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李送于，即阻止李仙洲部入鲁反共，礼送于学忠部离开山东，是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件大事。阻李送于行动所以取得成功，于学忠所以愿意不等李仙洲部来到就主动撤出山东，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只从山东八路军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角度切入。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入鲁的东北军概况。

　　1939年初，东北军第57军进入鲁南山区和滨海地区，1939年3月，于学忠率鲁苏战区总部和51军进入沂蒙山区，在沂水县建立了鲁苏战区总司令部，除指挥东北军第51、第57军外，还统辖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

　　东北军第51军军长原由于学忠自兼，后由牟中珩接任，辖第113、第114师；第57军军长缪澄流，辖第111、第112师。每师以下各辖两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团3个营。

　　入鲁的东北军的军官成份鱼龙混杂，政治倾向五花八门。于学忠是东北军中的名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前，将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于。全国抗战后，于学忠既要信守张学良对他的嘱托，又因张学良被控制在蒋介石手中，实际成为人质而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军令、政令，因此标榜不红不蓝走中间。在第51、第57军，军、师两级都有秘密的中共工委。在军官中，既有万毅、解方、谷牧等中共秘密党员，也有111师师长常恩多这样的坚决抗日的人士；既有像第57军军长缪澄流这样的同日伪军勾结的腐朽、反动的官僚，也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比如时任鲁苏战区总部政治部主任的周复。

　　东北军入鲁以来，在日伪军封锁、“扫荡”、拉拢、蚕食的严酷局面下，由于不能发动并依靠群众，经历了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一些进步力量不堪反动势力的迫害、压迫，数次拉队伍脱离顽固派的羁绊，后面要提到的“八三”事变是其中最大的一次。而一些腐败的军官则过不了敌后残酷、艰苦的生活，拉队伍投降日寇当了伪军，如原缪澄流的副官长李亚藩、原第57军第112师第334旅旅长、伪满官僚荣臻之子荣子恒，都先后成为伪军头目。

　　山东八路军和东北军的关系大致上以1940年为界，经历了较好、较坏两个不同的时期，山东八路军对它的统战工作也呈现着不同的特点。

　　双方关系较好的时期，在讲联合的同时，不忘必要的斗争

　　自从东北军进入山东后，山东八路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即开始进行。

　　1939年3月11日，中共山东分局制定了“彻底打击与分化秦（启荣）部、进一步争取及稳固东北军，孤立沈鸿烈”的方针。当时，于的总部设在沂水县上高湖，距离山东纵队驻地王庄15公里左右。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曾到上高湖拜访了于学忠，于也到王庄进行回访。4月初，于学忠召开鲁苏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张经武应邀出席了会议。

　　1939年6月，八路军第一纵队建立后，徐向前、朱瑞继续作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秘密听取了在于学忠总部工作的秘密党员解方关于于学忠政治态度和东北军情况的汇报。一纵和东北军之间互派了代表，双方通过电台经常联系。在一次反“扫荡”中，双方在鲁中一道山沟中相逢，徐向前、朱瑞和于学忠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共同研究突围的方案。

　　1939年秋，115师师部进驻抱犊崮山区后，立即对与其驻地犬牙交错的东北军第112师展开统战工作，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驻在石河官庄的112师师部拜访师长霍守义。罗荣桓按照事先约定，在115师师部秘密听取了中共112师工委负责人谷牧和霍守义的秘书，地下党员李欣关于112师和霍守义情况的汇报。当时，115师师部的联络科长靳怀刚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同霍守义联络的干部。他的父亲靳云鹗曾当过吴佩孚的副司令，和于学忠有袍泽之谊。他的叔父靳云鹏在北洋政府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怀刚和张作霖的部下霍守义早就相识，派靳同霍守义疏通，可以争论、甚至争吵，但不致撕破脸皮。为便于靳怀刚作霍守义的工作，罗荣桓又任命靳为后方政治部主任。

