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茌平县工作的十年

　　张化夷口述　杨志高整理

　　编者按：张化夷曾任茌平县县长，于1945年调离茌平，先后在冀鲁豫行署、晋冀豫边区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部工作。1984年12月离休。此文由杨志高于1986年11月根据同年5月张化夷口述整理，本期刊登作了删节。

　　1904年我生在山东茌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务农，后在共产党员刘文雅、刘善元等同志的影响下，于1934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10年，一直战斗在鲁西北这片土地上。

　　“鞭炮”点起星星火，一声“亮团”显神威

　　自明末清初以来，茌博聊368个村庄，形成了一个以鞭炮生意为交易中心的集市--店子街。远近的农民每年秋后，以制造鞭炮为副业，产品远销濮范观、沂蒙山区、南宫冀州、占化、利津等地，生意还算兴隆。

　　于是，当局在店子街设立了硝磺局、鞭炮捐税局，加上自明清沿袭下来的盐店，在店子街横征暴敛，搜刮百姓。店子街生意日渐萧条，老百姓怨声载道。

　　1928年，北大学生刘文雅（共产党员）利用寒假回乡做党的工作，了解到原有“日进斗金”之称的店子街因当局强取豪夺，生意请淡，穷人吃亏，群众中蕴藏着强烈的反抗情绪。

　　党组织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店子街的抗捐减税斗争上。1929年始，共产党员刘善元公开露面，斗争很坚决，很勇敢，抗捐减税斗争取得部分胜利，在群众中有威信。

　　1931年，国民政府把善元抓了起来，用刑讯逼他供出是不是共产党。他宁死不吐真情，后经刘文雅多方营救于1932年出狱。善元出狱后，继续斗争，翌年又被捕入狱，受尽酷刑。这时敌人认定他是共产党员，同时也追捕刘文雅。

　　1933年，文雅到聊城二中当教员，就把我当作培养对象。

　　我和文雅幼时曾在同村念书，长大后也常有来往。这时，他开始给我讲“九·一八”，讲国民党不抗日却对老百姓如狼如虎。我问怎么办？文雅斩钉截铁地说：“把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同他们斗争！”我们有时彻夜长谈。从这时开始，我知道中国有个朱德、毛泽东，开始认识共产党。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刘文雅向大家谈了组织起来，抗捐抗税的想法。我很赞成他的想法，并表示要积极参加。1934年1月，文雅确定我代替刘善元的工作。经过一段实际工作的考验，由刘文雅介绍，我于1934年3月8日正式成为共产党员。

　　这年春，文雅与我会面10余次，主要研究成立鞭炮工会与组织发展问题。文雅还告诫我：一要接受刘善元身陷囫囵、斗争受阻的教训；二要组织队伍，捡起武装；三要单线联系，尽量避免暴露。特别指示要注意抓民团武装。我都一一照办了。

　　这期间，张霖之同志还来过两次，直接组织领导群众斗争。

　　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掌握乡政权和民团武装，为创建鞭炮工会准备条件。当时茌平县的乡政权被一些贪官污吏控制，他们掌握民团武装，欺压民众，鱼肉乡里，民愤很大。在张霖之、文雅的领导下，我联络各乡党的积极分子开展斗争。主要参加者有韩度泗、韩鹿林，张道、张南湖、李玉惠、窦立新，于寿亭、王宜斋、许兆乾、李警雁、杜春阳等人。

　　这年夏天，我出任忠信乡乡长兼民团团长，遂以防匪联防保家为由，将以店子街为中心的各乡乡政权、民团武装、470多支枪，全数控制到我党手里

　　此刻，政权有了，武装有了，成立鞭炮工会的条件基本成熟。1934年9月1日，鞭炮工会正式成立，经会员推举，我任会长。

　　鞭炮工会成立后26天，便把硝磺、鞭炮两个税局给赶跑了。起因是硝磺局抓了贾白庄的4个鞭炮工会会员。于是鞭炮工会在地方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次大的斗争。鞭炮工会根据党组织的“掌握分寸，显示力量，不打不抓，赶跑为止”的指示，立即召集民团武装和全体会员，举行万人大会。我代表鞭炮工会严正提出：立即还人，并严办贪官污吏。硝磺局害怕了，无条件地放了人。随即，鞭炮、硝磺捐税局都撤销了，盐店的盐巡也不敢在此地露面了。从此鞭炮工会威信大大提高，成了这个地区群众的靠山。9月29日，茌平当局恼羞成怒，派了20多个武装警察来抓我，因慑于鞭炮工会神威，怕惹众怒，未敢动手。

