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效培，又名钟爱华，1914年6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龙砂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他全家终日辛劳，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在龙砂村钟姓属小家族，时常受到外村及本村大姓家族豪绅地主的欺侮。为了摆脱受欺凌的处境，本家长者们集资送钟效培去读书。他先入私塾，后转当地小学。由于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喜爱，得以破例免交学费。

　　1928年他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困，无力继续求学，只好回家一边耕读一边自学。当时的江西，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各地的红色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兴国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乡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共青团等组织。

　　钟效培正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先后加入了农会和少先队，积极参加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各项活动。钟效培在家乡组织了儿童团，带领青少年站岗放哨，协助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之中。

　　1930年春，钟效培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并先后担任了龙砂、杰村、均村三个区的团区委书记。他积极地从事共青团工作，组织儿童团、少先队禁鸦片、禁赌博，并多次抓获反动靖卫团的侦探。同年6月，钟效培担任了龙砂游击队的指导员。为配合部队夺取兴国县城，钟效培带领游击队担负打碉堡的任务。战斗打响后，在同志们的掩护下，他携带十几颗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前进。接近敌堡后，他突然跃起，机智地将几颗手榴弹塞进碉堡，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碉堡内的敌人立时毙命。游击队员一鼓作气，迅速拿下敌人另外两个碉堡。

　　由于钟效培作战英勇，工作出色，1931年5月，经中共均村区党委书记吴似龙、组织科长吴济群二人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钟效培历任村支部书记，龙砂、均村、杰村三个区的常委，不久调任兴国县团委书记，同时在党内还担任县委和中心县委常委等职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少年参军参战，参加反“围剿”的斗争。

　　1932年10月，钟效培调往宁都(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任共青团江西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部长。

　　1933年3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又调兵遣将，准备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党组织提出了“紧急动员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捍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口号，在苏区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扩大红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钟效培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大力宣传运动中涌现出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他连续在当时的团中央机关刊物《青年实话》周报上发表了《动员少共国际师的情形及其经验》、《什么最光荣!当红军最光荣》、《鼓动儿子当红军》、《崇贤区扩大红军始终不落后》、《兴国扩大红军的成绩是这样得来的》等文章，鼓舞了苏区人民斗志，形成了参加红军的热潮，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扩红”运动蓬勃发展。

　　同年8月，钟效培任杨殷县团委书记。10月他出席了中共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1934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由钟效培担任团省委书记。

　　为了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钟效培带领同志们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自救。他经常起早摸黑地干，大家称他是老黄牛。在生活上，身为团省委书记的钟效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经常对同志们说：“革命是要吃苦的，不能图舒服。”他对周围的同志关心备至，与大家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当时，团省委机关有匹马，他到基层从未骑过。他爱人回老家，向他要马骑，他耐心、认真地教育她：“我的老婆回家骑马，别人回家怎么办呢?我当书记的不能带这样的头!”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予同志们莫大的教育和鼓舞。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钟效培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留在江西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同年冬，敌人对我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撤离宁都，向兴国县崇贤山区转移。年底，队伍行至荇田，当红军游击队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向东固进发时，不料，途中与敌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钟效培为抢救负伤的战士而脚部受伤。

　　1935年5月，敌人以九个师的兵力对永(丰)吉(安)根据地进行“围剿”。钟效培随江西军区二团一起突围。当部队转移到永丰县南源村时，被敌追上，因敌我力量悬殊，钟效培在战斗中被捕。当时，敌人对他的真实身份尚不清楚，钟效培就化名郭思文迷惑敌人。他被押到兴国县监狱后，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结果被判刑三年。

　　入狱后，钟效培继续坚持与敌斗争，他和同时被捕的同志制定了越狱计划，并动员其他难友一起行动。这时，中共兴国县委送来指示，决定钟效培等三人不参加越狱，以便取得敌人的信任，更好地开展狱中斗争。钟效培和另外两名同志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留了下来。

　　在狱中，钟效培和同志们一道进行了反对叛徒张泽生的斗争。张原是中共江西省委保卫局副局长，在敌人的“围剿”中，他叛变投敌。敌人利用他做策反工作，探听狱中我方情况。钟效培和同志们非常憎恨这个败类，于是，就想出个办法惩治他。他们先秘密串联好，联名写信控告狱长侮辱前来探监的犯人之妻。在状纸上，他们把张泽生的名字列在最前面。敌人来调查时，所有坐牢的人都说，是张要他们告监狱长的，结果，张泽生被戴上了手铐脚镣、关进了囚牢。