　　这一时期，是山东八路军同东北军关系较好的时期。

　　如前所述，东北军内部成分非常复杂。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同时存在。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时，必须同顽固势力进行必要的斗争。115师政委罗荣桓处理官里庄事件堪称范例。

　　12月28日，由中共领导的临（城）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联农民自卫团在费县官里庄开会，邀请由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任命的费县县长李长胜参加。李长胜带了一些保安团闯进会场说：要检阅自卫团，并强令自卫团架起枪支，排队集合，随后指使其部下开枪，打死自卫团干部、战士6人，打伤20余人，酿成官里庄惨案。

　　事后，中共鲁南地委和四县边联负责人立即研究对策，并去请示罗荣桓。罗荣桓说：“要抓住这个事件，首先组织群众到霍守义的驻地游行示威，要求霍守义严惩杀人凶手。”有的干部认为向霍守义请愿不管用。罗荣桓说：“李长胜行凶是在霍守义管辖的地盘里。霍守义还是抗日的，虽然他不想得罪他的上司缪澄流，可也不会支持李长胜。我们向他请愿，造成声势，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由于多方面的工作，罗荣桓对霍守义可以说了如指掌。

　　第二天，数百名民众护卫着数十名死难者的家属，涌向112师师部，在门外高呼口号，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为死难者报仇伸冤。

　　霍守义也感到李长胜此事做得不对，于是派人接见民众，表示“李长胜制造事端，开枪打人是错误的，我们要作调查”，并答应对死难者家属发放抚恤、丧葬费。但是，对“严惩凶手”未予答复。

　　罗荣桓听取了汇报后说：“现在请愿已经达到目的，顽固派输了理，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群众要求报仇雪恨的劲头也鼓了起来，下面的文章，要转入武装斗争，讨伐顽固派，攻打李长胜的驻地崮口村。”

　　于是，鲁南地委调集了24个农民自卫团，兵分5路，把崮口围得水泄不通。李长胜据坚固守，自卫团久攻不下。有人担心霍守义会增援李长胜。这时，罗荣桓写了一封信到前线说：经过前一阶段的揭露和斗争，李长胜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罪行暴露无遗，已成众矢之的。霍守义未答应群众严惩凶手的要求，也算对他的上司缪澄流有了一个交代。现在霍是不会公开支持李长胜的。有八路军主力作你们的后盾，他也不敢援助李长胜。因此，你们要坚定信心，持久围困，不要急躁，不要硬拼。李长胜总有一天会挺不下去的。

　　与此同时罗荣桓让靳怀刚等到霍守义师部进行疏通。霍守义一直按兵不动。李长胜支持不住，于1月31日夜晚狼狈逃窜。八路军挤走了李长胜，收复崮口，建立了费县抗日民主政府。

　　2月7日，罗荣桓、陈光就对东北军和地方实力派的政策问题，致电中央军委：“抱犊崮山区反八路军顽固势力已遭摧毁，企图借东北军掩护，向我摩擦之费县政府顽固分子制造官里庄惨案，经群众坚决斗争，给予打击而抛弃阵地潜逃，并由东北军调解，我全部胜利。”“顽固分子正挑拨离间，使东北军倒退，企图造成东北军与我破裂、对立。我们必须改善对东北军态度，给他们中下级干部及战士以好的影响并密切同他们上层的联络工作，尊重他们，但不放弃我独立的立场，要打击其政训处反共、反八路军的活动。收集顽固分子的破坏行为，向东北军主官提出控告，制止其挑拨离间企图。”

　　11日，中央军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复电：“陈、罗七日电今日看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我们的政策分两个方面，对反共顽固派取坚决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沈鸿烈属于顽固派，对我百端摩擦，故须在自卫原则下消灭之。在打击沈鸿烈（秦启荣是其最坏之一部）的斗争中要注意分化其部下，争取其尚有希望分子。于学忠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

　　尽管115师同李长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并没有影响同霍守义部在鲁南的良好关系。反之，如果因强调联合而对李长胜这样的顽固派无节制的退让，使顽固派越来越嚣张，统一战线反而不能很好的保持。后来，霍守义南下苏北，同新四军三师仍然保持着统战关系。

