盘踞的小河源据点，一直是赵保原在莱阳城西部的重要堡垒。控制着莱阳西部、北部产粮区的30多万人口，扼制胶东中心根据地和南海地区的联系，是赵保原老巢万第侧翼的重要屏障。小河源据点构筑了完备的防御工事，有双层土圩、双道壕沟，四周修有9座碉堡，备有地道连接，外围设置了鹿砦和铁丝网。守军有赵保原的四团及王子 的区队、乡队等，总兵力达2000余人。王子火召是赵保原的心腹爪牙之一，公开勾结日军，犯下滔天罪行，是莱阳人民恨之入骨的杀人魔王。

　　由于党领导的莱阳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三团，在开辟新区的斗争中越战越强，因此，王子火召日常龟缩在据点内，很少外出。2月18日，王子火召为儿子过“百岁”，夜间摆筵席，唱大戏，整个据点乌烟瘴气。胶东军区决定乘乱歼灭他。

　　当晚，十三团在莱阳独立营配合下，插入河源西沟，突然发起攻击，15分钟即突破两道壕沟和圩寨。敌人仓促退到各碉堡顽抗，十三团又连克6座碉堡。王子火召仅率40多人仓惶逃跑，余部悉数被歼。与此同时，赵保原派来的增援部队也被十四团击溃。此次战役缴获轻机枪14挺，长短枪800余支，兵工厂1处；消灭赵保原部1个营(不含增援部队)和王子火召的4个中队及部分乡队，拔掉小河源据点，解放了周围20多个村庄，扭转了南海地区腹背受敌的局面。胶东军区司令部高度评价了此次战役，认为此战役标志着胶东八路军攻坚能力和技术水平有了长足发展，对胶东军区所属部队和整个山东部队的攻坚作战，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小河源据点被拔除后，胶东军区为配合鲁中战役和保卫春耕生产，开始集中兵力打破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对烟青公路的封锁。此时，十三团一直驻守南岚以东的捉马台、善家屯一带，一面扼守水沟头以东、莱阳城以西的烟青公路段，一面配合胶东区党委工作团在莱阳开辟新区，十三团成为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在莱阳腹地的大患。为此，驻莱阳城日军纠集南墅、日庄据点伪军和赵保原部的李德元团，于4月13日凌晨，从日庄出发，直奔南岚东沟，企图消灭十三团。十三团、西海军分区骑兵连、莱阳独立营严阵以待。13日晨，警卫营与西来的日伪军交火后，且战且退，将敌人引诱到十三团驻地捉马台。日伪军先炮击，后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向十三团进攻。十三团在团长聂风智指挥下英勇反击，西海军分区骑兵连则绕到敌后突袭，日伪军溃败。十三团猛打猛追，俘敌44名。此役后，驻莱阳日伪军失去攻击作战能力，陷入被动挨打境地。4月底，胶东春季攻势基本结束。

　　从6月开始，胶东军区又发动声势浩大的夏季攻势。8月15日，胶东军区为扩大东、西、南、北4个军分区的联系，发布动员令，要求各军分区独立作战，互相配合，迅速在全区形成全面战略攻势。为控制莱掖公路，打通莱阳北部根据地与大泽山根据地的联系，29日夜，胶东军区第十三团一个营、军区特务营、莱阳独立营、三区区中队和民兵，分头包围西山日军据点和马连庄村伪军据点。激战6小时，摧毁32座碉堡，毙日军14名，俘4名，毙伪军20名，俘130余名，两个据点全被攻克，马连庄周围五六十个村庄解放，莱阳北部和西部根据地自此连成一片。

　　万第战役 1945年春，八路军山东军区在冬季作战的基础上又发动了春季攻势作战。

　　春节前夕，胶东军区集中5个团5个营的优势兵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的配合下，发起讨伐伪军赵保原（1944年下半年，赵保原接受日军番号，编为伪剿共第七路军。）的万第战役。2月10日，胶东军区作出统一部署：胶东军区主力十三团、十六团、军区特务营、炮兵营和北海独立团、东海独立团一营组成中央纵队，配属民兵、民工2万余人，由军区司令部直接指挥，主攻万第；由东海独立团（欠一个营）指挥本部及海阳独立营、莱东、海阳部分区中队，在海莱人民联合自卫军配合下，组成左纵队，在万第东南的书院头、三甲湾至王宋一线布防，截击由濯村、迎格庄增援之敌；由十四团、莱东独立营、西栖独立营组成右纵队，以清水河、岚山为依托，在北寨庄头、凤凰山、龙旺庄、田格庄一带构筑阵地，截击莱阳城、昌山、乔家泊增援之敌。11日下午5时30分，三路大军向各自的目的地进发，晚21时半发起总攻，激战至拂晓，歼灭万第外围之敌。12日，敌为解万第之围，妄图对八路军部队实行内外夹击。万第之敌集中1000余人连续向外反扑10余次，均被中央纵队击退。同时，由左村和乔家泊增援万第之敌亦被左、右纵队在运动中歼灭。是日黄昏，中央纵队集中火炮对万第之敌实施火力袭击，各部队随即发起总攻。经5个多小时战斗，敌人全线崩溃，赵保原带残部逃至即墨、胶县。

　　万第攻克后，胶东军区乘胜扩大战果。14日，军区以一部兵力分别包围莱阳城西的河源和城东的乔家泊据点，牵制莱阳之敌，集中3个团和1个炮兵营围攻左村。经激战，守敌4个团大部被歼，仅逃脱2000余人。与此同时，乔家泊、河源被围之敌，也被歼一部。15日以后，胶东军区部队转入清扫五龙河两岸残敌。至19日，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歼敌1.2万人，给赵保原部以毁灭性打击，使莱海70万人民获得解放。万第解放后，莱阳五区王子火召 率部逃往水沟头据点。至此，莱阳县除水沟头、日庄、南墅日伪据点外，已全部解放。4月中旬，南海军区独立团某营，攻克姜山据点，莱西南县只剩下孙受、夏格庄两处日伪据点，其余全部解放。

　　台头、古庄战斗 1945年2月12日，赵保原的老巢万第被八路军攻克后，驻平度的国民党保安第十六旅李德元部惶惶不可终日，于2月15日丢弃丈岭和石楼院据点，逃到平度西部台头苟延残喘。古庄是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九纵队阎珂卿的司令部所在地。胶东军区决定消灭这两股敌人。

　　6月26日晚10时，南海独立团在平南独立营配合下，对台头据点发起进攻。似惊弓之鸟的李德元，早已做好逃跑准备，枪声一响即慌忙南逃高密。午夜，战斗结束，守敌大部被歼，李德元所属全部垮台。

　　当晚11时，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十四团，在西海独立团和南掖独立营配合下，向阎珂卿总部古庄发起总攻。27日晚，摧垮敌司令部。阎珂卿钻进地道，于野外被生擒。副司令董希瞻率卫队50余人，从西南方向突围逃往高密。参谋长韩麟瑞、参谋处长张可法等被击毙。副官长陈松卿、军械处长于乾甫等被俘。28日，胶东军区部队挥师北上，又连克阎珂卿的部属驻郑戈庄的于品三部、驻谭家的考成先部，活捉支队长于品三。驻郑家庄的陈泽渥部和驻辛安的孙文卿部见大势已去，先后逃往高密。这次战斗，共歼敌5000余名，平西全境获得解放。

　　第四节 发起总攻，夺取抗战胜利

　　1945年，八路军山东各军区和军分区展开猛烈的春季和夏季攻势，山东的日伪军失去了统一实施战略行动的能力，只能在被分割的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负隅顽抗。八路军完全取得了作战中的主动地位。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挺进中国东北，向日本的战略后备军关东军大举进攻，解除了关东军的武装。8月6日和9日，美国又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炸死炸伤数十万日本居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人民进入对日全面反攻阶段。

　　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日伪军送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缴械投降，即应予以坚决消灭；规定各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日伪军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军事管制。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促令日军无条件投降。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方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正当解放区战场军民积极向日伪军展开大规模反攻之际，蒋介石却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不许“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收编；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山东日伪军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签定了“共同防御协定”，就地驻防，协助国民党加强防务，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对此，八路军山东军区按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将山东各军区部队编成5路野战军，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滨海军区部队组成的第二路军，在前线指挥陈士榘、政委唐亮率领下，分南北两线作战。南线向陇海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21日解放赣榆、青口，切断陇海路东段，逼近海州、连云港；北线向胶济路东段的日伪军进攻。胶东军区部队编为第三路军，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委林浩的率领下，于8月16日，分东、西、南、北4线同时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和胶东半岛各城镇的日伪军进攻。

　　在胶州，当滨海军区北线作战部队向胶济路东段日伪军发起强大攻势之时，驻胶县伪军惶惶不可终日，内部极不稳定。8月18日拂晓，在山东军区一师六八六团、十三团收复胶城的进军途中，伪军高柏廉在大队长李介芝（1938年加入民先组织，自高柏廉编为伪军后，一直与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的劝说下，率所部800余人起义，由尹家店据点开往杜村，接受八路军的整编。迟耀东也带领伪胶州区自卫七团的400多名官兵投诚反正。

　　当一师逼近胶城时，驻扎在张家屯、铺集一带的伪山东特务第四旅张鸿飞要求见我军前线指挥部领导人，表示愿意反正，但一夜之间他又变卦，率部逃进胶城，负隅顽抗。我解放大军决定对拒绝投降的张鸿飞部予以消灭。胶县独立营、南海第一武工队和铁路武工队等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一师一团担任主攻，由东门、南门一带攻城；三团在西南隅佯攻，并警戒王台之敌的增援；滨海支队攻西门，监视火车站方面的日军；铁路武工队负责警戒北大楼的日军据点并相机攻占火车站；一师二团逼近高密城，准备打援。

　　8月19日晚，各攻城部队和支前担架队全部逼近外城，在青纱帐里隐蔽好，等待攻击时刻的到来。

　　11时30分，攻城战斗开始。炮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攻打西门的部队在重机枪掩护下，迅速架起云梯向城头攀登。战斗模范王明念第一个爬上城墙，紧跟在他身后的是战斗模范董家顺。接着，全队战士都冲进来，在街巷里同日伪军展开肉搏战。与此同时，一、三团突破敌人的防线，从东门和南门攻进外城。各路大军呈扇形阵势向内城包抄过来。战斗中，西南关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军当向导；坊子街西头理发铺的徐师傅打开店铺的窗户让攻城部队通过他家，越过捎门向前挺进。敌军节节败退，外城防线彻底崩溃了。解放军乘胜追击，迅速地将内城围困起来。

　　第二天上午，开始攻打内城。尽管滨海支队在内城西门外同济医院楼顶上的重机枪能压住日伪军的火力，但因城坚墙高，日伪军凭险顽抗，因此总攻不进去。前线指挥部研究决定由一师一团二营夜间从城东南方突击攻城。二营九连一排接受爆破任务后，全排指战员都充当爆破突击手。

　　下午6时30分，二营在东门发起攻击。爆破手们在机枪的掩护下，炸开城门。我军飞速突入城内。

　　面临被歼的命运，张鸿飞部官兵纷纷向城东北方向逃跑。他们有的化装成老百姓，有的冒充解放军战士，慌不择路，争相逃命。但他们那惊慌的神色、漏洞百出的装束，最终都逃不过搜索部队的眼睛，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只好放下枪械乖乖做了俘虏。

　　这是胶城第一次解放。这次战斗，生俘日军7人，毙俘伪军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汽车12辆。胶城解放后，前敌司令部与滨北地委任命王海亭为胶县县长。

　　在莱西，经过1945年夏季攻势，莱阳只剩下水沟头、日庄、南墅3处日伪据点，莱西南县只剩夏格庄据点。日军已四面楚歌，失去外出“扫荡”之力，只能龟缩在几处据点内垂死挣扎。国民党顽军自王子火召从小河源据点逃到水沟头后，两县境内只剩下几个区队武装，惶然不可终日。

　　8月17日，莱阳独立营和西海独立团一部，在1500余名民兵配合下，包围南墅、日庄据点；北海独立团一个营在2000余民兵配合下，包围水沟头据点；莱西南县独立营与南海独立团一部，在2000余民兵配合下，包围夏格庄据点。21日，各部队向被包围的各据点日伪军发起攻击，至22日，先后收复水沟头、南墅、日庄、夏格庄日伪据点。至此，莱阳（莱西）、莱西南两县全境解放。

　　在即墨，由胶东军区组成的第三路军南线部队，以即墨城为中心，分为左、中、右三路大军，自海（阳）、莱（阳）经即墨向青岛方向挺进。三路大军进入即墨后，迅速控制了东至沿海的鳌山卫、西至蓝村火车站一线的战略要地。8月16日，左路军攻克鳌山卫、窝洛子两个据点。21日晚，右路军向胶济铁路东段发起猛烈攻势，先后攻克蓝村、南泉车站。中路军沿途作战，歼灭了拒降的伪军赵保原大部后，控制了即墨城东南的棉花山一带，形成了对即墨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势。

　　即墨城守敌，一部分是日军，一部分是赵保原的残部和伪保安大队韩明兆部混编的国民党中央军——山东省保安第三十四旅。顽敌依仗高大的城墙、深阔的护城河、易守难攻的优势和临近青岛救援迅速等条件，顽固死守，垂死挣扎。

　　攻城前，即墨党政军领导带领县大队和民兵紧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前准备工作，并组成担架队、运输队，赶制了登城云梯、土担架等，气氛紧张而热烈。

　　26日晚8时，由五师十三团担任主攻，南海军分区部队为助攻，从城东、西侧同时攻城。8时15分，十三团八连突破城壕沟，破除铁丝网，炸开东城门，抢占通往城门的碉堡底层。敌人占据中、上层碉堡拼命顽抗，集中火力封锁我攻城部队。我攻城部队前赴后继，奋不顾身，攀越丈余高的城墙，从城东北角冲上去，打乱了敌人的防线。敌人经不住我军强大火力的猛攻，纷纷向城东南方向逃窜，八连顺利攻占了东城门。担任爆破任务的三营攻城小组，在点响炸药包后，迅速冲上了城墙西北角。战士徐脉风第一个从城墙缺口爬上去，班长于秋菊带领3名战士紧跟着冲上去，在城墙上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与此同时，一营在我强烈炮火掩护下，攻占了西城门，与守西城门的敌人展开了激战，直打得敌人纷纷逃窜，溃不成军。即墨城西南角城墙外是一个深三、四米，宽四、五十米的护城河，因河水从上游不断冲击，导致城墙倒塌，当地群众称为“破城墙”。所以，当残敌逃到这里时，必须下水过河，方能逃命。一群吓破了胆挣扎逃命的残兵败将，仓皇爬出破城墙，不是跳入水中被溺死，就是束手当俘虏。