　　1934年冬，文雅根据工作需要被调离茌平地区，他的工作由张霖之接替，组织上还派徐心斋、辛俊卿、郭金盘来往联络。

　　文雅调走后，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反动当局为了绞杀人民武装--鞭炮工会，于1934年12月21日，由警备队和警察局纠集了100来人，持枪把我家包围了。那时天刚露亮，我被狗叫惊醒。我冷静地估量了形势，知道此时硬碰硬不行，便大开房门，告诉他们：“我就是张化夷，有什么事情进来说，我全家老少共计7口，既没枪，也没炮，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呢？”尽管敌人气势汹汹，院里院外站满了警察，但领头的始终不敢贸然进屋，怕有埋伏。于是，双方都僵持着。

　　这天风大天冷，敌人一下公路，有个工会会员发现他们要抓我，就在庄里喊了起来。随即村里鼓号齐鸣，按事先的规定，将这信息向四外村子传递。这时，鞭炮工会紧急动员，四面村庄的群众都点起一堆堆的火来，一面取暖，一面为化夷助威，对敌人来了个反包围。

　　警察局长见势不妙，便提出要亲自和我谈判，并高叫：“张化夷，我们都是本乡本土的，你别误会。我们是到广市抓人，路过你家烤火的。”

　　我说：“你既来歇脚，干嘛院内院外枪口都对准我的屋子？”那局长忙不迭地让他的部下把枪放下，并命令一部分人撤出院子。我看出他们害怕了，便随机应变，请警察局长进屋“烤火”。警察局长也就顺水推舟，早先的神气全没了，进得屋来，便提出要我送他们出去。考虑到眼前的敌我形势，一旦接起火来，双方都得付出很大的伤亡，我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要求他们规规矩矩地按照指定的路线走。于是，我出来向大家喊到：“让他们走吧”。民团的兄弟把他们放走了。

　　警察局长逃回县城，马上就贴出了通缉令--“捉拿共匪张化夷”。我并不畏惧，继续领导鞭炮工会和民团活动，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民团又3次组织“亮团”活动，声威大振，我也被推举为以马明智庄为中心的民团总团团长。

　　同仇敌忾徒骇河　浴血奋战荏聊博

　　1937年8月30日，根据张霖之的指示，民团改编成抗日自卫团，我仍任团长。拥有官兵470人，各种枪支470余支，下设4个中队，1中队长杜春阳，2中队长张同志，3中队长李警雁，4中队长韩严明。为了投身抗抗击日寇，我们组织部队加紧进行了行军和攻防战术等训练。

　　1、南镇战斗

　　南镇位于茌平县的西北偏西，是茌博高三县接壤的一个大镇子，也是进入茌平的要道之一。

　　1937年11月28日拂晓前，日寇700余人，由禹城方向开来，配有汽车、小炮、轻重机枪及骑兵，企图占领南镇。

　　当日上午10时许，我闻讯立即带领200余人的精干部队，急行军赶到南镇徒骇河（旱河无水）南岸公路以东。此时，聊城地区专员、全国闻名的抗日民族英难范筑先将军，率领其主力部队及其他地方武装，已赶到南镇徒骇河南岸公路以西，与我们并肩形成了抗敌的阻击战线。

　　部队在范将军的统一指导下，迅速占领了阵地，挖好战壕，严阵以待。这里居高临下，日寇向南进攻，需从河底穿过，正好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当天日寇几次进攻，均遭惨败。第二天拂晓，日寇仗其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拼命进攻。我们却依靠地利人和，寸土不让。

　　范筑先将军的指挥所，设在南镇西南的小周庄。战斗打响前，我去请示战斗任务，范将军还亲自到自卫团的阵地上检查战斗准备情况。战斗打响后，敌人在100米宽，纵深150米左右的正面，疯狂地冲锋，以机枪、小炮掩护，嚎叫着向我方阵地冲击，妄图撕开一个口子。范筑先将军站在阵地前亲自指挥部队反击。枪林弹雨之中，鬼子步兵已逼到我们阵地前沿的堤上。范将军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组织战斗。经过激烈的厮杀，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鬼子被迫缩回到南镇街里，并在民房的掩护下，向东北狼狈逃窜。清理战场时发现，范将军阵地前敌人死伤惨重，自卫团的阵地前敌人死伤有20来人。

