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军用毒气毒死的儿童

鲁西北细菌战战犯川岛清等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在原苏联伯力城受审。

  日军在山东曾进行过多次细菌实战。由于日本投降时销毁罪证，济南防疫给水部等机构人员自知罪恶深重，为逃避罪责，抢先回国，因而没有留下完整的记录。但从现有的部分材料，也可见到所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

　　日军在每次进行细菌战之前，都有周密的准备。1943年9月对鲁西地区的霍乱作战即从年初就开始准备。他们一面在日军内部进行防疫训练，充实细菌战人员和材料的配备，对驻山东第59师团进行全面的霍乱预防接种，不准遗漏一人。另一方面他们在泰安等地进行战前的试验和预演。同年2月，泰安县发生天花，日军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派人给两名患天花的妇女以治病为名注射了病菌，结果均被害死。为了检验细菌.日军又于同年7月到泰安县小学强制从30名小学生和20名平民耳朵上，每人抽取大约2克血。8月，又在泰安县万德村强制进行检查人便试验。日本兵侵入各家各户，强行将便管插入肛门，进行直接采便，共采集了男女约300人的粪便。此次行动，实际上是第59师团师团长细川忠康下令进行的霍乱作战的一次演习。同时，他还派师团情报班侦察鲁西八路军的情况。

　　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日军便于9月在鲁西地区正式开始代号为“方面军十二军（昭和）十八秋兽西作战”的霍乱作战。策划这次作战的不仅有第59师团的师团长、旅团长等高级军官，师团军医部、济南防疫给水部的主要人员，还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第731部队部队长石并四郎中将、华北防疫给水部部长西村军医少将等人参与领导或策划。细川忠康坐阵于泰安的师团司令部，直接指挥这次作战。参加细菌作战的部队，除必要的步兵、工兵和配属的坦克、航空部队外，还有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和该师团野战医院、第12军防疫给水部、保定陆军医院等方面的人员，总计3000余人。

　　9月中旬，日军在鲁西的阳谷、莘县、堂邑、范县、朝城、观城，濮先、县、东昌（聊城）、临清、夏津、馆陶等地大量撤布霍乱菌，霍乱病迅猛蔓延。日军独立步兵第以大队军医柿添忍中尉报告说:“所有的村子都有霍乱病人和死者，找不到可以宿营的地方。”发病者剧烈地呕吐、喷泻出米汤样的粪便，严重脱水，很短时间就变得骨瘦如柴，其状惨不忍睹，鲁西大地灾难陡降，群众几十人、上百人一批批死去。到后来尸体无人掩埋，任其腐烂。林茂美回忆道：“散布细菌以后，仅我们所在地区我所知道的就有25291名和平居民死亡。总的伤亡数字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是异常秘密的。”

　　曰军为了进一步扩大霍乱传染范围，还通过“讨伐”作战，以每天16～20公里的速度，诱迫尚能行动的霍乱病人向非“讨伐”区逃难，或直接强制赶他们到外地，混入未感染区居民之中。日军还丧心病狂地利用鲁西连降大雨、卫河水暴涨的时机，在临清县小焦家附近、馆陶县尖冢镇和南馆陶附近掘开卫河大堤，让霍乱菌随着洪水横流更快更广地传播开去。据参与此次霍乱作战的矢崎贤三等人的供述: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通过日军撤布、迫使发病人群移动、大水潜流等几种途径，霍乱病蔓延到临清、丘县、馆陶、冠县、堂邑、莘县、朝城、观城、濮县、范县、寿张、阳谷、聊城、茌平、博平、清平、夏津、高唐等近20个县，有20万以上的群众被霍乱病菌杀害。实际上，矢崎的这个数字估计肯定是保守的。

　　战前，日伪军尽管作了充分的防护准备，但自身还是出现了被细菌感染者。日军高层对这次细菌战不仅对中国人保密，而且也欺骗日军下层官兵，不让他们知道撤布病菌的真相。承担霍乱菌撤布任务的主要部队FT军独立步兵第44大队官兵，霍乱患者达200多名。伪军也有许多人感染。有名日军士兵回忆说，仅在一个村子驻地，就看见有5名患霍乱病的伪军死去。这次霍乱作战，原计划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由于日军内部染上霍乱才不得不暂时停止。

　　日军这次霍乱作战的首要目的是屠杀中国人民，妄图以此摧毁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但同时还有两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进行军队行动的抵制试验，即试验日军在霍乱传播地区进行作战时的防疫力与耐久力，锻炼日军士兵在霍乱流行地区进行作战的能力；二是试验其所研制的细菌武器大范围使用的实战效力，总结积累经验，为向苏联进攻作细菌战准备。

