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子恒，字月存，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荣子恒的童年一直在家中度过，此后又在保定和北京陆续读了小学和高中。受父亲影响，荣子恒年幼的志向就已经确定为从军报国。所以当荣臻成为直系军阀李景林的左膀右臂时，荣子恒便被父亲送往日本学习军事，就此走上了从军的道路。

　　1928年7月，荣子恒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19期工兵科学成毕业。他回国时，父亲荣臻已经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中将参谋长，但凡张学良不在沈阳时，辽宁地区的军事全部由荣臻负责，正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在父亲的安排下，荣子恒先在东北讲武堂当上尉队附，后来升任少校兵器教官，不少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9期和第10期的名将，都与他有师生之谊。中原大战结束前夕，东北军入关，随即掌握了平、津、冀、晋、绥、察数地，荣子恒于此时调往天津市公安局任特务处主任，辅佐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保障天津治安。荣子恒在天津市公安局任职期间，曾参与平定汉奸白坚武组织的天津暴动，又在英国工部局的配合下率队剿灭了土匪张喜来部，由此成为平津地区的名人。

　　从坚持抗日到投敌反正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时任张学良卫队第3队队长的荣子恒坚定立场，将部队从沈阳一路带至北平，受到张学良的赞赏。此后他历任团长、副旅长、旅长。抗战全面爆发后，荣子恒随部血战江阴，又从南京死里逃生。1938年1月，荣子恒升任第112师334旅少将旅长，他率部在苏北、鲁南开展游击作战，曾与八路军有过合作。著名的新庄伏击战，即出自第334旅667团（团长万毅）的手笔，此战俘虏日本经济考察团团长远山芳雄。

　　在此期间，荣子恒因其敢打敢拼的作风而在第112师里树立起一定威望，他被提拔为第112师副师长兼鲁南游击总指挥。但就是这样一位鲁南地区的抗日名将，却突然在1943年6月6日宣布“反正”了！荣子恒带着第112师334旅一部以及鲁南地方游击部队总计2万余人投敌了！这件事给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以极大震动。因为就在半年前，吴化文部的投敌已经极大打击了鲁苏战区的稳定，荣子恒此次可谓雪上加霜，使于学忠的鲁苏战区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半年后，鲁苏战区因屡遭日伪打击被迫撤消建制）。

　　荣子恒的投敌，虽让人感到突然，但其实早有伏笔。1940年的“九二二锄奸”事件即为主因之一。

　　1940年9月22日，第111师突然派兵包围了上级指挥单位——第57军军部驻地。其原因是军长缪澄流企图率部投敌，因消息泄露，造成第111师大部分官兵的愤慨。不想在部队行动时，缪澄流却在荣子恒部驻地看戏，使他躲过了这一劫。第111师只逮捕了重病在身，对缪氏投敌并不知情的朴炳珊。

　　当第111师行动的消息传到费县时，无法确定缪澄流是否投敌的荣子恒为保险起见，特地调一个营将缪氏护送到鲁苏战区总部保护起来，这个决定使他成为第111师的“敌人”，并进而发展为“参与缪澄流的投敌计划”。事后，缪澄流被撤职看押，副军长朴炳珊则因病情加重去世，再加上第57军番号被撤消，使原本的一个团体被拆得四分五裂。荣子恒经此变故，对是否能够继续在鲁南坚持抗战产生了动摇。

　　一年后第111师的“八三起义”，更使荣子恒的抗战信心消散殆尽。再加上父亲荣臻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劝“降”，终于使荣子恒受到感动，他开始朝着曲线救国的道路走去了。

　　曲线救国，与八路军为敌

　　1943年9月3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发布通缉荣子恒的命令，并免去了他的一切官位勋奖。然而这一切对于荣子恒来说，并无太大影响。在汪伪政权以及日本军方的关照下，荣子恒先是前往北京与父亲荣臻重叙亲情，随后被汪伪军政部任命为第10军中将军长，驻地仍然是鲁南地区。由于当时的鲁苏战区已经不构成威胁，所以荣子恒主要面对的敌人就是曾经与之合作过的八路军了。

　　荣子恒投敌后，鲁苏战区遭到日伪军的不断打击而日益衰落，终于在1944年3月不得不放弃根据地，撤往安徽。国军的撤离，使荣子恒与八路军的关系更加紧张。为了保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稳定，八路军鲁南军区以两个团、八个独立营的兵力于1944年5月对费县以南的荣子恒部伪军发起进攻。

　　荣子恒的第10军辖三个师，虽然声称拥兵两万余众，但实际仅有一万，装备也不占优势。在抵抗了五天后，便全线溃败，不得不向临沂突围。此后荣子恒的第10军又不断遭到八路军打击，最后不得不收缩到泗县，靠着几个坚固的碉堡和炮楼苟延残喘。

　　龟缩在泗阳城内的荣子恒，已经不再对曲线救国抱有希望，此时的他，看着从北京远道赶来探望自己的儿子，不免伤感万分，究竟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呢？曲线救国还能成功吗？

　　气数已尽，托付保安队长送子

　　1945年2月3日夜7时，八路军鲁南军区第3团、费县独立营、尼山独立营在鲁中第3军分区一部和地方民兵的配合下，对盘踞泗县的第10军残部发起进攻。荣子恒的第10军经过八路军的连续打击已经元气大伤，仅剩3000余人。经过一个晚上的抵抗，荣子恒的阵地只剩下县政府高楼以及东门和南门的两处据点。他本希望坚持到援军抵达，不想援军在4日上午就被八路军的阻援部队击退了。

　　2月4日下午7点，八路军在短暂的休整后发起总攻，荣子恒似乎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他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儿子。荣子恒不得不望向仍然陪同他在据点中抵抗的官兵，随后开口说道：“哪位仁人义士把我的孩子送回家，让他们逃条活命，我死了也不忘您的恩情。”堂堂军长说出这种话，可见气数已尽了。

　　这时，泗县保安大队第9中队队长韩德冒站了出来，他朝着荣子恒敬了一个礼，说道：“军长你放心，只要我韩德冒的三寸气在，就有少爷在，我保证把他俩安全送到家。”

　　荣子恒见此时此刻仍然有人愿意为他挺身而出，感动得当即跪地给韩德冒磕起头来。韩德冒见状也立即将荣扶起，热泪盈眶。荣子恒随即又说：“我的两个孩子就是你的孩子，现在全托付给你了，你去哪儿就把他带到哪儿，如能送到家我更感激不尽。”说罢，荣子恒又从自己的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下：“生死望不用挂念，这是天命，义弟韩德冒送子回家，请好好款待”，这是写给荣臻的信，作为证明。荣子恒又从腰间取下一个装有两根金条和一叠伪币的纸包交给韩，作为沿途所需费用。交代完一切，荣子恒随即命士兵将韩德冒和自己的儿子通过东门垂悬下城。

　　最后，韩德冒完成了自己的承诺，成功将荣子恒的儿子送到了北京。但荣子恒却在从东门突围的途中，中弹身亡，时年仅40岁。荣子恒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与他相比，白发送黑发的父亲荣臻倒是在抗战胜利后寓居北京，一直活到了1960年。

　　随荣子恒一起阵亡的，还有副军长陈镇藩、参谋长朱江和第52师副师长朱级勋。这些人都曾经跟随荣子恒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但又都在荣子恒的率领下成为汪伪政权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