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世隆（1909-1938）山东泰安李家庄人，中共党员。1938年1月，被范筑先委任为莘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聊城失陷后，日、伪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相策应，于1938年11月17日制造了“莘县事变”，吕世隆在县政府院内被杀害。
吕世隆，字道宏。l909年9月3日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城西李家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中。他幼年丧母，7岁丧父，在家境日趋贫困潦倒的窘迫中，依靠年迈的祖母抚养成人。吕世隆性格内向，忠厚刚直，聪颖好学。祖母抱着望子成龙，重振家业的虔诚心愿，把他送进学堂。
吕世隆先在本村读了几年私塾。l924年考入泰安城西关上河桥泰安县立高等小学读书，l926年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泰安山东省立第三中学。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制造“济南惨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能进入济南，暂时设在泰安，使这座古城成为山东的政治、文化中心，扩大了地方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舆论的境域。吕世隆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报刊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他不仅为那针砭时弊、鞭挞暴政的文章所深深吸引，更为那些为真理和正义奔走呼号、英勇献身的壮士激奋不己。一种痛恨黑暗统治，致力于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他的心中萌发。
吕世隆在读初中三年级时，祖母看他已长大成人，就为他准备婚事，以使其掌管家业，料理地产，但被吕世隆一口回绝了。祖母只好又送信给吕世隆说有急事，要他回家一趟，然后硬是把他锁在新房里结了婚。但吕世隆无心呆在家里，几天后又重返学校，加入了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行列。
1929年秋天，吕世隆初中毕业，考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在济南读书时，他十分关心时事政治学习。这个学校的校长张默生是个倾向民主自由的人，他聘请了革命作家胡也频和进步教师楚图南来校教书，为学生传播新思想，使吕世隆深受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军统治下的殖民地。年轻的吕世隆，决心走向社会，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斗争。当时，全国的大中学生掀起了反日爱国的高潮，纷纷到南京请愿，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济南的大中学生也举行了罢课、示威、游行，并到南京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请愿。吕世隆积极参加济南学生到南京的“反日爱国请愿运动“。
这次请愿运动虽然没有达到使蒋介石政府真正抗日的目的，但却使吕世隆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日爱国教育，也使他看到了蒋介石媚日、卖国的真正面目。
1932年夏天，吕世隆在济南高中毕业，经过近一年的补习功课，于1932年秋天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次年改为政治经济系)。在中国大学政治系，聚集着一大批进步的教授、学者。经济学家李达、历史学家吕振羽、社会学家黄松龄等人，被进步学生誉为“红色教授”。他们分别开设了“经济学”、“古代社会史”、“土地问题”等课程。还有刘侃元先生讲授“政治学”。进步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吕世隆思想境界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使他突破了空洞的政治经济理论的圈子，大大拓宽了政治视野。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吕世隆毅然投入了学生爱国运动。12月8日晚上，中国大学运动代表董毓华召集吕世隆、王大彤、孔震萍、甘泉礼等，研究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吕世隆欣然接受了保存转运宣传品，并给游行队伍散发的任务。
12月9日，吕世隆在游行的队伍中，象一个无畏的斗士，不仅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分发宣传品的任务，而且勇敢地迎着警察的大刀、水龙冲上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唤起民众的觉醒。他的校友王拓曾回忆说：“‘一二·九’是他以实际行动战斗的开始!那个纪念日的早晨，当我把一些宣传品带到校门之外，他便以先锋殉道者的精神冲入人丛中去了。呐喊、宣传，唤醒那些受难的同胞，想掀起一个划时代的巨浪。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学生运动很快风靡全国。他无疑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运动的前锋战士的一员”。
