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知识程度非常低，“文盲在抗日根据地区，多少年代以来，都是占着90％以上的绝对多数”。这一状况大大阻碍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农民教育特别重视，并根据冬季农闲的特点，认为开展冬季学习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通过颁布一系列条例、法令和指示，对冬学运动的方针政策、组织方式和规章制度作出详细指导，从而成为冬学运动成长壮大的重要前提。
　　冬学运动是指利用冬季农闲季节对识字不满1000个、年龄在15—45岁（妇女至35岁）的根据地群众进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原则是坚持说服教育，做思想工作，使其自愿参加。大多由村政府组织的文教委员或临时组成的冬学委员会主持，并递次受村文教委员、区文教助理员、县民教科、区教育处、边区政府教育厅的间接领导。冬学教育时间一般是从每年12月1日开始，次年2月底止（特殊情况例外）。
　　如果教学时间延长至全年，便叫民众学校，简称民校。
　　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冬学运动的发展，总的说来是健康的，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937年底到1939年春，是冬学运动的准备和初创阶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通过发动各地抗日武装起义，逐步在冀鲁边、鲁西北、胶东、清河、泰西、湖西、鲁中、鲁南等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宣传抗日政策，动员群众抗战建国，由此开始了农民教育运动。1938年5月，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于年底进行了第一次冬学运动，“动员差不多20万男女受了冬学的训练，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有显著的进步，是边区消灭文盲的初步工作”（孟绥之：《战时的山东教育》，《教育月刊》复刊第4卷第12期）。但由于动员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没有造成群众普遍入学的热潮，且教材杂乱，数量太少，多数不够用，教学编组也不合理。
　　1939年春至1941年初为冬学运动的快速发展阶段。1939年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及第三四三旅主力挺进山东，先后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苏鲁支队等部会合，开辟、扩大和巩固了鲁西、泰西、鲁南抗日根据地。随着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冬学运动大大开展起来，冬学学员大量增加。1939年学员总数为39万余人，比1938年增加近1倍。此阶段，在中共山东分局指导下，成立了县、区、村冬学运动的专门领导机构——冬学运动委员会，以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为首，联合群众团体、当地驻军以及热心教育的开明绅士共同组成。
　　1941年至1943年，冬学运动进入艰苦坚持阶段。1941年起，日军连续对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三光”大“扫荡”，所到之处，抓捕教员，焚毁校舍，威吓群众，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在此艰苦条件下，各根据地政府仍然号召继续开展冬学运动，并指示“军、民、学各界协助驻地的冬学工作”。
　　1944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是冬学运动的壮大与提高阶段。到1944年，根据地已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并开始对日伪局部反攻。这一良好局面为冬运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提供了条件。同时，共产党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党中央颁布了新的教育方针，干部们把冬学当作推动当时各项工作、打通群众思想的重要一环，冬学运动中的强制和处罚做法得到废除，代之而起的是说服动员，自愿参加。这样，冬学运动在巩固区、游击区和新解放区都普遍开展起来。1945年，冬学运动继续发展，已“普遍到边区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边区的每一民众”，成人教育运动达到高潮。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冬学运动，作为战时敌后成人教育的特殊形式，在动员准备、规章制度、师资选派及培训、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特点。