　　在与东北军中的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对于中间派也不能因为强调联合和争取而放弃原则、一团和气。于学忠入鲁不久便对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表示不满。为缓和、化解双方矛盾，徐向前同于学忠进行了一次会谈。徐向前回忆道：

　　双方先是讲了一些联合抗日的话，强调在东北军和八路军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应当团结对敌，接着，他的话题就转入政权问题。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八路军是军队，不能搞政权。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才好打日本鬼子。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他说，各级政府要由我们委任，不经过我们任命，不能算数。我说，关键在于群众是不是拥护，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真正的民主，同你们的委任根本不同。群众不拥护的东西，委任了也没有用！围绕政权问题，双方针锋相对，争论了两个多小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他是我们的争取对象，我在谈话中注意了掌握分寸，留有余地，求同存异，避免把关系搞僵。

　　谈判回来后，八路军照搞政权不误。于学忠已经知道了八路军搞政权的理由，他虽然仍然说反对，但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双方关系较坏的时期，在讲斗争的同时，不忘必要的联合

　　1941年1月6日，发生皖南事变。此时，东北军入鲁已经一年多。在此前后，在东北军内部，腐朽势力同日军勾结，进步势力和反动、腐朽势力的斗争加剧，分化加剧，连续发生了“九二二”锄奸、“二一七事件”、“八三事件”。

　　“九二二”锄奸：1940年9月15日，57军军长兼鲁南十七县游击总指挥缪澄流派665团团长董翰卿和上校于文清为代表，通过曾当过他的副官长，已经投降日寇的汪伪兴亚建国军鲁苏地区司令李亚藩牵线，与日军上尉参谋辛修三在陇海路桃林车站密谈，达成投靠日军的协议。于文清事先向万毅讲了此事，表示自己不愿干这汉奸的勾当。万毅动员他去充当卧底，以便抓住缪通敌的真凭实据。于文清回来后，向万毅讲了谈判的详细过程。万毅和111师师长常恩多商定，扣押缪澄流，拿到证据，将缪扭送到于学忠总部。万毅决定9月21日晚缪澄流在驻东盘的军部看戏时动手。但是，曾参与密谋的营长韩子嘉却向缪通风报信，缪澄流立即在334旅旅长荣子恒陪同下逃往112师师部。

　　22日，常恩多和万毅等通电全国：“缪奸与敌妥协，人赃俱在。本师长……出于个人义愤和所部拥护，仗义锄奸。”通电希望“全国各族同胞、抗战志士口诛笔伐卖国贼投敌汉奸缪澄流”。这就是“九二二事件”。

　　但是，于学忠却听信了缪澄流的恶人先告状，于24日致电常恩多：“据缪军长电称，你师万旅在东盘闹事，实属不幸！望将事实真相速即报来。”

　　9月30日，于学忠派政务处长郭维城、参谋处长张佩文到111师调查“九二二事件”真相，写了报告。蒋介石收到于学忠和常恩多的报告后发来电报，斥责常恩多“虽云忠党爱国，亦难逃犯上误国之咎”云云，在另一份文件中还指责万毅“思想左倾”，实际上蒋介石已经动了杀机。

　　“二一七事件”：1940年10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病的常恩多受到副师长刘宗颜、参谋长陶景奎、331旅旅长孙焕彩、666团团长刘晋武等反动分子的包围，听信了他们对万毅进的谗言，比如说万毅跑到八路军的区政府，叫他们不要给111师提供给养，等等。

　　1941年2月17日，他们在万毅到达师部后，下了他的枪，把万软禁起来，随后又向于学忠谎称万毅要辞去333旅旅长职务，改任111师附员，万毅实际成为囚徒。

　　中共中央对万毅被扣押十分关切。3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一）请将常部中我们组织此次遭受破坏详情电告。（二）望设法调查万毅及其他被扣的同志及进步分子的下落，并尽力设法营救他们。（三）将常师中还有的组织调查清楚，将已暴露的同志及进步分子紧急撤退，并收容他们到我军工作。”