　　整个攻城战斗只用了3个小时，于夜间11时半胜利结束。这次战斗，共消灭日伪军3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汽车10辆，其它物资一宗。即墨城首次解放。

　　攻克即墨城的战斗，是我军挺进青岛的重要一战。即墨城攻克后，胶东主力部队为集中兵力作战，主动撤离即墨城。8月27日，驻青日军警备十二旅千余人协同赵保原部在飞机掩护下，于9月6日再度占领即墨城。

　　平度城内，盘踞了4个中队的日军以及伪华北治安军第八集团军王铁相部、伪自卫军第十二师张松山部、国民党顽固派平度保安旅李厚基部和从招远、菜阳、掖县等地逃来的伪顽残余总计6000余人。胶东军区主力部队为向胶济铁路进军，必须首先解放平度城。而此时，蒋介石委任王铁相为国民党第九军中将军长，并要他坚守平度，迎接美国盟军和国民党军在青岛登陆。王铁相在蒋介石的诱惑之下，决心死守平度城。因此，解放平度城，难度很大。

　　8月28日，胶东军区部队在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率领下，进驻平度城北七里河子一带，开始做攻城准备工作：一是部队进行攻城战术训练，制作攻城器材；二是动员、组织群众支前；三是侦察敌情，加强对敌伪军分化瓦解工作；四是派遣人员打入敌人内部，以里应外合，共同歼敌。

　　30日，军区首长召开西海敌工股、平北敌工科和城工科负责人会议，详细检查了平度城的内应工作，部署了具体任务。会后，平北城工科长刘旭生向所属人员作了具体安排，将邓锡文、王来样、王成照3名敌工人员，先后派入城内共产党员杨淑敏家潜伏，作为攻城部队的向导。城工科还向原在城里的地下关系布置了掐断电线、放火报警等内应任务。9月5日，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向王铁相发出通牒，限48小时内投降。王铁相收到通牒后拒不投降。事前打入王铁相部的东海军分区敌工科长、以王铁相参谋长于静波(共产党员)的亲戚为掩护、被王铁相委任为副秘书长的辛冠吾，寻机到前线指挥部，将城内敌人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及王铁相企图逃窜青岛的情况，向许世友、林浩作了详细汇报。前线指挥部针对王铁相的3个团守城内，张松山的4个团分守东、西、南三关，日军驻东部中学等敌军兵力部署精况，加速了攻城的准备工作，并很快就绪。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前线总指挥，兵力部署以十三团、军区炮兵营、西海独立团为西梯队，主攻西门，由聂凤智任指挥；以南海独立团、北海独立团两个营、平南独立营为东梯队攻东门，由贾若瑜任指挥；十四团三营攻南门，由十三团参谋长张慕汉任指挥。

　　9月7日晚10时许，战斗打响。山东军区新编第六师师长聂凤智、政委李丙令、副师长蔡正国指挥十三团、十四团、西海独立团等部向城关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竟夜，伪十二师大部被歼，师参谋长被活捉。东、南、西三关之敌被扫清。驻东部中学的日军见势不妙，于8日拂晓南逃高密。王铁相尤作困兽之斗，当攻城前线指挥部向其下达第二次通牒，劝其投降时，败局已定的王铁相不仅拒不投降，反而赤臂上阵，亲自督战，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负隅顽抗。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本着宽大政策，9日傍晚，前线指挥部给王铁相发出最后通牒，限其2小时内交械投降。王铁相丧心病狂，竟枪杀送牒人员，烧毁靠近城墙、城门的所有房屋，形成空旷地带，阻击攻城部队。前线指挥部随即命令各攻城部队发起总攻。十三团广大指战员在团长夏侯苏民的指挥下，猛烈攻击西门。尖刀连——第三连在炮火和轻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炸毁西门，迅速突入城内。守城敌人从北、东、南三个方向疯狂地向入城部队反击。十三团官兵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中，一营营长王景昆、三营营长牛风山先后负伤，八连副连长马书臣、九连三排长朱光训壮烈牺牲。在西门战斗异常激烈、东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许世友果断地命令除留少数部队继续攻击外，主力部队迅速转移至西门，从十三团突破口进城，向敌纵深猛插，与敌展开巷战。

　　22时，十四团三营突破南门。突入城内的部队越来越多，巷战进入高潮。敌人依托沿街的短墙、地堡，4次组织反扑，攻城部队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十四团三营营长高锦亭壮烈牺牲。经11小时激战，伪十二师师长兼平度县长张松山被俘，两名伪团长被击毙。10日拂晓，最后攻下敌之核心工事——北城墙内大阁楼，王铁相司令部被摧毁。敌人纷纷交械投降，王铁相被生擒，并捉获平度保安旅长李厚基及伪掖县县长马德勇等校以上军官40余名。胜利的旗帜在平度城头飘扬。此战，共歼敌6000余人，被誉为“创造了胶东大反攻以来的模范战例”。至此，平度全部解放。

　　在八年抗战中，青岛地区人民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建立了不朽功勋，同时也付出巨大牺牲。在平度，有1393名英雄儿女为国捐躯；在莱西，有855名英雄儿女为国捐躯；在胶州有179名英雄儿女为国捐躯。胜利来之不易。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战直至牺牲生命的革命先烈，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第七章 青岛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铁蹄下的罪恶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青岛后，由占领军、伪政权、特务组织三者构成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的殖民体系，对青岛人民实行了长达8年的法西斯统治。

　　为扑灭青岛人民的抗日怒火，确保“治安”，青岛日军经常下乡“扫荡”，“讨伐”抗日武装力量，在市郊和临近青岛地区的各乡村，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到处制造惨案和无人区。

　　1942年4月15日，日伪军到崂山“扫荡”，一进王哥庄的晓翁村，就自西向东，沿街逐户放火，全村顿时一片火海。村民姜杰先的祖父、母亲和邻居被锁在屋内活活烧死。村民李屯刚跑到街上，被日军乱刀捅死。30余村民被抓走，全村800余间房屋化为瓦砾。

　　在市区，日军占领之初即实行“旅行证”制度。进出青岛，乘车上船，均须先办理“旅行证”。稍后又实行“良民证”制度，居民须有长住户口，被认为“良民”始可发给，附本人照片。亲人来往，均须申报临时户口。区域行政管理实行保甲制，先从工人密集的四方、沧口实施，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联保长由伪区长兼任。“检问”、“检索”行动不断，前者是在马路截阻，后者是闯入娱乐场所或居民住宅，盘查、搜索“可疑分子”。每次都要抓捕很多人。1940年1月汪伪“青岛会谈”期间，抓捕了300多人。9月，伪立法院长王揖唐来青岛前，又抓捕了132人。这些被捕的人在备受酷刑后，不是被处死，就是被送往日本本土、中国东北或其它地方当劳工，生死难测。1940年冬，大康纱厂工人于景友等因痛恨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压榨，自发地秘密酝酿成立组织，准备举行罢工。日本宪兵队侦知此事，由日人小松代炮制黑名单，大肆株连，先后逮捕了36名工人。除少数人获释外，于景友等29人负“共党嫌疑”、“组织工会”、“企图罢工”等罪名被押解济南，下落不明。每年的五一、七七、九一八、元旦和春节期间，日伪都要清查户口，受害者不计其数。日伪警、特尤其致力于搜捕共产党、八路军或“思想犯”，致使抗日志士难以生存，成批爱国师生、商人、职工遭到迫害。

　　日伪当局对收音机管制特别严厉，只准使用“华北广播协会”监制的三管、四管收音机，只能收听本市和北平的日伪广播。用户必须携带收音机到宪兵队登记核准，并需每月送检、缴费。如被发现违禁，立遭灾祸。

　　侵略者还推行日化、奴化教育，宣扬“日华亲善”、“日满华一体”、“同文同种”，各类学校一律开设日语课，由日人任学监或教官。书刊文告上夹杂日语名词与“协和体”[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推行的文体，夹杂日文名词与日语文法。]，推行尊孔读经，宣扬“忠义”。除每年祭孔外，1943年10月29日还特地为康有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猝逝于青岛。他生前被推任为“万国道德总会”会长。该会前身即是孔教会，由康有为任会长。]，以浓化“亲日”当“顺民”的气氛。

　　

　　

　　“治安强化运动”

　　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是指发生在1941年到1942年期间，由日本支那派遣军北支方面军策划，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主持，在华北日占区进行的五次整顿治安运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迅速侵占华北广大地区，为了把华北地区变成日本侵略者继续南进乃至侵略全亚洲和太平洋的战略根据地和兵站基地，确保华北治安是日本支那派遣军北支方面军的基本任务。其手段有二，一是对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区进行“讨伐”，建炮楼、封锁沟，实施“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二是清查户口、搜捕抗日分子和进行物资统制封锁，迫使抗日人民无处容身，造成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区物资紧缺与生活困难，从而最大限度地搜括华北地区的战略物资，扩大侵略战争。

　　1940年，日本北支方面军拟定的《肃正建设基本方针》指出，要尽快建成巩固的华北地区，成为中国的治安示范区，应以“治安第一”为各项政策的基础，且将各项工作有机地统一于“剿灭共军”之下，在继续实行分兵部署和积极“讨伐”的同时，集中建设治安模范区，引导中国各伪行政机关，发展群众组织，整顿和加强“新民会”，加速开发和夺取重要战略资源，这就是1941年开始的华北强化治安运动的指导思想。

　　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军事上，日军由重点对付国民党转为重点对付共产党，竭力让伪军分担部分防卫任务，至少在维持地方治安和大规模“讨伐”方面充当主角，能够独立地负担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以便日军抽调兵力开拓太平洋战场；行政上，日军要积极扶植傀儡政权，推行“以华治华”的反动政治策略，豢养更多的汉奸走狗，更好地为日本主子效劳，重点建立和健全日伪基层保甲组织；宣传上，大树特树反动卖国组织“新民会”的形象，鼓吹“新民精神”，宣扬投降有功，侵华有理，推行愚民政策，在中小学生中进行作文讲评活动，对鼓吹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的论文授予“佳作”奖励；经济上，竭力掠夺工农业产品和廉价劳工，推行“以战养战”的反动经济策略。1940年日本北支方面军设立北支开发株式会社控制了华北的煤、铁、盐、棉花、电力、交通等重要物资部门，1941年又设立华北垦业株式会社，专营掠夺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的勾当。强迫工人超额生产，收获季节下乡抢粮，滥发日伪“联银券”纸币，降低向日本出口关税，严禁向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区输送物资。

　　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具体日期是：

　　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于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一周年的1941年3月30日，共5天时间，实施目标为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加强扩大民众组织，剿灭“扰乱”治安分子。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始于“七·七”卢沟桥事变四周年的1941年7月7日到9月7日共2个月。其运动的重点为“实行剿共、巩固治安”。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1年11月1日到12月25日，将近2个月。期间正值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掀起战争喧嚣。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旷日持久和蔓延扩大，物资供应紧缺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致命环节。因此，这次运动的重点是以经济战为主体，在继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的同时，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严禁物资流出沦陷区，严格物资统制。

　　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始于汪伪政权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二周年的1942年3月30日，到6月15日，共2个半月，运动实施口号为“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4月15日，日伪军300余人“讨伐”崂山晓望村，烧毁房屋820余间，残杀多人，抓走村民30余人，制造了血腥惨案。5月24日，日伪军“讨伐队”侵犯胶东解放区，遭到胶东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由1942年10月8日到12月10日，共2个月时间。运动仍以军事“讨伐”为中心，且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实际上，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卓有成效地实行反封锁措施，破坏户籍调查和瓦解敌军工作，已迫使日军穷于应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证明，由于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无论搞多少次“治安强化”，其结果决不会使沦陷区的治安得到“强化”，相反抗日烽火却越烧越旺，沦陷区经济日益衰落，日伪当局日趋穷途末路。

　　

　　

　　经济掠夺

　　霸占港口、铁路。日本对青岛港口和胶济铁路极为重视。1938年1月10日侵占青岛后，12日即开始清理港口，3月6日青岛大港启封，年底，大小港完全开通，码头整修完成。1938年3月胶济铁路全线通车。

　　水陆两大动脉开通以后，日本霸占了港口、铁路的管理、使用大权。青岛港由日本海军、陆军和总领事馆统一组成的“青岛港湾委员会”管理，其中港航管理由日本海军霸持，日海军司令部下设港务局，码头业务由日人组织的“青岛埠头事务所”（后改为埠头板式会社）独家经营。胶济铁路通车后，初由“满铁北支事务所”继由日伪华北交通公司管理。该公司是日本内阁的两大国策公司之一，名为日伪合办，实受日方支配。

　　日本霸占青岛港和胶济铁路,一方面利用这水陆经济大动脉为日军侵华战争服务。在沦陷期间，青岛港一直是侵华日军在华北最重要的军港和战略物资供应基础。大批日军和武器装备由日本运抵青岛，再经胶济铁路转达山东及华北各战场。另一方面，青岛港和胶济铁路也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和掠夺的重要基地。日本主要通过胶济铁路和新修的德石铁路掠夺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的矿石、煤炭、粮食和棉花，除一部分运抵青岛作日资企业原料和燃料外，矿石、煤炭大部分转运回日本，而经青岛港和胶济路输往山东内地的多是军用物资。

　　控制青岛海关。抗战以前，胶海关的行政管理以英国人居首，日本人为次，沦陷以后，日本为了侵华和掠夺的需要，迫不及待地在入侵青岛的当月便从英国人手中夺过大权，由日人山本恒三郎取代英人甘柏操任税务司。日本还与英国当局商订《海关问题之纲要》，确定“日军占领地域内各海港，中国海关所收之全部收入，应以海关税务司名义存入横滨正金分行，若该海港无横滨正金银行时，得存入另行协定之银行”。从而攫取中国关锐的储存权。《纲要》还规定日本在中国以海关收入偿付外债和赔款方面的优先权。日本还通过控制胶海关获得大批进口物资免税特权。

　　垄断贸易。在青岛沦陷期间，青岛港和胶济铁路一直受日军控制。因此，青岛的内外贸易不可避免受到重大影响。日军规定：“凡出入华北各港之中国国籍民船，须领得日本海军当地机关发给的航行许可证，而且即使领有许可证之民船，除来往日本、满洲各港间之外，乃不准航行于他国各港”。另外靠码头也有严格限制。由于这些限制，中国民船往来几乎绝迹，偶有不明此规定的外域民船驶抵青岛港，轻则被扣留，重则被撞沉。