　　南镇首战告捷，军民欢腾，鲁西北的北大门未被日寇敲开，推迟了日寇侵占茌平1年的时间，振奋了我抗日将士的勇气，鼓舞了鲁西人民抗日斗争的信心。

　　“七·七”事变后，茌平政局一度混乱，南镇战斗以后，范将军声望顿高，在鲁西维持了统一的局面，茌平的局势也稳定下来。

　　抗日自卫团进行了整训和发展。为了加强党的领导，1937年农历8月在团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我也由过去的单线联系，转为参加支部集体生活。自卫团办了3期干部训练班，每期50人，为时1个月，为抗日队伍培养了骨干。

　　2、成立抗日常备大队

　　1938年5月，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领导鲁西党的武装和聊城政治部负责人张霖之同志，通知我和韩雁北同志（抗日自卫团中队长、共产党员）到河北省南宫县开会，同行的还有聊城地区各县、各武装部队负责人。临行前，张霖之约我个别谈话，询问了抗日自卫团的情况，并谈了这次学习的重要性。

　　我们一行30人经过两天行军，到达八路军东进纵队临时所在地南宫县。

　　开会期间，司令员徐向前，政委宋任穷分别做了报告，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开了8天。

　　返回聊城后，张霖之同志又找我谈了话。他说：“日寇很快就会进攻鲁西的，敌人来了以后，环境会恶化，我们思想上应有充分的准备。要搞统一战线，但也要独立自主……。”他说，经组织研究决定，将抗日自卫团改名为抗日常备大队，暂不用八路军的番号，直属鲁西地方党的领导，活动地区将不限于茌平，行军作战的纪律都按八路军的制度办。

　　这时，我仍任常备大队大队长，中层干部也没变，许兆乾任总支书记兼政委，于寿亭任政治部主任，王宜斋任秘书主任，李宪文任军需主任，各中队长仍是原班人马。当时中队长一级的干部中，除有2名非党干部外，其余都是共产党员，常备大队在刚成立时有500人左右，活动范围主要还是在茌平县内。

　　1938年春和当年7月份，经张霖之同志介绍，我两次到聊城与范筑先将军会面。他详细了解了常备大队的人员武器战斗力的情况，并布置了向北防御日寇的任务。

　　3、茌博截击战

　　1938年11月15日，聊城陷落，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守城的数百名战士亦英勇牺牲。鲁西北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

　　我抗日常备大队奉上级党的指示，在茌平县城内动员群众疏散，并到博平县城东侦察日寇行踪。

　　不久，侦察员报告，日寇占据博平县城的第3天，继续向茌平县方向进犯。

　　我常备大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沿途部署埋伏堵击。待日寇一出博平东门，从天齐庙起即与我埋伏的侦察部队接火。我军边打边走，处处狙击，当敌人到达细庙（距茌平县八里）时，我主力部队迎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依据有利地形，打死打伤日寇30人左右。

　　博平距茌平只有25华里，由于我军坚强的狙击，日寇整整走了一天，才到达茌平县城。当夜，我常备大队围着县城骚扰了一夜。日军终因白天激战，晚遭袭击而不支，不敢在茌平滞留，第二天太阳一出，就向牛角店方向逃跑了。

　　打了这一仗后，我常备大队的声望在茌平县大增，人民群众不断地给予我们以支援和慰问。

　　4、抗击日寇首次荏南“扫荡”

　　1939年春节，日寇800人左右乘16辆汽车，从济南出发，侵占了茌平县城，并立即在城关修炮楼、安据点。我抗日常备大队立即派出若干支精干轻便的小部队，对敌人进行狙击封锁，迫使鬼子不得不在城外安置炮楼和据点。

　　当时，国民党的杂牌军如齐子修、李岐山纷纷向日本人投降，国民党的旧县政府也与日军合流。从此我党在茌平的抗日力量在茌南和茌北非常困难的形势下独自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4月22日，敌人派了200多鬼子、近200名汉轩，突然占领了茌平城东北12里的周庄。次日，鬼子回到茌平县城，周庄据点只剩下汉奸。得到消息后，我带领200余名精干的队员，怀揣短枪，拿着修围子的工具，扮成老百姓，于4月25日上午混入据点，趁敌人不备，先发制人。经过半小时的激战，将180名汉奸全部俘虏，缴获长短枪160余支，而我们一无伤亡，打了一个漂亮仗。

