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北细菌战战犯川岛清等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在原苏联伯力城受审。

　　临清发现的侵华日军遗留的铜壶

　　细菌战参加者的有关证词

　　日军决堤卫河时的情景

　　在细菌战中去世的专署抗联妇女部副部长黑若仙。

　　日军在山东曾进行过多次细菌实战。由于日本投降时销毁罪证，济南防疫给水部等机构人员自知罪恶深重，为逃避罪责，抢先回国，因而没有留下完整的记录。但从现有的部分材料，也可见到所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

　　日军在每次进行细菌战之前，都有周密的准备。1943年9月对鲁西地区的霍乱作战即从年初就开始准备。他们一面在日军内部进行防疫训练，充实细菌战人员和材料的配备，对驻山东第59师团进行全面的霍乱预防接种，不准遗漏一人。另一方面他们在泰安等地进行战前的试验和预演。同年2月，泰安县发生天花，日军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派人给两名患天花的妇女以治病为名注射了病菌，结果均被害死。为了检验细菌.日军又于同年7月到泰安县小学强制从30名小学生和20名平民耳朵上，每人抽取大约2克血。8月，又在泰安县万德村强制进行检查人便试验。日本兵侵入各家各户，强行将便管插入肛门，进行直接采便，共采集了男女约300人的粪便。此次行动，实际上是第59师团师团长细川忠康下令进行的霍乱作战的一次演习。同时，他还派师团情报班侦察鲁西八路军的情况。

　　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日军便于9月在鲁西地区正式开始代号为“方面军十二军（昭和）十八秋兽西作战”的霍乱作战。策划这次作战的不仅有第59师团的师团长、旅团长等高级军官，师团军医部、济南防疫给水部的主要人员，还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第731部队部队长石并四郎中将、华北防疫给水部部长西村军医少将等人参与领导或策划。细川忠康坐阵于泰安的师团司令部，直接指挥这次作战。参加细菌作战的部队，除必要的步兵、工兵和配属的坦克、航空部队外，还有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和该师团野战医院、第12军防疫给水部、保定陆军医院等方面的人员，总计3000余人。

　　9月中旬，日军在鲁西的阳谷、莘县、堂邑、范县、朝城、观城，濮先、县、东昌（聊城）、临清、夏津、馆陶等地大量撤布霍乱菌，霍乱病迅猛蔓延。日军独立步兵第以大队军医柿添忍中尉报告说:“所有的村子都有霍乱病人和死者，找不到可以宿营的地方。”发病者剧烈地呕吐、喷泻出米汤样的粪便，严重脱水，很短时间就变得骨瘦如柴，其状惨不忍睹，鲁西大地灾难陡降，群众几十人、上百人一批批死去。到后来尸体无人掩埋，任其腐烂。林茂美回忆道：“散布细菌以后，仅我们所在地区我所知道的就有25291名和平居民死亡。总的伤亡数字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是异常秘密的。”

　　曰军为了进一步扩大霍乱传染范围，还通过“讨伐”作战，以每天16～20公里的速度，诱迫尚能行动的霍乱病人向非“讨伐”区逃难，或直接强制赶他们到外地，混入未感染区居民之中。日军还丧心病狂地利用鲁西连降大雨、卫河水暴涨的时机，在临清县小焦家附近、馆陶县尖冢镇和南馆陶附近掘开卫河大堤，让霍乱菌随着洪水横流更快更广地传播开去。据参与此次霍乱作战的矢崎贤三等人的供述: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通过日军撤布、迫使发病人群移动、大水潜流等几种途径，霍乱病蔓延到临清、丘县、馆陶、冠县、堂邑、莘县、朝城、观城、濮县、范县、寿张、阳谷、聊城、茌平、博平、清平、夏津、高唐等近20个县，有20万以上的群众被霍乱病菌杀害。实际上，矢崎的这个数字估计肯定是保守的。

　　战前，日伪军尽管作了充分的防护准备，但自身还是出现了被细菌感染者。日军高层对这次细菌战不仅对中国人保密，而且也欺骗日军下层官兵，不让他们知道撤布病菌的真相。承担霍乱菌撤布任务的主要部队FT军独立步兵第44大队官兵，霍乱患者达200多名。伪军也有许多人感染。有名日军士兵回忆说，仅在一个村子驻地，就看见有5名患霍乱病的伪军死去。这次霍乱作战，原计划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由于日军内部染上霍乱才不得不暂时停止。

　　日军这次霍乱作战的首要目的是屠杀中国人民，妄图以此摧毁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但同时还有两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进行军队行动的抵制试验，即试验日军在霍乱传播地区进行作战时的防疫力与耐久力，锻炼日军士兵在霍乱流行地区进行作战的能力；二是试验其所研制的细菌武器大范围使用的实战效力，总结积累经验，为向苏联进攻作细菌战准备。

　　日军还曾在济南西南的王官庄一带撤布霍乱菌，他们卑鄙地把沾上病菌的馒头、熟肉等悄悄丢撒在村里，让狗吃了带菌食物再迅速向居民传染。济南宪兵队情报处车站分遣队队长田中准尉等还在济南火车站强行给旅客注射伤寒菌，不打针不许上车，使伤寒病传播范围更广。

（作者：赵延庆，来源：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