　　日寇强制推行外汇和贸易统制政策。凡属统制出口物资，按规定价格所得外汇结集给各地日伪银行。由伪银行集中外汇来掠购第三国物资。与此同时，制订“旧通货整理办法”，规定分期贬低“法币”的价格。1939年3月10日进而禁止“法币”在华北沦陷区流通，强迫收兑“法币”，再以此“法币”抢购国民党统治区物资和套购外汇，攫取第三国的进口物资。这种利用伪币套购出口物资和收兑“法币”套购外汇是日本侵略者经济掠夺的一大特征。

　　青岛沦陷期间，从贸易额看，有上升趋势。其原因，一是战前青岛就是日本的主要贸易市场，二是日本侵占青岛后，急于恢复破坏的诸多工厂，大量日货涌进青岛。

　　在进口货物中，始以纺织机械为大宗，后以纸张、棉花、化学品、食糖、木料、汽油等居多。虽然进口货物不断增长，但由于多用于日本工厂恢复建设和侵华战争，所以青岛市场仍渐趋萧条，物价日渐上涨，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日资产业扩张。青岛沦陷后，日本掠夺青岛民族工商业的手段主要有军管理、中日合办、强制购买、新建扩建等。

　　1938年日寇将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工矿企业如矿山、冶金、公用事业、交通邮电以及与日本经济发生摩擦的蚕丝、水产等行业定为“统制事业”，由日本国策会社专营，这个国策会社垄断了全华北的交通、通讯、发电、矿产、盐业及其他重要行业，经营范围包括煤、铁、盐、棉花、电力和交通等各个方面，所属企业完全掌握在日人手中，凡是与他竞争的工矿业统统被搞垮。

　　日本在青岛所建的工厂主要是和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产业，以及那些资源掠夺性的企业，其中纺织、饮食、机器和金属制造业发展最快。日人除历来垄断青岛纺织工业以外，日办铁工厂由战前7家发展到1944年的29家，建立了规模较大的青岛工厂、丰田式铁工厂等，这些工厂都直接为日寇侵华战争服务。

　　滥发伪币，物价飞涨。日寇推行侵略战争，需要大量经费支撑，于是在沦陷区从事赤裸裸的金融搜括。1939年日本海军武官府查封青岛各银行存款总额达112万余元，其中绝大部分被日寇劫夺，把金银财宝劫运日本。1938年4月8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成立（后称联银），成为青岛地区银行之银行，日本顾问操纵“联银”大权，“联银”成为日本银行的代理店，是日本操纵殖民地经济的重要工具。伪“联银”成立一周就发行伪币300万元，还不择手段地攫取大量“法币”。

　　此外，从1942年开始，日伪大搞“献金”运动，强令住户和商民按住房和资本大小交纳款项。有不少商民被罗织罪名没收资产，强制“献金”。日伪当局在迫使市民“献金”时，还强令市民过“简易生活”，致使青岛市民百姓饥寒交迫，痛苦不堪，挣扎在死亡线上。

　　

　　

　　劳工血泪史

　　1938年1月日军侵占青岛以后，每年将大量劳工从青岛输往我国东北和日本，强迫他们从事繁重劳役，推行其“以战养战”的反动策略。

　　抗战头几年，日本关东军和华北军特机关，以招工为幌子，将大批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骗到青岛，大部分送往东北伪满等地。1941年7月，日伪华北劳工协会成立，在青岛设办事处，继又增设“劳工赴日事务所”和“青岛特别市劳务委员会”等机构。借“扫荡”、“治安强化”之名，四处搜捕大批无辜劳苦大众关进劳工集中营（所谓收容所或训练所），奴隶一样押送日本国内。

　　据伪青岛市警察局统计，经青岛渡东北的劳工1938年有33976人，1939年有119161人，1940年有145263人，其后几年有增无减。1943年1至7月，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统计，赴东北劳工有72368人，家属51070人，共123438人。

　　伪青岛劳工协会的劳工集中营有大港五号码头、铁山路85号、商河路及汇泉体育场等处。大港五号码头设有水牢囚禁劳工，一个水池中塞进六七十名劳工，惨死在水牢的劳工甚多。铁山路85号常常囚禁七八百名劳工，里外都有日军监守，每隔十余天或一个月就送走一批。劳工一旦患上肠胃病就被送进台西嘉祥路3号的青岛市传染病院“隔离”。传染病院内设立抽血站，“隔离”的劳工病号，被抽血后即被扔进死尸堆中。1943年春到1944年底，平均每日收容劳工100余人，每天大量抽血，供作日军伤员输血用。抽血后死亡的劳工尸体用车拉到东镇郊外集中掩埋。青岛劳工集中营抽血站几乎处处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青岛市新疆路、青海路的土坑和水沟里挖出大量劳工白骨。

　　青岛劳工无论被押运到东北还是去日本，都是送到荒山野岭从事繁重的苦力，过着非人的生活，九死一生。为了反抗日寇的迫害，青岛劳工逃跑和暴动时有发生。1944年8月9日至9月12日，青岛华工赴日事务所的劳工趁天黑雨骤，翻墙破窗，藏身于路旁山林船下，结伙潜逃1043名。1945年1月至3月，青岛劳工集中营连续发生3次劳工暴动事件，其中1945年1月16日，280余名劳工砸破汇泉体育场铁门逃跑，仅剩37名受伤劳工和未及逃跑者被抓回。1945年2月27日凌晨2时，华北劳工协会青岛第一训练所的1500名劳工手持窗栅铁棍和砖头石块，蜂拥牢门，打击警长，夺取枪弹，当场逃遁114人，受伤数人，牺牲1人。随后日伪当局又四处抓回10余人，枪杀2人！而发生在日寇投降前夕的1945年6月30日的日本秋田县的中国800名劳工“花冈暴动”[ “花冈暴动”发生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铜矿，其首耿淳受伤被俘，被判死刑未及执行，日降后回国。]，遭到日军血腥镇压，以悲壮浩大震撼日本，这些劳工就是从青岛港押运出境的。

　　

　　

　　青岛会谈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还遭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舆论谴责,名声狼藉.为掩饰其侵略中国的丑恶面目,日本帝国主义仍沿袭在中国东北扶植伪满傀儡的伎俩,先后在华北、华中建立亲日派汉奸政权，妄图实现“以华治华”的政治阴谋。

　　1937年12月24日，以大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1938年3月28日，以大汉奸梁鸿志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拼凑成立。但王克敏、梁鸿志都不是国民党要员，政治影响太小。日本侵略者关心的是在国民党政府内特色可以供其驱使的汉奸投降派，并最终把汪精卫从国民党政府中拉出来，为其效劳。

　　1938年12月28日，汪精卫一伙，根据日本主子事先制订的计划，逃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投敌的“艳电”，公开打出“反共”、“和平”的反动旗帜，成为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洪流中的一股逆流。此后，日本侵略者加快了统一南北傀儡政权，成立统一的伪政权的阴谋。由于其阴谋夹杂着分裂中国的险恶用心，加上侵华日军内部和傀偶政权之间的重重矛盾，在成立统一的汪伪政权前，如何处置南北地方傀儡政权，成为日本和汪精卫都感到棘手的问题。

　　根据日本人的旨意，汪精卫加紧策划以他为首的汪伪中央政权。1939年8月28日，汪伪国民党“六大”在上海召开，决定与重庆国民党分道扬镳，其以反共为基本政策，提出了一套“和平、反共、建国”的卖国纲领。9月5日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成立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汪精卫为党中央主席。

　　为了解决既成事实的北平“临时”、南京“维新”两个傀儡政权，清除汪伪政权出笼前的障碍，9月19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南京与王克敏、梁鸿志召开政治会议，就成立伪中央政府问题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王克敏、梁鸿志宣称，在未得到日本顾问允许前，不发表意见，没有理会汪精卫的“统一号召”。这次会谈未能解决建立汪伪政权的具体问题，没有收到实质性效果。为此，汪精卫不得不作出让步，承认华北伪政权拥有类似国家政权的地位。此后，三方议定再次聚会。

　　由于青岛地区抗日力量相对薄弱，“为中国唯一乐土地域”，在地理位置上，距北平、南京、上海都不远，交通方便，且远离重庆，所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大汉奸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选择在青岛再次举行会谈，建立统一的汪伪政权。

　　1940年1月19日，在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策划下，汪精卫电邀王克敏、梁鸿志“为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促进和平，实现宪政”，在青岛会谈。这次会谈于1月23日正式开始，26日结束。会谈完全按日方的安排进行，第一次会谈三方达成协议，确定新中央政府“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中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旗加小黄三角布条，上书“和平反共建国”。第二次会谈确定中央政府由各党派、无党派的各方中央政治会为母体，继承前国民党政府，政纲基于国民政府的旧法统。对南北汉奸政权的归宿问题，争论异常激烈。汪精卫企图将“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合并在汪伪政府内，由他独揽大权，当场被王克敏拒绝。最后，勉强决定：在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伪内蒙联合自治政府因地处防共前线，予以保留；伪华北临时政府因地位特殊，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受伪国民政府领导；伪维新政府取消，合并到伪国民政府内。两政府所属的军队由新政权继承，改编为直辖国防军。在人员安排问题上，经讨价还价，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代主席，其他大小汉奸均各得其所。

　　青岛会谈使汪伪集团与“临时”、“维新”等傀儡政权之间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也使日本侵略者和各汉奸败类更加密切地勾结在一起。1月26日上午，汪精卫分别会见王克敏、梁鸿志，确定3月22日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30日成立国民政府。至此，汉奸“三巨头”青岛会谈收场。

　　1月26日下午，汪精卫在迎宾馆接见中外记者，大言不惭地吹嘘会谈“乃和平运动之一大进步”，王克敏、梁鸿志也随同吹捧一番。伪青岛市长赵琪也发表“感想”，称青岛会谈是“青岛历史上光荣之一页”。

　　青岛会谈中，汪精卫承认华北的特殊性，认可了日本对华北实施的统治。华北政务委员会除对外关系外，在内政各方面采取了基本上不受汪伪中央政府控制的“自治体制”。汪精卫是靠出卖华北召开青岛会谈，建立汪伪中央政权的。这次会谈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投敌卖国会议，彻底暴露汪精卫等与全中国人民为敌的嘴脸和日本帝国主义“以华治华”、彻底灭亡中国的险恶用心。

　　在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出现的这次会谈，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密切关注，迅速引起强烈反响。1月28日，中共中央号召：“在全国范围内的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 《克服投降主义，力争时局好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1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口号。2月1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毛泽东、林伯渠在会上发表讲演，大会发出通电，指出汪精卫一伙“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2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随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联合国民党抗日派，掀起更大规模的讨汪反投降运动。

　　青岛汉奸当局为迎接会谈，在1月中旬就开始了严密的筹备和警戒工作，会谈前夕，日伪进行全市大检查，逮捕了300多名“可疑分子”。但日伪的倒行逆施，并没有使共产党人和青岛人民屈服，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成为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组成部分。

　　

　　

　　第二节 中共胶东区委在青岛市内开展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城市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1938年3月21日，党中央明确指示：党在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主要工作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同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强调：党的工作重心首先应放在敌后方战区。党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据点(点线区域)的任务是：坚决的实行退却，转入秘密状态，利用公开合法，埋头苦干，在大企业中建立工人的短小精干的党的堡垒，输送大批文化知识分子与工人干部到农村中去领导游击战争。耐心的教育与培养干部，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准备将来的反攻。[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678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党在沦陷区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工作重心和战略策略的转变。

　　1939年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环境日益险恶。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认真改变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刘少奇因此写了《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一文，论述了秘密的党组织如何在敌人统治下公开工作的可能。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指示电中写道：“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5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成为党进行秘密工作的完整的工作方针，既适用于国民党统治区，也适用于沦陷区，是党指导敌后城市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

　　1940年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为开展沦陷区的城市工作提供了可靠基地。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加强在敌后大城市中的工作。9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对沦陷区城市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通知指出：没有长期艰苦的城市地下工作的配合，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央要求全党提高对敌后城市工作的认识，并成立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沦陷区党的工作。此后，各地党组织先后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或城市工作部、城市工作科，加强对敌占区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中共山东分局[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也于1941年春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同时在组织部下设城市工作科，专门负责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其中包括“日寇占据的中心城市与重要的工商业区域”[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4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在内。1939年5月，中央书记处指示山东分局“应努力发展地方党”[ 《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九—一九四一）第7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同年8月，山东分局作出决定，“到年底扩大党员到15万”[ 《山东分局对今后工作的决定》，《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1937.7—1940.7）第四辑第90页，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并指示各区党委，“根据山东党的组织状况，应当在整理巩固现有党员的基础上继续大量发展新党员”[ 《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选编》（1937.7—1940.7）第四辑第99页，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中共胶东区委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认为敌占城市工作力量薄弱，必须迅速开展工作。青岛被列为重点地区之一。在分析研究了青岛地区的情况后，区党委决定立即调配力量，打入青岛市区，重建党的组织，并准备选择时机，配备兵力，到青岛郊区开展武装斗争。

　　1939年秋，胶东区党委派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后勤部兵工厂厂长兼指导员李继仁回青岛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重建市内党组织，恢复党的工作，聚集革命力量，团结群众，等待反攻时机。

　　11月，李继仁到达青岛市郊崂山，在李辛村、兰家庄发展数名党员和地下关系，建立秘密基点。春节后，李继仁化名曲华，由李继伟（方勋）带入市区。因方勋是崇德中学(现青岛市第十一中学)学生，该校大多数师生具有爱国思想，并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因此曲华决定首先在该校进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崇德中学原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多数师生具有反日爱国思想。1939年夏，已在诸城参加过抗日活动，具有一定政治觉悟的徐文洵来到崇德中学。来校后，他积极在进步同学中宣传革命思想。是年秋，“大众解放中华民族先锋纵队”成立，徐文洵任书记，队员10余人。此外，该纵队在学校开展以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活动，教唱革命歌曲以及一些富于战斗性的歌曲。如《马赛曲》、《大路歌》、《梅娘曲》等。根据地的抗日歌曲，也在秘密传唱。还自编自演现代剧《生活阴影》，出刊半公开刊物《一周》，对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教育。

　　1940年3月，曲华首先发展方勋为中共党员。继之又发展杨恩书(尹华)、宋秉海（莫易）、韩大珉(张辽)入党。6月，中共青岛崇德中学支部成立，方勋任书记，尹华、张辽分任组织、宣传委员。这是青岛沦陷后在市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崇德中学支部成立后，立即展开了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争夺青年的斗争。此时，华北、华中以及东南沿海大片国土已沦入敌手，日本侵略者把青岛作为“大东亚圣战”基地，正在加紧统治掠夺，以确保“圣战”进行。对青年，侵略者加紧进行奴化教育，腐蚀瓦解青年学生的爱国思想。同时，国民党政府虽然从青岛不战而退，但其在青岛的多年统治已有较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所谓的“正统”观念在群众中仍然存在。崇德中学虽是教会学校，但抗战爆发前是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学校，校长等主要负责人都是国民党员。抗战开始后，他们隐蔽在学校中，散布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是“正统”的思想。学生中，共产党的影响比较小。面对这种局势，崇德中学支部首先在学生中开展宣传活动，一面提出“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中国青年应走抗战革命的道路”等抗日口号，一面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中共抗日战场取得的胜利。既反抗日本侵略者，又抵制国民党的宣传。同时，支部每个党员都积极物色进步学生进行培养教育，壮大组织。