“一二·九”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是吕世隆以实际行动投入革命运动的开始，也是他在革命道路上更加成熟的标志。到l2月16日第二次游行示威前，他所住的中大学生宿舍，已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重要联络点之一。他巧妙地躲过白色恐怖下的明查暗访，勇敢地传递革命信函和文件。
193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500多人，组织了南下宣传队，由北平出发到固安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吕世隆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参加了这次南下宣传活动。他与同学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把抗日的种子撒在冀中平原，推动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2月，为了扑灭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蒋介石反动政府颁布了一个所谓《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并指使军警特务逮捕各地爱国青年。冀察当局按照这个反动命令，对北平爱国青年进行大逮捕。吕世隆等8名中国大学的学生先后被捕，关押在天安门前的公安局。后来校方迫于广大进步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他们保释出来。
3月，北平学生建立起青年抗日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吕世隆担任了中国大学“民先支队”训练部长和西城区“民先纵队”谢练部长。在白色恐怖下，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靠拢，接受党的教育指导。1937年上半年，在中大毕业之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8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平津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学生，由天津登船跨海到山东，从烟台辗转到济南。9月初，他们在济南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收容北平、天津流亡到山东的大中学生和部分留日学生，从事宣传抗日救亡和动员群众的工作。当时，吕世隆担任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队的秘书。他以充沛的精力，高昂的热情，夜以继日的工作。他积极组织学生们到济南火车站，接待抗战负伤的将士并到医院慰问伤员；在街头和公共场所演出街头剧，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等。他们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剧场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打鬼子去”、“烙痕”等抗日话剧，给济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月底，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设立了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虽是以韩复榘的名义开办的，但教育权实际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班主任是主张联共抗日的国民党进步人士、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处长余心清，教育长是随流亡学生来济南的北平大学进步教授黄松龄，其助手又是左派文化人士齐燕铭、陈北鸥等。在训练班里，进步教师许德瑗、张友渔、张郁光、于毅夫、邢西屏(徐冰)等都担任了教官。为了拓展山东的抗日工作，吕世隆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人陆平、刘星、高元贵等，积极动员了平津流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500余人，先后考入这个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吕世隆也以他勤奋学习的态度和较高的组织才能，很快成为训练班学员中有影响的人物。
10月，韩复榘把山东各区行政专员加委为“第×区抗日游击司令官”，并相继成立了政训处。吕世隆和训练班的冯基民、邵子言、解彭年、徐茂里、高元贵、管大同等12名共产党员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托，被第六区专员范筑先聘请到聊城政训处工作。接着，吕世隆又被范筑先派任茌平县政训处办事处干事。他同刘培桐、刘泮溪等十几名服务员，在茌平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组织抗日救亡团体。他理论水平较高，能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成绩显著，颇得范筑先将军赏识。