　　拿下这个据点后，部队立即撤至茌平城南广平一带。

　　日寇得到消息后，于当日中午12时左右出动了600人左右，乘车直扑周庄地区，妄图与我主力决战，接连寻找两天，未见我军一卒一兵。敌人气急败坏，第二天上午又派600人左右，对我茌南地区进行“扫荡”。敌人早已闻知我是常备大队队长，将常备大队和我视为眼中钉，非消灭不可，直扑我的家乡。

　　敌人经过赵官屯时，被我侦察部队阻击。中午12时，鬼子才走到广平北门外的大庙上，支起重炮向我的住宅猛烈轰击，打一阵子，走一阵子，4里路走了4个多小时。当时我的家属早已转移到外县，敌人一无所获，便将屋子及所有财物、柴草付之一炬。日寇于当晚黄昏撤回茌平。

　　当时因敌强我弱，为避免无谓伤亡，常备大队主力没有向敌人攻击，只用小部队骚扰监视。

　　当晚，我通知张天锅庄的乡亲们把我家的住宅全部拆光，分给群众，决心与鬼子血战到底。

　　5、郭庄战斗

　　1939年农历7月22日晨，100多日本鬼子和汉奸全副武装并有骑兵，从茌平出发向高唐进犯。我得到情报后，立即派两个中队200余人，在郭庄围子南的一片坟地内埋伏，以青纱帐作掩护，待机歼敌。上午9时战斗打响，直打到中午12时。

　　正在激战时，茌平城内敌人又出动了100余人赶来增援，双方激战4个小时后，敌人渐渐不支，死伤约30人，狼狈逃窜。我部队一直追到城北三里庄，缴获敌人步枪23支。

　　6、土城战斗

　　1939年7月，我们抗日常备大队驻在城东土城村。一天中午，200来个日军，还有骑兵数十人，从济南突然开来。遭遇战迫在眉睫。我组织部队立即占领了有利地形，很快双方就开始了激战。敌人在开阔地上，我们守在一片林子里，里面有很多坟地和石碑，都是极好的自然掩体。激战中，班长徐先顺带领全班，把敌人放近后狠打，夺过机枪1挺，三八式大盖抢数支。他们随即向敌人的骑兵队猛冲，把骑兵打得落荒而逃。我们随即打扫战场，尔后向大小马庄一带转移。

　　7、念杜庄战斗

　　1939年10月间，大田地里的庄稼已基本收割完毕，我们保卫农民秋收的任务已完成。为应付突然的袭击，抗日常备大队分别驻扎在白官屯金北庄及周围几个村庄。10月22日下午3点，驻金北庄的杜春阳中队突然发现数百名日寇大摇大摆地从南镇出来，朝金北庄方向行进，立即向大队部报告。我们估计敌人并不知道我部队驻在这里，决定接收这批“送上门来”的“礼物”，立即整装出发，埋伏在村边的壕沟里。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战士们密集开火。鬼子被打昏了头，丢下几十具尸体回头逃向南镇鼠窜。我大队乘胜追击，一直把鬼子撵进南镇。

　　在战斗中，我中队长杜春阳被敌人的炮弹打中，光荣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班长刘文奇。我们为杜、刘两位烈士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杜春阳同志是抗日常备大队的骨干，和大家并肩作战多年，生死与共。直至今天，每当想起他们，仍心潮难平。

　　8、贾白庄战斗

　　1939年11月初，茌平汉奸队跑了1个小队长、1个汉奸。敌人声言要抓住这两个人并火烧贾白庄。

　　我方得此情报后，即组织3个中队500人左右，到史官屯截击敌人。然而待我们赶到史官屯东侧时，几十个鬼子、300名汉奸已经过了史官屯。为了保卫贾白庄群众的安全，我们改截击为追击，边追边打，打死打伤敌人10余人，缴获步枪23支。敌人向博平城内逃窜，我们一直追到离县城五里的傅家楼。

　　我军的行动，使贾白庄群众避免了一次大灾难，群众从此更加热爱抗日常备大队了。

　　粗算一下，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底，我抗日常备大队打过敌人在200人以上的战斗就有26次；200人以下的战斗不计其数。