　　1940年秋，为团结组织更多的青年参加抗战，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青岛市青年抗战先锋团”在崇德中学成立，张辽任团长，方勋任政委。“抗战先锋团”在党支部直接领导下，实行单线领导，有十几名团员经教育锻炼后被发展为党员。

　　由于活动频繁，崇德校方发现了方勋等的革命活动，他们被迫转入市立中学(现青岛市第一中学)就读。10月，中共市立中学支部成立，尹华任书记，张辽任副书记。崇德中学支部重建，陈翼任书记。同年冬，张辽因身份暴露，经组织安排回原籍胶县大麻湾。在与中共胶县县委取得联系后，建立了大麻湾党支部，并以大麻湾小学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开展秘密工作。胶县县委领导经常来大麻湾隐蔽或布置工作，来往青岛的地下工作人员也在此落脚，这里成为青岛市党组织在市郊的秘密活动点。1941年2月，崇德中学支部书记陈翼离校，周群接任书记。1943年3月，周群赴胶东党校学习，王文成任书记。

　　崇德中学支部建立后，为解决迫切需要的进步书籍问题，由陈翼组织进步学生王允祯、聂希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藏“禁书”的密室，挑选一批“禁书”，如李达的《社会科学大纲》、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鲁迅和巴金的著作等，并由孙金昌（左毅）带回家中（掖县路8号）。因左家是公馆，有很好的保护条件，支部决定在此建立秘密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对宣传革命理论、武装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2年秋，地下图书馆转移到东光路13号。图书又有增加，如从根据地秘密带进来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新购的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复活》、高尔基三部曲等，传阅面逐步扩大。

　　1940年10月，私立文德女中(现青岛市第八中学)学生刘文卿(杨真)被发展为党员。次年春，刘毅(梅山)被发展为党员。不久，中共市立女中（现青岛市第二中学）支部建立，梅山任书记。同年9月，经组织决定，梅山转学私立文德女中，建立文德女中支部，并兼任书记。

　　崇德中学党支部不仅做青年学生工作，也在工人、农民中开展工作。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支部在工厂企业中，通过关系物色进步工人进行教育，发展党员。先后在四方、沧口的丰田株式会社铁工厂、泰东铁工厂、山东橡胶厂、上海纱厂等发展党员组织赤色群众，并在几个工厂中建立了党组织。

　　1940年春末夏初，在曲华领导下，莫易开始在颐中烟草公司(即原大英烟草公司，1935年改称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女工中开展工作。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培养了一批骨干，发展了一批党员。1940年12月，中共颐中烟草公司党支部建立，薛隐任书记（1942年3月，马文任书记）。这是青岛沦陷后建立的第一个工厂党支部。颐中烟草公司党支部成立后，一面发展党员，一面建立党的赤色群众组织。许多赤色群众后来加入了党组织。

　　随着工作的不断拓展，颐中烟草公司党支部又把工作触角伸向其它工厂、企业，先后发展了一批青年入党。党员分布于几个烟厂以及海港、铁路、华北车辆厂、东文书院等。这些党员又在自己周围发展了一批赤色群众，分布于面粉厂、复兴染厂、火柴厂、织布厂、养马场、奶坊、码头等。有些赤色群众日后在其它地区加入到党内。

　　崇德支部还把工作延伸到东北。1942年9月，支部书记周群利用暑假时机，在家乡吉林省柳河县教育培养了一批青年，成立了秘密抗日组织“抗日兴民团”，开展抗日活动。“抗日兴民团”受崇德支部直接领导，大多数团员日后奔赴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青岛党组织建立后，为了培训年青干部，提高年轻党员的素质，不断派年轻党员和优秀青年赴胶东根据地学习，以掌握敌占区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对敌斗争的策略方法、斗争经验。这批同志学习归来，大大增强了组织的战斗力。

　　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壮大，地下工作的秘密工作原则有所淡化。工作中组织与组织、党员与党员之间横的联系增加。这对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不利。胶东区党委意识到青岛工作存在着潜在危险，于1941年秋，派原南海地委书记谢明钦（化名李子斌）打入市内，组建中共青岛市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青岛工作的组织领导。谢明钦任书记，曲华任组织委员，杨真任宣传委员。工委机关设在东光路13号。这是青岛沦陷近四年后成立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

　　工委成立后，针对已有的工作状况，立即进行组织整顿，按照秘密工作“十六字”方针，坚决切断横的联系。工作方法上提倡灵活多样，特别要很好地利用保护色，把自己根植于群众之中。

　　10月，中共青岛工委成立四沧分区委，李继佩任书记。两个月后，为适应工作需要，四沧分区委又分为四方、沧口两个分区委。四方分区委由李继佩任书记，曲华分管；沧口分区委由高日九任书记，谢明钦分管。

　　12月，为了加强妇女工作，青岛工委又建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杨真兼书记。杨真除在东镇小学开展工作外，又在华北车辆株式会社青岛工场、颐中烟草公司、华北东亚烟厂等工厂企业中开展工作。此外，她还兼管青年工作和统战工作。在她的主持下，秘密刊物《洪流》于本月创刊。宗旨是对抗日青年进行宣传教育，扩大党的影响。《洪流》前后共刊出7期，1942年底停刊。

　　1942年1月初，谢明钦决定用党的活动经费在盐滩村开设一爿磨房，一方面作为职业掩护，另一方面建立秘密联系点，便于开展工作。1月5日晚，谢明钦由沧口分区委书记高日九陪同到盐滩村工人宿舍，与党员曲盛贵、周永智等商量开设磨房事宜。因坏人告密，日本海军特务将正在商量事宜的谢明钦、高日九、周永智等逮捕，随后又有多名党员被捕。

　　谢明钦被捕后，杨真一面组织营救，一面按原计划整顿青年工作，建立市立中学支部，左毅任书记。

　　2月，曲华将工作妥善安排后，带领李继佩准备赴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因日军正在胶东根据地“扫荡”，领导机关和部队已转移，无法联系，只得返回青岛市郊李辛村隐蔽。5月，曲华带薛隐再次赴胶东区党委汇报，途经即墨大北曲村时被日伪军“讨伐队”逮捕，被押往青岛伪警察局。当月，在被敌人押解赴东北途经济南车站时，曲华鼓动同车劳工逃跑，不幸被日军开枪杀害。与此同时，杨真取道胶县，安全抵达胶东区党委，向组织汇报了谢明钦被捕、营救工作情况和市内工作安排。组织上对谢明钦被捕后市内工作未受损失和工作安排很满意。考虑到市内地下组织的安全，区党委决定营救谢明钦的工作由区党委负责，市内同志不再进行这项工作。

　　8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目前对敌斗争的指示》，指出“对根据地以外的敌友顽占区，除几个战略区建立独立工作由分局直接领导外，各区党委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将敌友顽占区，首先是敌占区酌量划分为若干个工作地区，逐次派优秀的党的干部深入进去，长期隐蔽，建立党的堡垒和团结群众，争取敌伪的工作” 。“这些区域的工作，应完全是秘密的，严格与我占区分别开来” 。“这些秘密工作一般采取越级领导的制度”。因青岛工委书记谢明钦、组织委员曲华相继被捕，10月，胶东区党委派胶东财经学校政治处主任李研吾进入青岛市区，传达上级指示，整顿市内党组织。

　　这一时期，市内党组织不断发展。1943年9月，成立了中共华北电业青岛支店支部，王文仁任书记。1944年上半年，文德女中支部重建，王文成任书记。在重建党的市一级组织前，市内各支部均为单线领导，分头秘密工作。

　　在胶东区党委开展青岛工作的同时，区党委组织部以及胶东总工会、南海地委等也积极派遣干部，打入青岛，开展工作。1942年9月，为更好地组织领导码头及东镇一带的工人斗争，经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城工科批准，成立东镇党支部，窦郁山任书记。1943年春，胶东区党委组织部派南海地委组织部长李晨及其爱人秦光打入青岛，以开鞋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因被根据地一坏分子认出并向敌人告密，李晨被捕牺牲，秦光撤回根据地。

　　胶东总工会是胶东抗日根据地内统一的工会组织，工作重心在根据地，但并没有放弃敌占区的工作。1941年冬，胶东总工会遵照区党委的指示，为加强青岛城市工作，派该会组织部长耿桥到南海地区各县进行实地考察。耿桥了解到当地有不少青岛工人或其亲属，认为是开展青岛工作的有利条件。因此，组织决定由耿桥兼南海工会会长，姜更为胶县工会会长，于克本为即墨工会会长，加上王曙光、冯欣德等同志，负责开展青岛市内职工工作。

　　1942年7月，经胶东总工会批准，青岛工人秘密工作站（简称青岛工人秘工站）在平度赵家岭建立，耿桥为负责人。主要任务是：在敌我活动的边缘地带，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接触来往的青岛工人，物色对象，培养发展党员和地下关系，开展市内工人的工作。不久，经青岛工人秘工站培训，青岛振业火柴厂工人谭立瑞等，先后被发展为党员。返回市内后，成立了振业火柴厂党组织(当时未命名为支部或组)，由谭立瑞负责，领导本厂及火柴业工人的对敌斗争。

　　1943年春，青岛隆兴纱厂(现青岛国棉三厂)工人潘述泉，经青岛工人秘工站介绍去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城工科学习训练，并加入共产党。潘述泉回厂后先后发展6名工人入党，并建立了由其为负责人的党组织。这个党组织不但领导本厂工人斗争，还把工作逐渐扩展到钟渊纱厂、内外棉纱厂、海军造船所、四方火车站和富士染厂等单位，共发展了10余名党员和30多名地下关系。同年底，大康纱厂地下党员薛述松等由中共胶县县委组织部转归青岛工人秘工站领导，在大康纱厂建立了党组织，由薛述松负责。组织建立后，在本厂和东镇商贩、鞋工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赤色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1944年2月下旬，青岛工人秘工站组织隆兴纱厂工人杨寿山等到胶东根据地参观学习，并发展为党员。回青后，在本厂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隆兴纱厂第二个党组织，由杨寿山负责。1946年夏，青岛工人秘工站又在中国纺织总公司青岛分公司第三纺织厂（即原隆兴纱厂），建立了第三个党组织，由傅功勤负责。这3个党组织没有横的联系，均由秘工站单线领导。

　　青岛工人秘工站除在当地发展了一批青岛失业工人入党外，又从南海地委、即墨县委、胶县县委接过一批青岛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他们原是青岛市内火柴厂、纱厂、织布厂、染厂的工人，有的是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身受侵略之苦，抗日决心大，对青岛情况熟悉。经青岛工人秘工站培训教育后，一部分人直接重返青岛市内，一部分人则到根据地接受任务后再返市内，做情报、宣传和团结工人的工作。

　　1943年冬，根据区党委指示和开展青岛城市工作的需要，胶东总工会与南海地委，把因在青岛市内从事抗日活动，被敌伪发觉后不能在市区立足而进入根据地的青岛工人（中共地下党员或地下关系）组成了武装工作队——青岛工人抗日大队，谢尤宜任大队长，耿桥兼任政委。工人抗日大队战斗在市外，主要任务是保护南海地区到青岛市内的政治交通线，接待、护送来往的党的交通员、干部以及爱国人士，伺机袭击敌人，并兼做政治工作。工人抗日大队有成员20来人，全部来自青岛市内的火柴厂、纱厂、四方机厂、铁路、码头等岗位，个个精壮强干。

　　青岛工人抗日大队成立后，活动于即墨、平度、胶县、莱阳等和敌占区接壤的地区。这些地区，除日伪军外，尚有国民党游击队，有的对共产党极端仇视，有的与日伪勾勾搭搭，所以政治交通的护送任务非常繁重。青岛工人抗日大队担负的护送进出蓝村车站和胶县县城的任务都胜利完成。除护送外，工人抗日大队也参加政治宣传、锄奸、扰敌和一些小规模战斗。1945年3月11日，南村据点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七八十人下乡“扫荡”，在胶县北境的麦丘遭到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地方部队的迎头痛击，工人抗日大队也奉命参战。此次战斗，10余名日军被击毙，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战斗结束后，胶东军区对参战队伍给予表扬，老百姓编出了《打麦丘》歌谣，传诵一时。

　　此外，南海工会也派人做青岛工人的工作。1943年秋，南海工会在胶县蓝村火车站西北的小高村建立了青岛秘密工作联络站，由谢尤宜负责，归耿桥领导。蓝村是青岛市外胶济铁路的大站，为南海、西海地区进出青岛的必经之路，敌人有重兵把守，但车站与铁路之外不远处即为中共控制区。蓝(村)平(度)公路伸延西北，过往商贩车马很多，秘密联络站设在小高村极为便利。其人员都是工人出身，担负了大量的接待任务，协助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进出青岛市区，并直接领导了青岛市内的几条工作线，有大康纱厂、内外棉纱厂、火柴厂等单位及东镇鞋业工人中的部分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他们进行抗日宣传和收集情报工作，把宣传品扔进敌伪组织的院子里或贴在院墙上，并搜集日本特务机关和伪警察局的机密。这些同志在市内联系群众，广交朋友，发展关系，积蓄力量，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三节 中共山东分局、滨海区委在青岛市内开展工作

　　在胶东区党委开辟青岛工作的同时，中共山东分局、滨海区党委也在积极开展青岛的工作。

　　1939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选派青岛李村师范毕业生、原鲁西第四专区组织科长吕仲华（化名李德林）进入青岛，由山东分局统战部部长郭子化直接领导，为重建青岛市级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吕仲华进入市内后，以汇泉俄美奶牛场工人身份为掩护，在东镇清和路设立秘密联络点。不久，因身份暴露，秘密离开青岛。