　　一是学前准备工作较为充分。每年11月15日到11月底的半个月，是冬学运动的准备阶段。第一步准备工作是调查登记，动员入学。按照公布的《冬学运动实施大纲》的文盲标准，将15—45岁的男文盲和15—35岁的女文盲登记造册，然后据册动员入学。动员以政治宣传为主，通过大会、标语、漫画、戏剧、地方开明绅士的讲演等方式，使广大农民认识到不识字的痛苦，了解冬学运动对其切身利益和民族命运的密切联系，鼓励其入学。第二步是将学员编排分组。有的按性别分组，将15—23岁的男女各编为男女青年班，24—45岁的男女各编为男女成人班；有的按年龄分为青年组、成年组、老年组；有的以妇女有无小孩分别编组；少数地区以文化程度编组；还有的按民兵、自卫队等战时民众组织进行编组。第三项准备工作是筹集经费，选定地址，分发教材。冬学经费采取政府供给和农民自筹相结合的办法，如教师训练费用由边委会拨发，教学用具则发动农民捐献自筹。冬学地址一般设在乡村小学、村救亡室、庙宇等公共场所，有的还借用大的民房。冬学教材、识字课本由边委会、区行署、县等相关单位编写、翻印。第四项准备工作是选拔教师。二是较为严格的师资选派和培训制度。边区要求冬学教师“必须具备文字通顺，能讲话，稍有教学经验，热心积极”等基本条件，经村冬学运动委员会选拔推荐，由区统一聘任。没有适当人选的村庄，由县、区冬学运动委员会加以调派。边区还采取多种形式，培训冬学教员。每年冬学开始前，县政府抽调小学教师和进步知识分子集中开办冬学教师训练班，至少每一行政村培训一个主任教员。在环境恶劣的地区，则采用巡回制、轮训制、示范制、分散训练等办法培训冬学教师。培训时间一般为1—2个星期。培训课程分政治、业务、组织三种。冬学教师实行义务制，没有津贴补助，但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教师的办法，如主任教员或工作繁忙的教师可免除抗战勤务，对成绩优良的模范教师给予实物或现金奖励，或提升为小学教师。此外，还努力提高冬学教师的地位，号召“好干部担任冬学教师”，要求学员尊敬教师，关心教师，解决他们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提高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三是相对系统的教学内容。冬学有一定的规程、方针和计划。所用教材一般由政府统一编写印发。由于战争等因素，也有自己手抄、自编、自印的教材。冬学的教学内容，政治课由政府规定，比较一致，其他各项内容，如识字、算术（包括珠算）、常识等都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灵活多样。因为冬学运动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密切联系实际，紧跟形势，配合中心工作，为战争服务，为生产服务。
　　政治课往往和识字结合进行，是冬学的主要课程。教学内容是：法西斯轴心国及其罪恶，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抗战形势，敌人破坏根据地的阴谋，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法令、措施；再如整风学习、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等教育；另如军事练兵、参军参战、武装自卫、拥军诉苦、民族气节、民主思想等。1942年冬学政治课本，其中两课是“中国人爱中国”、“武装保卫冬学”。前者是通过了解“炎黄子孙”、“中国地大物博”等历史、地理知识，进而达到爱国主义、民族气节教育；后者是结合当时战争深入、复杂的特点而设立的。政治课是要求所有人（包括非文盲）都要上的课程。
　　识字课是根据学员们不同的年龄、性别、职业、爱好等，进行识字教学。首先认最常见、最急需的字，如自己的名字、街头生意招牌字号，摆小摊的先学买卖记账常用字，劳动生产者先认作物、农具类等常用字。各学所需，各学所用。学习方法也是多种多样，通过成语、熟语、顺口溜、歌曲、唱词等来认字，是学习识字的好方法。结合生活实际，学认路条、认契约、记账目、写信件；练兵中认“枪法”、“踏雷”；妇女们做鞋时就认“做鞋”，纺花时认“纺花”，写在纸牌上挂在面前，或制成文字卡片，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认字。总之，识字也是不脱离战争、生产中心工作。
　　算术课是结合乡村常有支差勤务簿记、现款财物记账、粮秣收支、商品买卖、货物交换贸易等事，学习算术珠算，使之掌握简单簿记、运算、统计、土地丈量、体积测量等。
　　常识及其他课程是“需要啥，就学啥”，“愿学啥，就教啥”。冬学学员是战争、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因此，诸如军事常识，战斗技术，制造石雷、炸药、火硝；耕作、选种、浸种等农业科学技术，是学员们学习的主要内容。而妇女又增加诸如妇孺卫生、缝纫等常识。
　　唱歌虽没有严格规定列入教程，但是政府曾明文规定，冬学学员每人每期至少学习一至几首歌曲，而且根据年龄特征提出不同要求。当时冬学里所唱的一首《上冬学》歌词，很能说明有关冬学的一些问题：“北风吹遍了每一条山沟，泥土也快要冻成冰。咱们快乐的边区，又热烈地开展冬学运动。大伙快去上冬学，念书识字做个模范的好国民；不识字害处可说不尽，几千年睁眼瞎子痛苦深。站岗认不了路条，报纸和布告也都看不懂。工作起来不方便，脑筋不开胜利的道理想不通。鬼子烧掉了咱们的房屋，烧不死咱们进步的心。闹点小病不吃紧，病不了咱们的学习热情。咱们明白识字好，克服困难快上冬学不放松。”
　　四是独特的战时教学。首先，课程内容与战时政治相结合。如主要教学课程政治课，以讲授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常识以及各阶段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为主；识字课以识字断文为基本任务，但也通过教材内容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其次，各门课程比重因地因时而异。在巩固区，课程比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形斟酌增减，一般是政治课占40％，识字课40％，算术课20％，唱歌、组织、卫生等教育不占正式授课时间。在游击区及新开辟的地区，则着重政治教育，政治课占到60％，识字课占30％，算术课占10％，唱歌等课程如环境不允许可以不上。1944年后，课程比重有所调整，以提高群众文化为主，政治教育、生产教育为辅，文化课占到60％，政治课40％。有的地区还让群众自己订学习计划，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再次，行之有效的教学形式。冬学运动作为一种利用农民冬闲、集中突击性的教育形式，除了课堂讲授的常规方式外，还采取了丰富灵活、行之有效的多种教学方式和方法，主要有：（1）挑战竞赛与突击运动。在冬学运动中，以按时上课、不迟到旷课、每天识字3个、当众背写生字便条等为标准，经常发动个人与个人、小组与小组、村与村之间的挑战竞赛，优胜者可以获得锦旗、铅笔、日记本等嘉奖。另外，有计划地发动识字运动周等突击运动，掀起学习高潮，形成“文盲不如一头牛”、“识字光荣”的识字气氛。