　　遵照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派谷牧率一个连靠近111师驻地，积极设法营救，但不得其门而入。

　　以万毅被扣为标志，111师在“清除左倾分子”的口号下，开始搜捕、杀害进步分子。111师工委书记张苏平、委员曹健华、电台台长李政宣及其妻子被扣押。万毅的警卫员李福海和对万毅被扣表示不满的上士胡铁男等被杀害。中共党员665团中校团附管松涛被迫撤离。

　　1941年冬，万毅被押解到于学忠的总部。1942年2月，日军“扫荡”鲁苏战区总部，于学忠率总部离开沂水向诸日莒山区转移时，115师政治部民运科长彭亮遭杀害。

　　“八三事变”：1942年7月，蒋介石给于学忠发来电报，要秘密处决万毅，于学忠认为这样做不妥，决定对万毅进行公开审判。

　　8月2日上午，对万毅进行军法会审，给万毅加上通日本帝国主义、“双十二”事件从犯、“奸党嫌疑”等三条罪状。

　　同日，常恩多病危，委托曾当过张学良秘书的总部政务处长郭维城在他去世后掌握这支部队，并交给郭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公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常恩多。八·二”

　　当晚，郭维城去看万毅，告诉他，将在常恩多逝世后举事，以实现张学良的主张，届时将派人来接万出去，请万帮助掌握部队。郭走后，万毅考虑，从法官宣布自己的三条“罪状”看，肯定要判死刑，执行就在这几天；而郭维城举事成功概率很小，且兹事体大，并未征求中共山东分局意见，于是，当夜越狱，向中共山东分局报告。

　　3日，于学忠得知郭维城事先曾去看望万，向郭查问。郭怕事发，同常恩多商量后，决定提前于当天在甲子山区址坊举事，史称“八三事变”。

　　5日，山东分局听取万毅汇报后研究对策，认为事变是蒋介石分裂倒退政策逼出来的，性质是正义、进步的，应予支持。但因缺乏群众基础，且反动势力很大，估计部队可能出现混乱。分局决定立即派万毅和曾在该部工作过的王振乾到该部协助常、郭掌握、稳定部队。

　　由于举事仓促，成分复杂，6日、7日，部队大部哗变，叛变分子释放了被扣押的反动军官刘宗颜、陶景奎、刘晋武。他们立即进行反扑。常、郭率余部2000余人撤离驻地甲子山区，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途中常恩多病逝。山东分局决定该部番号不变，仍称111师，由万毅任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任政治部副主任。

　　皖南事变后，在山东的东北军内部斗争和分化加剧的同时，顽固势力气焰嚣张，同八路军摩擦的事件剧增，接连发生了邵疃事件、黄疃事件、边联事件、沟洼事件、银厂事件。八路军和东北军关系转坏。

　　邵疃事件：1941年1月，顽固派李衍修、许树声等部越过莒日公路南下，侵入日照几个区。23日，中共领导的日照县抗日武装将李、许等部包围于邵疃、山子河等地，孙焕彩率部侧击日照县抗日武装，造成30余人牺牲。

　　黄疃事件：3月2日，111师又策反了山东纵队二支队独立营朱信斋部，杀害山纵派入该部的教导员董振彩等9名干部和日照第七、第九区地方干部近百人。

　　边联事件：东北军112师683团团长张本枝于1941年4月25日纠集地方顽固派王洪九、李以锦等部2000余人，乘日军“扫荡”之际，侵占鲁南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地区，烧杀抢掠，活埋中共地方干部和群众77人，劫走民兵枪械2000余支。

　　沟洼事件：与边联事件同日，111师在常恩多默许下，偷袭驻沟洼的中共日照县委和县政府，日照县委和政府有8名工作人员牺牲，3人被俘。

　　银厂事件：10月27日，张本枝又勾结王洪九偷袭四县边联的银厂村（今属苍山县），鲁南军区政治委员赵镈突围后又返回处理一份机密文件、不幸与许善修等10余人被俘。11月13日，赵镈等被杀害，史称银厂事件。