　　1940年夏，山东分局第五地委[ 1939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成立第一区党委，下辖第一、二、三、四、五个地委。鲁东南特委即是第五地委。1940年10月，鲁中区党委成立后，五地委由鲁中区党委领导。1942年3月，鲁中区五地委与鲁南区四地委合并为滨海区地委。1943年4月，滨海地委撤销，成立滨海区党委。]派王刚(王泽勋)进入青岛，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搜集情报，开展抗日斗争。王刚打入青岛后，首先发展了在日本人开设的洗衣局（吉林路23号）做工的沈原生(沈光先)为地下关系，并带其回鲁中根据地培训后发展为党员。同年冬，二人返回青岛，沈原生仍到日本人开设的洗衣局工作，王刚在日本人开设的饭馆当堂倌，秘密开展发展党员的工作。经沈原生培养教育，在海关工作的李怀远被发展为党员。 1941年4月，中共青岛支部成立，王刚任书记，沈原生任组织委员，李怀远任宣传委员。支部成立后划市区为四片，以产业工人为主要对象，分工负责。经过支部成员的共同努力，相继在埠头会社修械所、海关、码头、印刷厂、造船厂中发展了10余名党员。1942年春，青岛支部按五地委指示分为市区和沧口两个支部，市区支部由沈原生任书记，沧口支部由王刚任书记。两个支部不再有横的联系。3月，鲁中五地委与鲁南四地委合并组成山东分局滨海地委，市区和沧口两个支部均直属滨海地委领导。同年夏，王刚专事伪警察局党的工作，苏启通接任沧口支部书记。

　　1943年7月，随着中国抗日战场的不断胜利，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做好大城市工作已成为一项十分紧急而重要的任务。7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开展大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要在各大城市的中心产业部门及各个方面建立党的中心堡垒，要特别着重于青岛、济南、淄博及各铁路线、海岸线工人工作的建立，要开展主要城市的青年学生工作，开展对大城市一般市民的宣传工作，通过各种关系及秘密打入方式，深入掌握大城市的伪军、伪组织情况。在各项措施中提出：要决心配备城工干部，要建立或加强领导机构，各区委及有必要的地委要建立城委及城工部门，各大城市及铁路海岸须建立市委或工委，其机关可设于根据地或边沿区，对市内组织采取单线分别领导，要派干部打入，但也要以一切可能动员城市群众来根据地训练后派回。

　　10月，山东分局决定成立中共青岛工作委员会，由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王建功任书记，黄在任组织委员，陈超任宣传委员。同时，成立青岛市抗日民主政府办事处，王见欣（王建新）任主任，邱焕文任副主任，协同工委工作。中共青岛组织从1942年1月中共青岛工委被破坏后，一直没有建立市级组织，市内只有几个支部单线活动。由于青岛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城市，日伪统治残酷，青岛一直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为了确保党组织和地下党员的安全，分局决定将工级机关设在根据地内的莒南县壮岗区稻草峪。此后，青岛市委机关一直设在青岛周边地区，没有进入市区，直到青岛解放。

　　青岛工委成立后，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和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整顿市内地下组织，对市内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的状况，有无社会关系，有无合法职业掩护，能否在市内立足等都进行了审查，对地下工作者提出了广交朋友，广泛团结群众，以利于长期隐蔽的要求，同时加强了对市内地下工作的领导。

　　为壮大市内党的力量，工委从根据地物色在青岛市内有社会关系的人打入市内，又将从市内物色的有进步思想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送到根据地，进行培训教育后，再派回市内。这些同志被派入到社会的不同行业中，成为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把钢刀。根据日照地区乡民在青岛经商、做工人多的特点，青岛工委又特别做这些回乡探亲市民及其亲属的思想工作，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扩大共产党、八路军在市民中的影响。1944年2月，青岛办事处在莒南县坪上村召开回乡市民会议，参加会议的多是原籍莒南、日照、赣榆县回乡过春节的青岛市民，山东省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作报告，青岛办事处主任王见欣讲话。会上分发了共产党、八路军对敌占城市有关政策的传单，会后举行座谈会并设宴招待了与会者。日后这批与会市民有的成为党的地下关系，有的被吸收入党。青岛工委的这些工作方针和措施，为日后在青岛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3月，山东分局根据工作需要调整青岛工委领导成员，王建功、黄在、陈超调山东分局城工科工作，工委由山东分局组织科科长杨一辰兼任书记，于荣光任副书记，徐坦、丁兆遂、陈炳毅为委员。工委由山东分局与滨海区党委双重领导。10月，工委改由滨海区党委领导。杨一辰调任山东分局城工部部长，刘特夫接任工委书记。原办事处主任王见欣调离，李立知接任主任。12月，胶东区党委重建青岛工委，至此，青岛有两个工委，平行地、独立地对青岛开展工作。山东分局将滨海区党委领导的作为第一青岛工委，胶东区党委领导的作为第二青岛工委。

　　除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滨海区党委分别在市内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作外，青岛周边地区的各地委、县委、区委也对青岛市区进行派遣打入工作。

　　1940年1月，原中共平莱即边区工委书记于永禄、组织部长张华斋(赵晋卿)来到青岛，打入丰田纱厂(现青岛国棉四厂)做工，在厂内团结了一批进步工人，成立秘密抗日群众组织“同心会”，其成员日后大多加入到党内。1942年9月，张华斋又在大康纱厂建立了特支，并任书记，由南海地委领导。1944年春，特支被破坏，张华斋等撤回南海地委机关。9月，南海地委再派董海山（邓志荣）回青岛，重建大康纱厂特支，并任书记。

　　1943年冬，中共即东县工委派方勋打入青岛市内，先后在自来水公司、交通公司、台东铁工厂发展一批党员，成立地下工作小组，方勋任组长。即东县工委撤销后，该小组划归胶东区党委组织部领导。

　　1944年春，中共青岛交通公司支部成立，兰成民任书记。同年秋，滨海区党委城工部派李继村打入市内，在码头工人中建立党小组。后因环境恶变，李继村转移到薛家岛发展组织，成立了薛家岛党支部和秘密交通站，李继村任支部书记和站长，继续对青岛市内开展工作。

　　是年冬，崂山阴岛(现属青岛市城阳区)渔民常到乳山一带沿海捕鱼，与乳山县党组织及党的海市工作委员会发生联系，接受了抗捐抗税反渔霸的宣传教育，不少渔民相继加入共产党，回村后成立起渔救会和党的组织，至年底，相继建立东大洋、高家村等5个党支部，发展了几十名党员。这些党组织有的在当地散发传单，扩大党的影响，有的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丁斗争，有的以开商行为掩护，购置枪支弹药、禁运物资，借出海打鱼之机秘密运往胶东根据地。日后，自阴岛至胶东又发展成一条由党掌握的海上秘密交通线，在护送来往地下工作人员、传递情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1939年至1944年12月，先后有10余个系统的党组织向青岛进行了派遣打入工作，并相继建立了5届工委，3个区委，5个特支，11个支部，2个工作站，发展党员近百名。这些在组织领导各界民众进行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坚强的核心作用。

　　

　　

　　第四节 青岛党组织领导的秘密抗日斗争

　　建立青济胶厂——罗利贸易行——东兴隆——胶东区党委秘密交通线

　　抗战时期，青岛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领导下进行的。统战部组成了以徐行健、崔岩、张佩甫等爱国商人为主的统战工作骨干，在青岛进行抗日动员，联络爱国工商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办实业为掩护，向根据地输送战略物资和技术人才。

　　徐行健、崔岩原在东北经商，九一八事变后离开东北，在山东泰安开办裕通汽车公司，以搞运输为抗日救亡作贡献。七七事变后，该公司的汽车被国民党军队征用，徐行健到鲁南参加了八路军的抗日斗争，而崔岩则辗转来到青岛，担任中日合营的青济胶厂经理。在鲁南抗日根据地，徐行健受到共产党的统战理论和政策的教育，认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作用，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做统战工作。

　　1940年，徐行健到青岛养病。期间，徐行健、崔岩结识了抗战前毕业于山东大学机械系、正在青岛搞实业的张佩甫。经徐行健的言传身教，张佩甫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其时青岛日伪统治严密，抗日活动必须十分隐秘。为取得合法身份和立足点，徐行健、崔岩等团结了一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自筹资金和厂房，于1941年春在奉天路（今辽宁路）开办斯宜药厂，徐行健任经理。既解决活动经费，又能帮助胶东抗日军民解决部分急需的药品。是年底，因生产药品受到限制，药厂停办。但在办厂期间，参加办厂的人员和一批负责药物制作的技术人员曾在因、陈志藻等受到徐行健的教育和影响，萌发进步思想，并以此为起点，进入革命队伍。

　　通过创办斯宜药厂，徐行健、崔岩、张佩甫等结交了一批上层人士，积累了城市地下工作经验，初步打开统战工作的局面。1941年，日军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从市内通向根据地的水陆要道都有重兵把守，根据地物资紧缺。为支援根据地，徐行健、崔岩、张佩甫在控制青济胶厂的经营权后，又在青岛市内开办了罗利贸易行，经销胶厂的产品。这两个企业成为向胶东根据地输送物资和技术人员的秘密联络点。

　　1942年春，徐行健与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取得联系，统战部指示：一要设法向根据地运送急需的棉布、药品、医疗器材等物资；二要动员经考察具备条件的爱国青年特别是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工作；三要团结各阶层民主人士；四要密切注视青岛敌人的动向，及时向组织报告。根据指示，徐行健等在统战部的具体安排下，用崔岩及其他人的捐款在掖县开办地下纺织厂，以东兴隆商号作掩护，由西海地委各救会秘书长尹涧任总经理，徐行健任副总经理，掖县商救会会长曲九洲任经理，王秋白任副经理，就地纺线织布，支援前线。

　　东兴隆也是区党委统战部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徐行健等以该商号为掩护，从青岛向胶东根据地输送物资和人员，形成青济胶厂——罗利贸易行——东兴隆——胶东区党委秘密交通联络线，先后动员30多名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并担负情报传递、来往交通的接待和培训从市内送来的进步青年。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43年春，区党委统战部在青岛成立青岛市海外抗敌同盟动员委员会，徐行健任主任，崔岩任组织委员，张佩甫任宣传委员。机关设在罗利贸易行内。徐行健、崔岩兴办实业、经商理财有方，张佩甫是高级技术人才，这些个人优势便于在实业界活动。他们结交了不少厂主、资本家及工商界上层人物，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并不失时机地以巧妙方式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主张渗透到谈话中，使这些上层人士了解了党的政策，对抗日产生了必胜的信心，为日后的统战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胶东区党委领导的青岛市内党组织，也利用自身的条件，开展统战工作。 1943年9月中旬，区党委指示杨真，成立统战工作小组，杨真任组长，利用地下党员的便利条件，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滕九光夫

　　1940年底，中共党员周怀清受南海特委军事部派遣进入青岛市内，以铁路临时养路工的身份为掩护，在大港一带进行情报收集工作。每周回根据地一次，将收集到的情报向组织汇报，或回原籍胶县通过其母（中共地下交通员）转告。为取得敌人的信任，周怀清干活特别卖力，得到日本监工小野学的认可。常被叫到小野的住处干活，由此认识日本人、货车司机滕九光夫。

　　滕九光夫是日本产业工人，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入伍，但他对侵略战争极为反感，多次要求转业开火车，后获准调到青岛，在胶济铁路当司机。母亲、妻子、4个孩子、2个妹妹，一家9口住在西康路4号楼底一所房子，生活十分艰难。滕九为人和善，不像其他日本人那样凶狠残暴。周怀清有意接近他，给他一些柴禾，了解他的思想。滕九告诉周怀清，日本国内经济也极其困难，工农大众叫苦不迭，埋怨不该发动战争。

　　周怀清将滕九光夫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后，党组织指示，进一步接近滕九，并在生活上给以接济。从此，周怀清在生活上更加关心滕九，两人关系日益密切，滕九甚至将日军编印的内部小报也拿给周怀清看。滕九光夫为了表示对共产党的诚意，提出与周怀清合伙做生意。周怀清向组织汇报，组织指示，可重点购买根据地十分缺乏的布匹和药物，转运到根据地。周怀清通过各种渠道在市内采购，滕九在医院工作的两个妹妹也弄来药品、药棉等。滕九则设法将这些物资藏到自由开的火车上，由周怀清押运，在青岛站以西45至55公里处的旷野地段，交给地下交通，运往根据地。如此一年，从未间断。

　　根据滕九的杰出表现，党组织研究决定，发展他为中共地下工作关系。1942年12月，滕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岛市内唯一的日籍中共党员。入党后，滕九工作更加努力，除继续利用火车司机之便转运物资外，还与周怀清合作，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送信、侦察敌情等任务。

　　1943年底，原胶东军区南海独立团的一名排长王玉贵，在敌人的利诱下，带领一批人携24支枪，逃至蓝村车站，投降日军，被编入日军阿部队。为获得日军信任，王玉贵带领一批伪军驻蓝村车站阿部队旁边，在蓝村一带大肆搜捕抗日干部，残害抗日群众。党组织决定，借敌人之手，除掉王玉贵。胶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县长姜谔生的名义给王玉贵写了一封“密信”。信中希望他不要辜负人民的希望，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密信交给周怀清、滕九投递，并要求使敌人深信不疑。为免遭嫌疑，滕九特地请了一天病假，避开自己的车次，与他人换班开车，将“密信”投入阿部队兵营。几天后，胶县党组织派人到蓝村打探，得知王玉贵已被日军逮捕。党组织又派周怀清、滕九深入了解，获悉王玉贵已被日军枪决。

　　胶县人王云洲为国民党一杂牌游击队头目，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公开投敌，被编入伪治安军，担任团长，在胶县、即墨一带为非作歹。为争取王云洲弃恶从善，党组织决定给他送署名胶县敌工部负责人的警告信，警告他若为人民做好事，将给他记功，若继续作恶，顽固不化，必得严惩。送信任务交给周怀清和滕九。王云洲家住青岛周村路。1944年元旦后的一天，滕九化装成军人，周怀清扮成警察，在探知王云洲不在家的情况下，将警告信送给了王云洲的老婆，顺利完成任务。

　　1944年春，日军在坊子车站一带集结，准备“扫荡”根据地。滕九、周怀清接到党组织指示，到坊子侦察敌情。他穿上军官服，开着851次货车，进入坊子车站。周怀清也穿着滕九提供的军装。二人下车，串街走巷，了解敌情，重点察看了敌人停放的装甲车、大炮、来往的马队和敌军番号。侦察完毕，腾九立即开车返回，由周怀清向组织作了汇报。

　　1944年5月，周怀清被一敌探养路工告密，引起敌人的怀疑和监视。滕九获知消息，紧急通知周怀清。周怀清立即撤回根据地。为了安全，组织决定他不再返回市内工作。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青岛遣返日军和日籍技术人员，滕九于1946年1月到胶县找到周怀清，提出不回日本、继续在中国服务的要求，但组织动员他回日本继续发挥作用。腾九回国后，再无联系。但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