1937年底，日军相继占领了临清、大名等地，直接威胁着莘县。国民党莘县县长王嘉猷早于10月闻风而逃，致使莘县两个月无政权，大批敌人又由莘县过境，地方土匪蜂起，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面对内忧外患的残破局面，范筑先委派吕世隆出任莘县抗日政府县长。
吕世隆临危受命，与同时调政训处莘县办事处的张炳元、裴光华等人走马上任。他们首先同莘县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然后由吕世隆、政训干事张炳元和莘县特别区委书记冯子华组成了中共莘县3人领导小组，并迅速确定了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指导方针。
吕世隆上任伊始，雷厉风行、大胆地改编旧武装，建立新的政府。他一面着力整顿县政府旧有武装，一面收编地方民团，扩充壮大抗日队伍。1938年初建立了县保安大队。并在县保安大队内实行政治工作制度。吕世隆亲任大队长，副大队长和政治部主任分别由共产党员晁苏民、訾修林担任。大队辖3个连，一连是改编的原县大队，连长刘建堂；二连是新建的队伍，内有部分民团成份，连长马金壁；三连是改编的原公安局的武装，连长张腾魁。为了早日改造好这支队伍，使之为抗战服务，吕世隆先后为各连委派了由共产党员担任的政治指导员，加强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
县大队成立后，吕世隆亲自带领部分队伍打击城南张洼和城北燕店一带的土匪，安定了地方社会秩序。
在建立武装的同时，吕世隆还加强了抗日县政府的建设。对政府各科室进行整顿，设专职人员，明确任务。同时安排了不少共产党员到县府各要害部门。县府秘书由中大学生、青年共产党员刘泮溪担任；司法科长由共产党员曹大成担任。这样使政府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正常。县府成立后，又在全县六个区相继恢复了区公所，还在县区村组织农民互助会，从贫雇农中吸收会员，选拔积极分子，为党组织的发展准备新生力量。
1938年2月，中共莘县县委成立，书记张炳元。吕世隆参加县委集体领导。四五月间，他与张炳元、王惠卿等人，在城内东街原第一高小，先后举办了两期农村干部培训班，每期l0天左右。集中讲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政府的性质、任务，以及减租减息政策等。并就如何做好农会工作进行了讨论，鼓励受训干部各抒己见，为今后的工作献计献策。培训班的气氛非常活跃，受训干部从思想觉悟和领导艺术上得到了提高。为了培养抗日救国人才，吕世隆还注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他主持配备了得力的教育科长，收回原有学田归教育科，并拨出专款发展教育事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县就增设了两处抗日完小和80多个班的抗日初小，新增教师100人左右。
1937年莘县发生了特大水灾。次年春，大部分农户缺粮断炊，而地主富农却囤积着大量粮食。吕世隆发动各区村干部强制地主、富农纳粮摊款，然后向广大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发放救济粮和生产贷款。农会会员则可优先得到救济和贷款。莘县五区地处西部边缘，土地贫瘠，灾荒频仍，不少人常年在外讨荒要饭。吕世隆就深入到五区，向当地干部和群众宣传：“贫雇农有了自己的农会组织，不仅在政治上、生活上相互帮助，在生产上也要互相合作”。他选择贫困落后的一个村庄，亲自想方设法帮助困难户耕田种地，搞生产自救。在五区，他曾把部分酒税买成粮食，由农会先后五次向困难户进行救济工作，受惠的达数千户。这些措施使五区的贫困面貌大大改观，从而也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抗日政府的信任和拥护。
吕世隆体察民情、善理县政，在县政府专门设有“人民来访登记处”，以便及时了解民情，调解各种民事纠纷和处理刑事案件。他授权农民互助会对一般的民事纠纷，可自行加以调解。如果下面调解不成，也可以直接找这位“县太爷”评断，当面解决。这在当时是一项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措施，表现了他在工作上的远见卓识和为民理政的创造精神。
1938年4月，在中共莘县县委的领导下，莘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吕世隆被民主选举为主任。在抗日政府和县委的领导下，莘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便出现了高潮。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女联合会，各区、村自卫队、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协会。秋后，在城东北广场举行了农民抗日武装力量大检阅。万余农会会员扛着枪支、红缨枪，大刀片、锄头等武器，排着整齐的队伍，昂首阔步，高呼抗日口号涌进会场。在这次空前的盛会上，吕世隆代表抗日政府作了慷慨激昂、动人心弦的讲话，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行动起来，拿起武器，与敌人斗争。会后，农民武装队伍又在城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充分显示了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中国农民的巨大力量。
