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众日报》的回忆

　　刘承塾

　　从1938年10月到1945年3月，我一直在《大众日报》社工作，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了。当年在大众日报工作的同志，仍健在的不多了。现在把我还能记得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供作参考。

　　七十年前，《大众日报》是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一点一点成长壮大起来的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沂水县，这是当时山东的一个大县，文化基础比较好。“七七”事变后，一批在外地求学的知识青年纷纷返回家乡，我与哥哥刘力子、弟弟刘承均也分别从北京、青岛返回沂水。一批志同道合的抗日青年聚集在一起，商量着为抗日做些什么工作。1938年春，借着沂水岳庄村的小学校，李戴、安然、刘力子、张惠、马民等一群知识青年，办起了宣传抗战的《青年报》。利用收音机抄收国民党中央电台的新闻，再用油印机印几百份，分送当地政府和士绅。李戴当时已婚，家里有几亩地和房子，是同仁中最“阔”的，他负责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于是当了社长。我本来不算他们中的人，但因为会修收音机，所以常到报社去。

　　由于当时信息闭塞，思想进步的《青年报》，很快就在当地小有影响了，城里的商铺捐钱，纸坊捐纸和油墨，于是，《青年报》印量扩大，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时，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办报纸，负责此事的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两手空空，他想到了《青年报》。他亲自到《青年报》两三次，向大家介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抗日宣传的重要性，大家很受鼓舞，希望快些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去。

　　1938年10月，我随沂水县《青年报》全体十余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载着全部家当：白连纸、油墨、油印机、收音机……，高高兴兴地来到中共山东省委驻地--沂水县王庄村。在一间房子外面，挂着一个木牌子，白底黑字，写着“大众日报筹备处”几个字。我们进去后，报社社长刘导生、总编辑匡亚明热情接待了我们。这时报社还有李辛夫、卢石流和女编辑何浩等几个由宣传部调来的干部，加上我们十几个人，就有20多人了。我和安然、张惠被分到电务室，做抄收记录新闻的工作。那时的电务室只有一台收报机和一架直流收音机，6名报务员，3名译报员，加上我们3个收音员共12人。收报机是山东纵队提供，李川、逯克、叶丰川、田培恒、于皿等6位报务员，是山东纵队通信科陆续派来的，都是报训班刚毕业的新手。译报员刘钦、于烈、邵英三位女同志，是省妇联推荐来的，都是二十来岁有高小文化水平的农村知识青年。这12人中数我年龄大（21岁），文化程度高（高中毕业），又懂一点无线电知识（中学时代参加“业余无线电”活动，自学的）。编辑部领导指定我改做机务维修工作兼任电务室临时负责人，大家开玩笑叫我“室头”。

　　1985年5月，曾先后任山东《大众日报》社长的刘导生（左二）、匡亚明（左四）、陈沂（左一）在沂水王庄与当年掩护过《大众日报》人员和器材的陈忠芳老人亲切交谈。

　　1938年11月开始收报工作。当时因延安新华社电台的电力小、讯号弱，接收不到，只能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报。但中央社发报速度快（每分钟120多个数码），而且发报手法又不正规，我们的报务员一时适应不了。再加上我们军队自制的收报机构造简单，缺少跟踪频率漂移和抗干扰的性能，操作稍微不当就丢失讯号，所以刚开始工作时，只能断断续续的收下几组电码，翻译不出完整的新闻。译报员也都是新手，不熟悉电码，面对每组4个阿拉伯数字，必须像查字典一样在电码本上找到相应的文字，有些常用字还不认识，速度慢、效率低，电码本也缺少，3人只能合用两本，更增加了困难。我干维修工作，既无工具又无材料，困难重重。最令人着急的是收报机的“A”“B”电池，经常供不应求，影响收报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并不气馁，仍然热情很高，信心十足。1939年元旦，大众日报创刊号正式出版，电务室全体人员欢欣鼓舞，因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劳动。

　　1939年春天，王庄村周围没有敌情，比较安定，电务室得到连续四五个月锻炼提高的大好时机，我将收报机做了改进，使其更便于操作、使用。收译报的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熟悉业务，钻研技术，边干边学，互帮互助，业务能力有了迅速的提高。李川、逯克两人进步最快，到三四月份就能比较完整的抄收中央社的新闻电报了。陈铁、田培恒、于皿也紧跟上来。叶丰川进步慢一点，后来也成为收报能手。译报的3位女同志，从背诵常用字电码开始练起，边译边记，例如“0022”是“中”，“0048”是“国”，除少数生僻字以外，可以不用翻电码本就能译报了。