　　日军还曾在济南西南的王官庄一带撤布霍乱菌，他们卑鄙地把沾上病菌的馒头、熟肉等悄悄丢撒在村里，让狗吃了带菌食物再迅速向居民传染。济南宪兵队情报处车站分遣队队长田中准尉等还在济南火车站强行给旅客注射伤寒菌，不打针不许上车，使伤寒病传播范围更广。

　　日军在进行细菌战的同时，还大规模进行毒气战。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用火炮、掷弹筒发射或人力投掷的毒气筒、毒气弹。日军在山东使用的毒气主要有以下几种：“赤筒”是催嚏性毒气，使人打喷嚏、流泪，短时间内即可丧命；“绿筒”是催泪性毒气，刺激性很强，使人流泪、咳嗽、头痛以至痉挛、胸痛、呼吸困难而死亡；“黄筒”，是糜烂性毒气，皮肤沾上后，两三小时内发生剧痛，出现水泡，通过呼吸道最后使内脏功能障碍而死亡；“茶色筒”,是窒息性毒气，可迅速在空气中扩散，使人窒息死亡。日军在山东战场上，使用赤筒较多。据有关材料揭露，日军在济南曾建有制造毒剂的工厂和化学武器的装配厂。日军在山东各地多次使用毒气。在1938年春的台儿庄会战中，日军矶谷廉介第10师团在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后，曾多次使用不同型号的毒气弹给中国军队造成很大伤亡。4月7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捷后缴获了大量的赤筒，有使用过的，也有没来得及拆箱的。当时，被作为日军违反国际公法的罪证，曾向全世界各国人民予以揭露。日军坂垣征四郎第5师团在临沂进攻张自忠第59军和庞炳勋第40军时也施放了毒气。

　　1940年5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0旅团第45大队在肥城县安驾庄北面的红山一带遇到八路军依托山上石墙阵地的顽强抗击。该日军大队多次疯狂进攻都被八路军打退，于是恼羞成怒，发射了一种特殊型号的A弹。这种毒气弹可放出窒息性与催嚏性相混合的毒瓦斯气体，同时，弹体本身的爆炸还具有与榴弹同等的杀伤力。这次A弹的使用者在战后痛悔：当时明知“它是践踏人道主义、违反国际公法的极其残无人性的杀人武器，使用它是要遭到全世界人民咒骂的。可是，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而完全丧尽天良……”。并回忆说:A弹施放以后，只一会儿时间，就杀害了 300多名八路军战士，他们的尸体皮肤变成黑紫色，脸上出现了可怕的紫斑。这种惨状，连日军新兵山本原来黝黑的脸，也一下子吓得失去了血色，军官命令他拖走八路军战士的尸体，他吓得一动也不动。日军从这次红山毒气作战中发现“对于小部队的讨伐来说，毒气弹是攻击以围墙或民房为防护物的敌人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于是，红山毒气战的经验“被推广到整个中国战场上去”。距红山战斗半个月后，这股日军又在峄县朱沟村战斗中，再次使用A弹，又杀害了350名中国军民。

　　日军使用毒气作战是相当普遍的。据在红山战斗中积极建议大队长施放A弹的阿贺惠回忆；当时他所属的独立混成第10旅团各部队炮兵施放A弹，步兵使甩赤筒，每个班都毫无例外地配备携带这类武器。毒气武器与防毒面具配套，凡是有日军的地方无论地方大小，也无论人员多少，都可以找得到。并说，这种情况不止是他所在的那个旅团如此，其他各旅团也都一样。

　　日军不但在战场上对直接交战的中国军队施放毒气，还毫无人性地用农民作活人实验。1940年8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日军第59师团独立步兵第45大队的富山小队50余人窜到泰安以西11公里的岩流店村，驱赶出8名40岁左右的农民。日本兵戴着防毒面具，手持刺刀包围监视着这8名农民；另一伙日本兵在这8名农民坐着位置的上风头仅5米左右处点燃了两个93式中型赤筒。滚滚毒烟很快笼罩了这几个无辜的村民，他们剧烈地打喷嚏，眼泪和鼻涕一起流。痛苦得想挣扎站起来的人，立刻遭到毒打。几分钟后，他们额头上的皮肤脱落，鲜血流出。4分30秒时，他们已经连用手挡住自己脸的力气也没有了，接二连三地倒下去。5分钟后，赤筒的毒烟冒完，这8名农民全部倒毙。富山小队长在8具尸体旁洋洋得意地对新兵们训话:“喂，注意！ 93式赤气筒，燃烧时间为5分钟。这是可以向全世界夸耀的日军毒气的威力。不管八路军使用何种游击战术，我们有了这个毒气.就可以把他们杀死。”然而，历史已向这个狂妄、野蛮的日军小队长以及日本侵略者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毒气并没有能挽救日军失败的结局，最终取得胜利的是中国人民。

　　（作者：赵延庆，来源：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