　　发动船员起义

　　日军占领青岛后，立即对港口实行严密封锁，并将所有中国轮船钉上“大日本海军管理”的牌子。当日军将国民党第三舰队凿沉的舰船捞起，航道疏通，港口开启后，即实行航行许可制，中国船只在经过严格审查后，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为其装运军需物资。青岛所有的大帆船也被编组“联营”，层层检查，进行航运。船上的重要职务多由日本人担任，并由日伪武装押运，中国船员仅仅是被强迫劳动的奴隶而已。

　　日本侵略者将掠夺来的煤炭、原盐、矿石、布匹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又将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弹药整船整船运到青岛。日军还对抗日根据地沿海严密封锁，任何船只不得往来。广大船员对敌人的暴行敢怒不敢言，但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政策和统战工作的影响下，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并伺机展开斗争，支援抗日根据地。

　　1944年12月中旬，“隆华三号”爱国船员举行起义，将船开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柘汪镇(现属江苏省连云港市)。

　　“隆华三号”是新造的仿美式甲板的大型木帆船，3桅9蓬，长约40米，载重500吨，属汪伪华北联营社所有。该联营社是日本侵略军为统治中国航运强行组成的，挂汪伪旗帜，实权操在日本人手中。“隆华三号”的船长、大副、二副、营业主任等5名负责人均为日本人，只有最下层的9名船员是中国人。该船航行于青岛、长崎（日本）、塘沽之间，以商业运输的名义为侵略战争运送物资。

　　12月中旬，“隆华三号”满载由青岛生产的白棉布、绒布4万多匹以及白糖等物资，启航开往日本。9名船员中，水手长滑宝发(滑凤鸣)，水手田均庆(田均)、金登俊(金少华)等，都是天津人，从小相熟，感情笃厚，都痛恨日本侵略者。起航前，他们商定，将船开到其它港口，支援抗战，并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但因准备工作不充分，未能直接举行起义。

　　“隆华三号”出航后，在海中航行了3个昼夜，大家议决起义，击毙日本人，将船开到抗日根据地。在滑宝发、田均庆的领导下，9名船员作了战斗分工，并以斧头、铁棍为武器，击毙船长等日本人，俘虏日本大副，而中国船员无一伤亡。

　　紧张的战斗使操舵手忘记记录航行方位，“隆华三号”成了盲目航行。其间一架日本飞机3次飞来盘旋侦察。第三次，船员们把已经扯下的汪伪“国旗”拿出来扬了扬，飞机才飞走，再没回来。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又将日本大副抛进大海。

　　十几天后的一个黎明，前方出现一个小岛。根据海图分析，大家认为可能是连云港东南的东牛山岛，于是继续前驶。远方出现一个海湾，船员们一面准备停靠，一面作好应对准备：如果是日伪港口，则谎称来找船行代理处求援，因船上已断粮断水；如果是八路军，则天遂人愿。“隆华三号”静静地收蓬抛锚，5人留守看船，4人架舢板进港。原来此处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柘汪镇。八路军当即将他们接引上岸，并连夜派船寻找“隆华三号”，因夜黑未见，第二天方才找到。这一天是1945年元旦刚过，“隆华三号”的到来，为根据地庆祝抗战第八个新年增添了更加喜悦的气氛。

　　八路军领导迅速调动部队和群众，日夜起卸“隆华三号”载来的物资，水驳陆运，人欢马跃。卸完物资，接着拆船，船未拆完，日军从连云港出动飞机和炮艇前来抢船，但为时已晚，只将一个空船残骸拖了回去。

　　根据地领导十分重视“隆华三号”船员的爱国壮举，认为这是对侵略者政治、经济的沉重打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青岛城市工作的重大成就，也是爱国船员拥护抗战向往根据地的光荣行动。4万多匹棉布和其它物资，对遭受敌人长期封锁、环境艰苦的根据地军民来说意义非凡。中共滨海区委城工部部长华诚一，青岛工委书记刘特夫、副书记于荣光，青岛办事处主任李立知等先后接见了全体船员，慰勉有加。根据党的政策，组织上决定给予物质奖励，拨出黄金数百两与北海币数十万元发给9名起义船员，去留听其自愿。多数船员经过学习，觉悟进一步提高，有的参加八路军，有的被派回青岛从事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青岛地下党组织发动了多起海上斗争。1943年5月，裕泰船行的“同兴号”轮船从青岛开出，在徐家麦岛的海面上，押运的伪警察被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解除武装，船被开到文登县张家埠港。1944年12月30日，共产党员宋臣、刘宗智发动日本拖网船船员刘宗爱、刘志成等13人起义，将2名日本监工押入底舱，将拖网船开到胶东根据地的乳山口。这些海上斗争，支援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第五节 青岛工人的反日斗争

　　青岛沦陷后，青岛工人阶级的反日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胶东区党委、滨海区党委根据党的敌占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沦陷后的青岛工人运动实行了有效的领导。青岛地下党组织在胶东、滨海区党委的领导下，从日伪残酷统治的现实出发，结合各行各业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工厂企业中，组织领导工人求生存，反欺压，明顺暗顶，以磨洋工、偷拿日伪的物资、痛打汉奸及日本监工、浪费原材料、怠工、停工甚至罢工等手段，破坏敌人的生产，和敌人进行斗争。群众性的“磨”、“偷”、“打”、浪费和破坏，形式上是个人行为，表面看是生活问题，却与日军占领相始终，并成为具有威力的群众运动。

　　“磨”，即磨洋工。工作时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干活不出活，日本人在场一个样，日本人走了另一个样。码头工人故意拖延装卸，日本人哀叹说：苦力(指出苦力的工人)1500人只有1000人的效率。华北车辆株式会社青岛工场工人磨洋工的顺口溜是“上趟茅房(厕所)半点钟，提上裤子还差十分钟(下班)”。气得日本人将厕所门砸烂。工人们在车间里瞅空就“开空车”（指光开机器不干活）。纱厂的女工摸准日本监工进出车间的规律，监工在场就好好干，监工不在场就磨洋工。特别是夜班工人，日本监工总是在21点、24点、凌晨3点到车间巡查，然后回办公室睡觉。于是女工们派出“岗哨”盯住监工办公室，大家在车间内轮流睡觉，有的机器生产，有的机器空转。当“岗哨”发现监工出来时，立即发出暗号，大家很快站起来干活。水源地的工人常常将水管的闸门开窄，使输水量变少，而电机却照样猛转，或者打开澈水门，让自来水大量从暗渠流入大海。老工人则熟练地操纵转盘，使流星表记录失准。日本人因供水不足，常常下去查看，但前脚刚走，后面就有工人打电话通知水源地的工人做好被查准备。日本人只能白跑腿、空发火。总之，各行各业的工人莫不用磨洋工来对付日本人。

　　“偷”，即“偷拿”日本人的物资。不论是生活用品，还是工具、器材、原料，一有机会就“偷”，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反抗方式。在日本占领军的残酷统治下，工人生活极端困苦，为养家糊口，求得活命，不得不“偷”点东西以换取口中食、身上衣。而且，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工人们首先认为“偷”的是占领者日本人的东西，没有错，所以在群众中流传着一种具有鲜明爱国主义的说法：“偷鬼子(日本人)的不算偷，被鬼子打了不算丢(人)!”划清了这种“偷拿”与一般的违背社会道德、刑事犯罪的“偷盗”的是非界限。当这种“偷拿”活动发展到非常普遍、无孔不入、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时，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中共山东分局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工人、厂警、工头联合起来共同‘偷’敌人，可能发展为广大群众运动，便于我们团结工人，从中扩大我们在城市影响，亦很便利”[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二辑第336页。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共青岛地下组织对工人的爱国举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在组织上加强了领导，使其更为普遍，形式更为多样化。工人们有的单独行动，有的集体行动。码头工人“偷”的规模较大，组织较严密，物资较重要，除面粉、布匹、服装、白糖、食品、纸张等，尚有军用物资。其常用方法是组织起来，买通中国港警，合伙“偷”。有一次，十几个工人一起，由事先串通好的港警放哨，将成件的军用橡胶偷走。又有一次偷出的白糖两人就分到1包(每包有100多斤)，还有一次每人分到两匹布。青岛港码头火车站开进满载粮食和食油的货车，到了夜里，铁路工人分工放哨，用快刀将麻袋、油篓捅破，粮油就像流水一样流出来被运走。搬运工人在拉货时常常将满箱的发电机、棉布、五金器材弄走，然后回填上满箱的石头。华北车辆株式会社青岛工场的工人主要是偷铁板(切成小块)、铜板、工具和零件。当时钉车厢的螺丝帽偷出一个就能买一个烧饼(8分钱)。纺织工人的“偷”风更盛。女工大多将棉花、棉纱、布、线、手纸等缠紧，藏在高耸的发式里或衣服里，但数量较少，因为此方式易被发现。浆纱、浆布的女工，夜间偷淀粉、面粉烙饼吃，男工偷工具、物料、柴禾，也有的合伙偷纱偷布。内外棉纱厂日本人发现搜身门卫对工人徇情，并且合伙偷拿，更换了数次门卫也无济于事，最后雇用白俄男女，专司搜身之职。尽管如此，“偷”风还是越刮越大，经常一夜织的布还不够偷的。据一份内外棉纱厂工人档案[青岛市档案馆藏《内外棉青岛支店》卷。]的统计，94名工人卡片中，因“盗窃”解雇除名者28名，“欠勤怠慢”解雇除名者5名，“惩罚”解雇者1名，其它不明原因解雇、辞退、死亡者35名。在非盗窃解雇者中也有不少“盗窃”记录，甚至在那些得到日本人信任的“特选工”、“优良工”的卡片上亦非鲜见。1939年，隆兴纱厂工人串通门卫，利用夜班，连续3个月将棉纱成件隔墙扔向厂外运走，后被发现，有七八名工人被开除。1942年中秋节后，隆兴、银月(现青岛国棉二厂)纱厂十几名工人，深夜将隆兴纱厂附近海边的日本“清水组”小铁轨，偷运上船，准备供给国民党姜黎川部，后被敌人发觉，没有成功。

　　“打”，即打“鬼子”(日本人)、揍汉奸。日本监工凶神恶煞，对工人任意打骂。汉奸把头则充当耳目爪牙，为虎作伥。工人们对此极为痛恨，就用“打”这种原始的惩罚形式进行报复。初期，工人们主要打汉奸把头，因汉奸把头住在厂外，工人中的勇敢分子，伺机将其狠揍一顿，以示惩戒。随着日本侵略军在战场上的连连失败，日本人渐失威风，工人的胆量、气概日壮，对欺压中国工人的日本人，就敢痛打而后快。1944年，日华兴业株式会社纺织工场（原铃木丝厂）工务记录员任盘石痛打织布技术员（实际是监工）藤山清信。同年春，日本三菱油槽所一位管质量检查的日本监工，因平时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为工人所痛恨。一天晚上，当此监工又无端欺压工人时，地下党员徐忠义奋勇向前，狠揍其一拳。其他工人见状，一拥而上，将这名日本监工打得半死。1945年2月，大港埠头站工人“偷”铁圈，汉奸翻译见后，要工人将卖得的钱分一份给他。地下党员刘崇旭领导工人进行反抗，不料此翻译竟汇报给日本人。刘崇旭即带领工人寻避静处将其一顿暴打，并报告日本人说，翻译要我们工人偷东西，卖了分钱给他，我们工人不干，强烈要求开除翻译，否则罢工。日本人无奈，只得将此翻译开除。抗战末期，日本人气焰更低，中国人胆气更壮。青岛电报局报务员赵明德被日本班长武田八郎骂得火起，用点名用的木板朝武田头上狠命砸下，报房顿时形成中日两班人员对峙的紧张局面。通信课长竹田只得两边调解，对赵明德也不敢处理。

　　浪费。对日军占有的物资不管是掠夺中国的，还是从日本运来的，不管是军工器材，还是生活用品，工人们只要拿不回家就尽力浪费。如大材小用、延误时效、增加消耗、弃置报废等等。码头工人常常将物资扔进海里，其中有包装严实的发动机（青岛解放后打捞出来仍完好可用）。一次，码头工人于忠山在船上卸子弹，时过午夜，看见一个卯子工（临时工）趁上夜班不易被发现，一连往海里掀了3箱子弹，他也悄悄往海里掀了1箱。一次在一号码头卸水泥，工人扛10袋，就要掀下6袋。其它煤、铁、矿石等被掀进海里的更多。火车站的调车工人常常在发车前把存水放空，造成发车时临时供水延误时间，使列车不能正点。现场生产则多耗物资，多出次品。纺纱工人常开空车，花卷粘了、线头断了均不管，机器坏了则听之任之。维修工人能拖延则拖延，能糊弄则糊弄，给机器加油，故意把油眼外面浇得满满的，里面灌的很少，使机器工作时间不长就没油而空转，造成机件磨损加快。机车司机违章运行，任机件烧得通红，有时还往机件里塞石头和铁屑。车辆修理则常常是越修越坏。

　　破坏，即有意识、有目的地破坏机器设备和物料成品，或者集体怠工、罢工，使生产任务完不成。工人个别的暗中破坏随时都有；对军工生产，则自觉地集体行动，进行抵制，使之失败。

　　1941年下半年，日华兴业株式会社绢织工场接到军用绸漂白任务。在中共青岛地下组织的发动下，工人将烧碱暗中加多，使这批白绸大部烧坏，价值十几万元。1943年春，埠头株式会社机械修配所接到制造防空壕铁门的任务，1944年秋又接到制造5000把指挥刀的任务，都是限期3个月完成。滨海区党委领导的青岛工委市内支部研究决定，发动工人进行抵制。适逢1名工人被日本监工打伤，在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全厂工人提出抗议，并集体怠工，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支部又以“技术不高”、“掌握不住淬火”为借口，发动工人继续怠工，运用各种手法软磨硬顶，拖延生产，使铁门生产任务拖了1年多，5000把指挥刀直到日本宣布投降时，才打好几百把。1944年秋，华北车辆株式会社青岛工场接到日本当局命令铸造3万发炮弹壳的任务，限期半年完成。工人们先是消极怠工，后暗中破坏。有的将盐粒放进砂型，使铸出的弹壳有砂眼；有的故意将砂型芯子装偏，使弹壳内孔不正；有的把撞针挫去一点，使炮弹无法发射。日本人虽有监工，却顾此失彼。施行欺骗收买，工人们又不为所诱。日本当局无可奈何，被迫停止生产。