　　有一次，地下党组织传来消息：敌人要处决在狱中被关押的两名同志。钟效培便和大家一起帮助那两位同志做好越狱准备。在执行枪决的前一天，当看守一开门，那两位同志迅即把看守打翻在地，冲出了牢房，其他20多个被关押的人也跟着他俩一起逃出了监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钟效培这时被强行从狱中押送到国民党五十八师当兵。1938年4月，当这支部队行进到汉口时，钟效培伺机逃出，来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经中共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即秦邦宪)介绍，钟效培到中共长江局东南分局工作。不久，经查明情况，于同年5月正式恢复了钟效培的组织关系。从此，他在中共东南分局的领导下，先后担任了吉安中心县委书记、赣西特委书记、江西省委常委兼青年部长等职。

　　1939年春，由中共东南分局介绍，钟效培到了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二十九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青委组织部工作。[2]

　　1941年初，中央青委考虑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日伪顽势力较大，斗争形势复杂，决定派钟效培带领一支青年工作队到山东，以加强山东青年的抗日力量。钟效培得知此消息后很高兴，并很快做好了一切准备。同年2月，钟效培等七人从延安动身，3月到达晋西北，然后，随部队的一个团往山东进发。当时敌人封锁甚严，当他们行至太原附近时，被敌包围，经奋力拼杀才冲了出来。此后，他们便昼伏夜行，历尽艰险，于同年8月到达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青驼寺(现属沂南县)。

　　山东分局对中央派来的青年干部十分重视，《大众日报》为此刊登了消息。在分局驻地，以山东各界抗日救国总会的名义召开了欢迎大会。

　　钟效培等同志来山东后，立即组成了新的山东省青委，由钟效培任省青委书记。

　　1941年10月10日，省青委发出了《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工作领导的决定》，要求建立健全各级党的青委组织，大胆地、大量地提拔青年干部，并提出：不分阶级、阶层、信仰、职业、性别，团结和组织整个青年一代；加强青年的武装和半武装等。在钟效培的主持下，分局青委作出决定：召开省青联执委扩大会，加强对青年团体公开的领导和联系；创办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山东分校，以培养青年骨干；成立中国青年社山东分社，出版《中国青年》(山东版)等。

　　1942年2月，省青联在沂南县马牧池附近的长山庄召开了山东省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省青联领导机构，钟效培当选为省青联主任。他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健全青联会组织，发展青抗先和其他青年武装，举办干部训练班，组织青年学文化等工作任务。

　　为了贯彻落实省青联二次会议精神，钟效培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使各地的青年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省二次青代会结束不久，上级决定成立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山东分校，由肖华任校长，钟效培任副校长。面对建设任务重、困难大的状况，钟效培不辞劳苦，积极工作，取得各方面的支持，解决了各种困难。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工作，1942年五四青年节，在莒县曲柳河举行了开学典礼。

　　在办校期间，钟效培积极争取分局领导对学校的支持，请朱瑞等领导同志到学校讲课；还趁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的机会，组织学员听取了刘少奇所作的党史、形势及政策报告。学校虽然只办了一期，时间也只有五个月，但学员们通过政治、文化和军事学习，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增强了军政素质，成为青年工作的骨干力量。

　　1942年9月7日，是国际青年节。为纪念这个光辉的节日，钟效培为《大众日报》撰写了专论。在文章中，他号召广大青年发挥高度的战斗毅力，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去迎接接近胜利的空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同一天，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山东分校第一期学员结业。毕业典礼之后，分局青委留下50名同志与青委机关干部一起，成立了山东青年工作团，由肖华任总团长，钟效培任副总团长。山东青年工作团下辖两个分团。经研究决定，第一分团去胶东等地，第二分团到鲁中地区，以大力发展青抗先和开展文化教育运动。

　　同年10月，钟效培带领青年工作团第二分团部分同志进入鲁中。这时，正值日伪军对鲁中进行频繁“扫荡”，敌我双方展开了生死搏斗。10月下旬，钟效培在莱芜东与鲁中区公安局长高明宇及军分区一个班到茶叶口一带寻找泰山地委，在莱芜榆林前村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突围时，钟效培身负重伤，遂由警卫员护送住进了驻茶叶区法山村的军分区医院。12月13日凌晨，钟效培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