　（2）奖惩观摩，树立榜样。边委会要求各级领导发现模范冬学、模范教师、模范学生，随时予以奖励表扬。这一措施有力地带动了农民的冬学学习。（3）利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冬学教育。秧歌、戏剧是充满民族性、大众性的民间艺术形式，深受农民欢迎。各根据地政府对其进行整理和改进，利用旧形式装上新内容，使其成为冬学教育的一种有效教学方式，“把冬学造成为生动活泼的群众学习活动”。（4）注重“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如教学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对青年妇女多讲婴幼儿养育知识，对财粮合作干部和兼做生意的农民多讲识账造账；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以纺织、运粮、变工、做鞋、编席等生产组织为教学组织，学习内容照顾生产需要，如纺织组多讲纺织技术，并学习“棉花”、“线”、“斤”、“两”、“纺得好”、“纺得快”等有关字词；教学与农民关心的热点问题结合，把人名、地名、租约、契约、开路条借条以及征粮、选举、劳动致富等当作学习材料加以传授。以上教学方法大大提高了学员的学习情绪，效果显著。
　　五是严格冬学管理时间规范。每年12月1日至第二年2月底为正式学习阶段，除寒假10天和星期日外，每天上课2小时。学员必须遵守时间和纪律，因病请假1天以下请示组长，2天以上须由校长批准。严格考试制度。每月末全县统考一次，冬学结束时专署举行毕业统考，合格者发毕业证书，再入民校或小学继续学习。实行各级检查汇报制度。村每半月向区汇报一次，区每1个月向县汇报一次，县每3个月向专署和边区政府各汇报一次。每年冬学结束时，边委会发放《扫除文盲调查表》、《冬学调查表》、《冬学运动总结提纲》，各地据此对冬学进行详细的、全方位的总结，并提出下年度改进意见。
　　山东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冬学运动最显著的成就与作用就是为战争服务，为生产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冬学运动激发了农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抗战觉悟，使农民对抗战形势、抗日基本政策和任务有了较多了解，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抵制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强化了游击区农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之树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日高于一切”、“不做汉奸顺民”的思想，大大抵御了日伪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
　　冬学运动对根据地各项中心工作也起到了配合和推动作用。首先，冬学运动配合了反蚕食、反扫荡、反投降工作。在1942—1943年，日寇大举“扫荡”、“蚕食”，边区形势异常严峻，在冬学运动的宣传教育下，广大农民普遍掌握了反“蚕食”、反“扫荡”的基本常识，并积极参加了对敌斗争。其次，冬学运动配合了边区民选。在冬学运动的民主教育下，农民不仅了解了民主政治的意义，还懂得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积极参加区选、村选。再者，冬学运动配合了救灾工作。每遇水旱天灾时，冬学都号召学员互相救助、积极生产、重建家园。此外，冬学运动还积极配合了扩军征兵、担架运输、公粮征集、春耕生产等各阶段中心工作。
　　冬学运动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随着冬运的渐次展开，成千上万的农民由“目不识丁”的愚昧状态进而成为逐渐能够“读书明理”的人。他们不仅在政治水平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与进步，而且在文化知识水平上也有了明显的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进步。这是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成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受着封建观念束缚的边区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冬学，文化政治水平明显提高。随着文化知识和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妇女还走向社会，参政议政，为抗日救国和边区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恶劣的敌后环境中，冬学运动作为战时成人教育的特殊形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发展不够平衡、教材不够充实、师资水平偏低等不足，但它基本上完成了发动农民抗战救国、巩固根据地的历史责任，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其独具特色的教育方式、方法，对今天的成人教育，尤其是迅速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