　　由于我们子弟的英勇作战，打击了日寇和汉奸的气焰，保护了群众，保证了这一地区党政机关的安全。肖华同志评价抗日常备大队：一是战斗力强；二是成分好，贫下中农多，小知识分子多，党员多，党员有107名；三是纪律好，军政军民关系好。

　　9、参加鲁西反“扫荡”

　　1940年3月18日，根据上级决定，抗日常备大队升级为肖华支队的警卫营。9个月以后，日寇开始了鲁西反大“扫荡”，警卫营随即投入了反“扫荡”战斗。

　　1941年1月中旬，济宁、菏泽，临清、南乐之日军步、骑、炮兵共7000余人，还有伪军，共10000人，突由6个方向进逼范县、观城南北区域。为掩护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机关安全转移，上级命令警卫营所属2个连，死守莘县苏村。1941年1月18日上午10时前，战斗开始打响。各路敌军1000余人闻声即向苏村增援，并将苏村层层包围，以坦克、重炮、步、骑轮番进攻。为死死咬住扫荡日军主力，我两个连的战士与10倍于我的敌人战斗，直至肉博，杀敌400多人，终因寡不敌众，在敌人数次施毒及坦克冲击下，126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只有泰光和白连河（又名白义卿）负重伤后被救活过来。后来，白连河每年都去苏村悼念烈士。当地的群众亦于每年清明为烈士扫墓。

　　10、建立抗日政权

　　范筑先将军殉国前，茌平有个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县政府，县长苏寄衡，后是葛栋华。我党的工作人员当时都在政训处，先后有吕世隆、于醒夫（于州）、马沛村、吴克夫等十几位同志。常备大队与政训处关系很密切。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殉国后，葛栋华政权与日伪合流。

　　1938年5月，茌平工委成立。1939年2月，中共茌平县委成立，杨钦同志为书记。1939年农历12月，茌平抗日县政府成立，县长由吴亚屋同志担任。

　　在抗日县政府成立之前，1939年7月，上级指示常备大队分队指导员朱英明同志调任三区区长，并带一个分队去。在常备大队的支持和帮助下，三区建立政权开辟工作大队均较顺利，开创了有名的茌南小抗日根据地。

　　重回茌平辟战场　前赴后继悼国难

　　自我抗日常备大队升级之后，新的部队没组织起来，茌平又落敌手。过去日本鬼子在城外只有陈庄一个据点，而常备大队走后约10个月，敌人在茌平县就设了64个据点，驻有15000人以上，环境逐渐恶化。过去我党的工作遍及全县，后来只保存了茌南茌北两块很小的根据地，所谓“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

　　1941年1月吴亚屋县长调专署工作，上级派地委委员、民运部长解占柏接任茌平县抗日县长职务，同年初上级杨钦调阳谷县工作，由李长瑞接任茌平县委书记的职务。

　　根据对敌斗争需要，地委决定由我任茌平县大队大队长。1941年4月9日，我在县大队驻地大白庄开始工作。大队教导员是赵光启同志。此前，年仅26岁的原常备大队总支书记许兆乾被伪军齐子修残忍地杀害了。

　　1、茌南形势好转

　　1941年4月15日，县大队配合军分区在孟尝君庙打了一仗，对手是汉奸李岐山。县大队负责东北角，自下午5时进入阵地，一直打到翌日零点。经过激烈的交战，把敌人赶到朱楼据点里，保住了我茌南迟桥大白庄一带的根据地。

　　同年4月，我部配合主力部队军区7团打汉奸齐子修的3旅，主要任务是打援监视三十里铺的敌人。7团仗打得很顺利，两小时就解决了战斗，消灭敌人1000左右。

　　6月，我军区主力7团、8团由政治部主任王辉球带领，向茌平小马庄敌人据点进攻，经过3天的激烈战斗，消灭敌军1400余人。县大队的任务是打援和破围子。战斗结束后，敌人不得不放弃了陈庄，南姜庄等据点，自此茌南形势迅速好转，二、三区除三十里铺还有个孤立的日伪据点外，其余村庄均为我方所有，我地方政府和武装得以集中力量除奸破围子，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