　　正当电务室工作开始走上轨道的时候，1939年6月初鲁中地区第一次大规模反“扫荡”开始了。电务室停止了收报工作，有的暂时疏散回家隐蔽，有的改为侦察员，编入“沂蒙工作团”，由匡亚明同志领导，进行游击活动。1939年8月反扫荡结束，电务室恢复了收报工作。山东分局为报社增加了专收新华社的第二台收报机，取消了记录新闻；不久又调来一整套发报设备及手摇发电机。延安新华总社，通过分局机要电台，为这部发报台规定了呼号为“CSR8”、波长为50米，以及每天的联络时间。电务室从此不仅能接收新闻，还可以对外发送新闻了。消息传开，人人振奋。机器的安装、调试由我负责，呼叫联络有李川、逯克两位曾在军队电台实习过的同志带头，很快就顺利地与延安新华社总台开始通报了。其余同志经过不到一个月的上机实习，也都能独立发报了。1939年10月23日的《大众日报》，刊登启事，公布了电台的呼号、波长及每日的发报时间，宣布“大众通讯社”成立。

　　李竹如同志领导报社后，他的严格要求，培养了《大众日报》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1939年5月底，李竹如同志随徐向前、朱瑞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一纵队来到山东。从1940年初开始，他担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当时也叫《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这时，刘导生、匡亚明同志都已调离报社。李竹如同志过去在济南、上海，后来在北方局都办过报纸，是办报的内行。他工作作风很深入，要求严格，赏罚分明，培养了《大众日报》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他为《大众日报》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那时，报社的同志多是门外汉。李竹如从新闻的五个“W”讲起，更加注重政治教育。他在政治上对编辑记者要求很严，发现问题马上批评。吴建当编辑时，对国民党军在对日作战中因为撤退造成损失的消息，做了一个语气上有些幸灾乐祸的标题。李竹如在大会上严肃地批评说：“这叫什么？这叫不懂统一战线！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战，国民党也是中国人啊。做标题要讲政治，要有立场！”他让吴建去做了3个月校对，才又调回编辑部。

　　1940年夏天，报社很多员工拉肚子，李竹如找来秘书处主任仲星帆，说：“生活是怎么搞的？工作人员都耷拉脑袋了，夏天连点绿豆汤都不给喝？要改善生活嘛，否则会影响办报！”

　　李竹如对新闻台的要求也很严格。当时新闻台的人手不够用，业务也不熟练。有一次，李竹如找新闻台的同志说：“你们记的翻不出来，这样不行啊，要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在他的支持下，决定开办训练班，自力更生培训报务人员。从编辑部内部和鲁中、滨海等地区调来十多名有点文化的青年，开办了一个报务训练班。在职的报务员利用休息时间轮流担任收发报技术课教员，我担任电学及英文课，编辑部的指导员负责政治课。教材都是按当时实际工作需要的内容自己编写的，简单易学。经过半年多学习，这些学员就能上机工作了。

　　1940年9月李竹如在青驼寺

　　听经理部的同志说，李竹如对于克服印刷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抓得更认真、更具体。由于敌人的严重封锁，在根据地买不到印报用的新闻纸了，《大众日报》面临停刊的威胁。李竹如及时提出用油光纸代替新闻纸印刷的建议，油光纸比新闻纸薄，而且一面光滑一面疙疙瘩瘩的不平。工人们研究出印光面时减少压力和墨色避免渗透，印反面时加重压力和墨色，解决了用油光纸两面印报的问题。后来，在李竹如领导支持下，就地取材，用桑树皮、麦桔等作原料，造出了土新闻纸，用来印报和印文件，解决了缺乏纸张的困难。油墨属于军用物资，敌人查得很严，要靠到敌占区一磅一磅地零星采购，如果被敌人查出来就会被抓，非打即杀。李竹如提出用食用油和锅底黑烟灰造土油墨，工人们经过两个月的试验，终于研究出用马尾松烧出的烟灰，和豆油、松香等加热、搅拌、研磨，造出了油墨。在《大众日报》上还刊登了自制油墨成功的消息，这些土办法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电台用的“A”“B”电池更是紧缺物资，完全靠从敌人那里缴获。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用过的电池再用盐水和开水煮，可以继续使用，直到外面的锌皮全都损坏了才扔掉。抄收电报用的铅笔头，用到手指拿不住了，就用线绳绑上小木棍继续用。钢笔水用颜料代替，钢笔尖也可以用竹子削了代替；一个零件、一截电线我们都不舍得丢，准备维修机器时使用。有一天，手摇发动机的齿轮突然坏了，一时找不到备件，发报台停了工，大家都很着急，经过集思广益，终于想出用自行车后轮，加上皮条拉动发动机的方法，试验成功后，第二天发报台就恢复了工作。