吕世隆任县长期间，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廉洁奉公，躬行县政，与同志们一样吃大锅饭，穿旧军装。他一心致力于党的抗战事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颇有政绩。不仅把莘县地方治理得很好，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戴，而且能以抗战大局为重，支援鲁西北的抗日斗争。他曾派人向聊城第六专署一次解款达4万元，在经济上给范筑先领导下的鲁西北抗日部队以很大支持，受到范筑先专员的嘉许，被誉为抗日模范县长。但是，吕世隆的抗日爱国的模范行动，触动了莘县地方反动势力的利益。他们对吕世隆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对莘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加以阻挠和破坏。
1938年10月，莘县的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迹象愈加暴露，隐蔽在抗日政府的反动分子在国民党莘县分部的指示下蠢蠢欲动。县保安大队一连长刘建堂专横跋寇，独断专行，认为政治工作人员侵害他的权力，对吕世隆的一切安排经常抱抵触态度，到处散布不满情绪，拉帮结伙，架空指导员。并且唆使他的传令兵殴打县政府的政务警，故意挑起事端。为此，吕世隆立即采取措施，果断地将刘建堂撤职，派共产党员曹斌任一连连长。
1938年11月14日，日军进攻聊城。吕世隆闻讯立即派一连驰援，队伍走到孙屯附近，刘建堂旧部煽动士兵哗变。吕世隆预感情况异常，事出有因，为防意外，传令哗变官兵原地待命。次日，聊城被日军攻陷后，鲁西北形势突变，刘建堂、张腾魁、马金壁于16日晚策划于密室，企图配合王金祥一伙的行动，在莘县制造混乱，乘机杀害吕世隆，搞垮抗日政权。他们唆使刘建堂的兄弟刘仁俊从北门报警，诡称“日本鬼子大部队直扑莘县而来”，企望吕世隆仓皇撤离，然后，以“弃城潜逃”为借口中途将吕世隆等抗日干部劫杀。吕世隆胸怀大局，临危不惧，一面镇静地指挥各科室职员，携带卷宗文件准备离开县城；一面派人动员和帮助群众撤到城外。同时传令各连进一步侦察敌情、加强城防、应付危局。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刘建堂勾结莘县城北白马庙一带的土匪进城，准备17日夜晚，里应外合，借兵灾匪祸之乱杀害吕世隆。吕世隆觉察到有人制造混乱，遂派人向活动在莘县北部马桥一带的十支队司令员张维翰求援。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国民党反动分子一次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暴乱。求援的事被原匪首孙怀玉的护兵(县长卫队排长)高来运侦悉，密告孙怀玉、刘建堂。敌人立刻提前行动，吕世隆处于情急事剧的险境。
17日上午，刘建堂、张腾魁、马金壁等人乘聊城失陷，莘县一片混乱之机，以“吕县长扣发军饷”为名，煽动其死党及部分不明真相的县保安大队围攻县政府。他们设下圈套，先让刘建堂的父亲，劣绅刘玉珂，进入县政府，死死缠住吕世隆不放。当吕世隆得知实情后，气上心头，即用电话与大队部联系，严令将刘建堂抓起来。刘玉珂一蒋势头不好，借机脱身溜走。这时，“找吕县长算帐去”！“走，找他算帐去”!街上一片嘈杂的叫声传进县政府大院。吕世隆的住室、对面的南屋和东屋房顶上也已爬满了荷枪实弹的暴徒。有的叫嚷：“放火烧县长办公室”，有的竟向办公室院内开枪。齐燕铭、王惠卿和其他警卫员决定冲出去看个究竟。刚出院门便被一伙匪徒下了枪。吕世隆独自一人威严地站在院子当中，对着房顶上的人挥手高声说。“有什么事下来讲”。刘建堂、张腾魁带着数名杀气腾腾的暴徒翻墙而下，跃进县府大院。吕世隆愤怒地斥责刘建堂等人说：“你们还承认我是县长吗?这样大闹县政府你们是要负责的”。“你们把战士集合起来，我要讲话”。这时，3个歹徒假惺惺地说：“请县长屋里谈”。但当吕世隆刚要转身进屋，张腾魁向吕世隆腹部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吕世隆双手抱腹，怒目而视，倒在血泊之中。年仅28岁。
吕世隆为民族的解放大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后来，莘县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世隆酱园”、“世隆高小”、“世隆药店”，以兹永久纪念这位人民爱戴的好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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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下午，国民党县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4月发起事变。他们收买了县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马华甫，秘密将一中队队长曹彬和指导员宋瑛及三中队指导员陈瑶甫看押起来，同时借故将吕世隆的警卫员骗出县政府，随即将县政府包围。叛首张滕魁、刘建堂花言巧语，对吕世隆进行麻痹，使其放松警惕。张滕魁趁其不备，连开两枪，吕世隆倒在血泊中。吕世隆牺牲后，反动分子扣押县政府其他人员，并控制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