　　对日本侵略者残酷的压迫，只靠上述斗争手段根本不够，对敌人的毒打、人格侮辱等野蛮行径，必须进行有理有节的抗议，以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青岛工人阶级有深厚的战斗潜力，罢工是他们手中的强大武器，但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工作的根本任务是积蓄力量，以备将来的决战，对罢工则抱着极其慎重的态度，禁止轻率发动。青岛地下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本着谨慎稳妥的精神，在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机动灵活地发动了几次集体停工，都取得了胜利。这种集体停工实质就是罢工，但却与以往的罢工有所不同。首先，它是发生在群众性怠工的基础上，是怠工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它是工人的集体行动，有目的，有要求，但不搞形式，甚至不派正式代表交涉，集体来，集体去，并把要求严格限定在生活待遇范围内，不涉及政治，使敌人抓不住把柄，却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这样既迫使厂方接受要求，又达到停工目的，同时团结、教育了广大工人，壮大了斗争的力量。

　　1941年秋，日华兴业株式会社绢织工场一女工被日本监工殴打休克。工人纷纷怠工、停工以示抗议。鲁中区党委五地委领导的青岛支部决定抓住时机，将零散的怠工、停工，引导到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停工，同时提出复工条件不要太高，速战速决，以免工人吃亏。经过有理有节的停工斗争，厂方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保证今后不再打骂工人，每天工作时间由12小时缩短为10小时，必须加班时，另付加班费，同时包赔被打女工的医疗费，医疗期间的工资照发。

　　同年冬，大港码头煤盐部工人因长期喝不到开水而不满。当一名装卸工无辜被日本监工毒打成重伤并将被开除时，愤怒的全体装卸工人酝酿反抗。鲁中区党委五地委领导的青岛支部，因势利导，发动工人停止工作，抬着被打伤的工人送往医院，300多工人跟随其后，气势雄壮，形成一次示威游行。港口卡子门的伪警察想阻拦，示威队伍直闯出去。汉奸把头赶来又吓又骗，被工人打跑。示威队伍将受伤工人一直送到医院，安排好治疗后才散去。埠头株式会社迫于众怒，答应工人的要求，发给受伤工人医疗费和伤假工资，保证今后不再打骂工人，同时一周内安上茶炉，让工人喝到开水。

　　1942年10月，隆兴纱厂一改男搜男工、女搜女工的搜身惯例，换成日本男人对女工进行搜身。女工个个愤怒不已，坚决抵制。她们紧急串联，要求撤换日本男人，否则决不上班。月底的一天，早晨夜班女工下班出厂，但上白班的女工一个也没进厂。日本厂长平田和人事系主任羽鸟大为着急，立即派人挨门逐户去找。但找来的女工却聚拢在一起不进车间干活，并齐声喊：男人搜身，我们就不上班！态度坚决。这次斗争，迫使工厂停工两天。日本资本家无计可施，为免更大损失，被迫答应女工的要求，将搜身的男人调回，予以“申斥”，仍由女人担任搜身，400余工人停工两天的工资照发。这次斗争使隆兴纱厂减产棉布8万多米。

　　同年秋冬之交，泰安胶皮工厂(现青岛橡胶九厂)为要求改善待遇，曾两次停工。该厂属日本共和护膜株式会社，是青岛唯一生产胶鞋的厂家，有工人300余名。中秋节前夕，该厂成型部女工反对日本厂主扣压工资，相继离厂，拒不上班。日本厂主先是让当局出动宪兵威吓，后允诺工资照发，女工们始复工。12月初，为要求将工资改发面粉，并撤换仗势欺人的验鞋工(汉奸翻译的老婆)，全厂工人罢工。日本厂主被迫接受要求，工人的斗争取得胜利。

　　1943年春，青岛印刷局日本厂主因一梁姓排版工人不慎出错而决定开除这名工人。中共地下支部指示工人党员发动反对开除的斗争。先是提出反对开除的抗议，要求收回决定，厂主不予理睬。继之各工序工人相继请假，使车间停产。请假斗争进行到第三天，日本厂主被迫收回成命，并答应生病工人可半日工作半日休息，加班费每次发2角，每日供给一顿饭。斗争取得胜利。

　　同年春，埠头株式会社机械修配所日本监工殴打一名工人，引起群情激愤，不少工人要以打还打。中共地下支部因势利导，积极做好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组织工人坚决斗争。经研究，工人们送信质问厂方为什么随意殴打工人并提出严正要求：不得随便殴打工人，不得随便开除工人，增加工资。与此同时，300多工人集体不上班，并叫关键岗位的技术工人躲起来不露面。日本厂主请宪兵、警察拿着工人名册挨家去找，不上班即抓人。但抓来的只是部分辅助零杂工。第二天，日本人只得将抓去的人全放了，并声明要工人派代表进行谈判。地下党支部洞悉敌人的诡计，组织大家集体去。第三天，数百名工人纷纷进厂，要求集体被开除。日本厂主为完成生产任务，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今后不再打骂工人，不再开除工人，加班费每人每次发给1.1元，每人每月增加半袋面粉，同时向被打工人赔礼道歉，发给治疗费。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增强了工人的团结。

　　同年夏，山东渔业株式会社修船所300多工人，在地下党支部的发动下，全体停工，要求改善待遇。工人们高喊：要干活就得吃饱饭！连工头也参加斗争。日本厂主要工人派代表谈判，工人就让工头充当。时值渔汛旺季，修船业务繁忙，日本厂主无奈，接受了工人的要求：每人每月增加半袋面粉，另发加班费。地下党组织同意立即复工，在斗争中发展1名骨干分子入党。

　　在日军占领并施行法西斯统治的8年中，青岛广大工人在没有政治自由，生存权利也遭到严重威胁的境况下，没有绝望，没有气馁，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为生存而斗争，这些斗争削弱了敌人的经济力量，打破了日军的侵略计划，成为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组成部分。

　　第八章 准备里应外合 迎接抗战胜利

　　第一节 贯彻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欧洲战场，意大利军事专制政府土崩瓦解，苏联军队收复全部国土，并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及其占领区，美、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太平洋战场，中、美、英军队在缅甸开始反攻，盟军在太平洋上转入战略进攻，日军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及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次年春，美军发起“越岛进攻”，逼近日本本土。日本侵略者处境愈来愈困难。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扭转了困难局面，进入恢复和再发展时期，人民武装力量日益增强，并逐步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从1943年开始，华北、华中部分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与此同时，日军则日陷被动，战斗力日益减弱，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实现重点守备。1944年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开始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和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一样，山东抗日根据地也扭转了困难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形成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到1944年初，山东抗日根据地已辖2.5万余个村庄、847.7万余人口，面积占山东省津浦路以东地区的35%。其中大泽山抗日根据地成为胶东抗日的战略支点；滨海抗日根据地成为山东党政军机关驻地，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从1944年春天开始，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方针，指挥和部署了敌后军民对日伪的攻势作战。

　　在此形势下，山东分局对城市工作作出新的安排。1943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下发《关于开展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为了在城市中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发展城市统一战线关系，开展多种形式的地下工作，在反攻前树立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故有以根据地为依托，建立市政府之必要”[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十一辑第200页。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市政府建立后主要工作是：在根据地内调查确定与城市有关系的工商人员、学生、居民，让他们利用家庭关系、统战关系，动员其亲友到根据地参观；号召城市工商业者来根据地投资，逃亡地主回家耕地；号召被敌侵占财产者来政府登记；失业工人除训练派作干部外，可组织工人武装，以做将来收复城市的先锋队。据此指示，1944年1月10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发出训令，成立青岛抗日民主政府，黎玉任市长，并在滨海、胶东分设第一、二两个办事处。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国战场的变化，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为了“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样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45页。]。当年6月5日，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指出：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一方面，要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一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互相结合，里应外合的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第147页。]为实现上述任务，中央在思想教育、计划组织、工作方向、工作方法、干部配备以及经费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

　　这一指示，是党中央在抗日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折时刻作出的重大决策，标志着党的工作在新形势下的转变：一是从农村根据地工作为主，转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并重。这是因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而要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 《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第147页。]。二是城市工作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转到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占领城市。“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一切努力与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并服从这个目标”[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95页。]。三是指出为实现城市工作新任务，城市工作方法上“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蔽，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正确的方法，是在一切可能的与合法的范围内，去联系与团结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而使精干的秘密组织与秘密活动，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隐藏在群众的合法活动之中”[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99——500页。]。四是从由城市撤往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转到依靠农村根据地打入城市，发展和加强城市工作，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五是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准备工作，是一种长期艰苦而伟大的准备工作。“必须要有长时间和极端复杂忍耐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与急躁的工作所能济事”[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96页。]。

　　为迅速贯彻《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山东分局及时召开会议，发布指示，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6月，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分局和各区党委设立城市工作部，渤海区党委增建济南工委，胶东区党委增建青岛工委。8月7日，分局下发《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的指示》，阐述中央的指示精神，认为里应外合的思想“是在中国特殊条件下马列主义武装起义理论的具体化，是由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同时指出：“在山东城市与交通要道都在我军的包围之中，沿海更为配合盟军反攻日寇的重要阵地，这就更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必须用最大努力积极的开展城市工作，来完成我们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分局对过去的城市工作作了认真的检查，认为“山东过去的城市工作的成绩，是极其微弱的，要担当如此伟大任务相差很远”，主要原因是对城市工作认识不够，还因为我们的干部安于农村，忘了依靠农村包围敌人正是为了占领城市。分局指出，我们游击战争已逼近城市及交通要道，我们各个部门业已打入和发展了一些力量，根据地里的广大群众与很多干部，与敌占城市的人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诸城县在青岛的有5万人之多，占青岛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只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有利条件，切实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这一伟大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分局要求，凡与城市有关系的同志，对此工作有经验，或能打入城市找职业出苦力的同志，都应自觉地、不畏艰险地去工作。根据山东的具体情况，分局提出了具体工作任务：一、党委必须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并完善机构；各区党委建立城市工作部门，滨海区要健全青岛第一工委，胶东区应健全青岛第二工委及东北工委。二、要在大中小城市及交通要道普遍开展工作，但应区分轻重缓急，对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等城市及津浦、胶济、陇海各铁路要大力开展工作。三、应动员全党全军一切组织，分头具体去进行，每一城市，每段铁路，每股伪军，每一产业，都应有专门的组织负责进行。四、敌工、情报、锄奸、工商等部门应在统一方针下开展工作，并与自身任务相结合。五、城市与要道工作要与城市近郊要道两侧工作结合起来，为此各地应抽调一定数量的战士和干部，建立城郊武工队、游击队进行隐蔽活动，以开展城市近郊与要道两侧的工作。六、党的核心要力求精干，重质不重量。

　　9月，山东分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黎玉作《为创造反攻时期里应外合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会议进一步对《六五指示》进行讨论，统一认识，对发动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人和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政权、准备武装起义等工作进行了详细研究部署。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山东分局的部署，山东各地及时开展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八九月份，分局和各区党委均设立城市工作部，各区党委以济南、青岛、徐州等城市和胶济、津浦、陇海路为重点，抽调大批干部(占根据地全部干部的5%)，到城市和交通要道建立和加强城市工作机构。

　　胶东区党委根据上级指示，于1944年9月下旬抽调300余名干部，以其大部秘密进入城市(包括东北地区)，小部配备城外领导工作。同时，要求各地委建立城工部，青岛、烟台、威海、龙口以及铁路沿线各县均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10月，区党委专门召开青岛地下党员会议，抽调市区部分地下党员骨干杨真、张辽、莫易等十五六人到区党委学习《六五指示》。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区党委要求市内地下党组织要组织起义人员做好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的内应准备，对市内各要害部门、交通要道等，要物色配备好向导，等待时机接应外面派进的军事指战员；武器方面，市内搞一部分，主要由市外运进一些手榴弹、枪支等轻型武器。区党委书记林浩接见了与会人员，并给予鼓励和指示，区党委城工科科长李研吾主持会议，并部署任务。会后大家分头返回市内，根据会议精神和各自的实际情况，分头工作，购买枪支，筹建地下电台，组建起义队伍。

　　滨海区党委也于1944年9月2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及分局城市工作指示的指示》，确定滨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重点为青岛、陇海路、连云港等地。区党委从各机关中选派徐信、严维璈、刘汉东等30余名党员、干部秘密进入青岛市内，秘密组建工作网点，在工厂、码头和下层军警中宣传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搜集日伪情报。区党委城工部也相继派出严维芳、李继村等地下工作人员进入青岛市内，城工部所派党员傅大同打入青岛市内后，在船员中开展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秘密交通站。这个站掌握了两只渔船，在护送来往地下工作人员、传递情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胶东区党委统战部、胶东总工会、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南海地委等也在做青岛的工作，调动各方面与青岛有关系的人员百余名秘密进入青岛，协助地下党组织，在工商界开展统战工作，对日伪军进行策反，到要害部门收集情报。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和滨海区党委积极调整青岛党组织，加强对青岛城市工作的领导。1944年10月，山东分局决定将1943年10月建立的青岛工作委员会划归滨海区党委领导，以加强青岛地下工作的力量。12月，胶东区党委重建青岛工委，丛烈光任书记，耿桥为委员。工委成立后，立即整顿市内党组织，成立了3个特别支部，由杨真、张辽、莫易分别担任书记。3个特别支部均由青岛工委单线领导，并力求切断横的关系。其他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由丛烈光、耿桥分头单线联系，党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增强。

　　第二节 准备里应外合解放青岛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取得了完全胜利，德、意法西斯阵营彻底覆灭。此时，日本实力尤存，还在准备进行所谓本土决战。在中国的东北及朝鲜北部，日军集结了75万兵力，企图以此与日本本土及外围诸岛连成一体，坚持长期作战。

　　太平洋战场，6月下旬，美军进攻并占领冲绳，完成“越岛进攻”的最后一战，为进攻日本本土创造了条件。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使日本两个中心城市遭到毁灭性打击。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军分东、西、北三路挺进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解除了关东军的武装。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军队的进军东北，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并未做好充分的反攻准备，其主力部队分布于西南、西北地区，远离抗日前线。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从1945年5月开始，即根据中共中央“削弱伪军，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对日伪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不断取得胜利，使许多解放区连成一片，日伪被迫龟缩于一些大中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取得作战中的主动地位，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接近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这是一次总结中国革命基本经验，动员全党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建设新中国的大会。

　　大会认为，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有两种命运和前途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种是光明的命运，即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一种是黑暗的命运，即蒋介石集团坚持的，在日本失败后仍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继续反共反人民，延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分裂贫穷状态。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努力争取实现光明的命运。

　　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在24年中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八年抗战的经验。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明沦陷区地下党的任务是“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号召解放区的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8——1089、1090页。]