　　李竹如同志平日和同志们相处很融洽，没有什么架子，但是他对工作的要求很严格，批评也很严厉。我哥哥刘力子，当时是《大众日报》社经理部主任。李竹如曾经狠狠地批评过他两次，就是因为这两次批评，让刘力子更加佩服他。

　　李竹如一到报社，就非常重视报纸的发行工作。他沿着当时的发行路线：从蒙山到费县、到泰山，亲自走了一趟后，问负责发行的刘力子：为什么一个礼拜还到不了泰山，报纸在路上要走20天，这不成了历史吗？刘力子说：我们一天不耽搁，也得一个礼拜。李竹如说发行贵在速度，他摊开地图，拿尺子一段一段地量，说两天就够了。刘力子还想辩解，李竹如说，我已经走过这段路了，两天是完全可以的。原来，他要求两天是24小时连续走，歇人不歇报。而刘力子说的一个礼拜，是按部就班地晓宿夜行。李竹如的批评让刘力子心服口服，马上去落实李竹如的要求。

　　1940年春天，李竹如向山东分局申请了30万元北海币，这是报社一年的经费。刘力子马上派会计贺林出发到80里外的北海银行去取，因为过了夜也许北海银行就转移了。晚上开会时，李竹如问刘力子：“钱取了吗？”刘力子说：“才去取。”“几个人？”“一个人。”李竹如一拍桌子，说：“你好大胆子，这么大一笔钱，一个人去取你放心吗？你别开会啦，快去！”刘力子哑口无言，拿起匣枪，连夜追去。时值冬天，农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他半夜迷了路，实在走不动了，就找一个看瓜的窝棚蹲了几个时辰，到天明，终于追上贺林。钱取回后，二人马上向李竹如汇报，事后，李竹如说：“不是不相信同志，现在敌我交错，路上碰上敌人怎么办，两人好商量；再说，万一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卷款跑了怎么办。战争环境万一出了问题，你也说不清。”

　　在艰苦激烈的反“扫荡”斗争中，坚持发新闻、出报纸

　　1941年11月，日伪军调动5万多兵力，对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战前，《大众日报》社就埋藏物资，疏散人员，进行备战。115师罗荣桓政委、陈光代师长，带领115师师部和山东分局、山东战工会机关从留田胜利突围后，报社分成三个小组，分别随从有关领导坚持工作。专门随山东分局机关的第二小组，11月30日在转移时误入敌人合围圈，遭到严重损失。报社通讯部长郁永言、记者郭季田和新闻台的组长叶丰川、译报员卢再历等六七位同志不幸牺牲，机器被毁，还有几个同志被俘。新闻台七人中只剩报务员许志尧、译报员吕敬斋脱险归队。

　　我和发报台全体同志（包括译报员和摇机班）以及部分编辑、记者、油印人员，共约三十多人，编入由副总编白汝瑗领头的第一组，加入由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领导的巡视团，去鲁南根据地执行任务。11月7日晚，在115师钢八连的护送下连夜急行军，越过费县城西临滋公路及敌人碉堡区，拂晓到达天宝山区，休息一天后，继续夜行军，最后到达抱犊崮山区鲁南区党委驻地。

　　当时正值鲁南区党委机关不久前遭受顽军袭击，党委书记赵镈牺牲，人心惶惶，形势危急。根据地受南北顽敌两面夹击蚕食，已经缩小成南北只有十余里，东西只有十几个村子的狭长地带，被称为一枪可以打穿的根据地。鲁南巡视团到达以后，尽管区党委全力保护，仍需经常夜行军变换驻地，黎明早开饭，睡觉不脱衣，时刻防备敌人的袭击。生活条件更是困难，吃的是梨干、地瓜干、豆饼、黑豆面窝头，吃一回高粱煎饼就算解大馋。老百姓只能吃地瓜叶或只喝薯秧子汤。村子小、房屋少，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拥挤不堪，收发译报必须的桌子板凳更困难。御寒的棉衣尚未发全，一身棉衣两人穿，穿棉袄的没棉裤，穿棉裤的没棉袄，都冻得直发抖。后来铁道游击队给补充了棉衣。就在这样艰险的环境里，新闻组还是坚持了工作。发报台与延安新华总社及胶东、清河、鲁中、滨海等地区一直保持着联系，以新华社山东分社名义，不断的对外发送沂蒙反“扫荡”的胜利消息，当时负责编发稿件的是陈冰同志。我们还利用另一部收报机收录新华社、中央社、伪中华社的国内外新闻，编辑出版油印的“大众电讯”。