　　面对东北军中顽固势力的挑衅和进攻，山东八路军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实施了必要的反击。但是就在这关系紧张的时候，也不忘必要的联合，注意了“有理、有利、有节”和区别对待，有打有拉。

　　八路军的反击具体表现为三打甲子山。

　　1942年8月14日至19日，115师发起第一次甲子山战役，协助事变后的111师收复原驻地甲子山。于学忠很快任命孙焕彩为111师师长。这样，山东就出现了对立的两个111师，以万毅为师长的111师于是又称新百十一师。10月初，孙焕彩部占领了甲子山。115师组织第二次甲子山战役。不久，日伪军进行“扫荡”。大敌当前，八路军为避免两面作战，撤出了战斗。

　　11月间，山东八路军准备发起第三次甲子山战役。11月30日，朱瑞、罗荣桓、陈光、陈士榘就对东北军的对策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并彭德怀、滕代远：“（一）我沂蒙地区对东北军不宜逼近，应对之实行疏通，求得缓和。（二）百十一师叛部趁敌向我‘扫荡’再夺我滨海甲子山区，并不断深入我中心地区抢劫财物，捕杀我之工作人员，决给予反击，收复甲子山区，并配合我对泰（安）临（沂）路北各地方势力的统战活动，求得军事活动不致扩大。（三）甲子山区被百十一师叛部控制，威胁我滨海中心地区，对鲁南反敌蚕食巩固沿海某些地区均不利，且使我主力限于不易机动地位。（四）为应付山东将来情况的变化和不致造成我军与东北军的对立，拟以百十一师万毅部面目出现收复甲子山区，我则以调节面目出现，使此事件尽量成为局部地方性来解决，并以资疏通关系。”这一电报提出：在讲斗争的同时，注意到有理、有利、有节，把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在打击孙焕彩的同时，对北沂蒙的51军实行疏通，并拉拢孙焕彩部刘晋武任旅长的333旅。

　　1943年1月10日，罗荣桓、陈光、陈士榘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收复甲子山区反顽战役，在打击最顽固的孙焕彩331旅，分化拉拢刘晋武333旅之方针下，经半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完满结束。”

　　甲子山战斗后，山东八路军加强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争取同东北军共同对敌，力图缓和因甲子山战斗而引起的紧张关系。

　　1月28日，朱瑞、罗荣桓、陈光致电刘少奇，报告山东情况。对统战工作，电报写道：“最近已将统战部重整，将向于、李积极进行疏通工作，以一切方法直接打通与各友军的联络，除用报纸表明我对坚持山东抗战及对李部入鲁态度外，拟以陈、罗名义向朱彭请求转重庆军委会。令于学忠与我打通联系，此处拟于旧历年在山东各地普遍召集各界联欢会，扩大我军影响。”

　　3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对吴化文等部的对策。电报说：“第四师吴化文投敌后，东京已广播吴投敌后谈话，公布吴为和平救国军山东方面军总指挥。传说51军军部被吴解决，这是鲁中形势一重大变化。”“如果他讨伐东北军，我应争取东北军共同作战，从而恢复与51军关系，逐渐造成对我有利形势，现鲁中军区已写信与百十四师联络。”

　　3月20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政治部发出关于友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敌最近连续‘扫荡’于学忠战区”的形势下，“我应对友、顽展开全面的疏通团结工作”。“指示”提出4项对策和措施：（一）各地友军，不管过去对我们关系如何恶化，目前皆应利用一切关系，写信、派人与之联系。在各种会议与报刊上，我们应提出愿与一切友军恢复旧谊，精诚团结，度过最后难关。这一工作必须不急求功，要有耐心。（二）友军遭敌‘扫荡’时，我们应有力地予以配合，但不应过于集中使用兵力。友军的伤兵、散兵，予以有效医治。收集来的友军资财全部退还，友军接近我根据地时，尽力予以帮助。（三）在敌‘扫荡’中，友军放弃的地方，我应相机以小股部队予以控制，但不必马上建立民主政权。友军存放的资财，我们一点不动。友军回来时，应主动与其联络。某些阵地他们非要不可，否则将有碍大的团结时，我们可作某些让步。让步时可大量张贴标语，申明愿与一切友军恢复旧好。（四）如个别友军无端向我挑衅，我应尽量忍让，势非摩擦不可时，应先报师及军区批准，才能实施（当然我们自卫的立场是不改变的）。