　　2、解县长遇难

　　这时，发生了一个突然事件。1941年6月11日，我们正在新解放的辘轳吊村发动群众破围子，侦察员曾继炳报告说，7团营长请我和解占柏县长去姜庄有要事相商。我因忙着指挥部队未往，解县长却带着警卫员刘年、解克传两人去姜庄了。

　　谁知，拂晓前敌人就占领了姜庄。伪团长张度林和鬼子设计冒充我八路军7团营长，妄图骗解县长和我进据点，活捉我们，消灭县大队。

　　我们被蒙在鼓里。解占柏与警卫员进庄后，发现落入敌营，立即拔枪拼死自卫，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

　　枪声传到辘轳吊村，我即组织部队营救。县大队轮翻冲锋，都迟迟不见解县长等人身影。后来里面的枪声也听不到了，知道他们遇难。县大队于是撤出战斗，占领了沙大堆一带有利地形，准备迎敌。敌人见我已有准备，未敢妄动，很快也撤走了。

　　我亲带一支小分队返回姜庄，发现警卫员刘年尚有一息，问明了情况马上抢救，他因伤势太重，24天后也牺牲了。我们把解占柏及解克传同志的尸体抬回到孟尝君庙东，在那里为他们开了追悼会。

　　3、就任县长

　　1941年7月29日，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石新安、专员夏振秋、军分区司令员刘致远找我谈话，宣布任命我为茌平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

　　当时茌平县委书记是李长瑞，组织部长刘成，宣传部长张以新，敌工部长兼民政科长于寿亭，财政科长程继斋，教育科长王宜斋，粮食科长冯以元，司法科长白观正，建设科长崔芳亭，公安局长韩严明，一区区长马维平，二区区长张同志，三区区长朱英明，四区区长崔芳亭，五区区长由琴才，六区区长张空吾，七区区长张光，县大队副大队长凌林，教导员赵光启（后是郭名山），抗联主任马赛，妇救女会主任冯英，抗日高小校长张侍雪。

　　这一年，县大队打了几次小仗。如徐路口、尉庄、陶庄，四王集截击战斗。

　　我任县长后，在当年下半年重点做了敌伪工作。三区伪区长刘鹤要求见我。我向他宣传了党对敌伪工作的政策，给他安排了任务，并向三区派了我地下工作人员。此后，他没有再抓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家属，还掩护他们，并给我方送情报。其它区的敌伪工作也都有所进展。

　　4、收编孙绍曾

　　1942年，我们加强政治攻势，4月取得一仗瓦解敌军600人的胜利。

　　1940年以后，日寇在广平常家楼设立了两个大据点，驻守伪军约600人。伪军头子孙绍曾是广平东街人，距我先前在沙荒的住宅仅4里路，彼此互有所闻。当时孙亲带300余名伪军驻在广平，另有200余名驻守常家楼据点。

　　当时，我派抗日二区区长张同志多次深入据点和孙绍曾接触，劝服工作达半年之久。经过张同志的积极工作的我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的军事行动，孙绍曾开始动摇。我们认为条件已基本成熟，便请示军分区，并拟定了兵临城下，迫其降服的作战方案。

　　4月17日，军分区部分主力部队由司令员刘致远、政委石新安亲自带领，加上县大队全部，把广平、常家楼两据团团围住，向其喊话，劝其投降。相持一段时间之后，孙绍曾在寨墙上问道：“张化夷县长来了没有？”我即刻上前答话，向他宣传了团结抗日的道理，并保证只要投降，决不伤害其性命。孙闻见，下令打开围子大门，我们的部队开了进去。孙绍曾出据点后，一直都跟着我。

　　就这样，一枪未发，一人未伤，就俘虏了伪军600人左右，收缴长短枪600余支。随后，部队及俘虏都开到迟桥根据地里。在祝捷大会上，我们当场向俘虏宣布：愿回家者回家，愿参加革命者留下。当即有400名余俘虏要求留下，其中100余名编到县大队，其余编入主力部队。

　　这一仗对鲁西抗日军民是个很大鼓舞，对茌平市的敌人则有很大震动。这期间，我县公安局和武工队在韩严明、陈建林、张本等同志带领下，镇压了死心塌地的汉奸刘文震、石学洪等，使汉奸们胆战心惊，抗日群众的志气大长。

