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克恭

　　1942年冬,盘踞青岛、胶州、高密、平度等地的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分进合围,对大泽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梳篦式的拉网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拉夫抓丁,犯下了累累罪行。我就是许多受害者之一。

　　这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一日一大早,日伪军就窜来我们中洼子村(现麻兰乡属)。当我父亲慌慌张张地跑回家告诉我们逃躲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便卧床装病。刚躺下,几名日伪军便破门而入,打、砸、抢无所不为,我们好端端的一个家,眨眼间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他们把我拖下炕来,一看是个二十几岁的男劳力,便硬给戴上个“八路”的帽子拉走。

　　日伪军的队伍在这一带村庄直折腾了一天,被抓来的乡亲多达五六十人。时值隆冬,日伪军对我们这些人冻、饿不问,挥舞着大刀将我们赶进东山前村的金家影房过了夜。第二天还是不给吃、不给喝,一路押到平度城,关进了监狱。

　　和我们一起关进监狱的共约300多人,我一家就有我和叔父赵林开两人。日伪军日夜轮番审讯我们,目的是清除其中的“真八路”,以避免出事。我叔父赵林开是当时麻兰西二区的武委会主任,结果被他们问了出来,头发随即被剪出了个“八”字,身上的衣服也被涂上了同样的标记。在这种情况下,叔父豁出命瞅机会逃跑了。

　　我们在监狱里被冻、饿、刑讯活受罪。我被押在平度城监狱的十几天中,家里不知花了多少钱,才买通了有关的日伪人员,让母亲和我见了一次面。见面时,母亲泣不成声,我担心母亲过于难过,把泪水尽往肚里咽。我安慰娘说:“您老放心,儿一定会很快回家的。”可哪里知道,此一别我差点儿死在异地他乡!

　　在平度城监狱关押了10天,接着就用卡车把我们发到了高密城火车站,押运至青岛,赶进了体育场。在我们之前,这里已关进了一些人;之后,天天又有一些人被押进来,前后共有四五千人。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被抓来的,但个个和我们的样子差不多,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饿得连走路都踉踉跄跄。我们被关押在这里,每日只给吃两餐。开始时,每餐是一个巴掌大的玉米饼子(约三四两重),10天后,每餐只给三四块熟地瓜,特别是缺水,他们熟水、生水都不管。渴比饿更难忍受,渴极了,人们乘“放风”之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齐涌向水龙头抢水喝,只要水龙头一打开,有些人便靠上用嘴喝,有些人则用手捧着喝,还有些人趴在地上吮着喝。日伪军一见,就用棍棒赶打。可是赶也赶不走,打也打不散;即便这次赶走了,下次“放风”时又来,而抢水喝的人一次更比一次多。后来,这些管事的日伪人员,想出了坏主意,在每个水龙头下面的水里倒进了粪水。但我们这些渴得不要命的人,哪里顾及这些!每当“放风”,人们仍然一窝蜂地涌向水龙头处抢水喝。

　　由于这种非人的生活环境,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病饿交加,相继死亡。管事的日伪人员,随时让人把死人堆放在一旁,每周按时用卡车往外拉运两次,每次一般要拉运两车,其状触目惊心。后来,多亏青岛市卍字会周旋其间,我们被允许由该会接济,给每人每餐添一小碗汤水,内有六七块如指头肚大的萝卜块。此外,还经常从墙外向体育场内撒一些生地瓜,让人们抢食充饥。就这样延缓了死亡,末了,还有2000多人活了下来。

　　同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被命令排队理了发,洗了澡,消了毒,并换穿了统一的衣服,还挨个给照了相,原来是要把我们这些人发往东北做“劳工”了。第二天一早,每人发给了八个巴掌大的玉米饼子,说是要我们带着路上吃。随后,我们便被赶进了火车闷罐车厢里,24日到达大连,25日发去抚顺煤矿。在这里又经过整编,1943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我们被正式赶下煤窑。

　　下煤窑,活脏、活累不必说,吃的又净是橡子面,苦涩得难以下咽;就是这难以下咽的橡子面,每人每餐也只有6小两。我们个个被饿得头晕眼花。

　　住得更糟,真连个“狗窝子”都不如。每15个人挤睡一铺炕,每晚煎鱼式地睡下后,活动一下身子都十分困难。这种苦、饿、脏的生活,使不少人害了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矿上的日伪人员,一见谁害了这种病,不管是死是活,立即装进木箱,塞上冰块,运进冰库,据说是留做试验用。就这样,不知死了多少人。与我睡一铺炕的15个人当中,就有6人先后死去。而我时时以“一定要活着回家”的信念来激励自己,咬紧牙坚持着。我经常想,要活着回家,非设法逃跑不行。但是,煤矿周围是电网,各路口又遍布哨兵,没有熟悉路的人带领难以逃成;而找人带路需要钱,我便使劲积攒。半年以后,我以挣得的25块光洋,暗里雇请了一名向导,带路逃跑。但是我们一起逃跑的几个人,都被抓回关进了监房,吊打非刑,轮番不止,有的还被拉出去过电,一去无回。我被打得死去活来好几,末了的一次,不知“休克”了多长时间,当苏醒时,见自己已被拖在冰凉的土炕上,身上的衣服被剥得精光,可能是他们以为我死了。

　　1943年夏,我又攒够了25块大洋,通过与“向导”联系,决定趁每个下半月敌人看管稍松的时机,进行第二次潜逃。农历六月十二日夜间,待上夜班的人走完后,我秘密地去预先约好地点,找到了向导。由他带我比较顺利地逃出禁区,并根据他指给的路线,我沿铁路边的小荒路,蹒跚前行,经由营盘、章党、抚顺城、沈阳……风餐露宿,日复一日,一直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了锦州。在这里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在此谋生的我的叔哥赵克宗的家。当我这个不速之客来到他们面前时,哥、嫂竟认不出我是谁人。彼时,我头发足有四五指长,身上的衣裤破得像蓑衣,才23岁的人,看上去却像40岁开外。当哥、嫂得知我的来历后,悲喜交集,急忙做饭。第二天我换了衣服,理了发,洗了澡,这才重新有了个人的模样。

　　但是,锦州的日伪统治同样很凶,没有“劳工票”不敢外出,更别想就这么回山东老家。为能弄到一张“劳工票”,我又不得不在锦州干了一年多的“卖命活”,差点儿没死在那里。顾名思义,“劳工票”就是证明在某处做劳工的人。但不管哪个单位,不连续在那里干半年时间的活,是绝不会给出这种正式“劳工票”的。叔哥为争取我能够早一天回家,先后给找过七个地方干活。第一处是下石坑挑石头,只一天,我的双肩就磨破了皮,实在干不了;第二处是“放山”,就是推车从山顶往下运石头,结果干了没几天,小车“竖了旗杆”。车把正顶在胸口上,人被摔下山坡几十米远,严重致伤,调养了一个多月。就这样找一处又一处,最后去了织布厂。这里自然也不会有好活儿干,天天刷厕所,打零杂。历时六个月, 我终于办了张“劳工票”。叔哥又借钱帮我筹集了盘缠。日伪统治时期乘车难,进站、剪票、乘车、换车……随时都有人敲竹杠,结果,我到达青岛时,连随身穿带的衣物也变卖净光,只剩下一身破裤褂遮体。我于农历十月二十日回到家中,母亲因时刻挂念我过分悲伤而积恨成疾,我们母子重聚不足两月,她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