　　1941年12月8日清晨，在行军休息时，我打开收报机，听到了马尼拉美国华语广播电台正播放日军突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的消息。李竹如非常重视，经过与新华社新闻校对之后，他连夜准备发言提纲，第二天就向鲁南区党委干部及工作团全体人员做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形势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指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自掘坟墓，必然失败；这对中国抗战有利，我们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会加速到来。全体与会同志受到深刻教育，莫不兴奋鼓舞，更加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2年元旦，李竹如在庆祝《大众日报》创刊三周年大会上，指名表扬了优秀工作者副总编辑白汝瑗和报务员陈铁同志，同时也表扬发报台的对外联络工作。1942年1月，发报台派出吕会英、武清忠等四位报务员支援鲁南日报的通讯工作。1月中旬，为了大众日报尽早恢复正式出版，李竹如部长决定，仍由白汝瑗带领发报台及编辑、记者等原班人马，在武装护送下于春节前平安回到鲁中根据地，与报社编辑部汇合。

　　1942年10月下旬，日伪军又集中了两万余兵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在沂蒙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扫荡”。这时报社编辑部和新闻台驻在滨海区，报社领导派出了由编辑姜丕之带领部分记者编辑和赵传训、乔建寅负责的收译报小组，等组成共约二十余人的新闻工作队伍，从滨海去鲁中前线报道反“扫荡”斗争。11月1日，他们即遇上敌人合击对崮峪。当时，山东军区和山东战工会机关都被包围在合击圈内。李竹如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大众日报》社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悲痛。朱瑞同志写了悼念李竹如同志的文章，发表在《大众日报》第一版上，黎玉同志在追悼会上讲了话，《大众日报》也作了报道，延安《解放日报》还登在第一版上。

　　1943年根据地形势开始好转，但是敌人的扫荡并未间断，秋季反扫荡的形势仍很严峻。这时陈沂同志已接替李竹如负责《大众日报》社的工作。10月下旬，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决定将分局机关部分人员和报社记者、编辑、电台等组成“鲁南巡视团”，由陈沂领导，去鲁南区党委检查帮助工作，并保持与延安的通讯联系。新闻台留下两个收报组在编辑部，保证继续正常出报。我和报务主任宋安江带领一个收报组和发报台全体人员，连同编辑、记者等共四五十人，在陈沂直接领导下，随“鲁南巡视团”来到蒙山前鲁南区党委驻地。这次行军有主力部队护送，既主动又从容。这时鲁南根据地已经是兵强马壮，地域宽广，生活改善，不再吃豆饼和黑豆了。我们在鲁南照常与延安以及胶东、清河、鲁中、滨海等地区保持着联系，并且出版油印的《大众电讯》。我们在鲁南又见到了两年前留在鲁南日报电台的吕惠英、武清忠等同志，战友相见分外亲热，共话两年来各自的经历，特别高兴。

　　11月中旬，鲁南我军配合鲁中反扫荡，对费南敌据点发起攻势，连续战斗三昼夜，攻克三个据点，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司令部，击毙其师长、大土匪头子刘桂棠（刘黑七）。这一胜利消息震动了全鲁南地区，大快人心。陈沂同志带领编辑记者亲临前线，组织领导了这次战斗全过程的报道。新闻台与译报组竭尽全力，将这些新闻稿及时发了出去。由于这次歼灭刘匪的胜利影响深远，新闻报道又充分、及时，受到延安新华总社及解放日报的重视。也得到了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领导的表扬。1944年1月，报社的同志随陈沂同志载誉而归。

　　1944年，山东八路军与根据地继续发展壮大，日寇势力相对减弱，力不从心，春季和冬季两次大规模“扫荡”均被我军很快打退。从1944年开始，山东军民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从日军手中收复了许多县城和大片国土。1945年举行对日大反攻，山东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几个城市外，都被我八路军解放。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众日报》不但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全国解放后，从《大众日报》出来的一些干部在中央许多部门和许多省市中担任领导职务，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又做出许多新的贡献。

　　（作者抗战时期曾为《大众日报》新闻台负责人，离休前为北京市电话局副局长、顾问，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