　　党的七大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在日军日渐龟缩在大城市、交通线、海岸线作垂死挣扎的最后时刻，胶东区党委、滨海区党委加紧了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的准备。1945年5月，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派敌工干部王一民以商人身份打入青岛，搜集情报，组织地下情报网。6月，上海党组织派王文起打入青岛，以联昌贸易行职员身份，开展秘密工作。7月初，胶东区党委社会部派遣的地下工作人员吴荣森、黄振远潜至沧口飞机场附近，绘制了日军布防、军事工程地图，并秘密送往胶东军区。各级党组织派入市内的党员，都在各自联系的党员和工人群众中，在伪警察和伪政府的人员中，在广大市民中，宣传抗战胜利在望和日本必败的大好形势，传播新华电台广播的消息。当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的喜讯传开后，青岛民众喜形于色，人心更加振奋。市内各地下组织抓紧时机，积极而谨慎地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有的在收集情报，有的在瓦解伪军、争取伪军起义，有的在组织发动工人，所有隐蔽在各行各业中的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地下关系、赤色群众，一齐努力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1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这期间，山东的日伪军惶惶不安，纷纷向铁路沿线及大城市收缩集中。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匆匆对驻山东伪军进行加委，有的被委任要职；对日军则要求“就地驻防”、“协助加强防务”，并与日军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出现蒋、日、伪合流的复杂局面。

　　8月16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当前工作要争取先机掌握重点的指示》和《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关于当前工作要争取先机掌握重点的指示》中指出，敌伪尚未放下武器，国民党正在与我军争夺，我军如犹豫迟缓，必然丧失时机，招致不利；要求一切部署必须争取先机，服从前线需要，迅速迫使敌伪向我军投降，控制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在《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加强城市工作，以配合军队迅速占领城市及交通要道，要坚持里应外合的方针，积极组织起义力量，配合部队的进攻。特别指出，济南、徐州、青岛等工委，要加强组织领导，委派最得力的干部负责工作，派遣大批干部打入市内，做好内应准备。同日，山东军区将部队编为五路野战兵团，共8个师，12个警备旅，2个独立旅，27万人，分为五路向敌人发起反攻。滨海军区部队组成的第二路军，在前线指挥陈士榘、政委唐亮率领下，分南北两线作战。南线向陇海路东段沿线之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进攻，21日解放赣榆、青口，切断陇海路东段，逼近海州、连云港；北线向胶济路东段沿线之日伪军进攻，19日解放胶县，切断胶济铁路东段。胶东军区部队组成的第三路军，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委林浩的率领下，分东、西、南、北四条线同时向胶济路东段沿线、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进攻。至26日，解放了牟平、威海卫、福山、石岛、龙口、招远、莱阳、黄县、蓬莱、烟台、平度、即墨等城镇，突破崂山防线，攻占流亭机场，逼近青岛市区。五路大军协同作战，迅速将日伪军压缩在铁路沿线和根据地内的孤立城市。

　　同日，胶东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的部署，成立解放青岛委员会，由胶东军区五师政委、中海地委书记刘中华兼主任，青岛工委书记丛烈光兼副主任。为了在军事上威胁青岛之敌，胶东军区又指令其直属主力团拨归中海军分区指挥，并进驻即墨城东南崂山地区，以对敌展开军事、政治攻势。又派出大批地方干部和部队指战员组成武工队，插进青岛近郊开展对敌斗争，并支援青岛市内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斗争。不久，刘中华率部队到后方休整，前线工作由丛烈光负责。胶东军区还派敌工科科长张昆、日籍中共党员小西进入青岛市区，直接与日军交涉受降事宜。但日军称已接天皇命令，只能向国民党投降，并提出与八路军以白沙河为界，互不干扰。

　　为了准备接管青岛，8月中旬，山东分局决定，将胶东区党委、滨海区党委分别领导的两个青岛工委合并，组成中共青岛市委（因斗争形势复杂，两个工委机关一直未合署办公，仍分头作市内工作），直属山东分局领导，林一山任书记，王台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史甄、刘特夫、宋子成、丛烈光、王建功为委员。20日，山东分局又决定成立青岛市政府，任命林一山为市长，史甄为秘书长，宋子成为公安局长，并在五龙县团旺村(现属莱州市)成立了青岛办事处（月底，办事处移驻崂山傅家埠），李润生任主任。

　　为了统一领导青岛市内党的力量（胶东区党委所属），8月22日，胶东区党委派城工部组织科科长李研吾进入青岛市内。李研吾召集杨真、张辽、莫易3个特支的部分同志，传达胶东区党委关于组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的具体指示。李研吾与杨真、张辽组成领导小组，全面指挥武装起义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打通市内外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从市外运进武器；二是在市内策反伪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武装力量；三是宣传党的政策及抗击日军和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广泛组织群众，造成声势。这些指示迅速传达到特支的广大党员和赤色群众中。张辽特支组成武装起义中心组，由张辽、王文成负责领导，中心组下设若干小组，分头行动，购买、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争取了盐警大队和伪派出所的部分武装力量，并积极争取驻青日本海军向八路军投降。杨真特支组织党员分别在伪警防团、警察分局和警察大队中做争取瓦解工作；派党员到市郊的小枣园、十梅庵、南岭、坡子等地建立联络点，以备秘密运送武器之用。此外，胶东区党委社会部还派人进入市内，购买了10余支枪支援市内同志。里应外合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连起义的路线、信号和标志都作了具体规定。

　　在市外，胶东区党委解放青岛行动委员会负责包围和监视青岛外围敌人，并及时与市内党组织取得联系；胶东军区五师某团，负责监视即墨城内敌人和保护与后方联系的交通线；丛烈光率领4个武工队布防在白沙河一线，监视河南之敌。武工队经常在一天中与国民党游击队发生几次小规模战斗。夜晚，武工队员渡过白沙河，逐村调查情况，在每个村庄建立联络点，以便和市内同志联系，运送武器弹药。青岛办事处利用解放烟台时缴获的“准备票”(伪钞)，通过青岛市内的关系，从日本人和汉奸手里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与布匹，为里应外合解放青岛作物质准备。

　　为把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的准备工作做得更为细致，山东军区决定组建青岛武装工作大队。胶东军区遵照山东军区的指示，从胶东抗日军政大学、军区直属单位和各军分区抽调100余人，又将金口、即墨、莱阳的武工队及南海军分区第三武工队合并，组成青岛武工大队，大队部驻崂山傅家埠，邹德普任副大队长，王敦任副政委。不久，胶东军区任命胡岩为大队长兼政委。青岛武工大队专设日伪军工作组，由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渡边一郎、小林清等组成，其任务是开展对日伪军的劝降和瓦解工作。

　　与此同时，原滨海区党委所属青岛工委也在加紧进行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的准备工作。原工委书记刘特夫秘密潜入市内，检查组织发动起义的准备情况，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在铁路、电业、邮电等部门和四方、沧口一带工业区，特别要注意掌握工厂警卫和派出所的武装。徐信进入市内后，为发动工人、市民投入武装起义，秘密编写印发《告工人书》、《告市民书》。沧口支部通过打入铁路系统的地下党员，控制了沧口火车站路警的10余支枪，并从沧口飞机场搞出短枪一支、步枪子弹5000余发。这些武器弹药日后被运到红石崖秘密联络站。

　　在市外，滨海军区以军区第一武工队为基础，抽调十三团特务连参加，组成100余人的海西大队，归原滨海区党委青岛工委领导，赵清如任大队长兼政委，孙怀堂任副大队长，在薛家岛、黄岛一带开展工作。

　　9月初，青岛市委在即墨灵山召开合并后的第一次会议。林一山主持会议，宋子成、丛烈光、王建功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在市内组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的问题。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三节 迎接抗战胜利

　　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4日，日本政府将此决定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取得完全胜利。8年的屈辱血泪，8年的浴血奋战，8年的期盼等待，终于得到了洗刷和偿还。中国人民举国欢庆。尽管侵略者极力封锁消息，抗战胜利的特大喜讯还是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两次殖民统治的青岛百姓，欢呼雀跃，共庆胜利。

　　蒋介石为抢夺和独霸抗战胜利果实，竟然于8月11日命令解放区军民“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而且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要他指挥美军“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受降的日本军队只转交给国民党政府。8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盟军关于日军受降的第一号命令，声称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缴械。同时，美国用各种方法把国民党军队紧急运往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收”。

　　8月1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8月11日的错误命令。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发出致美、英、苏三国政府说帖，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 ，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日本投降事宜。同日，朱德命令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人民军队投降。针对蒋介石违背民族利益、积极准备内战的反革命面目，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中指出，蒋介石对人民采取“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提高警觉，随时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

　　在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滨海区党委积极准备武力占领青岛的同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在加紧对青岛的争夺。但此时山东大部已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在山东的部队，无力夺取青岛。因此美、蒋合谋，上演了一出美、蒋、日、伪合流的丑剧。

　　美国政府为帮助国民党政府抢占抗战胜利成果，于8月29日宣布，美军将在中国沿海青岛、龙口、烟台、威海等地登陆。9月11日，美军第七舰队20余艘军舰驶入胶州湾，并扬言继续北上。

　　长期驻扎在崂山的国民党青岛保安总队司令李先良，也奉蒋介石之命，与驻青岛日军陆军司令官长野荣二谈判，长野表示：若能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即不破坏青岛的港口、机场和建筑。李先良慨然允诺，并得到国民党最高统治者的赞许。8月15日，国民党第十战区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高级联络参谋王中民电示李先良，认为李先良与长野商谈的条件“均佳”，如中共军队进军青岛，“能利用敌人(指日军)物资坚强抵抗，尤为上策”。

　　8月16日，蒋介石指示沈鸿烈转电李先良，传达致日本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招降电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本可暂保有其武器装备，保持现地情势，且维持现在地之秩序，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同时又命令国民党各机关、部队，立即从速准备接收。

　　18日，何柱国、白约翰电告李先良，转达蒋介石的电令，任命李先良为青岛市市长，代表政府接受青岛一切投降事宜，“如全力不足分配，可转达长野荣二暂行维持青市治安，勿为匪乘机，待我国军到达后再移交”。8月19日，蒋介石又亲电李先良，主要内容有：集结青岛附近地区所有兵力，利用降敌武器，与日军协商负责防守，以确保青岛要点；尔后通信由军委会调查统计局青岛组转，希密切联络，对该方面情况随时具报；对敌投降事宜，已责由中国陆军总部何总司令应钦统筹办理，所请派队增援一节已交该部核办，“希勉维现局，相机处理，以确保青岛要点为要”。21日，国民党军统局首脑戴笠致电李先良、姚作宾等，请他们“集结所有武力，通力合作”，阻止中共军队进入市内。按蒋介石的指令，李先良向日伪当局提出：日伪军警各守原地驻防，不许八路军和其他任何游杂部队进入市区，听候“青岛保安总队”定期入市布防；日伪市政府各局处一切维持现状，确保地方治安，维持地方秩序；对执行上述任务“有功”人员，将来可以不以汉奸论处。在伪市长姚作宾的陪同下，李先良部与日军驻青岛海军代表吉子、陆军代表荒木经过两天的会谈，达成一致意见。23日，国民党青岛市接收委员会成立，李先良兼主任委员，张益瑶兼主任秘书，并有委员若干人。下设行政、财政、警务、教育、公用、军事、港务、经济、社会等11个组。

　　日军切实充当了国民党抢占青岛、反共反人民的帮凶。8月27日，驻青岛日军警备旅团龙本一磨部4000余人，配合伪军赵保原部，向驻守即墨、胶县的八路军进攻，并配合济南日伪军向胶济铁路进犯。八路军于9月6日、7日被迫撤离即墨和胶县县城。

　　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通过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自8月中旬后，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逐步向华北等解放区推进。9月中旬，国民党已调集37个军73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解放区进攻。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8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目前方针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指出，由于敌伪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我军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指出目前全党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继续大力消灭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共山东分局依此作出暂不用武力解放青岛的决定。占领了市郊崂山北部地区及薛家岛、黄岛等地，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政权机构，废除了日伪时期的法令、制度和苛捐杂税，推行抗日根据地的法令政策，团结和教育人民群众，继续打击敌人。

　　9月下旬，胶东区党委在莱阳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青岛工作问题。区党委书记林浩主持会议，青岛市委副书记王台、市委委员宋子成等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和决定，停止武力解放青岛，确定今后青岛工作仍要贯彻“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由此，青岛党的工作由组织武装起义，准备里应外合解放青岛，转为长期的隐蔽斗争。

　　蒋介石还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甘心投靠美帝国主义，充当其控制中国的工具。10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司令谢勃尔少将率领下，在青岛登陆，分别驻扎在青岛取引所大楼（在今市北区馆陶路）、国际俱乐部大楼（在今市南区中山路）、广西路日本小学校、鱼山路山东大学等处。10月30日，《青岛公报》报道：“美海军陆战队自登陆以来，登陆士兵计2万人左右。”对美军入侵青岛，国民党政府是欣欣然。10月22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谈话，称：青岛是华北的一个重要港口，万一有失，对国家前途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中央军来到之前，特请美军来青代我们维持治安，代我们缴日军的械，可以说这种动作完全是友谊的帮助，大家应该特别了解。对于美军，处处要协助他们，使他们圆满地完成缴械责任。不仅对国民党卖国行径极力掩饰，还给美军侵占青岛披上了合法外衣。

　　在日伪以及美军的帮助下，国民党抢占了青岛。9月13日，李先良在日军的保护下进入市区。16日，美国海军9艘军舰由太平洋舰队西特尔少将率领进入青岛港内，解除日军海上武装。17日，国民党青岛市接收委员会正式接管青岛市行政部门。10月11日，美海军陆战队第6师在青岛登陆，青岛市接收委员会扩大改组为青岛市党政接收委员会。11月14日，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率3万余人乘美舰来青岛。

　　10月25日，青岛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汇泉跑马场(今汇泉广场)举行。国民党军政部胶济区中将特派员陈宝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司令谢勃尔主持受降仪式，正式接受驻青岛日军司令官长野荣二的投降。28日，中美双方共同主持解除日军武装，命令驻市区日军集中在四方路、蒙古路(今内蒙古路)缴械，驻郊区日军由国民党军队逐点接收。11月18日至12月7日，共有日军、日侨3.06万余人在青岛被分批遣回日本。

　　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共青岛党组织领导广大军民，浴血奋战，为民族的解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东北军工委随东北军五十一军进驻青岛市郊，先后成立了中共青岛特支、青岛市委，组建了崂山抗日游击队。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青岛，青岛再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滨海区党委、胶东区党委及其所属部门和单位，按照秘密工作原则，先后派人打入市内，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发动青岛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根据当时形势和斗争的需要，青岛党的市级机关曾一度设于市内，长时期驻在根据地领导市内、外党组织开展工作。在青岛市内，党组织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秘密工作十六字方针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发展组织，开展斗争。工人罢工、怠工、破坏军工生产，形成了这一时期青岛革命斗争独有的斗争方式。在青岛市郊，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深深认识到，胜利来之不易，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牢记“居安思危”的古训，发扬八年抗战团结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保持自尊、自信、自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猛进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