　　“指示”指出：“这一工作应以东北军为主要对象。最近鲁中军区在吴化文投敌后，已与百十四师互通函信。鲁南军区在友军退走后，相机收复大炉。51军开始提出非回大炉不可。我婉辞交涉，说明大炉是我旧驻地，是万（春圃）支队长家乡。后我将友军存放大炉之资财全部送还，乃作罢。估计李部入鲁一时不易实现，于部在‘扫荡’中遭严重损失，目前大小地方实力派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这一工作可能收效。”

　　“指示”要求各地订出具体执行计划，并将布置情形及成果。经验及时报告。”

　　三打甲子山以后，山东八路军对东北军主动、细致、真诚的统战工作，不仅弥合了三打甲子山后双方的紧张关系，而且促成了阻李送于战略决策的实现。

　　充分认识和利用于李矛盾，制定阻李送于战略决策

　　自从于学忠率部进入山东后，就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国民党内部顽固派和中间派矛盾的反映。

　　据长期担任于学忠副手，曾任51军军长和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回忆，1941年，沈鸿烈企图联合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鹿钟麟共同反共，遭到走中间道路的于学忠的抵制。沈鸿烈派刺客在于学忠行进途中扔手榴弹。于迅速卧倒，只受轻伤。刺客随即跑进八路军防区。沈企图以此挑拨于学忠和八路军的关系。八路军识破其阴谋，将刺客交到鲁苏战区总部。刺客供称是受沈鸿烈党部委员李子虔持沈之亲笔信指使。经检查，那封信确为沈鸿烈之笔迹。于学忠乃向蒋介石控告沈鸿烈。蒋介石把沈调回重庆，任命沈为农林部长。随后任命牟中珩为山东省主席。（据万毅回忆，刺客就是“九二二”锄奸中给缪澄流通风报信的韩子嘉，原任112师334旅667团1营营长。刺客是被当场捉住的。）

　　沈鸿烈离开山东后，沈系的国民党军吴化文部和张步云部先后投降日寇，当了伪军，并频繁向于学忠进攻。于学忠部处境日益困难。

　　与此同时，沈鸿烈在重庆大造倒于的舆论。蒋介石决定把于学忠部调出山东。

　　1943年1月初，国民党方面向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提出，是否可以以李先念部撤到江北作为于学忠部移出山东的条件。周、林将此议向延安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认为李先念部无处可动。此议作罢。

　　蒋介石自然不会同意于学忠无条件撤出山东，于是决定让在皖北的李仙洲部入鲁接替于部的防务。

　　李仙洲，山东长清人，黄埔一期毕业，是蒋介石嫡系中著名的山东籍将领。1938年1月任第九十二军军长。早在1939年，为增强国民党军在山东的力量，蒋介石密令李仙洲部东开，准备入鲁。1941年春，李部由湖北通城北进到安徽阜阳一线。皖南事变后，李仙洲率部一面同新四军摩擦，一面为入鲁做准备。

　　在阜阳，李仙洲派遣大批人员到山东，同各地方实力派和伪军联络，有的互派联络人员，交换情报；有的建立无线电联络，有的建立联络站、情报站。山东很多地方实力派和伪军听说李仙洲要入鲁，纷纷派人到阜阳联络，要求加官进爵，伪军则要求得到“曲线救国”的护身符。很快，李仙洲便同鲁南的王洪九、刘桂堂、鲁中的吴化文、厉文礼，滨海的张步云，胶东的赵保原取得联络。国民党在山东的军政中心便由山东敌后移动到阜阳。

