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30日日军占领博山，其目的主要是掠夺煤炭资源，为了达到长期统治、长期掠夺的目的，日军一方面建立伪政权，巩固其反动统治，一方面发动武装进攻，不断地向城郊及乡村扩大其势力范围。

　　那时博山仍沿用事变前的旧行政区划，共分7个区，敌人势力所及的仅有一、二、三、六区，四、五、七区为我抗日军民所控制。敌人为了便于统治，将原有的七个区划分为三种地区，即敌占区称“治安区”，边缘区称“准治安区”，对解放区则诬称为“匪区”。敌人为了镇压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力量，不断联合伪军，向我四、五两区的下庄、北博山、盆泉、石马、崮山、源泉一带，以及博莱交界的青石关、樵岭前、乐瞳等处，进行“清乡”扫荡，敌人所到之处，除抢掠财物、烧毁民房、枪杀无辜外，每次扫荡都抓捕许多百姓，大部分都是青壮年，有一部分是抗战家属，他们被捕后全部羁押在宪兵队。

　　敌人也知道逮捕的群众中，并没有共产党或八路军，不过是用捕人这种手段来震慑群众罢了。由于敌人逮的人越多，背的包袱也越重，他们为了减轻负担和欺骗社会舆论，便指使伪县公署成立所谓“感化院”，把被捕人员送该院“感化”一番，时间二至三个月不等，期满准予取保释放。

　　所谓“感化”，就是敌人以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等无耻谰言，来泯灭人民的抗日爱国意志，以达到其侵略中国之目的。

　　伪博山“感化院”成立于1940年旧历8月间，地址设在北亭子原怡园小学校址。“感化院”成立以后，其工作人员是由敌人在扫荡时抓获的无辜百姓中，有点文化程度的，被感化释放后来担任，即所谓“以华治华”的办法来进行“感化”。其实质就是进行奴化教育，灌输奴化思想，使人们服服贴贴当顺民，被捕人员经过“感化院”这道关口，才能获得释放。

　　“感化院”的科目没有固定教材，也没有劳动任务，每天只有早晚操各一次，其他时间请伪组织人员进行“精神讲话”，讲课人员有伪县长曲化如，伪教育科长王柏垣，博山道院院长马季平，以及常务理事等。这些人每周轮流前往讲话一次，其内容大都是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规劝“改恶从善、甘做顺民”。另一方面又大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实现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共存共荣，加强日、德、意三国轴心联盟，实行和平返工，建设东亚新秩序，通篇都是法西斯的反共谰言。

　　被捕人员在院期间，敌人还搞了些伪善措施来收买人心，如家属可以随时到院探望，在院期间的生活费用全部由院方供给，理发、洗澡、医药等费用由院方统一支付，释放时没有鞋袜的或没有路费的均由院方资助补给。所有这些伎俩只不过是敌人的一种欺世盗名的手段，为他们的侵略行径涂脂抹粉。

　　该院第一批人员行将期满时，日本宪兵队向伪县长曲化如提出要求，被释人员每人需填写“悔过书”一份，印刷成册，定名为《忏悔录》。书的内容开头是伪县长曲化如的序言，其内容都是对日寇的歌功颂德，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

　　被释人员的“感化”期限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三个月，乙等两个月，丙等一个月（多系病残）。释放时除每人要写一份违心的《悔过书》外，还由院长张焕宸签章填发“结业证”一纸，可以代替“良民证”使用，出入城关不受阻拦。

　　该院自成立起，前后共“感化”80多人。后来由于日寇外强中干，兵力薄弱，战线太长，顾此失彼，无力搞此“感化”，又加经费不足，商会也无力负担，伪县长曲化如呈准宪兵队同意停办。该院于1941年阴历6月间，将在院人员全部释放，工作人员赶办结束。

　　日军占领博山后，日伪政权在其直接统治的学校中进行奴化教育。他们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老塾师，教读经书，贯输“山东是孔孟桑梓之乡，文化发祥之地……”提倡旧礼教，恢复旧道德。待敌人政权初步安定之后，日军的宣抚班，首先在考院小学旧址设立新民塾一处，招收学龄儿童一班，约30人左右，以识学和学习日语为主，进行教学，这是敌人进行奴化教育的开始。

　　随着日伪统治政权的开展，伪博山县公署的民、财、检、教、警等组织机构也相继成立，对文教事业也开始着手建设。于1938年首先在城区的报恩寺、考院等处设立小学校，开始进行奴化教育。在课程设置上，除国语、算术和修身之外，并增设了日语一科，规定为学生的必修课程；每周有精神讲话一节，贯输奴化思想，为政治课程。在教育内容上，一方面宣扬“尊孔崇孟”，并以修身治国平天下和“四维八德”来束缚学生的思想；另一方面主要是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日军还把侵华行为说成是“亲善政策”，把侵略我国说成是建设“王道乐土”，把侵略亚洲说成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强调“同文、同种，中日满是一家”。实行“共同反共”，诽谤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污蔑共产主义为异端邪说，声言不适于中国的社会制度，不适于中国的国情。

　　除此之外在常识和艺体科中，也渗透着奴化思想。如历史科，宣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的国富民强，并对学生进行所谓“忠君报国”的奴化思想教育。把掠夺我国的资源，说成是帮助开发经济。在体育科中，也以军训的形式，用日语喊口令，学习“击剑”、“劈刺”，练习“新民操”等，来宣扬“武士道”精神。在音乐科中，也是靡靡之音，如“何日君再来”、“妹妹我爱你”、“满洲姑娘”等意志消沉的黄色歌曲，从思想上麻醉青少年一代，消磨他们抗日爱国的意志。

　　日本人不仅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对教师也不肯放过，在其吸收的教师成员中，包括一部分老塾师、秀才、旧职员和一部分丧失民族气节，甘身事敌的青年教员。每年放暑假期间，组织“教师暑假讲习会”，除有形式上的业务科目外，主要是进行所谓“思想肃整”，由日寇顾问担任讲师，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此外每年轮流抽调一部分教师参加山东省小学教员训练班，进行反动封建文化、中日文化交流等反动理论层次较高的奴化教育。同时为了训练日语教员，还抽调一部分教师，专门学习日语，一面担任日语课，一面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企图使师生永远做日寇的奴隶。

　　为了在学校中加强组织和进行奴化教育，并进行反动宣传，在伪新民会的主办下，在各小学都建立了“新民少年队”，由日军顾问、汉奸、翻译等，经常进行“精神讲话”，宣传“圣战必胜、武道长久”，“德、意、日轴心国强盛”，并组织学生看有关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影片等，从此来毒害青年一代。

　　日军进行奴化的方法很多。1938年1月，博城沦陷后，日本侵略军电影队在咏仙楼放映日本片。1941年，日本侵略军从伪北京电影公司调来一个电影队，使用35毫米提包机到各矿井放映，进行奴化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