　　5、战事连绵

　　1942年5月中旬，汉奸李岐山的3支队约3000人，企图到四王集枣棵杨一带“扫荡”。我县大队得到情报后，占据枣棵杨以北有利地形，对敌人进行截击。战斗从早上8时打到下午4时，敌人多次强攻未能奏效，在我阵地前死伤60余人，于黄昏前撤退。我公安队长宋旭升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还有几名战士负伤。

　　1942年下半年，县大队在茌平配合主力部队，拔掉了许楼、蔡庄两个据点，并俘虏了许楼据点的伪团长郝文祥。此人民愤极大，群众要求对他千刀万剐，我们坚持党的俘虏政策，将其枪毙，但群众还是将其尸千刀万剐了。

　　1943年7月，我们围困了教场铺金牛山的敌人据点。迟会吾等同志以伪乡公所筹给养的名义深入敌穴，摸清了敌情，并做了部分敌伪人员的工作。条件成熟后，我们里应外合，迅速拿下了据点，俘获敌人100余人、枪100余支。

　　同年7月，广平伪县长张林忠、伪大队长戚振江的老婆在据点附近，被我县大队侦察队长张同禹、宋士良等5人捕获。我们向她们做了团结抗日的工作，并将她们送到据点门口，安全返回。自此后，张、威二人常给我们送情报，八路军工作人员可以在其领地自由来往。我们征公粮一直征到据点所在村。他们传话说：“你们征吧，别敲锣打鼓就行。”

　　1943年11月，县大队由茌南到茌北执行任务，有一天住在茌南20里的周庄。敌人得到消息后，约200个日军、3000多伪军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我们决定向西突围，突围时，因我方来势很猛，敌人未及组织还手，我方仅轻伤4人，便顺利突围。敌人误认为碰上了八路军主力，没敢继续追赶。

　　6、救灾抗饥荒

　　我当县长期间，最令我坐卧不安的一件难事，就是1943年的大饥荒及抗灾工作。由于连年战事不休，日寇推行“三光政策”，加上天灾，1943年的大饥荒，茌平县饿死13000多人。

　　开始，荏平县抗日政府采取了一些救灾措施，但效果不明显。地主不愿捐献更多的粮食，饿死人的情况仍不能制止。我们马上组织干部下去摸情况，经一段时间努力，提出两个办法：

　　一是各村自救。我们发现各村还有存粮，茌平西南的高院墙村，被聊城敌人占据14天弄走了400多袋50000多斤粮食。我们便用政府的名义要求各村有余粮户献粮，可以自报，可以检举，可以借贷，也可以要求政府出面干预。这个办法实行以后，饿死人的情况基本停止。

　　二是借贷救急。我们发现茌平城东北的刘度平到荏平县放高利贷，吃一还三。群众开始不敢借。县委县政府就鼓励群众先借粮救急，保证不饿死人再说。以此法借到130000斤粮食，解了燃眉之急。

　　7、痛失亲人

　　1943年是我家庭成员死去最多的一年。回想起来，倍感伤痛。

　　我的爱人张明，在环境较艰苦的茌北从事抗日工作。1943年9月11日，在茌北大李庄遇敌人“扫荡”，她不幸中弹牺牲。

　　我的儿子张德厚，在鲁西行署任教育科长。日寇“九·二七”大“扫荡”时，他正往濮阳城南于庄途中，与敌人不期而遇，与肥城的魏林甫一起被捕。魏讲出德厚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大干部。敌人便把德厚带至济南，残酷地用刑罚折磨他。德厚至死不屈，未吐真情，最后遭敌杀害，年仅25岁，至今尸骨未能找到。

　　我姐姐在儿子许兆乾遭敌杀害后，一直不吃不喝，痛不欲生，身体全垮了，于1943年5月含愤去世，终年55岁。

　　我哥哥张侍雪参加革命后，嫂子便隐藏在聊城以东的韩庄。在敌人的一次扫荡中，我的6岁小侄女被敌杀死，嫂子为掩护孩子受了重伤，不久与世长辞，年仅39岁。

　　我在茌平从事革命工作历时10年。在这10年间，硝烟弥浓，战火未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我与抗日自卫团、县大队的同志们结下了浓厚的战友情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为国捐躯，英勇牺牲。我向英烈们表示深切的悼念！在这10年间，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茌平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我们开展工作，才得以筑我御敌之长城，建我人民之政权。我一生所成甚微，无以谢家乡父老。唯有将生我养我的故乡热土，以身家性命帮我助我的父老乡亲铭刻在心，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