　　1943年1月，于学忠与李先念交换未成后，蒋介石命令李仙洲入鲁，并晋升李仙洲为第28集团军总司令。但此时第28集团军只有一个九十二军。因此，李仙洲准备将吴化文、刘桂堂等部都扩编为军。

　　李仙洲这些动作是在挖于学忠的墙角。于学忠为保持自己在山东的地位，即以山东省主席牟中珩的名义，将山东所有小股地方武装统编为县和专署的保安队。同时对同李仙洲眉来眼去的驻滨海北部的保安第2师张步云部，以不听指挥为由，进行讨伐。至此，于学忠和沈鸿烈的矛盾便演化为于学忠和李仙洲的矛盾。

　　1月27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提出对李仙洲入鲁的对策：“以强调疏通团结为主，鼓励与推动它与敌积极作战，对其非友好行为，多用善意批评态度，除万不得已不要轻易使用武装反击。”“我各兵团在日寇大‘扫荡’下，须利用李部入鲁遭受困难，东北军自身难保之际，有力地进行疏通团结，减轻军事行动，军事上严守自卫原则，静观变动。”

　　3月初，李仙洲的主力越过陇海路进入鲁西。3月上旬，李部第142师越过津浦路进入鲁南。6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西北，胡宗南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在华东，李仙洲加紧了入鲁的步伐。

　　李仙洲入鲁近半年来，其第142师进入鲁南后，打着“驱逐逆流，收复失地”的口号，勾结刘黑七，进攻并强占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山亭、白彦、大炉等要地，摧毁抗日民主政权，杀害民主政府干部，还扬言要把八路军撵到老黄河以北去。

　　经过静观，山东八路军领导一致认为，对于李仙洲部入鲁反共应予阻止。7月4日，罗荣桓、朱瑞、黎玉、萧华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报告了阻李送于的部署：“对于部西开不加箝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对李部东进北上，尽量迟滞其时间，并在自卫原则下，乘其伸入我根据地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一部之打击，但不放松与之政治疏通及扩大敌顽矛盾。对于于部附近之地方部队，争取可能争取者，歼灭某些最坚决反共部分，力求控制鲁中山区及莒日诸间山区……”

　　7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山东分局；“同意你们对付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

　　这一期间，于学忠决定，不等李仙洲前来接防便撤出山东。他按照同八路军的约定，在撤离时，以烟火为号，八路军即去接防。于部则经坦埠、旧寨，通过鲁中根据地八路军的防地，撤往鲁西和鲁南，转道至安徽阜阳。沿途，八路军筹备粮草，予以欢送。

　　对于于部撤走后空出来的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山东八路军抢在这些防地周围的日伪军之前予以控制和占领。

　　7月26日，罗荣桓、黎玉向中央军委和集总报告：“我们四日部署，由鲁中、滨海各以有力一部分别恢复沂山、五连山区。本月初，部队开始出动，后与土著、敌军及伪军共计战斗十余次，目前第一步任务已基本完成。鲁中部队除控制北沂蒙百十四师地区及占领沂山大部，并以有力一步伸至青沂路东，占领原百十三师地区之大部。滨海部队完全控制日莒诸间五连山、马耳山地区。因张步云投敌，配合敌伪向我‘扫荡’，部分地区得而复失。共计俘虏及和平争取人枪将近两千左右。现正巩固既得阵地，并继续向空隙地带发展，以求部分贯通各战略区之任务。”

　　占领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大大改善了山东八路军对敌斗争的战略地位，为在山东实施局部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阻李送于的决策所以能够实现，山东八路军对东北军长期的统战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于学忠撤出山东后，被蒋介石免去鲁苏战区总司令职务，改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一闲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给了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官衔。1949年初，蒋介石胁迫他去台湾，他避居四川乡间，准备迎接解放。

　　新中国建立后，他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1964年病逝，享年75岁。